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大发

谁是中国贪官色官之父

谁是中国贪官色官之父 原文:生锈的号、编发:一品高官   金二死了,又赶上老毛诞辰,金粉的本质是毛粉,还真有些欢呼和眼泪。据我观察,毛粉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这就是骗子,不必多说。另一类倒是真诚之人,但是没拐过弯儿来。今天就给他们讲讲。不满意贪官就转而崇拜毛为什么就是二百五?昨天的毛为什么就是今天的贪官的祖师爷?    老毛在所谓的三年灾害时期不吃红烧肉一事被广为传播,有汪东兴、张玉凤为顾问的书已经打碎了这个谎言。他是不吃红烧肉,他改吃海鲜、鸡汤、西餐了。老毛还用公款,以秘书、讲课、学英语之名包养二奶。虽然没有当事人自己承认,但是一个小秘书没完没了的纪念一个只有工作关系的男人,确实不合情理。一个 “ 伟人 ” ,有才的男秘书有自杀的、反水的、开除的,有肉的女秘书却有一个念念不忘,还很张扬,没有特殊的深入,断不至此。一般离了婚的或是改嫁的遗孀,也不至于念念不忘前夫吧?     毛粉会说,这些就算是真的,也是小节。对,这些是小节。但是请问,在毛统治中国的时代,对一般百姓而言,对一般干部而言,这些虚伪、好色的 “ 小节 ” 是小节吗?直至 1980 年代,不还有因为跳个贴面舞被以流氓罪枪毙的吗?在这些小节上,毛之罪恶就是只许自己耍流氓,不许别人谈恋爱。但是你们还是不在乎小节,那我今天就给你们讲讲大节,给你们讲讲逻辑。     为什么说昨天的毛才是今天贪官之父?经济体制改了个半拉半,政治体制丝毫未动,这基本是各方共识。今天的政治体制,恰恰是毛时代就确立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很多,西方国家是最早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你们要是认真地读一读马恩列的书籍,你们绝不会找到指斥德国、英国、法国官场贪腐为患、官员大肆玩弄女人的文字。所以说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腐败。是无节制官权力导致腐败。而这个无节制的官僚体制,恰恰是毛建立的。     你们会说,毛时代没有腐败。少有的几个贪污犯还被枪毙了。其实,那是腐败制度化了。戚本禹被关进秦城,一个老毛的狗腿子,一个犯人,月生活费 200 元,你们回家问问妈,她们当时的月工资是多少。     你们会说那是组织安排的,不是个人非法所得,不能叫腐败。好,我暂且承认你们所说。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今天的腐败就是老毛打下的基础。     你们还会说,毛是真心为了劳动人民,他打倒的就是官僚和反动知识分子。其实,细想想, 毛维护劳动人民的方式,就是让劳动人民永远做劳动人民。 其心何等险恶?     你们还会说毛是真心反腐,说的不错。朱元璋也真心反腐,你们怎不对朱元璋感激涕零?你们会说朱元璋是为了家天下,老毛是为了理想。难道朱元璋希望万世永传不是很有理想?朱元璋也不是以祸害百姓、民不聊生为他的人生目标吧?希特勒也不是没有理想吧?希特勒治下的德国也没有这么多贪官吧?也没有哪个贪官收集上百情妇的阴毛吧?     一个强权人物,无论他出于怎样的动机,整顿吏治都是他实现 “ 理想 ” 的不二法宝。但是不要看动机,要看效果。     而对于政治人物而言,理想,无论是真心的,还是只是言说的,其实都不重要。因为没有哪一个,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公开宣示他是自私的、祸害社会的、主张贪腐的、欺男霸女的。都只会标榜人类一切的美好愿望、理想、道德。因此你根本就无法靠 “ 理想 ” 鉴别政客们。     你们会说,为了理想,老毛牺牲了多少位自己的家人?他还不够无私吗?请问,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是你的个人财产么?你可以把他们用来牺牲么?换言之,一个可以牺牲原配的坚定人物,不会牺牲别人的生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吗?难道不是要警惕的吗?     毛建立的体制,是他违背了他早年的追求,或者说是违背了他掌权以前的承诺,放弃了民主制度而建立的一套登峰造极的官僚体制。不管他的初衷是什么,在貌似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的基础上,一个不受人民选举、监督的官僚体系,一个唯上从而必定唯权的官僚体系,除了导致腐败还会生出什么像样的子嗣吗?     在私有制基础上,即使有专制、有独裁,私有制保护了广大公民生活的权利,这对官僚体系的腐败是一个自然的约束。而在公有制下,官员不仅掌握着一般意义的公权力,而且掌握了人民赖以为生的一切资源,他的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决定你的纯物质生活的质量,甚至你的生死,他的腐败必定登峰造极。经济公有制、官员任命制、新闻管制、思想钳制,不要说贪官,我等草民一旦上位,凭什么不贪?凭什么不左拥右抱?     所以,毛是不是真心为劳动人民,毛是不是真心惩治贪官,其实并不重要。他心里怎样想,你们也不知道,无非就是听他自己说说罢了。关键在于他的实践活动的事实后果是什么。老毛的后果,就是建立了一个通过公有制掌握、控制了国民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权利,通过任命制建立了一个唯权唯上的官僚体系,通过言论管制钳制了人民思想,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乃至取消了人民的自由迁徙,使中国人民成为割裂的易于奴役的个体。他的这些毒害,就是今天贪腐的种子。     你们会说,这也不能都怨他。对,但他是首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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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童之伟:关于党性与人性关系的思考

童之伟:关于党性与人性关系的思考 进入专题 : 党性 人性    ● 童之伟 ( 进入专栏 )        党性应吸纳人性新因素着力向上提升          《人民日报》2011年10月31日发表了中共陕西省委王侠副书记题为《以坚强党性应对“考验”和“危险”》的文章,文章提出,新形势下要以坚强党性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我基本认同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我觉得,在肯定上述观点的同时,还应该留意党性以下三个方面的品质:1.党性是人的组织体的特性,它不是神秘莫测地由不可知的因素决定的东西,而是由社会的物资生活条件决定的特性;2.这种特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党的地位和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东西;3.党性是相对于人性而言的,从发展的观点看,且相较于人性的一般发展水平,有一个引领、同步还是滞后的问题。     能否以坚强的党性应对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 不仅取决于党员表现出坚强的党性,还取决于党性能否最大限度顺乎人性进化的趋势并引领人性的发展和完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党性如果拂逆人性或脱离人性,像文革等历史上的某些时期那样,党员盲目地坚守党性可能不仅不会有助于党应对“考验”和“危险”,反而可能会把党推到更危险的境地。因此,以坚守党性成功应对各种“考验”和“危险”的前提,是让党性顺乎人性进化的趋势并引领这种趋势的行进。党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党的价值观、理想、纲领和根本性方针政策。坚强的党性表现为对党性构成要素的自觉维护、自觉服从和自觉的献身精神。能否经得起各种“考验”,表现出坚强的党性,首先是党本身和党的领导集体必须面对的问题,然后才是普通党员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所有考验中最关键的是执政考验,我党作为今日之执政党应该时刻不忘并且矢志于落实1949年10月之前表达的价值观和社会政治理想。     “人性”与“党性”是长期以来时常被人们相提并论的理论范畴。不少人讳言“人性”与“党性”的关系及其矛盾或对立,其实大可不必。人性与党性是有差别的,差别就意味着矛盾,对立是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当然,在每一种具体情境中,人性与党性虽然会有矛盾和对立,但如果两者所占空间恰当,关系处理适宜,它们也完全能够和谐统一。如果人性与党性在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体身上获得了完全的统一,像重合的两个场域一样,他/她身处相关场域,就不会受到来自两种方向不同的力量的拉扯,也不会因此而感受相应的现实压力和精神情感痛楚。     历史上人们谈论人性,容易走入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单纯强调人作为动物的一个特殊的类的生物本能,法学中的自然法学派有这种倾向;还有一个极端是忽视人之作为人在生物学上的类的共性,只强调人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人的特性的决定性影响力,其结果是近乎把人性看成了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所谓社会性。现在看来,这两种极端化的看法都有片面性。或许,恰当的理路是把人性理解为人作为生物的一个类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已形成的和通常会表现出来的特性。不过,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和有个性差异的,因此,人性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的表现也必然会是个性化的、有差异的。     至于党性,用王侠副书记的话说,“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内在属性,是一个政党阶级属性的集中体现。”在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语境下,党性被描述为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但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执政党的党性,似乎最好理解为作为社会领导力量的执政党用民主方法予以集中,经适度提升和统一表达的全民性。因为,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不仅仅是从阶级角度来定义党的,而是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规定 “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中“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后半句,是1997年中国十五大通过的党章和此前的党章所都没有的规定。这表明,至少从2002年中共16大起,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与此前的党性已有了明显变化的,具体地说,就是阶级性减少了,全民性增加了。     实际上,任何政党的党性都不应该也决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一定要在适应社会环境和乃至改造社会环境的过程中不断与环境相调适。否则,相关政党就难以生存和发展,其党性也将逐步失去社会基础,慢慢变成某种偏激或怪异的组织特性。所以,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党的党性,在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该政党的固有的本性,它不仅应随着时代、随着历史条件变化或自我调整,也应该随政党这种政治组织与国家和公民个人的关系的改变而不断自我修正。党性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是统一的,但它在不同成员身上的体现却会有差异,甚至反映在同一个体的不同生活侧面的强度也会不尽相同。     人性也好,党性也好,都可以理解为某种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间接支配的空间,同时也可以说都是某种精神的和情感的场域。它们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显然具有对于相关主体自身行为的无形规范作用或主观制约力。在社会的精神和情感场域,人性表现为个人依天性可自主支配的空间,党性虽源于人性但又是或多或少相对于人性的平面有所提升或有所沉沦的表现。由于两者有落差,党性对人性及其表现方式始终会有所要求、有所制约。相对于人性的平面有所提升的党性具有先进性,反之则具有落后性甚至野蛮性。     理解和把握这个问题的难点和关键,在于历史地、动态地认识人性在现实社会的进化水平和它的发展方向。如果这个问题不厘清,人们可能会把党性相对于人性的沉沦视为党性的提升,或者把党性相对于人性的提升看作党性的沉沦。人性进化的基本方向很难抽象概括,但可以大体做如下具体描述:从习惯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到接受和欢迎平等共存的契约社会;从习惯于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到确信人生而平等、至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习惯于一个人或一家一姓垄断社会全部资源,到寻求社会成员普遍参与公共管理和按平等参与制定的规则共享资源;从习惯于要么奴役他人要么被他人奴役,到爱好和追寻民主、自由和共和的社会状态;从习惯于仅仅爱自己爱家人,到乐于帮助他人爱其所爱及至博爱;对危害社会的个人行为的惩罚方式,从习惯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同态复仇,到习惯于仅仅有限期或无限期地剥夺加害者的自由;从习惯于普通社会成员少权利缺自由,到追求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广泛的人权;从习惯于服从或维护难以捉摸的个人意志的统治,到只愿意接受已公布周知的既定的规则的统治;如此等等。在这个漫长转变过程中,能够或多或少超前和引导人性发展方向的政党表现的党性是先进的党性,反之则是已经不同程度地落后了或沉沦了的党性。     人性是党性的基础,党性既可能因其所属政党的先进成员超越时空局限爆发的人性光辉而得以在整体上显著提升,也可能受制于能量非凡的少数人乃至个别人堕落的个性而在一时一地大幅沉沦。历史经验表明,得到显著提升的党性会带动人性的整体提升,而特定条件下一个政党党性的大幅沉沦则能够让人性的平均表现在某些时段倒退数十年乃至数百年。     人性与党性相比,前者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紧密结合的人本身的特性,它稳定性强,包含较多变易缓慢甚至近乎永恒不变的东西,党性是人的组织体的特性,它不仅会随着组成人员综合素质和组织原则的改变而变化,还会随着社会发展或时间的推移而淡化乃至最终改变属性,逐步完全回归未来的人性、为未来的人性所吸收。不过,这个过程会十分漫长。     作为一种组织体的特性,党性本来是由人性让度和转化而成的,但一旦转化形成后,它就具有了相对独立于人性的地位,会时常与人性发生某种形式的对立,就像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一样。在一个政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执政地位由宪法或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被固定下来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党与国家、党的组织机构与国家机关体系尽管形式有别,但往往在实质上难以区分。因此,体现执政党对其成员的要求的党性,通常往往会事实上具有国家性的外观和功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任何个人,不论他/她是否执政党的党员,其与国家及国家机关体系的关系,往往集中表现为他/她与执政党的关系。从内容上看,这种并不仅仅限于政党成员的个人与执政党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广义地看通常也具有人性与党性关系的性质。     正确理解现实的人性与党性的关系及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需要人们准确把握决定人性与党性内容的客观因素及人性与党性的边界。由表及里地列举,支撑人性的客观因素依次是个人权利、个人利益、个人拥有的财产,而支撑党性的客观因素依次是公共权力、公共利益、公共机构掌控的财产。可见,人性、党性的空间大小及其边界,很大程度上是被决定的东西,主要取决于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     人性与党性的联系和区别表明,在现实社会的一个个具体生活领域,人的精神、情感空间和选择自由都是有限的,因而必然会有一个人性与党性此消彼长的问题需要解决好。如果党性与人性之内容共性多,固守和发展党性,对于人性虽然会有压缩的需求,但压缩比例不大,较容易被人认可和接受,因而此时的人性与党性虽有矛盾但这种矛盾一般会比较缓和。如果党性相对于人性提升或沉沦的幅度较大,那么固守和发展党性,必然要求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放弃或牺牲较多的人性要素,因而势必加剧人性与党性的冲突,此时保持党性对于该政党的成员和受其影响的个人来说将变得十分困难。     在政党与国家高度一体化的社会,党性必然大部分甚至全部转化为国家性。人性、党性或国家性,均具有自我扩展的本能。面对党性或国家性,个人在人性的保存和发展方面有所坚守,是形成和维持民主、法治秩序过程中社会对其成员的一种素质要求;同理,党性及其背后的国家性对人性的表达范围及其展示形式有所制约,也是它们间互动关系在特点环境下不能没有的内容。为了每一个人都能最好地发展,人性的驰骋空间不是不可以有所压缩的,但能够压缩的幅度不可能是无限的。因为,按照主流的价值观,人们最终期待的是人与人之间形成“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健全和进步的党性,不仅应该包容全部人性,还应该促进人性层级的提升和人性内容的丰富,鼓励和支持与违背人性的不人道现象进行抗争。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余年里,前30来年间由于复杂的原因,我国执政党的党性在大部分时间和空间里,并未提升人性的层级和丰富人性的内容,反倒是驱使人性向下沉沦,因此,人性与党性的对立和矛盾在那几十年中往往十分尖锐,而党性与国家性不分的背景,又加剧了人性与党性冲突的烈度、加重了冲突的有害后果。当然,如果将这30来年细分为一些阶段,不同阶段的情况也不能说完全没差别。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党性包容了日益增多的人性要素,在不少方面实现了向上提升、丰富了自身的内容。人性与执政党党性的矛盾,在今日之中国总体说来已经不再像改革开放前的30年那样尖锐和突出。但在当代中国,要丰富和发展人性,提升党性的进步程度,充分理顺人性与党性的关系,还有很多事情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尤其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     我国今天面对的社会现实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经济经过30余年来高速增长,规模、格局和质量已经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但政治体制虽然也进行过些许改革,但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成果尚不够显著,因而经济与政治两方面的发展严重失衡。在迄今为止的过去30余年中,党性较充分认可了人性中的经济内容,但却面对人性中随经济要素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愿景或欲求裹足不前。无须讳言,在这方面,党性相对于人性的发展,显现出了程度明显的滞后或沉沦。此时此地,党本身就要经受四个考验,其中首先是执政考验,包括一部分成员拒不放弃任何既得利益造成的挑战,党本身也还要消除四个危险,其中主要是精神懈怠的危险和落后于时代潮流的危险(这种危险是“脱离群众的危险”的一部分)。党性不会自动提升,只能在经受这些考验、消除这些危险、及时把握和充分吸纳日益增长的人性新因素的过程中获得提升。     只有及时把握和充分吸纳人性新因素的党性,才是强固的党性;只有形成了强固的党性,党本身和党的组成分子才能够坚强地秉持这种党性举重若轻地应对目前和将会遭遇的各种考验、各种危险。党性本身的强固和党员秉持党性的坚强,在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的过程中相互为用,缺一不可。     我希望上述这番议论,能够作为对王侠副书记《以坚强党性应对“考验”和“危险”》一文的补充。来源: 北大公法网      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党性 人性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5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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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蛮子 | “权滥思淫欲”与“领导幸福感最强”

作者: 苗蛮子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将最近发生的三则新闻放在一起观察,颇为耐人寻味:一则是,日前发布的“2011中国人幸福感大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的被调查者在2011年认为自己感觉到了幸福。其中,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幸福感最强。另外两则是:四川蓬安县一女公务员被该县残联理事长“醉奸”,而广东鹤山镇委副书记为满足一己淫欲,竟在办公楼会客厅将一女下属强暴! 在这个“被时代”,人们是很容易“被幸福”的。所谓“六成被调查者”,显然不能等同于“2011年中国人”。尽管,本次调查所涉及的包括农民、公司职员等十余种职业的参访者中,我们无法知晓哪些人感受到了“幸福”。但若按经验认知,“六成人”中感受到幸福的,恐怕更多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和领导罢! 不过,对于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最幸福的说法,大致是确切无疑的。至于原因,调查虽语焉不详,但答案并不难找。用台面话说,领导干部的幸福感大致体现在:权大责少,被服务多而服务他人少,具有优越感,活得有尊严,心理上和物质上能得到双重满足。 但不可忽视的是,在领导干部的幸福感中,“性福”恐怕也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官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性福指数”知多少?目前虽无数据可查,但可别忘了,“95%的腐败官员都有情妇”,而且从频频曝光的官场性丑闻中,也不难感受到权力性欲的疯狂:“五毒书记”张二江在丹江口和天门任职期间,玩女人高达100多人;安庆小官员王成制定宏大的“性福计划”:“2003年至少要搞定56个女人,确保有2名为良家妇女。总的目标是600个至800个”;前江苏赣榆县委书记孙荣章曾自豪地对他身边的人说,他要是叫他的某个情人现在到,她就得马上从床上爬起来,不敢等到明天到…… 从不堪入目的官场“性福”图景中,不难看出,上至省部级高官,下至基层小吏,他们的“性福”创造力水平,并无高下之分,只有玩女人的数量多寡、形式多样之别。而且,在权力催情下,官员“性福过剩”是不会有的,相反长期处于高强度、高广度,高数量的“三高”状态。 调查还说,普通公务员的职业幸福感的排名并不高,甚至不及个体劳动者。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在领导面前,普通公务员往往处于权利弱势地位,而其中女性公务员尤为凸显,她们往往被领导上下其手,成为领导的下酒好菜。案例不胜枚举,除了本文开头的两例外,另外两个典型是:与张二江、“中国第一贪”许迈永有染的女下属,均达两位数,以致案发后,一时引得女下属人人自危。可见,下属尤其是女下属的这种权利弱势,从一个侧面反证了领导干部的“性福”生活真滋润。这说明服了权力春药的官员,发起作来极易随权所欲,就地享受“性福”,而根本不必在意场合,也不管“萝卜青菜”,还是“家花野花”,一应俱吃。 领导干部如此“性福”,何况还有其他诸多“好处”,这一群体的幸福焉能不“像花儿般绽放”!正因为此,也就不难理解,有调查显示高达九成的年轻人热衷于当领导!显然,这种情形下的“领导干部幸福感最强”,并非国家和百姓之福,而是一种政治灾害。一叶可知秋,观“性”而知“权”。官员太“幸福”,源于民主和法治缺位所导致的权力泛滥。在一定程度上,公共权力已沦为一些官员随意挥洒性欲的工具。 显然,对于官员糜烂的“性福”生活,不能简单的道德谴责了事,而至少应端掉这些人的“官饭”,进而按罪论处。然而尴尬的是,在我们这里,官员再怎么糜烂不堪,不能算罪,只是个纪律问题,美其名曰“生活作风问题”。其所受到的惩处,往往流于不痛不痒的党纪政纪处分。追逐“性福”的风险成本如此之低,或许也算是领导干部“幸福感”的来源之一吧。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苗蛮子的最新更新: 官德源于权力制衡而非道德说教 / 2011-11-05 11:56 / 评论数( 0 ) 有病的教育才会给“差生”测智商 / 2011-10-31 23:00 / 评论数( 1 ) “三代无大学生”是另类“底层互害” / 2011-10-31 23:00 / 评论数( 0 ) 副局长辞职是官场逆淘汰的样本 / 2011-10-28 13:11 / 评论数( 2 ) “深圳无农民”是一种权力幻觉 / 2011-10-27 12:52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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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当代色官的师承是谁?

大陆官员如色狼,继嫖幼成风之后,最近又流行社交性强奸,以聚会吃饭为名,迷奸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子。网载,江苏无锡一名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年轻女子,日前高空坠楼身亡。准新娘变成冤死鬼,背后大有文章,这名叫王炎的女子样貌娟秀,原是大学体育教师,后来担任校团委副书记,经常被校领导安排参加各种酒宴应酬,在去年初的一场晚宴后遭人迷奸,赤身裸体躺在酒店里。之后王炎精神崩溃,多次出现自杀倾向。这显然是一宗典型的“社交性强奸”个案,王炎被位高权重的官员“潜规则”了,恐怕连当初获提拔,以及频频出席酒宴,都是被人精心算计过的。提拔是为了让领导容易接近她、收买她,让她在迷奸后囿于面子与既得利益,不敢报警告发,但没想到此女子性格刚烈,最终以死相控。 毛泽东最喜欢的娱乐就是跳舞。 类似的事件在大陆官场并不少见。一些官员包二奶玩腻了,洗桑拿上夜总会又怕被曝光,嫖幼的法律风险又太大,因此色狼官员就将目光瞄准良家妇女,以社交方式接近心仪目标,然后伺机下迷药,速战速决,一逞兽欲并消灭证据。据说,这种方式已成为流行的猎艳游戏,很多官员屡试不爽。当然,在这期间皮条客不可或缺,他们根据色官的性嗜好,在大学、政府机关搜寻合适的良家女子,千方百计结交讨好,送化妆品、名表名包,甚至以找工作、提拔为由,请这些涉世未深的女子入瓮。这些女子以为碰到好人,殊不知踏足这一游戏便身不由己,一杯酒下肚便不省人事,任由色官鱼肉,甚至被拍下不堪入目的艳照。 一些不甘屈辱的女子欲报警告发,但色官和皮条客往往以女子接受礼物在先为由,反咬一口,诬称受害女子为贪求财物卖淫,使受害女子百口难辩。如果实在纸包不住火,犯案者又会推出一些替死鬼顶罪,自己照样逍遥法外。更有甚者,一些色官和皮条客还诬称受害女子是花痴精神病,所言强奸之事不过是梦中幻想,恶鬼临身而已。因此,很多女子遭遇迷奸后,往往忍气吞声,自认倒霉,有的干脆随波逐流,甘心堕落,成为别人的玩物。 当代色官也在“与时俱进”,不仅垂涎成年女性,现在居然发展到未成年少女了。据最近网络爆料称,湖南省武冈市一些官员与富豪将魔爪伸向武冈二中女生。武冈是县级市,当地人士表示,在全国各地大城市,权贵阶层包养中学女生非常普遍,在武冈这个小地方爆出此类丑闻不足为奇。9月26日,凤凰网论坛的一则爆料称,湖南邵阳武冈二中有些女学生被当地官员与富翁包养,据圈内人士透露,包养费低廉,每月500元,而被包养的女生每到周末陪睡一天一夜,她们多半是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一名在武冈市做乐器生意的老板表示,此事“在中国很普遍,特别是在大城市,小地方当然也会跟着学,大的环境就是这样的。”武冈市一名房地产商的亲属冯先生说,女生被包养的事在武冈二中是有,但属小范围的,“我亲戚就包了几个小三,都是大一女生,刚中学毕业。她们需要钱和房子。现在中国是经济社会,人肉可做交易。对于男人来说也很‘有面子’,社会就是这样了。”武冈市民叶先生说,这个世道,有些有钱有权的人是五毒俱全,很多大学的校门口一到傍晚是豪车聚会的场所,官员和大款来接情人、二奶、小三,好不热闹。对未成年的中学生男人多以钱财利诱,包养费才500元啊!够干什么?真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合适……。权贵阶层包养年轻女学生可以说各地很多学校都有。包养者都是不讲道德者,他们对成熟的风流女子玩够了,黑手便伸向了中学生!这是大陆社会整体道德沦丧的恶果。 有评论说,如果说世界各国的政府官员之间进行堕落比赛,中国一定稳坐头把交椅,而且短期内无他国官员可望其项背。理由如下:中国官员的腐败总是挑战人类的道德底线,每次都让人们知道自己的想像力不够。近年来,一些中国官员经常成为互联网明星。使他们跃升成明星的事情,不再是贪污腐败的金额之钜,也不是其拥有的情妇数量,一位官阶不太高的厅局级官员拥有上亿金额与数百位情妇,在中国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吸引围观者眼球的是另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数位省部级高官共用一情妇(李薇事件),再就是官员们自己记录的情色日记之类。至于官员那些纪念自己淫乱史的另类收藏品,比如每位女子的体毛泽东之类,几乎已经成为这类情色日记必备的附加物。 2011年8月下旬,中国网络上流传一题为《恩施副县长送修电脑爆出日记:副县长与煤老板共享二奶》的帖子。网帖指出,日记的主人是湖北恩施来凤县副县长邓国建。流传到网络上的这组日记共有43篇,时间跨度从2004年10月14日到今年6月27日。其中多篇日记爆出该副县长与煤老板M共享二奶“,并提及与M合谋策划藉招商引资开采该县滑石板煤矿资源,并将五台煤矿二号井转至M名下事宜。除了小媛之外,这位副县长还记载了自己其他的寻欢作乐过程。陷入情色日记之困中的邓副县长正苦挨网友砸砖之际,一本更出彩的情色日记浮出水面,这本更吸引眼球的情色日记,由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吴志明创作,并名之为《快乐日记》。这本《快乐日记》的特殊之处,就是这位省政府副秘书长模仿官方《政府工作规划》中的中长期计划,比如常见的“第X个五年计划”之类,对自己“搞女人”定了个“五年规划”,决心在2015年以前“至少要睡1000个女人、其中良家妇女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根据吴副秘书长自己记录的彪炳战绩,目前已经完成指标136人,且全用实名记录,其中有公务员、招待、公司职员、大学生各色人等。这位副秘书长被抓之时,恰是他与两个情妇在床上酣战之际。像这种为自己的性事制定规划者,吴志明并非第一个,早在2003年,安徽省安庆市一科级干部王成就开创了先河。王某给自己定的不是五年规划,而是年度计划,称2003年至少要与56个女性发生性关系,确保有2名为良家妇女。此事被人向有关部门检举,结果纪检部门查获王成几本日记与一个行动硬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位小小的科级官员竟先后与500多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 这些情色日记暴露出大陆官员已毫无羞耻之心与善恶之念。这些官员的级别涵盖了基层的科处级直至省政府副秘书长各级官员,这些靠纳税人养活的官员在日记里几乎只字不提任何政务与民生,全是与收受贿赂及如何满足自己的变态淫欲。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这些龌龊之事,日记主人们细细道来,兴味无穷,当作自己人生成功的壮举。 有评论称,大陆官员这些情色日记,表明这些党官已经堕落为人形病毒;其堕落程度确是前无古人。然而这种评论未免武断,实则这些官员并非前无古人,而是有着深厚师承渊源的。大陆意识形态出自马恩列斯毛,而他们本身就是当下色官的榜样。下面逐个说明之—— 首先说马克思。马克思生于一个德国犹太家庭,少年时改信基督教,并彻底地与犹太人划清了界限,成为一个与希特勒相似的激烈的反犹太分子,他咒骂犹太人的脏话比泼妇骂街更胜十分,是个地地道道的“犹奸”。他青年时屡屡酗酒闹事而被收审处罚,且负债累累,又从不打工挣钱,只知道伸手向父母要。父亲死后,母亲度日艰难,不能再满足其贪欲,马克思大怒,宣布与其母断绝关系,转而追求大他四岁的贵族女郎燕妮,遭到燕妮家人的激烈反对。但马克思登龙有术,终赢得芳心,娶了燕妮,同时得到一笔丰厚的嫁妆,财色双收。更让马克思色心大快的是燕妮还带来一个陪嫁丫鬟海伦,以有机会就背着燕妮拉海伦上床,直到把海伦的肚子搞大,燕妮才发觉,于是火山爆发,一场大闹,之后更是冲突不断。 不久,海伦生了个儿子,取名亨利,因不见容于燕妮,马克思就与恩格斯商量,让恩格斯对外承认亨利是他与海伦私通所生,因恩格斯是单身且常到马克思家串门,外界能接受这一说法。为了平息燕妮的怒火,也为了维护马克思光辉的领袖形象,恩格斯就咬牙背了这个黑锅,领走了亨利,花钱寄养在一个工人家里。亨利也偶尔会回家探亲,但只有从厨房的边门偷偷溜进去,以免被燕妮发现。可怜海伦为马克思一家做牛做马使唤了一辈子,连一个铜板的工钱也未拿到,不仅所有的“剩馀价值”被榨取殆尽,还沦为马克思的性奴隶。 马克思这个以解放无产阶级为己任的伟大导师,一贯痛恨剥削和雇佣劳动,就是这样对待最彻底的无产者海伦的。马克思一生既然从未打过工挣过钱,又不能喝西北风,只得靠乞讨度日,让海伦从她娘家弄钱。海伦母亲去世时,给海伦留下一大笔遗产,海伦叔叔去世时又捞到一笔钱,马克思喜出望外,立即搬到上流住宅区,很神气了一段时间。但坐吃山空,钱越来越少,只得搬回贫民区,不久又没米下锅了。幸好有好友恩格斯相助,每年给他300英镑,成了他的衣食父母。300英镑对一般普通人家已绰绰有馀,但却不够马克思的花销,还得不断地向恩格斯要,有时竟伤了和气。恩格斯的女友玛丽去世时,恩格斯很悲痛,写信给马诉说哀思。不料马克思回信时仅敷衍式地安慰了恩格斯一句,马上开始诉苦,说生活困难,要恩格斯寄钱来。恩格斯很愤怒,两人就翻了脸。过了好几天,没米下锅,马克思扛不住了,只得去信沉痛检讨自己,同时哭穷,恩格斯不记前嫌,寄给他100英镑,解了燃眉之急,马克思也从此学乖,嘴巴变得甜多了。马克思最恨资本家,说凡是资本家都是喝工人血的,资本的每个毛泽东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马克思一家连同他的理论都是靠资本家养活的,先是靠燕妮家的施舍吃软饭,后来靠恩格斯。恩格斯本人就是个资本家,经营着好几家纺织厂。一边喝着工人的血,一边把血又输进马克思身上。马克思号称是无产阶级的导师,但一生中从未去过一家工厂实地考察体验一下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状况,只是闭门造出一个乌托邦的奇妙理论。至于他如何抄袭,纂改,编造数据已见到有专文评论,兹不赘述。据马克思说他自己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换句话说,他的那套理论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与马克思不同,恩格斯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从未为钱发过愁。他很务实,亲手管理着好几家工厂,压榨工人,积累财富。其父死后,他得到一笔巨款,还有他父亲所有企业利润的20%,是个大阔少。虽然是个社会既得利益者,他却是个反传统反社会的叛逆分子。在他与马克思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宣称要消灭家庭,实行共产共妻制。恩格斯更进一步阐述: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也是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必将随着私有制的灭亡而灭亡。到了共产主义,没有了家庭,人们就有了最自由的性交方式。 恩格斯既发明了伟大的理论,就身体力行,付诸实践,从我做起,宣称一生不结婚,不要家庭。并在曼彻斯特就与玛丽,玛丽的妹妹莉西还有她们的侄女同居一室,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玛丽姊妹系爱尔兰人,都是恩格斯的纺织厂里的女工,革命导师与阶级姐妹水乳交融,鱼水情深。不像马克思只爱资产阶级阔小姐。玛丽姊妹虽然日夜接受着导师的薰陶和滋润,但思想境界和阶级觉悟与导师相比,还有这十万八千里的差距。尤其是玛丽,一心想嫁给恩格斯,当个幸福的妻子和资本家的阔太太。但恩格斯党性是何等坚定,决不拿原则作交易,此事成了玛丽心中永远的痛,终于积郁成疾,命归黄泉。临咽气前,玛丽最后一次恳求恩格斯给她一个妻子的名分,否则死不瞑目。面对挚爱自己十多年的爱人,恩格斯终于作了革命的妥协,违心地答应了,且以玛丽希望的宗教仪式举办了婚礼,于是玛丽含笑撒手人寰,由其妹莉西继承遗志,完成她未竟的事业。但莉西没有她姐姐幸运,当了恩格斯一世的情人,从未得到恩格斯的婚姻许诺,玛丽的侄女就更不用说了。恩格斯很敬重马克思,当马克思与女仆私通生下亨利而发生家庭危机时,就挺身而出,不惜自污名誉,承认自己是亨利的父亲并承担养育费用。虽瞒过了世人耳目,但心中颇不自安,亨利明明是马克思的果实,自己却掠人之美,不劳而获,甚为愧疚。但碍于马克思的请求,又不便说破。后来马克思,燕妮相继去世,自己也是疾病缠身,来日无多,才下决心把真相告诉世人。可那时他的食道癌已到了晚期,已不能说出话来。就挣扎着用笔在一个盘子上写道:“法拉第(即亨利)是马克思的儿子,托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托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在她的心目中父亲是个圣洁高尚的完人,想不到竟会干这种事。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是共产主义的教父,但本质上只是学者而已。而把他们的暴力革命理论付诸实践的则是列宁。列宁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是苏联的国父。他掌权的年代极为动荡,他建立的秘密警察组织——契卡,推行红色恐怖,屠杀了28万反革命,包括末代沙皇全家,而他自己也在一次刺杀行动中被视力只有0.2的女刺客卡普兰击中,一颗子弹留在体内,因而致命。苏联解体后,大量绝密文件公诸于世,才发现列宁从25岁起即接受性病梅毒的治疗,去世前仍大剂量使用碘化钾和沙尔凡森这两种在当时专治梅毒的药物。因此有专家根据解密的病历和处方推断,列宁是死于神经性梅毒造成的脑功能严重受损而陷入痴呆;解释是列宁青少年时就因滥交和嫖妓患上梅毒终身未愈,最后侵犯神经系统而致命,留在列宁体内的那颗子弹也许加速了这一过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列宁28岁就与克鲁普斯卡娅结婚,却终身无嗣。 列宁缔造了苏联,但从1922年即陷入痴呆,斯大林开始跋扈弄权,封锁列宁遗嘱,辱骂列宁夫人,枪毙了80%的中央委员和红军将领,成为苏联新沙皇。他的床事也充满传奇,为世人瞩目。斯大林23岁时看上了漂亮的奥莉佳,遂引诱上床,勾搭成奸。虽然奥莉佳已婚,却不妨碍斯大林与她频繁做爱。因奥莉佳丈夫老实胆小,斯大林只要在他面前把刀子比划一下,他就乖乖地躲到一边,把床让给斯大林。后来斯大林娶了战友阿廖沙的妹妹卡佳,感情还不错,卡佳为斯大林生了个儿子雅沙之后病逝,斯大林很伤心。但在后来的大清洗中,斯大林毫不留情地枪毙了他的好朋友,卡佳的哥哥阿廖沙。 斯大林在卡佳死后与安娜秘密结婚,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6年又秘密结束。不久斯大林娶了第三任妻子娜捷塔,比她小25岁,是他原来的老情人奥莉佳的女儿。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这话对斯大林不适用,它不仅吃窝边草,而且知道娜捷塔是他的亲生女儿!娜捷塔开始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们激烈争吵时,斯大林突然说:“你知道吗,你是我的女儿!”这给了娜捷塔当头一棒,这不是乱伦吗?!但在斯大林的字典里是查不到“乱伦”这个字的。从此娜捷塔情绪忧郁,失去了快乐。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比娜捷塔小十岁,那时已十七,八岁,很喜欢年轻的后母,两人常常在一起,至于有没有乱伦,未见记载;但斯大林对他们的关系很忌妒,父子关系非常紧张,斯大林经常痛骂雅可夫,最后雅沙终于不堪虐待而开枪自杀,但未击中要害,又被救活。斯大林毫不痛心,反而大骂儿子笨蛋,“连自杀都办得不成个样子!”雅可夫愤而从军,官至上尉。在卫国战争中,雅沙没有像毛泽东岸英那样留在彭德怀身边做“太子监军”,而是冲锋在第一线。后被德军俘虏,希特勒曾想用他换回被苏军俘虏的鲍罗斯元帅,被斯大林一口回绝:“拿上尉换元帅,做梦!”后来雅沙在战俘营触电网自杀成功。 1919年斯大林娶了16岁的娜捷塔,过了14年,生个儿子瓦夏,但斯大林不爱他,从小就灌他格鲁吉亚烈酒,以致瓦夏终身酗酒,成为废人。为此娜捷塔与斯大林经常吵闹。娜捷塔待人和睦,友好,所以,警卫人员都很爱戴她。可他们却经常看见她暗自落泪。因为斯大林生性好色,沾花惹草,并经常当着妻子的面在公开场合开一些下流的玩笑,做出一些猥亵的流氓动作,娜捷塔为此感到耻辱。1932年11月7日是苏联15周年庆典,斯大林站在列宁墓上检阅三军仪仗队和盛大阅兵式,接受万众欢呼。娜捷塔也在主席台上,但看上去苍白,疲惫,完全不像一个30岁的风华少妇。她俩眼茫然,对红场上的激情视若无睹,毫无兴趣。因为近来斯大林与一个叫罗莎的女人好上了,娜捷塔略示不满就被斯大林当众羞辱,使她颜面尽失。晚上在伏罗希洛夫家酒会狂欢,罗莎也去了,因她的哥哥冈察诺维奇是政治局里灸手可热的人物,她丈夫卡塞夫是红军高级将领,虽然带了绿帽子,但能与伟大领袖共享一个女人,仍深感荣幸。酒会当中,娜捷塔发现斯大林和罗莎不见了,就到处找,后来据说一个没有经验的卫兵告诉她,斯大林和罗莎在一个别墅里。娜捷塔气急败坏,在伏罗希洛夫陪同下回到克里姆林宫的家中。据女仆娜特利亚回忆,伏罗希洛夫送娜捷塔回来后就走了,娜捷塔情绪很不稳定,自言自语了很久,然后去了浴室,突然晕倒了,女仆急忙打电话给伏罗希洛夫,让他找斯大林立刻回家。斯大林到家后,娜捷塔已恢复知觉,坐在地板上不起来。透过半敞的门,女仆听见两人激烈的争吵和咒骂,一会儿就听见斯大林的咆哮:“住嘴!你这婊子!”接着一声枪响,有东西倒下,女仆急忙冲进浴室,只见斯大林跨在娜捷塔身上,两手卡住娜捷塔的脖子,歇斯底里地叫着:“我教你,我教你!”娜捷塔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太阳穴上的伤口血流满地,血泊中有一支瓦尔特手枪。女仆大惊,去抓电话,被斯大林挡住,叫她去擦地板上的血。两天之后举行了追悼会,发布公告说娜捷塔死于突然事故,究竟什么突然事故,当然没有人敢问。追悼会上,斯大林表情沉痛,内心如何则无人得知,也许他的心在流血,虎毒尚不食子,何况是自己柔弱的亲生女儿。 至于毛泽东,混乱的两性关系在建政前就非常复杂,而在其在统治大陆期间则造成了中国大陆的混乱、残暴和腐败。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著作里,直呼毛泽东为“皇帝”,认为他不是第一个经由农民起义取得政权的人。正因为毛泽东的确是农民,所以他根本毫无治国方略,也从未规划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他说,毛泽东是个“伪马克思主义者”,对统计和预算感到烦闷,他主要感兴趣的是挑起阶级运动、动员群众以达到政治目的。 索尔兹伯里写到,从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期文革血腥杀伐期间,“毛泽东的居所有时会有成群的年轻女孩。”毛泽东的游泳池内上演裸体芭蕾舞剧,在他所到之处,“艺术团”和“舞伴”随时都得待命,一位毛泽东的医生直言不讳地称他为“色魔”。索尔兹伯里写到,毛泽东在1958年挑起了灾难性的“大跃进”,这个运动强迫农民进入人民公社,放弃私人财产,并建立土炼钢厂,以使中国快速进入工业时代。到1960年已经有数百万人饿死。当他的老同志彭德怀告诉他这些事实,毛泽东宣布他为敌人,攻击他,且以林彪取代彭。国家很快走向破产。当刘少奇及邓小平接管控制权,毛泽东认为刘及邓将强迫他退位,在1965年,毛泽东决定刘“必须离开”,他所选择的武器是文化大革命。…… 从马恩列斯毛的所作所为,可以看清当代色官的师承渊源,只不过当代色官有些人、有些时候,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罢了。这是那种谎言加暴力的权色意识形态的天性使然。 只是,中国大陆目前色官狼行天下,那些魔爪下弱女,又何以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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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何清涟 | 日记所展现的人格与国品

近年来,一些中国官员经常成为互联网明星。使他们跃升成明星的主要“戏码”,不再是贪污腐败的金额之钜,也不是其拥有的情妇数量,而是官员们自己纪录的情色日记之类。至于官员那些纪念自己淫乱史的另类收藏品,则是这类情色日记必备的附加物,深藏在各检察院的案卷里。 这些“情色日记”已验明主人正身的已有几单:广西来宾市烟草局局长韩峰的情色日记、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吴志明创作的《快乐日记》。湖北恩施来凤县副县长邓国建的43篇日记因其本人坚决否认,尚有待事态发展。从日记主人身份来看,以吴志明官阶最高,至少是厅局级。日记内容也很能体现其“政策水平”,居然将自己平日撰写《政府工作规划》,比如常见的“第X个五年计划”之类的能耐用之于性生活,为自己发展性伙伴定了个“五年规划”,决心在2015年以前“至少要睡1000个女人、其中良家妇女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大夫有写日记的传统,这些日记往往成为后世史家重要的资料来源。研究者从日记中找出一些散落的历史碎片,与正史互相参照,有助于还原历史事件及风貌。但观诸历代笔记,还从未有过这类展露官僚群体污秽不堪面目的情色日记。只能说这是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文明的另类贡献吧? 晚清世事多变,文化人与士大夫尤其敏感,借写日记以纪时世之变,浇心中块垒。不少人将写日记当作日课,持之以恒。今天人们能看到几十万言乃至二百几十万言的日记,就是这种精神产品。如晚清三大日记家当中,有曾任光绪帝老师的翁同龢所写的《翁文恭公日记》,还有诗文大家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普通人的日记也有不少,比如徽州博物馆就藏有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农村秀才詹元相(1670年-1726年)的《畏斋日记》,记录其在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至四十五年(1706年)的生活和感受。 清代文人士大夫写日记,主要是用作反省工具,以磨炼自身,提升自己道德品质。这方面曾国藩与翁同龢就是典型。曾国藩每日以八事自课,自订了每天的任务,强制作完,稍有怠惰、欠缺,自责改正。连自己出去参加他人寿宴说多了应酬之语,都在日记中责备自己“语多不诚”,力诫自己改正。李慈铭曾因给人写文章嫌所得酬金少两次致书要求增加酬金未果,在日记中责备自己不自重。另一种类型则是记录学业,督促进修。比如郭嵩焘就经常在日记中叙述学习内容并发表评论。 概言之,清代文人士大夫以自警自励为目的写日记,对于人的健康成长,养成学识、坚守气节起着重大的鞭策作用。其中一些人如实地撰写日记,不断反省,终成一代人才。此风后来影响到民国人物,亦有不少珍贵的日记留传下来。降及毛泽东统治时期,罗织思想言论之罪成风,写日记成了极为危险之事,但保存下来的还有不少日记,如《顾准日记》不仅真实地记下了顾准所目睹的大跃进之后河南农民的生活惨状,而且贡献了他的理论思考。读者从这本日记中能够很强烈地感受日记主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也许有人会如此为刻下贪官的情色日记辩解:清人所写日记是准备公开示人的,这些贪官日记只是准备留给自己看的,二者没有可比性。 关于这点,早在清代文人士大夫写日记成风的时代就已经有人讨论过。籍忠寅在《桐城吴先生日记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日记者,固锱铢尺寸之可以示人者也。”意思是说日记虽是私人记录,但因其坦诚书写自己每天的行状心思,没有不可以告人的东西。人们普遍接受这种看法:君子之日记,心怀坦荡,可以给人看,但不以让人阅览为目的。所谓示人、不示人,是指作者生前的事,他死后就无能为力了,他人可以出版,不存在示人与否的问题了。 说到底,所谓日记虽然是私人记事记情,但个人是社会的成员,所写日记所反应的不但是日记主人的个人人格,还能反映其所处时代的“国品”。现在中国官场极度糜烂,官僚集团成员的私德公德大都已堕落至烂泥潭中,每天所谋之事无非是竭泽而渔谋“发展”(为创造GDP虚饰政绩不惜破坏生态),竭尽脑汁谋升迁,竭尽全力捞金钱,竭尽体力嫖女人,竭尽心力谋外逃。在这样的宦海中浮沉,贪官写的日记最后成了贪腐纵欲写真,也就无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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