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200多年以来，雍正皇帝就一直不如他的儿子乾隆皇帝招人喜欢。除了近年来的少数翻案作品之外，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雍正是一个严酷、苛刻、吝啬的暴君，而乾隆则是一个慷慨、宽厚、仁慈的明主。明明是在时间上一直延续下来的康（熙）雍（正）乾（隆）时代，人们却只承认康乾盛世，独独要把雍正从里面挖出来，以示在这个“暴君”统治之下的时代绝算不上什么太平盛世。 仿佛是生怕自己的名声太好，雍正上台后的第一个月，就干了一件注定要让自己为千夫所指的事情——下令吏部全面清查钱粮亏空积欠，并限期追缴。一时间，在康熙朝几十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大政策下舒坦惯了的官员们被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多年来被熟视无睹的一个个贪污挪用公款钱粮的大窟窿被纷纷刨开。对于发现的亏空，不论涉及多大的贵戚，雍正都严厉查处。一时间被革职、抄家，乃至斩首、自杀的比比皆是。官员们哪吃过这样的苦啊！一个个在水深火热之中期盼着救星的来到。终于，雍正十三年，救星来了——雍正去世，“乾隆爷”即位。连年号都还没来得及改，这位大救星就下令把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亏空积欠钱粮等一并豁免，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困扰官员们多年的棘手问题。对大批因为亏空钱粮而被处理的官员们，乾隆也是恩泽普降“名下应追各项银两，俱著豁免”，有关服刑人员“概行宽释”。如此大的反差，怎能不让人们对乾隆的天恩浩荡颂声如雷，同时也暗暗对严酷苛暴的雍正齿冷三分呢？ 雍正制定的另一项凸显其“苛暴”本质的政策是要求绅衿与平民百姓一样一体当差纳粮。要知道，绅衿——士大夫，历来是封建王朝重要的统治基础，从而也得到了统治者的特别优待。所谓“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绅衿阶层一直享有经济上的特权，如以儒户、宦户的名义不用当差服徭役、不用缴纳耗羡钱粮等等。而他们本来应当承担的这些负担，自然只能转嫁到平民头上，或者减少国家的收入。虽说绅衿们的家底普遍比平民们要阔绰，税赋负担反而少，却从来没有多少社会舆论对此有所非议。然而，雍正这个“胆大妄为”的“暴君”却连这样的天经地义也敢打破！从雍正元年开始，就在河南开始试点推行“绅衿里民一例当差”的改革。雍正二年又正式下令革除儒户、宦户名目，禁止绅衿逃避丁粮差役，并严厉打击其包纳拖欠钱粮、包揽词讼、欺凌佃户等不法行为。此令一下，一时间舆论哗然，让读书人跟泥腿子一样当差纳粮，这不是要斯文扫地了吗？各地绅衿因此而与地方官龃龉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而雍正作为败坏斯文的形象也就在士人们的眼中根深蒂固了。而乾隆即位后，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展现出了英明仁慈的形象。即位不久，他就下诏“一切杂色徭役，则绅衿例应优免”，恢复了绅衿们的全部特权，并且还给予特别优待。于是“积弊”尽扫，士人们又可以扬眉吐气了，而由他们所主导的社会舆论自然也忘不了要激浊扬清，歌颂英主，鞭笞暴君一番！ 把这样两个天差地远的人放在一起，人们会喜欢哪个、讨厌哪个，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哪怕是在文学作品里，人们也很自然的会把“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的小燕子安排去与乾隆一起“策马奔腾，分享人世繁华”，而雍正则充其量是指挥着一帮血滴子去到处搞暗杀。 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细致地把乾隆那些丰功伟业仔细梳理一番，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事情在本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花钱！ 不论花在谁身上，只要是花钱，不管花得聪不聪明，是不是地方，有没有效率，总归是一件讨人喜欢的事情。一方面收到钱的人自然会感激涕零，另一方面这么多银子堆下去也多少会有些政绩，再加上只要不在乎钱，在打击贪污腐败方面也就不必那么认真，大可宽大为怀，让官员们皆大欢喜。这样一来，执政者的名声自然会越来越好，执政者自己也乐得逍遥自在，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加强财政、控制开支、整顿吏治是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自己没有好处不说，也断了别人的财路，很容易惹来一身骂名，虽说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是更健康了，可又有几个人会为了这个来感谢你呢？你只不过是为下一任执政者的慷慨美名做了嫁衣而已。愿意这样做的执政者，要么是太“笨”——笨到不会为自己打算的地步，要么就是太“命苦”——命苦到继承到了一个已经被差不多掏空了的家底，以至于没办法继续再掏下去。 不论是上述哪一种原因，雍正真的这样做了。终其一生，雍正都是在殚精竭虑地用尽各种方法去改善税收的体制、提高官僚系统的效率、开源节流、加强国力。虽然因此落得个怨声载道，但雍正留给乾隆的遗产却是实实在在的。比银子的数目更重要的是，雍正给乾隆留下了一个相对清廉、高效的税收和行政体系，为乾隆能够当一个“慷慨宽厚”的明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然而乾隆留给他儿子嘉庆皇帝的又是些什么遗产呢？单从银子的数字上来看，倒也不算少，大约有 7000万两，与雍正中期的数目差不多。然而，隐藏在这之下的，却是大清帝国的根基已经被乾隆式的“慷慨宽厚”几乎掏空了的严酷事实。而这一切的成本，最终都要老百姓来承担。老百姓的忍耐终究是有限度的。于是，嘉庆元年正月，爆发了席卷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而对于这场起义的原因，即使是嘉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是“胥役多方勒索”、“民怨沸腾”所致。这场起义持续9年，造成人民生灵涂炭、社会经济被破坏的情况且不说，仅军费就达2亿两以上。 说到这里，雍正和乾隆的名声为什么如此不同就很清楚了。虽然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例如雍正时代宫廷政治斗争比较残酷等），但真正影响到千家万户对他们的印象的，还是这两位皇帝不同的统治政策和作风。应该说，他们两人分别代表的两类领导官员，即使到今天也还颇具典型意义。 乾隆式的官员，在经济政策上好大喜功，喜欢花钱，搞工程，上项目。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只要钱花得够多，不管效率如何，总归会有一些政绩、有一些GDP的。收到钱的人（例如承包工程的），当然会很高兴。而一般的老百姓，也会因此而增加一些就业机会，在财政状况恶化的不良影响暴露之前，他们可能也会支持这样的官员。在官员政策上，乾隆式的官员喜欢“宽大为怀”，一团和气，搞好“团结”，让大家都如沐春风，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的官员常常是既有“政绩”，人缘又好，很可能被当成德才兼备的典型，有着无量的前程。 而雍正式的官员则恰恰相反，在经济政策上，他们会努力地去开源节流，对于建设项目会认真评估，达不到标准绝不轻易上马，从而会给人们一种吝啬乃至严苛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他们也会将其带到官员政策之中去。很明显，这样的官员通常不会有多么好的人缘，如果没有伯乐在上，他们的前途也会比较晦暗。 说到这里，笔者必须澄清一点，那就是笔者并没有要全盘肯定雍正式的官员，也没有要全盘否定乾隆式的官员。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不花钱是不行的，乾隆花的那些钱，也有花在正道上的（例如普免钱粮、兴修水利等）。同样，在官员政策上一味搞高压也不见得会有最理想的效果，雍正为自己树了那么多的政敌，搞得人人自危，负面作用也不少。如果想要经济社会以最优的方式发展，我们需要在雍正式的官员与乾隆式的官员之间有一个平衡，或是两种官员之间的平衡，或是同一批官员身上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平衡。 可是，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在现有的体制下，当乾隆式的官员对人们的吸引力实在是比当雍正式的官员要大得太多了！“朕即国家”的终身制皇帝尚且喜欢当乾隆，更何况今天这些任期只有短短几年、花得又不是自己的钱的官员们呢？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断是今天乾隆式的官员一定要远远多于雍正式的官员。而这两者之间的平衡被打乱之后，乾隆式官员的缺点就会集中凸显出来。要知道，在人人都想当乾隆的情况下，想让这些官员在决策时保持完全冷静的头脑，把钱都花在刀刃上，在廉政方面对人对己都有比较高的要求，显然是不大现实的。 因此，为了达到平衡，实现经济社会更健康的发展，我们需要从各个方面更多地去支持和理解雍正式的官员，让他们得到更多的认可，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而不能再一味地鼓励大家去做乾隆式的官员。例如，当审视政绩的时候，在美轮美奂的大楼与宏伟壮观的项目背后，我们要多想想，为了得到这一切，我们花了多少钱？这些钱花得是不是值得？我们的财政能不能支撑得起这样的开支？有没有机制能够保证做出花钱决策的官员未来会为这些开支的效益负责？当对官员进行考核评议的时候，在上下左右一片赞扬声中，我们要深入地去考察一下，这些赞扬是因为这位官员真的是德才兼备，从而赢得了人们由衷的肯定呢？还是因为他放弃原则，一味的宽容袒护，才换来了这样“一团和气”的局面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更多的人愿意当雍正式的官员，或是在自己的工作中能够更雍正一些，从而也使得我们的决策更科学一些，发展更健康一些。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张剑锋）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原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宗海以及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张小川贪污腐败案近日持续发酵，本报消息人士昨日指出，二张的巨额贿款主要与重庆一私企老板雷世明有关，雷世明曾借二张之势，从重庆的两家商业银行空手套取1.4亿人民币。 消息人士还透露，张小川不但嗜赌如命，而且风流成性，张小川在重庆广电系统内有‘采花大盗’之称。有人指出，张小川仅在广电系统内的情人就有30余位；还有人说，张小川的情人多达70余人。而且，他的这些情人，还被他调到局里比较关键的位置上。张的情人董某，成为重庆有线电视台的女主播，后被调到有线电视台广告部当副主任；广电局幼儿园教师彭某，成为张的情人后，被调到有线网络公司任人事处处长；某大型医院的一个护士，成为张的情人后，直接从护士的位置上调到有线电视台文艺部当主任。 但在任时日夜笙歌的张小川并未非万事如意。据重庆广电系统人员介绍，张小川的儿子原在重庆电视台工作，染上了吸毒的坏毛病，毒瘾上来时，人经常神志不清。每当他无钱买毒品的时候，就会在广电局大院里大骂父亲，像”你这个贪官，不给我几十万，我就把你的事情都说出去”之类的话经常说。张小川的儿子吸毒后屡戒屡犯，最后因儿子对钱财的索取无度，遂委托一广告公司老总买通杀手将其不肖之子杀死。 生活腐化 拥70余情人 ‘出事’前高居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的张小川，属正厅级官员，执掌重庆市广电系统这个要害部门逾十年。广电系统业界人士透露，张小川平时生活作风相当糜烂，有几十个情人，据称编成一个战斗加强排绰绰有余。 今年57岁的张小川，出生于山东省新泰市。自1971年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历任重庆市二九六厂机械科技术副组长、人事科副科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1993年至‘出事’前，任重庆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党组书记。 张小川，不但生性好赌，而且风流成性。据重庆市广播电视系统内的人士透露，他的情人有70人之多，在广电局系统内就有30多位。而且，他的这些情人，还被他调到局里比较关键的位置上。张的情人董某，成为重庆有线电视台的女主播，后被调到有线电视台广告部当副主任；广电局幼儿园教师彭某，成为张的情人后，被调到有线网络公司任人事处处长；某大型医院的一个护士，成为张的情人后，直接从护士的位置上调到有线电视台文艺部当主任。 澳门豪赌 输一亿公款 除了女色之外，张小川生性好赌，近年来经常赴澳门，每次输赢都在数千万元人民币。早前有媒体报道说，张小川在澳门豪赌时，还多次把上司，宣传部长张宗海邀约到澳门。至案发前，他们共动用两亿多元公款，在澳门葡京赌场贵宾厅一掷千金，共输掉一亿多元，其中有一部分是张宗海亲手输掉的。 两人在澳门的‘豪爽’引起国安等有关方面的注意，张小川落马被‘双规’后不久，张宗海问题随即暴露。消息人士指出，张宗海的贿金主要来源，与张小川及私营企业主雷世明有关。雷世明的公司曾与张小川领导的重庆市广电局合作成立一家网络公司，年营业额达4亿多元。雷世明还曾多次陪同张小川到澳门豪赌。 早前有媒体报道说，重庆纪检部门去年侦查张小川经济犯罪案时，发现张小川曾多次挪用公款到澳门赌钱，不但自己去，还请顶头上司张宗海一起去。他们共动用两亿多元公款，在葡京赌场贵宾厅一掷千金，但是往往输多赢少，最后共输掉一亿多元，其中有一部分是张宗海亲手输掉的。 办案人员是在调查张小川案时，发现张宗海曾与张小川、雷世明一同到澳门赌博，因而扯出张宗海涉贪一案。中纪委前日否认张宗海去过澳门，其中曲折暂无了解。 小混混‘空手套白狼’圈钱 对于张小川豪赌的资金从何而来，本报消息人士透露，雷世明这个曾坐过牢的社会混混，在张宗海当县委书记时，他就与张宗海交往甚密。张宗海坐上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随即把雷世明介绍给部下张小川，运作了一个‘空手套白狼’计划，从银行‘大手笔’圈钱。 雷世明先从银行贷出约4000万元参股重庆市广电局拥有的重庆有线网络有线公司，成为拥有该公司约30%股份的大股东。雷世明再拿着这个股份合同找银行贷款。尽管雷世明在多家银行及担保公司都碰了壁，但最后还是撬开了鬃银行重庆分行的门，从该银行贷出1.5亿，案发时已划帐1亿。此外，他还从另一银行套出4000万元。 重庆两家银行损失1.4亿 消息人士透露，雷世明在重庆早已声名狼藉，很多银行都惟恐避之不及。但鬃银行重庆分行前行长谭?已逮捕)，却在没有办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就用口头打招呼的方式将1亿资金划出。 据称，鬃银行划出的4000万元，也没有办任何手续，也是仅凭有关领导的一句话。对此，很多重庆人都在揣测，这么多钱雷世明是如何套出的？ 张小川买凶广州杀子 张小川户杀手杀死吸毒儿子的消息，虽然未得到重庆警方的证实，但本报消息人士说，张小川出事后，此事在重庆的广电系统已是人人皆知。有消息说，张小川雇凶杀人发生在广州。 熟悉张小川的人士说，张小川儿子染有毒瘾多年，经常向其要钱买毒。儿子有时在张小川处得不到足够的金钱买毒，常常用极恐怖的方式威胁张小川。 早前张小川曾将儿子送到广州戒毒，但屡戒屡败。复吸后的儿子更是无限制地向张小川要钱及提出各种要求，使张小川非常头痛，对其不争气的儿子恨之入骨。 本报消息人士指出，无奈之中的张小川后来再次借送子赴广州戒毒之名，委托某广告公司老总买通杀手，在广州将其儿子杀死。 而对张小川的贪污腐败，重庆广电系统的人士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常与张小川有业务交往的人士称，‘张小川弄了那么多女人，有几十个之多，不到处弄钱行吗？这些女人要房的要房，要钱的要钱，要官的要官，他张某人哪里顾得过来。’ 张小川除了通过他属下网络公司的雷世明从银行套取大额现金外，还在广电系统的工程中找钱，就连一些广告公司在他这裹也是雁过拔毛。 重庆媒体回避二张事件 对张宗海及张小川被‘双规’的消息，除《重庆日报》刊发了一则消息外，此后重庆的大小媒体再未有染指此事。 据悉，有关部门要求对二张事件的报道，一切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办。通知还要求，一律不允许采用网上稿件，一律不许转载外地媒体的报道，一律不准自行采访。 而海内外媒体对此事的炒作，资料来源大多也都是福建的《海峡都市报》。对此，有重庆网民提出，‘我是重庆人，我为什么不能知道此事！’ 在人民网的论坛上，有重庆网民提出，‘我在重庆的媒体上没见到这个消息。无论是电视还是报纸，我都没见到有关报道。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但与一些朋友通过电话后，发现他们也未在重庆媒体见到过此报道。   （转载自凯迪网）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笔者读史，时常对两个重大问题感到迷惑不解： 自先秦至汉唐，上至朝堂，下至山野，都是正气充盈，大义凛然！重诺守信，侠肝义胆者，比比皆是。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者，层出不穷。便是贩夫走卒，市井小民之中，也不乏气雄万夫，义薄云天之人！但是这些精神在自宋以后的中国人身上，就很少看到了。相反，当外族入侵时，他们很多人表现得冷漠，畏惧，甚至麻木不仁，苟且偷生。为什么在行为举止上，自宋之后的中国人，与汉唐时候及汉唐之前的中国人，会有如此不同？ 蒙元和满清两个落后民族入主中原，对汉人实行屠杀和高压统治。至清朝末年，朝廷腐败，丧权辱国。然而华夏大地上却没有反抗力量起来将之推翻。最后，还是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同盟会杀回华夏大地，带领民众推翻了满清。这又是为什么？ 直到把这两个问题和崖山之战联系起来，似乎才有了答案。 原来，“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当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从1205年起横扫欧亚大陆时，宋朝的华夏文明已经领先世界。 北宋和南宋共300余年，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但是宋朝重经济，轻国防，以致最后长江以北半壁江山沦于金人之手，而南宋小朝廷只能偏安江南一隅。 但南宋还是继承了一点汉唐的勇武和抵抗精神，在蒙古军队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是最后一个亡于蒙古军队的国家。 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近半个世纪，是蒙古势力崛起以后所遇到的费时最长，耗力最大的一场战争。 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侵入中国，先是征服了西夏。然后灭掉了占据中国北方的金国。 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实行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手段，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军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触目惊心。原来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在各地屠城以后，剩余人口不到700万。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元末甚至明初。也许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等，但是惨遭屠杀者至少80%以上。据记载，宋人后来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 公元1276年，蒙古军队攻克了临安（今杭州），南宋政权投降。 南宋政权投降后，抵抗蒙军的斗争并没有停止。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仍试图在广东沿海组织新的南宋政权。 公元1279年，忽必烈派重兵征讨广东，引发了“崖山之战”。 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残军与蒙古军队在广东新会崖门海域(今广东江门市)展开了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南宋王朝彻底灭亡。 南宋的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蹈海而亡者达十万人之多！ 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也随之灭亡,中国第一次整体亡于野蛮游牧民族之手！ 南宋的灭亡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不仅仅是汉族政权的彻底灭亡，更标志着在南宋时期得到长足发展的工商业、高科技、农业、科举与世族相结合的官僚制度、开始受限的皇权、先进的政治制度等等都中断了。 文明相对落后的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开始实行封闭、保守、高压，集权的制度。元朝统治者将国民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西夏、回回、西域等地人口）、北方汉人、南方汉人。在这种制度下，汉人的地位极低。成为了蒙古人与色目人驱使的对象。这对于华夏民族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摧残。 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蒙古野蛮民族影响，统治阶级比宋朝统治者更残暴，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 汉人在遭遇北方野蛮游牧民族的大屠杀和高压统治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由于敢于反抗的华夏子民都已被野蛮的蒙古军队杀害，侥幸活下来的人从此心有余悸。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表现得精神麻木，苟且偷生。 而禁锢的文化思想、落后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另一个落后民族统治的清朝达到了最高峰，直到鸦片战争和清朝灭亡。 崖山之战，十万蹈海而亡的南宋军民就是华夏民族最后的精英！ 崖山之后，宋朝灭亡，中国可以说已不存在，华夏民族最后的政治，文化精英也消失殆尽。 华夏文明在野蛮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可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当然，华夏文化还是艰难地在民间薪火相传！ 但是，在野蛮民族的高压统治下，反抗异族统治的思想难以广泛传播，反抗异族统治的群众性组织更加难以产生和发展。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是海外的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同盟会，而不是华夏大地本土的力量，成为推翻满清的中坚力量的原因。 回顾崖山之战，我们不禁惊叹： 汉唐以前及汉唐之时，华夏雄风，究竟会是何等的团结与彪悍？！连相对柔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何时能再次拥有？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吾人的共同努力！ 今天，在华夏民族重新崛起的历史转折关头，我们要大力呼唤，先秦至汉唐时候华夏民族那种以天下为己任，见义勇为，敢于担当！重诺守信，充满正义感和血性的精神再次回归，并迅速成为今日华夏子孙的普遍道德精神！ 我们坚信： 崖山之战，华夏精神不死！ 崖山之后，华夏精神永存！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核心提示：冈村宁次回忆说：“我们打了败仗，但是中国派遣军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没有武装的军人。”裕仁天皇也曾说：“日本军在中国大陆战败时，由于蒋总统对部下发出‘以恩报仇’的命令，我不能忘记我数十万军民得以平安回国，在会见蒋总统时代为转达深深感谢之意。” 文章摘自《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 作者：翁有为 赵文远 出版社 : 人民出版社 蒋介石信奉基督教， 1930 年受洗为基督教徒，深受基督教之影响。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余之赞美耶稣者五：一曰牺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奋斗精神，四曰纯一精神，五曰博爱精神。卢沟桥事变前，面对日本的侵略，蒋介石讲的最多的就是“忍耐”，“忍耐”成了妥协退让的代名词。现在抗战胜利了，蒋介石认为前耻已雪，不能再提雪耻了，要“以德报怨”，“不念旧恶”，要全国人民都像他一样，善恶不分，以虚伪的博爱精神去对待昔日的日本强盗。 蒋介石为什么会提出“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呢？其实，很好理解。蒋介石虽然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日本投降了，眼下要对付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不念旧恶”，对共产党可是要旧账重算。他认为，日本人带给的耻辱虽然已经“湔雪净尽”，但是如果不彻底消灭共产党，那“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矣？”他打算尽可能地利用日本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 早在 8 月 10 日，蒋介石即对即将投降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出训令：命敌军驻军司令维持现状，除接受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 8 月 15 日，蒋介石命令日本中国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所部日军：“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与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同日，蒋介石再次命令冈村宁茨，要日军维持占领区秩序，并据守城市，抵抗共产党武装的进攻。冈村宁次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发表通告，拒绝向共产党八路军投降，声称，如果对日军采取不法攻击态度，或要求解除武装者，将认为系不服从蒋委员长命令之轨外行动，不得已时决采自卫行动。冈村宁次还亲自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依照这个纲要，日军官兵纷纷向国民党军队缴械，而拒绝向八路军投降。日军在投降后按照蒋介石的要求维持占领区秩序，使主要交通线及重要城市“确保无恙”，密切配合了蒋介石抢占军事重地的行动。蒋介石对受降活动比较满意， 1946 年 12 月 31 日，他在日记中得意地写道： 本年受降工作，幸已达成预定目的，颇足自慰。回忆当时共产党争取受降情形，诡计百出，险象环生，但终能突破艰难，顺利完成任务者，实因去年 8 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余立即发表广播演讲，说明中华民族传统之至高至贵之德行为——“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决不以日本人民为敌，亦决不对敌人以前暴行加以报复，使敌伪安心投降而共产党遂无蛊惑之机矣！ 日本投降后，关于遣返投降日军、审判战犯及战争赔偿等问题就被提上议事日程。首先是遣返投降日军问题。战后，日本在中国有大量军人及侨民。除少数军官和技术人员被国民党征用外，截至 1946 年 9 月，自中国遣送回国的日本人共计 271 万多人。何应钦回忆说：为了日军复员，中华民国拨出了 80 ％的船舶（ 30 万吨）和 70 ％至 80 ％的列车，以致国内的紧急运输活动受到了影响，确属事实。 在遣返过程中，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对返乡日军及侨民采取了相当宽大的政策。冈村宁次回忆说：“我们打了败仗，但是中国派遣军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没有武装的军人。”当遣返之际，无论军人或侨民都准许除了被褥之外，各带行李 30 公斤，及侨民 1000 日元、军官 500 日元、士兵 200 日元的现款，“与其他从南洋各国返日的人相较，从中国返日者的行李的确太多了”。 1952 年日台和约签订之后，芳泽谦吉出任日本驻台首任“大使”，临行前裕仁天皇对他说：“日本军在中国大陆战败时，由于蒋总统对部下发出‘以恩报仇’的命令，我不能忘记我数十万军民得以平安回国，在会见蒋总统时代为转达深深感谢之意。” 1943 年开罗会议召开期间，罗斯福和蒋介石曾探讨过对日占领问题。当时的记录记述：“罗斯福以为中国宜于占领日本时居于主要之地位。蒋以中国此时尚难有担当此项责任之准备，请美国领导执行，中国必要时辅助之。并谓此事可俟将来实际发展，再作决定。”但是，罗斯福只是表面上说说而已，并不真心要中国派遣军队占领日本。抗战胜利前，中、美、英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确立了对日占领原则，《公告》规定：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日本投降前，美、苏在占领日本问题上分歧较大，美国策划了独占日本的阴谋。 1945 年 8 月 30 日起，美军陆续进驻日本，将日本控制在自己手中。完成对日占领后，美国在《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中说：“在对日战争中曾起过主要作用的其他国家的军队”，如果参与占领，将予以欢迎。美国最初要求中国提供陆军 10 个师及空军派遣军， 1946 年 3 月又提出减少中国派遣军数量，只邀请中国派遣 5 万军队。蒋介石为了打内战，不愿意大量派遣军队到日本，在与美方协商后，蒋介石最后拟定派一个陆军师占领日本。后来，内战局势越来越对蒋介石不利，蒋介石也无心向日本派驻占领军了。中国只派出了一个外交性质的代表团。 日本侵华期间，有很多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进犯下了滔天罪行，因此，战后审判日本战犯就成了一项必须进行的工作。 1946 年 5 月，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开庭审理日本侵略战争，历时两年多时间，对东条英机等 28 名甲级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判决东条英机等 7 名战犯绞刑，荒木贞夫等 16 人为无期徒刑，东乡茂德为 20 年有期徒刑。中国政府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设立 10 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到 1946 年 10 月为止，国民党政府共逮捕日本战犯 1100 余人。截至 1949 年 4 月底，中国军事法庭共审理战犯案 2200 余件，判处死刑 145 人，判处无期、有期徒刑 400 余人，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等一批罪大恶极的战犯受到了严惩。 但是，国民党为了内战的需要，对一些战犯没有追究责任，冈村宁次就是被“无罪释放”的最大的战犯之一。冈村宁茨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华北地区实行“三光”政策，杀害中国人民无数，罪大恶极，是日本侵华的主要战犯之一。日本宣布投降后，冈村宁次却被蒋介石宣布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让他协助完成遣返日军、日侨的任务。 1946 年 12 月，东京国际法庭要求把冈村宁次送到东京出庭作证，蒋介石出于反共的需要，以冈村宁次身体健康有问题为借口予以拒绝。蒋介石一再庇护冈村宁次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议。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拘捕冈村宁次，并移交上海军事法庭审判。 1948 年 8 月 23 日，上海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公开审判，多名中外记者和 1000 多名各界人士出席公审。在法庭上，冈村宁次竭力狡辩，为自己和其他战犯开脱罪责。中午休庭时间，法庭庭长石美瑜接到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的电话，要他暂停审理冈村一案，听候命令。 休庭 5 个月后，军事法庭对冈村再次公审。这次公审，规模很小，各界人士都没有参加，只有 20 多名记者参加了旁听。审判前，法庭庭长石美瑜接到署名蒋中正的加密电报，要他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石美瑜只能照办，当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 军事法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的理由极其荒诞，判决书说：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公元 1944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广东，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关。被告在任期间，我军作战大有进展，日军陷于孤立，战意丧失。日本政府正式投降后，被告立即停战，率百万日军奉命投降……综合以上各项，依法应判无罪。一个侵华日军总司令竟被宣判无罪，不知蒋介石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难怪今天的日本右翼分子不为过去的侵略战争道歉。 汤恩伯在《汤恩伯札记摘要》一书中供认：民国三十七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这清楚地说明，蒋介石主要出于反共的需要才庇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遣返日军和日侨的过程中，为国民党征用和留用了一部分日本军事技术人员，的确有助于国民党打内战。 在处置日本天皇制问题上，蒋介石也表现出极大的宽容态度。日本侵华战争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与策划都得到了天皇的批准，或者是在御前会议上决定的，天皇是名副其实的最高统帅，负有直接战争的责任。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政府内及舆论界要求废除天皇制的呼声很高。 1943 年 8 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访问英国时，表示战后应废除天皇制。 1943 年 10 月，立法院院长孙科在重庆的英文报纸上发表了《废除天皇》的论文，主张废除日本天皇制，要求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大公报》也发表社论指出，《波茨坦公告》应加入废除天皇制的内容。 可是，蒋介石却不主张强行废除天皇制。开罗会议时，当罗斯福就日本天皇制存废问题向蒋介石征求意见时，蒋介石说：“此次战争之祸首，为日本军阀。我以为除了军阀必须根除，不再让其预问日本政治以外，至其国体如何，最好待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决定，同盟国在此次大战中，不要造成民族间永久之错误。” 1944 年元旦广播中，蒋介石再次提出：战后日本国体问题应由该国自己选择。波茨坦会议时，蒋介石曾致电美、英首脑，主张维持日本天皇制。结果，波茨坦会议没有把天皇制存废问题列入正式议题，也未写进《波茨坦公告》。由于蒋介石对天皇制的保留态度，加上美国出于自身战时与战后在亚洲战略的需要，日本天皇制终于得以保留。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半个中国，烧杀抢掠，对中国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达 3500 万人以上，中国军队伤亡达 380 万余人，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 1000 多亿美元，间接损失达 5000 多亿美元。因此，战后中国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 早在 1943 年 11 月开罗会议召开时期，蒋介石就私下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商议：“日本战后给予中国的赔偿中，一部分可用实际财产的方式付给，日本大部分的工业机器及设备、战舰及商船，铁路机车及车辆等，都可移交中国。”罗斯福表示同意这一建议。 1945 年 7 月，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涉及日本战争赔偿问题的条款规定：“日本将被允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偿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抗战胜利前，蒋介石就下令成立专门机构，并着手进行调查抗战期间中国军民的伤亡情况及公私财产的损失情况，以便对日索赔。 日本投降后，同盟国虽然成立了一个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赔偿委员会，但在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情况下，美国对日索赔态度非常重要。美国为防止日本东山再起，制定了运走日本本土绝大部分工业设施充作赔偿的严厉方案，美国的最初设想是准备把日本“拉回原始的农业国发展阶段”。依据美国制定的赔偿方案，国民政府提出对日索赔的若干重要原则：中国对日索赔应有优先权，日本赔偿以实物为主，中国应取得日本赔偿总额的半数以上等等。 当时，美国把中国看成是在远东的战略基地，所以支持中国的赔偿要求。美国向远东委员会提出一个《日本赔偿先期支付案》，规定先行拆迁一部分日本国内兵工厂设备，交付中国、菲律宾等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作为赔偿物资的一部分，价值约占总赔偿的 30 ％，其中，中国可得 15 ％。另外，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宣布所有日本的公私财产，凡在中国领土上的都应作为赔偿，归中国所有。但是，苏联单方面宣布东北的日伪财产为其出兵东北的“战利品”，不应充作赔偿。苏联把东北各地的重工业设施的重要部分，火速加以包装并向本国拆运，运走的工业设备价值 8.58 亿美元。 战后东亚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美国的预料。美国原指望蒋介石能够在国内战争中取胜，成为它以后在亚洲对抗苏联的战略基地。但是，没想到蒋介石在内战中一败再败。冷战全面开始后，美国根据远东局势的发展，改变了原定战略计划，把扶植的对象由蒋介石国民党改为日本，由原来的削弱日本变成了重建日本。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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