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1 、 @ 吴稼祥：国内主媒主导的利比亚事变评论，基调是无奈与贬损；核心论调，是可能“重蹈伊拉克覆辙”。伊拉克在覆辙里吗？当然不是。零星暴力，与全面暴政，那个是覆辙？前者断续局部，可被治理；后者持续无缝，不可纠正。无论萨达姆，还是卡扎菲暴政，如果不被强制中止，都将子子孙孙。 2 、利比亚反对派领导人贾利勒在意大利某报撰文称，“在 8 个月内，我们将举行议会与总统大选。我们需要一个民主政府与一部公正的宪法。”卡扎菲及其同伙应该接受公正的审判，但必须在利比亚进行。他说：“我们需要让他们活着，以与他对待对手不同的方式处理他们。” 3 、中国物价即将全球最贵。大陆物价水平已超台湾。深圳快餐已和香港差不多了。 2011 年 7 月份猪肉同比上涨 56.7% 。广东雷州地区猪肉价格已经超过 30 元一斤，超过美、法等发达国家。法国超市猪肉搞促销时， 一公斤不到 4 欧元，合 18 元人民币一斤。当然，中国最贵的还是房子，基本上是抢劫。 4 、杭州一名高一新生将帮助倒地老人的事情告知家长后被训斥，愤而在网上发帖，称“在场那么多成年人都没有反应，只有我这个未成年人打了电话，为什么不去批评他们却来训斥我？” 5 、铁道部政治部组织部 24 日下发通知，要求年底前无违章、无违纪、无事故。称这是全路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党员都要作出公开承诺。 6 、 21 日，安丘一对领证不久的夫妻在下班回家路上遇车祸死亡。一位目击者称，看到肇事车辆掉头后撞向坐在路上的已负伤夫妻。家属怀疑司机看到伤者没死又掉头撞击第二次，恳请知情者提供线索帮助警方破案。 7 、深圳宝安区初中教师吴勇治与学生家长签订直升高中的“升学协议” 52 份，共收取现金 118 万元。但在学生报到时，涉事学校却不承认此协议有效。该老师承诺将款项退还给学生家长，声称去取钱，不久却传来其在住处跳楼身亡的消息。 8 、 8 月 24 日 晚，网络流传一段记者暗访的视频，内容是云南民大后勤人员以陪酒陪唱为条件免费为女生充水电费。当晚，云南民大党委宣传部部长称学校刚得知此事，目前正在调查，初步估计视频中提及的苏姓男子是外聘的外勤人员。 9 、法新社 24 日报道，尼加拉瓜总统助理称，尼加拉瓜将为卡扎菲提供政治庇护，并让他及其家人在尼加拉瓜安度晚年。有消息透露卡扎菲家族已将大量现金转往西非阿尔及利亚，反对派估计卡扎菲及其子女，可能拥有上千亿美元的非法财富。 10 、网友近日发帖指河北省国税局副巡视员李兆昌税务局公务员“家天下”。记者各方求证发现，名单所列举的身份信息并非无中生有，目前其妻子、儿子、女儿、小舅子确实都在当地各级国税系统工作。 11 、朝鲜领袖金正日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24 日举行峰会，讨论平壤的核计划和两国的经济合作。俄总统发言人在会谈后透露，如果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恢复，朝鲜愿意暂停核试验。 12 、江西南昌一医院因医疗纠纷，近日上演百人械斗。近百名死者亲友手持鱼叉、玻璃瓶等武器包围医院，被院方派出百多名大汉追打驱赶，并喷射白色烟雾，混战中数十人受伤。 13 、近日，株洲攸县多名运煤车司机反映，在株洲市公路管理局所辖的蛇湖检测站有这样一个“潜规则”：只要交了一定数额的“包月”罚款，即使车辆超限超载，一样畅通无阻。记者调查发现，检测站对超载车只罚款不卸载。 14 、因发帖批评睢宁法院工作，在上海工作的江苏睢宁人高国龙最近被“跨省”了。两法官带队将他从上海抓回睢宁，睢宁法院以诽谤他人对其处拘留 15 日并罚款 1 万元。睢宁县委一负责人称，这是睢宁“网络问政”整顿官风后引导“人民说实话”。 15 、浙江温岭市贸易与粮食局副局长林友法，在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两次收受他人现金，合计人民币 9 万元， 24 日被温岭市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6 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2 万元。 16 、苹果董事会今天宣布，史蒂夫·乔布斯即将卸任首席执行官一职。目前乔布斯正饱受病痛的困扰。苹果公司首席运营官蒂姆·库克将接替乔布斯，担任苹果新任首席执行官。 17 、新华医院专家会诊结果显示，伊伊左小腿挤压伤综合症后发生缺血挛缩，肌肉和神经严重受损，属不可逆损伤，致残率高，要恢复到正常肢体的功能可能性甚小。 18 、近日，故宫被举报发生严重的监守自盗案件，故宫图书馆善本书库 100 多册古籍善本被指丢失。举报人称，经常看到图书馆有关负责人从善本书库里拎包，是监守自盗。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回应称，古籍书丢失的原因是历史遗留问题。 19 、在建的杭长高铁诸暨段距离杭金衢高速公路最近处仅 5.8 米 ，存安全隐患，公路上一旦发生车祸则可能影响高铁运行。浙江公路部门称，这样的设计违反了《公路法》有关规定。从去年开始，公路部门开出 5 张停工单，但铁路方未执行。 20 、许志永《卡扎菲生不逢时》：卡扎菲生不逢时，五百年前他绝对是英雄好汉，有超凡魅力的统治者，然而今天，他注定了失败。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国家属于全体人民，而不属于少数独裁者，执政者的权力来自人民赋予，而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民对执政者不满意，就通过和平的法治的程序选举新的执政者，政权更迭不是伴随着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而是一场全民的狂欢。 21 、斯伟江《一个没有明天的职业！》：有学者写，国家的产生，主要是它能提供正义。无需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暴力的丛林让渡于公正的权威（包括政府、法庭），一旦一个国家无法提供正义，谁都会知道，我们将没有明天！尤其是法律人！谁都不会坚守在一个没有明天的职业！ 22 、李剑芒《民主人士应有的德行》：那些大公无私，一切为了他人着想的人们要么是二逼，要么是把自己打扮起来的贼。民主人士要坚持自己宣讲的道理，要实践自己的道理。那就是；“我的财产我坚决要自己做主。我一定要毫不客气（但不能违法）地保护自己的财产，扩大自己的财产”。一个真正的民主人士，不应该回避自己自私，且理直气壮地自私。说白了一个民主人士要争取做到当婊子不立牌坊。

毋庸置疑，卡扎菲这次是玩完了。据英国广播公司 24 日报道，利比亚反对派首次提出方案，称如果卡扎菲放弃领导权，他可以获得离开利比亚的安全通道。与此同时，反对派又表示，如果卡扎菲的支持者抓获他或者将他击毙，可以获得赦免。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领导人贾利勒在巴黎的会议上承认，他们仍然不知道卡扎菲的下落。贾利勒 24 日还表示，反对派将悬赏捉拿卡扎菲，无论卡扎菲是生是死，均将给予举报人 200 万第纳尔 ( 约合 167 万美元 ) 的奖励。无论怎样，作为一代枭雄的卡扎菲这次是被彻底打翻在地再无翻身的可能了。 卡扎菲对自己这一结局一定感到很委屈——他治理下的利比亚多富裕呀：利比亚从 1951 年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变为 2009 年人均 GDP16114 美元，其富裕程度是中国的四倍，在非洲为第一富国。在他任内，曾首先将石油收入的 50% 分给各家各户，然后再做国家预算；在利比亚剥削是不被允许的，店铺不允许有雇员，只能有参与分成的合伙人；国家输水工程惠及之处，那里的牧民就可以变成农民，农场、房屋和拖拉机无偿赠送；利比亚缺劳力和壮丁，就吸引邻国难民来效力，只要给钱，他们就忠心耿耿，更不要说自家部落的利益连带群体了。”而且，利比亚是高福利国家，全民享有免费医疗和教育，国内治不了的病，就送到外国治，病人分文不出；一户只能有一套住房，多余的谁住就归谁；国家对粮食、糖、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补贴。在利比亚，大多数家庭都有小汽车。在城市里没有大型公交车，只有十几座的面包车和出租汽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目前，利比亚也在积极改善百姓的住房条件。在首都的黎波里和全国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正在建设数万套的安居住宅工程，这些住宅作为保障性住房由政府出资建设。由于项目还在建设中，政府还没有制定详细的分配计划。但是相关官员介绍，成立家庭之后的利比亚人均可以向政府申请住房，这些房屋将由符合条件的家庭以十分低廉甚至是象征性的价格获得。在通信方面，在利比亚使用固定电话进行国内通话是完全免费的，手机话费价格也非常低廉，目前利比亚手机覆盖率为 103 ％。听到这个数字您不用困惑，利比亚目前使用的手机号数量已经超过了其人口总数。在利比亚时常看到利比亚人手里拿着两个手机来回换着打。在利比亚一些行人比较集中的广场、街道行走，竟然没有一位城市流浪者或乞讨者，这可以算是世界奇迹，这与记者长驻的埃及情况截然不同。如今，利比亚人或许已经真正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所有这些经济成就比起那个每人每天 100 克左右粮食缺医少药没有手机的朝鲜而言，真是奇迹。可为什么先倒下的是我，而不是那个金二？　　 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帝王在临死驾崩前，把将要即位的太子叫到病床前，面授治国之道。在讲述如何驾驭群臣之后，开始传授治民的方法，大概意思就是：要管好老百姓，不让他们造反，最重要的是要让老百姓的生活始终处于温饱线附近，因为，假如老百姓太穷了，揭不开锅就会去揭竿，但如果老百姓过于富足，没有了物质之忧，就会要求更高层面的东西如平等、权利等，也会闹事，因此，让老百姓整天为吃穿奔波，将大部分时间在忙碌吃和穿的过程中消耗掉，国家才会安宁和稳定。太子深得治民精髓。从此，中国大部分老百姓基本就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每天为下一顿的吃穿早出晚归，为自己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而邻居只有一辆山寨自行车而自豪，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奢谈人权自由公正。数千年来，中国老百姓被圈在这座物质围墙里面，像勤劳的蚂蚁，像温顺的羔羊。 金正日对此显然也心领神会。在他治下的朝鲜老百姓食不裹饥，吃了上顿没下顿，一个男人家只要有两袋大米就可以娶三个媳妇，但贫困不是问题，政府只需偶尔给百姓发两斗大米，百姓就对国家感激涕零，感恩怀德，感深肺腑，感慨激昂，感天动地了，自觉自愿团结在金正日周围，多么感天地泣鬼神的画面哦！而卡扎菲显然就差劲了，如上所述，在利比亚，国民实际上是非常富有的。卡扎菲将石油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百姓福利，住房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每个家庭有两个出口留学的免费指标，甚至出国看病的费用也能报销，平均每个家庭拥有三辆汽车。与中国老百姓相比，这不仅是中产阶级，而是中产阶级中的中产阶级，不仅是白领，而是白领中的白领。可是卡扎菲就没有像中国皇帝们一样想过：你让老百姓都富了，走出了物质围墙，他们没有了物质追求，美女因为数量限制又不能按需分配，他们不想人权自由公正这些东西又去想什么呢？你又不能给每个民众造一条宇宙飞船让他们都去探索太空。 此外，金正日的狡猾与冷酷也不是卡扎菲能赶得上的。这主要体现在对待核武器的态度上。 这次多国部队所以能放开手脚对利比亚实行无微不至的空袭，最根本原因是卡扎菲主动放弃了他那原本已唾手可得的核武器。曾与美国、欧洲纠纷不断并执着追求核武器的卡扎菲， 2003 年 12 月宣布放弃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还决定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的核查。美国以萨达姆 – 侯赛因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攻打伊拉克的当年，利比亚在美国等国际社会的制裁下举旗投降。利比亚 1988 年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引爆泛美客机，接着又开发核武器，此后国际社会一直将其视为定时炸弹，不断向其施加压力。利比亚拆除并破坏了 10 多处离心机和铀浓缩设施，并将核武器原料铀等 25 吨材料运往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基地。大约用了 3 年时间完成这个过程。利比亚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内战后，国际社会在决定是否介入的问题上便没有太大的风险。因为卡扎菲已经没有核武器了。 金正日多精呀，知道原子弹是自己手中唯一一张与西方叫阵的王牌，所以打死也不愿放弃。早在 2009 年 6 月 13 日电朝鲜外务省“受委任”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和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关于朝鲜核试验的第 1874 号决议，并宣布在“与美国开始全面对抗的情况下”，采取 3 项措施以“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自主权”。这 3 项措施是：新近提取的钚将全部实现武器化；开始进行浓缩铀作业；朝鲜将把美国及其追随者的封锁视为战争行为，并将采取坚决的军事对应措施。声明说，朝鲜将“以报复对付制裁，以全面对抗对应对抗”。当前的对抗“从本质上说首先关系到朝鲜的民族尊严和国家自主权问题，是朝美对抗问题，而不是和平与安全问题”。声明说，朝鲜进行的第二次核试验是为了对付美国的敌对行为而采取的“自卫措施”，“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朝鲜“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对这次卡扎菲的倒掉，朝鲜在 8 月 22 日就得意洋洋地表示：“‘利比亚的弃核方式’证明了西方国家的另一种侵略方式，他们先用所谓‘保障安全’和‘改善关系’的糖衣炮弹迷惑对方，使对方解除武装，然后发动军事袭击。” 不过，话有说回来，金正日虽然有这些比卡扎菲“高明”的治国理念和手段，但他也明白：这些东西只能保证他不会在卡扎菲前面倒掉，要想靠这些小聪明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基本上还是缘木求鱼——这不：最近他就不惧长途跋涉地去俄罗斯寻求帮助去了。 鲁迅《捣鬼心传》有云“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此言可遗赠金二。

45年前的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佩戴“红卫兵”袖章，检阅红卫兵队伍。从此，8月18日就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红卫兵也迅速发展成为一种运动。但，仅仅两年后，这一天就成为红卫兵的祭日。无论后人怎样评价红卫兵运动，它都将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尽管现在官方刻意回避，媒体也逐渐淡忘，但这段历史既遮掩不住，也回避不了。历史，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事实上，红卫兵的“幽灵”至今仍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那个年代的红卫兵，虽然很大一部分是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但还是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参加。如果顺着“歇斯底里”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思路，答案是现成的，歇斯底里和受过良好教育本身就是答案。 2010年获戛纳电影节大奖的德国电影《白丝带》，讲述了一个制造恐怖的故事。而恐怖事件的制造者，竟然是当地神父家的几个孩子。这几个孩子受着极其严格、传统的家庭教育，包括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教育，神父也经常向孩子们诉说自己心中对他们的希望，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这些孩子却对一名智障、残疾儿童，做出残害的恐怖行为。这个电影对研究红卫兵的暴戾行为，很有启示意义：即所谓正统、严格的教育，会扭曲受教育者的性格，产生与教育目的相悖的行为。 按照一般的看法，强者并不能因为加害弱者而彰显其强。但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情，比如日本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比如红卫兵残酷殴打学校的老师。红卫兵在当时毋庸置疑是强者，但在当时，他们并没有抱着炸药包去北部湾炸美国的航空母舰，也没有举着步枪射击在越南狂轰滥炸的美国飞机。他们高喊着“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却对那些垂垂老矣的“五类分子”，对朝夕相伴的老师，对共一张课桌的同学大打出手，竭尽暴虐之能事。电视片《七八点钟的太阳》中，一个曾经的红卫兵讲述当年在殴打老弱病残的“五类分子”中获得革命的快感，感觉到自己的强大，这绝对是一种病态性格。 红卫兵是被教育出来的，而且是在一种教育制度下被人刻意教育出来的。这是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教育红卫兵使用的教材和语言，还有周围环境，同教育雷锋是一样的。雷锋日记中有一句经典，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谁是敌人？毛泽东说，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就睡在我们身边。一旦敌人被权威界定，革命者必然对其残酷无情。 事实上，文革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就是一种“性格扭曲”教育。这种教育，每时每刻都在教育学生睁大眼睛，认清谁是“敌人”，尤其要认清自己身边的敌人；不仅要认清敌人，还要恨敌人，要学会恨。作为学生，他们的性格本身并无加害他人、危害社会的倾向。问题就在于，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总有一种力量在不断激发他们的“黑暗面”，总在提醒他们时时保持警惕，时时表现出愤怒，使性格的基因时刻处在极易突变状态。一旦环境出现变化，社会被扭曲，形势被扭曲，民众的思想被扭曲，这种被教育出来的性格就会基因突变，与形势合拍，顺势发展。再加上别有用心者呼风唤雨的撺掇，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就会把对“敌人”的仇恨付诸于实践，付诸于斗争。而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斗争与平时所受教育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文革前17年的教育和宣传，已经在后来的红卫兵“造反”思潮的思想细胞里，注入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基因。这个基因内，带有浓烈的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信息。这种历史信息，经过多少专家、学者、老师，经过教育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筛选和系统化，已经被严重歪曲，已经成为当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高华在一篇论述抗战期间根据地教育状况的论文中提到，中共在红军时期一直到抗战期间的根据地教育，普遍存在重思想教育，轻知识教育的倾向。他认为，根据地的教育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的灌输式教育，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方针、路线为宗旨，又与现实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鼓动特点。这种教育思想，以及由此逐渐形成的教育制度，都对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教育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 红卫兵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 强化的灌输式教育，并不是真正的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是启发式的，灌输的只能是精神。这样教育的结果，只会培养出服从命令、一往无前的猛士，激发不了思维的火花，也培养不出有思想的智者。 但善于思考的人，却能成例外。例如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当年19岁的北外学生王容芬在广场上百万疯狂的红卫兵当中，意识到中国如此发展下去必将大乱。王容芬之后上书毛泽东，震惊了北京。 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在凤凰卫视作客访谈节目时候，回忆那天说，当天广场上有人捡着不少金条。广场上没有资本家的子女，那些金条都是红卫兵从资本家那抢来的。他们欢呼跳跃的时候，金条从衣服兜里掉到地上了。可见，红卫兵不仅是暴力分子，还是刑事犯罪分子。 45年前的“8·18”，是一场反人类的示威。这次活动的中心内容是林彪讲话，讲话一开头，他就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宣布支持红八月暴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作了现场直播。所以广场上好多大喇叭。林彪声嘶力竭的讲话——他也是个病人，好像服了兴奋剂似的——从多个大喇叭一起放出来，听着就像好多流氓打群架一样。毛泽东那天言行不多，但他是总策划，他那天突然穿上了军装。军装是临时找的，他那么胖，没有合适他身材的，找来最大号的，还绑得身上似的。他穿军装是突出了他是军委主席的身份。毛泽东那天是国家暴力的代表。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他献上红卫兵袖标，他戴上后说了三个字“要武嘛”。在百万人齐呼“万岁”的浪潮里，毛泽东抬起带着袖标的那只手臂，说“红卫兵万岁”。“8·18”之后，宋彬彬本人改名宋要武，1966年8月20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刊登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叫“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 那天主席台上、广场上几乎都穿军装。红卫兵的武器是带钉头的皮带。给毛泽东献袖标的宋彬彬当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三个头目之一，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在“8·18”之前的8月5日，用钉头皮带活活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宋彬彬在文革中的角色是红卫兵代表，恐怖分子头目。宋彬彬们“奉旨”“要武”后，一场杀人游戏就开始了。 据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从8月20日到9月底40天里，被打死的有名有姓的北京市民和教师有 1772人，就是每天有44个人死在红卫兵皮带下。最残酷的暴力集中在其所高干子女所在的中学，包括宋彬彬、刘婷婷、邓榕所在的师大女附中，以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薄熙来所在的北京四中，美国红卫兵卡玛所在的101中。 当时社会上的整人、打砸抢现象，人都想疯了一样。王容芬“8·18”那天也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当天的情景，让她想到大学期间看的反映德国纳粹时候的电影，知道暴力的根源在哪儿了，所以做出了之后上书毛泽东的决定。她给毛泽东写信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文化大革命要把中国引到哪里去？！” 本来那些政治家们该出来说话，但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于是她挺身而出。那个疯狂的年代，有些人犯了所谓的一些不尊重毛泽东的错误，现在看来可能都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小事，但这些人却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但王容芬居然逃过了被判死刑这一劫。原因就是因为她的话说的太绝了，他们就非要知道她幕后的“黑手”是谁，每次审讯都问这个问题，48小时审讯轮班转，不许她睡觉。审问她就是要知道是谁影响了她，就这么折腾了她多年。让她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过她的老师都写出来，说谁影响她？她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就写了个拉赫美托夫。他们问这个人怎么影响的？她说，他还影响列宁了呢。这一下，他们给她手铐脚镣都戴上了，说她戏弄他们。后来进监狱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把她转到山西，再后来就顾不上她了，没人管她了。就这样，她在监狱里呆了10年。 10年中，王容芬看报都是狱卒子看剩下的报纸，她妈给她送进一本《资本论第二卷》，也看了10年。看来看去，她明白了，知道他们这个革命根本就建立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上了。后来给她平反了，她还进了社科院成了研究员，还是高级研究员。当然平反也没彻底平反，因为“反毛”这条不能平反，留了个很大的尾巴。当时社科院招人，她就拿了一篇批判资本论的论文去应招，费孝通领导的社会学所就要了她了。 “8·18”过去45年了，每年这一天对王容芬来说都是个特殊的日子，王容芬也觉得对中国人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这是个暴力恐怖的日子。德国有个“水晶之夜”，是纪念纳粹砸犹太人店铺之后开始种族屠杀的日子。王容芬希望中国能把8月18日定为“国耻日”。 王容芬觉得有这个可能。王容芬认为，“8.18”实际上是20世纪中期以后整个世界恐怖、暴力活动的一个重要起源。“这不但扰乱了全国，而且扰乱了世界，它输出革命。当时在北京外文局集结了一批全世界的所谓外籍的专家，他们翻译毛泽东的语录，把这翻成外文，用各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去。”那时候，在德国出现一批人，拿着小红书，德文版的上街游行示威，上街扔石头。还有一批人，直接就称自己是“红卫兵分部”，后来由德文翻成中文却成了“红军旅”，这个“红卫兵分部”就是一个纯粹的暴力恐怖组织。他们的任务就是按照名单去杀人，去杀政要，杀经济界的银行行长，杀检查院院长，雇主协会会长，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杀人。所以，“8.18”是中国暴力的根源，也是从那以后世界暴力的根源，那些毛分子，那些马列主义分子，那些各种各样的红卫兵，把人头骨头堆成墙。 宋要武（宋彬彬）在“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中说，“……革命的重担我们要挑，革命的大权我们要掌。我们向毛主席保证：资本主义休想在中国复辟。我们不但要让中国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不变色，而且让它在我们下一代手中也不变色，让它千秋万代红下去，要让红光照遍全世界。中国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前途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发扬 “武”的精神，跟着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所谓红卫兵，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张承志的笔名，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中国第一支红卫兵是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小宾、张承志等人秘密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完全是自发的。在他们成立的当日，北大附中以彭小蒙为代表的中学生，成立了“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的父亲彭炎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是党内有名的文化人，其母阮波是著名作家，但他们对红卫兵的组织持保留态度。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它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的署名。紧接着矿院附中、石油学院附中等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矿院附中红卫兵的杨冀平，是上将杨勇的次子。他哥哥杨小平和中共中央统战副部长刘春之子矿院刘歌是中学时的同学，因此，杨冀平和刘歌熟起来。受杨冀平的影响，矿院红卫兵由刘歌发起，朱迈、赵静愚、王小中、杨吉生、王运通、刘延生、王阳春等人参加，成立于6月18日。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之前，红卫兵虽然人数比较少，却都是真正的红卫兵。 但是煤炭部工作组把矿院和矿院附中的红卫兵，都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刘歌、杨冀平不服，相约到煤炭部，求见部长张霖之，说明红卫兵的实际情况，得到张霖之部长的支持。在张霖之部长的干预下，矿院红卫兵不但被平了反，而且院党委还专门拨给了办公室和电话，红卫兵组织一下子发展到100多人。北京航空学院的刘克府（又叫朱新华，上将朱良才的次子），和刘歌是中学时代的同学。他听到刘歌介绍红卫兵的情况非常赞同。后来刘克府和苏晓前（中将苏静之子）、徐甘泉（中将徐立清之子）、赖锐锐（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子）、贺新洲（贺龙元帅之侄）、李明清（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子）、孙酋玲（交通部长孙大光之女）、王亚慧（少将王智涛之子）等串联，写出十二人大字报，向院党委提出善意的批评，全校轰动，掀起运动高潮。毛泽东的大女婿孔令华（中将孔从周的儿子）担任了校筹委会主任，刘克府是委员之一。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参加了国防科工委驻北航的工作组。运动中，刘克府们碰到什么问题都去请教李敏。红卫兵的事也问过李敏，李敏的回答是坚决支持。 大约在1966年6月份，一副血统论对联广泛传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语言是不符合正统的语言习惯的，近似于流氓痞子的语言，但它却朗朗上口，被广大红卫兵小将接受。他们信奉毛泽东“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那时候林彪虽然还没有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所谓的林彪语录满天飞，如：“枪声一响，老子就上战场，完蛋就完蛋，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等等。“对联”的出现同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有直接关系。 7月26日，江青在北展剧场接见红卫兵，公开了对红卫兵的支持。彭小蒙在演讲中引用了“对联”，江青插话说：“基本如此嘛。”由此，对联有了“基本如此”的横批。 7月28日，江青将清华附中卜大华等人6月24日写的《论无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和彭小蒙7月26日在北大的讲演稿，交给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回信。8月3日王任重约见卜大华和王铭，公开了毛泽东的回信。至此，由于毛泽东的首肯和推动，红卫兵运动像火山爆发一样，在全国以势不可挡之势兴起。 7月26日，北京轻工学院的汪延群（少将汪东兴之女）、朱新民（上将朱良才三子）等为代表，到国务院信访室上访，状告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引起中央文革的重视，戚本禹亲自出面接待了他们。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召开运动积极分子大会，当天晚上，江青率中央文革部分成员到轻院，举行师生大会。江青在讲话中支持学生反对工作组。8月1日，轻院红卫兵正式成立，在高校中轻院红卫兵也相继成立。江青对红卫兵的兴起有她不可磨灭的功劳，为了制造天下大乱，她刻意吹捧无知的青年学生，鼓励他们造反有理。当她看到中学和大学的红卫兵组织，能为她所利用，就使出各种手段千方百计拉拢和支持。 清华附中红卫兵富于革命激情的文章，彭小蒙精彩的演说，一经江青的推荐，就立即得到毛泽东的认可，进而肯定了红卫兵运动的大方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毛泽东的支持，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红卫兵运动。红卫兵真正变成了“奉旨造反”的红卫兵。 8 月1日建军节后，全国红卫兵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中央老革命的子女都参加了红卫兵：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朱理治的儿子朱佳木，陈毅元帅之子陈晓鲁、陈赓大将之子陈知涯，中共建政上将朱良才的长子朱新加，中将刘志坚长女刘平凡、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之女顾小鸥、上将傅秋涛之女傅民族、公安部老红军之子李纪周、内务部副部长程坦之女程辛联，上将张宗逊之子张新陕，汪东兴之女汪延群，少将王集成之子王小戍、少将王文轩之女王小玲、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之女万淑鹏，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典桃之女邓良宝，小儿子邓良诚，黑龙江省长李范五的女儿李黎力，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刘菊芬，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之女雷蓉、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之女王小平。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乔宗淮，成都军区政委、中将甘渭汉之子甘佩，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之女杜安糠、一机部副部长饶斌之子饶凯，中将、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之子刘惜戈、中将、海军副司令方正平之子方忠诚、上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之女叶威威、冶金部长吕东之女吕虹，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之子谭怀远，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之女伍连连，少将宋玉林之女林辉，建工部长刘裕民之女刘莹，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之女于延琳，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之子万仲翔、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之子刘安东，党校副校长胡绳之子胡伊朗、戴爱莲的侄女戴良江西省副省长黄霖之子罗迎难，外交部驻英代办宋之光之子宋扬之，上将苏振华之子苏承德，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谭力夫，教育部副部长刘笛峰的养子……。 但他们不顾政策、为所欲为，到处制造麻烦，竟然枪走西藏宗教领袖班禅进行批斗，到处打砸抢烧，外国使馆密集的东交民巷和苏联使馆附近的一条街，被他们砸了原先的路牌，分别改为反帝路和反修路，与外国使馆工作人员的冲突也时有发生。 于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出面讲话，要求领导干部的子女退出红卫兵领导层。许多老红卫兵的父母，这时都受到运动的冲击，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桩桩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大多数老红卫兵，他们转而成为“保爹保妈”派。在中南海礼堂成立了“联动”。这些老红卫兵，都是血统论者。在他们的老子纷纷被打倒前，他们用极端的方式抓走资派、打黑帮，批斗牛鬼蛇神，甚至欺压出身不好的同龄青年。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干扰了文革的大方向，于是江青人不得不重新培养新的红卫兵，头领如聂元梓、蒯大富之流，来替代他们。 不过，“飞鸟尽，良弓藏、走狗烹”，无论是老的、新的红卫兵，他们不过是像猴一样被耍了一回。使命结束后，都退出政治舞台。 在反对“血统论”的英雄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杀害的26年后，“血统论”的发明者谭力夫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作者坚定地认为：在中国“血统论”是一种文化。唱红歌，种红树，山河红，老子英雄儿好汉。2008年9月，“将军后代合唱团”在中国成立。他们子承父志地表示：“美国不是要我们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会变颜色，我们就是要将我们的红色文化代代传下去，永不变色。”这声音似乎和当年的红卫兵们一们一样，但滑稽的是那个宋要武又改成了宋彬彬，并入了美国籍，成了美国人。 “文革”是在唱红歌、读红书、开红会、看红戏中，拉开序幕的。那时刚过了“三年困难”，人们饿得没精神，领导说要提振精气神，于是各单位组织开展“革命歌曲大家唱”活动。给人印象最深的歌，是李劫夫作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歌中唱道：“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泽东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还有才旦卓玛唱的以雷锋日记填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中唱道：“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教导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抽敌人！”。唱得最多的红歌则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主要内容为：“毛泽东是红太阳”；“党是俺的亲爹娘”；“千秋万代跟党走”；“誓把敌人全埋葬”之类。成人唱着红歌；红孩子“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的口号嘹亮，使青少年热血直往上涌，盼望着早日有一天“杀敌上战场”。这一天终于来了，广播里发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集中火力斗黑帮”的号召，“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学生们发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最先一批红卫兵是高干子弟，他们打人下手狠，并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不久高干子弟们的老子被打倒成了“走资派”，他们就蔫了。红卫兵上街“破四旧”，见着 “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就打。由于暴力革命思想深入人心，这一切似乎顺理成章，红卫兵们还有一套说词：“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有人去八宝山，见到被打死者的尸体摞满一间间屋子，来不及火化。北京大兴、湖南、广西等地都发生了把“黑五类”全家“灭门”惨案。 “文革”红潮越涌越高涨，毛泽东一次次接见手捧“红宝书”的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海洋”。唱红歌发展成了人人必须边唱边跳的“忠字舞”，有首“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红歌，是“忠字舞”的主旋律；读红书变成了每个人不可缺席的向伟大领袖的“早请示，晚汇报”，到了早晚一定时辰，由一人领头，众人均要起立，把红宝书捧在胸口，面向主席画像高声敬颂：祝伟大领袖毛泽东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不做完这个仪式，不能上下班和吃饭。每个革命群众都要佩戴的红像章也越造越大，一位干部因调侃说红像章好似古代武将的“护心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那时民间还没有电视，只有收音机，一年到头天天反复播几个红色“样板戏”，没有别的节目，以至全国的孩子对红戏台词倒背如流。1967年底各省市都夺权成立了“革委会”，叫“全国山河一片红”，还出了纪念邮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则提出：我们不仅要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很多大陆的中国人，经常把现在和1950年代最贫困时候的生活做对比，觉得现在总算能吃饱饭了，似乎只要吃饱饭了，老百姓就幸福了。这个标准，实在太低、太贱了。 其实，1950年代中国大陆人的生活水准低，很多情况下低于民国时代。比如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石”为两百斤；1包面粉为44斤），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豆油1斤0.19元。1929年，每元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其他城市，大抵如此。中共早期革命家张金保的回忆录里，尽管“是劳苦大众的痛苦呻吟”，但通过去其回忆录，仍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张金保曾担任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1920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到汉口第一纱厂做工，每个月可以挣14元银元，第二年月薪30多元银元。而从1920年代中期一直到1930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和0.198元，100斤大米4.66元。一个纺织厂的工人，当时收入水平按购买力来讲，比今天2000年代的很多同类的人都要高的多，生活水平比今天并不差。拿现在的生活水平和1950年代最贫困时候的生活对比而产生“老百姓幸福感”，不是犯贱又是什么呢？！ 1950年以后一直到1970年代前半期，中国大陆老百姓生活一直都不如民国时代，哪怕是毛泽东鼓动老百姓对国民党“反饥饿“的年代。很多人不去比他们爷爷辈年轻时的生活水平，不去比国民党年代的生活水平，而是把今天和50年代的非常低的水平去比，然后寻找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相当程度上是心里上的自我安慰，实在可笑可悲。真要比，不如比100年前的清朝。只不过恐怕比较之下，人们也会很沮丧。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今天中国大陆老百姓很多城市里的居民，一个月工资的购买力，绝对不能和民国时代比较，没有民国时代强。只能说，中国大陆老百姓的生活是经过一个U字型，即1950年代至1970代末，是上个世纪最差的时代而已。将现在和那个时候比，要么是对历史的无知，要么就是犯贱。 况且，人们必须认识到，按世界标准，从上个世纪的1950年代到现在过去了将近60几年，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都在大规模提高，在世界各国生活水平都提高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生活水平比六十年代有所提高本来也是应该的，并不是什么成就。任何国家经过60年的发展，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无论是印度还是巴西，包括很多非洲国家。如果以为今天的生活比1950、1960年代的好，就是社会主义的成就，就不能解释印度、巴西、非洲这些国家的成就，更不能解释韩国、日本、台湾、香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就。如果要解释，结论只有一个：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中国大陆更高，提高得更快，说明他们的制度比中国大陆要好的多。 所以，所谓生活水平提高了、比1950年代好了就是成就，也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那么，中国大陆的水平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这个标准不能关起门来用中国大陆官方和官媒的宣传的那套眼光去看，而是要用国际标准。举一个例子，比如2007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全国农村居民的生活费收入大概是每天是8元人民币左右，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合1.6美元，那这个水平是高还是低？这里有一个国际标准，那就是世界银行在2005年的时候，公布过世界银行测定的世界各国的贫困线。贫困线标准是2005年，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的人均生活支出低于1.25美元，这个国家的国民就算处于贫困线以下。按照这个国际标准来讲，2007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全国农村农民平均下来，他们的生活水平就处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以下。这能说是中国大陆的农村有巨大的进步？！这只能说是比1950年代农民饿死的时候好一点，能够吃上饭了；但决不是说，老百姓已经过上了所谓的幸福生活。因为，生活在国际标准的贫困线之下，无论如何都不能讲这是幸福的，而是世界各发达国家要去援助、救助的对象，处于一种很可怜的状态。 在2005年的时候，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在什么国家呢？多半是在非洲的战乱的国家，那些打内战的国家，部族发生冲突的国家。而中国大陆，并没有国内战争。中国大陆是所谓“发展是硬道理”的国家，已经强调多少年的连续的高速发展了。为什么高速发展了20多年，农村的7、8亿人民他们的人均生活水平还处在国际的贫困线之下？这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大陆的制度其实存在严重的问题。老百姓不能够从中国大陆的发展中得到好处，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再举一个最新的例子。2011年7月1日，大陆政府宣布城市居民、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2000元提升到3500元，财政部把提升以后的纳税人口减少作为他们的工作成就来宣传。于是，就提供了一个数字，即根据他们的测算，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每个月3500元这个标准确定了以后，结果是：中国大陆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口从8000万减少的2400万。但是，财政部在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忘了另外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通常是这个国家温饱线的下线。凡是在民主国家生活过，交纳过所得税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家庭的月收入或者年收入，低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属于处在温饱线边缘的状态，就是勉强温饱的状态，谈不上生活好。那么，这个家庭是属于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补贴的家庭。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看的话，中国大陆的全国的劳动力是将近8亿，居然只有2400万的人生活在温饱线边缘以上，剩下的98％的劳动力都生活在温饱线以下，这样的生活状态，这样的购买力，能够说是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增长，老百姓从做的越来越大的饼当中分到了很多么？恰恰相反，它说明老百姓分到的越来越少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全部落在了政府的口袋里。所以，从中国大陆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老百姓的消费占整个经济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代的50％左右缩减到现在的35％。换句话讲，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使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相对的来讲，处在萎缩之中，且萎缩幅度不低。 对比其它国家，美国日本它们的国民收入当中，老百姓消费占70％。也就是说，一个发达国家，老百姓的消费购买力在他们本国的物价的体系里大概占的比重应该是70％，中国大陆只有此一半。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大陆老百姓的购买力，其实也在高幅度萎缩中。所以，财政部提供的2400万纳税人口的数据，其实本身也否定了关于“饼”做大了，中国大陆老百姓生活就越来越好的说法。 既然经济增长了，为什么老百姓的购买力会出现萎缩？ 中国大陆老百姓购买力相对萎缩，在整个经济这元大饼中占的分额越来越少，首先是由于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造成的。政府在收入分配政策上完全的抛弃了社会的公正。收入分配明显的偏向于权贵阶层。而普通老百姓，普通的工人，包括农民工，他们都是以最大的劳动强度，最长的劳动时间，领取的低于生活水准需要的最低工资，或者是最微薄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陆有8亿劳动力，他们在拼命工作想养活自己，但无论他们怎么拼命的工作，他们创造的成果绝大部分都落在了政府的口袋里，被政府和权贵集团拿走了。而老百姓自己生活是始终处于一种艰难的状态，所谓勉强温饱，仅此而已。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就同时伴随着政府官员的贪腐。人们知道，最近铁道部外逃的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他一个人在国外的存款就达到24亿美元，相当于近150亿人民币。但象这样的案子，在中国大陆还有很多。中国大陆外逃的贪官，据官方的报道，他们在海外的存款达到5000亿美元。 上述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大陆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绝大部分老百姓生活是很勉强的，处在温饱状态，经济成长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好处是落在了贪官还有政府的口袋里。而政府有了大笔的钱，就用这些钱去修面子工程，比入从高铁到城市修建豪华大楼，还有城市的大街上弄上各种灯光，修了很多广场，甚至包括公共厕所也修的非常豪华。这样大笔的钱，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压缩老百姓的购买力，把老百姓应该有的收入给拿走了。是中国大陆的政策，导致了目前这样的局面。 一方面是老百姓购买力的大幅度萎缩，但另一方面老百姓还要承受疯长的物价。 以2010年IMF所公布的数据来观察，中国大陆人均GDP4283美元，人均PPP7518美元。台湾地区人均GDP 18304美元，人均PPP 34，743美元。如果计算两者比值的话（GDP/PPP），台湾地区是52.68%，中国大陆56.97%。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物价水平竟已经超过台湾地区。1990年代，很多香港人到深圳、广州等城市买房。当时，香港很多房子每平方米价格都在10万元以上，但深圳或者广州的话，每平方米往往只需要几千元。10年前，在广州吃一份快餐，一般是4到6元，但是香港往往需要是30港币。现在，中国大陆物价不断上涨，在广州很难买到10元以下的快餐，深圳市区快餐一份需要20到30元之间。再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因素，深圳快餐价格已经和香港差不多了。 2005年至今，一边是人民币不断升值，一边是国内物价不断上涨。相对发达国家或者地区来说，中国大陆房价已经没有优势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市中心房价基本上在3到5万元一平米。这10年时间，中国大陆多数城市房价上涨到5到10倍。有一些人在住房方面开支已经占总开支的一半以上，甚至支付房租之后所剩无己。 这些年以来，中国大陆物价上涨得惊人。不仅是房价拼命上涨，而且是各种东西都在拼命涨价。10多年前，汽油不到2元一升，现在离10元时代已经不远了。2005年，南方某个城市一条30多公里客运票价是5元，2011年6月就上涨到9元，涨幅达到80%。2004年，广州到珠海直达车票价是45元，现在上涨到70元以上。2005年，广州超市出售的大米，最便宜的在1.3元左右一斤，到了2011年之后，最便宜的也上涨到2.3元左右。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11年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5%，其中猪肉同比上涨56.7%。现在，广东雷州地区猪肉价格已经超过30元一斤。这个价格已经超过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法国尼斯超市，猪肉一公斤不到4欧元，折算也就是18元一斤。 虽然现在车子价格越来越便宜，但是车位价格却悄悄在上涨。2011年7月，广州滨江东某楼盘推出了最高72万元一个的车位。该楼盘贴出通知，将出售64个车位，价格最低的要43万元，最贵的一个产权面积为20.5700平方米的子母车位，价格达到72万元。上海的车位价格比广州更加高，最贵的车位价格已经超过100万元。 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国内物价不断上涨，中国大陆生活成本已经变得很昂贵。北京、上海等城市物价水平并不比欧洲等发达国家低，甚至比很多发达国家都要高。蔬菜、鸡蛋、肉类、鱼类等日常消费品，中国大陆并不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或者地区便宜，甚至还要贵。中国大陆物价上涨速度远远高于美国，这些年来中美物价水平差别越来越小。现在，美国比中国大陆贵的东西，主要是人工和知识产品。如果在美国理发，价格在20到40美元之间，但是国内的话，10到40人民币之间。同时，美国书籍价格普遍是中国大陆要贵好几倍。不仅是美国如此，并且欧洲很多国家也是这样。比如，法国一本书籍，价格通常是10几欧元。可以说，中国大陆比发达国家便宜的东西已经不多了。法国尼斯三网合一，即是电话、电视、互联网包月，一个月仅需要30欧元。上网无限流量，同时电话还有100多个国家固话任打。 随着中国大陆进入老年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失，中国大陆人工价格将开始飙升。预计到2020年，中国大陆理发价格将在30到100元之间。到时，中国大陆什么东西都贵得可怕。 10年前，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都是每平方米几千元，超过1万元的房子是极少的。现在，房价都是几万元，个别房子卖到10万元，甚至出现每平方米30万元的天价。如果这样继续上涨下去，10年之后出现每平方米100万元天价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经济发展是中国大陆过去30年的政策基调，也是其政绩合法性的来源。国内的智囊们经常把这一点夸赞成“中国模式”。2011年，正当欧美的债务危机吸引着全球目光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势表面上仍然令西方国家的投资者抱持着希望。然而，恰恰是在这一年，中国大陆经济已经事实上陷入了严重困境，在国内民众的眼中，政府宣传的“盛世”已经成为“镜中月、水中花”。当局同样也已经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早在2010年年底之前就悄悄地停止了“中国崛起”的宣传，开始奉行以韬光养晦为主旨的新外交战略。 现在，人们通过从民国至今的纵向对比，通过国内国际的横向对比，都无法解答一个问题：中国大陆，她得优越性到底在哪里？！中国大陆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即所谓的“中国模式”破产之后，对中国大陆百姓又意味着什么？！中国大陆老百姓该怎么办？！ 但人们第一件事还是该先想一想，自己过去脑子里对中国大陆的几十年的“成就”，认识是不是错了？错在么地方？!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以后，才谈得上该做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