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大发

赖昌星的难民聆讯是在2001年的7月3号开始的，当时是加拿大最长的难民聆讯，一直到11月份才结束，到2002年才下结论，拒绝了他的难民申请，然后 他的律师提出了上诉，在这漫长的12年中，他一直都是在上诉、遣返、进行遣返前评估、评估后提出司法覆核，一直这样循环，直到现在。 赖昌星是厦门远华案的主犯，远华案牵扯的官员有600多人，其中有300多人受到刑罚，21个人被判死刑，最终执行了8个，另有几人因此案而自杀，赖昌星的大哥和远华公司的会计也死于狱中。 赖昌星的远华案，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经济模式从混乱演变为官商勾结的一个缩影。1999年，远华案发时，政府指控赖昌星偷漏税800多亿 元，800多亿的税款，不是1天1年赚来的。赖昌星做生意，从70年代末就开始了，经济行为长达20年，那么在1999年之前，政府部门在干什么?为什么 在一瞬间就查出800多亿? 出生在福建晋江的赖昌星，今年53岁，虽然小学都没有毕业，文化程度不高，却极善钻营。就是这个在厦门一度呼风唤雨的“赖老板”，通过金钱、女色等手段大 肆贿赂腐蚀党政、执法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部分领导干部，利用厦门远华集团有限公司为掩护，构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组织严密、手段狡猾的“走私王国”，成 为迄今最大走私案。 他一手制造的这起特大走私案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的经济犯罪案件。 1996年至1999年上半年，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及其他走私犯罪分子，在厦门关区走私进口成品油450多万吨、植物油45万多吨、香烟300多万箱、汽 车3588辆，以及大量西药原料、化工原料、纺织原料、电子机械等货物，价值高达530亿元，偷逃税款300亿元。 从上世纪80年代的小打小闹，到90年代的疯狂走私，赖昌星的走私犯罪活动不断升级。为掩护走私，赖昌星在走私手法上费尽心机。 自身没有进出口权，他就贿 赂、腐蚀福建九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开元外贸集团有限公司、东方发展公司等企业的领导干部，利用这些企业的进出口保税手册、保税仓库等疯狂走私。 为了能使走私犯罪活动畅通无阻，赖昌星还打通了海关、港务等众多部门。在厦门海关，赖昌星被称作“地下关长”。厦门海关一些重要岗位的干部任免和人事交流，原关长杨前线常要先征得赖昌星同意。 赖昌星不仅自己疯狂走私，还控制了厦门关区的走私犯罪活动。其他人要想走私，必须通过“赖老板”办理通关手续，否则就会被海关、边防等执法部门查扣。 赖昌星曾经说“你喜欢车我送轿车，你喜欢房子我送房子，你喜欢女人我送女人，你喜欢赌，我送赌资，就是你喜欢什么我送什么”。赖昌星能够在接触官员的过程 中琢磨出官员的爱好来，琢磨出官员的弱点来，然后对症下药，使官员把这个毒药吃进去，再也吐不出来。只有跟着他走，为他办事，为他提供方便。 说穿了，赖昌星就是利用官员的“贪婪腐化”阴暗心理，投其所好，被拉下水上了他的“贼船”。随着走私活动不断扩大，赖昌星认为，偷偷摸摸地干，成不了大气 候，必须要有人在幕后提供保护。于是，赖昌星开始有组织、有预谋地拉拢腐蚀党政领导干部和口岸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编织走私的“保护伞”。 赖昌星在腐蚀拉拢干部方面颇有心计。他很注意揣摩某些领导干部的爱好。只要领导有“爱好”，他就千方百计，投其所好。 爱财，他可以一次将数十万、上百万元 的钞票奉上;爱色，他可以亲点美女送至身边;爱权，他则为之四出活动。在厦门市湖里区，有一座外表平常的7层砖红色小楼。正是在这里，赖昌星导演了一幕幕 行贿受贿、走私放私、无耻淫乐的丑剧。 赖昌星和一大批官员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窝案，其危害之大难以估量。 如今赖昌星被遣返回中国，远华案是否就会画上一个句号？现在看来也未必，因为在赖昌星脑袋里，还有多少“秘密”没有抖落出来?还有多少未被“挖出”的“涉 案人”将浮出水面?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赖昌星的回国，那些大大小小曾经隐身在远华案幕后的官员将寝食难安! 香港《东方日报》发表评论说，赖昌星被遣送回中国的消息，势必对中南海造成巨大冲击。有人举杯欢庆，有人辗转反侧，有人胆战心惊，总之无人入眠。 赖昌星回国惊爆内幕： 近200高官涉案! 以赖昌星为首的远华走私案，官方查出涉案官员近200人，涉案最高级别是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不过，赖昌星曾向记者说，和他扯上关系的官员何止此数，和 他直接拉上关系的官员中，有的级别远在李纪周之上，有的现在还身居要职，所以很多官员不希望他被遣返，他自己也担心，即使不会被判死刑，说不定也会不明不 白的死无葬身之地。 自称权力斗争牺牲品 多年前，前总理朱镕基高调宣称，一定要将赖昌星引渡返国受审，律师代表赖昌星申请难民资格时表示，赖在中国涉及的案件不是一宗简单走私案，实际是权力斗争中被利用的一个角色。 这种说法虽遭中国政府强烈否认，加拿大的法庭也没有接纳，但当时加国有传媒认为，赖昌星案涉及的官员众多，如果成功遣返赖昌星，可能真会令中国官场出现一场震荡。 赖昌星“红楼”曾“俘虏”数百名高官 赖昌星曾经斥资亿元修建一栋大楼，因外墙是红色，因此被大家称为“红楼”，也就是这栋红楼，曾经“俘虏”3名省部级干部、26名厅局级干部、86人县处级干部，总共涉案人数数百人。 赖昌星红楼美女七层楼 1996年，赖昌星投入上亿元资金兴建了红楼。这幢外表看上去略显土气的七层小楼，里面却富丽堂皇。让我们走进红楼。一楼是接待大厅，进入红楼的各个楼层都有专人引导。最显眼处装裱着“红运当头”四个大字的书法作品。 二楼则是餐厅。赖昌星为了招待他的客人，不但四处搜罗好酒，还从香港高薪聘请了厨艺精湛的大师傅亲自掌勺。像这样的包间共有四个，可供四五十人同时就餐。 赖昌星还特意弄来了不少名人字画，装点气氛，附庸风雅。 三楼则是桑拿浴房。酒足饭饱之后，客人就可以到这里来放松放松。赖昌星从各地精心物色了数十名年轻貌美的小姐在这里提供服务。每个按摩包间内都有进口的双人按摩冲浪浴缸、一张仅供两人入座的小沙发和一张可调控角度的按摩床，供客人享用。 四楼则是歌舞厅。有三个KTV包间，所有设备都采用国际名牌产品，制造出一流的音响和灯光效果，每个包间内还有一个舞池，可供人兴歌起舞，尽情欢娱。 五楼则是客房。那些在楼下按摩桑拿、兴歌起舞之后仍然意犹未尽的客人可以在这装修考究的客房里享受进一步的服务。 六楼则是总统套房，装修得更加豪华。这是赖昌星为那些他认为比较重要、将来用得着的人准备的。对于一些不方便抛头露面的客人，赖昌星会叫人直接把小姐安排到套房里。 七楼则是赖昌星的办公室，赖昌星与很多人的权钱交易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了解红楼的人都说，一个人如果经历了从一楼到七楼，享受了红楼的一条龙服务，就不可避免地成了赖昌星的俘虏。 从此以后，他就要反过来为赖昌星的走私犯罪活动提供服务了。 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在位期间，收受远华走私集团的贿赂超过亿元，他在香港购有豪宅，内地也置了藏娇金屋，甚至包养的情妇周兵还为他生下一个孩子。 中纪委专案组查获确凿证据证明贿款亦至少达数千万元，赖昌星给他们俩提供了价值130多万元的富豪花园别墅，并出巨资进行装修。 女歌手贪慕虚荣沦为“红楼”脱衣舞娘 汪丽萍出生在武汉市郊外一个农民家庭。1996年，艺校毕业的她来到厦门一家歌厅做歌手，月薪3000元。1997年7月的一天，汪丽萍在歌厅唱完歌正准备到后台休息时，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男子向她走来，礼貌地向她递上自己的名片，微笑着说：“我是远华集团的老总赖昌星。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想和你单独聊聊。” 汪丽萍不由得有些受宠若惊。赖昌星在厦门无人不知，有多少人都想攀上这个既有钱又有权的人啊!汪丽萍没有半点推托就坐上了赖昌星的车，与他一起来到着名的远华集团老巢“红楼”。 两人刚进包房坐下，服务生就端上好酒好菜，小心翼翼地侍候着他们。席间，赖昌星和蔼地问道：“汪小姐，你的歌唱得很好，在那儿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啊?”汪丽萍不好意思地答道：“3000元吧。”赖昌星笑了，说：“那还比不上我们这儿一个服务生的工资呢!你在那里干太屈才了，以你的长相和才干，我一个月给你1万元。怎么样?”汪丽萍喜不自胜，连连点头应允了。 酒足饭饱之后，汪丽萍感觉头有点昏，赖昌星便派服务生将她送往二楼的包房休息。直到凌晨4时，她才迷迷糊糊醒过来，猛然发现自己竟然被脱得一丝不挂，赖昌星赤身裸体地躺在她身边。 她顿时意识到是赖昌星趁她醉酒后奸污了她，不由得伤心地大哭起来。赖昌星被她的哭声惊醒后，安慰她说：“这有什么好哭的，不就是失去了贞操吗?这年头谁还看重这个?这样吧，我给你30万元，总该满足了吧?” 汪丽萍一听说有30万元的补偿费，也就不作计较了。 然而，第二天早上，当她跟随赖昌星来到三楼，才知道赖昌星让自己干的是脱衣舞娘的工作。汪丽萍不由得直冒冷汗，赶紧跑去找赖昌星，说她不要那30万元，更不想在这里干脱衣舞娘的工作。赖昌星当即露出不悦的神情，冷笑一声，示意他的随从打开录像机，画面中出现汪丽萍被赖昌星奸污的镜头…… 汪丽萍吓得脸色煞白，顿觉大脑一片空白。事到如今，她已没有退路了。从那天起，她忍气吞声地跟着“红楼”里其他美女一起在客人面前跳艳舞。解脱回乡希望洗掉“红楼美女”标签就在汪丽萍在痛苦中煎熬时，1999年3月，向来热闹的“红楼”一下子变得死一般沉寂，赖昌星因涉嫌重大走私案逃跑了，“红楼”里的小姐和“妈咪”全被扣留下来接受中央“420专案组”的调查。 对“红楼”恨之入骨的汪丽萍主动向专案组反映自己看到的情况。走出这道令她感到耻辱的大门，汪丽萍觉得自己的灵魂得到了解脱，她带着几十万元的存款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回到家乡武汉。 回到家乡后，汪丽萍总担心自己做“红楼美女”的经历会被大家知道。2000年10月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放了“远华案”的新闻。回想起那段在“红楼”做脱衣舞娘的生活，她感觉像做噩梦一般。 回武汉后，汪丽萍在武汉经济开发区开了一家美容院，凭着自己的美容经验和美容产品，汪丽萍很快就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富姐。2002年，经朋友介绍，她认识了一位叫李春秋的政府公务员。李春秋对漂亮的汪丽萍一见钟情，不久两人结为夫妻。新婚那晚，汪丽萍暗自祈祷，希望自己在“红楼”当舞女的身份永远不要让丈夫发现。 丈夫参观“红楼”发现妻子艳照 2002年，李春秋陪领导去福建出差，领导突然来了兴趣，要去“红楼”参观。他们参观完一楼大厅后上二楼时，在过道的墙上，李春秋看到一张“红楼美女”跳艳舞的照片，感觉照片上的女人好面熟，再仔细辨认，感觉越看越像自己的老婆。满腹狐疑的他用随身带的数码相机把这张照片翻拍了下来。 出差回来后，李春秋把翻拍的照片给汪丽萍看，汪丽萍感觉头顶像有一颗惊雷要炸开了，她知道事情早晚瞒不住，于是跪在地上向丈夫哭诉了自己做“红楼美女”的经历。 自杀未遂后灾难远未结束 李春秋口头上表示原谅了妻子，但心里的阴影始终抹不去，心想，妻子在那种地方呆过，耳濡目染，肯定也风流成性。因此，李春秋特意到超市选购了一把锋利的瑞士军刀放在妻子的衣橱里。这样，只要妻子出门更衣时，就会看到这把军刀，一定会对她起到警醒作用。 为了泄愤，达到心理平衡，李春秋还常买回各种色情影碟在家观赏，然后要妻子模仿里面的动作与自己同房，汪丽萍稍有不从，他就故意说各种狠话挖苦她。汪丽萍听了，痛苦得直掉泪…… 2006年“三八”妇女节，汪丽萍带领员工们一起到武汉一家酒店举行庆功酒会，被员工们劝着多喝了几杯酒，一位女员工就让自己的丈夫开车送她回家。李春秋见妻子是被一个陌生男人送回来的，顿时火冒三丈，当即从衣橱里拿出那把瑞士军刀，在她面前晃了晃说：“如果你敢到外面招蜂引蝶，我这把刀可不是供着玩的……”此后，汪丽萍感到日子越来越难熬，一见到李春秋就害怕。 2006年5月26日，李春秋通过报纸得知逃到加拿大的赖昌星可能不久就会被遣送回国的消息。他一直把赖昌星视为情敌，对他恨之入骨，看到这三个字就觉得扎眼。不等下班，他就急匆匆地跑回家，对汪丽萍直嚷嚷：“你的情人赖昌星要回来了，你是不是很高兴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娶个老婆却是全国出了名的坏女人。”汪丽萍再也不想过这种忍气吞声的日子，她直奔那个藏有瑞士军刀的衣橱。李春秋眼睁睁地看着妻子把刀抹向了脖子，他惊呼一声扑了上去……在医院的全力抢救下，汪丽萍捡回了一条命。 经此大难，汪丽萍觉得再也无法与丈夫过下去了。2006年6月13日，她出院后，毅然与李春秋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 在接受采访时，汪丽萍说：“我不知道我们这种‘红楼美女’该不该有婚姻，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过以后的日子……”看来，赖昌星带给“红楼美女”的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 杨钰莹亲自承认曾为赖文峰坠过四次胎 杨钰莹认识赖文峰，是因为1994年年底厦门的一场演出，两个人一见钟情。回忆起那段岁月，杨钰莹觉得非常幸福快乐，“我跟远华所有的联系，都是因为8年前认识了赖文峰，也就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年纪，他比我小一些，我们很认真，感情也非常好。至今我觉得无论发生什么，也不能破坏我当初这段感情的纯真跟快乐。我觉得他跟我一样内心非常纯真，那时候我经常跟他去乡下，我们会在乡下喝羊奶，我们在炉子上烧一烧、加一点芝麻粉，吃得很香的。” 当问道她在厦门中医院是否坠过四次胎时，杨脸红后点头承认说：“在很多媒体的眼中，我已经身为人母了，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可是我还是个未婚女子。我们大概在一起三年多，我曾为他坠过四次胎，怀孕的那个时候确实想到过婚姻，非常认真的。但是事情已经都过去了，我们是因为性格问题，大家非常友好地分开了。” 赖昌星经常出入风月场所，喜欢的女人自然不少。但为其家族认可的，仅有曾明娜和这位蔡某。 与赖昌星交往且有暧昧关系的女人中，有个红极一时的女歌星，身份特殊，擅唱主旋律，长着一张娃娃脸。赖昌星由喜欢她的歌到喜欢她的人。赖昌星除了钱一无长处，很难理解这位并不缺钱的歌星怎么会沦为赖昌星的猎物，让赖昌星“如愿以偿”。 据云，赖昌星赠送给她的“感情费”是在京城一幢价值700多万元的别墅，外加两三百万现金。赖昌星案发，女歌星在京城为他到处说情递信喊冤，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令人可悲可叹可惜。还据说赖昌星付给她的这些“感情费”均被依法没收，到头来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蔡玲玲，赖昌兴的情妇，赖昌星第四子赖文东的母亲，蔡玲玲今年大约39岁，原居福建石狮市，1990年前后在当地旅行社当过售货员、电话接线员。上世纪 90年代初，赖昌星销售涉嫌自香港走私入境的手表及小电器时，与蔡玲玲相识，蔡玲玲之后于1991年辞职，到赖昌星开的电器店工作，二人自此同居。 不过蔡玲玲照片和相关资料都比较少出现在网络中，看来蔡玲玲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低调地做着自己的情妇吧。

林蕴晖（历史学者） 2010年6月19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指出：党史工作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全面记载和反映党的历史”，要求“深入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使党史成果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检验”。中央提出的上述意见，对现实的党史研究及编写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实事求是，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 有关中共党史的研究和编写，人们长期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叫指导思想？传统的说法是要以党的历史决议作指导。在党的90年历史上有过两个决议：一是1945年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是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反映了那个时代党内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所能达到的程度和水平。胡绳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说过，历史所以要不断研究，一是史料的不断挖掘，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前进。新史料为人们弄清历史真相提供了新证据，认识的前进又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刻，从中吸取更多的教益。所以，从原有的结论出发去研究历史，是不可取的。 过去讲党史有这样三点：“论从史出，以论带史，史论结合。”从历史的研究和编写来说，所应遵循的原则是“论从史出”，即从历史事实出发。因此，要说指导思想，第一条应该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 鉴于这个原则，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官方出版的著作也突破了一些过去的框框，如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从1991年版到2002年版、2010年版，对过去所称的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人犯的右倾投降主义和三次“左”倾的路线错误，都根据所能见到的共产国际历史档案记载的事实，如实地指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和此后要严肃、严谨地对待党的历史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把全部责任归之于陈、李、王等个人。关于“西路军”问题，否定了长期压在红四方面军头上的一顶“张国焘逃跑主义”的帽子，肯定红三十军等西渡黄河是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西路军的行动是执行中央的命令。这些都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高、饶事件有了新的说法。除了讲高岗“分裂党”以外，没有再戴“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帽子。表明书稿的写作注意到1990年代以来各方提出的新史料，没有完全按照1981年《决议》的调子来写。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功过，《党史》二卷也明显与1981年《决议》的调子不同，明确肯定首先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是华国锋，是他先同李先念谈，并请李先念征求叶剑英的意见，不仅仅是“有功”。（《党史》二卷第962页）对华在“两个凡是”和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的态度，也作了客观的叙述。（《党史》二卷第994页）对1977年经济理论界开展关于按需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的讨论，说“邓小平和华国锋都对这场讨论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党史》二卷第996页）在1976年12月和1977年4月召开的会议上，华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党史》二卷第1025页）没有再说华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以及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整个来说，是肯定方面多了。这表明经过历史的沉积，对问题弄得更清楚了。 【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历史结论是否站得住，一是根据事实说话，二是根据实践检验。研究建国后的历史，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1953年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81年的《决议》说：“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众所周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是“一化，三改造”。“一化”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三改造”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解释，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换句形象的话说，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但经过1953年到19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十年“文化大革命”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造成的结果是经济面临崩溃，人民缺吃少穿。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改革开放，从允许知青商店、个体经营到允许雇工、民营经济，再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个过程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当年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是不是符合中国实际？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1985年邓小平在谈到历史经验时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可以说，这是对人们头脑中疑问的最早回答，是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建立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质疑。但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采用的仍是1981年《决议》的论断。 1994年，胡绳委托龚育之主持编写建国后（1949—1978）的党史本子，明确指示，写建国后的历史，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笼罩全局，这样才能体现出90年代党史研究的水平。所以，如何写好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一问题，就成为全书能否达到这一要求的关键。 1998年，书稿送胡绳审读后，胡绳写了一段批示：总路线的提出不是迟早问题，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应当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继续发展，还是应当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当时认为已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搞完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这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林蕴晖《胡绳晚年对新民主主义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考拾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胡绳的这个看法，当年曾受到一些人的非难和攻击。 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出版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述，可以认为是官方具有权威性的观点。具体表述如下： 毛泽东审阅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在这句话之后，他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 这个论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经济仍十分落后的中国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共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共在以后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可以认为，胡绳和《毛传》的评说，是以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检验得出的符合实际的结论，对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有重要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厘清新中国前30年为什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历经那么大的曲折，从而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正在走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 如何做到实事求是与实践检验相统一，龚育之先生提出的原则是：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 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就要严格从事实出发。 关于建国后的历史分期，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习惯于把建国头三年称之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有人把1949~1956年这段时间统称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龚育之主张把建国头三年和后四年分开，头三年以“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实施”立编。根据是：头三年和后四年在主要任务、指导方针、基本政策等方面确有不同特点。以1953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为界，能比较客观地描绘出两个时期的历史原貌。过去把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或《共同纲领》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完全淡化的做法，并不合乎历史实际。因此，重新强调那个时期纲领的新民主主义性质，首先是还原历史原貌，也同今天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有某种更自然的联系，而不简单是个划分时期的技术层面的问题。（《龚育之论中共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关于确认新中国成立头三年，中国共产党实施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历史，胡乔木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历史决议的说明中曾作过专门解说，他指出：在1949~1952年中，中央从来都是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直至1949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实行的党的信誉，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胡绳对龚育之的观点是完全赞同的。胡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的长篇演讲中说道：“到了1953年，事情有了改变。那时说，社会主义革命从1949年已经开始。其实，这个说法不大能够服人。毫无疑问，人民共和国从一开始已经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有了国营经济，这就是有了社会主义经济因素，而且共产党取得政权就是重大的社会主义因素。但是，这跟社会主义革命是两回事情。建国时，在《共同纲领》中不提社会主义，当时认为必须有相当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开始，在这以前，是新民主主义时期。”（《胡绳全书》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历史是要接受检验的。从1949年建国到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中共实施的是新民主主义纲领，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在历史分期问题上，龚育之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并认为那种把领导人个人曾有过的说法（毛泽东在审改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当做不可改变的结论，是不可取的。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还要写出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氛围。 龚育之以“大跃进”的发动为例说，要描述1957年以后上上下下是如何抱着很大的信心与希望，酝酿、发动“大跃进”的。要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如何在那么一种政治背景下、在那么一股潮流下发动起来的，写得具体一点，让人知道“大跃进”是怎么一回事；而不在于花太多的笔墨。作为通史，既要写大轮廓，又要给人一些具体的感受，后来人可以一看就大概知道历史是怎么过来的。 所谓站在时代高度看历史，龚育之指出，从历史决议和《邓小平文选》二、三两卷的论述看建国以来的历史，就是现在的新高度。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写过去的历史，不是去任意改写历史的原貌，而是对历史的原貌和历史发展的实际脉络有更清楚的理解。（《龚育之论中共党史》） 【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站在科学立场写历史】 关于党史编写工作的严肃性，作为指导原则，龚育之提出：要做到“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立场写历史”的统一。他说：“站在党的立场，就是遵循党的基本理论的指导，就是遵循历史决议和《邓小平文选》关于党的历史的论述的指导。”“党的立场同尊重历史事实、追求历史真理的科学立场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一致的”。（《龚育之论中共党史》）基本思想是既要遵守党的决议、党的宣传纪律，又不能躺在决议的“本本”上无所作为。要做到追求真理和遵从决议、服从真理和服从决议的统一。 对什么是党性，龚育之也有过专门论述，他说：“何谓党性？遵守党的决议，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党的纪律，这是党性的极重要的方面，没有这个，党就不成其为统一的有组织的有战斗力的政党。但这不是党性的唯一要求。党性是有丰富内容的。（龚育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编写建国后的历史，要做到“党的立场”和“科学立场”的统一，突出反映在对历史发展经历的曲折过程在叙述中如何把握好分寸，这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部分尤为重要。对这个敏感问题，龚育之指出：“关于这个十年的总评价，要把成绩讲充分，把人民在奋斗、党所作的努力如实地写充分，而且从经济建设、经验积累、干部成长几个侧面讲充分。失误不要渲染，但也要如实地讲透。不是说成就是主要的就大体都很好了，还是有两个侧面，两个趋向，造成过很大损失，‘左’倾错误有起有伏，伏而又起，愈演愈烈，终于占了上风，酿成‘文化大革命’。‘文革’前的‘左’加上‘文革’的极左，构成二十年‘左’的错误。”（《龚育之论中共党史》）无论是成绩或错误，都要实事求是，不避不讳。既不用成绩遮盖错误，也不因错误而否定成绩，这就是党的立场和科学立场的统一。 【评“灭国先灭史”说】 在党史和国史学界有一种论调：谁在说我们过去犯过什么错误，就会给你扣上一顶给党“抹黑”的帽子，并以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垮台为例，制造所谓“灭国先灭史”的一套“理论”。现在党史、国史研究所以禁区多多，所依据的正是这个“理论”。其实，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共产党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在历史上就没有向人民讲真话，而是掩盖历史真相，因此，一旦历史的真相大白，才被曾经受欺骗的人民所抛弃。 诚如列宁所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 关于共产党人对待错误应有的态度，毛泽东也多有论述。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事实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没有回避“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明确写到“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如果不对历史上的错误进行深刻反思和检讨，能成功结合吗？ 但作为当政者，要能清醒地检讨错误并不是一件易事。1956~1989年担任了30多年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日夫科夫在回忆录中说：我们有个弱点，就是记载下来的巨大成就有时压抑了我们总结失利的原因和后果的能力，从而也使我们对采取注意事物根源的方法不感到必要。在新的形势下，事情越来越清楚，失却这种新的方法不仅使我们面临困难，而且使我们面临对社会主义本身命运攸关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弄不清社会主义的哪些地方需要改变，是应该改变还是更换。（《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这是日夫科夫总结的保共最终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如何通过历史研究，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龚育之曾有专文做过论述，他指出：“对党的决策实施的得失成败，根据在实践的结果，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对现有决策的坚持和发展，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讨论性的探索。这样的研究，不但‘非官方’可以进行，就是‘官方’也是应该进行的。不然，谈什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谈什么决策的调整和创新呢？”（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要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就必须对历史过程、历史事件作过细的研究。龚育之在《读张泽石的两本自述》一文中列举了上世纪50年代前期发生的志愿军归俘人员受到不公正对待，扬帆事件，潘汉年事件，胡风事件，广州的布鲁、陈坤事件以后，强调指出：“总之，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而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有在深入了解和总结历史事件、历史过程中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如果对这类历史事件人们都没有具体了解，都淡忘了，淡化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那么，历史的悲惨有什么把握能够避免重演呢？”（《党史札记二集》）我想，这就是对“灭国先灭史”说的最有力的回答。 总起来说，历史研究要从事实出发，要把史实放到当年的历史条件下考察，要以实践的社会效果作为评判正确与否的标准。党的历史既有“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也曾“走麦城”，无论成就或失败都是研究的对象，都是丰富的遗产。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历史，将能使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变得更富智慧，这就是实事求是地研究和编写党史的意义所在。

吴敏：冲破“党权高于一切”的桎梏 ● 吴敏 （ 进入专栏 ） 邓小平在194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针对当时中共党内“以党治国”的遗毒，尖锐地批评说：一些人“误解了党的优势，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 非常遗憾的是，70年后的今天，邓小平当年批评的“党权高于一切”的“蠢笨”现象，不仅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很严重地存在着，而且还被执政者当作社会主义的“核心”并一再宣示要坚持和加强。这种观念和体制，是束缚中国现代化脚步的最主要的桎梏。 “党权高于一切”的理论渊源是列宁的“以党治国”思想，体制基础是斯大林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模式。对这种思想和体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曾进行过尖锐地批评。她指出：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集会和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都会逐渐灭绝，社会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只是由党的领导人对社会进行着指挥和统治，不时将一些被挑选出来的臣服者召集来开会，聆听领导人的讲话并为之鼓掌。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式的统治，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和体制在战争年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严重弊端就日益显著地暴露出来了。首先，它不仅使党国家化了，还以党的名义使国家机器愈益扩张和强化，致使国家机器脱离社会的本质很难控制，大大增加了“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其次，它虚化了宪法和国家政权体系，使得宪法和法律难以遵行，国家政权体系难以正常、有效地运行。再次，它以大量繁重琐碎的日常行政事务冲淡了党组织的应有职能，“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造成了普遍的“党不管党”现象，致使越来越多党员的政治信念日益被私利追求所取代，越来越多党的干部日益堕入腐败深渊，致使党在人民群众心目的威信和形象越来越遭到严重损害。 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看，要冲破“党权高于一切”的桎梏，比较可行的切入点是：对各级党委领导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现行方式进行根本改革。 长期以来，各级党委对人大一直是一种直接性、行政性的领导方式，即党委在人大常委会设置派出机构（党组）作为其领导核心，实际掌握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策权、决定权。人大及其常委会凡有重大活动和重要事项，都要通过其党组向党委请示汇报，由党委作出相关指示，然后再由党组贯彻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实际活动和工作中去。也就是说，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切活动和工作，都要遵照党委的决定和指示来进行。这种领导方式，实际上是将人大及其常委会当成了党委的下级执行机关，是“党权高于一切”的典型表现。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0年，刘少奇就说：“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 现在，距离刘少奇说这段话的时间已经过去70多年了，距离新中国成立已经60多年了，从根本上改革党委对人大“包办”式的领导方式，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怎样改革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方式呢？ （一）还选举权于选民，使人大代表真正按照法律的规定和选民的意愿由选民选举产生。要根本改革现行的实际上是由党委确定人大代表，所谓选民的直接和间接选举很大程度上是“走过场”的做法，真正按照人大组织法和选举法的规定，由选民独立自主地直接和间接地选举人大代表，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党委推荐的候选人，同选民和代表联名推荐的候选人完全平等，不能享受特殊待遇，都要由选民和代表以无记名秘密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他们是否当选。为了使选民和代表对各主体推荐的候选人都能有一个充分的了解，要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实行竞选制，把通过选举决定人大代表的权力交给选民。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党委不能仅仅致力于争取自己所推荐的候选人当选，还要支持选民和代表依法联名推荐候选人，确保选举公平公正地依法进行。县、市人大代表在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时，必须遵从自己所代表选民的意愿和意志，否则选民可以随时将其罢免和撤换。要完善法律法规，确保选民对人大代表的有效监督。 （二）还选举权、决定权和监督权于人大及其常委会，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按照宪法的规定成为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按照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政府、法院、检察院的组成人员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重大事项由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和决定，政府、法院、检察院组成人员的全部活动和工作都要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不称职者随时撤换和罢免。但是，长期以来，这些权力实际上是由党委掌握着，人大及其常委会徒有其名，只不过是在党委已经作出决定之后履行一下“法律程序”而已。为了根本改革这个状况，全国各级行政区域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的“中心”，必须从党委向人大及其常委会转移，将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选举权、决定权和监督权，像刘少奇所说的那样“毫无保留”地归还给人大及其常委会，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成为本行政区域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党委所推荐的人选、所提出的建议，仅仅是一种意向、参考和备选方案，它同其他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所推荐的人选、所提出的建议完全平等，没有什么优越地位和特殊待遇，都要由人大依照法律程序来选择。党委如果采用某种手段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大，那就是违法的，要通过一定的机构和机制提出诉讼，予以制止、纠正和必要的惩处。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当然还要坚持，不过，这种领导的根本目的只能是支持和保障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宪法、组织法的规定独立自主地行使职权、开展活动；这种领导的本质内容，只能是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体现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实际工作中去；这种领导的实现方式，只能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中的党组织和党员，通过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积极工作。这表明，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决不意味着党委具有高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位和权威，决不意味着党委可以强制人大服从自己的意志。 （三）改变党委派驻党组作为人大常委会“领导核心”、“权力中心”的做法，使人大常委会真正按照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独立自主地行使法定职权。现在，党委派驻人大常委会的党组，是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核心”和“权力中心”，是党委直接性、行政性地领导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具体执行机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切重要活动和重大事项，都需要由党组作出决定并向党委请示汇报获得批准。党组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必然使得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可能独立自主地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仅仅成了按照法律程序通过党委及其派驻党组所作决定的一种工具和形式。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根本改变党委派驻党组作为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核心”、“权力中心”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地位和作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一种违法现象。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独立自主地行使法定职权时，一是要遵照选民的意愿，二是要遵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要做到了这两条，就是达到了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就是体现了人民性和党性的有机统一。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代表和委员大都是中共党员，不是中共党员的委员和代表也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们完全能够独立自主地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活动中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党委及其派驻党组只要起到支持、保证和监督作用就行了，不需要越俎代庖。而且，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是由党委及其党组“垄断”的“专利”，他们所作的决定有时也会违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在实践中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当党委及其党组所作的决定违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时候，还强行要求人大及其常委会执行这个决定，这岂不是反而违背了党的领导这项基本原则吗？ （四）缩减党委向人大推荐的国家政权机关重要干部人选，缩减党委向人大提交的关于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将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实行领导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监督和保证其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来。现在，凡是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决定的国家政权机关组成人员，都要由党委来推荐，而这种“推荐”实际上就是“任命决定”，这不仅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选举和决定成了一种徒有其名的形式和过场，也使得法律赋予行政首长和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对政府和法院、检察院其他组成人员的提名权成了一纸空文，导致了“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管不了人”的严重弊端。因此，根本改革党委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方式，还必须大力缩减党委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推荐的国家政权机关重要干部人选。这就是说，党委只向人大推荐政府行政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而且，这种推荐或者是差额推荐，或者是同其他主体推荐的人选形成差额选举，不能变成实际上的“任命决定”）。至于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的其他组成人员，应该名副其实地由政府行政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来“提名”，让他们“组阁”。在这方面，党委的任务只是负责监督，保证他们的“提名”和“组阁”符合党的干部路线、干部政策就行了。另外，关于制定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规划和安排其他重要事项，也应该由法定主体即有关国家政权机关真正承担起责任来，由他们组织起草和制定预选方案，不需要什么事情都由党委提出“建议”，宪法和法律并没有要求党委承担这个义务和责任，党委只要监督和保障最终确定的关于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规划和重要事项安排，能够符合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是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就是有效地坚持和体现了党的领导。 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邓小平语），共产党领导的“本质内容”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胡耀邦语）。而“党权高于一切”的观念和体制，无疑是对党的性质、对党的领导本质内容的严重侵害和反动，其实践结果只能是孳生和孵化出一个打着共产党旗号、埋葬共产党事业的特权集团。能否冲破“党权高于一切”的沉重桎梏，不仅直接关系到共产党能否摆脱蜕化变质的危险性，也将直接决定21世纪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进入 吴敏 的专栏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政治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119.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