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的中国特色 中国是已经进入公民社会，还只是处在公民社会的前夜？标准不同，则答案不一。 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精神的普及，形成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是社会平稳发展、顺利转型的基石和先决条件。这一看法基本上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和共同的愿景。然而，对公民社会的理解，对公民社会进程和路径的选择，以及对现阶段公民社会发展的状况的判断，却存在着不同看法。 2009年1月15日，北京大学公民与社会研究中心发布首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开篇即宣称“中国已经跨进公民社会的门槛里。”其基本理据立足于中国社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程，将其视为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这虽然不是相关各方一开始就自觉追求的目标，却是中国社会的各种行动主体在互动中得来不易的结果。如果说我们对中国已经具备公民社会的形态这一事实的认知在2008年5月12日之前还有些模糊的话，那么，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国人的总体表现非常充分地彰显了公民社会的品质。” 5.12汶川大地震瞬间爆发式的呈现了中国社会组织的壮观图景，是中国公民社会进程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当时即被人誉为中国“公民元年”。但是现在再回首，却发现这也许是一个溢美之词，未免热情和感性有余，而失之冷静与理性，用心良苦而未能完全切合现实。 中国公民社会萌芽和发育的真实状况，要依托大灾大难才汇展式地得以呈现，这本身就让人叹惋。而灾后参与救援和重建的数百家社会组织，在灾区难以为继，一年后只剩下寥寥数十家。继而发生的艾未未等人的一系列公民行动，横遭阻扰等诸多事件，都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一井喷般奔涌而出的富有公民社会要素的清流，伴随了多少泥沙和泡沫？而“公民元年”的高调宣示，是不是过于乐观或者带有广告诉求的意味？ 这一说法在学理上也有人献疑。有论者认为，按照公认的定义，公民社会是现代民主政体的主要社会基础，它有社会结构、公民意识、经济基础等指标。距离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模式，按上述指标衡量，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以个人自由所定义的文明公民、以基本生活保障定义的社会公民、以参与权力行使定义的政治公民——这一与公民关联的三大要素，尚待进一步赋权和改善。 同时，公民社会呈示的是国家、市场、公众等各种不同力量维系的一种平衡状态。如工业化、现代化一样，社会是否公民化，很难找到标志性的时间节点，更不能以一些过于简单的数据指标来定性。 全球公民参与联盟(CIVICUS)曾开发和实施过过一个“公民社会指数”（CSI）项目，通过结构、环境、价值和影响等四个维度衡量，总分10分，中国大陆的得分不足6分，尚不及台港澳。如果以此为依据，那么，宣称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无非是一个跛足的公民社会。而要说中国公民社会已经成形，则只是良好意愿的诗意表达。 当然，从具体情境看，《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2008》论断也不无道理，它基于学者俞可平有关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的论述：首先，中国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二重性。其次，中国公民具有特殊的制度环境。第三，中国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种过渡性。而且管理不规范，发展不平衡，不同社会组织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和地位差距巨大。 俞可平认为：“改革开放后， 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已经在中国迅速崛起， 并正在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公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推动政务公开、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强力管控下的成长 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其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各种社团、协会、中介、志愿者组织等。 1978年，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民众卫生救护团体，在北京、上海、天津等10个城市恢复活动，被视为新中国社会组织复苏的标志。随后10年，各种官办的协会社团组织纷纷涌现。 1988年是中国社会组织的重要年份，虽然仍处于政府严格管控之下，但无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自此开始萌芽，中国社会并向国际非政府组织开放。当年1月，30家民营企业组成的企业家商会在福州成立，被认为是第一家由民营企业家组成的商会。5月，福特基金会设立北京办事处，成为第一批中国政府允许进入大陆境内开展项目活动国际非政府组织。 1990年代至今，中国各类社会组织一直处于蓬勃发展之中。其间，政府在开放和管控并重的思路之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建立了现在被认为是社会组织发展瓶颈、正在寻求突破的双重注册管理体制。 虽然在1990年和2000年，政府曾两次清理整顿社会团体，限制和打击未进行合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但社会组织成长的潮流并未被遏止，民政部统计数据表明，截止2007 年6 月底， 全国各类社会组织已达35.7 万个。而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估计，这个数字当更高，在200 万至300之间，最乐观的估计则高达800万。 统计数据的巨大差异，一方面体现了制度的滞后和管理的失策，另一方面也凸显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公认为2009年标志性公民社会事件的“公盟税案”就是这一困境的现实写照。 公盟是一家主要面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非营利公益组织，因社团注册登记双重管理体制，遭遇合法性困境，不得不通过工商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而对外均用“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这一更具公益色彩的名称行事。2009年7月14日，北京市国税局和地税局经过两个月的查账，向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下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认为公盟存在偷税行为，责令补税和罚款142万元。 7月17日，北京市民政局决定取缔“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并予以执行；7月29日，法人代表许志永被海淀区检察院以涉嫌偷税罪批捕；7月31日，公盟网站被关闭。直到11月24日，许志永才获得取保候审。 “公盟税案”是工商注册的社会组织遭遇的典型的社会尴尬，在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江平、茅于轼、贺卫方等法律界、经济界的知名学者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妥善处理公盟事件，撤销取缔公盟的错误决定，而众多网友也加入到声援队伍中。 自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改革社会组织注册登记管理制度的呼声一直未断，有关部门也一直声称在探索试点之中。2008年10月23日，深圳市开始“试水”——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类社会组织实施“无主管登记”。 2010年1月17日，深圳这一改革获得“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并得到民政部的肯定和鼓励。改革突破了双重管理桎梏，三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登记，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效果令人期待，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意义重大。 2009：公民力量井喷 与判断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公民社会存在争议不同，将2009年视为中国公民意识广泛觉醒、公民精神争奇斗艳，公民参与风起云涌的一年，则得到普遍的认可。 2009年，社会组织在彰显公民责任和公民参与方面亮点颇多，其中最为夺目的是对“5.12”汶川地震善款去向的质疑。质疑在一个由三家公益组织发起的一个展示会上提出后成社会关注焦点，并得到了政府部门回应，事件凸显中国慈善体制的现状，引发了对政府在慈善领域的地位和角色的深度思考。 另外，无论是7家NGO针对哥本哈根会议全球变暖议题发表的《2009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还是24家公益基金会建议国务院对财税部门免税政策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以及中华环保联合会启动全国首例社团组织环境公益诉讼，深圳君亮资产管理咨询公司“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李德涛等，督促政府信息公开等事件，均体现了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社会主体，在参与公共事务、护佑社会福祉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公民个体参与方面，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前夕通过网络与网民交流引发网络问政热潮，各地纷纷效尤。而青年作家韩寒在2009年积极对公共事务发表看法，其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智慧的言说和理性的态度，为时代树立了一个几近完美的公民样板，以至“公民韩寒”，在年末不胫而走，成为一个蕴含着青春和寄托了希望的流行称谓。艺术家艾未未等志愿者，不畏险阻执着地关心地震灾区死难儿童的权益，所呈示出来的勇气、正义感和公益情怀，也让人肃然起敬并感到人性的关怀和人间的温暖。 公民权利的积极表达和自觉维护，是公民社会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因素之一。2009年9月，广州市选址番禺区大石街会江村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消息传出后，周边丽江花园、广州碧桂园、海龙湾等社区的众多居民，通过集体签名、派发传单、口罩秀等多种形式发起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活动，12月10日，广州市番禺区表示，暂缓“垃圾发电厂”项目选址及建设工作，并启动有关垃圾处理设施选址的全民讨论。 番禺垃圾发电项目维权行动被视为公民理性维权、官民良性互动的样本。新兴中产阶级的成熟与理性，公民参与方式的多样与智慧，周边选址居民、网民、媒体等各类公民的积极参与和表达，共同促成集体行动，引发公众舆论，最终引起政府对公意表达的尊重与支持。获得得了多赢的局面：居民保护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公众增强了社区意识和环保意识，媒体坚守了新闻操守，政府学会了协商与对话，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空间和潜力。 互联网时代，公民力量的体现，在网络上更为显著、敏锐、快捷、宽广和浩大。2009年5月发生的“绿坝事件”就是一个典范。网民抗议活动遍及整个中文互联网，并波及世界，网民们以多样的表达和默契的合作，成功地阻止了“被护航”，体现出公民对自身言论自由权利的警醒与觉悟，以及公民意见在公共决策过程中的权重。 而“身体维权”，则是2009年公民在尊严遭践踏、利益被侵害情况，公民以一己之力绝地反击的一曲悲歌。无论是张海超被逼无奈开胸验肺，最终推动了职业病相关法规改良，还是孙中界为尊严一怒断指表清白，揭开上海钓鱼案黑幕，还是唐福珍抗议野蛮拆迁自焚，激发北大法学院五教授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建言废止或修改《城市拆迁管理条例》，无一不显示面对强大的公权力冷硬僵化的制度，在法律援助不彰、社会救济渠道缺乏的现实之下下，维护个人尊严和公民权利，要付出何等高昂的代价，以及目前我们与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之间的距离有多大。 站在2010的年头，回望2009年度中国社会公民行动，在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前景乐观的同时，也应该警醒：相对于公权力和商业的力量，社会组织还十分弱小，甚至尚未完全突破合法性的困境。而现实中公民表达的途径匮乏、公民权利行使和维护的艰难，是导致自发而毫无组织的网络公民运动火爆的原因。即便是被高度评价的番禺垃圾焚烧维权，即便公民意识高度自觉，能理性而智慧地在喊出不愿意“被代表”心声，其维权活动也处于粗放的“有纪律，无组织”状态，不得不小心翼翼互不通联以规避风险。而惨烈而极端的“身体维权”，则根本不是一个文明社会应当发生的事。这些事例，也许预示着中国走向成熟的公民社会之路，依然曲折艰难。 （未删节稿）

方舟子批评贺卫方，有没有道理？   写在前面： 第一． 方舟子还没有查询与有效鉴证贺卫方的学术成果时，就轻易地发表微博认为别人是法学界水货，这样使用侮慢语言，有损他人人格尊严。方舟子是科普作家（使用别人原创），如果就此简单认定他是个“科学水货”，他自己认同吗？ 第二． 贺卫方的学术水平与任职资格，有北大法学院来认定，非专业的方舟子可以质疑，但要做好功课，一是了解北大对教授要求的年发表论文量，二是教授的论文发表量是不是唯一的标准？譬如主编杂志与发表有影响力的评论文章，是不是也算学术成果？当然还包括援教边疆。 第三． 教授的职责是教学，而非科研，科研是提升教授教学水平，增加社会科研成果量，但现在的高校驱逼教师发表论文，以谋求学术排名，如果要求贺卫方也以发表论文数量为唯一合格标准，方舟子在舍本逐末。 第四． 贺卫方在捍卫司法独立与尊严上，勇气与努力，学识与影响力，都是杰出的。他影响了我们这个时代法制进程，它对公民社会的启蒙意义更是重大。正如袁伟时教授所言，一篇有力量的书信与发言，有时胜过一百篇所谓的论文。 第五． 方舟子不追求形而上的价值，而在形而下的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不知道学术研究的终极关怀，而只知道像交公粮那样的量化评估，证明他只适合做一个科研统计员。 第六． 方舟子在自己微博里转用所谓北大学生对贺卫方的批评与指责，方舟子鉴定他是北大学生吗？内容属实吗？打假者如果故意引用假书信，是不是要道歉？方舟子是想搞臭一个人，显示自己力量与满足某种阴暗心理，还是想在国家学术制度改进上用力呢？   （此文由东方早报发表，有删节） http://www.dfdaily.com/html/63/2011/8/16/648193.shtml   近日，方舟子因批评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而引起网络热议，方舟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之所以批评贺卫方，是因为以下三点：贺卫方作为研究型公立大学教授，人们有权要求其出示学术成果公布论文清单，他不应对质疑表示不屑。北大法学院 对教授岗位有具体的论文、招生要求，贺无视规定搞特权，对其他教师不公平。既然贺多年不从事学术研究而投身普及和社会活动，那就应该辞职全职去做。 方舟子对贺卫方教授的指责是不严肃的，他没有在网上检索贺卫方学术成果，也没有出示北大教授学术量化标准，更没有得到北大法学院证实的情况下，就贸然指责他是法学界“水货”，这样的语言太过轻慢。 方舟子在回应某网友 “ 自 1993 年来贺卫方没有在期刊上发表一篇学术文章 ” 的话时说： “ 既然贺卫方 20 年不发论文，他是怎么当的北大法学教授？ ” 当有学者提供了一份发表论文与文章清单时， 方舟子回应说： “ 其实那些基本上都不是论文，都是一些随笔、杂感、翻译、评论，甚至是一些演讲稿，跟论文没什么关系的。 ” 我想追问的是，方舟子是怎么获得鉴定法学论文资格的？ 方舟子本人对法学没有研究，只能根据网友或一般学术研究规则，来评判贺卫方，并认为，高校由纳税人供养，教授就得公开自己的学术成果，以应对社会的批评。其实，学术成果的发表本身就是在公开接受批评。世界上没有哪个教授能秘密发表学术论文的。当方舟子指责贺卫方的时候，贺卫方要不要回应？不需要。如果方舟子觉得贺卫方不符合教授水平与学术失范，可以向北大学术委员会投诉，由学术委员会调查与回应。一个法学教授不可能看到一则网上微博，就连夜写汇报材料。 所有的学术研究最终的价值都在体现在影响社会与关怀人类上，学术研究因此也有终极关怀。一般文章有没有可能其价值超出“论文发表”的学术成果？学术研究体现的是学术价值追求，而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专家教授学术价值体现在哪里，体现在社会影响力，公众认同，学界认同与尊重。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在微博里说：有人攻击贺卫方，我非常困惑。贺卫方成了珍稀动物，这是中国有病的表征之一。 100 篇所谓论文也比不上贺卫方为捍卫法治而写的一篇文章或感人至深的书信。要是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十个贺卫方，中国的法治进程肯定会快一点。如果说一般学术论文是铜，那么贺卫方向社会贡献的，在袁伟时教授看来，则是黄金与白银。 旅美学者、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仝宗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质疑贺卫方教授学术影响的可参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学府的教授在其论文和著作中对贺卫方学术成果的引用。仝宗锦随后又在微博中写道： “ 我从未否认贺老师论文不高产事实 ” ，但贺卫方教授发表过一些出色论文，他还是 “90 年代以来译介国外作品最勤最力学者之一 ” 。 贺卫方在自己的微博中也介绍说：我完成了北大法学院对科研成果的要求，还主持院刊《中外法学》凡八年。本职之余，我还在媒体上发表数百文章，传播知识之外也为本院和北大赢得声誉。 百年中国正处在第二次大转型过程之中，第一次转型是民国时期或五四时代，教授们主要工作一是整理国故，二是引进西学，第二次转型是改革开放之后了，朱光潜等先生大量的研究成果是译著与介绍，中国学界自成体系的学人极少，许多学术成果基于学术介绍与学术启蒙，因为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落差巨大，启蒙的学术意义与社会意义，地社会转型期都远大于头闭门造车式的纯粹学术研究。一位网友 @ 诗风 在自己的微博里说得恳切：就中国现阶段法治状态而言，写 1 万篇学术论文都不如在法庭上争一次公平正义，要明哲保身，躲入书斋，我相信贺老师不知道可以写出多少方舟子要求的论文来，但又有何用？贺老师做的法治启蒙工作意义更大，动车事件他在微博上呼吁人大启动独立调查，开启民智，意义甚大。   现在高校跟风式地奢谈研究型大学，事实上已异变为追求发表论文数量，一些评估机构按他们认定的学术杂志，按发论文量来评定高校学术排名，高校就只能通过补贴杂志版面费，来增加论文发表量，这与给食物打膨化剂没有两样。贺卫方教授也为此而担忧，他在微博中说：学术量化考核表明学术界已经乱了方寸，症结在于没有一种合理方式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准与贡献。中国从事人文社科研究和教学者达 25 万人以上，如何分配稀缺的高级职称等资源甚是困难。量化标准如此盛行，是因为这个标准最简单，只要数论文数量、字数就可以了 … 方舟子没有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只有形而下的技术认定，急于打击对方，有时不问事实，不做调研。方舟子批评或指责贺卫方，没有道理，他似乎在以北大法学院名誉院长的身份，要求贺卫方如此这般，但通过方舟子的追问，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大学教授与专家学者们的社会价值，对高校泡沫化追求论文数量，应该有所反思。高校更应该对教授实行代表作制度，量化的学术论文是无助于学术的真正进步、也不能衡量老师的科研水平。 今天东方早报发表时有删节 东方早报文章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63/2011/8/16/648193.shtml  

公众语言和民间话语，常常充满针砭时弊的力量，总能应和时代的节奏，与社会脉动高度合拍。比如，在今年3.15消费者权益日，有网友在微博上推出他总结的央视315晚会与央视春晚最大不同：“春晚是花钱才能上，315晚会是花钱才能不上。”而网民新近创作的顺口溜富有民谣特质：“跟得上股市的大盘，跑得出城管的地盘，买得起开发商的楼盘，看得懂统计局的算盘，躲得开醉汉的方向盘，忍得了非主流的脸盘，搞得定自己的椎间盘，盯得住旧爱的硬盘”，以“2010年强人”的名义，为受众绘声绘色地描摹了一幅时代风景。 语言即是行为，话语关乎权力。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语言应被看作是身体的一个维度。人与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的全部关系都经由语言得到了表达。当将语言的运用视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行为和情景变量的折射的时候，就可称之为“话语”。 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中，话语实践被认为在传统方式和创造性方式两方面都是建构性的：既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也有助于改变社会。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封闭、僵化、板结的社会开始开放、松动和裂变。而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变迁的轨迹深刻而明晰，总是能够再现其根植和生长的那个时代，印证社会的变迁。 尤其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兴起更是极大地改变了全社会的语言生态、话语权格局以及话语模式。随之而来的，是语言殖民化的末日、话语霸权的没落，以及社会话语的整体断裂、大规模的裂变，迎来了一个话语权日益平均，观点和表达方式日益多元，自由言说已呈不可逆转之势的新时代。 对新中国流行的语言和话语变迁的历程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可将被认为是改革开放起点的1978年，市场经济登堂入室的1992年，以及有中国互联网元年之称的1994年，当作中国近30多年语言和话语模式变迁的三个节点。 1949-1978 ：革命话语一家独大 语言和话语方式的革新，往往肇始于社会新旧更替之时。上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建立，全社会的语言和话语方式就为之一变，新的革命话语横扫一切，旧的话语体系被彻底颠覆和抛弃。这种革命话语一家独大的局面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这是一个中国社会的语言风格和话语方式意识形态化最为彻底的时期，整个社会话语空间充满了强烈的、让人胆战心惊的政治斗争的硝烟味。即使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在思想领域，这种意味依然了犹未了、余韵犹存。 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论，即是贯串那30年社会主流话语的红线。这从当年的流行词汇即可窥一斑：一大二公，三反五反，四个伟大，五·一六分子，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九评、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些数字化的新词组，计划意识和规训意图俨然。而红卫兵、红太阳、黑五类、黑材料、白专道路，这类色彩鲜明界限清楚的关键词，则是当时简单粗暴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的具体呈现。这种粗暴在十年浩劫期间达到顶峰，炮打、砸烂、抢班、夺权、粉碎、铲除等动词成为时尚，以及“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语汇的流行，则无疑应归类为法西斯美学的范畴。 这一时期，民间话语没有生存空间，而伪民间话语大行其道。1958年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就官制民谣的典型。诸如“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类盛极一时的虚假抒情，被历史认定为民间美学包装的极权话语，是一种全民乌托邦的咏叹。而“土豆烧牛肉”、“不须放屁”、“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等粗鄙俚俗的言说，则因出自领袖之口，才能大行其道且人人成诵。 1980 年代：思想解放与个体意识觉醒 1980年代，国门开启，思想解放，西风东渐，往昔遭禁止和被批判的各种思潮和知识汹涌而至，精神饥渴的知识界，饥不择食地享用了一场以现代化为调味料的思想盛宴。然而席终人散，就会发现社会的话语格局并未有太大改观。知识精英们虽然获得了一定的话语空间，但沉浸在长期束缚解脱后的眩晕和狂喜之中，似乎处于一种暴饮暴食后的消化不良状态。 回望80年代的流行话语，依然是政治语汇一家独大，精英话语则充斥着文艺腔，动辄得咎却不接地气，民间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因被压制而缺席，往往只能作为“小道消息”口耳相传。 无论是“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则是大家拿”这样的讽世歌谣，还是学生们提出的“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类口号，仍然有鲜明的集体主义烙印。 所幸这也是个体意识复苏和萌芽的时代，港台流行文化跨境渡海而来，，让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体味到基于个人感受的别样情怀。而在本土，诗人和歌手成为了个体意识觉醒和表达的先锋，北岛“我不相信”的叩问，经由崔健的“一无所有”呼号，一直到海子“从明天起，我要做一个幸福的人”的吟咏。就为这个年代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成为至今让人感念和怀想的吉光片羽。 1990 年代：民间话语渐起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进一步改革开放成为既成事实，涌动而来的经济大潮，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击着旧秩序。发展才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下海经商、恭喜发财等话语摇身变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市场经济的洗礼，个体生存的需求，不可抑制物质欲望，彻底惊醒了全民乌托邦的迷梦。随之而来的是集体信仰崩溃，个人理想幻灭，权威信用破产，自我意识高涨。语言和话语开始断裂，日渐喧嚣的民间话语，声音渐起渐响、渐多渐强，并开始假精英之口，渗入公众媒体得以广泛传播。 当年火爆一时的王朔小说，就是这一时期语言和话语方式变异的代表。他以解构虚假、躲避崇高为己任，将草根的胡同土话、强横的大院习语和流布全国的宏大空疏的政治词汇搅拌在一起，以混不吝的姿态，迎着主流话语的刀锋而上，在白刃及肤的瞬间，总能灵巧的闪避，践行“玩的就是心跳”。他以“谁比谁傻多少”逆向构建自信，他“一点没正经”地教育“孩子”：“街上全是坏人，他们都叫你学好，好自个使坏”，借以痛诋时弊，排遣社会转型期价值观混乱带来的惶惑和愤懑，在赢得普遍共鸣和会心一笑的同时，也引起了许多把持了话语权而生恐滑脱的“精英”的嫉恨和恐慌，蔑称其为痞子。 这一时期草根话语，则需借民间艺术的形式，才有机会在社会主流媒体上呈现。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民间说唱艺人，融合了话剧手段衍生出来的小品及其演化轨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早期赵本山的表演，根植于民间和市场，源于底层生活，生机勃勃，充满草根智慧。其表达方式，多为揣着明白装糊涂，常常在装疯卖傻中夹枪带棒，不乏讥刺现实的锋芒，民间话语权和话语方式灵光乍现，广受欢迎。及至其登上了垄断话语强权的春晚，虽然表演技术日渐精进，但表演内容则日益变质。 历经20年，以自轻自贱、践踏弱势，由高粱而强梁，以粗鄙慰藉精致，已经是赵本山小品的典型话语方式。他就这样成为了不顾尊严、背弃民间立场、甘当话语霸权点缀，被彻底异化的典范——与众多投身体制的精英际遇类似，成为话语权被垄断的话语权垄断者。 1994 ：互联网开启话语平权 是否拥有传播媒介，决定了话语权力的基本格局。媒介的缺乏，既是个人诉求无法被记载放大的缘由，也是民间话语难以传播和被无视的根本所在。已故作家王小波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有一颗的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 有趣的是，王小波是一位通过纸媒进行话语实践的作家，但更是一位得力于互联网传播而广为人知的网络英雄。他虽然谙熟电脑，能写程序，常用电子邮件，却在互联网落户中国不久的1997年英年早逝，并未赶上中国互联网BBS和论坛火红的年代，恐怕压根不知道博客和微博客为何物。他只是在死后作品和观点经网络广泛传播，而声名卓著受人敬佩，以至于有人邀约同好，专门成立了“王小波门下走狗”的小组，活跃于论坛。在互联网上，王小波已然是一个符号，是独立思考，自由言说的象征，备极哀荣。 1994年4月20日，中国连入因特网的64K国际专线开通，实现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 现在看来，中国互联网的诞生，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它终结了数千年话语权均被强权和部分精英控制的历史。从来没有人如此平等而切实地拥有一个功能强大如斯的传播媒介，可以自由表达和记录自己的意见。中国人与全人类几乎同步进入了众声喧哗的时代。 全社会话语权力的格局也自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家独大，唯我独尊的话语方式成了明日黄花，民间话语终于在主流话语空间中获得一席之地，而且势必在未来的话语权力博弈日益壮大，甚至可以断言会占据上风，也是触手可及的现实。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从此跃迁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得到空前的扩展。这一切，均在中国互联网15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证实。 由网络论坛、个人博客、微博客三个阶段着眼，可以概览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中，网络语言的生成、话语方式的演进以及话语权力格局的变迁，及其经历的一个从稀少到普及，从局部到全面，从特权到平权的过程。 互联网的群体交流，早期主要是通过论坛、BBS、新闻组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实现。网络论坛等不但是信息集散地，也具备了公共媒体的属性，通常由网友推举出来的版主牵头，实行民主管理。最初的论坛参与者多为IT从业者和学界精英，除了专业讨论之外，文学写作、文娱体育消息是这一时期主流，语言和话语方式承接传统，并无鲜明显著的网络特色。 2000年起，网络论坛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段。上网人数的增加和身份日益多元化，涉及现实公共事务的话题逐渐成为论坛主流，无论是严肃的讨论还是轻松的调侃，均与官方话语方式有有着显著的分野，具有民间特色，具有公民言说的特质。一方面，主导论坛话题的虽然仍旧是精英，但草根的创造性和活力已经开始初露端倪。斑竹、马甲、顶、沙发、楼主、大侠等网络语言开始流行。天涯社区、强国论坛、中青在线、西祠胡同等都是当时名噪一时的论坛，而许多通过论坛显露才学的网友，更通过网络转入传统纸媒，跻身主流话语圈，成为意见领袖，有许多人至今仍活跃在各种媒体上。 如果网络论坛仍然有传统媒体的胎记，那么，个人博客催生了全新的“自媒体”，改写了社会媒体的历史。有网上传闻称，某分管宣传的官员初见博客，当即惊呼：“这岂不是个人办报！”前《南方周末》记者翟明磊，则干脆将自己的博客命名为《壹报》，直接称之为“一个人的报纸”。 博客兼具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属性，给予拥有者的自由表达和交流管理带来极大的便利。博客起始于1997年，但在中国的风靡却是得力于网友木子美以《遗情书》命名，刊载其性爱日记的个人博客。博客彰显自我价值、改变个人命运以及影响读者乃至公共事务的潜力由此可见一斑。截止到2008年，中国博客数量已经过亿。 也正是博客催生了公民报道者。来自他们的消息，无论是采集的快捷、传播的广泛，以及影响力等方面，均不乏超越专业媒体的精彩表现。无论是厦门市民为反对PX项目的散步、央视大火现场图文报道、还是广州番禺居民反对垃圾焚烧项目，都能看到博客的身影。而许多著名博客有千万乃至上亿的阅读人次者，数以百计，其巨大的影响力许多传统媒体已难望其项背。 电脑运算速度的强大和网络的便捷，在为上网者提供自由言论空间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语言的生成和运用方式。政治及社会禁忌、网络管理、内容审查，与自由表达的冲动交互作用，造就了全新的语言修辞和话语模式。谐音、变形、隐喻、借代、模拟、通假、省略、会意、拆解、重组等均是新词新字涌现常见的手法，美眉、草泥马、河蟹、雷人、马勒戈壁、五毛、熊猫、有司、萱萱、弓虽以及火星文等例子俯拾即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被发扬光大、更诉诸符号和视觉：囧、兲、槑、LLM，法克、谢特……极大地丰富了祖国语言宝库。 2009 ：微博生成全新网语 2009年开始，呈井喷式增长的微博客，虽然也是模仿自国外，但并未妨碍其促使了一个全新的话语权力格局诞生。论坛精英高居话语金字塔顶端，靠长篇大论和远见卓识充当意见领袖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博客以个人为中心而往往顾影自怜的弱点被轻巧地剔除。微博客将每个用户的每一次表达限制在140个字之内，并允许用户自由选择发言者予以关注，创立了一个机会更为均等、权力更为平均言论平台和信息传播媒介。其开快捷转贴和方便的对话功能，则大大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让内容审查和传播限制成本加大而变得前所未有地困难。 在微博客形式和容量的限制下，寥寥数语即可成章，为许多不善长篇大论的用户平添了自信，也迫使善言者精思傅会、言简意赅，只有靠片语的内涵以及个人魅力，在传播竞赛中领先。同时让人的创造潜力迸发，有价值的信息得以广泛传播。兹举几则网友辑录的2009年推文选为证： ·我要好好读书，长大之后去当城管……在街上碰到妈妈的菜摊时，可以慢慢追，慢慢撵！ ·让少数人在人性方面先富裕起来。 ·钱乃一味良药，有明目张胆之功效。 ·杜蕾斯破产不是悲剧，杜蕾斯破了才是悲剧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不让你说话的权利。 ·自由是有争论，没有标准答案；专制是有标准答案，没有争论。 ·我怀疑他们在密谋策划要让我幸福 值得一提的是，具有继往开来、兼收并蓄、多元共存特点的微博客，它全新的网络语言和话语方式形成的丰富生态，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特别是强大信息的自我纠错机制。4月1日，一则假消息在某微博上疯传，但在人工未及反应的时间内，在用户的不断质疑和求证下，迅速得以澄清。 微博客营造了一个迄今为止在形式上最为民主的言论环境，虽然其未能彻底解决信息碎片化的弊端，信息自我整合的能力还有待技术进步予以强化。但它无疑是互联网应用中去中心化和平权的典范，以及无组织却能产生巨大力量的样板。微博客诞生以来，在用户的通力合作下，在突破封锁、扶弱助贫、民主选举、灾难救助、疫情警报、舆论监督、慈善事业、澄清谣言、揭穿黑幕、伸张公义、守望相助等多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虚拟现实与真实现实水乳交融，人情味洋溢的和谐景象；一个多元并存可资寄望的网络公民社会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