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第二届西藏电影节（香港），于2014年7月6日至12日在香港举行。包括放映六部电影：《远离西藏》、《再见西藏》、《被封锁的对话》、《无畏》（即《不再恐惧》）、《对话》、《梦想拉萨》。在香港看西藏電影(1)作者：灰记（盧敬華）轉自：灰記客七月九日，1908書室一連播放幾部西藏電影，其中包括《對話》和《無畏》。不經不覺，香港人為西藏而舉辦的活動已經過了幾年。早幾年的「香港與西藏同行」，以至現在七月七日至十一日的第二屆「西藏電影節」。不知這幾年，又有多少香港人對西藏人的處境多了關注？寫這篇文章時，正值藏人作家茨仁唯色及其丈夫王力雄作從蒙古旅遊回京，被中共國保短暫軟禁兩三天。唯色在facebook留言，說軟禁目的應該是為了阻止她前赴美國使館邀請的晚宴。她因為與另一位郭建梅律師同獲「國際婦女勇氣獎」而獲邀參加這次(七月九日)晚宴。當然那些「大中國愛國者」會說，為何一定要參加美國使館的晚宴，這分明是勾結外國勢力，當 了美國人的棋子。你中國駐外使領館不也是與當地民間有交流， 也會宴約一些當地有代表性的人吧，人家會否禁止這些人與你中國交流，說他們勾結外國勢力呢？這是赤裸裸的踐踏人權，在中國無日無之。一位電視台的舊同跟進報道這件踐踏人權事件，致電灰記詢問香港有否了解西藏的「專家」，可以評論一下事件。灰記衝口而出，介紹了這次電影節的講者之一，張耀良大律師，他是設於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執委。結果由於張大律師不在香港，接受不了採訪。灰記後來再想想，中國維權律師滕彪不是在香港嗎？也是這次電影節的講者之一。不過，電視新聞電光火石，當我再和舊同事談起滕彪時，他說已完成了剪輯，有當事人唯色的回應，沒有第三者評論。灰記說出這個小插曲，第一，要再一次提醒香港人，大陸異議者的惡劣處境，而唯色的博客，《看不見的西藏》是其中一個了解西藏現況重要途徑；王力雄過去幾年其中一項努力，是致力於大陸漢人與藏人，以至維吾爾人的溝通，希望盡可能消解雙方的誤解與仇恨，將來中國發生甚麼變化也好，可以避免種族流血衝突。如果這個政權進一步不理智，用更嚴厲的專政手段對付他們，令這些僅有的漢人、西藏人和維吾爾人橋樑被拆掉，只會令民族仇恨的消解更無望，流血衝突變得更難以避免。中国独立电影人王我拍摄的纪录片《对话》。第二，也和第一有關聯，這次電影節播出的其中一部電影，是王我於今年完成的《對話》，講的就是王力雄(唯色也在片中出現)如何透過互聯網科技，成功舉行一次漢人與達賴喇嘛的對話。而其中一位對話者就是這次電影節的講者滕彪，另一位是江天勇，也是維權律師，他們代表網民向達賴喇嘛發問。《對話》灰記較早前已在YouTube看過，這次是第二次看。對於關注西藏，以至大陸「少數民族」處境，以至中國的狀況的人，看這部電影可說「百感交雜」。 在陰冷的北京，王力雄與唯色這處看上去溫暖舒適的住家，2011年春節，曾經發生一件意義重大的事件，由王力雄主持，滕彪和江天勇負責發問，達賴喇嘛負責回應，一場中共禁止的藏漢對話就在中國境內，也在中國境外展開。灰記印象最深刻是這幾位漢人對這位藏人的尊者的尊崇(唯色看到自己的尊者感動得落淚更不在話下)。而達賴喇嘛亦不失幽默，說如果大家能嗅到對方的味道，便真是在坐在一起了。儘管灰記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也感到達賴喇嘛的charisma，不是靠威嚴，而是親和力。他的思路非常清晰，把從網民提出的三百多條問題中的比較有代表性的幾條，回答得很清楚之餘，亦留給聽觀眾想像空間，例如對09年逝世，被一些西藏人視為賣國賊的阿沛阿旺晉美評價，說他雖然在中共體制內說了一些違心的話，但他內心仍是關心西藏民族的命運。他說，阿沛阿旺晉美1951年代表噶廈政府，在沒有知會達賴喇嘛下，在北京與中共簽訂「十七條」之後，回到拉薩向他說，他在協議上只簽了自己的名字，沒有政府蓋章，可以不承認。他說，從這件事中，可看出阿沛阿旺的西藏心。(當然，在軍力懸殊下，達賴喇嘛為了避免流血的「武力解放西藏」，只能同意「十七條」)。灰記對這段話比較有印象是因為偶而會在電視上看到一些境內藏人高層，聲色俱厲地大罵達賴喇嘛是「分裂祖國的魔鬼」，不知這些高級藏人是否內心深處也有一顆西藏心，祖國對他們而言是甚麼？有人問到達賴喇嘛曾說過西藏的政治問題可以拖五年、十年，但生態環境的破壞不能等。達賴喇嘛表示對西藏生態環境嚴重受破壞憂心如焚，但對中共和漢人一意孤行的做法沒法阻止。灰記能想像他跟境內很多藏人一樣，內心相當焦急和痛苦。又有人問到，如何可以約束流亡藏人的激進勢力。他答道，他的中間道路，即留在中國實行真真正正的自治，並非每個西藏人都同意。西藏青年會便主張完全獨立。他說自己已經退出政治平台，不再擔任流亡政府的任何職務，而流亡社區是民主社會，大家有權提出自己的主張。灰記相信，在中共心中，藏青會必定是「達賴集團」的其中一支。總之習慣了一元化，習慣了專制的中共，不會理解達賴喇嘛，或其他民主社會紛雜的主張和意見。總覺得全世界都在陰謀顛覆中國，或以「顛覆」作藉口，維持其專制統治。西藏人爭取宗教自由如是，香港人爭取民主如是。達賴喇嘛又提到，中共向外宣傳他「惡毒」阻止/破壞北京奧運會，他反駁不只一次公開支持北京奧運會。在中國仍爭辦奧運會時，他便曾在美國公開說，支持北京取得奧運主辦權。這又令灰記想起08年奧運「聖火」在香港巡遊時，港大女生陳巧文在尖沙咀為西藏人高舉雪山獅子旗，不一會就被如臨大敵的警察包圍，不讓雪山獅子旗在電視螢幕出現。在這場對話結束後一年多，12年底，王力雄在影片中再接受訪問，提到一年多前，在官方不打擾的情況下，成功舉辦那次對話。但那次對話只是開始，本來希望開展多些藏、漢民間與民間之間的對話，可惜局勢的進一步惡化，滕彪等的一批維權律師被失踪了很長時間，被拘禁期間受虐待。為了大家的安全著想，唯有無限期擱置對話。隨後，王力雄提到藏人自焚這種最激烈的自我犧牲手段，是在境內聲音完全被壓制下觸發的。他回到達賴喇嘛在對話中講過的支持北京主辦奧運會，說很多西藏人曾寄望京奧能改善西藏的狀況。京奧舉辦前六年，達賴喇嘛的代表努力與北京的代表談判，希望西藏有所改變。但經過六年的努力，一點成果也沒有。談判完全是中共的國際公關手段。08年三月，達賴喇嘛沮喪的宣布談判失敗，沒有任何成果。境內一些藏人知道這個消息後極憤怒，期待多年的良好願望落空，中國人再一次欺騙他們，於是便爆發示威抗議浪潮(包括那次被中方電視台極度渲染的「拉薩騷亂」)。中共則採取強硬措施，禁止任何有組織活動，寺院和僧侶被嚴密監控。個別人士的個人行動，那怕是散一下傳單，喊一聲「達賴喇嘛回到西藏」，軍警便出動把那人帶走。任何聲音都被禁止。王力雄說，在這情況下，藏人只能想到自焚這種震撼性舉動，惹起國際關注。但國際關注也走到盡頭，過去達賴喇嘛成功把「西藏問題」國際化，能做的已做盡。王力雄說，沒有一個國家會為了一些價值，不惜犧牲本國利益。因此，流亡政府要走出新的道路。而這條新道路，就是王力雄設想的落實基層自治。好處是有「法律保障」，可利用合法維權的方法爭取基層自治。只要每條藏人村落實行了自治，聯繫起來的更大範圍的自治便有可能性。灰記相信王力雄不至於天真地認為中共黨組織不會操控基層農村組織，但在沒有其他任何改革可能性之下，是否值得藏人去嘗試？不知道多少藏人聽過他的這個構想，又是否認同？影片結尾部分，王力雄仍在構思藏、漢、維吾爾人對話溝通的可能性。那個時候(03年初)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仍未被拘禁，王力雄和唯色到中央民族學院和伊力哈木見面，仍然能夠自由交談。他們談到新疆「七五」事件，伊力哈木談到維吾爾大家族傳統，常被漢人官員走來查問，這個是誰，那個是誰，誤會聚眾鬧事。他笑說自己家族就有三十多人。交談中，一名陌生人走來問他們談什麼，他們反問這人是誰，是否學院的人，那人說不是便走開。他們推測這是其中一個監視者。而影片結尾用文字說出伊力哈本土赫提於今年一月被帶走，然後以「分裂國家」罪名被拘捕。在影片下半部，王力雄提到一個令人十分擔擾的情況。他說12年曾到德國慕尼黑，帶著維吾爾朋友的介紹書，希望拜訪當地的世維會，但對方拒絕與他見面。他說，像他這樣一個最能了解維吾爾人想法的漢人，有朋友介紹，也拒絕見面，即表示維吾爾人組織已經完全放棄與漢人溝通，覺得屢屢受漢人欺騙。他們等待的是一個中國動亂的時機，便能以暴力方法獨立。王力雄想像，這情況出現的話，不會如現在的所謂恐襲，而是民族仇恨的總爆發，將會是血流成河。他哀嘆這完全是中共專制者的愚蠢，不斷製造矛盾、對立的結果。而西藏人會否在毫無出路下，也走上維吾爾人的「恐怖主義」道路？另一部由境內西藏人當知項欠(Dhondup Wangchen)冒著坐牢危險而攝製的紀錄片Leaving Fear Behind(無畏)，當中有很多西藏老百姓的心聲，再談。

　　 【内容提要】马戎教授关于”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主张，主要建立在两个方面的理据上：第一，”民族”和”族群”是两种不同的认同群体，需要区别加以对待；第二，”文化化”和”政治化”这两种引导族群关系的政策导向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后果，前者有利于”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后者则相反。对于这两个方面的论据，批评者们都提出了明确的反驳意见。本文作者认为，马戎关于”民族”和”族群”是两种不同认同群体的看法应该得到认可，但其提出的”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看法则有可待商榷之处；”族群”问题不应该也确实难以”去政治化”；”族群”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是”多元”和”一体”之间的关系。 　　 【关 键 词】民族/族群/去政治化/文化化/多元一体 　　 2004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马戎教授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①（http://www.aisixiang.com/data/9120.html ）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马戎教授对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实施的以”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为特征的民族政策明确进行了批评，提出以”把少数族群问题逐步’去政治化'”为特征的民族政策新思路。这篇文章发表后，在中国大陆民族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对马戎教授的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在本文中，笔者拟从一个局外人(此前不曾参与这一争论)和行外人(不是民族或族群问题研究领域的专门学者)的角度对这场争论的内容和观点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讨论，并对争论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冒昧地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马戎：”族群”问题为何要”去政治化” 　　 虽然《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一文是马戎教授阐述自己观点的主要作品，但马戎用来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并非仅限于这一篇。除了这篇文章之外，马戎还在其他许多相关文章中阐释过自己的观点。②纵观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到，马戎教授关于”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主张，主要建立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论据上。 　　 1.”民族”和”族群”概念之间的差异 　　 按照马戎教授的意见，”民族”和”族群”是两个含义完全不同的中文词汇。”民族”的英文对应词是”Nation”，”族群”的英文对应词则是”Ethnic Group”或”Ethnicity”。马戎认为，在国外文献中，”Nation”和”Ethnic Group”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从各自出现的时间和具有的内涵来看，这两个英文词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人类群体，表现了不同的历史场景中人类社会所具有的不同的认同形式。’民族'(Nation)与17世纪出现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政治运动相联系，’族群'(Ethnic Group)这个词则出现于20世纪并在美国使用较多，用于表示多族群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发展历史、不同文化传统(包括语言、宗教等)甚至不同体质特征但保持(国家)内部认同的群体，这些族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归类于这些社会中的’亚文化群体'”。③如果用更为简洁一点的话来说，那就是：”民族”(Nation)一词主要是用来指称自17世纪开始与首先在西方国家出现、然后逐渐传播到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及”民族自决”运动相联系、由这些政治运动建构起来且往往以”民族国家”这种领土性政治实体为其边界的那样一些人类认同群体，而”族群”(Ethnic Group)一词则主要用来指称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以文化或体质等方面的非政治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一些认同群体。因此，”‘族群’作为具有一定文化传统与历史的群体，和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的’民族’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④ 　　 由于”民族”和”族群”概念之间存在着上述重要差别，如果我们忽略这种差别，不加区分地混用这两个概念，或者是用其中的一个概念来代替另一个概念，就可能会在社会实践中造成一些非常不良的后果。例如，如果我们忽略了”民族”和”族群”概念之间的差别，既用”民族”概念来指称以”民族国家”这种领土性政治实体为边界的人类认同群体，又用”民族”概念来指称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以文化或体质等方面的非政治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一些认同群体，那么，就可能在后一类认同群体的部分成员当中诱发出带有强烈政治意涵和领土要求的”民族自决”甚至”民族独立”意识。这正是多年来在中国大陆实际发生的情况。多年来，在中国大陆，人们既用”民族”一词来称呼以”中国”这个国家为边界的认同群体(“中华民族”)，又用”民族”一词来称呼共处于”中国”这个国家范围之内、基于文化或体质等方面的因素为基础而形成的一些认同群体(如”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瑶族”、”苗族”、”维吾尔族”等)。其结果就可能是既诱发了部分”族群”成员的”民族意识”，又为”疆独”、”藏独”等分裂主义势力提供了口实。 　　 马戎教授的”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理论，其首要任务就是试图提醒人们注意”民族”和”族群”概念之间的上述区别，提醒人们不要由于混淆这两个概念而把本来不具政治意涵的”族群”问题”政治化”，从而为自己带来诸多本不应该产生的麻烦。 　　 2.引导族群关系的两种政策导向及其不同后果 　　 马戎指出，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来看，在族群关系演变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政策的引导作用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各国的情况来看，政府在如何引导族群关系方面大致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政策导向：一种把族群看做政治集团，强调其整体性、政治权力和’领土’疆域；另一种把族群主要视为文化群体，既承认其成员之间具有某些共性，但更愿意从分散个体的角度来处理族群关系，在强调少数族群的文化特点的同时淡化其政治利益，在人口自然流动的进程中淡化少数族群与其传统居住地之间的历史联系。”⑤马戎将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导向分别称为族群政策的”政治化”导向和”文化化”导向。前一种政策导向的实例有：欧洲近代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苏联政府在处理国内族群关系时实行的政策、近年来有关国家实行的族群关系政策、1949年后中国政府实行的”民族政策”等。后一种政策导向的实例有：古代中国所实行的族群政策、当代印度所实行的族群政策、美国对国内少数族群所实行的政策等。 　　 马戎指出，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导向对族群关系的演变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实际效果。前一种政策导向的实际效果是导致各族群成员逐渐将自己所在的”族群”想象为一个具有政治和领土意涵的”民族”，从而导致各族群成员”民族自决”或”民族独立”意识的逐渐增强，以建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一波又一波地发生，最终结果则可能是一个接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乃至原有由多族群组成的政治实体(近代世界史上的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现代世界形成的各种殖民体系，以及当代世界的一些多族群国家如苏联、南斯拉夫等)的解体。后一种政策导向的实际效果则相反，它不但不会导致由多族群组成的政治实体的分裂瓦解，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促进本属不同政治实体下的各个族群之间的融合或同化。譬如，在美国等现代国家中，由于它把各族群之间的差异主要当做文化差异来看待，因此就可以或者在允许和保持各族群之间差异的条件下来建构和维持一种由多族群所组成的政治实体–国家；而在古代中国，”‘族群’在观念上和实际交往中被努力地’文化化’了。而’文化化’也正是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核心族群得以凝聚、融合周边族群的思想法宝。也正因为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将族群差异主要作为’文化差异’来看待，从而得以实施’化夷为夏’的策略。不断融合吸收边疆各族人口，最终形成了以中原汉人为凝聚核心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⑥ 　　 很显然，对于一个已然存在但却包含着多个族群的国家来说，如果不想使国家陷于分裂瓦解的境地，在处理族群关系时就应该尽可能地采用以族群关系”文化化”为导向的政策，而不是相反。这也正是马戎教授致力于倡导”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理据。 　　 以上述论点为依据，马戎明确提出”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主张，并以此为基础，对1949年后中国政府实行的”族群”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中国政府不得不与苏联结盟，在社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各方面都参照苏联的做法，在民族问题上也像苏联一样采取一整套把族群问题政治化的措施，具体包括组织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对所有少数族群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对少数族群实行优惠政策等，这些措施对强化人们的民族意识、固化人们的民族身份、使族群问题政治化产生了重要作用。马戎认为，我们应该借鉴中外族群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把少数族群问题逐步’去政治化’。在’民族(国民)认同’和’族群认同’这两个层面，应当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步淡化族群意识。”⑦在坚持”文化多元”的条件下建构一个”政治一体”的现代公民国家。 　　 二、对马戎教授的批评：”族群”问题能够或应该”去政治化”吗 　　 马戎教授关于”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观点发表后，很快就遭到一些学界同仁的批评。与上述两方面的论据相对应，这些学者对马戎观点的批评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民族”和”族群”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实质性区别吗 通观批评者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文章和马戎文章之间的一个首要区别就是：这些文章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甚至明确否定”民族”和”族群”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和马戎不同的是，在批评者如郝时远、陈建樾、王希恩等人的文章中，”民族”和”族群”两个概念基本上是混用的，甚至被明确地认为是两个”指涉同一事物的概念”。例如，郝时远等人就非常明确地认为ethnos和nation在词源和含义上没有根本区别。⑧陈建樾在《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一文中，也明确地批评马戎用”族群”一词来替换现行中文文献中(在指称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时)常用的”民族”一词，把”族群”和”民族”分别界定为文化的和政治的概念，然后从”族群”的文化意涵引申出”民族关系”就是文化关系，进而把”族群”和”民族”对立起来，得出”民族区域自治在一定环境下必然导致’民族独立’或’国家分裂'”等结论这样一种做法。陈建樾认为，马戎教授的这一论述链条中存在着”致命的逻辑错误”：”首先，马戎教授在把’民族’等价代换为’族群’之后，根本没有强调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同一性，反而把这两个原本指涉同一事物的概念人为地分别放置于’一个连续统(continuum)链条的不同位置上’；其次，在放置位置不同的条件下，马戎教授又把’民族’和’族群’割裂开来并使之对立，认为’族群作为具有一定文化传统与历史的群体，和作为与固定领土相联系的政治实体的”民族”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别’；再次，他把民族概念与民族自觉、民族国家等观念和民族主义理念连缀起来并使其污名化，认为它是’很容易(被)联想为有权利实行”民族自觉”并建立”民族国家”的某种政治实体和分裂主义运动’；最后，他将被污名化的’民族’彻底抛弃，借以确立原本被安置在同一个连续统链条上的族群的价值和意义：’我们今天之所以要讨论”民族”与”族群”这两个词汇的不同，就是因为不同的词汇用法实际上体现出人们在理解和引导族群关系时的不同导向。'”⑨王希恩则提出在中国语境中用”族群”一词来替换”民族”一词可能导致一些实际困难。他认为：”‘族群’这个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民族学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386.html文章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2期

一周语文‖2014（29）‖2014-7-14～2014-7-20左为本周单字“砖”。本周，金砖国家的领导人会晤成为庙堂语境热词，百度一下，发现转眼间，这块“砖”已有小十年历史。拜移动互联网便捷，现如今，想知道金砖各种情况、背景、主题乃至主席带没带夫人，随便搜搜，片刻即知……在移动终端都被塞在屁兜里的时代，“金砖”一点不重，相反，它已缩轻成一页txt。汉字“砖”为会意兼形声字，甲骨文从“叀”（纺锤），从又（手），会用手转动纺锤之意。《说文-寸部》的解释说，専，六寸薄也，从寸，叀声，本义为转动纺锤，引申义有转动、专一、独自享有或掌握等。现在用到的“砖头”的“砖”是衍生字，专指用黏土烧制的建筑材料，它的合成是添加义符如石、土等偏旁而来。互联网时代早期有“板砖”一词非常流行，用以形容BBS间熟人或陌生人之间或残酷或精彩无休无止的互掐或对骂。在这一语境里，最常用的短语是“拍砖”。移动互联网时代“拍砖”者仍如过江之鲫，可语词方面，已不多使用旧词“拍砖”或“灌水”，而代之以“吐槽”乃至本周荣登话题榜的“撕逼”……愈发埋汰。—————————————————————————————————————————★『每天记步保证有桃花运手环极度浪漫版』来自作者夏航周一博文，原题“烂大街的手环，赶紧玩出点新意吧”。文章收尾处作者说：“可穿戴”一窝蜂，完全不懂“可穿”先要“想穿”……没办法？那只好出邪招儿：“请大师开光。别笑，这招保证有效，经过某德高望重大师开光的‘每天记步保证活到九十九光环加成手环’绝对供不应求卖到脱销。当然厂家也可以开发‘每天记步保证上清华手环’以及‘每天记步保证有桃花运手环极度浪漫版’等产品。”★『杀马特』网路热词，常与熟词“洗剪吹”并置。“杀马特”是英文“smart”音译，而在实际语用中，“smart”所含“时尚的、聪明的”等基础义项已被忽略，而代之以早年用于“洗剪吹”造型所含土呆傻之意。而在书面表述里，则被腹黑为是“结合日本视觉系和欧美摇滚的混合体”的“山寨版”，与脑残者近邻。当然，就算都杀马特，情形也多有区隔，难于一言蔽之。★『不会有失足的头发掉在碗里』来自作者芩一周一娱评。快评浙江卫视新上线美食户外真人秀《十二道锋味》，作者委婉表达各种“失望”：“谢霆锋没有戴厨师帽做菜，多少令我有点失望，不过好在他抹了那么多发胶，应该不会有失足的头发掉在碗里。”★『小苹果』近日网络热词，最早出自“筷子兄弟”为电影《老男孩之猛龙过江》制作的宣传曲《小苹果》，被称为是2014新神曲。伴随而来的是各类戏仿、意会、延伸，相关词有刷屏、洗脑、神曲、病毒式营销等诸多。专家方礼君说，“一般舞曲都是四三拍的，相对复杂，但《小苹果》和《最炫民族风》等‘神曲’都是四四拍或者四二拍，‘咚咚咚咚’，节奏的律动感更强，也相对简单，特别容易带动情绪”。而从音乐结构上看，方礼君认为，“这些神曲，几乎都是‘一A到底’，顶多做了些变奏和加花的处理，结构上是A—A1—A2—A3，打破了一般歌曲创作的结构规律。”★『吓得隐形眼镜快要掉出来』来自台湾“东森新闻”消息，语出“康熙来了”主持人小s。节目中，嘉宾“阿本爆料某男艺人的秘密后，让众人震惊……小S得知对方身份后，吓得说隐形眼镜快要掉出来”……将属于“掉眼镜”升级换做“掉隐形眼镜”，夸张平了方，亦可称夸张暴力，美好的“暴力”。★『古早味』福建闽南地区以及台湾地区常用词，来自作家奶猪本周推荐。本词也常被文青写作“古早感”，区别是“古早味”重点落在味觉，而“古早感”的落点是视觉。现汉未收“古早味”一词，可它至今仍是是闽南一带用以形容古旧的味道的熟词，大致指那种“怀旧味道”，如“妈妈味道”，像北方酱油炒饭，南方猪油拌饭之类，常被用于“古早味”的例证。★『以女人的肚脐作为诱惑的中心』来自《南都周刊》阅读周刊报道，语出有关作家昆德拉法语新书的简介文字。报道说，“85岁高龄的米兰-昆德拉宝刀未老，在暌违十年后再推小说新作《庆祝无意义》……如同昆德拉的大部分小说一样，《庆祝无意义》的情节也很难概括。六月的一个早晨，阿兰走在巴黎一条街道上，看到很多穿着低腰裤、露脐装的女人。看着她们裸露的肚脐，阿兰既觉得迷人，又感到困惑，情色不再以女人的大腿或乳房而是以女人的肚脐作为诱惑的中心，这意味着什么呢？”★『非物质贿赂』来自作者张白烨刊载于共识网新文，原题“‘通奸’——贪官标配”。文章聚焦新近反腐关键词“通奸”，研判该词沿革与时政新闻间使用该词的历史及微妙变化。文末，作者写：“祭出‘通奸’这一‘措辞严厉’的表述似乎只是换了另一种谴责方式而已，很难对官员起到有力的震慑作用，解决的办法恐怕还是要回到‘性贿赂入刑’的议题上来。贿赂不仅只是权钱交易早已是国际通识，刑法不应将包括性在内的非物质的贿赂行为排除在外。否则，在这片阳光照不到的领域，高官们的不堪入目的风流韵事仍将沸沸扬扬地在民间流传。”★『只有自黑才不会被黑』来自网友本周推荐：“在网络上有个红人叫叫兽易小星，他的观念就是只有自黑才不会被黑，以戏剧方式传递正能量。”其实，互联网时代，“被黑”或“自黑”的情形虽说比比皆是，而其中因由亦常常由山重水复。“被黑”当然可以是狗屎运，却也可能是个营销局，而“自黑”除了惯常的自轻自贱、自讽自嘲外，又或许是个另类版“丑闻式营销”？也未可知。★『饭局诗人』来自《南都周刊》新一期人物专题，原题“饭局诗人柳忠秧”。报道新近因“跑奖”而引发关注的诗人柳忠秧，南都给出的关键词是“饭局”，此前，一样报道柳忠秧，《南方周末》选取的报道角度则是“忠秧体”。★『人在胖，天在看』来自饭友kukule的转荐：“今天又听一新词：人在胖，天在看”……这个句子依俗语“人在做天在看”变更而来，放在冬季说，也是好的，放在现在说，更是好的。★『监狱真人秀』语出本周段子，作者佚名：“今年以来，监狱很忙，李代沫、黄海波、张元、宁财神、张耀扬，娱乐圈大咖纷纷现身，正当还差一个女主角时，郭美美出现了。”★『这是很令人感动的腐败』来自共识网本周推荐，语出学者朱大可，话题是已然丧心病狂的学术腐败。凤凰博报：我一个朋友的父亲是大学教授，他带的有些研究生家庭条件很困难，到了快毕业的时候急着找工作，他就帮他的学生写论文，因为不帮他们写他们有可能过不了。朱大可：这是很令人感动的腐败，但是不能因为同情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老师应该被开除。★『乌贼刘』来自财新网生活版周一报道，原题“‘乌贼刘’为什么能在世界杯期间一夜爆红？”。报道说：“在今年的世界杯中，最火的莫过于央视女主持刘语熙，因为她穿哪个队的队服谁输，所以网友称她为‘乌贼刘’”。“网友创造、微博重推、央视力捧、个人配合”被作者归结为……与“咆哮帝”“咆哮哥”之类的网络诨号比，“乌贼刘”属定制级，就此而言，最终的赢家不是微博、央视乃至运营者，而是刘本人，善哉。

从我个人多年的经验来看，在曲解西藏问题上危害最大的不是中国“官方学者”，也不是一些假借“独立学术者” 幌子，用主流语言拐骗的那些人。最可怕的是某些以“西藏朋友”、“帮西藏人说话”的“身份”穿梭在藏人中间的所谓的“学者”，他们在误导、欺骗公众方面产生的影响最为严重。我想，由于张博树先生多年在中国大陆了解西藏历史事实、接触藏人历史观的机会有限，特别有关西藏主权独立问题，所以，只想在西藏主权独立问题以及西藏问题的来源上进行反驳，点到为止，藏人说：好马一鞭，好人一言足也。但是，当多次细读《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后不得不否定之前的想法。笔者对《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故意、有系统地曲解西藏历史事实，甚至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之嫌，所以，不得不再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由于笔者在《评一》中就西藏主权独立问题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当然按照《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的顺序进行驳批和阐述，确定了西藏主权独立的历史事实，不言而喻中共入侵西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一前提下中共不管以什么样的借口对西藏人民犯下的罪刑，必须要承担所有法律责任，而且，对中共入侵西藏或者中共在西藏犯下的罪行进行辩护的个人和组织也可以认定为同犯。由于《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有关西藏问题的每个章节都有不符合事实的描述，作者不仅仅在正文、 在注释中全力以赴——如，134-135页：西藏高层人士，“其中一些人也保持着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接触乃至暗中合作。”这样的阐述完全不符合事实，他所谓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指理塘阿塔和洛才（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培训空降到西藏第一批藏人）他们在西藏首都拉萨的活动没有严重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接触西藏高层人士，更谈不上“暗中合作”。他们为了觐见达赖喇嘛见了卓尼钦莫（达赖喇嘛身边的高级僧官，相当于侍从长）帕拉，但帕拉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没能觐见达赖喇嘛。在张先生眼中成了“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接触”乃至“暗中合作”。在第142页注释“23 达赖喇嘛本人的自传就是一个证明。在长达数页（页276~282）的描写参观团入藏观感及资料分析中，几乎全部是否定性的文字，而很少正面肯定，也完全没有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政治变化的分析。”我不知道张先生要求达赖喇嘛肯定什么？有什么可以肯定？肯定共产党的“伟大英明”？肯定共产党杀得好，奴役得好？还是中共政权摧毁寺院完全正确？同页的注释24“第二个参观团由一批青年人组成，1980 年5 月赴藏。这批人‘独立’意识更强，在藏区活动过程中也更加口无遮拦，结果被中共叫停其参观活动，限期离开拉萨。这种情况也迫使流亡藏人的第三个参观团（主要由教育工作者组成）不得不在访问过程中保持低调，才算“善始善终”地完成了任务。”真是颠倒是非，中共叫停西藏代表团的主要原因是西藏境内民众对代表团的热烈欢迎以及表达对中共不满引发的。（其实这一点作者本人也谈到过）第三个代表团“善始善终”地完成了任务。”什么叫“善始善终”？不可思议。笔者对如此之多的问题一一驳斥感觉在改小学生作业本，这样不太适合，而且，毕竟是堂堂有名的中国“学者”，也是长辈——因此，决定就一些主要的问题进行澄清，特别就作者采用某些不被公认的资料证明其观点，以及作为一个研究者、学者不应该犯的错误（不排除作者有意）在应用资料时回避资料原件而曲解事实，严重误导读者的部分。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张先生有关西藏问题的立场很多方面与中共极度的一致，比如，西藏曾经发生的抗议事件，张先生认为八十年代在西藏首都拉萨发生的抗议事件是“骚乱”，而且，指出中共的指责：境外“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蓄意制造”——“这个指责不能说全无根据”。因为，“就在第一次境内藏人示威发生的前6天，也就是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会上发表讲演——”（《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第121-122页。）首先，境外“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蓄意制造”是中共一贯的用语，西藏、新疆、内蒙古等所谓的少数民族地区只要出了问题中共上下同一的口径——“境外”。而问题是至今中共没有找出任何证据证明西藏境内发生的抗议事件——八十年代至零八年，以及一百三十多人的自焚抗议事件是“境外制造”的。而张先生认为由于达赖喇嘛演讲强调了“中共非法占据西藏”应该和稍后发生的拉萨“骚乱”有“某种关系”。什么关系？他不会说，其实有什么证据呢？如果真有证据不用张先生操劳，“阿共”早就公布于众了。作者觉得这有点说不过去，又引用一些“不痛不痒”的资料想说明“骚乱”“多方面的原因”。还有，境外藏人的分裂思想引导、以及策划境内藏人（中共只是推卸责任），问题是张先生有这样的想法使人非常吃惊。中共非法占领西藏不必有达赖喇嘛强调，西藏境内藏人亲眼目的，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折磨使他们刻骨铭心，伤痕累累，而中共时不时抠抠伤口，撒撒盐巴——谁的体验更真实呢？西藏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更不需要达赖喇嘛或者所谓的“达赖集团”介绍。这是西藏人最清楚的共同历史记忆。 作为一个正常思维的人这是最基本的道理，特别是新世纪开始不久西藏接连发生如此之多的事情，中国的大“学者”不懂这样简单的道理，真是不可思议！对中共的指责当时西藏流亡政府也进行了回应：“我们既未计划，也未策动拉萨抗议事件。事实上也不需要任何人策动。那些示威是西藏人民抗议所受的苦。真正的导火线却是你试图扭曲五点和平方案并污蔑达赖喇嘛。” （《西藏流亡政府覆阎明複函》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于印度达兰莎拉（原为藏文））另外， 从某种角度看，张先生看来西藏境内藏人似乎是“白痴”，不记得昨天发生的一切，每家有人被“汉人”折磨死、枪毙，根本上师流亡国外的事情？而且， 境内藏人的所有举动都要有人鼓励、指示、策划——不然他们什么也不会。张先生也提出西藏民族和西藏文化面对现代化的问题，似乎想说明在中共六十年治藏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并非全部是中共的问题，因为西藏民族和文化面对现代化时有冲突——这个观点并非张先生首次提出，中国境内很多御用写手提到过，而且，有时候官方也释放同样的厥词。事实又是如何呢？如果十万多藏人没有流亡国外，这个说法还能骗得过。在中共统治多年的西藏“落后、野蛮、不文明”论洗脑了不少西藏年轻人，认为西藏民族和文化不适应现代化。但是，流亡藏人在国外成功地继承和发扬、传播西藏传统文化的今天，这只是天大的谎言。现代化和西藏民族、文化不冲突，流亡社区与西藏文化在世界各地传播以及佛教与科学对话等等证明了这一事实。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样的“现代化”？是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的现代化，还是共产党的“畸形的现代化”——违背人类普世价值的现代化？可以肯定地说：与人类普世价值相矛盾的现代化与西藏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有冲突，因而不会为西藏民族所接受。“中国人起初宣称汉藏是兄弟民族，说汉族是来帮助藏族，说了许多好话，抬着笑脸来到西藏，中间施展阴谋，花费大量金钱，利诱无知藏人，挑拨仇恨，最后显露狂暴狰狞面目，从而使西藏人不分贵贱积累的怨恨在拉萨爆发，阻止我去中国军营看戏，并以和平方式向中国当局进行抗议，从而书写了西藏历史上悲壮的一幕。”对以上达赖喇嘛如是陈述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在张先生看来是“完全‘翻脸’的语言”，理由是达赖喇嘛“对共产党当政者的指责已经表达为对‘中国人’的指责。”首先，由于张先生非常不负责任的写作方式导致他对事实了解不清楚。没有查对讲话原始资料进行研究，随意引用他人资料。达赖喇嘛三月十日的讲话原文为藏文，在这段讲话中没有“中国人”而是“嘉麻”既中共。就退一万步说，用了“中国人”有问题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执政党，是来自中国，而且全中国人民“默认”甚至支持他们在西藏胡作非为——达赖喇嘛说个“中国人”就“痛”？中共非法侵占西藏、任意屠杀、抓捕——赶出西藏还得跪拜？这样才算没有翻脸吗？有关藏中接触的阐述中张先生在第142页中定论西藏流亡政府代表与中共：“双方立场相差如此之大，接触自然不可能获得实质性进展。”但是，就在143页中又说：“这样，双方见面的机会与历史擦肩而过。”为什么呢？由于“达赖喇嘛本人亦放弃本来已在计划中的中国之行。”他还特意指出：“用这位藏人领袖的说法：“在全体西藏人都能在自己的国家分享相同的自由之前，我回西藏将是一项错误。””张先生给读者勾勒：由于达赖喇嘛放弃了中国之行而失去了双方见面的机会，责任在达赖喇嘛方面。首先，这一观点与上面“不可能实质性进展”的观点矛盾。其次，张先生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故意混淆事实。达赖喇嘛以上说的是针对中共提出的，用张的话说：“內容可謂極其溫和、善意”的“五点方针”而说的。“——我更相信，为了实践这种创造力，人必须自由。我放逐而拥有自由。作了三十一年难民，我已知道了它的一些价值。因此，在全体西藏人都能在自己的国家分享相同的自由之前，我回西藏将是一项错误。”而达赖喇嘛继续说：“尽管跟中共政府从事的这些谈判本身都毫无建设性，我还是决定，只要北京同意，我愿意作一趟短暂的西藏之行。——对方反应良好，我们就准备于一九八四年派出一支先行部队，为我次年到访作预备工作。”张先生非常清楚，按照他的方式引用达赖喇嘛自己的话具有完全不同的效果，他要的就这样的“效果”。张先生有关“五点和平计划”的阐述中强调达赖喇嘛“向国际社会求助”“翼图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干预”。先不说西方民主国家就西藏问题的“干预”，“支持”也是非常有限的， 只有西方民众的支持，但他们没有“干预”的能力。那么为什么张先生就认为“西方民主国家”支持、干预呢？答案只有一个：为西方民主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立证造据，配合中国政府的“西方反华势力”的“反华”理论。由于笔者在《评一》中证明了西藏历史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五点和平计划》“基本前提”“把“中國”當作外在於西藏的另一個國家”是完全正确的。再看张先生称：“演讲中对中共的指责不乏夸张、不实之处。”他举例说：“比如“在过去数十年的大屠杀中，100 多万藏人丧失了生命，这约是西藏人口的六分之一，另外至少还有约100 多万人因为宗教信仰和爱好自由而被关在牢狱之中。藏族总人口至2000 年统计不过541 万人，这还是经过了较快人口增长后达到的数字，因此不可能有100万人被“屠杀”，另有100 万人被监禁，即便这是一个数十年的累计数字。”在本文开头指出，张先生极其不负责人的写作方式，严重歪曲事实。如，张先生对《五点和平计划》基本上没有进行任何的“研究”，不对，应该是研究后发现对自己有利的版本——翻译错误的版本选用。他故意回避原始资料，《五点和平计划》原始版本是英文，还有藏文版本和中文翻译版本， 最起码他应该知道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是用英语演讲的。因此，可以认定张先生故意为之。张先生引用了藏人行政中央中文网站上载的《五点和平计划》内容。这一版本翻译有问题，而且是严重的错误。而翻译错误的部分就是张先生认为夸大的部分。看原文：“在过去的数十年浩劫中藏人仅仅由于信仰自己的宗教和热爱自由而丧生一百多万，这占西藏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以及还有很多人在各监狱中遭受折磨。”英文版本和藏文翻译版本都没有“大屠杀”、“另外至少还有约一百多万人——”。作为一个研究者、学者如此疏忽是非常遗憾的事，也绝对不应该发生的。当然，我还是希望多么希望这只是“疏忽” 。张先生提出的：“有100万人被‘屠杀’，另有100 万人被监禁”与原文不符，演讲中非“大屠杀”而是“丧生”，更没有说“另有100 万人被监禁”。因此，张先生指责“故意使用“大屠杀”、“另有100 万人被监禁”是没有任何意义，感觉是在自言自语。从张先生指责“大屠杀”，且断定“——这毕竟和纳粹有预谋地、系统地屠杀犹太人不可同日而语，”说明了张先生的英文不仅没有问题，而且，很不错。能故意曲解英文的“浩劫”为“大屠杀”，特指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文的“大屠杀”不一定“影射中共行为与纳粹无异”，“大屠杀”也不是专指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如“南京大屠杀”、“天安门大屠杀”等等。中共是否对西藏进行了大屠杀笔者将另论。另外，有关“即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也就是西藏中部和西部的地方，中共的官方资料显示汉人的人数还是超过藏人”。张先生认为情况不实，理由是：“因为仅就西藏的高海拔自然环境这一天然限制，就决定了不可能有很多汉人在那裡移民定居”。这个观点多么荒唐，在利益的驱使和政府对中国人优惠政策的推动下海拔已经阻挡不了汉人流入西藏，今天的事实情况是最好的证明。当然，他还有中共人口统计数: （1987年，西藏自治区）总人口207.95 萬，藏族人口198.38 萬，藏族人口所占比例95.4%。有关这个话题，张先生在［几组具体数据］（第219－220页）中给我们算出了整个所谓藏区的藏人人口和非藏人人口。按张先生的计算方式“藏区”（西藏自治区之外） 藏区总人口为774 万，非藏族总人口233 万。而“非藏族人口中除少量其他少数民族如蒙古族、羌族、回族外，主要由汉族组成，是毫无疑义的。”另据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是：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为3002166人，藏人2716389人。我们再看看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的说法：“就是在所谓大藏区的范围之内，要把所有的汉人和其他的民族赶走，而西藏加上其他省的几个藏区加在一起，意味着他要赶走至少2500万人。”朱指的“大藏区”是：“整个西藏和其他几个省的藏区合成一个所谓的大藏区”。1我想朱维群此言并非随便说的，而且，朱对西藏可以说了如指掌。多次和西藏代表进行谈判，而且如今是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我们需要澄清的是：既然张先生“研究”发现整个所谓的藏区非藏人人口只有233 万。那么，朱说的2500万减去233万剩下的逻辑上只能划到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这样“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91.83%”(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说法还能成立吗？就算再减去一半，也会“淹死”“西藏自治区”藏人，张先生还能“肯定”“西藏自治区的”藏族人口所占比例95.4%”? 。其实，张先生非常清楚中国政府的数字大有问题 。我想张先生无法否定朱的2500万，因为朱最有“权威的信息”，也不会抵赖说这是通了火车后的“巨变”，这样既否定了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的没有“移民”的说法，又不现实，除非中共开通专门的“移民列车”。那么，只能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的移民已经非常严重“超过藏人”。从我个人多年的经验来看，在曲解西藏问题上危害最大的不是中国“官方学者”，也不是一些假借“独立学术者” 幌子，用主流语言拐骗的那些人。最可怕的是某些以“西藏朋友”、“帮西藏人说话”的“身份”穿梭在藏人中间的所谓的“学者”，他们在误导、欺骗公众方面产生的影响最为严重。2014／7／10注释：1、《朱维群揭批达赖兜售“中间道路”背后的图谋》2014年3月1日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http://www.people.com.cn/n/2014/0301/c32306-24501682.html延伸阅读：桑杰嘉：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评《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07/blog-post_2.html（民主中国首发）

“公车改革”游戏玩了20年 7月16日，中国公车改革又出新政策了：部级以下一般公务车辆都将被取消，官员将获得补贴。 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比较重大的新闻，但在微博上，引起的关注相当少。大家疲惫了，麻木了，性冷淡了。 公车改革，说了多少年了？从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中央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计算至今，也已经有20年了。这20年来，公车改革改了个什么结果？我们看到的是，公车数量越来越多，花费越来越多，气焰越来越嚣张。 2008年，北京市政府决定，6月23日至7月19日期间，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全天停驶机动车总数的50％。这个停驶指标无从验证，并且北京明确提出此举意在“践行绿色奥运承诺”，也就是说，奥运结束之后，洋人朋友走了以后，一切恢复原状。 2009年，政府用车将采购宝马、奔驰的消息，刺激了国人。有人在愤怒，有人在质疑奔驰公司、宝马公司花了多少公关费，当然，少不了一些爱国人士解释说国产奔驰宝马并不贵。 随后，《中央国家机关汽车采购有关问题的说明》及时出笼，一会说宝马、奔驰虽然入选公务车采购名单，但尚未实际采购，一会又说将采购的是国产宝马、奔驰，将进一步提高自主品牌汽车的采购比例。 瞧瞧，“公车改革”偷换成了“将进一步采购国产车”，还显得他们很照顾纳税人情绪似的。 杭州2009年公车改革，局级以下取消专车，每月补贴2600元，一年补贴3万元！众人还来不及愤怒，又传来辽阳公车改革消息：区级干部每年车补8万元！ 这是车补还是抢劫？ 这些敲锣打鼓的一次次公车改革实验、探索、政策，每次都露出雪白的大腿勾起众人兴致，褪去衣物后，却是一具僵尸，令人作呕。 每一次改革，都会找个理由说“取消局级以下专车”、“取消部级以下专车”之类的，对此，大家要注意两点：一，“取消某级专车”，好像以前该级可以有专车似的。而我记忆中的规定，一直是正部级以上才有专车，连副部级都规定没有专车。二，每次都说“取消专车”，而不是“取消公车”，这中间有什么区别？区别大了，很多地方会组建公务车队，以“不是专车”的名义继续供官员使用！ 纳税人厌恶的是“公车”，官员们改得却是“专车”。 纳税人要求的是“取消公车”，官员们搞的却是“公车改革”。 纳税人要求的是“彻底取消”，官员们玩的却是“改为补贴”。 这就是30多年来人们对所谓“公车改革”倍感愤怒、厌恶的原因。 现在，情况有所变化。习近平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在反腐败方面成果丰硕，百姓鼓掌叫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对曾经绝望的 公车改革重新有一丝幻想呢？我认为，不妨幻想一下，人嘛，无论多么绝望，总还不肯真的完全放弃。 2014年这次改革方案，据说是——正部级以下取消专车，但地方包括乡镇正职还可保留专车；处级每月补贴800元，局级每月补贴1300元。 目前公布的方案显然令纳税人非常失望，但我相信，经过大家质疑后，新的方案很可能修改为——正部级以下取消专车，也取消任何形式的公车；地方政府无论哪级，都不例外；取消公车后，没有任何补贴。因为官员无权凌驾于纳税人之上。 因为我们对习近平新一届政府充满信心，所以才对“取消公车”抱有最后一次信心。 （文章来源于东网：http://tw.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40719/bkncn-20140719000710424-0719_05411_001.html） （下面是我的微信订阅号，扫描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