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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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中国，偏在西南的重庆的“打黑”可谓赚足了眼球。 1997 年，重庆直辖。这个因水而兴的码头城市，自此成了中国西部的桥头堡和发展重心。   为了更便捷地获取暴利，一些人使用暴力垄断市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此后，他们开始谋取人大代表之类的政治身份，并在警界寻找保护伞。而巴蜀深厚的江湖文化背景——“袍哥”传统，也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滋生的土壤和润滑剂。     2007 年主政重庆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了“平安重庆”的目标。     次年 6 月，他将“打黑英雄”王立军从辽宁调至重庆任公安局局长。而 2008 年发生的出租车罢运、 2009 年“ 7 字头”公交车事故以及“ 3 · 19 ”枪案，更让主政者觉察到了涉黑问题的严重性。打黑行动悄然展开， 2009 年 8 月，重庆司法局局长、被传与多名“黑老大”交往甚密的文强落马。   官方统计，截至 8 月中旬，重庆市落入法网的涉黑成员已达 1500 余人，另有 50 多名官员因贪腐入狱。这一大规模的打黑行动让人不禁联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廉政风暴”。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起飞。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社会资源与实际需要之间的矛盾，成为贪污的温床，尤其是在公共服务机构中，贪污风气十分严重，市民怨声载道，政府却显得有些束手无策。 1973 年，外籍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 430 多万的财产，怀疑是贪污所得。律政司要求他一周内解释清楚这些钱的来源，没想到，他却轻易地绕道新加坡逃回英国。市民对贪污的痛恨达到顶点，纷纷上街示威游行，“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此起彼伏。 此时，英国驻香港总督为麦理浩。麦理浩于 1939 年加入殖民地部，派驻马来西亚。自 1941 年派驻厦门任副领使以来，他被多次派驻东南亚及中国各地的领事机构。其后调回英国外交部。 1971 年被委任为香港第 25 任总督，先后续任三次，任期 10 年 5 个月，至 1982 年 5 月 8 日 离港返英，是任期最长的港督。他刚上任时，香港贪污风气严重，公仆向市民收取小费的事时有发生，而在此之前，港英政府各部门虽早就设有反贪污部。不过，这些反贪污部门，全是聋子的耳朵，摆着好看而已，既同流又合污，比谁都烂。 为挽回香港人对政府的信心打击贪腐势力，麦理浩抓住这次葛柏事件，掀起“廉政风暴”。麦理浩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原因及检讨当时的反贪污工作。百里渠用很短的时间，便提出了一个《百里渠报告》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书中，百里渠反复强调，葛柏案早在两年前便已经立案，但长期以来，均没有太大进展，一个关键原因，便是反贪室隶属于警察部门，根本无法独立侦查，时时受到各方制肘。这种制肘有些甚至并非来自葛柏，而是来自警察内部。百里渠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反贪部门存在于警察机构内部的利弊，因此建议建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并且实施更为严厉的反贪污法。总督麦理浩异常重视这份报告，《百里渠报告书》被公开发表了。 1973 年 10 月 17 日 ，麦里浩又在立法局会议上提请立法局同意建立一个专责独立的肃贪机构。 1974 年 2 月 15 日 ，香港廉政公署宣告成立，经费由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及布政司（现在政务司）审核。廉政专员由总督委派，直属于香港总督，并且对总督负责，其他任何机构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廉政专员的工作。这一点决定了香港廉政公署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除了香港总督一人之外，任何人都在其调查的范围，且不会受到干预。廉政公署建立后，有关葛柏的档案，迅速从警务处反贪室转至了廉政公署，这也是廉政公署的第一案。而葛柏的最终落网，也为廉政公署树立了声誉。 为平息民愤，当时的港督麦理浩指示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出逃案件，同时检讨反贪工作。一九七四年二月，政府采纳委员会建议，成立了独立于警务处及其它政府部门的廉政公署，它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逮捕葛柏归案。一九七五年初，葛柏被引渡回港受审，被控串谋贪污及受贿罪名成立，入狱四年。葛柏案显示了香港廉政公署打击贪污的决心，也是香港廉政时代的开始。三十年来，廉署一直透过执法、预防及教育三管齐下的方法，秉持“打击贪污，不惧不偏”的宗旨，力求使香港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地方之一。去年，世界银行出版的报告赞扬廉署独特的策略，能有效对付公、私营机构的贪污罪行，成为不少国家的参考模式。近年来，廉署不断检控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案件，如佳宁案、短椿案等。拿近期的案件来说，歌星陈奕迅的父亲、房屋署总屋宇装备工程师陈裘大，在处理房屋委员会辖下多个屋苑的装备合约及监管工程时，收受承建商及供货商的贿款合共三百万港元，被廉署拘控，后被判入狱七年。另一个被廉署拘控的是四十六岁的高级警司冼锦华。冼是一个很有才干的警务人员，曾成功破获多起大要案。他因接受妓女提供免费性服务，涉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后被判入狱三年。法官宣判时称，以冼在警队所持的职级及职位来说，他所犯的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行十分严重。 香港“廉政风暴”所以能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就，除了因为机构建设到位过硬外，还因为政府制订了反腐的法律法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公布官员财产的所谓“阳光法案”，定期公布官员财产，实现对权力的监督，确保官员的廉洁，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全世界有 97 个国家应用这一制度，也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是“阳光法案”和“终极反腐”。以香港为例，为防止官员以公职谋取个人利益，香港特区政府规定负责协助行政长官制定政制的行政会议成员，须每年申报其资产、物业及任何实质利益供公众查阅，这就是香港的官员利益申报制度。自 2002 年 7 月，香港特区政府实行该制度以来，特区政府每年都公布政府高官的私产，并由政务司专门负责登记。 2002 年 8 月，在前特首董建华申报的清单中，甚至连一包花生也不放过。 2003 年，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因在购车过程中未能及时进行利益申报而遭受公众质疑，最终被迫辞职。由此可见，香港的官员利益申报制度是何等严厉。此外，香港政府为了使廉署严厉有效地打击贪污行为，先后颁布了 3 个特别法例，即《防止贿赂条例》、《廉政公署条例》、《防止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这些法例相互影响、协调，从贪污贿赂的定义、各项罪名和相关细节及刑罚到廉政公署的权力行使，构成了香港反腐的严密体系。严密法网下的香港，成就了今天以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和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称誉海外的地位。 对比香港的“廉政风暴”，我们不难看出重庆的“打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制度建设，基本上是“人治”，而“人治”的最大问题则是“人存政举，人去政息”——我们很难保证相关领导人离去后，重庆的“打黑”风暴还能继续刮下去。此外，我们看到从香港经验来看，要取得扫黑彻底胜利并杜绝其卷土重来，首先要有民众广泛参与的渠道。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香港贪污成风，特别是警界最严重，高层警官与黑社会勾结，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现象比比皆是。与此相对应的是，香港政府对反腐败的认识在民众的推动下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至今，民众的投诉和检举已经成为香港政府反腐败情报的重要来源。而重庆打黑则主要是官方推动，民众参与度不高。而法治社会本质上是公民社会，有什么样的公民自治水平，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和法制面貌。依法治国，概而言之，就是使各种公权力都遵循法定轨道，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民众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经济事务、管理社会事务，行使法律赋予的各项应享权利，这就是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文强的案发，基本上，很难看到公民自治水平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这一点，从民间欢呼把功劳归于“打黑英雄”王立军可见一斑。   正是有了这些不同，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重庆打黑能不能真正起到长治久安的作用——毕竟，狂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不足以彻底解决吏治问题的，更多的只是是作秀而已。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在“走遍中国”的活动中，所到之处，都会被网友问到相同的问题：未来会怎么样？民主什么时候到来？记得我在香港大学演讲时做过一篇报道，题目是《未来不是用来推测，而是用来创造的》，大家可以找来看看。但一路上被问得太多了，本来是倾听各地网友意见的“走遍中国”变成了回答问题之旅，让我有些无奈。干脆，我就最近国家的发展稍微谈两句，也算是某种预测，集体作答吧。要声明的是，我没有背景也没有内幕来源，完全是凭直觉的预测，或者可以说是夹杂了我个人期盼的推测。 从乡村选举到党内民主：一步一步，向前 这次走遍中国集中在村委会选举与村民自治上，具体情况稍后会有另文介绍，总体来说，村民自治（选举）存在很多问题，几位有切身经历的网友甚至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村民自治制度是在30年前人民公社陷入绝境的时候诞生的，现存的很多问题不是执行了村民选举制度造成的，而是制度无法严格执行造成的，加上这种最底层的投票之上没有宪法、法治与人权的理念支撑与约束，又出现了被上面任命的镇长与县长作为“太上皇”，使得村级选举这些年一直停留在投票游戏的层面，这些年，又逐渐被不受“村民选举制度”限制的公权力肆意渗透，弄得不伦不类。 当然，我们一些精英也有责任，试问，在座的各位，还有那些关心民主的精英人士，有几个真正去深入关心乡村选举了？现在别说城镇精英不去村子里，就是村子力的精英，也大多背井离乡到了城镇，这让乡村选举如何能够更上一层楼，成为全国民主选举的试验田？ 要打破村民自治面临的一些困境，肯定不是走回头路。我问那些对村民选举制度持严重怀疑态度的网友，回到30年前由上面任命村长，会有什么结果？答案很简单，即便那些非常不喜欢村民选举制度的网友，也认为那不是一个选择。我认为，提升村民自治的办法是向前看：首先，要严格执行村民选举法，用法治做保障，尤其要健全涉及选举的法律法规；其次，必需加大投入，包括目前看来同低层村民选举完全脱节的“精英”们的人力、智力投入，更要给乡村选举赋予“民主”的意涵，那就是用民主、人权与法治的理念来约束与规范这种选举，而不只是有了“一人一票”就万事大吉，必需完善把村民选举提升到村民民主制度上：民主制度大体说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多数人投票选举少数人来管理自己，同时多数人始终对那些管理自己的少数人拥有有效的控制（监督）权，两者缺一不可。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从根本上解决村民选举存在的各种弊端，必需从上面（上一级权力机构）而不是下面（村级选举涉及的人、政策等）找根源，只有在村级选举扩大到乡镇与县级领导选举的时候，村级选举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我个人认为，是时候把县级选举提到议事日程了。 当然，北京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选举可能并不是镇、县一级的选举，就我看，十八大是一个好机会，什么好机会？实行党内民主的好机会，这也是符合我党的切身利益的。毛泽东、邓小平虽然连续废掉了好几个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胡耀邦、紫阳等），但他们最终还是树立起了接班人（华国锋、邓小平、江湖等），在可见的未来，这种靠打江山的元老挥手一指搞定接班人的办法就难以为继了，如果不识时务，霸王硬上弓，很可能会出大乱子。那么，何不在十八大时，更改游戏规则，实行党内民主，选举产生最高领导人，或者政治局常委？这可是老杨头的“爱党之言“，良药苦口，不听拉倒！ 当然，老杨头也有“私心”，并不完全是从共产党利益出发，而更多的是从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出发（难得有一次三者利益竟然可以兼顾哦）。大家不妨幻想一下：党内最高层实行了民主，加上村级民主扩大到镇、县级，上下夹攻，在党内民主选举产生的伟大领袖指导下，实行了民主的民众从“农村包围城市”，到那时，我看不出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城市人，有什么理由拒绝民主选举自己的市长，或者对他们的领导人拥有实际有效的控制权。 到时，全国从最穷的乡村到最富的政治局都实行了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民主离我们还有多远”这个问题，还需要老杨头来回答吗？ 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中国需要更多模式 有人可能会说，“党内民主”只是你的愿望吧，人家不搞，你又能怎样？我不能怎样，但我要强调一点，在没有了绝对权威的情况下，即便是党内的统治，也应该找到合法性，否则，凭什么由你来掌舵？而当枪杆子不再握在某一位打江山人手里的时候，枪杆子就不能随便玩了，合法性只能来自于“民主”，哪怕是小圈子里的民主。这几乎已经成了常识。正如我们组织一个社团，也需要靠选举来维持领导层的合法性一样。当然，这里的民主仍然是多样的，并不是完全是西方的那一套，甚至是地球上并没有出现过的。 没有了绝对权威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各自为政”——注意，这里的“各自为政”可不是贬义词。例如，这两年出了一个重庆模式，批评的意见比较多，我也看不惯其中的一些做法，可是，如果从当今中国政治大格局来看，出现“重庆模式”本身并不是坏事，甚至是应该受到鼓励的。 自古以来，中国人只有在搞分裂，或者国土（香港、澳门）被人家占领后，才被迫弄出了另外一种模式，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在专制集权的皇帝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要搞一个单一的模式，并不困难，到了毛泽东时代，这种单一的模式发挥到了极致：从偏远的人迹罕至的沙漠地带到繁华的大上海，这种模式甚至连男人们衣服与大姑娘的内裤都统一起来了。 毛之后的时代，尤其是21世纪，要想搞单一的模式实在是力不从心了，前段时间听中国的报纸说国外推出了一个“中国模式”，我到世界转了一圈，发现人家只是笑笑，原来是一些西方的不良文人们弄出来忽悠我们的。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各地差别之大，超过了大家的想像，就连同一套法律与政策，在各地也有不同的解读。 我这几次走遍中国，只走到河南西部与湖北西部，拿来和北京上海、深圳比一下，我的老天，从生活水平、精神状态与思想意识，这能算一个国家吗？我这里没有说谁落后谁先进的问题，我只是想说，差别太大了。 讲个小插曲。我在河南西部走的时候，一位网友看到我翻墙看网页，很是紧张，他说一年前，他只是翻墙浏览了外面的几个网站，一个字没有留下，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过，结果半夜三更，竟然被县公安局网警敲门，没收了电脑，还准备逮捕他。他托了公安的熟人总算摆平了这事，那网警不无遗憾地说，真是的，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政治犯！——上海、北京的网友看看，这是发生在和你们同一个国家的事吗？一个一刻也没有停止进行思想统一的集权国家，都会弄成这样，民主到来了，每个人都能够说话的时候，又如何能够千篇一律？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不妨从不同的“模式“入手，各地官员各显神通，各地民众各取所需。如果重庆人对重庆模式没有什么意见，人家喜欢唱红歌逛渣滓洞，喜欢集体行动，喜欢政府连思想都负责管理起来，有何不可？重庆模式不好，以前的模式就都好？相比于重庆领导耐不住寂寞，我更讨厌那些闷声发大财的家伙。 当然，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最近这段时间再次活跃起来的广东官员，以及从小平的深圳模式中试图发展起来的广东模式，这是一个顺应潮流、创新管理手段，尝试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还记得我的那篇《富士康跑不了，但“国家”与“社会”在哪里？》吗？你看看最近推出的《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里面提到了鼓励培育、发展、登记新的社会组织等，让人耳目一新。 最近回到广州连续看了一些广东领导的讲话，也很不错，其中有一位省委领导鼓励官员多去读读博客，在说到“不负责任的网民”时，说出“只有有了负责任的政府，才会有负责任的网民”的话，让我吃了一惊，因为这是我去年在海外讨论中国互联网时的发言题目。 可见，我们有些地方的官员也能想到一些有意思的事。不要总是责怪“政令不出中南海”，我们希望营造一个各地官员能够领会“以人为本”的大政方针，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开拓新的局面，为什么全国都要按照北京海里的几个人制定的模式来生搬硬套呢？重庆与广东领导就不错，要是实行党内民主，他们两人都可以竞选总理甚至更高的职务。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样说不公平，有的领导在扎扎实实做工作——扯，你别愚昧了，什么扎扎实实，全中国13亿人谁不扎扎实实，可房价与通胀降下来了，贪污腐败比以前少了？人家忽悠你就算了，别自己忽悠自己，最高领导人不用“扎扎实实”，需要创新，需要改革，他手下才需要去扎扎实实地执行！ 台湾与香港“政治特区”：“一国多制”又何妨？ 说到不同的模式，我得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台湾模式——虽然还没有统一，毕竟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你觉得拿台湾不太靠谱，那么，香港模式如何？大家知道，如果不出意外，世界上最自由也相当法治的香港地区再过几年就要实行普选了，要先13亿人而民主起来。我觉得这是天大的喜事。尤其需要记住的是：这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人一票的选举啊，大姑娘当新娘，头一次。 我当然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很多看上去无解的难题，只要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往往就不难解决。香港的自由与民主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我们国家有一些自治区，例如西藏自治区，有人说，不能给他们自治，给了自治，他们就要独立，你这个思维要不得，你怎么没有想到，恰恰是给了它名不副实的“自治”，他才老是想搞事？香港有高度自治了，有几个人要独立？你不相信的话，试着取消“一国两制”，我保准六百万香港人中有五百万人闹“港独”。换个思维吧。 西藏可以自治，广东也可以自理；重庆可以继续唱红歌，如果重庆人民不反对，还可以折腾出新的红卫兵代替公检法去执行扫黄打黑的任务；和台湾一衣带水的福建更是没话说……台湾到时一看，神州大地上的民众都能够自主发展，和谐一片，只有台湾还勒紧裤腰带养活军队保卫自治，不划算啊，干脆，把劳民伤财的军队与外交权丢给北京，主动要求统一……只要我们领导人换一个思路，这样的未来不是梦啊。 有人一听说自治就想到了“国家”，简直如丧考妣，请问，在这种各地实行不同模式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下降了？“国格”被削弱了没有？一个六百万人不到的香港，在全世界各地对提升黄皮肤中国人形象所做出的贡献，又岂是你北京、上海、和广州可以相提并论的？最近有朋友从新疆发来消息，说那里新上任的领导换了新思路，对新疆的治理见成效了。为啥不早点换思路，一定要付出代价后？下一个代价，还付得起吗？ 鉴于以上所讲的，我对未来几年的推测，或者说是对未来几年的期盼，就是在专制搞不定全部，民主也无法普及的情况下，实行更多更有效的地方自治，发挥各地特色，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一国多制”，在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种“各自为政”、“一国多制”之后，也许能够找到适合我们的“一国良制”。民主就是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是民主，民众可以在不同的地区与模式中做出选择，也是民主。现在常说的用脚投票，大家都到国外了，为何不在国内建立一些政治特区，让大家用脚来投票？当然，同时也可以设立几个特区，包括继续实行奴隶制的政治特区。不能排除，一些人还是更愿意当奴隶的。 还是那句话，换个思路吧，路就在脚下。 我寄托最大期望的不是上层高官，而是你！ 说到这里，一定会有网友一如既往地跳出来揭发我：你就一高级五毛，一直想着北京政权，为共产党着想。而且，你说到民主的时候，也是期盼自上而下，希望出一个好皇帝…… 老杨头冤枉啊。不错，我认为民主这东西要上下齐力才行，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上层和各界精英的给力非常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可这并不是说我整天寄希望在他们身上，摇尾乞怜。完全不是滴，如果真是那样，我不如到海外做个小生意，和大陆权贵勾结一下——且不说做生意，我就专门搞一个帮他们子女移民、转移资产的公司，也不错啊，更何况，我还有潜力去打通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移民局哦——然后，我等着这些当权者与权贵大发慈悲，把民主权力还给民众？当然不是这样，看看我这些年所作所为就知道了，我一直在最底层努力做工作。我最大的期盼还是更多的像我一样的普通人能够觉醒，并以各种方式追求自己的民主权利。 我不是一民粹主义者，但我相信民众的力量，尤其在民主这种事上，我坚信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如果民众自己不明白什么是民主以及主动要求民主权力，靠别人恩赐的民主，或者被民主，肯定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虽然我并不否认，历史上的民主几乎都是当权者与各界精英们建立起来并一直主导的，但没有民众的推动，这事也不可能发生。精英们喜欢并主导民主，但如果没有大众的推波助澜，他们肯定更喜欢专制与独裁。 最后回答一个网友反复问到我的问题：你对那些当权者与权贵们寄托希望，会不会“Too simple，too na?ve”（太傻太天真）？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吧，四年前，我曾经和一个同仁组织的旅游团到国外旅游，这个旅行团有体制内的编辑老总、著名作家与时评家、大小商人等等，大家思想理念也比较接近，即便是体制内的，也大多保持中立，或者看到了问题，不方便多说，唯独有一位体制内的老总级的人物，是现存体制的铁杆粉丝。他虽然只是副厅级，可比我见过的国家级、部长级领导人更钟情于这个体制，小权在握，如鱼得水。整个旅途中，有好几次，他和我们争起来，弄得都有些不欢而散了。 那是四年前的事了。现在，这个故事有了一个新的结尾：那次旅游的所有的人都过得不错，唯独有一位，也就是那位体制内的总编辑，目前被检察院扣留审查，估计不久就会因为贪污腐败与渎职罪被判刑。——想起来是不是有些冤枉？ 怎么会是他？ 很简单，他“Too simple，too na?ve”，从他舌战群儒中，我就发现，他和我见过的其他一些所谓维护现存体制的体制内人物不同，那些人维护体制是不得已而为之，或者是口是心非，为了赶快赚点钱、寻找后路，而这位主管一份相当不错的报纸的社长兼总编，却傻到真正相信这个体制，从而相信自己在体制内做什么事，都会没有事，他比我们强大。他蔑视西方的民主，蔑视民主监督，他甚至不会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西方去受苦受难……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他是真的相信这个体制，甚至认为我们中有些人是不得志而批评这个体制。 这个故事如果还不能让你开窍的话，你不妨去牢房访谈一下所有被抓起来的贪官污吏，他们都是太相信这个制度了才出了事，也是这个体制的牺牲品。这个体制抓捕的体制内人士要远远多于所谓体制外的异议人士。这些被抓的体制内人都忘记了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它在普遍压制民众的同时，为了维系自己的血腥运作与平息日积月累的民怨，往往会更加残忍地折磨为它效劳与卖命的奴才们，用他们的血来润滑这部专制的大机器。 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俄国到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怀念斯大林，而普通的中国草根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在想念毛主席，因为他们两人为了维系那个不人道的体制，虐待自己人的残忍程度远远超过他们对待普通百姓。你看看斯大林都杀了什么人？将军与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你再看看文革的受害者，明显的受害者大多是统治集团或者为他们效劳的人。所以，那个体制内真正聪明的人，都是在骨子里信奉民主、自由、法治是人类的大趋势的官员们，虽然也贪污腐败，甚至更加严重，但他们很少会把自己弄进监狱，而且，还会把子女纷纷送到国外，寻求后路。 回顾历史，放眼世界，这样的道理应该不难明白：一个不好的制度，生活其中的人都会付出代价，只是迟早与多少的事，而最终要付出更加惨重代价的，往往是统治者自己。这个道理都明白了，我就不想再啰嗦了，否则就泄露天机啦。大家一齐给力，不妨就从各地的“模式”取代所谓的“中国模式”、从乡村选举到党内民主做起吧。 “走遍中国”系列之六 （上海网友根据老杨头两次谈话整理，有增补） 杨恒均2011－7－17广州 《黑眼睛看世界——一个民主小贩眼里的世界》全国各大书店有售 网络销售请点击这里：老杨头的货摊 《家国天下》最新签名珍藏版：当当网 《家国天下——民主离我们还有多远》民主小小贩的货摊：淘宝剩下来的“绝版”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这次走遍中国集中在村委会选举与村民自治上，具体情况稍后会有另文介绍，总体来说，村民自治（选举）存在很多问题，几位有切身经历的网友甚至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村民自治制度是在30年前人民公社陷入绝境的时候诞生的，现存的很多问题不是执行了村民选举制度造成的，而是制度无法严格执行造成的，加上这种最底层的投票之上没有宪法、法治与人权的理念支撑与约束，又出现了被上面任命的镇长与县长作为“太上皇”，使得村级选举这些年一直停留在投票游戏的层面，这些年，又逐渐被不受“村民选举制度”限制的公权力肆意渗透，弄得不伦不类。 当然，我们一些精英也有责任，试问，在座的各位，还有那些关心民主的精英人士，有几个真正去深入关心乡村选举了？现在别说城镇精英不去村子里，就是村子力的精英，也大多背井离乡到了城镇，这让乡村选举如何能够更上一层楼，成为全国民主选举的试验田？ 要打破村民自治面临的一些困境，肯定不是走回头路。我问那些对村民选举制度持严重怀疑态度的网友，回到30年前由上面任命村长，会有什么结果？答案很简单，即便那些非常不喜欢村民选举制度的网友，也认为那不是一个选择。我认为，提升村民自治的办法是向前看：首先，要严格执行村民选举法，用法治做保障，尤其要健全涉及选举的法律法规；其次，必需加大投入，包括目前看来同低层村民选举完全脱节的“精英”们的人力、智力投入，更要给乡村选举赋予“民主”的意涵，那就是用民主、人权与法治的理念来约束与规范这种选举，而不只是有了“一人一票”就万事大吉，必需完善把村民选举提升到村民民主制度上：民主制度大体说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多数人投票选举少数人来管理自己，同时多数人始终对那些管理自己的少数人拥有有效的控制（监督）权，两者缺一不可。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从根本上解决村民选举存在的各种弊端，必需从上面（上一级权力机构）而不是下面（村级选举涉及的人、政策等）找根源，只有在村级选举扩大到乡镇与县级领导选举的时候，村级选举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我个人认为，是时候把县级选举提到议事日程了。 网络销售请点击这里：老杨头的货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