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本世纪初，北京五道口，有个酒吧叫“开心乐园”，那时树村乐队云集，满街全是打着鼻环、留着长发，浑身金光闪闪的男女摇滚青年。经常看到电线杆上贴着纸条：寻找贝斯，寻找鼓手。“开心乐园”就是这些乐队惟一可以演出的酒吧。经常可以在树村的村口看到这样的告示：今晚开心乐园，摇滚周末，下面是二十多支稀奇古怪的乐队名字，门票十元。稍晚一点儿，村口的摇滚餐厅，各路牛鬼蛇神就携家带口地吃演出餐了，富裕的，还可以喝上几瓶。继而，浩浩荡荡地兵发五道口。 “开心乐园”位于一条破败的铁路旁边，好像过去是个洗浴中心，经营不善，就沦落成为地下音乐的集散地。里面消费并不贵，一瓶燕京才两块钱。经常是乐队比观众还多，大家抽着烟喝着酒，在场内串来串去，有时激情来了，还会在场子里串成一串跑火车。演出前，要抽签决定演出顺序。上半夜演出的乐队比较幸运，每个乐队上台，都迟迟不愿下来，只要有一个人继续鼓掌，那也可以当做在要求返场。所以时间会越拖越长，最后一个乐队演出时，鸡都叫了，该吃早点了。一般来说，每个乐队只能分到几十块钱，打车回树村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会看到壮丽的路边大排档景象，像草原上生着篝火的游牧民族。连吃再聊，等天亮后的第一班公共汽车，灰烬一样疲倦的人群，扛着乐器，流进树村的街道。这时房东们正在早起遛鸟，而这些唱歌的年轻人却要睡觉了。 “开心乐园”最终因为无法负担房租，彻底关门。意味着更多的乐队没有上舞台的机会了。 “河”酒吧，“河”就是黄河的河。野孩子乐队的张佺和小索，从兰州唱到了北京。那时他们留着长发，一身皮衣皮裤，整个一个铁血民谣。音乐就像黄河上游的水，清澈有力。他们租了一个地下室，天天早起，摽着膀子练琴。节拍器滴答滴答，经常从早开到晚。他们很快就占领了北京的演出市场，不久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河”酒吧。 “河”酒吧坐落于三里屯南街，中国地下的即兴音乐发源于此。经常是一个人在舞台上刚唱了一首歌，就蹦上去一个鼓手，然后，萨克斯上来了，手风琴加入了。最后台上台下就弄成了一个交响乐团。除了野孩子作为镇场之宝，经常演出之外，万晓利、小河、马木尔、王娟，也是这里的常客。晓利和小河的第一张现场唱片录制于此。 那时感觉做地下乐队的，如果没上过“河”酒吧的舞台，你都不好意思见人。我记得一次春节放假，大多乐手都回老家了，一个朋友推荐我去，打电话给河酒吧说，反正现在也没什么歌手，让周云蓬去演一演。最终还是被婉拒了。到后来，常来河酒吧的人就形成了一种家族关系，所有男人都是舅字辈的，所有姑娘都是姨字辈的。有一个不存在的孩子，成为大家共同的纽带。但这种乌托邦的音乐共产主义，无法折合成人民币交房租，很多看演出的人，会在隔壁的小铺里，先买上几瓶啤酒揣在身上，进酒吧一边喝一边看。由于老板本身就是歌手，大家称兄道弟，谁也不好意思较真。经常到了午夜十二点，老板小索已经喝高了，会拍着桌子大喊：服务员，给每个人上一扎啤酒，记我帐上。等到非典那年，酒吧顺势关门了。再后来，“野孩子”的重要成员，小索去世了。“河”家族风流云散，各奔前程。 过了很多年，在“河”酒吧经常演出的人，相互见了还是很亲切，仿佛一个村子出来混大城市的乡亲重逢。 今年，“河音乐”作为一个小的音乐团队，重出江湖，主要成员有张佺、张玮玮、郭龙、周云蓬、吴吞、刘东明、冬子等等，向往着重拾少年心性，毫无功利心地去做演出，好的音乐最重要，它可以让时间熠熠生辉。 原刊于《星尚画报》 附：“河”十周年纪念演出： 时间：6月23日、24 周四、周五，四 19:30 地点: 北京 朝阳区 麻雀瓦舍 广渠路36号院东院 （双井家乐福正对面 劲松口腔旁胡同内50米 红点艺术工厂内） 详情： http://www.douban.com/event/14008556/

一 别让自己变成了另一个稻草人。大约六年前，一位朋友劝告我。 比喻来自叶圣陶的一则童话。稻草人内心善良，却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他那细竹枝的骨架子、隔年的黄稻草的肌肉、手臂上用线拴的破扇子，赶不走飞蛾，帮不了生病的孩子，救不了离水的鲫鱼、寻死的女人…… 童话写于二十年代初，或许也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知识分子的某种隐喻。那是个充斥着兴奋与焦虑的年代。五四运动给予他们巨大信心，知识不但转化成行动，而且影响巨大。但创办杂志、呼吁民主与科学、上街游行、通电全国、号召罢课罢市，乃至翻墙殴斗、放火烧宅是一回事，让广阔的民众都感受到中国的危机，投入持续的行动却是另一回事。相比于一小群知识分子的活跃，中国社会仍死寂一片。 被过滤广告 他们试图深入社会，他们到乡村、工厂、矿山宣讲救国，却发现听者寥寥，人们既不太感兴趣，也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一位老妇人把要前往的媳妇关在家里，还痛骂青年学生是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 在历史的惯性与现实面前，新思想与文化的力量倍感脆弱，它像是鲁迅感慨的：“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一些人前往西方深造，认定惟有深入了解他们的理念，才能拯救中国，另一些人创建党派，组织与意识形态让他们更有力量。 不过，这些机会只属于大城市中的一小群知识分子。其他人呢？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感到希望与光亮，如今又回到了现实的暗淡，他们深感迷惘、无力，像是田里的稻草人。 我从未读过《稻草人》，也对朋友的劝告不明所已。那时我不到三十岁，正着迷于谈论中国与世界，对于未来充满信心，认定中国必然不断富强与开放，而自己将参与这个伟大进程的塑造，怎会担心所谓的无力感？ 二 再次遇到叶圣陶，已是二零一零年初。我在剑桥的东亚图书馆的地下二层，找到了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 它初版于一九二九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稻草人”的延续。几年前的“稻草人”只是迷惘与无力，现在则加入了新的元素。对于知识分子，五卅运动再次燃烧起他们的热情与希望，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帜下，他们联合起工人阶级，再度感觉到力量。但力量感转瞬即逝。一年后的北京的“三一八屠杀”，两年后上海的“四一二惨案”，令恐怖、暴力、窒息与绝望四处弥漫。 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的团结感也分崩离析。青年们曾是进步的动力，如今则相互残杀。个人觉醒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但个人在这剧烈的社会变动前，又是那么软弱。 这个叫倪焕之的青年，不断在希望与幻灭中摇摆。他要追求自由的爱情，要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参与革命 与政治来救国。这些理想都失败了，婚姻的琐碎破灭浪漫的爱情，教育的理想则在民众的生活惯性前止步，大屠杀则窒息了政治参与。无处不在的恐怖，则令所有理想与想象力丧失意义。 或许因为剑桥生活的疏离，《倪焕之》在我内心激起了意外的回响。江南水乡的风物，一个青年在时代旋涡中的苦苦挣扎，弥漫在文字中的单纯、怅惘、活泼的希望，都提供了某种精神抚慰。更重要的是，它击中了我的焦虑——个人该怎样与时代、社会共处，他的力量的源泉来自何方。 剑桥一年，也是我第一次独处，我必须学着面对自己。从前的信心早就消散了，事实上，正是内心不断涌起的焦躁和乏力，才让我逃离中国。 中国社会在几年前还表现出的活力，似乎陡然间消失了。我们曾经寄往的力量——自由市场、新技术、全球化、中产阶级、企业家、青年一代——似乎再次被某种强大的历史惯性所吞噬。所谓的新力量，转瞬就变成了旧秩序，它不改造旧系统，反而依赖旧系统而生。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已然陷入停滞与溃败。但这停滞与溃败，却是一种生机勃勃、躁动不安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像是一朵巨大的金光灿灿的“恶之花”。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变成了“中国模式”;市场力量不断萎缩，整体经济规模却在增加;文化普遍的低俗与堕落，它却自称是多元的声音…… 如果你仍想保持思维的独立性，继续某种社会批判，则是个 “多余人”。政权、大众都认定，你对他们的思维方式的挑战。不管他们是以国家利益、民族主义还是受侮辱的大多数的名义，他们都是集体性地，本能地厌恶个人。 被过滤广告 你也会对自己心生不满，压力不仅来自于外界，也来自内部。简单的价值判断是不够的，你的头脑足以面对这个复杂的现实，怎样理解这些蜂拥而来的信息碎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里，这需要一套复杂的知识系统，需要手术刀式的剖析能力。 外在的压力与内在的不满，都可能让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加入别人的合唱，它可能是国家权力、市场诱惑，大众的狂欢。 在一个集体主义、非理性的时代，保持个人立场是困难的。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不仅丢掉了十年前的意气风发，不但不是文化复兴和挽救中国的代言人，还可能是历史车轮的阻碍。在兴起的党派与阶级之争中，他们无处容身。在一些地方，“打倒知识阶级”已变成了共产党争取工农的手段。湖南的著名读书人被处死，即使章太炎也不免抄家的境遇。攻击不仅来自外界，知识分子内部也展开一场“自辱”，他们否定自身价值，宣称惟有出路在于“劳动化、大众化”。 但这真可能吗？虚构的倪焕之倍感幻灭时，真实生活里的朱自清发现“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他随即发现，自己其实那边都无法加入，“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方式，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而“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确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稻草人。这个稻草人不是插在那个军阀混战、民族屈辱的田野，而是生活在一个国家空前繁荣、强大的时刻。你的焦虑与呐喊，不会惊醒在铁屋中沉睡的人们，而是立刻消散在四周的喧哗与躁动中了，再惊人之语，都显得平淡无奇，连忧虑本身，都像是时代的另一种笑料——它既不实用，也不好玩。 三 从剑桥回来已然一年，“稻草人”之感更鲜明了。除去之前早已体验的公共生活的窒息感，一种新的不祥趋势也已然形成。 两年前，“抱怨”与“愤懑”还是主要的社会情绪，如今它则转化为更直接的暴力，而那些古老的冲突模式再度兴起。空洞的许诺已失效，正义无处伸张，不同阶层与力量的社会对话机制则从未建立，暴力成为了最后的解决方案。 从公安局长到街头民众，从执法的城管到网上的声音，这种暴力精神四处弥漫，它经常还以正义的面貌出现。到处是对绝对力量的崇拜，是对报复快感的渴望。在一个正在溃败社会秩序中，人人都觉得无所依靠，民族、地域、家族又再次重要。在一些方面，一个霍布斯的丛林状态正在浮现。 在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情绪中，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或许，连这个问题本身都在沦为笑柄。谁会在乎知识分子的想法？谁又能理直气壮的宣称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 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无足轻重。他们曾是王朝的变法者、革命的策动者、党派的组建者，也是广场政治的鼓动者。讽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巨变的原动力，又是被巨变的浪潮一一吞没。这一次次吞没，也导致了他们地位的边缘化，增加了他们的无力感，而无力感又激发了他们的言行的激进化。 在我们的时代，你可以轻易感觉到这种撕裂的状态。大部分知识分子投入到体制的怀抱，用独立性换取安全与荣耀，而剩下的一小部分则充满了愤怒与绝望，沉浸于言语反抗的快感，自命为受压迫群体的代言人。而选择中间道路，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试图捍卫某种更超越性的价值观的努力，则变得日益困难。 被过滤广告 这的确与我们的传统相关。我对一个历史细节记忆犹新。还是1898年，王照对康有为说，只有多建现代学堂，教育基础与风气逐渐改变，到那时才能建立一个新的政体。康有为没这个耐心，他要的是“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22年后，当王照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中国没有获得拯救，也没消亡，但教育还是一团糟，孩子们还是没有足够的学堂。 这样的对话，后来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从五四到六四，知识分子似乎总是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是应该卷入社会的变革，还是守住自己的园地。起初总是康有为压倒王照，事后又总是发出王照式的感慨。 这可以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太过艰巨与复杂，中国从未形成多元社会，政治支配一切领域，片面改革常被迫止步于政治体制，外辱又不断涌来，似乎容不得缓慢的改变。 但另一方面，这也与变革者们（他们绝大部分是知识精英）的功利主义态度相关，人们总希望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次彻底的改革、一种主义、一场革命，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这些变革者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觉醒与自我探询，他们心中被宏大的国家、民族、价值、危亡这样的词汇占据着，很少追问救亡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这又与他们的内心有什么联系？ 当这种追问缺席时，他们就很难客观的评估自己所处的环境。他们可能高估形势的严重性、高估自己的个人能力，被一种悲壮的理想所驱使；也很可能深感无力，认定所有的改变都是虚妄的，滑入逃避主义的泥淖。 四 同样的状态又发生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当然，我们从未面临着昔日的严酷性与迫切性，尚没有重大的事件来考验我们的品行。 除去很少人之外，我们中的大多数被一种失败感包围。我们在九十年代中期上大学时，启蒙精神仍未凋零，它甚至因政治上的暂时松动再度活跃起来。我对一九九八年前后的那段自由主义思潮念念不忘。一些人——钱理群、刘军宁、朱学勤、王小波、林贤治、何清涟、余杰，一些杂志——《方法》、《东方》、《公共论丛》，几家书店——风入松、国林风、万圣，还有他们都推崇的哈耶克、波普尔，是我们智力最初的启蒙者。我或许至今仍对这些理论不甚清楚，却记得那个观念仍算得上激荡的时刻。我错过了八十年代，这像是个小小的补偿。它加固了我头脑中的这一想法：世界是由观念塑造的，再没有比作家、思想家更荣耀的职业了。而这些作家与思想家们的首要倡导，就是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而现在，我们普遍感到觉得自己曾经确信的价值观，如今都被社会变革冲得七零八落，发现自己的时代尚未到来，就已经过去了。中国不再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但强烈的压抑以另一种方式到来。人人觉得急需变革，人人又深感无力。 我很怀疑，自己拥有的不过是一种廉价的理想主义，它从未真正在我们内心生长，只是暂时移植过来，经不起风吹。 这也是一次自我追问的良机。你真的确信那些理念吗，你能在没有喝彩的情况下，把当初的信念继续下去吗？我们都已年过三十，不仅发现时代的局限，更发现自身的种种局限，但这个时候，我们仍能坚持吗？时代没有朝向我们期待的方向进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内心的准则。 中国社会需要不是新的美妙方案，它许诺救治种种社会疾病。对新方案的期待，往往是灾难的源头，它也暗示着我们对个人责任的排斥，拒绝使用自己的头脑，总希望某种抽象的社会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被过滤广告 没人能在短期内改变中国政治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这么办？去做一个看透一切的犬儒主义者，一个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随波逐流、放弃个人努力。中国的糟糕状况，既是来自于政治制度，也同样来自于每个人对自我责任的推卸。商人、教师、演员、记者、教授、工程师、修路工，每个人都不满意自己的角色，拒绝承担对应的责任，每个环节都开始松懈。他们导致了更多的社会灾难，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不可忍受。但你很难说，这仅仅是制度造成的，这也是个人的失败。宣称自己受害者的人，往往同时也是加害者。 而一个知识分子，让他忧虑的不仅是现实境况，更是某种抽象的原则。一定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尊敬，一定存在着某种准则，超越党派、利益团体，你要为这种价值与准则而呐喊与坚持。正是这种价值与准则的存在，才使每个人得到最终的保护，才使每个人感受到更充分的人生意义。他坚持这种努力，不是他会获得成功、立刻见效，而是它符合我们内心的主张。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div class=”EntryBody”> <div> <p class=”dropcap” style=”text-indent: 0px;”>大约三年前，一个青年人闯入了上海一所政府办公楼，连续刺死了六名警察。尽管案情从未彻底公开，但大多数人愿意相信，这个叫杨佳的二十八岁青年，遭遇了上海警方莫大的屈辱，不知道向谁来讨回公正与尊严，他要报复整个警察系统。</p> <p>杨佳的行为激起广泛的同情，公众甚至没兴趣关心，这六名警察是否是无辜者。它也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紧张关系的象征。在中国社会，执法者滥用公权，傲慢残酷，普通人则缺乏渠道保卫个人权益、寻求公正。</p> <p>这一例证也不禁令人想起汉娜&bull;阿伦特的判断：&ldquo;公众事务的官僚主义化越严重，人们就越倾向于采取暴力的手段&hellip;&hellip;人们不知道该与谁争辩，不知该向谁诉冤，也不知权力的压力能施加在谁身上。&rdquo;</p> <p>三年来，暴力化的倾向在中国社会日趋显著。杨佳式的案例在不同的城市上演，手段则更为激烈，在江西省抚州市，甚至第一次出现了针对政府机关建筑的连环爆炸。在城市街头，一个很小的争端都可能引发巨大的骚乱。暴力也不仅表现在政府与民众间，也发生在不同民族、甚至地域的人之间。在新疆，维族人与汉人彼此仇恨，而在广东地区，四川的外来打工者与本地人大打出手。似乎整个社会就像个火药桶，任何零星的火星，都会点燃这愤怒之火。</p> <div id=”story_main_mpu”>Blocked Ad</div> <p>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短期来看，这些暴力行为与中国日益形成的&ldquo;维护稳定&rdquo;体制有关。当胡锦涛在2004年提出&ldquo;和谐社会&rdquo;的主张时，他必定感到社会内部日益严重的冲突。经济增长与日益形成的多元社会，都需要一个更开放、灵活的政治体制，但中国的政治体制却长期停滞，它仍是高度的封闭与垄断性的，冲突则不可避免。</p> <p>胡锦涛与他的募僚们一定混淆了&ldquo;和谐&rdquo;的概念。&ldquo;和谐&rdquo;是要建立在不同利益与声音的共存之上，它要允许彼此的争辩与协商。而他们心中的&ldquo;和谐&rdquo;是要让所有的人都服从党与政府的声音。所有不同被视作某种异端与挑战。于是&ldquo;和谐&rdquo;的口号实际被替换为对&ldquo;稳定&rdquo;的追逐。他们不是要给社会力量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而是决定加强对社会力量的控制。</p> <p>这种趋势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更为加强。中国政府在其中展现了强大的动员力与控制力，它发展出一个庞大的安全保护网络，严密监控社会。这种成功让它陶醉，并把这种控制方式推广到全国范围。2009年，全国内保费超过5000亿，几乎与军费相同。各级安全部门的扩张，则加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矛盾。当社会冲突发生时，政府不依赖法律手段与协商机制，只寻求以国家暴力机器压制抗争者。而孤单的个体要么放弃抗争，要么寻求最极端的手段。同时，由于政治与法律的失败，人们既可能把愤怒与挫败发泄到政府机构，也可能发泄到不同的族群之间。</p> <p>但新中国对暴力的记忆其实更为长久。在毛泽东于1927年宣称&ldquo;枪杆子里出政权&rdquo;的时候，倾听他的是一个数千年来农民起义不断更换王朝的农业国家。对暴力赤裸裸的崇拜来之已久，但毛泽东赋予了它新的口号：&ldquo;阶级斗争&rdquo;、&ldquo;专政&rdquo;、&ldquo;清除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rdquo;、&ldquo;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rdquo;。这些火爆、极端的口号抹去了正常社会里不同思想和谐共处、社会群体利益经协商而妥协的可能，暴力经过宣传、教育和国家机器的胁迫，前所未有地渗入了国人内心深处，甚至彻底消泯了儒家文化温和的外壳。暴力充斥于人们的行动、语言、眼神和内心，从批斗会现场到街头武斗，再到一个家庭的内部，暴力曾经无孔不入，它头戴意识形态的光环，不仅涉及上层的权力斗争，更深入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造就了庞大的灾难，也让很多人兴奋难耐。</p> <p class=”dropcap” style=”text-indent: 0px;”>邓小平的改革进程，也是一个用利益计算取代暴力争夺的过程。人们在一个市场社会中讨价还价，而国家政权则把自己的暴力本质掩藏在新的面纱之后。█████从未得到清理，深层原因也从未被追问，坚持追问者大多数被迫失声。谎言与暴力是这个政权的真正基础，每当它感到自己的无能与失控时，就会本能性地诉诸暴力，这是最熟练、也是最可靠的武器，也最能掩饰它内在的脆弱性。</p> <p>这种精神也污染了整个社会，很多人尽管深受暴力之害，却也不自觉地成为了暴力的信奉者。普遍的社会不公，缺乏正常的沟通渠道，暴力则变成捍卫个人利益与尊严的最后依靠。实行暴力的反抗者认为，暴力是社会唯一能听懂的语言，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从未真正信仰过其他的语言。他们在个人寻求正义的途径中，放弃了面对事实：暴力只能摧毁一个旧体制，却不能带来一个新社会&mdash;&mdash;他们可能正在重蹈20世纪早期的中国革命青年所犯下的错误。</p> <p>今日中国仍在挣扎着学会暴力之外的变革语言，但暴力的诱惑却无处不在。它最简单、最直接，最能释放恐惧与烦躁，但却往往通向更大的悲剧。</p> <p>（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p> </div> </div>

很少有比我更拙劣的旅行者了。 二零零二年三月，我第一次前往纽约。距离两架波音飞机撞击大楼的事件不过半年，我却没想起去看一眼世贸中心的遗址，把很多下午时光仍进了拥挤不堪的史传德二手书店。这所城市的悲伤、震惊、韧性、犹太面包房的香味和中央公园里的阳光，我都记不清了，发霉的纸张、腻腻的汗味、高高的书架、还有收银台前那个胸部丰满的姑娘，倒是从未忘记。 二零零四年的五月，我在巴勒斯坦的首都拉姆安拉的街头。阿拉法特正处于垂死状态，全世界的记者蜂拥至此，他们要捕捉一代传奇的落幕。在同事拍摄的一张照片里，我站在混乱街角的一根电线杆旁，身旁是表情亢奋的人群，我在心无旁骛地读一份《纽约时报》。它的记者就在现场，我浏览的这篇报道所描述的，不过是身边的场景。 阅读是一种逃避。真实而巨大的纽约、悬而未决的拉姆安拉，都令我茫然无措，甚至心生恐惧，而书籍、报纸提供秩序、节奏与边界，多么惊心动魄、不可理喻的事件都在页边终止，只要跳过几页，就掌握了历史的结果。 被过滤广告 我忘记自己是怎样逐渐爱上了旅行。在行程中，我能控制自己的烦躁不安，试着观察陌生人的表情，和他们交谈，品尝他们的食物，进入他们的客厅，倾听他们的往事…… 二零一一年一月，我坐在“突突突”声响的三轮摩托车穿越班加罗尔的小巷时，意识到自己真的爱上了旅行。我期待自己像是浮萍一样，从这条河流飘到那条河流。 但我不是浮萍，无根的自由带来的喜悦也注定短暂。书籍是一种逃避，它让你回避现实的失控。旅行也是，它经常是智力与情感上懒惰的标志，因为无力洞悉熟识生活的真相与动人之美，人们沉浸于浮光掠影的新鲜感，以为看到了一个新世界，不过是在重复着旧习惯。异质的声音、颜色与思想，没能进入他们的头脑与内心，不过是庸常生活的小点缀。 旅行更深的意义是什么?是加缪说的吧，旅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恐惧。旅行者远离了家乡，一种模糊的恐惧随之而来，他本能的渴望旧环境。正是在恐惧中，你变得敏感，外界的轻微变动都令你颤抖不已，你的内心再度充满疑问，要探询自身存在的意义。人类的所有知识、情感、精神世界，不都因这追问而起？ 我期待、却可能永远也成不了加缪式的旅行者。他在一个充满着溃败与挣扎的时代生长，旅行与写作、武装抵抗一样，是他重构意义的方式。他对于恐惧的理解，或许只有浸泡在基督教气氛中的人才能真正理解。 收集在这本书中的游记，不管它是多么故作感伤与镇定，仍带有明显的乐观情绪。它首先寻求的不是恐惧而是愉悦与知识。我像是启蒙时代的小册子作家们一样，通过展现不同的民族的风俗来劝告自己的同胞，世界如此的多元与丰富，跳出这狭隘的自身吧，了解自己的缺陷与不足，我们自以为的独特，其实一点也不独特。我也常炫耀自己的见闻，沉浸于道听途说的快乐。拙劣的旅行者的弱点也从未消失，我谈论了死去的人物与书籍，描述了太少的当前与未来。 这些篇章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痕迹。离初次纽约之行已经十年，这也是中国崛起的十年。在我试图把不同见闻带给中国读者时，中国也迅速涌入了世界。中国的商品、中国人随处可见，中文的标牌也进入了欧洲的百货商场、博物馆中，开罗的小贩们会说“你好”，而阿姆斯特丹的橱窗里性感女郎们则大声叫出“有发票”。中国形象，不仅是那个广东烧味、黄琉璃瓦亭子、客家话构成的唐人街，更带着一个暴发户的金光闪闪、粗陋不堪的痕迹。中国社会内部的成就、困境与失败，在世界的其他角落愈发分明。在旅行中，我总是不断地寻找这些痕迹。 在通往世界的途中，中国变得更清晰了，在试图了解中国时，我也多少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与价值。但我清楚，对内心的更彻底的追问尚未开始，我对于世界的理解，仍停留在知识层面，即使这层面也浅薄不堪。至于偶见的内心追问，也更多是暂时的情绪，而不是深沉的情感。我还生活在生活的表层，连接灵魂深处的根还没有生长，它需要真正的恐惧与爱。 （本文是作者即将出版的新书《一个游荡者的世界》的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

一 大国的崛起由无穷的细节构成。它派遣军队、收购矿山、修建港口，建造摩天楼，它也潜移默化地进入国民的内心。 “十年前，他们看不起我们，现在他们怕我们，等着吧，看看再过十年，他们会怎么对我们。”在北京的友谊宾馆咖啡厅里，临桌的一位老兄正对着一群朋友高谈阔论。 重新装修过的友谊宾馆，灯光明亮、地毯柔软，扔掉了昔日的刻板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特权与隔离的双重象征。在眼花缭乱的表面之下，中国的变化比人们想象的慢得多。清政府把洋人挡在广州城外，只让他们住在水边划出的空地。而毛泽东的新中国则划出了使馆区、友谊商店，外国人只能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来接触中国。 被过滤广告 这一切似乎早已过去。外来者有很多不同的场所可去，而中国人不再需要护照、外汇券也能在这里消费。一种新情绪四处弥漫，中国不仅要扬眉吐气，还要领导世界。 但我们为什么、又靠什么领导世界？临桌所坐的几个人是中国新精英阶层的缩影，他们喝最贵的茶，叫最大号的果盘。通过零星捕捉到的谈话，我得知他们主要来自鄂尔多斯，一座因为能源而暴发的北方城市。他们留着平头，脸庞臃肿，面色暗淡，像是深受过度烟酒与███的影响。而谈话的那位则年纪更长些，脸颊更丰润，头发也更稀疏，当然也更自信，像是北京长大的，拥有皇城脚下天然的自得。某家国有电信公司的董事长的夫人、国有电力公司的总裁的外甥女，还有金宝街一个要出手的楼盘，一笔七亿的股票交易，与一家日本大公司的合作，他的谈话充满了震慑人心的效果，它是高层的人际网络、巨额的金钱、地产项目与国有垄断的结合体，像是一张金光闪闪、无所不包的大网络，似乎随着他的谈话逐渐延展，它不仅把中国包裹起来，还要包裹进整个世界。 二 将财富转化成权力，是人类历史永不停演的剧目。权力扩张既是一个国家的本能——强大者总是倾向于弱小者，也是实际的需要，它四处延展的利益需要现实力量来保护。有时，它还是对不安全感与屈辱感的反应，要通过强大来获取从前丢失的尊严。 除去政治制度与领导人，公众情绪与文化取向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友谊宾馆中高谈阔论者的情绪，是自大与自卑的混合体。而这种情绪则贯穿于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寻求富强”是它的主轴。 在九十年代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把钞票撒在白人妓女的身上，让她说出“我爱你”。倘若你嫌这片段过分粗鄙，你也可以阅读郁达夫写于八十年前的《沉沦》，中国留学生偷看日本女人的肉感身体时，大声喊出“祖国，你为什么还不强大起来”。或是一个被托福、签证弄得愤愤不平的青年的玩笑之语：有一天中国强大起来，也让你们来中国考托福，在餐馆刷盘子。 一个多世纪以来，从军事强人、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中国人着迷于“国家富强”。在它的名义下，种种言论与行动，不管它们多么荒诞不经、罪恶累累，都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它变成了不可质疑的神话。 中国曾经深陷屈辱与绝望，政治家们看到自己在国际舞台上节节败退，军人们在战场上屡屡失利，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成为西方思想的小学生，而普通人则看到洋烟、洋酒、洋布、洋大人无处不在的威力……似乎一切都是令人屈辱的，政治、商业、文化、消费，还有性，中国与中国人，都成为被征服的对象。人们把所有的屈辱，都归结于中国还不够强大。于是，个人挫败与国家的挫败纠缠在一起，让人无法分清。但是，国家富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洗刷这些屈辱，重新获得尊敬吗？只要获得国家富强，就可以达到这一切吗？ 中国已经获得富强，很多中国人已经沉浸在“中国世纪”、“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乐观中。但你又感觉中国远未获得富强，因为王启明、郁达夫和一个青年学生的感慨，仍顽固地存在着。即使奥运会与世博会充斥着对中国成就的自得，你也感觉到北京与上海的主办方都有一颗急于取悦外来者的心。即使他们已经财大气粗、挥金如土，却又仍渴望来自别人的认可。 我们生活在一种通过集体来拯救个人的虚妄幻觉中，也让我们把世界视作一个粗鄙的丛林——认定权力和金钱决定一切。原本是一种手段的“国家富强”，变成了目的本身。于是，当我们逐渐抵达这一目标时，发现它内核空洞，毫无意义。正是因为寻找不到“国家富强”的内心意义，它变成了一次又一次奢侈而空洞的形式表演。 此刻的中国不正生活在这样的迷惘时刻吗？——它不知道如何运用自己新获得的影响力，它也不知道自己该在世界上扮演何种角色。支配它的仍是延续了上百年的情绪——物质上的追赶、对屈辱的报复。而模仿与反对本身，却无法提供意义与目的。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新书《一个游荡者的世界》, 即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