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

　 　　2009年，剑桥大学讲师刘瑜出版的《民主的细节》一书风靡一时，成为众多阅读排行榜上的畅销书，并被一些读者推崇为“中国近年来最好的民主启蒙读物”，也因此获得《南方周末》2009年“年度致敬专栏作家”称号。2010年9月，这位女学者放弃了英国的教职，回到北京，成为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系副教授。她的研究兴趣，仍然在于比较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以及比较革命研究。 　　在社会张力越来越大的中国，身处北京的近距离观察，她对中国当前的改革和社会状况又有了哪些新的思考? 　　 继续推动改革的缝隙在哪里? 　　南方都市报：你是研究政治学的，在政治转型中利益群体的意见表达非常重要，2010年一个很受关注的现象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发力，你怎么看? 　　刘瑜：微博像我们的一个信息绿洲，是好事。中国的转型与以往转型国家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了网络的力量。也许历史、文化的包袱使得中国的转型比较艰难，但互联网的出现，给社会变革打开一个缝隙。有人说，权力和资本也在利用网络，引导舆论。确实是这样，但相比传统媒体的传播形式而言，网络的自由程度是最大的。如果说传统的传播形式中，权力和资本可以利用90%，民间社会只能利用10%，而在互联网的利用上，这个比例可能是60%对40%，虽然民间社会的声音也许还是小，但是已经比传统媒体要大得多。这肯定是一种进步。 　　从推动一些重大事件的发展来看，互联网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常有事情都是先从互联网上爆发出来，然后传统的媒体再跟上，传统媒体已经非常被动。如果说以前一些传统媒体可以不思进取，现在因为网络的压力，已经不得不去进步了。 　　南方都市报：改革现在面临很难突破的壁垒，改不动怎么办? 　　刘瑜：如果看其他国家转型的历史，会发现制度都是有缝隙的，比如互联网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缝隙。拆迁条例能够修改，很大程度上跟媒体的呐喊是有关系的。还有当年的孙志刚事件，也是这样。就算没有直接的政治行动，闷声发财挣钱、积累民间财富、读书思考、搞慈善公益、提高教育水平、发展媒体，这些事情，其实都会有深远的政治后果，一时一地也许不能显现，但是时间长了就能看出来。无论看中国还是国外的民意调查数据，你都会发现，人的政治观念是随着社会财富增长、教育水平、社会结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点上中国不是例外。 　　体制内的改革者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任何一个和平的变革，肯定都是体制内的温和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派共同努力的结果。 　 　讽刺性文化的高涨并不奇怪 　　南方都市报：这几年网络语言越来越风靡，比如去年的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衍生出了“我爸是李刚”“恨爹不成刚”一系列新话语，网络扮演的角色也非常多样。 　　刘瑜：人们在用这些话语表达对特权的不满。现在的网络，有将一切悲剧娱乐化的倾向，娱乐至死的时代。讽刺性文化的高涨并不奇怪，它往往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解压而流行起来。这个轨迹和其他国家并没有太大区别。苏联讽刺性文化最兴盛的时代不是斯大林时代，而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阶段，人们还特别容易听信谣言。没有别的抗争渠道，“我不听你的”，也成了一种弱者的武器。听信谣言，也成了用脚投票的一种方式。 　　南方都市报：那么究竟该怎样理解人民对特权、不平等的不满，这对社会转型是一种怎样的力量? 　　刘瑜：政治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不平等的因素怎么影响民主化转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越平等越有利于民主化。说白了，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有钱的人觉得民主化威胁他的财产安全，所以特别抵制，如果他们誓死不让步，就不容易实现民主。最典型的例子，比如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在民主化过程中经济是相对平等的，所以来自资产阶级的抵制是比较小的。但是另外一派的观点是，越不平等可能越促进斗争，因为不平等，所以来自下层要求民主化的动力会非常大，比如拉美的很多国家。 　　我看到一个最新的调查结论，也很有说服力，就是不平等对于民主化的影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准。比如经济发展到中等水平时，越不平等，越可能出现民主化;越是经济特别发达，或者经济特别不发达的时候，不平等甚至对民主化有一个延迟的作用。 　　南方都市报：这个结论等于把人均GDP和不平等这两个因素都考虑了。 　　刘瑜：对，这个观点可以用来反思中国。中国现在的经济在一个中等的水平，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又很严重，这可能是一个促使中国转型的动力。 　　 “为国家”和“为社会”是两个角度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看80后，比如韩寒，他们是网络化的一代人。 　　刘瑜：我觉得韩寒现象是很好的事。上世纪90年代末，甚至本世纪初的时候，自由主义者似乎总是“怪人”，是些稀奇古怪没有多少市场的人。但近几年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中，出现了一批比较有人格魅力的人，比如罗永浩、梁文道、韩寒。尤其是韩寒，他很主流，很时尚，长得还帅，还会开赛车。年轻人就会觉得，原来关心公共事务、关心政治、热爱自由的人，不一定是神神叨叨、奇形怪状的人，原来追求正义也可以很酷。 　　至于好多人在那说，韩寒你有什么学问，你不够格对公共事务发言。我心想，恰恰是因为你们这些学者，你们这些更年长的人，你们这些读了更多书的人，没有尽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长者的责任，才让韩寒去发出你应该发出但没有发出的声音，你有什么资格埋怨人家学问不够深，读的书不够多?你们应该反省自己。 　　南方都市报：但是有人去农村做调查，发现那些有抗争精神的反而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轻人很漠然。比如说一个村子建一个什么厂，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年轻人觉得无所谓啊，有了就业机会，老人会说影响了未来发展。 　　刘瑜：一方面可能是老人们更有时间去表达，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那些老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不少政治运动和“集体活动”，那种经历至少培养了他们一种公共意识。这可能是和现在的80后、90后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去哈尔滨居委会调查发现，愿意自愿充当居委会小组组长的全是老年人，他们还是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那种意识。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可能跟社会主义传统有一点关系。 　　南方都市报：这个状况到今天已经发生改变，很多人不会再自然地站在“为国家、为社会”的角度考虑问题。 　　刘瑜：“为国家”和“为社会”是两个角度。我觉得很多中国人的公共意识，由于社会主义的传统，天然地就是“国家意识”，比如那些给居委会当积极分子的老人，他们是在为国家排忧解难。再比如那些给奥运会做志愿者的孩子们，那种公共意识，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意识”，为祖国的荣誉出力嘛。 　　但是另一种公共意识，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甚至在今天的中国更重要，就是“社会意识”和“民间意识”，为民间的弱势群体、弱势个体发出声音的公共意识。这种声音不是没有。比如我前两天和西部阳光农村教育基金的梁晓燕女士吃饭，她告诉我，有不少80后志愿者在给这个基金工作，跑到西部最穷的地方去帮助农村教育，这是一批理想主义的青年，这样的人也还是有的，当然还不够多。不够多的原因，不能只怪年轻人自己，我们的制度对于民间自发组织力量的发展，还是有太多束缚。壹基金的艰难道路就能说明问题。当然壹基金这个突破口打开了，也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传统文化的当下价值 　　南方都市报：在年轻人的教育问题上，一些地方教育部门曾发出通知，要求删除《三字经》《弟子规》的一些内容，说不能不加选择的全文推荐给学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怎么看待传统文化对中国转型的意义?

程姊妹 守望教会原定的公园聚会，现在遭到了 当 局 的无理阻拦，从昨晚开始，几乎所有核心同工都开始受到非法监控，早晨都不能出去了，也就是说被软禁在家中。尽管在这样的高压下，早晨还是有100多肢体，因着被上帝之爱的吸引，因着心里赤诚的信仰热情，因着对上帝旨意的顺服，他们依然去了原定的地点参加聚会。后来现场去了许多 警 察，不由分说就把许多肢体拉上了 警 车，现在还不知道要拉到哪里去。让人感恩感动的是，没有被拉走的一小部分肢体，在面对这样的黑暗势力威胁前，依然没有放弃聚会，他们找了附近的一个小餐厅，聚会、敬拜、唱歌、赞美！虽然这个主日，守望的众儿女没有像以前的主日，坐在一起同声赞美同享神的话语，今天是上帝赐给他们特别的一个主日，有的是被软禁在家里，有的正被 警 察带走……但是就灵性的本质，守望的众儿女依然是走在上帝所赐给的美好异象中合一敬拜。 在这里切切恳求全世界基督的众肢体，请举手为因着敬拜 自 由 而遭黑暗势力压迫的 北 京 守望教会祷告。现在， 北 京 守望教会的肢体们所遭受的逼迫，就是世人再次把我们的主挂上十字架！一处受伤，周身疼痛！现在， 北 京 守望教会所遭受的逼迫，就是全世界忠心的神儿女也正被撒旦压制和攻击。就在此时此刻，求圣灵感动基督的众肢体，为 北 京 守望教会切切地仰望呼吁祷告，求神赦免当权者非法侵犯限制人身 自 由 的罪，求神通过世界上各种正义的舆论力量，给予当权者以正当的谴责和压力。求圣灵在他们心里做光照和开启的工作，赐给他们悔改的心和天良的光照。更恳求神给守望教会所有在前线争战的肢体们加添力量，赐给他们聪明和智慧，并恒久争战的决心。求神保守今天所有去现场的弟兄姐妹，求神安慰他们引导他们激励他们保守他们。愿全世界基督的众肢体都来关注并声援 北 京 守望教会。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2011年4月10日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法制、公平、 民主 、正义、透明等政治权利必须涵盖在经济发展战略之内。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是社会稳定和经济持久发展的根本保证。 中东和北非的一些国家在经历了茉莉花革命后正面临如何发展经济的严峻挑战。 … 除此之外，家族统治 造成 权力垄断 ，资源垄断，和问责制的缺失。 佐利克认为，制度的僵硬堵塞了民众参政的渠道和表达不满的渠道。即便有人想 改革 ，也是自上而下地推行，无法得到民众的支持。虽然在过去几年，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都有一定的发展，民众的生活也有一定的改善，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