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我写下此文时，2010年即将过去。回想我从2003年来中国的历程，不得不感慨，环境改变人，时代造就人。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混”至关重要。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寻找自我，享受青春，让我觉得万分幸运。而与我有关的成长与挫折，很多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日关系的折腾息息相关。 我走过的7年中，没有一年像2010年让我备感艰难，让我体会到卷入一个环境会如此之痛。在这里，我与读者，一起分享我难忘的九月。 2010年9月7日，在日本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海域发生了中日撞船事件，接下来中日关系陷入僵局，政治关系恶化，国民感情退步。 9日下午，我从东京回到北京后，飞往我的新书 …… ……

我初到中国的时候，刘志军刚刚当上中国铁道部长。八年来，我无数次乘坐中国火车到各地旅行，既坐过又脏又乱的普通列车，也坐过现代化的“和谐号”，将来肯定还会坐世界领先的京沪高铁。不过，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却没有机会以铁道部长的身份看到京沪高铁的开通了。 根据报道，他因在铁路建设中的“严重违纪行为”而落马下台，有永远出不来的可能。一直对中国高铁寄予高度关注，也确实没少加以表扬的世界媒体，在这个爆炸性的消息面前多少有些震惊。不过，作为新干线旁边长大的日本人，我倒觉得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历史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国际歌》的第四段歌词，“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中国和日本都一样。 1955年，曾参加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十河信二被任命为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相当于铁道部长。当时日本的铁路和火车全是战前留下来的旧货，其水平连印度的都远远不如。国际上，铁路界因为受到汽车和飞机的竞争而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典型的夕阳产业。但是71岁的十河信二从一上台就决定建造一条新的高速铁路，把东京和大阪之间的路程从8小时减少到3小时。这条铁路将采用电力作为动力，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也与之前的标准完全不同，因此被称为“新干线”。此前日本不但没有建设过这样的铁路，连试验都没搞过。再加上根本没有人投资，从总工程师以下的日本国铁所有职员都不相信新干线的可行性。 但十河还是决定一意孤行，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跑了铁路总工程师，任命自己的亲信岛秀雄接任。面对国会议员的质疑，十河一面辩护说“只是在进行原有铁路的改造工作”，一面利用媒体大作广告，最终争取到了新干线项目。后面的事情更为惊人，根据岛秀雄的设计方案，会计师计算出新干线需要3800亿当时的日元才能建成，远远超过日本的承受力，国会不可能通过预算。 十河则命令会计师做一份假账交上去，欺骗国会说只需要1900亿，而且有办法借到世界银行的贷款。世界银行本来明确禁止投资新干线这种试验性项目，但十河把国铁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挪用过来秘密用于新干线项目，让世行相信新干线的修建异常顺利，于是贷款顺利到手。新线于1959年开工建设，建到一半时资金就用完了。正好此时十河信二的任期已满，他对首相池田勇人说：好了，世界银行的钱都借了，你看着办吧。 十河的行为有严重违法嫌疑，池田当然知道。不过由于借了世行的巨款，日本的面子问题让他别无选择，于是只好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新干线。在进行了3800亿日元的投资后，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线”于1964年10月1日通车。已经79岁的十河没有出席通车仪式，因为他已于此前被赶下了台。他的新干线和特有的“光”号列车却从此成了与富士山并提的国家象征，70年代从日本寄往欧洲的圣诞贺卡上，有一半都印着新干线的照片。 1978年，邓小平坐上了“光”号列车，他评论说：“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但他并没有在中国引进这种技术，因为日本铁路正在亏本运营。1987年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国铁负债已经高达2270亿美元，负责铁路建设的国企“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也欠了410亿美元，两个公司的总负债超过全国GDP的7%。不过，政府未必为此感到后悔，因为便捷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建设一条采用更先进的磁悬浮技术的“新新干线”，它将把东京到大阪的时间缩短到仅一个小时多一点。当然，5年建成新干线的奇迹是不会再有了，新新干线最早也要到2027年才能建成。 刘志军堪称中国的十河信二。2003年我第一次坐中国火车的时候，感到火车又脏又乱，十分落后，而且真正要坐车的时候总是买不到票，与新干线有几十年的差距。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媒体上不断展开宣传，我才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变化。2007年发生了中日关系中的大事，日本川崎重工的E2高速列车克服中国“愤青”施加的强大压力，落户中国铁道，成为“和谐号”动车组CRH2型。按照媒体的宣传，“和谐号”都是由中国自行生产的，日方合作伙伴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我登上CRH2列车一看，发现洗脸盆上贴着塑胶纸，纸上写着“水”和“洗手液”。偷偷揭开，洗脸盆上原来的日文说明漏了出来，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洗脸盆毕竟是一个简单的部件，从这个细节可以猜测，这列火车的国产化率不会很高。这个情况显然不是我一个人发现的，左派也把刘志军当做“汉奸”“买办”，把CRH叫做“耻辱号”，指责刘不买中国研制的“中华之星”等高速列车而买日本货。现在刘倒台了，“乌有之乡”的左派们非常高兴。 川崎和西门子的股东们也有理由感到高兴。2004年中国引进第一批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之前，刘志军把全国铁路装备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铁道部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人全是他的下属——并告诉他们，这次的谈判由我领导，你们谁敢跟外国人接触就不要干了。在谈判中，刘志军成功使供应商相信，自己手里将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金，能决定每一个的前途。 为了取得更多的订单，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加拿大人在夏天的北京互相批斗，把几十年来互相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了铁道部，价格越降越低。最后，西门子公司的代表成了唯一不能与中方达成共识的人，而最终结果是——日法加三国各得一部分订单，德国人一点没有，于是西门子的代表回国后就遭到了解雇。三年后铁道部招标购买时速350公里的真正高速列车，西门子报出的价格竟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车还便宜，还承诺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全车制造技术，这样刘志军就可以向媒体宣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了。刘志军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买了川崎的车，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 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这种车又分ABCD四种型号，其中A型来自川崎，B型和C型出自西门子的技术。与前面两代，这种车理论上是中国自行研制出来的，川崎和西门子除了出售中国还不能自制的一些零件之外，不能获取任何收入。高铁的技术转让世界上有很多先例，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却是从来没有过的。FT中文网已经发表了7篇分析和12篇专栏文章来讨论这一现象。 出人意料的是，川崎和西门子不但放弃了在中国起诉铁道部的努力，甚至当中国向国外销售CRH380的时候他们也不准备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已经签署过了技术转让协议，还因为中国对许多关键的技术进行了改造，比如说日本列车的车头是用许多块钢板拼起来的，中国则依靠上海郊区的一台世界最大的水压机直接压出来；中国还利用秦岭的风洞测试了车头受到的空气阻力，并对其形状进行了修改。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修改后的设计允许山寨的列车比原型车运行的更快，因此即使告到美国、英国的法庭去，法庭也未必判中国侵权。 光是列车速度提高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中国高铁受到太多关注，高铁的精髓还在路本身。其实中国早就决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修建高铁，只是在是否采用磁悬浮技术的问题上争论了二十年而已。刘志军绕开了问题，他既不建“高铁”也不提京沪线，而是利用每年春运人们抱怨买票难的时机，在其他地方开工修建所谓“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第二双线”，建造完了之后再宣布其为高铁。北京到广州的“客专”几乎建在一座从北京延伸到广州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需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 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刘氏“客专”的一半多一点。刘的手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为数众多的反高铁派很少注意到客专和城际铁路的开工，只有在“高铁”二字出来的时候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时高铁已经接近通车，说什么都晚了。 “客专”本身才是中国优于日本和欧洲的地方，但它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刘氏客专在最便宜的地方也要7000万元才能造1公里，到了山区和地价高的地方，造价达到每公里1.3亿元以上。为了建设规划的1.8万公里客专，刘至少要两三万亿元的投资，而2004年的铁路投资仅有可怜的516亿。刘可能不太擅长作假帐，所以他把手头的所有项目集中起来，用老办法威胁银行——要么多借给我点，要么我就从别处借。2007年，刘在银行的支持下把投资增加到2000亿元，但好戏还没开始。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刘的高铁蓝图获得中央认可，得到了1.5万亿额外支持。于是从2009年开始，铁路投资超过了7000亿元，超过了军费，超过了刘上台前十五年的总和，刘终于实现了自己“控制世界上一半铁路投资”的预言。此时刘志军的谈判艺术又有了进步，他把钢铁公司和水泥公司的代表叫来投标，失败者不仅一份钱拿不到，还将无法再用火车运输自己的产品。 刘在8年里一共修建了1.8万公里铁路，相当于原有线路的四分之一，其中客专有7000公里。现在正在建设的铁路长度为3万公里，其中客专1.3万公里，大部分将在2011年通车。以后，从北京出发，8小时就能到除了海口、拉萨和乌鲁木齐之外的任何一个省会。由于已经开工，这些铁路没办法停下来，今年的铁路投资仍将达到历史最高的8500亿元。刘志军唯一没能开工建设的高铁是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兰新第二双线”。但就在昨天，哈萨克斯塔总统在北京签署了协议，由中方负责修建阿拉木图到阿斯塔纳的高铁。据说这条铁路将采用中国的标准，可以连新疆却不能连俄罗斯，这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很大，可能促使中方再花钱把兰新第二双线也修起来。未来，越南、蒙古和巴基斯坦也都有可能通过改造自己的铁路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中国肯定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铁道部还将得到更多的投资。 可惜的是，铁道部并没有像石油企业一样，把巨额投资用在改善员工的收入上。我做了这么多年火车，没见一个列车员说过领导的好话，大家都对低水平的工资非常不满。一位列车长对我说，他原来是首钢的职工，首钢搬走时为了离家近而调到了北京铁路局，现在的工资只有原来同事的四分之一。他认为，刘“跨越”——刘志军因为经常说铁路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得的外号——眼里只有铁路，从不考虑职工的感受。在刘的领导下，铁路职工的生活水平降到了1923年二七大罢工以来的最低点，经常连续一两个月在列车上度过，连饭都吃不好。更糟糕的是，刘志军在人事上也是雄心壮志，说撤铁路分局就撤铁路分局，谁要是对领导不满意，就会马上失去体制内的铁饭碗。 “刘跨越”的政治生命结束了，铁路的难题却刚刚开始。铁道部和铁路网如何处理？在日本，新干线修建完成之后一直亏损，直到日本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才开始盈利，于是政府就在1987年对国有铁道实施了民营化改革。按经济规律说，中国铁路迟早也应该民营化。但刘志军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高铁网太超前，对经济规律缺乏尊重，难以实现盈利。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铁道部改制的话，改造出来的新铁道公司可以破产吗？如果它被禁止破产，那它就还是铁道部；如果可以破产，这个负债率为70%的公司离破产就没多远了；如果把“坏的”资产拿走，只让“好的”资产上市，那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给铁道部的2万亿元资金就收不回来了。此外，铁道部还凭借着自己的“永远不会破产”的形象获得了大量商业银行投资，如果这个条件消失，投资的资金链也将断裂，政府可能需要花更多的钱来救市。在中国，欠人家两万元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欠两个亿就要轻松得多，欠两万亿根本就等于绑架了债主。接替刘志军的新部长，其实一点压力都不用有。 撤销铁道部还将面临政治上的挑战。日本国铁民营化运动的裁员人数是44万人，而且国铁本来就是企业，中国的铁道部则是政企合一的“铁道省”，拥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检察院，其职员们普遍认为自己不但不应该被裁员，反而应该为八年来的辛苦获得补偿。民营化，这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将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可能发生那位列车长所想象的“全路大罢工”，或局部的混乱。中国准备好了走过这个痛苦的过程吗？ 或许，解除铁道部对中国的“绑架”，要比铁道部“绑架”中国困难十倍。

 2月中旬，我去了一趟中东。主要以以色列为基地，走了埃及、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以及巴勒斯但等国家地区。很遗憾，突尼斯、巴林、利比亚等，其国内形势正处于自下而上革命阶段的国家，没能进去，顶多靠近。我没能经历中东民主革命的“真乱”，只好从周边去旁观，体验。我的中东行，应该说是不成功的。 以色列因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圣地交锋，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持续不断，但毕竟是属于相对成熟的民主国家，那里没有那么不安全。我也遇到了不安全，但它不是来自阿拉伯革命，而是因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民族、宗教冲突造成的。 有一天傍晚下了较大的雨，我从耶路撒冷进入了阿拉伯人居住的“巴勒斯但自治区”的希伯伦（Hebron）。这个城市是两个民族之间经常发生恐怖事件的地方。这次我去，也听到了几次炮声，时间已是晚上。城市中间有个具有代表性的清真寺，却被以色列军队占领，周围全是犹太军人，拿着枪巡逻着。阿拉伯人无法进去，搞任何宗教活动。一名下岗的巴勒斯但年轻男子在离清真寺100米左右的地方跟我说，“那里原来是我们地方，后来被他们非法占领的。我们每天过日子好紧张，经常跟他们发生矛盾，但我们没有高级的枪，只能带着炮弹自己爆炸。” 不管是犹太人居住的国家还是阿拉伯人居住的国家，我从来没有感受过作为一个日本人，面子如此之大。我遇到任何人，居民们首先跟我说“China？”，我说“No, I am Japanese”。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果然快速加大，但中国人的形象却不那么好，理由是全球性的，跟其他非洲、亚洲、拉美等地方一样，我就不多说了，毕竟是人家的事情。 相比之下，日本人的形象格外地好，好到我无法想象，甚至不好意思。比如，在以色列的任何城市，由于政府要警惕恐怖事件发生，进一个建筑，安检特别严格。但警察知道我是日本人之后，他们都变脸色，放我们走，不经任何检查就可以进入。在旁边，中国游客的所有行李全彻底被检查。 到了巴勒斯坦，当地居民都对我很热情，温柔。有一天晚上我没有住宿，有一位家里有8口人的出租车司机欣然带我回家，请我吃饭，睡觉，还提供牙刷、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我们通宵聊了巴勒斯坦人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令人感动。我2003年来北大留学后，第一个室友是巴勒斯坦人，令人怀念。 其实，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在中东都是“客人”，都没有，也不可能“侵略”这里。日本固然把对中东的关系维持在“礼貌”的水准上，中国也不像英国、美国和法国一样与这里有密切的联系。无论中东国家发生什么事情、谁当总统，中国都会爽快地予以承认。日本随后也会跟进，一般不怕得罪总统的敌人。 美欧则不一样，他们现在只能在亲美的独裁者、反美的民主人士和潜在的极端主义者之间观望和等待，只敢顺水推舟，不敢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进行主动干预。于是，日本和中国这两个在中东没有包袱的石油进口国，尽管处于关系不好的时期，但对中东却有共同的利益。在这次阿拉伯国家处于危机的期间，日本和中国可以共同观察、思考、行动，形成“东亚观点”甚至“东亚集团”。 东亚观点应该首先分析中东乱局的起源。这方面我听到了两类说法。有一类认为，中东革命完全是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自发组织的革命，是中东和全世界民主潮流的一部分，结果肯定是各国分别实现民主。另一类说法认为，中东乱局的背后是由某个秘密组织统一策划的，他们先绕开海湾国家，在较贫穷的国家里起义，最后搞成毛泽东式的“农村包围城市”，建立统一的石油帝国。 这两类说法都相当有道理，而且做出的预测也很一致：那就是中东的革命和混乱将继续下去，直到一种更好的体制得到推广，大家一起恢复稳定。对于东亚观点来说，有这个结论就足够了，至于未来中东是独立还是统一，这个问题应该考验奥巴马去。 中东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稳定？这才是东亚应该关心的问题。我在中东看到了示威游行，但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中东人”在乱局中过得比较悠闲，古老的街道上到处都能看到许多男人们聚在一起喝茶聊天，似乎根本不用考虑上班的问题。 我从以色列最大商业城市特拉维夫到靠近黎巴嫩的边境城市纳哈里亚（以色列和黎巴嫩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回来的时候发现碰上了安息日，火车没有了！以色列还有一些最为保守的人士，他们带着黑色的礼帽，整天从事各种宗教活动和抗议活动，抗议的居然是以色列国本身，理由是救世主还没有降临，不应该先建立以色列国！这还是当地最现代化的国家，所谓的保守国家就更不用说了，作为客人是难以体会到他们到底有多保守的。在中东，宗教和传统是第一位的，因为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为信徒制定了严格的守则，法律和道德就根植于宗教，所以他们的社会与中日不同，一变革就要大乱。 宗教当然是善意的，但过度的固守传统会造成许多问题。女人按传统不能上班工作，导致了极高的生育率；男人按传统只忠于自己的故乡和家族，造成国家权威不够、封建割据无法解决。根据中学教科书——日本的绝大多数教科书其实是马克思主义者编写的，“有争议”的那种只占千分之一市场——的说法，这种社会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进行资产阶级革命。 不过，中东绝大多数国家一直没有发生过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富有的产油国总是能贿赂国民保留封建制度，较穷的国家则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参加了苏联阵营，提前实现了社会主义。现在，社会主义早已谈不上了，但“大锅饭”却保留了下来。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用国家财政对粮食进行补贴，没人因饥饿而造反。这次的埃及革命也和粮食补贴未能顺利发下去有关。这是东亚视角的中东社会。 然而，中东的传统毕竟维持不下去了。埃及的人口已经到了八千万，而且年轻人多，将来人口肯定还会增加。现在埃及已经是世界第一的粮食进口国了，第一大经济来源旅游业又没有了，将来如何养活这么多国民？是吃宗教，吃传统，还是吃民主？这些都是国民的追求，但并不充足。只有真正发展起资本主义，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建立勤奋进取的文化，让社会现代化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期、健全的稳定。只有这些不产石油的中东国家稳定了，产油国才能安全的存在下去，继续卖石油。因此，日本和中国应该果断地支持和参与中东的社会变革，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在整个中东实现资本主义。 如何才能引导中东实现资本主义？其实这个问题同样与谁上台无关。无论是传统派还是现代派、革命派还是保守派，只要上了台就都得为国家负全部责任，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必然的需要。在埃及，有可能上台的力量大概有三种：一种是比较亲美的民主派（如果真有这种力量的话），一种是穆巴拉克式的军队领袖，一种是传说中的秘密组织“穆斯林兄弟会”。亲美的自然要由美国负责保护了，军方和极端组织也都有搞好资本主义的先例。 埃及和叙利亚原来曾是一个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后来两国分裂，埃及融入西方经济圈，依靠运河、旅游、美国援助等渠道得到很多收入，人也越来越懒，叙利亚则走上一条类似于朝鲜、但更为成功的道路。叙利亚实行个人崇拜、完全保留计划经济、搞先军政治、什么都想自己造，和朝鲜非常相似，甚至街上的大型宣传画都是朝鲜人画的。由于自然环境不错，叙利亚成了中东极其少见的粮食出口国，政治也很稳定，完全没有受到中东乱局的影响。在其他模式均已接近失败的阿拉伯世界，阿萨德总统的军政府统治可以算的上是模范了。中国和日本对于这种模式完全可以全力支持。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埃及等国家走伊朗的路，由现在的秘密组织上台掌权，这是美国最不放心的。但是中国和日本毕竟不是美国，没有必要非得那么担心，只需考虑其是否稳定就行。真实的伊朗在这方面倒是值得信赖的：伊朗在1979年革命之后建立的神权体制成功地延续到了今天，成为超乎党派利益和民主与否的最高准则，即使是美国试图支持的“改革派”也只是反对总统而已，并不质疑神权体制本身。 在1981年就担任总统的哈梅内伊，现在仍然担任最高宗教领袖，靠神权体制牢牢地抓住权力。几十年来伊朗经受过了无数考验：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内部改革的压力，最糟糕的时候东西两边都被美军包围，小布什公开说伊朗就是下一个。但伊朗还是挺了过来，并利用了中东的战争和乱局把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美国占领的伊拉克和阿富汗。虽然伊朗也很腐败，但这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使他国可以与其发展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关系，这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这都是他们的内政，最核心的问题是：伊朗一直在向日本供应石油。所以中国和日本也不用害怕“穆斯林兄弟会”之类的组织上台。 就像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各自为中东的革命欢呼一样，中国、日本，当然还有韩国在这件事上也是没有矛盾，只有共同利益的。中东形势的变化，给了处于低谷的东亚关系一个向上跃进的机会，也极其有利于中日抛弃表面上政治制度的区别和外交政策的分歧，寻找真正的共同点和价值观。共同面对中东乱局，或许将成为“东亚共同体”真正形成的第一步。 本文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1年3月2日

11日，一个平常的下午，我正在东京都中心的赤坂Biz Tower22层开放式的咖啡厅会议室开会。最近，我回日本的机会比较多，对忙碌而有序的东京工作节奏，已经比较熟悉了。那天下午也跟平时一样，没什么特别的，坐地铁，出来之后在一楼前台申请，然后进楼。周围也很正常，没有人说：“今天一会要发生地震，要小心。”其他的东京上班族带着平常心，各忙各的。 我在日本某家企业对华战略的会议上，也跟平时一样，强有力地主张自己的想法，根本没有注意周围环境，更没有想到发生地震。说着说着，坐在沙发对面的伙伴突然对我说：“加藤先生，地是否在摇？你先停下来，等等。”我说：“噢，是么？没事，东京发生地震不是很正常吗？而且，这里是新盖的高楼，感觉很摇晃，没事的。” 我们坐着不动，等着摇晃停下来。等着，等着，好像越来越晃。伙伴说：“噢，这不是一般的地震，很大呢，很大呢，哦，哦，越来越大了，咱们去找安全的地方吧！”。确实如此，这可不是一般的地震。我来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伊豆半岛，却从未经历过这么厉害的摇晃。出了很多汗，焦虑地说：“嗯，嗯，是啊，这个很大，该怎么办？到旁边那张长桌子下面躲避吧？这里太开放了，周围有太多东西，危险啊！” 我们坐着的沙发右边有个小图书馆，后边是咖啡厅前台，左边有其它桌子，很多该公司的员工也在开会，很着急，有的人还大喊。摇晃越来越大了，感觉没那么快停下来，我们就决定挪到更加安全的地方。 我们从小学直到高中，每个学期都要参加各所学校和地区举办的防灾训练，经历了12年。假设地震发生，我们该怎么办，第一做什么，第二看哪里，第三怎么办。至少训练过30多次，不经思考也明白该怎么应付。首先要熄火，地震和火灾往往是离不开的，地震造成火灾是必然现象，必须刻意防止。第二，若可能，要尽量出去，屋子里很危险，楼上的东西掉下来，房屋倒塌，你埋在里面就完蛋了。在此过程中，你也要尽量戴上安全帽。第三，如果你没法出去，就躲避到桌子或椅子下面，冷静地等到摇晃停下来。然后，跟周围的人合作，手拉手，心连心，从非常出口走到外面。日本每一栋楼都有为非常时期紧急使用的消防通道。我突然想起小学的老师在防灾训练课时跟我强调的话来：“你到了陌生的楼，首先要确认消防通道，无论多忙碌着急，你不能忽略这个过程，后果自己承担噢。” 我在脑子里整理了一遍自己即将要做什么。我这没火，楼里是禁烟的，只有后面的咖啡厅用火，我向在咖啡厅工作、显得相当着急、害怕的女员工们大喊：“喂，你们没事吧？别着急，有没有熄火？你们赶紧熄火哦，把所有火电停下来！然后，去旁边的长桌子躲避，你们那里很危险，东西要掉下来了，快点！” 这里是22层，现在出去已经晚了，不可能，电梯也停了。地继续在摇晃，时间很长，这次地震真的是大了。我们判断，只能在这楼里找安全的地方，躲避一阵子。我决定先到咖啡厅，把吓得已经不能动脚的两个女孩子拉过来一起躲避。我走路都走不好，姿势很不稳定，地在摇，尽管那是新盖的高楼，耐震措施是比较完备，但感觉特别摇晃。 忽然间，咖啡厅里面放着餐具的手动推车向我冲过来，撞到腰部，眼看着上面高级的大灯也掉下来了，差点砸到我的头部，幸亏避开了，否则恐怕没命了。我的腰，很痛。到咖啡厅那一侧，我拉着两个女孩子的手（她们应该是边上大学，边打工的），向原来的长桌子下面跑过去。 跑到桌子旁，立即蹲下，躲到下面，始终保护着头部。我们没有找到安全帽，所以用一些硬的本子、电脑等有意保护着头部。等着等着，从桌子下看旁边图书馆，书柜里的书全都被弄出来了，书柜都倒了。几个大灯都掉下来，声音很大，楼上楼下感觉都是一个样子，一些女生大喊，惊讶害怕。我没有说话，坚持等着地震停下来。至少等了20分钟，因为余震不停地发生，还不小。 等待的过程中，大厦的管理人播放指令说：“各位工作人员，大家好。刚才，东京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地震。此楼的耐震措施是完备的，请大家放心，楼里是很安全的。电梯已经不能使用，暂时请找到安全的地方，耐心等候。”广播人员断断续续，至少播放了10次。我们听到这些话，心里感觉靠谱一些。 过了一小时左右，虽然我们没有彻底放松，但感觉好了一些。那层楼没有电视，但听说岩手、宫城等东北地方的灾害很严重。我那里也有亲戚朋友，把手机拿出来，试图打电话问候一下他们的安全。但发现线路不通，周围人都一样，电话线路断了，或者此刻要打电话的人太多了，线路忙得失控。我尽可能搜集地震有关信息，了解目前的状态，到底在哪里是震源地，发生了多大规模的地震。旁边的人说：“好像东京的震级为5-6级，东北那边是8级以上。”我反应说：“8.0级！？那相当危险了，而且那边是海边，海啸怎么样？” 这样过了2个小时左右，电梯依然停开，我们没有出去，但也不可能正常工作。一边搜集信息，一边试图打电话，或跟周围的人商量如何出去，如何回家等问题。我到有电视机的楼层，看到东北地方的灾害相当严重，尤其海啸吞并一个小镇的那一画面让我们震撼。整个小镇都没了，住宅、汽车等就像多米诺一样一个一个地被海啸淹没，强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类为建立社会所付出的血汗相当脆弱。我无言，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一场面。 大厦管理人员又做了一次播放说：“各位请注意，居住地点离公司不到5公里的员工，请走路回家，其他员工请暂时不要离开。”听到此广播，有一些人收拾东西，带着安全帽，从消防通道的楼梯下去，纷纷回家。但一批人没能回家，在东京市中心上班的人往往住在郊外或比较远的地方，离公司20公里、30公里、甚至50公里，是相当正常的。 电话一直打不通。地铁全停了，火车也停了。道路都被封了，有出租车，但此刻当然是供不应求，几百人，几千人排队等出租车，不可能等上的。我本来跟公司的领导有个约会，晚上7点一起吃饭。幸亏是在同一楼上班的领导，否则根本没法联系上。6点时，我跟领导打招呼，带着安全帽，走到目的地，走了大概5公里。周围全是带着安全帽的上班族，排成一队，像蚂蚁一样，有序地走路回家。 那一场景格外令人深思。在这样无法取得联系，无法坐上交通车，许多道路都被关闭的严峻情况下，没有人抱怨，安安静静地走路，大家走得相当默契，没有乱，只有完美的秩序。地乱了，心却不乱。硬件失控了，软件依然平静。我跟领导产生共鸣说：“日本国民还是比较冷静的，大家都不乱，此刻互相帮助，耐心走路回家。没有人抱怨，只是偶尔互相喊一下鼓励的话而已。 很多店关门了，但我们的目的地没关门。我们晚上8点到店里，吃饭吃到10点多，然后出去。外面的场景跟几个小时前根本没有发生变化，人甚至更加多起来，有序起来。路上充满车流，却不动，我走到地铁，依然关着，电话也打不通。我跟领导分手后，一个人走着走着，自己住的酒店很远，大概20公里左右。我也跟其他人一样，不多幻想，耐心走回住地。偶尔发生余震，断断续续，但感觉到高峰已经过去，没有放心，却抱着平常心，慢慢回家。 偶尔跟旁边走路的人交流，共享遇到出生以来首次这么大规模地震的感受。东北地方同胞们面临的问题更严重。可整个晚上，电话一直打不通，直到半夜3点多，地铁才慢慢恢复，大部分线路，火车，包括新干线等依然停开，直到第二天、第三天才逐步地恢复下来。当然，去往东北地方的铁道始终暂停营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很少遇到电话打不通，交通中断，没有食品的状态，简直回到原始时代的无人岛似的。到便利店，也几乎没有东西能买得到，全都卖光了。每栋大楼的房东都担心火灾，所以命令下面的所有店，下午就暂停营业。 我一步一步地走，没有疲倦，抱着平常心，却不放松。路上，尤其在地铁站附近看到了许许多多在外面睡觉的人，年轻的，中年的，高龄的，男的，女的，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在日本，人们把这叫做“野宿”。我对东京的路不太熟，边走边问周围的行人。大概半夜3点，才回到酒店。酒店大厅变成人海，外面还是很冷，没能回家的居民到酒店避冷，酒店方面也没有拒绝。这是处于紧急情况，不在乎这里是谁的，大家一起携手，共同渡过难关。这种场面，在大都市东京很少遇上，突然感到很温馨。 电梯当然停着，我从消防通道的楼梯走上去，走到我住的房间，又是22层……

现在，卡扎菲的心情一定糟透了。这位在利比亚掌权42年的独裁者跟以色列、美国、欧洲、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兄弟打了一辈子仗之后，上周末差几个小时就将迎来自己军事生涯中的第一场胜利。当时，卡扎菲正在靠坦克和雇佣军打败刚刚起义的反对派，重新掌握这个国家。可惜就在这个时候，多国部队的加入使利比亚内战变成了利比亚战争，海上飞来的导弹和飞机改变了力量对比。卡扎菲在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方式，遭到了类似德国隆美尔元帅的失败。 这次多国部队加入战阵的方式令人感到奇怪。出兵之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是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以除了派兵占领之外的任何方式保护平民。不过美国、英国和法国执行决议的方式显然不止是禁飞，而是直接攻击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