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4周年

六四24周年之际， 德国之声中文网采访了几位来自中国和德国的大学生，想了解年轻一代对于该历史事件的想法和态度。 (德国之声中文网)第一位受访的小金（25岁）目前在德国攻读传媒专业的硕士学位。她对六四事件的理解是，由于当时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期，大学生对于经济及就业形势强烈不满，而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动游行活动，最终遭到时任政府的武力镇压。 当被问及是如何了解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她说，是在她年纪尚小的时候，父亲回忆当年在北京出差的经历时提及的。长大后，她通过网络报道和纪录片影音资料等逐步了解这段历史。她认为，六四事件是由当时的政府内部斗争产生的结果，不单纯是由学生自行发起的游行示威而已。在她所接触到的由外国记者拍摄的现场录像中，所谓的血腥镇压并没有得到体现，反而反映的是学生与警察的冲突，甚至是学生向警察施加的更为严重的暴力行为。 她认为，目前信息来源多样，国人对历史的真相都有自己判断。而六四事件的积极意义在于，是学生积极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体现，”六四”对于普通民众参与政治决策具有象征性意义。 第二位受访的小胡（25岁）是在小时候的一次长途旅行中通过大人的闲聊第一次听说六四事件，但当时他的母亲不愿意向他描述更多的细节。后来，他从维基百科上才了解到天安门事件的来龙去脉。他说，针对这个事件，除了大陆媒体以外全球很多媒体都有相关报道和评论。 小胡认为，与80年代末期其他国家民主思潮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六四事件使得中国的民主和人权进程出现了极大程度的倒退。而且此后，政府加强了在教育中的政治渗透，对于后”六四”时代的年轻一代而言，从小接受的是政府强加的洗脑教育，引发了年轻一代对于国家政治的消极态度。当被问及对于中国当前社会民主进程的看法时，他表示不愿多说。 两位中国同学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都表示，希望在报道中隐去真实姓名。 第三位接受采访的是来自德国的David（25岁）。他表示，从德国电视和平面媒体的报道中对六四事件有所了解，同时他也获悉，从中国方面直接获取事件的相关资料非常困难。他说；”我理解的六四事件是，当时的学生希望领导一场变革，并联合工人群体、结合工人运动，共同发出对民主权益的诉求。我个人表示十分支持，因为结合德国的经验来看，工人联合会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如果对（当时的）中国政府提出异议的话，必然会遭到镇压。但从我对民主概念的理解出发，我必须要针对武力方式提出批判。” 采访中他也提到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和医疗保险系统不完善等问题，他认为，改革是必须的，当然不一定通过学生，也可以由公司、职工群体发起。针对中国的民主现状，他表示，目前中国人民的参政意识非常薄弱，作为人民共和国，中国必须强调并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声音。他希望，德国能够将自己的民主认知传递给更多的国家，也许不是所有的国家和政府都会愿意采用德国的做法，但至少能够一定程度上推进全球的民主进程。 而最后一位接受采访的德国学生Vanessa（22岁）对于六四事件一无所知。但她依然认为，如果学生发起和平游行，而政府的镇压竟然造成人员伤亡，是非常可怕的。同时她也表示，如果能够通过德国的支持与参与，中国社会中的一些问题能够得到重视或者中国民众获得参与改革的可能性，这将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作者：微文 责编：石涛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纪念六四24周年烛光晚会因雷雨交加而提前结束。（图：BBC中文网叶靖斯）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晚会纪念活动因突如其来的雷雨而提前结束。 由香港支联会主办的纪念六四24周年维园烛光晚会原定6月4日晚上20点开始，但在雷雨交加的恶劣条件下推迟开始，缩短仪式，提前在21点前结束。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告诉在场的BBC中文网记者，散场时仍有不少民众涌入，估计参加今晚活动的人数有15万。 到目前为止，香港仍然是中共政权的领土上唯一举行大型六四纪念活动的地方。 今年的纪念活动是在习近平、李克强新领导层执掌中国后的背景下举行。 此前，因为一句“爱国爱民”口号而引起主办单位支联会与“本土派”之间的争议，给纪念活动罩上阴影。 今晚下雨前，主办单位表示维园全部足球场已经坐满，草地也坐满了一半。 开始下雨后，在场民众打起了雨伞，但没有离开，并自发喊“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 鉴于雨势过大，晚会在献花等仪式后宣布结束。 在晚会开始前，支联会向民众开放了设置在主会场中央的“民主烈士纪念碑”，让民众鞠躬凭吊。 一些提前抵达的民众对BBC中文网谈了他们的看法和感受，都觉得短时期内中国当局不可能平凡六四。 主办者原计划在会场播放已故民运人士李旺阳的胞妹李旺玲的录像讲话、当年学运领袖王丹的视频讲话片段，以及一名姓陆的天安门事件死难者妻子的讲话视频。

八九学运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参与绝食行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程真，在洛杉矶接受本台访问。程真回看八九一代怀抱爱国之心在广场上激动呐喊，对比当今中国年轻世代普遍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感慨两代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程真在1989年6月当时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在广场上参与组织绝食行动，也是面见总理李鹏的学生代表之一。六四24周年纪念日前夕，程真在洛杉矶接受本台访问，说起海外八九一代倡议“天安门民主大学”在网上复校，触动她回看天安门民主大学在解放军开枪后被迫喊停，学生和市民在绝望中仍试图坚持到底的强大信念。 她说：“1989年6月3日晚上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不论是广场指挥部、学生领袖或还在坚持抗争的学生们，从铺天盖地而来的广播、直升飞机撒下的传单，以及各个渠道得到的讯息，都察觉到镇压一定会来临。我们当时心里还存在一个信念，哪怕镇压将至，追求民主的信念不应该间断，不能因为任何恐吓而放弃。” 流亡美国二十余年，程真始终放在心底的八九往事，是解放军在广场上开响第一枪，为同学们带来难以承受的震惊与悲恸。 程真表示：“那天晚上，在广场上的人即使没有听到直接的消息，也能强烈感受到当天晚上解放军就要展开镇压行动。当时和我们一起参加绝食团的学生中有一位年纪非常小的男生，他身体患有病痛，居然也加入了绝食行动。那一晚（绝食行动结束），大家抗议了那么久，身体都已疲惫不堪，又是饥肠辘辘的，相约到广场边吃一顿我们笑称的’最后晚餐’，点好的菜刚上桌就听到枪声。当时我们早知当局即将展开镇压，但是，听到枪声的震撼真是无法形容，没想到军队动武来得这么凶猛，而且是用这么强烈的武装力量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孩子们。” 六四已过24年，八九学运仍是中国官方高压封锁的最敏感话题。程真认为，若以1989年六四事件做为两代人对话平台，当今中国青年和八九一代确实存在显著差异。 程真指出：“中共政权对新闻严加封锁是两代人观念有所差距最主要原因，当局的国家政策导致人们只顾追求钱财，不顾其他如道德与社会等更高层次的追求，现在年轻人对社会、对他们的家人都缺少关怀，只对自己的前途和个人所能享受物质表达关心。当然，我不是指每个人都是如此，但这是个普遍现象。比较这两代人，反而是在贫穷、刚开放的年代里，那一代年轻人愿意为这个国家社会，包括为自己的将来献上青春与生命。”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发自洛杉矶的报导。

周二是六四事件二十四周年纪念。在台湾，总统马英九以书面发表谈话；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则出席了党内举办的座谈会，他要求中共政府诚实面对六四事件的历史。 马英九周二上午通过新闻稿发表六四感言。他呼吁中国大陆当局应以更宽广的胸襟，包容异议人士。台湾衷心期望大陆新的领导阶层抓住机遇，开创人权新局。 马英九强调，人权保障已经成为世界趋势，各种国际人权公约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人权问题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家务事。如果大陆当局能看到这部分，就应儘速批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在反对党方面，民进党周二上午举办了一场纪念六四的座谈会，主席苏贞昌全程参加，并发表讲话。苏贞昌说，这些年在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背后，六四的真相一直被无情地掩埋。官方全面封锁相关的资讯，压制受难者家属与维权人士，对于香港每年要求平反六四，北京政府始终是横眉冷对。 讲话中，苏贞昌引用了毛泽东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说，中共政权在六四之后，不顾任何代价发展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也让大多数的人不能再谈论政治改革与民主宪政。这种以牺牲公民权利成就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虽然外表亮丽，但发展到现在，内在已充满各种焦虑、压力与徬徨。 民运领袖王丹也受邀参加了这场座谈会。他说，稍早外界对习近平政权有这样那样的期待。但他断言，习近平乃至于下一代的胡春华，都将维持胡温以来的「维稳」路线，「维稳」会成为中国政府未来国内治理的主轴。但另一方面，中国有愈来愈强大，依托网络的公民社会，它提出的口号叫「维权」。 王丹认为，政府的「维稳」和人民的「维权」未来势必产生极大的冲突，当冲突到了临界点，将会是中国民主化的开端，现在各方都在观察，这个临界点什么时侯到来。 对于台湾纪念六四的情况，王丹向民进党的「雪中送炭」表达了感谢。他说，几年前自己才参加过马英九主持的六四研讨会，当时马英九是台北市长。但近几年马英九不办了，他改参加民进党的研讨会。王丹自嘲，这情势让他想起崔健的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则在座谈会上主张，台湾应该修改法律，让立法院拥有听证权，据以召开中国人权听证会，由此自然就能成立「六四真相调查委员会」。杨宪宏批评，时隔二十四年，连最基本的六四事件的死亡人数中国官方都不公开。调查、还原真相，是纪念六四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中共做不到，就让台湾来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潼发自台北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