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媒体

为了纪念世界反对网络审查日，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天公布了新的“互联网的敌人”名单和“监视下的国家”，这份报告更新了无国界记者在2011年公布的名单。 为了纪念世界反对网络审查日，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天公布了新的“互联网的敌人”名单和“监视下的国家”，这份报告更新了无国界记者在2011年公布的名单。 两个国家， 巴林 ， 白俄罗斯 ，已从原本“监视下的国家”类别中恶化成为“互联网公敌”。委内瑞拉和利比亚已经脱离了从“监视”名单，而 印度 和 哈萨克斯坦 已被添加到其中。 “这个名单中的变化反映了世界网络信息自由最新的事态发展，”无国界记者说。 “网民在2011年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革的核心，他们和职业记者一道，曾试图抗拒检查报道真相，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人们将牢记2011年发生的，对网民的前所未有的暴力之一。 5人在从事报道活动时死亡。2011年，有200名博客作者和网民因言论原因的被捕；这比2010年增加30％。2012年，因为叙利亚当局对平民的不加区别的滥用暴力，2012年势必将成为前所未有的惨烈一年，目前，在叙利亚有120名网民被关押。” 无国界记者说：“在世界反对网络审查日，我们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和人身自由被剥夺的风险，而通过网络工具，让我们知情普通公民表示敬意，是他们并确保了许多往往是残酷的镇压的真相被揭露，不至于不被外界所知。” 记者无国界补充说：“由于网上审查和内容过滤继续强调着互联网的鸿沟和数字隔离，保卫自由互联网的人民的团结起来则尤为必要，以便维护网民之间的沟通渠道，并确保这些信息可以继续流通。“ 社交网络和网民对抗网络过滤和监视 在2011年3月我们发布的上一份《互联网敌人》的报告中，我们凸显了互联网和在线社交网络在在阿拉伯世界的群众起义中抗议的组织和信心流传的决定性作用。 在报告发表后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专制政权以更强硬的措施回应，他们认为企图动摇他们的权力是不可接受的。 同时，一般认为的民主国家，如美国，却在网络自由领域树立了坏榜样，制定了禁止网络盗版法案（ SOPA ），我们认为，这是屈服于安全的诱惑凌驾于其他顾虑之上，并采取不成比例的措施，以保护网络版权。 网络技术服务供应商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被压迫要扮演互联网的警察的角色。专门从事在线监视的技术公司成为新的网络军备竞赛的雇佣军。网络公司提供的技术被压制性国家用来追踪网民，外交官们甚至参与其中，与比以往更显著的，网上表达自由现在是一个重要的外交和国内政策问题。 互联网的两个新的敌人 – 巴林 和 白俄罗斯 在今年的“互联网敌人”的名单中，巴林和白俄罗斯成为这一榜单的新人，与 缅甸 ， 中国 ， 古巴 ， 伊朗 ， 朝鲜 ， 沙特阿拉伯 ， 叙利亚 ， 土库曼斯坦 ， 乌兹别克斯坦 和 越南 一起，一道被认为是“互联网公敌”。 这些国家，有严厉的网络内容过滤、追踪定位并骚扰和抓捕网络异议者，并往往还进行网络“五毛”宣传。 巴林提供了一个高效的新闻封锁体制的样本，他基于一系列的压制性措施：例如：驱逐和限制国际媒体，骚扰人权活动分子，逮捕博客和网民（其中一人在拘留期间死亡），抹黑和起诉言论自由活动家，干扰通信，尤其在重大的示威期间。 随着白俄罗斯进一步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停滞，卢卡申科总统政权抨击了互联网，认为政敌试图“通过社会媒体进行革命。” 在该国系列“无声的抗议”期间，互联网被封锁。在该国无法访问的网站越来越多，一些则是被官方的网络攻击的对象。白俄罗斯的网民和博客作者被警方逮捕，或被邀请做“预防性对话”，官方企图让他们停止示威或不要报道示威。该国的317-3号法律，在2012年6月1日起生效，给卢卡申科政权额外的互联网监视和控制的权力。 印度和哈萨克斯坦被加入到“监视”名单 2008年孟买爆炸案以来，印度当局加强了互联网监控，并对互联网技术服务提供商施加压力，但仍公开拒绝外界对其互联网审查的指责。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政策，破坏了网上言论自由和互联网用户的个人数据的保护。 哈萨克斯坦 ，在2010年成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后，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区域模式，现在却似乎要放弃它优良的承诺，而选择网络审查的道路。 该国2011年发生的前所未有的石油工人罢工，让政府更加紧张，并试图对信息加强管控。哈沙克斯坦当局封锁新闻网站，在骚乱的Zhanaozen宣布紧急状态后，当局切断Zhanaozen城市的周围的通信，并制定了新的压制性的互联网法规。 委内瑞拉和利比亚的被从“监视名单”撤下 我们认为，虽然在利比亚仍然存在许多挑战，但推翻卡扎菲政权已经结束了一个时代的审查。在卡扎菲下台和死亡，他曾试图强行通过禁止上网等进行新闻封锁。 在委内瑞拉，上网的仍然是不受限制的。在该国，网络自我审查水平难以评估。2011年，该国制定的法律，可能潜在地对互联网自由有所限制，但现在看来还没有在实际中对其造成损害。 无国界记者仍保持警觉，尤其是该国政府和媒体的批评之间的紧张关系。 可能即将改变的地方： 泰国 和缅甸 如果泰国继续朝向内容过滤和在“lèse-majesté（犯上）案”监禁网民的方向继续滑落，该国很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从“监视”一类，进入网络自由方面，全世界最专制的国家的俱乐部。 另一方面，如果采取必要措施，缅甸可能很快离开“互联网公敌”名单。缅甸已经开始的改革，包括释放记者和博客和恢复访问封锁的网站上，我们认为这开启了有希望的时期。 现在，它必须更进一步，知道完全放弃审查，释放仍在牢狱中的记者和博客作者，解散互联网监控机构并废除限制网络自由的“电子法”。 其他方面的的关注 在一些国家，抓捕和监禁网民已经成为互联网审查控制的一种方式。这其中包括巴基斯坦，最近，该国正在邀请投标，以建立该国的 互联网过滤系统 ，该国将创建自己的电子长城以过滤互联网内容。 虽然这些国家没有在“互联网敌人”或者“监视下的国家”的名单上，无国界记者组织仍将继续密切监察这些国家的网络信息自由的，如阿塞拜疆，摩洛哥和塔吉克斯坦。

编者按： 阮卒，80后，“温和无耻，情智双残”（此为阮自语），现就读于南京大学，曾在北斗发文《再见，酒精》、《国王的死》、《每一天都是纪念日》、《树木的死》。此连载为其新自编集子《我们不能再被批评了》中的一些选文，其笔下故事充满想象力，无关宏大叙事，展现一些人生的切面，或荒诞，或严肃，发在这里，与诸位同好共飨。   就在自沉这天的早晨，女人从睡梦中醒来。她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鲢鱼，忽然感到心中压抑已久的绝望开始消散。这种绝望是何时开始的？我想或许是从女人发现女孩儿的后背开始长出鱼骨的那一天开始的吧。从那天起，日复一日，女孩儿的身体开始渐渐地被鱼骨包围。无论女人给女孩儿吃什么，都不能减慢鱼骨的生长。后来，便是内脏和血肉，女孩儿的身躯终于被完全的被包埋在鱼的身体里。她的嘴开始上移，开始变薄，她的嘴边开始长出了鲢鱼的胡须，她的颈边开始长出了水中呼吸的鳃盖。唯一没变的便是女孩儿的双眼，那双无法合上的鲢鱼的眼睛。     放生一个女人   文/阮卒（南京大学）     没错，正是面前的这条河流把这里变成了一座渔村。这便是渔村的神祗，可它却从不宣告任何的旨意，也从不听任何人的祈祷。它甚至把自己的歌谣的每一个音符都藏在芦苇丛里，只是这样地流过，不告诉任何人它的去向。生生死死，喜怒哀乐，它只是这样从村庄中间流过——这陈列在世间的一切，它看到了，或是没看到，我们谁也不知道。 白天渔民在这里忙碌，为了生存，他们自作多情地用渔网和汗水向河流殷勤献媚。他们劳动，他们求欢，他们交媾——多多少少的故事发生在河流两岸，甚至他们死后也是被葬入河流中。 某个晚上，一个蜡黄色脸的女人穿着有些泛黄的白衬衣，一步步地来到了河畔的芦苇丛，一步步地向河水黑暗无光的深处走去。是啊，活着对于这个女人来说还有何意义呢？尚未有子女，丈夫便早已撒手人寰。身为孤儿的自己又不可能有任何理由得到婆家的帮助。辛苦生活，最终也不过是别人眼中厄运和低贱的化身——她深深陷在这被诅咒的生活里，而可预见的未来比想象中的死亡还要暗淡无光。走着，淤泥已经没过了女人的脚；走着，水已经没到了女人的腰。在她自然下垂的双臂末端，粗壮的手指像钓钩一样无力地垂进水中。而河水竟然以水中的指尖为中心渐渐地亮了起来，仿佛在水中点亮了一盏灯。光线在水中弥漫开去，达到水底，女人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发现水下正躺着一个女婴。 女人用袖子擦干她身上沾满的淤泥和粘液，把孩子抱了起来。婴儿头顶柔软的绒毛在女人蜡黄色的脸颊上摩擦着。女人微微转了下头，把鼻子埋在绒毛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天呐！这是怎样一种温暖的气味，也许是孩子体温的味道，也许是两个生命相遇的味道。这种感觉如此难以言喻，也许正是从此刻开始，女人放弃了死亡——她开始想活很久很久，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只是着了魔一样地想看着眼前这个柔软的婴儿长大。 女婴渐渐长大，成了一个几乎正常的小姑娘。唯一有些奇怪的，便是女孩儿没有眼睑，而眼睛中黑色的部分几乎聚拢成一个小小的圆点。孩子的眼睛经常容易很干涩，时不时就必须去河边用水润洗她那永远无法合上的双眼。最初发现这点的时候，蜡黄色脸的女人也想过把这怪物般的孩子丢回到河边。这个念头一直都在女人的脑海里徘徊，直到那件事的发生，坚定了女人养育这个怪婴的决心。     那个晚上，女人打渔完回到家里，正准备给孩子做晚饭。她把在菜叶上爬行的蜗牛捡起，扔到一边，她在忙碌中抽空回了回头，却发现孩子已经悄然不见了。她在房子周围四处寻觅，都没有见到孩子的踪迹。最后她壮起胆子，摸黑来到发现这个孩子的芦苇丛边。而眼前的场景却几乎让她再次感到眩晕：在适应了黑暗的眼睛里，天空呈现出肮脏的暗红色。密密麻麻的芦苇的包围下，似乎被外力开辟出了一块稍稍空旷的浅水。孩子穿着一件破旧的汗衫，正岔开双腿骑在一只通体乌黑的鲢鱼背上，双手展开扶着鲢鱼的鳃盖。鲢鱼是如此之大，光滑而显示出体表浓厚的粘液，鳃盖和胸鳍透着血液的红色，正漂浮在青绿色的水面上。孩子听到脚步的声音，便转过头看着母亲，无法合上的眼睛看不出任何情绪。女人站在黑暗中尖叫了起来：孩子的眼睛和那巨大的鲢鱼的眼睛几乎一模一样。听到女人的尖叫，鲢鱼回答般的张开了自己的大嘴，露出了白色的舌头，细致粘滑。 如果这个时候把女人换成你、我或者任何人，甚至换成正常情况下的女人自己，都会选择夺路而逃。可是，女人却不知哪里来的勇气，踩着淤泥冲上前去，把孩子从鱼背上用力拽了下来，把孩子拉到身后保护了起来。女人像一只愤怒的母鸡，歇斯底里地对着面前的怪鱼吼叫着。 鲢鱼无动于衷，只是默默合上了大嘴，把头藏匿到水下，自顾自地向着水的深处游走了。 女人见鲢鱼游远了，便拉着女孩儿的手往岸边走。来到岸边，女人开始用袖子擦拭怪鱼在女孩儿身上留下的腥滑粘液。一边擦着一遍流着眼泪，嘴里还不停地责备着——充满了被遗弃的哀怨，充满着泪水中特有的让人头脑空白的咸味。女孩儿低着头，合不上的眼睛依旧看不出任何的情绪，只是像鲢鱼一样努着嘴。 女人回到家里，一个劲地告诉自己：一切都过去了，对于自己刚刚开始平静的生活，刚刚的一切只是个小插曲，完全是意外。一切都会恢复如初，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她一边想着一边看着身旁面无表情的孩子，心里默默祷告着，向苍天，向土地，或是向着河水——只要能让自己平静下来，向谁祷告也都无所谓了。最终，她忍不住地把孩子揽进怀里抱住。仿佛怀里抱着的就是憧憬已久的平静生活，她把孩子越抱越紧，流着眼泪在孩子的身上蹭着自己的脸颊——似乎只有这样，她才能确认：这孩子和来之不易的安定生活永远都不会离开孤苦的自己。 而女孩儿只是面无表情，仿佛已经知道了面前这女人未来的命运。 三年后，河边芦苇从的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它们一丛丛地扎根在河边，低垂着或黄或绿的叶子，倾听着河水流动的声音，倾听着两岸此起彼伏的祷告。女人在一个晚上又来到了这里。     她的脸色更加蜡黄，鬓角的头发早已白尽。她身上，依旧穿着那件破旧打了补丁的衬衣；她怀里，却抱着一只奄奄一息的黑色的巨大鲢鱼。她全然不管鲢鱼沉重的身体压在自己的臂弯上，她也全然不管鲢鱼的粘液顺着自己的身体向下流淌。或许因为鲢鱼的庞大和笨重，女人的步子显得格外沉重，显得格外坚定。她一次次地把脚从河滩的淤泥里拔出来，她一步步地向着河心走去，直到河水没过了怀中鱼的鳃盖。鲢鱼恢复了生机，自顾自的游走了。女人却没有回头的意思，她继续向着深处走着，直到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人能看到她。 就在自沉这天的早晨，女人从睡梦中醒来。她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鲢鱼，忽然感到心中压抑已久的绝望开始消散。这种绝望是何时开始的？我想或许是从女人发现女孩儿的后背开始长出鱼骨的那一天开始的吧。从那天起，日复一日，女孩儿的身体开始渐渐地被鱼骨包围。无论女人给女孩儿吃什么，都不能减慢鱼骨的生长。后来，便是内脏和血肉，女孩儿的身躯终于被完全的被包埋在鱼的身体里。她的嘴开始上移，开始变薄，她的嘴边开始长出了鲢鱼的胡须，她的颈边开始长出了水中呼吸的鳃盖。唯一没变的便是女孩儿的双眼，那双无法合上的鲢鱼的眼睛。 这个长达三年的过程中，女人的生活是痛苦的。她开始进一步远离村庄，她一厢情愿地诅咒那条把自己的养女变成这般的怪鱼。她曾经愤怒，也曾经流着眼泪歇斯底里。她就是不愿失去这个陪伴自己的生命。当女儿失去在地面行动的能力以后，她甚至拖着辛劳抱着她去河边，去润洗她那干涩的鱼眼。也许只有养女因为接触到河水而表现出生机的时候，女人心中的绝望才会微微减轻一些——是的，就是那种感到自己终将失去一切的绝望。 而在这个早晨，在女人把菜叶上的蜗牛扔到一边的时候，在她看到面前的鲢鱼因为窒息而渐渐奄奄一息的时候，她便已经下定了决心。       （采编：应鹏华；责编：应鹏华）    

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等同于矫揉造作，而是在物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给下一代创造机会让他们能够更便利地追求知识，追求理想，追求真善美。天天喝星巴克的人绝对不会靠“今天吃了哈根达斯”来装逼。一个精神上富足的人需要靠星巴克来装逼？安妮宝贝吃着哈根达斯流泪那不是真小资，她只是小时候见得世面不多。     是谁在批判小资？ ——兼谈中国人为什么仇富   文/ 片山（Newcastle university）     说实话，我一直不觉得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好批判的。今天读了篇批判资产阶级慈善家都是伪善的文章，更觉得悲观和绝对了些。与其说资助贫困失学儿童的中产阶级或者大资产阶级是伪善，倒不如说作者把阶级矛盾夸大了。也正是这种夸大，让许多中国人盲目仇富。难道资本家的慈善就是虚伪，只有无产阶级的慈善才能算真诚么？作者说资本家做慈善虚伪，因为他们只资助看起来弱小的儿童和妇女之类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本能地讨厌”不友好“的，有”革命力量“的广大底层劳动人民。那么我也要指出这个逻辑的荒谬之处：你不相信慈善的精神，而是反感富人拥有财富。也许我们不能排除有些人做慈善是沽名钓誉，但资助弱小的根本目的是给没有能力改变命运的人以选择的机会，而广大有”革命力量“的底层劳动人民需要的是改变命运的动力和渠道。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应该拥有更多的中产阶级，做好城市规划，完善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让公民有更多的自由选择他们生存的土壤和生活的方式，而不是鼓励仇富情绪、宣扬阶级斗争。或许作者认为是资本主义剥削了无产阶级然后又用慈善的方式假惺惺地施舍。但我不认为回归毛时代就能得到他所向往的公平。资本主义是工业化的必然，而工人群众的无产阶级政权早已面目全非。官本位思想都没褪尽的无产阶级一旦掌权，便不可能是纯粹的无产阶级。他们只是利用了无产阶级，然后又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 或许仇视资本主义的根源在于中国大把的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这也是资本积累初级阶段的必经之路。人类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资本主义尚未发展成熟就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国度没有一个不是畸形发展的。而过去经常被我们妖魔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的特征（例如较为完善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 革命情怀有时候是个危险的东西，因为空有情怀而缺乏理性的群众最容易被煽动。这种情怀发展到极端就是反智。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正在社会上流行，这其实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畸形演变。或许其根源在于有太多的同胞把”知识改变命运“对等于”学历改变命运”了。单靠文凭自然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命运的，所以很多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会怀念计划经济时代。 尽管计划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很多年，但许多人的思想意识根本就没有扭转，而是把一切归根于资本主义的罪恶，把自身对现状的不满发泄到拥有财富的人身上（而且往往只看到他们暴富，看不到他们为拥有财富而做出的牺牲和承担的社会责任），并且这种仇恨已经由对资本家的敌视扩散到对中产阶级的反感了。其实对海归的仇视也是一种变相的仇富，这种犬儒的心态着实不好。我国现阶段民主和法制不健全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如果广大人民群众还是用封建社会的心态来看待既得利益阶层，妄图用暴力革命解决所有问题，那也只能重蹈农民起义的覆辙。我们需要的不是用新的暴力推翻旧的暴力，而是用尽量公平理性的手段来促进社会资源的分配和流动。   因此还按照几十年前文革式的思维方式来批判小资着实是非常愚蠢的。是谁在批判资产阶级？我觉得是空有凌云之志，却在被资本瓜分殆尽的社会中找不到立足之地的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他们既没有学到可以安身立命（或发家致富）的本事，缺乏智慧、知识和技能，也不愿意从事“不体面”的体力劳动，就只能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或者仇视外国人），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劲儿来释放对现实的不满了。我且武断地认为，攻占华尔街、占领纽卡斯尔市中心和伦敦骚乱都有点这个意思。就算真的革命起来，我也不认为这群所谓的”无产阶级“会有什么大出息。他们能做的也就是砸砸玻璃抢抢东西，谈谈屌丝和黑木耳罢了。压迫他们的，与其说是腐朽的社会制度，倒不如说是想要发家致富却不愿意付出相应艰苦努力的劣根性，或者缺乏英雄气概空有无产阶级情怀的“革命浪漫主义”。是的，你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批判既得利益者假仁假义，但你有没有想过，退回文革时期你搞不好连学都没得上？无论哪个时代，总会有人觉得还才不遇，觉得退回到帝王将相的时代他就是个英雄。 过去我们总是批判”小资情调“，但我恰恰认为在一个足够文明的国度中，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才是值得推广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国家进步的中坚力量。拥有更多的中产阶级就意味着赤贫和暴富的两端越来越少。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等同于矫揉造作，而是在物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给下一代创造机会让他们能够更便利地追求知识，追求理想，追求真善美。天天喝星巴克的人绝对不会靠“今天吃了哈根达斯”来装逼。一个精神上富足的人需要靠星巴克来装逼？（何况星巴克的价格在国外和国内的价格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普通的咖啡厅而已）。安妮宝贝吃着哈根达斯流泪那不是真小资，她只是小时候见得世面不多。我小时候见得世面也不多，但我不觉得喝杯星巴克吃个哈根达斯就算见过世面，就要感动得痛哭流涕了。自卑的根源是见识的浅薄，仇恨的根源是眼界的狭隘。 单纯批判小资没有用，小资只是替罪羊，最需要监督的是大资本家和政府。毛时代靠煽动农民反对资本家（后来发展到极端连小资也批判）巩固了自己的政权，现在虽然很多人都认识到了是官商勾结巩固了利益集团，但还在单纯地仇恨资本主义，这明显是不理性的，是中了圈套。我们需要的是权力的制衡和监督，而不是互相仇恨。何况若真的谈阶级斗争，小资是最可能和无产阶级站在同一阵线的人，也是政府在困难时期需要拉拢，在革命时期又倒打一耙的对象。 再者，追求舒适的生活和高雅的情调又有什么不对呢？真正健康的心态是有什么条件就过什么生活，或者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不切实际地追求高文凭高学历，盲目地被阶级仇恨驱动，只能选择招安或者造反（还被政府洗脑，对经商的有本能的仇恨），这才是无产阶级没有出头之日的根本原因——进入造反，招安，造反的死胡同。前日还有人作文说”小资情调就是浪漫主义的杀手“，那么我只能说你把浪漫主义等同于革命或者《水浒传》了。还有人连文化也要通过阶级来解释，认为中产阶级创造不出文化，因为劳动人民创造摇滚乐（解构上层文化），贵族创造文化，中产阶级只能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一种文化垄断的谬论。如果中产阶级真的毫无创造力只会模仿，那么请问广大非工人农民也非资本家的摇滚歌手、戏剧演员来自何方呢？认为贵族是文化的创造者才是荒谬，贵族在过去是文化的垄断者，现在也不是文化的主要创造者。 我理解的浪漫是一种自发的潇洒，是一种强大的生命力，一种心灵的自由，或者说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创造力，它可以雅致，也可以粗犷，但它是无关阶级的。只有这种超越了阶级局限的浪漫才能把我们引向真正的自由。       （采编：林静；责编：陈锴）   您可能也喜欢： ＜天权＞为什么批判“小资” ＜天玑＞萧萧落木（二）：中国人的素质 ＜特稿＞未尽的发言：北斗是什么？北斗为什么？ ＜天权＞小资情调是浪漫主义的杀手 ＜天璇＞这一年，我遇见很多人 无觅

在那个年代，没人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只知道自己有什么义务。于是，权利就成了空谈阔论的把戏，成了一纸空头支票。好多人用命去赌，终究还是一无所获。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意志，或者甚至仅仅是生存的权利、仅仅是表达自己的想法，都是奢侈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这么多黯然离去的生命，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更遑论去祭奠这些在最美好的年华里走失的孩子。   不是所有的岁月都能够遗忘 【纪实：写给那个仓皇的年代】   文/张畅（浙江大学）     “引子”    母亲问外公，能不能讲一讲年轻的时候经历过的事情，这么多年，还没听你讲过。外公停顿了几秒，然后面色惊恐地瞪大了眼睛问，做什么用？那时候的事情，对国家，都不是好事情。 我听见母亲在从中国打来的电话里这样描述。 她说她曾努力从外公口中得到一点传奇的故事，像小时候读过的那些英雄的传奇一样，以丰富单薄的生活。可每一次，总是枉然。外公年过八旬，依旧不愿提起他的经历，我也只能从母亲艰难敲打着键盘留下的字迹里，揣测那个年代的过往。 父亲，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从曾经的描述里，我得知爷爷是一名老中医，家传几代的药方，累积起来可以堆满半间房子。可惜，家中七个孩子都没有学医，自然也没有继承爷爷的技艺。可惜，爷爷脾气暴躁，没有给父亲留下太多温暖的回忆，所以也叫人不忍问关于他的信息。可惜，爷爷卧病在床后过早离开，与我未曾谋面。奶奶性情尚好，宽厚仁慈。也在我六岁刚刚开始记事时在睡梦中离开人世，平静、安详。我依旧记得她老人家盘着腿坐在老家北屋的炕上，包饺子的样子。记得她唤我过来，说，来，再跳一个幼儿园学的舞蹈。 有时候，那些原本与你的生命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却因为生命局促的限度而与你的生命或是记忆擦肩而过。对你而言，甚至没有痛的记忆，没有眼泪的流淌。若干年后，回忆起他们，那些与你血脉相连的人和事，竟恍如隔世。 于是，我只能写我的母亲，这个常常同我交谈的最亲近也最遥远的人。写她关于过去的点滴的记忆。 我所写的，没有刻意迎合任何人的要求，当然也没有对未来的什么恐惧。我只是想，把他们惨淡的青春写出来，把他们饥饿的日子写出来，把父辈的尚未实现的理想表达出来。文学，在此刻，就如同一汪洪水的缺口，一旦打开，就是几个时代的倾诉。 而我能做的，只能是默默祈祷这倾诉来得不要太晚。     再饿也不能拿公粮？ 在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期间，饥饿，充斥着母亲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母亲那年三岁，还不记事。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依旧是饥饿。饿到已经开始感觉到自己的胃快被自己消化了……越饿越饿，就像马太效应一样，噩梦一样地延展。1958年之后的三年里，数不清的人因饥饿而死。路边的树皮被扒光，马厩里的马粮被抢光，只要家里有家畜都杀掉吃。只要能够保命，其他的什么都是不在乎的。 外公是国家铁路局的火车驾驶员，每天负责运送国家的公粮，玉米、小麦还有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母亲至今清楚地记得，每一次外公下班回家，都因饥饿全身无力地栽倒在床上。姥姥抱怨说，你每天开车，那些玉米啊、干粮啊都在车里，你就拿一些回家，也不至于让全家老小都饿死。 外公只说了一句话：“再饿也不能拿国家的公粮！” 很多时候，我难以理解外公的倔强。他恪守一些信条如同守护生命一样，然而在活命和公粮面前，又如此取舍。几乎没尝过饥饿滋味的我，常常期求在这其间找到更多哲理，比如“鱼和熊掌”。但是，外公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没有太多的哲理，就是不能拿国家的公粮，不能因为私人的原因获得公家的利益。 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坚定不渝，也许也会如外公一样坦然却贫穷地度过原本宝贵的年轻的岁月，也许就不会有太多因欲望扭曲而挣扎，最终毁灭的人在。而这个世界，原本就难以用简单的逻辑来衡量。 后来，家里又添新丁。有了弟弟的母亲不得不被送到乡下奶奶家中，免得被活活饿死。然而，饥饿早已蔓延，不分城乡。全国各地都是一样。在乡下奶奶家中熬过四年的饥饿的母亲，却时常向我谈起那里清澈的溪水、淳朴的民风以及枯萎的果树前盘踞的蟒蛇。夏天，母亲在盛装着糖的篮子下面等，等着糖化，掉进嘴里。为了一顿甜菜和高粱米搅成的简陋的饭菜而开心不已。 人常说，吃亏就是福。母亲当时尚年幼，自然不懂得这个道理。而今天看来，她能够熬过那端日子，还能够留下美好得有些惨淡的回忆，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情。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母亲10岁。记忆里，学校停课，工厂罢工，店铺关门。街上时常成排走着“罪犯一样的”人，他们低着头，颈上挂着写了自己名字的木牌，上面也写满了批斗的字样。人群中的怒吼、抄家后点燃的书页、风中燃烧的书的碎屑……人们疯了。莫须有的名号夹杂在人们的名字中间，莫名的界限在原本亲密的邻里之间划分，火药味充斥着日常生活。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以后要怎样。 母亲说，她看见自己学校的校长站在破旧的操场中央的木桌上，胸前挂着硕大的牌子，名字上打着黑色的“叉”。所有的同学和学校的老师都聚集在操场上。母亲看见平日里温柔可人的老师嘶吼着要打倒他，人群中声声叫喊，于年少的母亲而言就是一群恐惧的符号。她无可破解，也无力知道。她只是茫然地站在他们中央，看见阳光下，老校长的头发闪着银色的光。 后来，读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读了蒋勋先生的《孤独六讲》中的《革命孤独》一章，读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读了何兆武先生对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习的经历回忆录《上学记》，读了齐邦媛女士的《巨流河》之后，我才知道，在一种特定的情境下，在一个人人呼唤革命的时代背景中，个人的命运不过是被操控的工具。这个渺小的个体存活，又怎么去抵挡顺势而来的汹涌的潮水，更遑论发出自己激愤的声音，说出自己内心的苦闷了。而多少人，就这样淹没在时代滚滚的浪潮中不再复活。所幸，我们有文字作为媒介，有文学这方土壤来培育思想，引发思考。 我们今日读到的文字里，有多少是对人力不敌整个境遇的慨叹？有多少是个人命运难以抵挡时代洪流的叹息？有多少活在时间里却错过了时代？有多少是活跃在时代中却输给了时间？ 我们能够做的，竟然只能是回忆，只有回忆。因为，回忆，是一种对未来的抵抗。也是对过去的缅怀。 我常想，每个人之所以为人，都是有一种情结支撑的。其中最重要的情结之一，就是“生命意识”。按我个人的理解，生命意识就是一种个体对自我生命的自觉，能够接受生命中难耐的孤独，承受自己的苦难，直到这孤独和苦难同死亡相遇。生命意识，就是一个群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相互搀扶、彼此照顾、细心呵护的连结。是对爱和被爱的渴望，是对生命的渴求和对死亡的本能的恐惧。可是，在那样一个连填饱肚子都如此艰难的时日里，人的生命意识究竟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抑或是消失殆尽？不然，怎么会有人选择自绝生命？ 母亲讲到，文革期间的一天，她同姥姥去买菜。邮电局大楼前人山人海。有人跳楼了——有人呼喊着。因为不堪忍受连夜批斗的精神压力和身体不适，邮电局的局长选择了自杀。先前因为亲人下跪来劝阻而未遂，这一次，用电击的方式结束了生命。而自杀，在那个人性混乱，亲疏不分的时代，仿佛是对不公待遇的最强劲也最无奈的怒吼。可是，这样的“怒吼”，几乎每天都在全国各地上演，看惯了的人们也日渐麻木。 生命，竟如同草芥。   “保皇派？”   文化大革命，就是“造修正主义的反”，就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每天都上演着大悲大喜的剧目，每一出都渗透着人间的寒意。那么多人中，有的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哪里有敌我的分别呢？可是，他们却如此激动地喊着他们自己也不懂的口号，行走在疯狂的人群中，做自己日后也难以置信的事。他们的心里，究竟酿成了什么样的仇恨？ 母亲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全校停课，闹革命。孩子们都因为不用上课开心不已。可是局势往往没有这么简单，似乎年少的母亲也从每日的批斗里感受到浓烈的火药味。那天深夜，外公疲惫不堪地回来，说自己被打成了“保皇派”。性格狷介不羁，又很率真的外公没有跟着大家喊口号，批斗自己的领导。于是就成了批斗的对象。母亲说，后来，外婆被送到学习班学习，外公被送到“五七干校”。我的母亲和年幼的舅舅被托付给亲人照看。 凭借从儿时至今的全部记忆，我揣测外公一定经历很多我们只能从历史书里读到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外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缩影。我无力得知它的全部，因为外公不肯讲、不想提。我想，人对于艰难和苦涩的回忆都存有抵触的情绪，或者，是选择性的记忆在作祟。我只是从母亲倾诉的片段，得知外公的母亲在日本人打到中国的时候亲眼看见自己平日里熟悉的邻居被日本人抓走，之后杳无音讯，而外公的母亲则躲在附近的茅草间大气不敢出。 对于一个在文革期间屡次无故被批判，依旧耿直不改的外公而言，昧着良心说假话大概是最大的痛苦。可是，他也承认自己说过假话，因为受不了日日夜夜炸响在耳边的口号式的呼喊，和几乎是人身攻击的批斗。对于一个自己的两个儿女被送到乡下数年，相隔不相见，思女心切的外公，多么茫然无措。而不善表达的他在1975年8月的一天，面对即将被送到乡下，返程却遥遥无期的母亲，却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拍了拍母亲的肩膀。对于一个见证过日军侵华、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一切一切我们这一代不可想象的历史事件的外公，究竟如何度过他并不亮丽的青春，去赴一个无限遥远的盛宴？ 我无可想象。 我不止一次地怀疑，为什么即便如此，外公依旧近乎固执地相信毛、相信党。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我和弟弟在他面前讨论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个年龄段的好奇心罢。可外公竟然突然打断我们，十分严肃地说，你们根本不懂！ 是啊，我们确实不懂。不懂那个疯狂的年代，物质上困苦潦倒的中国人民是怎样凭借精神的支撑捱过难熬的岁月？不懂那个人人自危的时日里，国人们如何在毫无期待的情形下面对每日的生活，去化解心头重压的块垒和滴滴的苦涩？不懂我的外公、外婆，是不是也有过一段难忘的爱情，也像今日的年轻人一样，憧憬着未来无限宽广的生活？ 几个月前，我问外婆，文革的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已经几乎不分是非了，您相信什么呢？您是怎么熬过来的呢？外婆笑着说，在那个时候，每个人甚至都不晓得自己的话是昧着良心说的，还是跟着政策说的；大家都很极端，可也特别紧张。没一个人都能从别人的痛苦里看到未来的自己，这种感觉是很可怕的。但，我始终相信善良。做人啊，要善良，只有善良，才对得住天、对得住地、对得住自己啊。 我看见外婆温暖的笑容，心里一阵酸楚。 热爱生活，笃信善良。简单的道理，就这样，在艰涩的青春里生成。       “全部的能量都在那片土地上展现”   母亲生于1956年。这些年，母亲总喜欢和我讲起她在“青年点”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我已经听过至少五遍。比如，她说到当时外公和外婆不许她参加舞蹈队的时候，总是很遗憾地说，哎呀，我那个时候跳舞特别有天赋，老师跳一遍，我就能全部记住，而且总是领舞呢。可惜……每一次，我甚至都知道母亲说这些故事时应该显现的神情。可是，每一次，都不忍心打断她。因为我知道，每说一次，对于母亲而言，都是同样的回忆、不同的感觉。 1975年8月，母亲高中毕业后，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到黑龙江绥化附近的屯子，开始了下乡青年的生活。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开始戴着大红花上军车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一个英雄一样神气，也没想到以后怎么办、多久才能回家见父母之类的。可是一路奔波快一天到了目的地之后，才傻了眼。四周荒无人烟，只有几间破旧不堪的草房，地里的玉米好像没有人收过都烂在地里了，四处都是土。母亲说，当时觉得这辈子都没指望了，估计要一辈子都生活在这儿了。好多人都哭了，一半是想家，一半是绝望。 青年点分东西两间房，男女分住。睡的都是通铺。每天晚上都要自己烧炕，因为炕很长，炕头的人热得要命，炕尾的人冻得不行，刚烧起来的时候到处都是烟。北方天气严寒，冬天的时候每天早晨起床，被子都被冻在墙上拔不下来。于是，母亲就和几个人一起拉被子。母亲每次说到这里，都会笑，说当时一边拉被子一边骂，但是丝毫没觉得苦，真奇怪！ “有一次，正睡到半夜，突然外边起大风。生产队通知马上到地里抢收粮食。晚上出去之后伸手不见五指，每个人负责六根垄。我干着干着，被落得老远，前后都看不到人。当时我害怕极了，风刮的庄稼的声音特恐怖、特凄凉，一会便听到远处传来好多人喊我名字的声音。后来我们一起回到了青年点。” 母亲后来回忆说，人在极度恐惧的时候要么就是丧失判断力，要么就是判断力激增。她属于前者。她觉得，那些喊她名字的声音，在她这么多年之后想起来，还觉得很温暖很兴奋。她一直都没有忘记。 对于十九岁的母亲而言，恐惧的最极端似乎不是死亡，而是失去身边的好朋友，无论是怎样失去。 “还有一次，临近要放假了，青年点点长带人到生产队取粮食，很长时间没有回来。当时我们都没吃早饭，等米下锅呢，这时有两个青年饿的受不了了，在一起赌上了，赌十元钱的，如果谁能一口气喝下三瓶红葡萄酒就赢十元钱，拿这十元钱买饼干充饥。大队的一群人马上到供销社拿了三瓶红葡萄酒，一个青年过去一口气全部喝了下去。这群人后来陪着他回到了青年点。下午，就听到了他死去的噩耗——酒精中毒。”母亲摇着头说，“大家一起把他的尸体放到了学校粮库的粮食堆上，等侯处理。” 母亲屡次提起这个与她本不相识的青年的死，总是叹息。她说，他家里孩子多，他父母过了很久才知道他死的消息，赶过来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了，可是没觉得他们有多悲伤。那个年代，家里少一口人好像少了一个吃饭的，多了一个活命的；也许，是他当初下乡的时候，父母就没指望着孩子回来。 在那个年代，没人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只知道自己有什么义务。于是，权利就成了空谈阔论的把戏，成了一纸空头支票。好多人用命去赌，终究还是一无所获。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意志，或者甚至仅仅是生存的权利、仅仅是表达自己的想法，都是奢侈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这么多黯然离去的生命，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更遑论去祭奠这些在最美好的年华里走失的孩子。 我难以站在母亲的角度去审视年轻的日子。因为她的年轻如此不同于我的年轻。我的年轻是在自由中被“改造”过的无可奈何，却也是风光无限、机遇无穷的。而母亲的年轻时在改造中自由着的放荡无羁，但也别有一番味道。没有经历过，永远想象不到。你相信么？母亲从中国写信给我说，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最难忘的时候，因为那时我的全部的能量都在那片土地上得以展现，都得到了最好的释放。 我无从知道，当时贫穷却快乐的母亲究竟释放了什么能量。信里就写了这么一句话，像诗，又这么真实。母亲不是诗人，母亲从来都不喜欢玩弄文字。但是母亲喜欢我的文字。我出书，一半是为外公，一半是为母亲。我要趁着他们还能阅读的时候把我的文字给他们看，无论他们看了之后是不是喜欢。 从前，母亲常喜欢改我的作文。后来，母亲看不太懂我的文章，就拿来问。再后来，母亲不问，就只是看，一看就是几天。我疑心她想要吞掉其中的每一个字，吞到肚子里去，留在心里。有些文字，不用看得懂，就如同有些话不用听得明白。古人讲，得意忘言，得鱼忘筌。语言和意义的纽带总是纠结难耐，可确是我们都爱思考的逻辑。我的母亲，就沉浸在我自创（某种意义上母亲认为是她创的）的逻辑中，享受自得。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写文章的人背后都有一个爱他所写的文章的母亲。我写文章，一半为自己的表达，一半为母亲的阅读。 再后来，我忍不住问母亲。妈，你在青年点的时候，到底有什么能量释放呢？母亲笑笑，说，有很多啊。比如排练歌舞、样板戏给老农们看，比如画宣传画。母亲乐滋滋地说，当时大家下地干活的时候一身都是土，只有我的身上是画画的颜料，大家都叫我“高才生”。 的确，母亲的画很好，母亲的舞蹈也很好。但是，她没有说，她的学习成绩曾经多么出色，她曾经多么想做一名大学教授讲高深的理论。她没有说，她从乡下回家之后赶上了最后一届针对下乡青年的高考，她是如何翻箱倒柜地找已经尘封三年的教材，后来才得知被家里人拿去卖了钱。母亲一个人在被窝里痛哭了一天。距考试只有30天。母亲说，她把她全部的精力都释放在这决定她命运的30天里。她不眠不休，没有老师、没有同伴，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指导。母亲一个人，在30天里创造了奇迹。当然，是母亲一个人的奇迹。外人是不能够明白的。 结果是，母亲考上了师范学校，成了那一届不多见的下乡回乡后考上大学的“高材生”。难怪，母亲总说我不够用功。也许，只有把全部的命运都赌注在一次考试上的气魄和胆识，才叫用功。也许，那是什么恢宏壮举的缩影。也许，我永远做不到。但是，我宁愿把它理解成是我母亲一个人的战斗。 孤独而气势恢弘的战斗。     （采编：何凌昊；责编：尹桑）     您可能也喜欢： ＜特稿＞写给那些“爱国者” 写给帝国的悼词 这年代谁还写诗 ＜摇光＞关照好自己的灵魂——写给一个高一女孩（二） ＜摇光＞不要让诅咒自我实现 ——写给悲观朋友们的一封信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