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很庆幸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刚参加工作时遇到了几位不错的老领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位解放前就从事情报工作的老党员，他们常给我讲战争年代有地下党员同事被国民党抓捕的故事，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最后甚至会被杀头，那确实是真实发生过的，不是一个，而是很多起。真是令人感动。 只不过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我看到的被抓起来的或者被双规的共产党员几乎都是还没有宣布完他们的罪行，就吓得尿裤子了。我问老同志：同样的共产党员，为啥会有这么大的区别？老同志语重心长地开导说：以前他们为了劳苦大众而反对国民党贪污腐败，心中有理想、正义还有良知，就不可能有怕！而现在那些贪污腐败分子知法犯法、无恶不作，荼害的正是劳苦大众，心里除了怕，还能有啥？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老共产党员的话竟然奠定了我此生做人做事的基础。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做人做事的标准变得很简单：如果我被“敌人”抓起来了，我会吓得尿裤子呢，还是会坚持自己的信念，宁死不屈？有了这样的标准，不管做什么，都不再是问题，更不用说害怕了。当特务我一定会当一名有良心的特务，写博客我同样会让自己紧抱正义不放。“敌人”抓住我，问我为什么要当XX，我会很骄傲的告诉他，这样做是为了中国的发展；“敌人”抓住我，问我为什么要写博客，我同样会告诉他，这样做是为了中国的进步。 我也以此标准来判断他人。虽然也有纠结甚至痛苦的时候，但当初那两位老同志的话始终鼓励着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就不用怕。而后来到国外生活的经历，又让我领略到法治社会的“可怕”之处：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一个法治社会里，很少能够让那些胡作非为的掌权者逍遥法外。从那时开始，我也开始思考，什么样的社会与制度才不会像流水线一样生出一个又一个的大老虎，如何把中国建设成无法滋生大老虎的国家。 实事求是地说，自从1978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民众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会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让我深感忧虑的是，一个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大国，竟然始终无法确立一套核心价值观，法治不彰，正义缺失，道德底线滑落，贪污腐败盛行…… 这届政府虽然上台不久，确实做了一些我认为必须放在首位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海外有人批评我不应该过分信赖当局，而我依然力挺习总这届政府的原因。十八大推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局下的很大一步棋，也是最终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唯一保障；习总不遗余力地打击腐败与提倡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则是在试图努力托起道德与良心的底线；至于打大老虎，尤其是对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相继依法进行调查，则更是意义深远。 要知道，负责军、警的高级领导人都知法犯法、贪赃枉法，是何等的严重，何等的令人痛心。反腐年年有，贪官月月抓，但军委副主席如此贪腐，政法委书记如此龌龊不堪，有这些人在上面，下面的苍蝇拍得完吗？大老虎能不前赴后继？只有打大老虎，只有彻底地清除人民军队与政法系统的害群之马，才能进行下一步更重要的改革：推进法治建设。 中国当然面临了很多问题，例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24字核心价值观中，就有很多“字”离我们还很遥远，但要想一个一个培育和践行这些价值观，真正实现富强、自由、民主与公正的中国梦，首先需要从实行“法治”开始——执政者尊重并遵守法律，依法治国，民众学法用法、遵纪守法，法律不但是执政者用来管理民众的工具，更是民众用来制约执政者、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工具。 更何况在当今中国的现实状况下，只有确实推进法治建设，自由才不会造成混乱，公正才会得到维护，民众才能更好争取民主权力而不致遭到打压与报复，朝野才能依法互动与博弈，平等才可能实现，富强、和谐的目标才会离我们每一个人越来越近…… 是时候再来一次拨乱反正：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正义，托起道德底线，厉行法治——只有这样，才不会让那些出来混的贪官污吏们心存侥幸而继续作奸犯科、胡作非为；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一个又一个大老虎；只有这样，才不会有第二个徐才厚、第二个周永康。 杨恒均 2014.7.29 我和老公的减肥历程——-内脏减肥才是秘密 轻松延长男人性生活时间的世界级发现 惊！中介不会告诉你的超低费用移民欧洲通道 发友争相传阅的告别脱发奇文 抗脱十二载(组图) 点滴生活中锻炼“持久力”(组图) 没有法治保障，大家都是“弱势群体” 国家主席，宪法与普世价值 走遍中国：弱势群体的出路在哪里？ 五一节有感：工人哪去了？ 这两本书不能改变中国，但却可以改变你看中国的方法： 《说中国》 《伴你走过人间路》

大学人文教育是“授人以渔”的教育 徐 贲 大学教育应该以提高学生的智识，而不只是增添一些专门知识为主要目标，在美国大学里，人文教育提供主要的智识教育课程（说理写作和经典阅读）。智识又称“智性”（Nous），是从希腊语的νοῦς来的，经常被作为智能（intellect）和智力（intelligence）是同义词。它被认为是人类心智中所具备的一种能分辨对与错的直觉能力，所以特别与价值判断有关。 在柏拉图那里，智识（nous）常指“见识”（good sense）或“明智”（awareness），是人的“心智”（mind）的特殊能力，也是智慧的一种体现。在《克拉底鲁篇》（Cratylus ）篇里，柏拉图说，智慧女神的名字(Atheonóa)指的是“神”（theos）的心灵（nous）。在《斐多篇》(Phaedo)里，苏格拉底在临死前说，他从雅典的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那里了解到宇宙的智识安排万物秩序，是他思想的一大转折。亚里士多德把智识看成是只有人类才具有的一种与“理智”（reason）相联系的能力。他在《伦理学》第四部分里把智识视为一种把握基本原则和事物本质定义的能力，智识是人随着经验的增长而加强的能力，这与年龄、阅历能增长智慧是一致的。 人文教育课堂上智识虽然与这类古老的智识观不无关联，但强调的却是另外一些与一般学习或知识学习有关的人的普遍能力，其中最为基础的便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在知识变得越来越“容易”的互联网时代，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了。 在线的“维基百科”创始人之一、在线的“公民汇编”（又称“公民纪要”，Citizendium）百科全书的创始人拉里·桑格（Larry Sanger）在《互联网如何改变我们（以为我们）所知道的》一文中说，“好的搜索引擎就像是（占卜）的神谕(oracle)，不管你询问什么，都会有回答。有的回答正是你所寻找的。但是，有的回答，对不起，只不过是神谕——它很难理解，而且可能是错的。……知识与信息是不同的。你很容易从网上获取信息，但知识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同样，学生们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专业知识，但是，要增进能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智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互联网上容易获得的巨量信息造成了拉里·桑格所忧虑的“知识贬值”现象。他说，“全世界互联网服务积累的信息越多，信息越是容易获得，比较而言的知识就越不稀奇，越无吸引力。我担心互联网已经大大削弱了人们对知识独特性和知识为何值得追求的感受。”许多以前被视为难能可贵的知识在互联网上唾手可得，就专业知识的积累而言，年轻学人超过以前那些皓首穷经的积学之士已经不再是什么难事。然而，他们的智识却未必有同等程度的增长。知识不等于智识，并非在互联网时代才如此，但却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突出。 分辨知识的真伪需要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更是智识，智识是更不容易获得的知识。桑格指出，信息的“超级丰富（superabundance）其实让获得知识变得更困难了”，当然，他所指的经过思考和判断而可靠的真正知识。真正的知识是一种“信念”，它必须是经过检验的。在知识的纸媒传播时代，读者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有经验，有眼光的编辑们的帮助和他们对知识的检验。 今天，这样的检验任务往往落在了读者自己身上，关键在于要能辨认出真实，并将它与虚假区别开来。我们运用理智或证据来作出决定。桑格说，“为知识信念提供检验是非常不易的。这要求我们有好的信息来源、批判性思考，有时还需要知晓统计和数学，并且在理解文本时要非常关注细节。这些都是花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别人可以给你一些帮助，但这些是你自己必须去做的事情”。人文教育不只是让学生接受现成的知识，而是让他们学习如何检验知识，并对可靠的知识建立起信念，这是人文教育对学生求知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它与一般知识教育的区别在于，它不是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 在我任教的大学里，授人以渔的人文教育教学大纲有着比桑格的建议更为具体、系统、全面的规定。人文教育包括两个相互联系但有所区分的部分。第一是课堂讨论（集体知识活动），第二是写作（个人独立的知识行为），这二者都以阅读为基础，包括对文本提问、分析、理解和释意、评价和批判等等。人文教育高度重视经典阅读与写作这两门课的紧密结合，这两门课都不属于“专题知识课程”（subject courses），都是以授人以渔为目标的。这体现为具体的教学目标要求。例如，这两种课共同的学生写作要求分为“批判思考学习要求”（Critical Thinking Learning Goals)和“交流能力学习要求” (Communication Learning Goals)。学校的教学纲要对此有具体说明。 批判思考要求指的是，“理解和获取知识所必要的批判思考，包括分析、综合、评估。为此，学生要学会如何辨认、形成和追问自己和他人想法中有意义的问题，如何在展开说理的过程中结合逻辑、细致的观察、反思和经验。两门写作课的顺序帮助学生们在面对多种不同观点时逐渐提高可靠的判断力，并为他们提供一个论坛，让他们能够对说理论证的不同部分有批判性的思考”。具体要求有三条：一、对论点和主张寻找、辨认正反双方的证据；二、对论题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发现、评估论证中没有道明的假设，并对此有所应对。 交流能力要求指的是“增强学生的写作交流能力。只有当一个人能够与他人有效交流他的知识时，他的头脑才是真正自由的。学生们要发展交流技能，认识到语言形成思想和经验的力量，学会逻辑、清晰、独创地写作和说话”。具体要求有四条：一、能辨认和写作通畅易懂的文章，其特征是清楚细致的组织、连贯的段落和正确的句子；二、有效书面交流要考虑谁是读者和交流情境；三、言之有据的说理，论述清楚有力，论题集中有序；四、在写作过程中提高智识和增强对复杂想法的分析理解能力。 最后一条也就是说，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思考和厘清问题的过程，有效的写作有赖于清楚有效的思考。正如乔治·奥威尔说的，“假若思想能败坏语言，那么语言也能败坏思想”。学习写作，从根本上说是学习以理性文明的，有教养的方式与他人交流，也就是民主生活方式和公民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公共说理。人文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为这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培养有效的成员。

2011年7月9日-1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民主中国与未来西藏”研讨会。北美汉藏交流的盲点文/朱瑞说到汉藏交流，就不能不说2008年。当时图伯特的全民抗暴虽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但引起不少中国人的愤怒，各种误解歪解，强占了公众的视野。不可否认，其中有中共的影子。不过，全部推给中共显然过于简单化。准确地说，是中共利用了中国人固有的“大一统”追求和面对异族的优越感，来掩盖他们在西藏的罪恶。因此，达赖喇嘛尊者及时地提出了民间汉藏交流的必要。无论从近期还是长远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十分智慧的策略。当时，藏中高层对话已进入了死胡同，如果启动民间对话，使中国民众真正了解五十多年来，西藏民族被压榨、被污名的现实，呈现中国多年宣传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必然使中国当局更为被动和难堪，也为未来西藏问题的良性循环创造条件。于是，流亡政府掏出来之不易的资金，在北美召开了三次汉藏交流会议，即2009年的温哥华汉藏交流、2010年的多伦多汉藏交流、2011年的华盛顿汉藏交流。同时，达赖喇嘛尊者也抽出极为宝贵的时间，前来参加支持。 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把这三次会议的组织权都交给了一些民运人士，并且三次会议都由同一人主持。在造成主体与会者重复的同时，也把一些与西藏问题本无甚联系却明显可疑之人，拉进了“北美汉藏交流”，免费吃喝住宿、免费机票等。但这些人中有些人很少、甚至从来未发表过任何与西藏问题有关的文字和声音。其中不少人倒是很热衷于彼此拥抬、结伙对提出批评异见者围剿，以冲锋陷阵的姿态表现决心与忠诚，把严肃的藏汉交流变成了个人拉山头、出风头挣外块，兼与老友重逢、相互提携的大餐。这些与会者，虽被冠以各种好听头衔（有些还是临时相赠的），如“汉人知识分子”、“汉人学者”、“汉人作家”等等，其实他们有些人在汉人群体中没什么影响力，甚至处于边缘化沉默状态，或仅仅属于某个小圈子。还有人既唱着异议高调，拥有异议头衔，又能经常出入中国大陆，在西藏问题上喊些华而不实的口号，不过是中共当局所默许，甚至是授意用作诱导舆论的。他们台前表演，中国当局转身偷笑。这些会议，不仅使汉藏交流及对西藏问题实质的认知更远地离开了中国民众，论题本身就不痛不痒。例如第一次温哥华汉藏交流，主题叫作“慈悲与尊重”，而第二次多伦多汉藏交流，还是叫做“慈悲与尊重”，且不说主题重复，仅说内容，让观察者，包括我在内，根本不知所云。说实话，这样的会议连西藏问题的皮毛也没有触及。不过，今天我想着重谈的，还只是第三次华盛顿汉藏交流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仅从论题——“中国民主与未来西藏”——中就可以看出，这不是一个对等的交流，而是把西藏的未来和中国民主绑在了一起。换句话说，是把西藏问题，定格在先中国后西藏的框架里。潜台词就是，中国不民主，西藏问题不用谈，而中国民主了，西藏问题自然解决了，还是不用谈。细想这和中共不承认西藏问题、回避西藏问题，有否相似之处？我不禁想问一句，远的不说，2008年至今，数以千计藏人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为什么谈到藏人的问题，就非得排在中国人的后面？难道就因为他们是异族，亦或少数，声音不够强大？如果要等中国民主了再谈，还有多大必要现在开会作汉藏交流呢？抑或潜台词是藏人要先加入民运才有希望？更为诡异的是，这次会议上任何有别于这种傲慢的大汉族主义的不同意见发言，最后上网时，都被组织者剪裁掉了。足见这根本不是寻求真正的交流，而是有主题先行的审查过滤。有必要研究的是，这样的所谓“交流”，究竟是主办方的本意，还是操盘“小圈子”拉偏方向夹带的私货？ 是的，无论汉人还是藏人，眼前最重要的就是反共。但是，藏人的反共，是为了还原历史，结束殖民者统治，使西藏重获自由；而汉人的反共，是为了推翻共产政权，使中国实现民主。两者虽然在反共上是一致的，但目的不同。合作自然可以，但必须是有条件的合作。而这个条件，绝不是先中国民主后西藏自由。否则，藏人乘上了仅仅打着“民运”招牌背后有着重重怪影者们的战车，未必抵达民主的目的地，离西藏自由的目地的可能更远，甚至无望达到。其次，藏汉与会者的比例相差悬殊。140位与会者中，藏人不足20人，只占总人数的14.3％；在40多位发言者中，如果不算高层藏人洛桑森格和嘉日洛地的讲话，只有3位藏人发言，只占发言比率的8％，藏人成了点缀。再次，没有真正体现顾念藏人的利益，重大问题避重就轻。比如，没有真正探讨当前西藏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资源被前所未有地掠夺；对唯色的书面发言，即迫在眉捷问题的呼吁书：《请制止用神山圣湖牟利的“开发”》，连提也没有提，无端落空；没有探讨近年数以百计被打死、数以千计下落不明的藏人作家、知识分子、普通人的残酷现实；没有探讨在宗教自由的幌子下，西藏的各寺院，尤其阿坝地区的格尔登寺当时面临的灭顶之灾和正在发生的惨烈自焚 ……最后还要指出，早年也曾有“汉藏交流”。2008年西藏全民抗暴后，汉藏交流的组织者和参加者突然大换班，此后组织工作始终掌握在与汉藏交流和西藏问题毫无关系者手中，这点只要上网搜索细查，即可明了。我不得不重得一下，温哥华的汉藏交流会、多伦多的汉藏交流会，以及这次华盛顿的汉藏交流会的组织者，居然直接间接都是同一民运人士，而此人究竟以什么资格担当此职，一直没有公开的说法，至今是个谜。回溯三次北美“汉藏交流”，眼见很多愿意说真话，对西藏问题素有研究、有著述、有文章、有表述力的人被限制，没有到会的机会，引起越来越多关注西藏问题、想寻求真相的人，对这类活动的组织运作及公信度发生怀疑，进而对流亡政府的政策和执行团队的作风产生负面印象，觉得流亡政府不想办实事，只要面子工程，在这点上甚至与共产党有某种相似之处，使流亡政府的形象受到不必要的挑战。在实际上，也渐渐萎缩了西藏支持者的队伍。更为不幸的是，对北美“汉藏交流”的任何质疑，都因上述人士的把持，而被打成“破坏汉藏关系”、“反对汉藏交流”等，甚至暗示为“特务”或“反对达赖喇嘛”。某学者还特别撰文《汉藏对话，水到渠成》，以树立假想敌之手法， 为问题百出的华盛顿汉藏交流造势，封杀异议。确实，藏人与汉人交流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应该与真正关心西藏问题的汉人民众交流，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拉无涉主题者加入自己的“小圈子”，或与那些连西藏的自主权都在否定，甚至歪写西藏历史和西藏问题的所谓“学者”、“专家”、“作家”一次次重复地摆设汉藏交流的样子，甚至使有多年历史的汉藏交流活动在不知不觉中被引上中共当局通过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幕前幕后联手误导暗示的轨道。 鉴于如上所述，我在此不得不顺便恭请负责进行“汉藏交流”的相关人士，勿再划地为牢，否则的话，真是太辜负流亡政府的期冀，浪费了藏人宝贵的资金资源，也消费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智慧和时间，给西藏问题雪上加霜。（感谢朱瑞同意该文在我博客首发。）

　　 　　 章学诚论“浙东学术”曾说过一句名言：“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钱宾四师一生治学大体上都遵守这一精神。钱先生逝世以后，报章上刊出了不少纪念文字，其中颇有人把他划入“新儒家”的旗帜之下。一九八八年八月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召开了一次“儒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会议，我在现场上看到了一份大陆有关“现代新儒家丛书”的出版计划，钱先生也占一专册，钱先生是二十世纪的一位“新儒家”似乎已成定论了。 　　 但是钱先生生前却雅不愿接受此“新儒家”的荣衔。这不仅因为他极力要避免建立任何“门户”，而且更因为“新儒家”具有特殊的涵义，不是他所能认同的。本文想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澄清。 　　 　　 一、学术与门户 　　 论学不立门户，是钱先生从早年到晚年一直坚持的观点。他早年在学术界的成名之作是《刘向歆父子年谱》，这是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全面而有系统的驳斥。清末民初的学术界一直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壁垒的对峙。但钱先生虽摧破了今文经学，却并未陷入古文经学。他认为今文、古文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经学史的真相不尽相合。所以后来他在《两汉经学今古平议》的《自序》中说： 　　 盖清儒治学，始终未脱一门户之见。其先则争朱、王，其后则争汉、宋。其于汉人，先则争郑玄、王肃，次复争西汉、东汉、而今古文之分疆，乃由此起。 　　 又说： 　　 晚清经师，有主今文者，亦有主古文者。主张今文经师之所说，既多不可信。而主张古文诸经师，其说亦同样不可信，且更见其为疲软而无力。此何故？盖今文古文之分，本出晚清今文学者门户之偏见，彼辈主张今文，遂为今文诸经建立门户，而排斥古文诸经于此门户之外。而主张古文诸经者，亦即以今文学家门户为门户，而不过入主出奴之意见相异而已。…… 　　 本书宗旨，则端在撤藩篱而破壁垒，凡诸门户，通为一家。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自春秋以下，历战国，经秦迄汉，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 　　 钱先生著作中几乎无处不致意于门户之必不可有，而言之最明白畅晓者则首推此序。《朱子新学案》是他晚年最大的著作，他在这部书中则要打通理学内外各种门户，因为只有拆除种种门户之后，我们才能看清朱子的真面目。所以《自序》说： 　　 学者困于门户之见，治理学则必言程、朱、陆、王。 　　 又说： 　　 学者又有经学、理学，乃及汉学、宋学之辨，此等皆不免陷入门户。朱子学，广大精深，无所不包，亦无所不透，断非陷入门户者所能窥究。本书意在破门户，读者幸勿以护门户视之。 　　 钱先生反覆强调门户之见必须打破，这和他在学术上的“宗主”有密切的关系。他一向认为中国学术传统以贯通和整合为其最主要的精神。经、史、子、集虽分为四部，四部之内又各有千门万户，但是所有部门都呈露中国文化的特性，因而也都可以互通。他常说，在中国学术史上，通儒的地位往往在专家之上。“通儒”自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不是人人都能企及的。但每一时代总有少数人被推尊为通儒；凡是足当通儒之称的大概都是较能破除门户之见的学人。钱先生自己便是二十世纪国学界的一位通儒，经、史、子、集无不遍涉而各有深入。据他自叙为学的经过说： 　　 入中学，遂窥韩文，旁及柳、欧诸家，因是而得见姚惜抱《古文辞类纂》及曾涤生《经史百家杂钞》。民国元年余十八岁，以家贫辍学，亦为乡里小学师，既失师友，孤陋处负，以为天下学术，无逾乎姚、曾二氏也。同校秦君仲立，年近五十，亦嗜姚、曾书，与余为忘年交。一日，忽问余：吾乡浦二田先生，有《古文眉诠》，亦巨著，顾治古文者独称姚、曾不及浦，同时选钞古文，其高下得失何在？余请问，秦君曰：我固不知，故举以问君耳。嗣是遂知留心于文章分类选纂之义法。因念非读诸家全集，终不足以窥姚、曾取舍之标的，遂决意先读唐、宋八家，韩、柳方毕，继及欧、王。读《临川集》论议诸卷，大好之，而凡余所喜，姚、曾选录皆弗及。遂悟姚、曾古文义法，并非学术止境。韩文公所谓因文见道者，其道别有在，于是转治晦翁、阳明。因其文渐入其说，遂看《传习录》、《近思录》及黄、全两《学案》。又因是上溯，治五经，治先秦诸子，遂又下迨清儒之考订训诂。宋、明之语录，清代之考据，为姚、曾古文者率加鄙薄，余初亦鄙薄之，久乃深好之。所读书益多，遂知治史学。【《宋明理学概述·自序》】 　　 这一段自叙，极为亲切，与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相似，钱先生《师友杂忆》所记虽较详尽，但论及治学的转折不及此序之扼要。据此序，钱先生最初从文学入手，遂治集部。又“因文见道”，转入理学，再从理学反溯至经学、子学，然后顺理成章进入清代的考证学。清代经学专尚考证，所谓从古训以明义理，以孔、孟还之孔、孟，其实即是经学的史学化。所以钱先生的最后归宿在史学。前面引了他的话，在解决汉代今古文经学的争论时，他是“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事实上，他无论研究子学、文学、理学，也都是站在“史学立场”上。我们可以说，“史学立场”为钱先生提供了一个超越观点，使他能够打通经、史、子、集各种学问的千门万户。而且他的治学经验更使他深切体会到：如果划地为界，跼躅于某一特殊门户之内，则对此门户本身也不能得到比较完整的了解。钱先生毕生致力于破除门户之见，更不肯自己另建门户，其更深一层的根据便在这里。 　　 但是钱先生虽悬通儒之学为最高鹄的，却同样承认学术发展必然日趋分化、日趋专门。一部中国目录校雠学史便是明证。门户的出现正是这一发展的结果。经学之中有今文、古文，理学之外又有心学，凡此之类都是学术这一大家族在长期传衍繁殖中所建立的支脉。所以钱先生决不是主张取消中国学问中已存在的门户；他所反对的其实是门户的偏见。（上引章学诚“必不可有门户”之说，微有语病，其意仍指“门户之见”。）学术门户的成立自有其客观的历史根据，谁也不能任意加以抹杀。但持门户偏见的人则不免过分夸张自己的门户；他们往往高自位置，而卑视其他门户，甚至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己。这种偏见必然导致曲解臆说。钱先生对于现代学术必须分途发展一点，有很明确的认识。他曾说： 　　 今天的学问已是千门万户，一个人的聪明力量，管不了这么多；因此我们再不能抱野心要当教主，要在人文界作导师。所谓领导群伦，固是有此一境界；但一学者，普通却也只能在某一方面做贡献。学问不可能只有一条路，一方面，也不可能由一人一手来包办。今天岂不说是民主时代了吗？其实学问也是如此，也得民主，不可能再希望产生一位大教主，高出侪辈，来领导一切。【《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学生书局一九七六年版，第302页。】 　　 可见他一方面戒学者勿陷入门户的偏见，另一方面又强调现代学者只能走专门化的道路，不能再妄想作“教主”或“导师”。这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所说的“通儒”（或“通才”）的涵义。他的“通儒”并不是和“专家处于互不相容的地位。现代学者首先选择一门和自己性情相近的专业，以为毕生献身的所在，这可以说是他的“门户”。但是学问世界中还有千千万万的门户，因此专家也不能以一己的门户自限，而尽可能求与其他门户相通。这样的“专家”，在他看来，便已具有“通儒”的思想境界。但“通儒”又不仅仅旁通于其他门户而已，在旁通之外，尚有上通之一境。钱先生常说，治中国学问，无论所专何业，都必须具有整体的眼光。他所谓整体眼光，据我多年的体会，主要是指中国文化的独特系统。一九五五年我初到美国，那时我的兴趣偏向社会经济史。钱先生在十月十七日的信中指示我：“弟在美盼能有机会多留心文化史及文化哲学问一方面之研究。社会史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这是中国传统所强调的“先识其大”。换句话说，专业上通于文化整体，或“艺”进于“道”，这才是“通儒”的最高境界。钱先生论通识与专业的关系大致和章学诚所说的“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文史通义·博约下》】甚为相近，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陈旧观念而加以轻忽。事实上，西方现代也同样有“部分”与“整体”互通的要求。近几十年来诠释学逐渐从神学扩展到文学、哲学、史学等即是一现例。 　　 总之，在中国学问的领域内，钱先生一方面破除门户之见，一方面又尊重现代的专业。这种似相反而实相成的论点是相对于一整体的观念而成立的；门户可以有高下大小之异，但同是此文化整体的门户。因此没有任何一个门户有资格单独代表整体。一切专业也都起于对此整体进行分途研究的需要，因此我们对于此整体的了解正有赖于各门专业的精进不已。钱先生所反覆致意的则是：研究中国学问的人无论从什么专业入手都必须上通于文化整体，旁通于其他门户。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免于见树不见林之病。 　　 　　 二、学问的宗主 　　 上面，我们大致说明了钱先生关于中国学问传统中“门户”的看法。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讨论他在中国学问方面的“宗主”问题。只有把这一层讲清楚了，我们才能真正懂得钱先生为什么不肯认同于“新儒家”。但是讨论这个问题，下笔最费踌躇。钱先生学术思想方面的“宗主”决不是几句话可以概括得尽的。我在这里只能就平时理解所及，略述钱先生为学的旨趣与抱负，而归结他对儒家的看法。 　　 根据钱先生的回忆，在十岁那一年，他的体操老师钱伯圭对他说，中国历史走了错路，才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治乱循环。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所以中国此后应该学西方。钱先生接着告诉我们： 　　 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我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一九八三年版，第33-34页。】 　　 这是一段十分珍贵的自传材料，透露出钱先生治中国学问的最初动机。他受梁启超《中国不亡论》的刺激还在此六年以后。其实钱伯圭这一番议论也渊源于梁启超。梁氏在《新史学》（一九〇二年）中便最早援引社会进化论来驳孟子“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 　　 这一动机最后发展为他的“终极关怀”：他毕生治学，分析到最后，是为了解答心中最放不下的一个大问题，即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他在这一大问题上所获得的系统看法，遍见于《国史大纲》以下的各种著作，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概括得尽的。我在这里只想提出两点观察：第一，钱先生虽然一生以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自任，但是他并不是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抗衡，以拒斥现代的变革。相反的，他早年对西方的学术和思想毋宁是十分欢迎的。所以章太炎、梁任公、胡适之等人运用西方哲学和史学方法研究先秦诸子，曾受到他的推重。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而言，钱先生一方面固嫌其疏阔，但另一方面却充分承认“其书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国学概要》下册，第142-143页。】他甚至说： 　　 清儒尊孔崇经之风，实自（章、梁、胡）三人之说而变。学术思想之途，因此而广。启蒙发凡，其说多疏，亦无足怪。论其转移风气之力，则亦犹清初之亭林、黎洲诸家也。【同上，第144页】 这样的话难道能出自一味顽固保守的人之口吗？事实上，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因为没有人建立一种理论，主张保守中国传统不变，并拒绝一切西方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656.html

人民网引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在家庭层次的财产不平等及其变化有两个特征：一、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水平明显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的增长幅度也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这将导致体制内外家庭的财产差距进一步扩大。二、中等收入家庭财产增长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财产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这份报告引起我的注意。贫富差距拉大是个严重的问题，尤其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东亚儒家社会，但更严重的则是这贫富不均是“权力”在作怪——中国的香港以及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也超过或者逼近中国的程度，可那种贫富不均明显是由出身背景、教育程度以及能力大小决定的，在中国大陆呢？明眼人几乎都一清二楚：体制、权力和财富同那1%的家庭如影随形——换句话说，“腐败”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 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现象！加上我们目前并没有实现西方那种可以缓解官民矛盾的民主制度，这一现象继续下去，恐怕会重蹈中国历史上循环往复多次的恶性循环：反抗贪腐甚至打富济贫的运动此起彼伏，多年稳定换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迟早毁于一旦，历史又一次回到原点…… 对中国社会来说，最、最严重的还不是贫富差距甚至也不是贪腐造成贫富差距，而是贫富阶层几乎被固化，没有了上下流动的可能性。这也是在我“走遍中国”走到农村与农民工中时，屡次感到的无奈与痛苦。当前这种状态不改变，中国的“弱势群体”——广大的农民以及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基本上没有向上提升的机会与可能。 在西藏之行前后，我分别抽了两个星期去珠三角和长三角，延续我多年来对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社会追踪调查（当初是为了写研究报告，后来变成我接触这方面社会的必备功课，成了我的“习惯”，并无具体学术目的与工作要求）。多年下来，对农民工的境遇与前途，我依然忧心忡忡。我跟踪的14位女工与21位男工，除了失去联系的，几乎所有的在工作、生活上都并没有什么进展与起色，更糟糕的是，他们仿佛都为了虚无缥缈的明天活着——可并不知道明天的希望在哪里。 这就是为什么在上海同体制内朋友聊天时，我终于失态，大怒了一次。当时朋友谈到习总反腐力度越来越大，一些体制内的人士对反腐与改革开始有抵触情绪，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很可能会影响“官本位”体制下的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我说，那就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发展，逐步解雇、减少一批公务员，缩小公务员队伍。较少公权力同时，也减轻社会的负担。 没想到这位朋友一听就来劲了，他说，这不可能！想解雇缩小公务员队伍，那就不只是影响经济发展，而是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最终伤及执政党的地位。他补充说，你以为公务员是工人和农民吗？说牺牲就牺牲？牺牲公务员和官员的利益是很危险的！ 他后面这句话，让我最终爆发了，我说，狗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改革”让工人下岗，几千万工人一夜之间失去了铁饭碗，也有人不服、鼓噪甚至抗争过，但政府用铁腕对付他们，最终也走过来了。至今虽然还有人生活在贫困边缘，不过，他们毕竟渐渐老去了。牺牲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换来了经济体制的一次大变革。随后“改革”又为了“中国制造”的廉价品销售全球而牺牲了上亿的农民工的利益与权益…… 如果说“改革”一定要牺牲一些群体的利益，从工人到农民工的牺牲，确实换来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发展与经济繁荣，但这一牺牲换来的繁荣与昌盛绝对有不健康与变态的成分：例如使得一些利益集团坐大，贪污腐败如此猖獗，社会底线滑落，并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培养出占全国财富三分之一的那1%的家族……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行让社会更加公正、公平的社会与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再一次拨乱反正，必要的时候，是必须要牺牲一些利益集团和享受特权的那部分官员的利益的。 杨恒均 2014.7.28 “走遍中国” 我和老公的减肥历程——-内脏减肥才是秘密 轻松延长男人性生活时间的世界级发现 发友争相传阅的告别脱发奇文 抗脱十二载(组图) 点滴生活中锻炼“持久力”(组图) 走遍中国：弱势群体的出路在哪里？ 五一节有感：工人哪去了？ 三论民主：富人的钞票与穷人的选票 没有法治保障，大家都是“弱势群体” 富士康跑不了，但“国家”与“社会”在哪里？ 这两本书不能改变世界，但却可以改变你看世界的方法： 《说中国》 《伴你走过人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