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

李开盛：比高官去职更重要的…… 作者：李开盛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16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6 4:30:04 阅读量：75次 　　3月15日，是两会刚刚结束的第二天，大家刚把目光从北京的政治场上移开，就传来一个绝对是重磅炸弹的消息：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由副总理张德江兼任。自从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后，多数人便已给薄的政治前途判了“死刑”，但多估计中央会从政局稳定的角度出发，让其在十八大上平安落地。重庆的市民估计刚刚看到两会代表团回渝，却陡然发现少了熟悉的薄书记。情势如此陡然，着实令人意料。 　　意料之外，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从微博上看，批薄者与挺薄者各自在欢乐的庆贺与愁苦的删帖中忙得不亦乐乎，这都是可以理解中事。毕竟，这些决定不仅攸关个人的去留，甚至还会间接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为自己主张的道路鼓与呼，只要不是煽动仇恨、分裂与战争，无论观点左中右，都是值得肯定的事。 　　但作为一个重庆模式的批评者，我却没有太多高兴之处。我不赞成人治色彩浓厚的重庆模式，但也反对通过人事更替的方式使这种模式销声匿迹。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之争的出现，其实是一件好事，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治国思路，中国的未来应该在这种两种思路的激荡与融合中选择，而不见得一定是非此即彼。例如，笔者觉得广东模式从长远来说是正确的，特别是强调政府自身改革、尊重社会自主权等方面的路径尤其重要。但从短期目标来说，重庆模式中强调“分蛋糕”、强化民生方面的举措也值得借鉴。特别是在当前民怨丛生的环境下，把短期的施政目标与长远的施政方向结合起来，对于既取得人民支持又符合历史趋势显得尤其重要。就此而论，重庆模式还是有其存在价值的。 　　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需要的不是不做什么，而是要做什么，特别是要在全国层次或者说中央政府层次确定一条未来发展的方向与道路。昨天看完两会后我发了一条微博：“看完温的记者会，我觉得一个时代快结束了。这是一个富丽堂皇但又问题重重的压抑时代，一个有人安于停滞有人不免苦闷的彷徨时代，一个激情口号与诚心实干并存的矛盾时代，一个有人为有人不为而权责错位的混乱时代，一个利益群集而理想单飞的孤独时代——这个时代终于快结束了，但前面却不知会走向何方？” 　　个人感觉，中国在经济上的高速成长却在社会矛盾上面临越多越多问题的今天，最需要的其实已不是某种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执政思路的突破。没有新的执政思路，许多问题的处理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陷入越医越痛的怪圈。但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在全党全国范围内迟迟未取得突破。有人坚持在谈政治体制改革，有人则坚称要五不搞，明知道强力维稳、新闻管制只会加剧民怨，许多人还是乐此不疲。从此意义上说，未来的历史书或许会以停滞二字来形容近20年来的发展，或许也并不为过。 　　正是在此情况下，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的出现，其实代表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基础。无论是左是右，大家都明白中国的许多问题已经触及体制，都希望中国能够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当然，笔者是不赞成重庆模式方向的。个人认为，只有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增强社会的自主与活力、建构一个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政治社会机制，才能使中国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但我也不赞成简单否定重庆模式，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合理因素。而且，即使要否定重庆模式，也应该通过在中央层次提出一种新的道路、新的方向来取代，否则，整个中国就没有方向感，对重庆模式的否定也会因此而显得缺乏政治上的正当性。 　　有人可能认为对重庆模式的否定可能意味着对广东模式的肯定，我看未必。从对薄的处理来看，央地关系、派系因素、利益衡量而非理念分歧可能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对薄来说，所谓模式不过是一个工具。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反对某种模式何尝也不过是一种工具？至少，从全国范围内的施政来看，我看不到多少广东模式的色彩，说它得到中央的认可还为时尚早。 　　当然，临近换届之际，前任领导人是该为后任领导人大刀阔斧地劈出一条新路以作铺垫？还是该静守其成以待领导人开拓新局？这些都有争论。关键的是，击鼓传花的游戏不可能永远玩下去，中国需要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思路。在一两年间的人事纷扰过后，我希望看到这种新的思路，也更希望目前的人事纷扰本身，都是在为这些新思路来谋篇布局。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论“重庆模式”的倒掉 作者：王华源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16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6 4:32:29 阅读量：79次      昨天，总理对“重庆模式”定了性，今天，薄就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由张来兼任。中国人从来没有这么透明半透明的看见过政坛演绎，所以很兴奋，虽然不允许留言评论，无疑，谈论和各种语气的谈论充斥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这应该也算是“重庆模式”对中国的影响，趋向透明的影响。在王立军事件上，这个影响就开始显现，从来都讳莫如深云山雾罩的政治事件突然一下子就走进了千家万户，街头巷尾，一片沸腾之声。 　　透明总是好的，总理说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检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对的，不然的话，若干年之后，又有人出来为之平反，历史将又要轮回了，中国人民也要在轮回的宿命里煎熬了。 　　“重庆模式”随着薄的离职正式落下帷幕，“重庆模式”为什么能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定性为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的不祥之兆？ 　　“重庆模式”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均贫富啊，取消城乡户口啊，打黑除恶啊，等等。这些都没有错，错的是推动这些工作的方式，运动的方式，文革的方式。 　　为什么这么说？你怎么知道是运动的文革的方式？我告诉大家，不是运动的方式文革的方式不会取得这么立竿见影的效果成果。法治的方式是个缓慢的过程，人治的运动和文革的方式则可以速成。反过来推，因为重庆短时间内的改天换地，所以得出了“重庆模式”的人治的特质，运动的特质，文革的特质。 　　中国的历史发展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程序不合法，手段不合法，那么取得的结果也不会被承认。具体而言，如果不是用法治的程序和手段，用人治的运动的文革的程序和手段取得的即便是再大的成绩也不会被认可。 　　对重庆来说，这当然很无奈，也很悲哀，却不得不然。对“重庆模式”的否定对中国的意义重大，因为它是对法治的发扬，因为它是对人治的否决，因为它是对运动方式的拒绝，因为它是对文革的彻底反思和摈弃。 　　无论执政者主观上是怎么想的，客观上确实起到了这么一个效果。 　　一个要走民主法治道路的中国，是不适合再出现强人政治的。“重庆模式”的钢铁手腕和运动作风仿佛让人想到了强人的风范，领袖的气质，假如重庆模式极大发扬，中国会不会再回到强人治国的历史轮回？当然有这种担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重庆模式”被否定，对中国的未来意义是正面的积极的。 　　“重庆模式”是有点被冤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么说太不合时宜了吧？然而事实如此。 　　一，“重庆模式”毁于王立军之手，一个偶然的事件。无论这样的事件对重庆来说是多么必然，可是王立军是偶然的，假如王立军事件发生在十八大之后，薄入常之后，根据成王败寇的历史规律，则断然不是今天之局面。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王立军出现了，高层顺藤摸瓜，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上纲上线的联想起文化大革命，就这样为“重庆模式”定了性，为薄的政治生命画了休止符。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信夫？ 　　二，如果说“重庆模式”毁于倒薄派之手，恐怕也不过分。薄在重庆放手拼搏，行人之不敢行，做人之不敢做，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必定得罪了无数的大大小小的官员，这些人对薄咬牙切齿虎视眈眈。很配合的是，王立军出现了，于是他们找到了着力点，扳倒“重庆模式”倒薄的着力点，于是，重庆模式玩完了，薄退休了。 　　三，说到人治，说到运动，说到文革，人们今天都在说“重庆模式”，可是，谁不是呢？你可能没有重庆程度严重，也可能没有重庆规模大，范围广，可是你敢说你哪儿不是人治？你敢说你哪儿就没有运动？或者运动的影子？你敢说文革遗风你哪儿早已肃清了？我想只要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敢于说实话真话的中国人都会承认的。 　　如果说“重庆模式”错了，我们大家都错了，错大错小而已，五十步一百步而已，乌鸦和猪而已。 　　当“重庆模式”轰然倒塌的时候，请不要狂欢，记住：我们都是大大小小的“重庆模式”；当薄黯然离开政坛的时候，请不要乐祸，记住：我们都是文革式错误的主体，都需要改正和改革。 　　“重庆模式”的倒掉是不是路线之争？文革路线和民主法治路线，我宁愿这样理解，然而这是真的事实吗？这能够让人们信服吗？ 　　我最担心的是：倒掉“重庆模式”的是一些小的“重庆模式”，逼走薄的是一些大大小小的薄，“重庆模式”之争不过是争权夺利的戏码。如此以来，“重庆模式”就不过是宫廷政治的一朵小浪花而已，毫不起眼毫无意义。 　　虽然，客观上“重庆模式”的倒塌对民主法治有正面的意义，我更希望我们能明晰民主法治的国家道路。由对“重庆模式”的处理引发我们民主法治的自觉觉悟，民主法治的情绪高涨，民主法治真刀真枪的大力推动。 　　总理说到政治改革，说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有点新意和诚意，我们还要观察，不能只看他说什么，还要看十八大总书记说什么。我们不能只看他们说什么，还要看他们做什么，留给后人一个什么样的遗产，为后人指示了一个什么道路。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胡少江评论：薄熙来事件的另两层意义 王立军事件终于正式演变成薄熙来事件。除了那些将薄熙来视为政治旗手的新、老“复辟派”们还有一丝连自己都不能信服的侥幸，希望薄熙来在今年秋季召开的十八大仍然能够如期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之外，稍有中国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事件是薄熙来政治生涯的滑铁卢。看来北京的决策层选择了一个最佳时机动手，将王立军事件升级为薄熙来事件，从而正式中止薄熙来的政治前途。 现在，局外人尚无法知晓的两个变量是：王立军手握引信的那颗政治炸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强？薄熙来能否能够识时务地金盆洗手，向自己的政治对手俯首称臣，争取政治上的软著陆？假如王立军揭露的材料足够激怒中国当前政治格局中的主要派别，或者是薄熙来仍然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有所企图，那么，那些希望能够控制王立军事件的规模，避免党内争斗公开化，并且能够让薄熙来体面下台的“和事佬”会发现，能够提供给薄熙来在政治上软著陆的“跑道”事实上已经被摧毁。 除了世人谈到的许多方面之外，笔者更注重薄熙来事件另外两重意义：一是这一事件至少会在某种程度上暂时遏制中国近几年来越来越嚣张地向毛泽东路线复辟的政治浪潮。除了对中国官场腐败、贫富悬殊的大量普通民众利用毛泽东的名义对现实发泄不满之外，中国有三股实实在在的“复辟”势力。 一部分是那些毛泽东时代的红色王公贵胄们的后代及其追随者，另一部分是依靠党内“逆向淘汰机制”爬上来的宠儿，他们除了毛的“教导”之外，对别的东西一概不知。最能说会道的那一部分则是那些对毛泽东残酷的政治镇压没有任何体验，从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托洛斯基主义”和其他左派哪里生吞活剥地搬弄反主流、反现代的洋理论的中国学者。他们返回故土后，很快便发现了他们的“洋师爷”和毛式的“土理论”之间的共同点。 这三股复辟势力虽然打著中国老百姓的旗号，实际上与普通老百姓根本不沾边。他们只不过是留恋自己的家族过去所享受的特权，愚顽地坚持过时的东西，或者是标榜后现代的洋垃圾收集者而已。自从薄熙来到了重庆之后，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迅速地汇集在薄的旗下。现在的局面，还真应了“树倒猢狲散”那句老话。 薄熙来事件的第二个意义是在事实上结束了中国执政集团内部自“六四”以来一直实行的所谓一致对外，在路线问题上不争论的局面。“不争论”的发明者是邓小平，而邓小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心中的理想状态是政治上集中权力，经济上实行竞争。为了在政治上集中权力和维持一党专政，他不能够丢掉毛泽东这把刀子，不敢清算包括“反右”“文革”等在内的执政党的恶行。 但是，经济上的市场导向和全球化与政治上的专制保守在哲理上无法统一。正因为如此，主张彻底向毛时代的政策回归的复辟派和主张彻底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改革派都借此发起进攻。邓小平和他的接班人无法自圆其说，只有用“不争论”来避免尴尬。薄熙来作为复辟派的政治代表人物，充分地利用了北京领导核心层在理论上的弱智和政治上的无能，公开地另辟蹊径。现在薄熙来爆炸了，无论当局如何收场，恐怕都无法对薄的那一套政策完全回避。但是只要有回应，事实上就会开启执政党内对中国未来走向的争论，就有开启一种新的政治生态的可能性。（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

中共开国元帅叶剑英的公子、曾经担任总政联络部长的叶选宁，当年曾经秘密部署太子党成员约三千人出国留学，这些人多年之后早已学成，部分已经回国，另一部分奉命定居所在国，已在当地扎根，有些已经事业有成。他们多年来一直等待有着”太子党精神领袖”之称的叶选宁的召唤。如今，在习近平即将”登基”接任中共总书记前夕，叶选宁同习近平结盟，并宣布将三千太子党海内外伏兵移交给习近平指挥。 叶选宁曾被中共太子党阶层以及北京权贵圈内公认为是”太子党的精神领袖”. 叶选宁气质儒雅独特，胸中文史基础厚重，书法绘画功底深厚，且才思敏捷，聪明过人；而且，他沉稳低调，从不张扬，而且待人诚恳热情，乐善好施，特别对弱者常出手相助；尤其是他善交朋友，广结善缘，五湖四海，口碑极佳。在众多中共高干子女之间，特别是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王震等几大元老家族的后代们，相互之间矛盾重重。比如邓、陈两家后代从不相互走动；邓、杨两家后代虽曾经亲如一家，但因为一九九二年的”杨家将”事件便开始交恶。而能够在他们之间起到调合作用和内部凝聚作用者，便是叶选宁。 一九八四年，叶选宁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名义上是凯利公司的总裁，其实却是中共三大情报系统之一的掌门人。 叶选宁以联络部副主任、主任身份兼任凯利总裁之后，利用自己的独特人脉关系很快打响了”凯利”的知名度，钱确实没有少赚。有了这一大笔预算外资金来源，叶选宁把它基本投入了联络部的情报搜集工作。一时间，总政的情报工作势头压过了总参。在担任总政联络部主任期间，叶选宁直接操控指挥，有许多大手笔的动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九九一年五月至六月间，安排解放军开国上将、原东北军张学良的副官吕正操，赴美国纽约探望正在那里探亲的张学良，力邀张学良回大陆探亲。 叶选宁在总政联络部任职期间的最大手笔动作，是输送三千太子党成员到海外留学深造，为今后太子党执政储备人材，埋下伏兵。这一行动从一九九零年叶选宁执掌总政联络部开始便陆续展开，一直持续到他一九九七年退役仍然还没有结束。由于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国家之广、派遣人数之多都史无前例，因而也被视为是中共军情史上最大规模的”潜伏案”.三千太子党输往海外的高潮是在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不知是不是由于叶选宁不喜欢当时执政的江泽民，他的想法是：不希望根正苗红的太子党们在当时政坛上过早冒头，因为时机还不成熟；应该把大批太子党生力军转往海外，一方面深造，充实自己，同时也远离国内环境，保存实力，以免过早曝光，昙花一现，影响未来真正”太子党时代”的执政大计。 从”潜伏计划”实施开始，到如今已经有二十年了。就如同习近平的两个姐姐一样，三千送往海外的太子党早已经在海外学业事业有成，并拿到了所在国身份。其中，约一半人已经返回国内；还有一半人则留在了当地，他们或者找到了不错的工作机会，占据了相对重要的位置，甚至打入了当地国家政府或军方机构、敏感研究所，与军政界要人成为朋友，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或者是已经自己创下了基业，生意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但是这些人都按照当初总政联络部的部署，低调生活着，避免出头露面，即使回到国内也远离仕途官场。因为他们在等待着”盟主”叶选宁的指令与召唤。 二零一零年十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以批准习近平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为标志，确立了他在十八大上的总书记接班人地位。习近平的上台接班，意味着”太子党”全面掌权的黄金时代正式开始。 据说，叶选宁相当看好习近平，对他的执政寄予了厚望。所以，他最近已经把手下的三千伏兵尽数交给习近平，由习近平来统筹指挥。这些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将会成为习近平最可靠的支持者，他们将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全力帮助稳固未来的习政权，为习政权创建业绩。 作者：严演，《前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