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

卢思骋，中国NGO天津会议系列活动“绿色中国，竞跑未来”总协调人。该活动由GCCA(全球气候活动)组织资助。卢思骋曾担任绿色和平组织(中国)总监，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2010年10月，卢思骋被评选为香港2010年度十大杰出青年，这是由国际青年商会每年颁发的奖项。 孟斯：评价一下这次NGO的整体活动，亮点和问题各在哪里？ 卢思骋：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一共有60家中国NGO参与，可以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多样化、合作紧密、活动最密集的集体亮相。 我们在8月初才知道会议将在天津举办。在不到八周里，中国NGO准备了20多场活动，发出了《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不仅把大家原来的计划放在一起，而且整合了一些活动，如世界自然基金会、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和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联手举办了关于企业创新的边会，还举办了山水、道和、乐施会、绿色江河的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边会。 我们的活动赢得了一些国际同行的肯定。如来自GCCA(全球气候活动)的同行说：“这次中国NGO的活动，比起过去任何气候变化谈判举办地的当地组织活动，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孟斯：协调组织中暴露出来中国NGO的主要问题是？ 卢思骋：问题很多。最大困难是对气候变化的认识、经验很少，所以虽然竭力展示出了很多东西，但是真正的参与不够，弥合公众参与和政策倡导之间的鸿沟做的不足。 首先看出平时工作还不够扎实。中国NGO促进公众和政府的改变有过成效。如2004开始倡导空调温度不高于26度，到2007年，国家发布了通知，规定所有公共建筑物空调温度不高于26度。无车日也是另一个成功的案例。但2004年倡导以来，多少人参与了这一活动？减少了多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些都没有统计。再比如，很多NGO倡导换节能灯、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使用太阳能和风电的路灯，但没有对效果、数量的统计。中国在这些方面有没有值得推广的经验、技术？我觉得NGO还可以做很多具体、扎实的工作。 我们虽然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范围、公共参与的深度、持续性都不够。在南南合作方面，也缺乏交流，可以说还是局部的成果。 我们这次也重新发现本地NGO做的很多工作，在边远地区做的案例很好。比如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做的林地项目、芜湖生态中心的垃圾发电项目。但好的实践还远远不够。 孟斯：气候变化谈判很复杂，中国NGO跟踪谈判方面做的如何？有多少人做这方面工作？ 卢思骋：本地NGO参与谈判的能力还很薄弱。中国本土NGO能跟进谈判的不超过5个人。在本土NGO中，没有一家有全职跟踪谈判的人员。 中国本地NGO必须学习谈判知识，忍得住熬人的功课。不能指望没有下功夫就要求影响力。 另一方面，这也关系到民间气候保护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定位。中国环保圈很容易有一种“二分法”思维，认为在社区实干的是扎实的工作，而诸如跟踪、分析谈判则很遥远。但其实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地方上遇到的问题，可能是国家某些鼓励或抑制政策所致，政策不变，再多的个案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而国家政策的制定，有时也和国际谈判大环境有关。 比如公众在社区里反对建焚化炉，表面是社区的问题，但实际有全球的因素。为什么中国要建那么多焚化炉？这与全球消费行为增加、垃圾产生有关，也跟发达国家淘汰焚化技术、因此焚化企业要寻找新市场有关。比如海南岛现在受水灾影响的人，难道不是之前气候变化谈判没能达成协议的受害者吗？ 所以本地问题和国家政策、国际谈判是连成一线的。但现在中国NGO的问题把这些点割裂开，没有建立联系。 孟斯：中国NGO在宏观政策、国际谈判方面工作很少，是否与他们对自下而上的影响力没有信心有关？ 卢思骋：我觉得没有关系。从26度、无车日这样的案例可以看出，中国NGO的行动可以带来国家政策的改进。近几年我们看到政府与NGO携手推动“两型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空间越来越大。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在天津与NGO见面时说，中国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行动，希望NGO能发挥重要作用。他希望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能够经常和国内的NGO交换意见，对政府的工作提出一些监督意见，也希望我们能经常进行一些对话。 许多案例也证明这点。比如马军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推出的水污染地图，基于信息公开，让更多公众参与进来，也使政府推动信息公开的初衷得以更好的实践。 孟斯：在气候变化谈判中，NGO的一个作用是连接公众与谈判，比如将公众呼声转换成对谈判的推动。但即使是去年哥本哈根会议NGO的大量活动，也没有影响谈判结果。 卢思骋：压力的效果不一定体现在当下，有时是埋下影响的种子。哥本哈根从是否达成协议看是个失败，但从公众教育看却是空前成功。现在很多媒体开专版、专栏，民间对气候变化密切关注。 有些批评说中国NGO在哥本哈根是走过场，没有什么实质参与。这也许的确是一部分事实，但不迈出这样的第一步，就不会走出第二步。这就像滚雪球一样。没有哥本哈根会议，也不会有这次“绿色中国，竞跑未来”的系列活动。 孟斯：你担当这次中国NGO系列活动的协调者，有什么压力？ 卢思骋：有两个担忧驱动我承担这份工作。第一，这是联合国气候谈判第一次开在中国，如果中国NGO不能克服各种分歧和差异，让国际NGO和媒体看到我们有意义的参与，那么我们参与未来的气候变化活动，在机会和空间上都会有影响。第二是国际社会很多不了解中国国情，因此它们表达意见时的方法未必会恰当或有效，一旦引起一些过激的反应，恐怕会影响中国NGO未来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议题。 孟斯：协调NGO的活动，是否要跟政府充分沟通？ 卢思骋：这次天津会议是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以来，第一次在中国召开这么高规格的联合国会议。而1995年中国几乎没有NGO，这次则是有60多家本土NGO活跃在场内外，国际NGO不少于两三百家。这是历史性的，对于公民社会的进步是一个里程碑。 为此我跟有关部门有很多沟通。很大程度有赖于我过去工作中，同有关部门建立的个人信任。   孟斯，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