光荣之路

“告诉你们，你们怎么去采访的，何时去的，我都知道，包括住哪个宾馆，坐谁的车……”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上海 　　2010年9月，陈光标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本刊记者在下面旁听。结果，陈以时间紧张为由取消了同学们的提问环节，随后匆匆离去。本刊记者紧随其后，就相关捐款落实问题对陈展开采访。 　　匪夷所思的是，对本刊及同行记者在其家乡和南京的调查采访，陈光标了如指掌，连租过谁的汽车、住过哪间宾馆、采访了谁，以及身份证号码，他都了如指掌。而且，采访期间，本刊记者还接到了他发出的污蔑短信。 　　本刊记者得知，陈还获知了多位前去调查其捐款虚实的媒体记者的信息。而后他采用手段进行封杀，使得质疑者声音尚未发出，稿件已经胎死腹中。 　　 人物周刊 ：我们听到很多对你质疑的声音，其中包括你假捐。 　　 陈光标 ：他没有收到我(的东西)，政府都给我证明，什么材料，这都有的。 　　 人物周刊 ：你名下的南京黄埔集团公司所在地，位于南京江宁的减灾救灾中心，你曾经说捐出去了，但你们依然在里面办公，这个房子的产权是归你吗？ 　　 陈光标 ：产权是国家的，我除了一张床，我住(做)的一切都是国家的。 　　 人物周刊 ：那么，南京减灾救灾中心这幢建筑，在哪个单位的名下呢？ 　　 陈光标 ：哪个单位都不很重要，重要的就是说我那个免费，已经3万多人(去培训过了)。你不是去房产局查过了嘛，对不对？房产局都给我打了电话，知道吧！ 　　 人物周刊 ：你曾说要把自己财产全部捐出去，举行个公证仪式，什么时候公证？ 　　 陈光标 ：你还年轻，小伙子，可以搞其他(人)，到我，你要注意，我只能这样提醒(你)。如果我危害了社会，危害了人民(你可以来调查)…… 　　 人物周刊 ：我没有说你危害人民。 　　 陈光标：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有关部门)正在为这个很恼火。已经有部门点到你了，你要把这些事情搞清楚…… 　 　人物周刊 ：那么，陈总你还知道去年贵公司在工商登记上面的销售额是多少钱吗？ 　　 陈光标 ：这个我没有必要给你讲我经营的情况……你扰乱了社会和谐。 　　 人物周刊 ：你曾说给家乡捐建的农贸市场给当地政府了，可我们发现，这个产权还是归你弟弟所有。 　　 陈光标 ：这个归哪个所有，你去看看，政府都给我写了收条和证明，都在我家。 　　 人物周刊 ：但是产权上还是你弟弟。 　　 陈光标 ：这个根本就没有产权。 　　 人物周刊 ：租户们说你弟媳妇每个月还去收租金。 　　 陈光标 ：你听我说啊，你可以录音，(我弟媳妇)如果收哪家一块钱的租金，我马上奖励给你100万…… 　　 人物周刊 ：农贸市场前面的门面房总共33套，已经被你和弟弟卖出去了。 　　 陈光标 ：卖出去没卖出去这个我不知道。 　　 人物周刊 ：你这个有没有赚钱？ 　　 陈光标 ：不是赚多少钱，是每天都在亏钱。那个地点我是花130万租的。 　　 人物周刊 ：租了多少年？ 　　 陈光标 ：租了多少年，我现在不知道了。 　　 人物周刊 ：你建的那个老年活动中心，占了几十亩耕地。老百姓说一亩地只拿到23600元的赔偿。 　　 陈光标 ：我(一亩地)总共花了大概3.6万。还有，我没有收老百姓门票啊。 　　 人物周刊 ：你捐给中心小学的电脑后来又要走了？ 　　 陈光标 ：天岗湖(陈光标老家江苏泗洪县)中心小学去年给了50万现金，这个通过江苏省光彩会打进去的。50台电脑被偷走了，把外壳留下了，把里面机心都偷走了。 　　 人物周刊 ：你在老家捐建的老年活动中心说是捐了，最终那个产权是归谁？我们听说还是你拥有。 　　 陈光标 ：产权归谁不归谁，我认为这个不重要。我父母也都快过70岁的人了，讲不好听的话，我以后我还带着孩子回家去住吗？不可能的。肯定还是政府，这个我是为了管理更好一点。 　　 人物周刊 ：就是说现在产权还在你的名下。 　　 陈光标 ：那个没有产权。 　　 人物周刊 ：没有办产权？ 　　 陈光标 ：没有产权，你查产权，它没有产权，因为我都付了，以后还政府的。 　　 人物周刊 ：你在青海玉树捐建46所小学没问题吧？ 　　 陈光标 ：我捐建的都有证明，都有收据，那都是假的？！你听我说，我们要谈，你就不要录音，一录音，我就不讲了。 　　 人物周刊 ：你干了那么多好事，对你很了解的家乡人，为何还不感谢你呢？ 　　 陈光标 ：在我老家讲我不好，那是很正常的。我帮助了那么多人，90%的人都不懂得感恩…… 　　 人物周刊 ：我们看到一个数据，你的拆迁工程60%都是通过做慈善得来的，是这样吗？ 　　 陈光标 ：没有60%……(发怒)告诉你们，你们怎么去采访的，何时去的，我都知道，包括住哪个宾馆，坐谁的车……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陈光标审阅) 转自：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1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人物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中国一些领域存在的过度行政化现象正制约着人才的发展，不仅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事业单位，文化、体育领域也难逃权力的牵制和干扰。专业人才和技术人员被现存体制裹挟着进入行政层级的上升通道，无论是从待遇，还是话语权来说，都远不如行政领导，在一些行业中，讥诮的流行语“狼多肉少、先给领导”，即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尽管我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极力强调“去行政化”的重要性，但在官本位的价值体系和利益驱使下，只有顺应和服从现有的规则，个人才华才能得以施展。 　 　政府干预导致泛行政化 　　“现在各个领域都存在行政权力的膨胀，权力会影响到个人机会的获得和才华的发挥，人才唯一的机会就是升迁，上级的好恶往往决定一个人能否被提拔上去。”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李惠斌说。 　　泛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与中国对人才的渴求越来越凸显出矛盾，无论是人才的产生、成长，还是发展，这一模式都日渐不合时宜。一方面，当前的模式并不具备人才产生的土壤和环境，另一方面，即使能够在体制中生存和适应，最终也会被一种长久以来已经固定的单位“潜规则”所同化。 　　在中国急需从人力资源大国转为人才强国的背景下，“去行政化”显得尤为重要。去年6月出台的《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即明确地将“去行政化”作为今后的目标之一，为人才开道。《纲要》称，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其实，行政制度建立的初衷并非是想阻碍专业人才的发展。相反，官僚体系中严密的科层管理旨在为人才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即使是“官本位”意识大肆流行，似乎也并没有“主动”疏离人才。然而，现实中的行政管理体系却与专业人才切切实实地产生了摩擦。专业人才从最初利益分配欠缺公正下的不满情绪，转变到了面对既成利益格局的绝望心态，早期的愤怒、跳槽等全力避让的方式，到今天已转变为消极的认同，力争在“赢家通吃”的格局中获得有利位置。 　　“行政化倾向对于科研人员的研究、人才的成长确实形成了体制障碍，已经到了让人无奈的程度。”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认为，“到底什么是行政化？它的具体指向是什么？是不是人才不需要管理？”吴江说，行政化的问题从宏观上来说是政府的行政，微观上则是一个单位具体的管理模式，而政府的行政是根源。以科研领域为例，科研需要立项，首先要解决资金投入的问题，在中国，很多项目都是国家立项，而西方国家一般都是由基金会来操作。“既然是国家立项，政府就要保证资金的安全、质量和有效性，能不能做、由谁来做，政府都需要考虑，然后由政府部门进行申报。”吴江表示，在立项过程中，管理部门确实具有生杀大权，而在国外，通常由脱离政府的专业委员会来对项目进行评估。 　　国家通过行政等级标准，确定了包括科学领域在内的各领域的社会等级，从而将社会的各个领域都纳入了国家官僚体系，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话语权。大学被分为副部级、正厅级，科研机构被分为厅级、处级。科研项目的申请与科研成果的评价等往往受到科学家职位高低的影响，这种科研对行政的依附性管理使政府对科学具有相当大的支配权力。 　　“政府不该管的，就应该下放，政府现在直接管的太多了。比如评职称，现在很多职称还是由政府来评，政府怎么能评价一个科研人员呢？”吴江说。 　　始于1990年的职称考试被看作是行政权力掌控人才标准的突出反映。专业技术人员要想成为国家承认的“人才”，就必须跨进这第一道门槛。“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用人主体自己会衡量，而职称评定却是由国家来确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丁大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人力资源市场化的今天，用人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国家。国家要做的是控制职业准入资格，比如会计、律师等等，但入职以后，国家完全没有必要再插手。 　　吴江认为，政府就应该转变职能，下放管理权限，让单位有更多的用人权。他表示，虽然我们现在在这方面进行改革，很多项目由专家来进行评审。但从长远来看，无论是从立项还是资金分配上，都应该减少完全的行政操作行为，让行政权力和专业领域各归其位。 　　 人事之累 　　政府职能的模糊和对专业领域的干预是泛行政化的第一个层面，而另一个层面就是管理方式的行政化。具体到一个单位，则涉及资金分配、奖金分配、绩效工资和职称的确定，应该由谁来决定的问题。 　　“以前的出国名额比较少，也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很多单位都是由领导来决定，领导看谁比较乖就把名额给谁，所以跟领导搞好关系就变得很重要，很多人出国之后就不回来了，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李惠斌说，现在的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是普遍存在的长官意志仍然对人才的机会得失起决定性的作用， 通晓人事成为人才谋求自身发展不可或缺的本领，长期以来，成为让他们无法喘息的负累。 　　科层制决定了只有达到一定的级别之后，才能享受到某些资源，级别和待遇挂钩的科层制决定了人才的追求目标从提升个人才能转向了职务晋升。“为什么在高校，一些人当了教授之后，还要争着当科研处长，因为涉及课题，不当处长或者领导就当不了课题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没有行政位置的话，这些资源就拿不到。学校的荣誉一般都是给那些‘双肩挑’的干部。”李惠斌说，所谓的“赢家通吃”使人才拼命地挤进领导的行列。 　　 “在一个具体的单位需要加强民主管理。比如职称评定、论文获奖，完全可以由专家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来做出决定，然后通过行政组织确定，管理是不可缺乏的，只不过要走民主管理的方式，一定要有业内的专家、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才参与到管理当中去，赋予他们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让人才得到最好的发挥。”吴江表示，资源永远是不够的，但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和分配至为重要，标准应该是大家公认的、制度化的，在单位内部，公开、民主、竞争、择优应该是一个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以价值实现价值，用财富回报财富。”吴江说，探索行政权力的退出机制，最终建立独立于权力体系之外的评价体系，才能真正为人才营造宽松的环境。 　 　高校行政化尤为突出 　　人才与行政化的冲突在高校中尤为明显，教授在高校官僚体制中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成为教育领域的人才困境。2006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阿忆在博客中晒工资，让高校教师的收入状况公之于天下。他将自己在北大做副教授所得收入一一列出，共计4786元，称每月能从北大得到的工资太少，“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个人博客发表题为《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的文章，表达了对自己所在学院院长的不满和对行政操控学术的愤怒。“张鸣事件”随即引发了人们对高校行政化的再次关注。 　　“高校的具体情况有些特殊，这是由其背后的体制问题决定的。政府想给予高等院校特别是一些重点高校更高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怎么衡量？只能自觉不自觉地用官位来衡量，所以给了40多所重点高校省部级待遇，一些校长成了副部级，这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吴江说。高校的社会地位用行政级别来衡量造就出了浓厚的行政文化，长久看来不利于高校发展，每所大学的校长都希望能获得副部级待遇，司长去当校长、校长在不同学校的互换，都是基于行政调动。 　　至于学校内部的管理行政化，也与这一文化有关，待遇、配车等层层都按行政级别区分。“改革需要一个过程，需要营造一个大的环境。现在很多方面也在好转，我知道的很多二级教授的待遇就高过校长。目前的事业单位改革也在尽力去除行政化，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当中，问题还是存在。”吴江说，只有当学术远离权力的时候，各方呼吁的教授治校，才能真正实现。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10.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风窗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岳建波在矿井下 岳建波和妻子在家里 岳建波在演出 岳建波在练习长跑 岳建波上井后在澡堂里 　　这个通道连接着两个世界：一个地上，一个地下；一个光亮，一个幽暗；但有时候，一个过于束缚，一个反倒清净。 　　在这两重世界之间，岳建波已经“穿越”了9年。他今年31岁，在山西省阳泉市一个国营煤矿上班，是中国上百万煤矿工人大军中的一员。 　　4月初的一个下午，太阳暖洋洋的，岳建波像往常一样，换上散发着汗臭味的工作棉服，提上一个分辨不出颜色的挎包，走到这个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口。 　　“不了解我的工作，你就无法理解我现在做的一切。”这个矿工眯着眼睛说。他是近视眼，带点散光，但从不戴眼镜，因为“不想把这个世界看得太清楚”。 　　在地上世界，这个煤矿工人是一个摇滚歌手。他不懂乐谱，不会玩乐器，歌唱得也“不咋地”，他的“陷乐队”甚至只有他一个人登台表演，但这些并不妨碍他玩得津津有味，甚至还玩出点名气。 　　他还是一个长跑爱好者，经常自费参加全国的马拉松比赛——从未拿过名次，但乐此不疲。 　　因为这些爱好，周边的人视他为“怪人”，认为他“不务正业”。不过岳建波不在乎这些，他略带着点结巴说：“别人怎么看我都无所谓，我只是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黑》：我瞎了一只眼，我瞎了第二只眼，我瞎了第三只眼，我瞎了所有的眼 　　在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口，缆车循环地转动着。每个缆车只有一根柱子一个座。 　　矿工们习惯叫缆车为“猴车”。“过来一扒，像猴子一样坐上去，所以叫猴车。”岳建波打趣地说。 　　一辆猴车过来，岳建波把挎包往背后一甩，双手扒住柱子，骑在座位上。猴车缓缓下行，他把头靠在柱子上，摆弄着手中的矿灯。 　　很快，地上世界的景物和光亮消失了。在寂静的通道中，“滴答滴答”的水滴声显得清晰透亮。 　　9年前，岳建波拿到了到矿井下工作的分配通知书。在他父亲退休后的第二年，父子二人成为工友。 　　在阳泉这座以煤炭为主要产业的城市中，矿区人口占了城市人口的1/3。就像农民祖祖辈辈固守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样，生活在矿区的20多万人中，相当一部分世代相袭，固守着地下的那个世界。 　　岳建波打小就不喜欢煤矿。他听说过煤矿上经常死人，也见到过皮肤里渗着煤灰的矿工，其中就有他的父亲。 　　小的时候，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老师和邻居们总忘不了夸奖他几句：“这孩子将来一定能上个好大学。”他也在这些夸奖中暗暗设计自己的人生：考个大学，最不济也上个中专。然而两次中考失利，之后他在父亲的劝说下，上了当地一个技校，学的是家电维修。技校毕业两年后，他拿到了分配通知书。 　　他的第一念头是“不干”。回到家中，他和父亲说了自己分配的工作，到井下做瓦斯设备检测。父亲点了一根烟，沉默一阵后告诉他：“井下有什么不好？我不干了一辈子嘛。有份工作不容易，你就知足吧。” 　　他的父亲出生在山西省左权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先是当兵，复员回家后赶上阳泉一个国营煤矿招工。1974年他成了煤矿工人，在井下足足干了27年。在他的一生中，成功地让整个家庭摆脱了农民身份，但没能力让这个二儿子摆脱矿工身份。 　　“那有什么办法，咱没有一点关系，也没有钱。”父亲说。打心里，他并不想儿子步自己的后尘。 　　最终岳建波屈服了。他知道父亲说的是事实。他的两个儿时伙伴，一样都是煤矿子弟，也一样读过技校，但在他拿到分配通知书时，他俩的工作还没任何着落。两人落实工作，是在他下井几年之后的事了。 　　不过他并不甘心。后来的日子中，这个年轻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路。最终，“摇滚改变了生活”。不上班的时候，他是摇滚歌手，用音乐“玩儿”，也用音乐表达；上班的时候，他则是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到那个幽暗的世界“混饭吃”。 　　大约10分钟后，猴车到达终点。岳建波的脚踏在了这个煤矿的“594点”。这意味着，他到达了地下594米的地方。 　　下了一段长长的台阶，拐个弯，走上10多米，就到达运输巷口。在这个地方，岳建波和他的同事们，即将坐上被叫做“人车”的有轨电车，前往各个工作面。在井下有3种车，除了猴车、人车外，还有一种是货车，运输煤炭和井下设备。 　　从下猴车的地方到运输巷口的这段通道，全部是乳白色的大理石铺面。岳建波说，这是最近两三年才铺的，有人定期擦拭。“全是形象工程。领导来视察，就走到这里。记者拍个照，回去一宣传，还以为煤矿工人的条件有多好呢。”他使劲跺了一下脚，嘟囔着说。 　　走出这个光鲜的地方，真正的地下世界出现在面前：巷道里的风呜呜地响，冷光灯发出的光亮，仿佛被黑暗吞噬了，如果没有矿灯做标志，根本看不清10多米外有人在走动。 　　去年，摇滚歌手岳建波给矿工岳建波写了一首叫《黑》的歌。歌词只有4句话：“我瞎了一只眼，我瞎了第二只眼，我瞎了第三只眼，我瞎了所有的眼。” 　　“有人说我写的歌屁都不是。没有下过坑的人，理解不了我的歌词。就比如《黑》，只有在井下，你才知道什么叫‘黑’，才知道所有的眼睛都不管用。”风呜呜地响，一阵阵阴森的冷，岳建波裹了裹棉衣。沉默了一阵，他突然又接着说：“地面上其实也挺黑。” 　　他的一些工友很理解他。在这个8000多人的国营煤矿上，有不少岳建波的“粉丝”。老刘就是其中一个，他最常说的话是“小岳唱出了我们煤矿工人的心里话”。 很快一辆人车过来了。岳建波坐下后，车子启动，“咣当咣当”响。 《窑工》：800米下的动物世界，生生的弄死个人 　　行驶10多分钟后，人车停下，岳建波在第一站下车。车子还要继续前进，在前方还有几条巷道。 　　下车的地方有一条巷道，长1.5公里。他今天的工作是检查这条巷道中的瓦斯监控设备。每遇到这样的设备，他都要过去看一眼。碰到电话，他还会和井上的控制室联系。 　　相对于人车行驶的巷道，这条巷道要亮一些。巷道顶上犬牙交错，一根根钢筋裸露出来，仿佛稍有动静，这些钢筋就会扎下来。水鞋踩在水泥路面上，发出的声音能回荡很久。 　　上海摄影师陈晓峰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岳建波，后来曾专门到阳泉，与他同吃同住同工作4天3夜，给他拍摄过一组照片。陈晓峰走到井下巷道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世界的尽头到了”。他说，在井下自己“就像老鼠一样”，面对“从未有过的黑暗”，感觉“非常压抑”。回到地面后，他想，再也不下去了！“我想象不出那些每天下井的矿工们是什么样的心境。”陈晓峰说。 　　半道上有个小巷，岳建波钻了进去。突然一声响动，他稍一弯腰，摸了摸头顶的安全帽。“没事，经常会有这样的声音。”他说。 　　一路上，只碰到不到10个人。每碰到一个人，双方都要拿矿灯互相照一下。这算是打招呼。 　　“说实话，一个人走在空洞洞的巷道，心里还是非常害怕的。”岳建波笑着说。 　　这条巷道里风很大。走路出了满身的汗，风一吹，一会儿整个身体就透心凉。岳建波的棉服已经有一年多没洗过了，因为“洗了也白洗”，一趟下来，棉服就全湿透了。 　　20多分钟后，他走到了工作面。那一天，这个工作面没有生产，矿工们在庞大的采煤机旁扎堆闲聊。 　　工作面看起来似乎更加可怕。一根根液压柱支着黑漆漆的顶部，不时还会有小煤块掉下来。但闲聊的矿工们看起来若无其事。 　　这个地方没有一丝风，待一会儿就热得要命。矿工们说，要是生产的话，工作面上的情况还要糟糕，不仅热，还到处是粉尘，说句话就会吃进去不少。 　　一线的矿工们本来配发有防尘面罩，可没有几个人愿意戴。因为一戴上，连气都喘不上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一干就是8个小时。 　　早在2007年，岳建波就写了一首反映矿工生活的歌，《窑工》。在那首歌中，他写道：“破衣裳、烂雨鞋，针个盈盈的疼；阴凉凉的黑洞洞里，四疙瘩石头夹疙瘩肉；黑脸脸、灰脸脸，醋个溜溜的酸；800米下的动物世界，生生的弄死个人。” 　　“井下的人，每天都是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干活，一不小心就会把命丢了。”他说。 　　有一次，岳建波到一个工作面检查设备。设备在一根铁柱子后，但柱子已经被压弯了，他只能壮着胆子钻进去。等他钻出来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他碰到的最为危险的事。 　　这个煤矿工人平时喜欢上网，每有矿难的消息，他都会暗自哭上一会儿。 　　尽管干着最危险的工作，矿工们的收入并不高。岳建波是二线工人，按时出勤的话，月工资不过2000元。一线工人上满班，一个月挣的钱也不会超过3000元。 　　因此矿工们总是满腹牢骚。但凡听说一点不公平的事情，他们都会骂上半天。在地下这个男人的世界中，他们还会议论女人，说一些最刺激的字眼过过嘴瘾。 　　当他们从地下世界钻出来，一部分人走进小餐馆，吃肉喝酒；一部分人坐在牌桌前，赌上一场；还有一部分人，到卡拉OK厅，吼上一阵。当然，也有少许人，偶尔会到这个城市的角落，找女人消遣。第二天，他们照样钻到地下，照样发着牢骚。 　　“井下太压抑，大家总得发泄发泄。”矿工老刘说。他喜欢赌博，前几年输得一塌糊涂。 　　就是这样的工作，也有不少人抢着下井。岳建波有两个同事是临时工，几乎每个月，他们都出满勤。“一家老小都靠我这点工资活，不干不行呀。我们的合同快到期了，矿上随时可能不要我们。工作不好找，我得抓个紧，多挣点钱。”其中一个40多岁的男人说。他有两个孩子，现都在读初中。 　　岳建波是煤矿的正式职工，没有随时解聘的压力。但他和这两个临时工的同事一样，也面临着经济压力。可这个矿工并不拼命，出满勤的月份，他几乎没有。他也有满腹牢骚，他的牢骚在激情的表演，或者单调的长跑中发泄。 《灭》：我们的纯洁没有了，我们的善良没有了，我们的理想没有了 　　多年之后，这个煤矿工人逐渐习惯了这个寂静黑暗的工作环境，有时，他甚至有些喜欢。“地面上的人勾心斗角，这里反倒清净一些。”岳建波说。 　　刚参加工作不久，这个年轻人还是很努力地工作。他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换取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就像他技校毕业后那两年中，他四处打工。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时，他表现得非常好，结果老板给了他一个清闲但又有权力的职位，一些同事便开始巴结他。 　　但到矿上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地“幼稚”。 　　有一次，他扛着一根很沉的木料到一个地方。快到目的地时，和他同行的同事突然抢着帮他扛木头。他不明白怎么回事，一再说“马上就到了”，可是同事还是抢了过去。等走近一看，这个近视眼才发现，原来有个领导在角落中站着。 　　他们走过去时，领导直夸他的同事“能干”。没多久，这个同事就调到井上工作。之后他听说，这个同事也给领导送过钱。 　　这样的事情，他早就知道。技校毕业时，那些成绩远不如他的同学，纷纷找到了工作，他却只能在老师的号召下，到广东惠州打工。而在这之前，他曾为自己是班里唯一一个“考进去的”、唯一拿过奖学金的好学生，沾沾自喜过很长一阵子。那时候，他安慰自己，只要努力奋斗，总会好起来。 　　有同学曾给他出过招儿，平时请领导吃一顿，逢年过节给领导买点礼物，调到井上工作是很容易的事。可这个年轻人有些“拧巴”，打死也不去领导家，从未请领导吃过饭。有时，他甚至会让领导感到难堪。 　　早些年，煤矿上组织长跑比赛。从小就喜欢长跑的岳建波要报名参加，可是那天正赶上他上班，领导不批准。他坚决要求，领导勉强答应，并且说：“你要能跑个名次，我给你300块钱。” 　　结果岳建波真跑了个第一名。当他找到领导时，对方却不再提这回事了。 　　不久以后，他因自己的工作失误遭到领导批评，并说可能要罚款500元。那时，他的月工资不过800元。 　　一个老工友告诉他，赶紧去领导家送点礼，或许就没事了。他买了100元的礼物，摸黑走到领导家。领导收下礼物，安慰他说没事。但事后，他被点名批评，罚款500元，并要他的父母去交罚款。 　　“我非常失望。”岳建波说着，双手插在迷彩裤的裤兜里，不停地走动，说到激动处，一句话有好几个停顿。 　　后来，他又陆续被罚了好几百元。老刘和他同事多年，从来也没听说过矿上哪个人被罚款的次数和钱数有岳建波多，尽管有些人还不如他安分。 　　终于有一天，这个“从没打过架”的小伙子忍不住了，喝了一点酒后，提着酒瓶，闯到顶头上司的办公室，要把人家“脑袋砸开花”。不巧的是，这位上司不在办公室。 　　打那之后，岳建波像变了个人似的。但凡开会，领导在台上讲话，他就时不时说一些风凉话。他慢慢成为领导们不喜欢的对象。他也不再起劲干活，不再幻想领导“良心发现”，调他到地面上工作。 　　就像他写的一首叫《灭》的歌：“我们的纯洁没有了，我们的善良没有了，我们的理想没有了……” 　　早在上初中的时候，岳建波就开始接触摇滚乐。那时，他的哥哥在郑州上学，一次假期回家时，带了一把木吉他和一些打孔磁带。这些磁带曾让他着迷过一段时间。工作不如意，他又翻出那些老歌，一遍一遍地听。在井下的时候，他还时不时吼上几嗓子。 　　2003年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穿上带着汗臭的衣服，准备下井。到达通道口时，突然听到一个房间里传出吉他声。他推门进去，看到一个年纪和他相仿的小伙子，正在埋头摆弄着手中的吉他。 　　“你也喜欢摇滚？”他问这个工友。 　　对方点点头。二人随即聊起来，从崔健的《一无所有》，一直聊到最近流行的乐队。这个叫小董的工友叫来另一个喜欢摇滚乐的同事。3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决定成立一个乐队，并起名叫“探照灯”。 　　此后，没事的时候，他们就凑到一起自娱自乐。玩着玩着，逐渐在煤矿上玩出点小名气。 　　2005年，这个煤矿工人郁积的情绪，在一首名叫《没人给你面子》的歌曲中，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 《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 　　在工作面转了一圈后，岳建波从回风巷钻回那条1.5公里长的巷道。这一天的工作宣告结束。 　　还没到下班时间，可他实在待不住了。前段时间，矿上要求工人必须在井下待够8小时，否则就扣工资。“扣就扣吧，在井下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钟危险。”他恨恨地说。 　　猴车快到终点了，他跳下来，深呼吸一口，抬头看了看天空。“上面真好。” 　　在天空下停留了一阵子后，他才走向更衣室。他上来得正是时候，澡堂子里的水不太脏。如果赶上下班高峰，澡堂子的水很快就变得黏糊糊的。这里有淋浴，但大都是坏的。很长时间了，也没有人修。 　　一阵冲洗后，岳建波换上了一件灰色的运动外套，一条迷彩裤，正式回到地上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是一个摇滚歌手，一个长跑爱好者。 　　岳建波第一次以摇滚歌手的身份登台演出，是在2005年。那一年，他所在的国营煤矿举办一次全体职工活动，有人推荐他去表演。 　　活动当天，岳建波翻唱了“扭曲的机器”乐队的《没人给你面子》。没唱几句，掌声、欢呼声和口哨声此起彼伏，有观众跟着他一起吼“没人给你面子”这句词。唱完后，他以“摇滚的方式”，背对着观众谢幕。 　　这场演出后，这个说话有点罗嗦、头发稀疏的摇滚歌手在这个煤矿一炮走红。很长时间内，“没人给你面子”这句话，成为大家互相打招呼的开场白。直到现在，一些听过他演出的人，都认为那首歌让他们“痛快了一把”。 　　不过，后来有知情人告诉岳建波，坐在前排观看的矿领导，听了以后非常生气。 当年搞活动的剧场，就在他家附近。每次上下班，岳建波都能看到它。自那次表演后，他再没有在这里登过台。 　　活动之后不久，矿上组织了一次考试，选拔人到一个重要岗位。在这次考试中，岳建波的成绩挺突出。但是从未有领导和他说过什么，就像没有这回事一样。 　　“我一点也不后悔。”回忆起这段往事，他激动起来，来回走动着，偶尔还会骂上两句。 　　日子一天一天过，乐队的人也分分合合。在玩摇滚的过程中，他认识了老赵。2009年，他与老赵成立了“陷乐队”，固定成员只有他们两个。对这个名字，岳建波常常用“我陷入了你，你陷害了我”来解释。 　　在排练过程中，乐手随意弹一些节奏，岳建波即兴填词。一来二去，他倒也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歌。比如《我的工作》，歌词是“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等诸如此类的排比句。 　　老赵是个“不知名”画家，也玩过摇滚。他有些胖，笑眯眯的，戴个眼镜。在岳建波眼里，老赵是个“有学问”的人，没事的时候，他就找老赵探讨一下人生或社会。 　　“这个社会处处有不公平，你要么接受，要么抗争。”老赵告诉他，“如果接受，那不公平就会永远存在。” 　　类似的话交流得多了，煤矿工人岳建波的思考也多了。他把这些思考，郑重地写在一个黑皮笔记本上。 　　从那之后，他几乎不再翻唱别人的歌曲。凡有演出，他都尝试不同的表演风格。歌词即兴的也多，即使同一个旋律，每次唱出的歌词可能不一样。不少歌词，都反映了当下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种表演，老赵更倾向于认为是舞台“行为艺术”。 　　有一段时间，岳建波出门参加马拉松比赛之前，都会联系一下赛事举办地的酒吧。老赵有固定工作，不能随他一块到外地演出。一旦联系成功，岳建波就会带上事先录好的伴奏带，一个人登台表演。 　　前年，老赵搞了一个名为“采空区”的画展，主题是呈现像阳泉这样的资源型城市，因为地下被挖空，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摇滚歌手岳建波也去表演了一次行为艺术。他站在那里，胸前挂一块井下用的安全牌子，参观者可随意在牌子的正反面，分别写上生活中的矛盾。“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真实的生活。”他说。 　　不少朋友劝他，不要这么较真儿，生活对谁都一样。“你这样做，只会让领导对你更不好。”一个朋友对他说。 　　“无所谓，大不过被开除。”他回答说。 《两只老鼠》：他们消失了，消失在黄昏，消失在黑暗中 　　澡堂子门前是一条水泥路。顺着路往下走大约500米，就到了岳建波的家。再接着前行500米左右，就进入城市的边缘了。 　　实际上，这个矿区和城市没什么区别。同样的高楼大厦，同样的车水马龙，同样的灰尘飞扬。 　　在父母的唠叨下，2005年，岳建波与小他5岁的一个农村姑娘领了结婚证。2007年底，他有了自己的两居室。 　　压力接踵而来。房子当时的价格是20多万元，钱是四处凑的。直到现在，岳建波仍有近7万元借款没还清。他的工资本在母亲那里，由于上班不正常，里面的钱根本没多少。现在家里的开支，全靠妻子一个月不到700元的工资支撑。 　　他的父母年纪都大了。前些日子，母亲做了一个手术，父亲又病了一次，如果不是邻居发现，甚至有生命危险。父亲看了一场病，花了800多元。 　　岳建波的姥姥，早在10多年前就跟着女儿一起生活。现在她80多岁，已经有几年没下床了。父母急着要将姥姥送回老家去，怕老人万一有什么，不能落叶归根。这样的事，岳建波不能不操心。阳泉距离姥姥的老家，有150公里，坐公共汽车得倒车好几次，耗时一天，老人根本折腾不起；要是雇车，没个六七百元，没人愿意跑。 　　“处处需要钱，压力很大。”岳建波把双手一摊，露出一种无奈的表情。 　　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是因为缺钱才转变的。第二次中考后，他的分数虽没达到中专线，但完全可以上一个普通高中。当时，小他两岁的弟弟考上了重点高中，大他3岁的哥哥正在郑州读中专。 　　父母开始给他做工作，说了一大通家里没钱、供不起他读高中之类的话。当时他家弟兄3人，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母亲早先是农村户口，后来到矿上，一直打零工补贴家用。 　　岳建波放弃了高中。而没上大学的遗憾，一直持续到现在。他到各地跑马拉松或者演出的时候，总不会忘记在某个大学门口照一张照片。 　　最早和他一起玩摇滚的人，现在大都不玩了。小董是他在通道口认识的摇滚乐手，二人在一起玩了将近7年摇滚。2009年，小董“洗手不干”。工作之余，小董帮着别人搞婚庆。 　　小董的孩子已经上小学，父母年纪也大了。“只谈理想，生活怎么办？”小董叹息道，“我其实挺羡慕小岳的生活，他很自由。” 　　而岳建波则羡慕他哥哥的自由生活。哥哥中专毕业后，带着一把吉他到处流浪，后来在深圳待下来，教人学乐器为生，每个月收入5000元以上，到现在还没结婚。 　　所以，当父母催着二儿子结婚时，岳建波选择了一个农村户口的姑娘。“她的条件不如我，我的自由就大点儿。”他嘿嘿笑道。 　　至今他也没有要孩子。父母和妻子都为此唠叨过，可是岳建波坚持不要。因为他觉得，一旦有了孩子，自己可能就像小董一样，必须放弃现在的生活。好在他军校毕业的弟弟马上要有孩子了，父母的唠叨暂时少了些。 　　“不要孩子压力也大。”岳建波说，“老赵是知识分子吧，他不要孩子都有人说。我一个煤矿工人，说的人更多，有人还怀疑我生理上有毛病。” 　　哥哥也曾多次劝说他，好好工作，多攒点钱，生个孩子，让父母少操心。可是岳建波不接受。 　　“你自己都做不到，为什么要求我？”他反问哥哥。 　　一谈到这个问题，哥哥不免语塞。他说自己有些对不起这个弟弟，要是老大在家，二弟说不定就能一直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在老三的孩子就要出生了，父母正在为迎接下一代做准备，老二的压力少了些。 　　这天晚饭后，岳建波一头扎进卧室，打开电脑。过一段时间，有个马拉松赛，他已经报名了，现在正算计着如何买票才能省钱。另外，他还想在北京搞一次演出，正在联系人。 　　妻子通常坐在客厅看电视。丈夫忙些什么，她不知道，也不懂。“他做什么我都支持。他出了名不要忘了我就行。”她笑着说。 　　生活中的不公继续存在。就在前一段日子，煤矿上举行卡拉OK比赛，岳建波参加了。组织活动的一个人说，他的歌唱得不错，不过得奖的人是早就内定的，第一名给了市里主管安监的官员的太太。 　　“我也有些麻木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发生，我又能做什么？说不定过一段时间，我也就像很多同事一样了。”岳建波说。 　　第二天下午，这个煤矿工人又穿着浑身散发着汗臭的衣服下井了。就像他的歌《两只老鼠》写的一样，“两只老鼠，他们消失了，消失在黄昏，消失在黑暗中”。 （本版图片均由陈晓峰摄）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04.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64岁的孙银侠展示被打后留下的照片证据。　本版摄影：南都记者占才强   孙银侠演示“蹲马步”。 孙银侠被“针刑”吓坏了。   江苏省泗洪县，有个地方叫“那个地方”。 因为被关过“那个地方”的人，对“那个地方”叫法不尽相同。有的叫“秘密大院”，有的叫“黑屋子”，有的叫“黑看守”，有的叫“黑监狱”，有的叫“私设的牢房”，也有的叫“不知道叫什么地方的地方”，大多干脆就叫“那个地方”。 也许有人知道，但很少人愿意称呼那个地方的另一种称谓———信访学习班———被关过里面的人，自称没有接受任何法制学习，相反，他们受到的是“不许睡觉”、“面壁”、“蹲马步”、“端水盆”、“坐凉地”、“互扇鞋板”、“用棍抽”，甚至用针扎、猥亵性骚扰等等“酷刑”。 被关者多为当地“刁民”：上访告状者、拆迁钉子户等。在写下“检讨”、“保证书”，同意在协议上签字后，他们才被允许从“那个地方”放出来。 “那个地方”到底是个什么地方？虽然泗洪县官方否认有“那个地方”的存在，但在南都记者三赴泗洪面访到的被关押者中，已有数十人亲证了“那个地方”的存在。而来自他们的不完全统计，泗洪县先后被关过者至少有一两百人。 更有当地知情官员披露，泗洪的“那个地方”，脱胎于早年的“信访学习班”，经数年嬗变，已由最初主要针对上访告状者，进而演变成也同时针对拆迁钉子户；由起初分散在各乡镇不固定地点，变成集中一处相对固定的地方。 这位良知官员呼吁，泗洪县“信访学习班”的实际操作手段，江苏省及中央并不知情，而这种由地方秘密私设、类似地下监狱的维稳场所，不仅让法律在这里扭曲，更极大伤害了民心所向，成为基层社会最黑暗的死角。其隐密存在与现代法制社会严重背道而驰，及时取缔已经刻不容缓。 被抓 “钉子户”被强行带入神秘大院关进小黑屋 64岁的孙银侠没想到，在她的后半生会经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幕”。 而这一幕的开启，始于从天岗湖乡政府打来的一个电话。 2010年6月1日下午，正在家中喂猪的孙银侠突然接到村干部的电话通知：孙主任你过来一下，乡政府有事找你。早年孙银侠曾做过村妇女主任，村干部还是习惯地叫她“孙主任”。 下午约4点半，孙银侠来到离家不远的乡政府办公大楼。乡干部在二楼接待了她，并谈起她家房屋拆迁的事———起初孙以为，这次乡政府喊她来还是谈拆迁，劝说她尽早在协议上签字。 等待过程中，另两位村民王乃谋、王乃好也被先后叫到了乡政府。两人和孙一样，是最后几家尚未在协议上签字的“钉子户”，也都以为是被乡政府叫来谈判的。 当着乡干部的面，王乃谋、王乃好先后表态，拒绝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孙银侠最后一个表态，“我就一句话，拆迁补偿(标准)太低，要么按面积一平方米换一平方米，要么你们就把我赶走！”谈话随后陷入僵局。 “过了没多久，”孙银侠回忆当时的突发场面，“从外面开进来一辆依维柯车，就停在乡政府的院子里，下来一二十人，两三个架一个人，把我们三人塞到了依维柯里面。” 王乃谋事后回忆当时情形与孙银侠相仿。 上车前，王乃好大喊“我犯什么法”，但不由分说被摁进车内。孙银侠上车后边挣扎边喊“你们要把我们弄到哪里去”，也被压得动弹不得。 “拖我们的时候，乡干部、村干部好几个都在场，他们看着我们被抓走的。”孙银侠的这种说法也被王乃谋佐证。 车子驶出一百多里，在近一个小时后开始进入目的地，“拐了一个弯，又拐了一个弯，进了一道门，又进了一道门”，最后三人在一个四周都是围墙的大院里被放下。 “有两个大铁门，这个铁门进去，里面还有个铁门。”事后孙银侠回忆大院的结构，“里面有一排带走廊的平房，一共是八间房，其中六间有窗户，东头的两间光有门没有窗户。” 孙银侠被关进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关上门，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有十几个平方米，里面脏得不行，只有一张破破烂烂的小床。” 然而这张床并不是给她睡的。孙银侠说，床是给负责看守她的人睡，“我们只能站着，或坐在地上。开始不让俺们睡觉，后来实在困得不行，也只能坐在墙边靠一下。” 负责看守他们的人，孙银侠说，有十几个人，年龄大的五六十岁，小的一二十岁，“有几个胳膊上刺着青，一看就是社会上的地痞流氓。” “教训” 饿着肚子接受各种“酷刑”，还要用拖鞋互抽脸 当天晚上，孙银侠被要求面朝墙壁，脸贴着墙站了一夜。“不给吃也不给喝，还不能动，动了就要挨打。”王乃谋也一样，饿着肚子站了一宿。 一个年龄稍大的看守，在刚进去时就给他们“打预防针”：你们来了就要服从这里的纪律，要不然就得皮肉受苦。王乃好喊，我们犯什么法？当晚就被“教训”。 孙银侠在王乃好隔壁，“就听到把王乃好打得嗷嗷叫，王乃好在隔壁喊，你打吧你打吧，你继续打，你把我打死吧。就听见抽打声，王乃好在那边使劲叫唤，打了有半个小时吧，后来就不吱声没听到动静了。” 事后孙银侠听王乃好讲，当天晚上他挨了一百多下，打断了两根棍子。 到第二天他们才知道，就在当晚，天岗湖乡另一名拆迁“钉子户”王乃陆也被关了进来。一大早，他们被要求到院子里“蹲马步”。 “除了屈膝伸臂，每个人手上还端一碗水。旁边站的人拿棍子监督，手端得不平了就打。”孙银侠说，“实在蹲得受不了，他们就问，签不签字？不签字，还蹲，还打。” “实在不是人能受的罪。”王乃谋说，“进去之后，有四顿饭没给我们吃，两夜没怎么睡，第三天才给了大半碗稀饭。” 而第三天，天岗湖乡又一名被拆迁户兼上访户张秀林也被送了进来。60岁的他之前去过北京，事由是他位于天岗湖乡王集街共9间、总建筑面积为300多平方米的门面房和住房，按拆迁补偿标准只有3.9万元。而按市场价，早年曾有人出40万元他都没卖。 张秀林事后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一进去他们就打我，用皮带抽，你要看到你就会淌眼泪。打了以后，叫我蹲马步，端水，还要手臂一般高，头不能低，低头就打。一天要用棍子打三遍，不签字就往死里整。我在里面呆了10天，因为有高血压实在受不了，最后被迫在拆迁协议上签字，被放了出来。” 在张秀林被关前后，另有一对母女也被关了进来。“是另外一个乡的，也是因为上访。那娘俩姓什么叫什么，我们互相都不知道。”孙银侠说。 那对母女给孙银侠留下的难堪记忆是，“看守的人让我和那对娘俩对打，就是用拖鞋底板，互相抽对方的脸。你抽我一下，我抽你一下，还要听到响，打得不响了，看守人员就来打你。” 这种被关人员之间“互打”的经历，也同样留在了王乃谋、张秀林的记忆里。 还有一种“酷刑”曾经让孙银侠“差点死去”，这就是“坐凉地”、“端凉水”：人坐在地上，两腿伸直并拢，两臂也同样向前伸直。然后两手端着一个盛水的盆，脖子也要伸直，不能低头。“我有一天端得天眩地转的，真的想死了不想活了。后来我昏过去了，醒来看守的人还说我：你要不行你就报告啊。他们也怕我真的出事。” 签字 在“针刑”前屈服被迫“自愿”，还要写检讨 但这些还不是最难以承受的“体罚”。 在被关12天中，事后给64岁的孙银侠留下挥之难去的精神阴影的，还是她曾在里面受到的“性骚扰和猥亵”，尽管在她的激烈谩骂下未遂。 据孙银侠自述，在她被关小屋期间，曾有两名男性人员对她有明显的“不良企图”。 其中之一是同样被关进里面的张秀林。“他跑过来刺激我，就是有强奸那意思。我就破口大骂，我拿东西跟他打，他看我接受不了，就上来劝我，说开玩笑的。我就骂他，开什么玩笑啊，后来他就不敢再来了。” “我考虑他是受里面的人指使的，姓张的那个人也是我们天岗湖乡的，以前都认识。没有人指使，他不可能这样做。”孙银侠说。 另一人是负责看守孙银侠的刘某。“有一次他坐在床上，我坐在地上。他就叫我，到床上来坐。我当时以为他是好心，就到床上坐了。他就开始对我不怀好意，我当时就跟他说好话，求他，后来他就放过我了。”孙银侠说。 “我真的没想到，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了，还在里面受到这样的污辱。我有时晚上想着想着，胸口闷得气醒过来了，我就觉得我太受屈辱了！”从里面出来后的孙银侠，多次对记者这样诉说。 就孙银侠的以上述说，南都记者辗转通过泗洪县一位当地人向刘某求证。但刘否认了孙银侠的说法，他说是“那个姓张的，也是被关的，跟她同乡的一个人”，当时只是跟孙银侠开过类似的玩笑。 南都记者随后向张秀林求证，张承认“是有这个事”，“当时我是被逼迫的，就是‘看守所’的人，(他们)让我调戏孙银侠，不那样做，他们就每天打我一百棍。” 最终让孙银侠“屈服”的，还是一种令她极度恐惧的“针刑”。据孙描述，这天，一名看守手提一根坠着针的细线来到她面前，另一只手拿着打针用的棉签，“他们拿针在我眼前晃啊晃，说大姐你签吧你签吧，我们也不想这样弄你。我当时是真的怕了，我怕他们真的拿针扎我。” 在被押12天后，孙银侠被从里面放了出来。左眼留着淤青，头发被揪掉一大块，同时还被迫同意让家人“自愿”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孙说，放出前，一名自称公安的人曾向她这样问话：(在里面)打你没有？没有。学习好了吗？学习好了。那你签个名吧。孙银侠说不会写字，最后按了手印。 王乃谋被放出前也履行了同样的程序。“当时来了两个人作笔录，一个说是公安局的，穿便服，还亮了警官证给我看。另外一个说是信访局的。他们问的是，你在里面学习怎样，吃住怎样，要求我们只能讲好，你不敢不讲，不讲就出不来。” 除了要在“没有”、“好”等回答内容的笔录上签字，被关者放出前还得写诸如“检讨”、“悔过书”、“保证书”之类的材料。在泗洪采访期间，南都记者曾看到一个先后被关过三次、青阳镇阮庄二组59岁村民王淑英写的一份“检讨”： “……由于我贪心想让政府多赔钱，情节恶劣，政府为了改造我给我单独办信访条例学习班，财力人力花费很多……我现在后悔莫及，我错了，请政府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孙银侠被放出前也被要求写类似“保证书”，但其严词拒绝，“后来是他们帮我写的，只让我在上面按个手印。”     探访 “那个地方”戒备森严，神秘院落前记者遭遇警察 直到出了大院，孙银侠才知道关押她的地方在泗洪县青阳镇大楼社区工作委员会办公大楼的后面，一处不易被人发觉、被围墙和铁门深锁起来的院落。 “在讯问时，他们管那个地方叫信访学习班，这个名字我以前也听说过，当时觉得办学习班是好事，但你到底凭什么叫学习班？我们被关进去没有学习，进去就是打。”王乃谋说。 王出来时左眼淤青，腿部多处外伤，到卫生院检查为轻微脑震荡。他说另一被关者王乃陆放出时，“从后腰到前胸，全部都打花了，就像紫茄子一样。”而和王乃谋同一天放出的王乃好“脸上青一片紫一片”，就在他到家之前几个小时，其位于街上的房子已被扒掉。 上述天岗湖乡几名被关的拆迁户，仅是“信访学习班”的短暂过客。从去年至今，南都记者曾三次来到泗洪县，仅有限接触和了解到的被关者就有数十人。其中青阳镇有多人愿意通过媒体以实名、并出具相关证据证明他们的遭遇：付存久、陈建国、宋松涛、虞宏伟、许友生、王庆奎、王淑英、路成明、江献兰、蒋正祥等。 在他们的材料诉称中，无一不是控诉当地政府“私设牢狱”、“滥用私刑”、“毒打、关押、折磨、报复”上访者以及被拆迁人员。而他们材料中又极少人称被关过的地方为“信访学习班”，而是叫做“秘密大院”、“黑屋子”、“黑看守”、“黑监狱”、“私设的牢房”等。在他们面对记者的口述中，对被关过的地方通常就称为“那个地方”———一个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准确表述的称呼。 而“那个地方”在当地的高度敏感和戒备森严，从记者的实地探访中也可窥一斑。 2010年6月24日，南都记者曾试图进入青阳镇大楼社区办公大楼后面的那片院落。但刚靠近，便被一名尾随而至的男子叫住盘问，并告诉记者“不要随便走”。 站在记者的位置能够看到，通向大院的一扇铁门紧锁，隐约可见里面深处一片被围墙圈起的院落。与院毗邻的是几间平房建筑，其中一面墙壁上挂有“青阳镇大楼社区居民法制学校”等牌匾。 记者随后向社区门房一位毕姓值班人员询问“学习班在哪里”，对方反复打量记者后反问：“你是怎么进来的？你是干什么的？学习班是保密的，一般情况是不让讲的。比方要哪里逮人来了，这能够告诉你吗？” 见记者继续问，对方急了：“那地方不能去！你怎么不懂呢？(里面)都是南来北往的，有无聊的，上访的，告状的，乱七八糟的人，不正当的人逮到里面的，那能随便进去吗？你该干嘛干嘛去，在这里呆时间长了不是好事。” 与毕姓人员的交流还在继续，这时，七八名身穿警服的公安人员已来到现场，对记者进行盘查。在记者离开之后，一辆警车在身后尾随。当记者登上一辆公共汽车，警车上随即下来两名警察将记者从车上叫下。 “你有什么工作可以跟我们联系。现在，我们要检查你的包。”被记者拒绝后，对方抄下了记者的身份证号。随后在两名警察的目送下，记者拦车离去。 求证 县委宣传部否认，乡党委书记证实 隐身于大楼社区后院的“那个地方”到底是干什么的？是否有拆迁户和上访者曾经被关在里面？泗洪县有没有“信访学习班”？而“那个地方”是否就是坊间所说的“信访学习班”？当南都记者来到泗洪县委县政府，就以上问题逐一进行求证时，县委宣传部均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记者提出核实，天岗湖乡等被拆迁户及上访户投诉曾被送到位于青阳镇大楼社区的“学习班”，是否确有其事？对此，泗洪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同闯的回答是，“我们对这个不太了解。” 记者问泗洪县是否有“信访学习班”？大楼社区的是否就是“信访学习班”？金同闯说，“不太清楚，没听说大楼社区哪里有信访学习班。”而在场的新闻科科长许昌亮告诉记者“泗洪县没有信访学习班。” 但金同闯表示，“虽然泗洪没听说有‘信访学习班’，但是办‘信访学习班’这个事，据我所知是有政策的，是可以办的。从中央到地方以前提到这类事情，好像其他地方有。意思就是说群众在和政府合作过程中，法制意识不强的时候，要安排到一起学习。” “譬如遇到拆迁问题、计划生育问题、面对其他纠纷等等，法制意识不强，越级上访甚至寻衅滋事，就组织(他们)到信访学习班，把国家政策和相关法规系统地向他们介绍，(让他们)理解，配合，和谐发展。” “我们确实不知道学习班的情况。”金同闯最后建议记者，可到泗洪县信访局去了解，“他们是管信访的，应该比我们更清楚一些。” 但当南都记者来到泗洪县信访局，局长石峻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你问的这些事情，应该到宣传部去了解。我不好回答你什么。” 然而在泗洪县下的乡镇，对“学习班”却已有明确的说辞。就在“钉子户”孙银侠被抓走第三天，孙的丈夫王言东曾拨通天岗湖乡党委书记钟波的电话，“钟波当时告诉我，人被带到泗洪县‘学习’去了。” 随后南都记者也曾联系到钟波本人，钟在电话中也告诉记者，被带走的几个人是到县里参加“学习班”。 变异 “通过已严重变形的‘学习班’，他们都由‘强拆’变成了‘被自愿’” 诚如金同闯所言，其实地方政府办“信访学习班”并非没有依据，而且就在泗洪县所属的江苏省亦早有先例。 2009年3月、5月，《中国青年报》和《瞭望东方周刊》先后报道了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57岁残疾退伍军人王信书等十余人被送“学习班”一事。其中被关最长时间达五个多月，有人甚至还被打断肋骨。 另经披露的还有：2007年3月，江苏南通市民胡志泉、吉桂英等“被学习”近十天；同月江苏苏州居民俞根元、宣卫明等被镇政府送进“信访专题学习班”7天后放回；同年7月，江苏仪征市胡女士被送进“上访学习班”两个多月；2009年9月江苏无锡市民丁红芬被送“学习班”半个多月。 响水县信访局局长顾从林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举办信访学习班有法可依。” 据他介绍，“学习班”可追溯到2006年，当时称之为“三个讲清楚”培训班。2006年江苏省联席办会议曾出台了关于对相关的上访人员举办培训班的文件。2008年为防止个别群众非正常上访，江苏省相关部门联合发文明确了举办信访学习班的相关事项。 南都记者在泗洪县采访期间，一位知情官员也向记者证实，泗洪县“学习班”早在2006年就有了。“江苏某些县先搞起来之后，开会时有些地方官员在一起交流，认为这个经验很好纷纷效仿，很多地方就都办起来了。” 他说“学习班”举办初衷是好的，引导一些访民依法合理地表达诉求，但由于疏于监管，再加上地方情况复杂、操作简单粗暴，“办着办着就走了样”。 最开始被送“学习班”的，多是计划生育超生人员、上访户等，“每个乡镇都有，地点也不固定，通常这个小旅社关两天，那个小旅社关两天。” 随着近年经济快速发展，房产、基建迅猛升温，县城及各乡镇因征地、拆迁补偿等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多，“被关‘学习班’的对象，像拆迁中一些比较难缠的钉子户，也就越来越多。为了逼他们尽快在协议上签字，各种体罚甚至是酷刑都用上了，手段也越来越恶劣。” “通过已经严重变形的‘学习班’，不用强制拆迁，他们都签了字，就由‘强制拆迁’变成了‘被自愿拆迁’。” 该官员说，大约2009年，泗洪县原本分散于各乡镇的“学习班”开始收拢，集中在相对固定的一处地方，就是位于大楼社区后面的那个“隐密大院”。在那之前，网上对泗洪县几个不固定的“学习班”已开始曝光，如举报2007年、2008年先后有多位村民被抓到县分金亭酒厂招待所、县洪翔中学外“自然堂”等“学习班”内，遭受打骂、侮辱、面壁(鼻子不能离墙)、罚跪、蹲马步、做俯卧撑等折磨。 “从良心上说，我心难安。他们把老百姓当成刁民、敌人，甚至连个犯人都不如。我总感觉不应该这么对老百姓。” 这位良知官员介绍，泗洪县“学习班”的实际情况，中央及江苏省并不知情，而这种由地方政府秘密私设、类似地下监狱般的场所，不仅让法律严重扭曲，更是极大地伤害了民心所向。名义上是维稳，其实是对政府形象的损害。 他也希望通过媒体呼吁，这种已经严重变异、完全走样的“信访学习班”。其存在与现代法制社会严重背道而驰，应及时取缔刻不容缓。 南都记者占才强 © Sunkist Chan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4/2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都市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