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中国: 瑞典留学生应斯文被中国当局驱逐处境

瑞典留学生应斯文被中国当局驱逐处境 今年四月二十一日上海警方拉走示威人士 REUTERS/Stringe 作者 马丁 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的瑞典学生应斯文(Sven Englund),连续三次在网上发表公开信,批评中国无民主无自由,并呼吁网民在上海外滩举行闪电集会,昨天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妨害社会管理”罪名驱逐处境。 应斯文昨天(7月9日)被上海警方押送登机回国。他当天推特上发出一条信息说:“正在登机离开中国, 感谢所有人,感谢中国国安部门带给我的这段经历。” 他的这条信息,被网民迅速转载。瑞典国家电台当天也报道了应斯文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的消息。据应斯文在推特上的留言,上海警方是7月8日通知他的,取消他的入境签证并立即驱逐出境。 24岁的应斯文是一位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的瑞典学生,原在瑞典攻读化学工程,去年到中国学习汉语。从今年4月初起,他连续三次在网上批评中国没有自由和民主,并呼吁网友7月1日中共建党90周年那天到上海外滩举行“闪电集会”,要求民主和自由。 应斯文一共在网上发出三封公开信。他在网上发出第一封公开信是在今年4月8日,指中国不是民主和自由国家,并说按其性质应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共产党国”。6 月18日,他第二次致信胡锦涛,批评中共掩盖真实历史,比如“毛泽东,刘少奇、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应斯文要求公开历史真相。应斯文的第三封公开信,是在6 月27日,信中表示他非常喜欢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认为艾未未所做的事情是推动中国言论自由,他愿意效仿艾未未,准备在中共建 党90周年当天的下午5点多时,在上海外滩举行“快闪活动”,他呼吁网友前往参加,参加时身上写上“自由”二字。他还在自己的中文博客上幽默地邀请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来上海外滩参加“快闪行动”。 应斯文发出第三封公开信后,上海公安局以涉嫌“妨害社会管理罪”对他进行传唤,并责令他于7月1日到复旦大学保卫处接受询问。应斯文呼吁“七一快闪行动”没能如期举行,但这位瑞典大学生的倡议得到许多中国网友的支持。不少网友在应斯文的博客上留言,对他表示同情。还有网友讽刺说,中国国家政权无比强大,连个老外都不放过。   关键词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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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前江泽民接受华莱士专访实录。谈独裁。谈六四。谈新闻和言论自由。

技术区的第七贴。 我一直不喜欢他。 因为很多原因。 似乎大家对他的印象也都不怎么好。 但是。 看了这篇文章。 我是第一次觉得江泽民还不错。 如有兴趣的狼友可以看下。 文章很长。很精彩。 不喜勿喷。 —————————— 60分钟江泽民专访,江总说话也是有底气的啊,很有才华,原视频里中英文随意切换,各种套都化解了,在这上面很令人佩服。 华(华莱士):最近贵国官方英文《中国日报》(ChinaDaily)有一则报导,标题说美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你是否认为美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 江(泽民):我没有看过这篇文章,不知道你转述得是否准确。既使准确,我也不知道文章的立论是泛泛而谈还是就一件事得出的引论。不过我有一个感觉,中国媒体和你们美国媒体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用简单的概念描述复杂的事物,并且一哄而起,这在中国被称为「炒概念」。尽管我们不断要求他们要和政府保持一致,但我知道他们真实的目的和你们一样,就是赚更多的钱。 至于美国是不是威胁世界和平,我不想下简单的结论而是想提供一些事实。美国的军费开支几乎相当于除美国之外其它所有国家的军费开支,美国拥有可以把地球毁灭几次的核武库和同时可以在任何地区进行两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美国是周边政治环境最好的大国,周边国家对美国构不成任何威胁,而所谓构成威胁的国家离美国十万八千里。常识会使我们想,如果美国不想控制世界,它保有这么强大的武装力量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用这些钱去帮助美国国内的穷人和帮助穷国发展经济呢?很可惜,在这些方面欧洲是表率而美国不是,尽管后者富有得多。如果美国以武力做后盾力图控制世界,而其它国家的人民不想接受这种没有协商和讨论余地的控制,或者如你们经常提到的那个词,没有民主的控制,那么,这种武力是不是会构成对其它国家人民的一种威胁呢?我想,对这个问题你自己会作出判断,如果你像你经常声称的那样有正义感的话。 华:戈尔或小布什将在您的国家主席任内成为美国总统。如果他们现在正在看这个节目,您对未来中美关系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 江:无论他们谁当选我都祝贺他,并希望在他的任内中美两国人民通过更多的交流、沟通和理解向着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的方向前进。我本人也希望成为他们的好朋友。 华;所以,您对两党竞选阵营都捐钱? 江:我们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不需要花钱去买别人的支持。我们也没有这种习惯,花钱贿买政治家这种习惯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 华:主席先生,您如何形容今日的中美关系? 江:我们之间的关系有风有雨,甚至有乌云。但是,有时雨过天晴。我们都希望双方建立建设性的关系。 华:这听起来真像是政客的言谈。不够坦白。 江:政治家,或者如你所说,政客,经常不能非常坦率地讲话的一个原因,是不希望成为你们制造浅薄的轰动新闻而大赚其钱的工具。我知道,克林顿总统挣的比你少得多,我也很清楚,我比我们国家新闻界的那些名人挣的也少得多。我们不希望由于我们的缘故使你们更富有而显得我们更贫穷。当然,我和你们国家你所说的那些政客不能坦率讲话的主要理由是责任。在这个缺乏理解的世界上,政治家的真实的话经常会引起他并不希望发生的很严重的后果。政治家必须考虑他的话带来的可能的后果。这一点不像你们。你们「媒客」说话只考虑是不是能给你们带来更大的利益而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这是职业的不同。所以,是政治家的责任,而不是你所说的政客的油滑使我们那样说话。 华:您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主要共党独裁者。 江:我还有两年就退休了。您见过任期届满就退休的独裁者吗? 华:独裁者是指强行压制者,无论对像是新闻自由、宗教自由,或私人企业自由。现在您有点开始接近了。父亲知道的最清楚。如果你挡你父亲的路,父亲就会教训你。 江:你说到宗教自由,我告诉你,那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而不是你们的。在你们的祖先在欧洲进行宗教战争和利用宗教裁判所杀人的时候,中国就允许各种宗教自由传播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建议你到北京的各种宗教场所去看看,在天主教的南堂、北堂,在西四和王府井的***教堂,在白云观,在雍和宫,在遍布北京的佛教庙宇,那里士多得可以用「摩肩接踵」这个成语来形容了。如果像你所说我们在压制宗教自由,那里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甚至建筑都应该被拆了。可是所有这些场所都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除了宗教组织用信徒捐的钱修缮外,政府也每年拨出大量经费进行保护,难道我们愚蠢到花钱保护我们要压制的东西吗? 至于OO功,如果它只是锻炼身体、休身养性,我们不会取缔它。它己经存在好几年了,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但是,当一位科学家在一家地方性报纸发表了一篇批评它的文章,它就组织人来围攻政府,他们想通过向政府施加政治压力来封别人的嘴。是谁在压制言论自由呢?不是我们,是OO功? 一个企图制造政治混乱来打击科学家和科学观点的组织理所当然引起政府的警惕,我们开始通过司法程序调查它,这才发现问题远比我们想的严重。这是一个受骗子控制的组织,它的首脑告诉人们有了病不要去看病,你知道没有任何正经的宗教阻止人们去看病。他还散布世界末日论,在人们心中制造恐慌。他*散布谎言聚敛钱财,跑到美国去买房买车,过起富翁的生活,难道所谓美国梦都是这么做的吗?中国的法制还很不健全,人民的法律意识不强,如果那些受骗而失去亲人的家庭早些运用法律来讨回公道,我们绝不会让他在美国享福,他应该被绳之以法,他聚敛来的财富应该用来赔偿那些家庭。 OO功提醒了中国政府,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这个巨大转折时期,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骗子,他们有的打着经济的旗号,有的打着宗教、政治或其它什么旗号,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骗敛财富,过他们*智能和劳动永远也过不上的豪华生活。    政府在保证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还应该时刻警惕这些骗子,不能让骗子横行,否则政府就无法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失职。 中国政府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确有失职,我们认识到了,我们正在改变。当然,在具体做法上我们要吸取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教训,他们的做法造成无辜人员和信徒的死亡。我们希望能早点而不是已经造成无辜人员死亡后再解决,我们主要通过教育和引导,对触犯法律者用法律手段解决。我知道,绝大多数OO功信徒都是一辈子老老实实的人,他们老实但有点固执,不容易转弯。我们有耐心,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骗子只有那一个人。让我们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美国的媒体没有进行任何深入调查就妄下结论,指责我们这不对、那不对,教训我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是谁想当父亲教训别人呢?我们都当过年青人,我们年青的时候,父亲们总是这样说:你看,我们多成功,而且我的朋友也很成功,所以你应该走我们的路,照我们的样去做。我们对父亲的这些教训总是很反感,我们总在想,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走另外一条路呢? 我们承认,在建设现代国家上美国有资格当父亲,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他们建设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尽管如此,美国也没有权力教训别的国家,特别是用打屁股的方式去教训别人。还不仅仅在于这会产生逆反心理,更重要的是,上帝没有给你们这个权力,何况中国不是美国的儿子。我们有权力走自己的路,也许我们会犯很多错误,但是犯错误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权力。 多喜欢教训中国的美国人忘记了美国的历史。做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只有50年的历史,而美国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美国的开国元勋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上写上「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话,但他自己却终身蓄奴,他对理想和现实想得很清楚。我们和你们一样并不认为他是个伪君子。美国的开国宪法根本没有人权条款,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把国家的团结和稳定摆在第一位。林肯在南北战争前力图用保留奴隶制做筹码换取南方取消独立行动,维护国家统一,显然,林肯的原则是明确的,就是统一大于人权。美国独立100多年后,妇女才获得选举权,190年后,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取消种族隔离,一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美国不同种族的人是不在一起居住的,他们表面客客气气,却远没有融为一体。通过分析美国历史我们学到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在美国政治家和媒体中达成一种广泛的共识,这个共识贯穿了两个原则:一个是,他们认识到,像民主、人权、自由这些东西和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习惯、思考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改变它需要有耐心,有时间,需要水到渠成。另一个是,在国家的独立、统一、稳定、团结和人们的民主、人权、自由要求之间应该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不能让过激的要求损害国家利益,同时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逐步地、有耐心地改变人们的政治环境。有一个电视剧叫「南北乱世情」,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这个台拍的,里面有个有钱的白人妇女嫁给了一个黑奴,在当时这种行为很激进,毫无疑问,这个妇女是个人权斗士,然而作者把她描绘成一个歇斯底里,这代表了美国一种很普遍的看法。美国的政治家和媒体小心翼翼地不让激进的思想和行为损害美国渐进的改革过程,为什么他们能达成这种默契呢?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美国社会状况进行了大量研究、分析。美国是一个很好的知识而不是口号和激情改造社会的范例。在这方面中国需要很好的向美国学习。导了麦卡锡主义,大肆迫害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麦克阿瑟将军镇压二战老兵。警察镇压反对越战学生,并且开枪打死了人。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策动政变,支持那些地地道道的军事独裁和君主独裁政权,他们还把毒品运回国内引诱非裔美国人贩毒。由于美国的这些行为死的人有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是个小数目。我们很奇怪,美国不是自称人权斗士吗?为什么你们一面骂我们独裁,一面又支持那些真正的独裁者屠杀本国人民呢?在美国政府这样做时,美国媒体的正义感跑到哪儿去了呢?我知道有四个秘密,今天我只说一个,这就是美国媒体希望美国在国际社会里充当「父亲」或「教父」的角色。我们没听话,所以我们挨了板子。阿连德虽然是民主选举的总统,但不听你们的话,所以你们要推翻他。俄罗斯虽然按照你们的要求民主化了,但你们怕它当另一个「父亲」或「教父」,抢夺你们的位置,所以你们支持俄罗斯分裂,支持北约东扩。相反,蒋介石、李承晚、吴庭艳、塞拉西、皮诺切特听你们的话,不管他多独裁,杀了多少人,你们照样给钱给枪给顾问。这就是美国的逻辑。所以,是你们不是我们在充当父亲的角色,而且希望一直充当下去。 华:您知道吗?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拦住坦克车那张照片时,我就知道中国的独裁是什么意思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象征,让中国的独裁打进我的心底。您做学生时曾经在上海示威。 江:不错。 华:那是国民党时代,「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您当时是这样吧。 江:不错。 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说什么,也是「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吧。 江:天安门事件是个复杂的事情,不像您说的那么简单。事实上,当年的所谓「民主派」在美国也正反思当年的事情,许多内幕被揭露出来,一些在背后@!#$纵学生的人现形了。还有许多内幕没有被揭露出来,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另一面。50年代美国政府主比如说为什么那些所谓的学生领袖能够弃他们的主张和他们的跟从者于不顾,先一步离开天#安#门广场,并在几天内就顺利出国。世界上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在被你们称为**独裁的中国组织这样畅通的管道运人比货物还方便?我想,这道算数题并不复杂。所以,在天安门事件背后的大背景被揭露出来之前,全面评价天安门事件还为时过早。你刚才说广场上的人「要自由、要民主」,但他们不知道他们背后的人的真实想法可能是「要美国、要英国」。这可不是随口乱说,在背后@!#$纵学生的方励之夫妇一贯主张中国应重新变成殖民地,让外国人来统治。你看,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个区别,我们主张自由、民主是为了把外国的侵略势力、支配势力赶出中国,让中国人自己当家做主,让中国人在世界上能够平等地和外国交往。而他们主张的自由、民主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危险,就是自由民主没要到,倒把外国的侵略势力、支配势力请了回来,让中国的历史在原地转圈。 天#安#门事件后紧接着发生了苏联和东欧的巨变,被广场的学生们热烈欢呼的戈尔巴乔夫却被本国的人民唾弃。前苏联的民主和私有化带来的是什么呢?少数金融寡头攫取了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他们通过暗箱操作来@!#$纵政治和经济,这不过是在民主外衣下的另一种独裁。国民经济在10年里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三分之二,倒退回1917年的水平,前苏联人民80年的辛劳都一风吹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均寿命大幅缩短,国家分裂,内战频仍,国际地位下降,国家安全得不到保障,就像我说的,美国和英国真的回来了,他们已经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他们并不因为俄罗斯民主了,就对她笑脸相迎,他们利用俄罗斯的虚弱步步紧迫,不断制造事端,一会儿是车臣,一会儿是科索沃,天晓得明天还有什么,他们不把俄罗斯彻底搞分裂是绝不会罢手的。前苏联人民失去的所有这一切难道就为了换取一张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选票吗? 相反,这10年里,中国的经济翻了一番,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教授指出,最好的衡量人民幸福程度的指针就是人均寿命,因为人民的营养水平、医疗水平、社会安定和政治满意程度最终都会体现在人均寿命中。中国的人均寿命和美国已经非常接近,都是70多岁,而前苏联在这10年里士均寿命却下降了十几岁,退到了50几岁。就连为俄罗斯设计私有化道路的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都承认,前苏联的道路是失败的。 我们的发展不仅比前苏联地区好,也比印度好。包括美国专家在内的国际专家经常对比中国和印度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中国和印度除政治制度外在其它各方面都很相似,具有可比性,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中国发展道路比印度更好、更有效,这其中包括印度的前总理和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而这位经济学家是专门研究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是关于发展问题的一个权威学者。 前几年我们的一位记者采访了美国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约有八、九位吧,他们都赞扬了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其中包括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些持不同经济观点的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然而,我们的成绩,包括美国专家、教授、知识分子在内的国际专家对中国的评价并没有在美国的媒体中得到正面的反映,我们听到的是指责、指责、再指责。为什么呢?很快,我们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我可以向你透露一个秘密,两年前,我在和克林顿总统会谈时曾经明确表示,如果美国不插手台湾问题,让中国统一能够和平顺利的进行,我们就能集中力量于内部,我向他保证,如果美国这样做了,我们就将加快民主进程。我们达成了默契。但是,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美国人出尔反尔不守信用使我们的总理在美国受羞辱,美国飞机轰炸了我们的大使馆,李登辉跳出来气极败坏地挑起两岸争端,美国要建立针对中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日本加快了军备步伐并且准备和美国一起插手台湾事务,lihongzhi从美国跑回来组织围攻政府,美国国内在妖魔化中国,说中国如何如何威胁美国,把李文和事件、贿选事件统统栽在中国政府身上。中国的国内局势和周边环境突然恶化,特别是,一个由美国支持的日本右翼势力极力主张的「岛链」的雏形正在浮现,它将彻底封死中国的出海口,扼住中国的脖子,迫使中国肢解,就像李登辉主张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在极短时间内集束式发生了,难道我们幼稚到会相信所有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 所以,是谁真正反对和破坏中国的民主呢?是那些不希望中国稳定、富裕、强大的势力,是那些不和衰弱的势 力。    我们明白了,存在一个势力集团,他们不受美国所谓民主政治的约束,他们是美国政治中隐蔽的一极,我们把它称为「第六级」。他们在美国历史中通过加强中央权力,对外扩张和冷战中极度膨胀起来。华盛顿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都曾警告美国人民警惕这个势力集团的存在。由于他们打着美国国家利益的旗号,可以不受法律控制,并且掌握庞大的秘密和血腥手段,从而拥有巨大的能量。他们使金牧师和肯尼迪总统的刺杀案无法真相大白,使肯尼迪家族的人不断神秘死亡,他们可以让总统和新闻界闭嘴,因为他们掌握着大量这些人的隐私材料,其中可能也包括你,华莱士先生。许多美国总统的回忆录都证实了这个集团的可怖,像美国电影导演斯通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力图探索其中的真相,但他们肯定会白费力气。 我们明白了,我们无法通过讨好他们使他们放弃敌视态度。他们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敌人,以保住他们的饭碗,获得更多的经费,有成就感,获得提升和让别人害怕他们。他们已经习惯于通过陷害别人使自己得到满足的生活了,美国财政部部长萨默斯把这称为「滞后效应」。李文和案中的那个情报官不是承认了他是希望中国通过美国式的渐进改革道路逐渐变得强大的势力,是那些希望中国通过前苏联的激进改革道路走向分裂和衰弱的势力。 八九年风波之后,通过前苏联的教训和中国自己的经验,在中国政府、中国知识分子、学生和人民中终于形成了初步的共识,这就是中国不能走前苏联的路,中国要坚持渐进改革的道路。我们在经济上正在推行股份制,开放市场和加入WTO;在政治上正在推动乡村和城市街道的直选,在人民取得经验后,我们将在县一级进行直选。我们正在加强打击腐败的力度,加强法制建设。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我们需要不断地改革和改进。我们也并不认为美国的制度是十全十美的,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民主的美国总是恃强凌弱。在我们和你们之间有许多灰度,我们需要寻找最佳点来确立我们制度的基点。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各种存在过的制度模型,各种中国制度可能的演进方向和路程,发现人民群众的许多新创造,把所有这些进行对比、排序,以便找到一个最好的目标和路径。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在我们有了确定的结果之前,我们将坚持现有的制度方式,以保证稳定和持续的改革。 是,大多数当年在广场的学生,他们到美国留学以后,脱离了中国的政治环境以后,反而离开了那些所谓的民主派。他们和我一样保有一份对那些不切实际的人的同情,同时把他们看成电视剧里那个妇女一样的歇斯底里。海外民主派已经彻底垮了,虽然他们有美国和台湾金钱的支撑,但是10年里他们拿不出一点象样的东西,他们没有那个能耐,他们还像10年前一样只能*喊口号过日子,而别人都在成熟都在前进。你看,10年后,当我们重新看天#安#门事件时,难道这不是一条很现实的依据吗? 华:您佩不佩服这名青年的勇气?那个青年的心,他的勇气。那个独自站在那里对抗坦克车的人。 江:我知道西方媒体很喜欢这张照片,你们想找到一个象征,却不想知道那个象征后面的东西。你说到那个青年的勇气,我来告诉你你所谓的勇气是什么。这个青年从小就从父母、老师和社会那里了解到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他绝不相信子弟兵的坦克车会从他身上压过去。更何况他的想法在那张照片之前被很多人很长时间证实着。大约有20多天里,持枪军队的军车被阻,枪械被抢走,士兵们被围困在车内,在大热天里没有水喝没有饭吃,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世界上还有任何其它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但是这个青年清楚地知道,他面对的正是这样一只军队。正像你们的录像拍到的那样,坦克车果然停下来了。一支庞大的军队面对一个手无寸铁的青却束手无策,这倒底说明了什么?是像你们解释的那样说明了这个青年的勇敢,还是说明了这只军队根本就不愿意也不可能去伤害人民?如果这个青年面对的是国民党军队或是美国军队,他还敢单枪匹马地站在坦克车队前面吗?我敢保让,他不会这样蠢,他会去参加革命,使他的勇敢产生更有价值的效果,就像我们当年做的那样。刚才我的助理抗议你拿出这张照片,我很遣憾。他很蠢。我们宣传部门的那些人也很蠢。他们看不出这张照片的真实含意,他们花了很多钱却净做蠢事。我们的对外宣传部门挤满了没有脑子的翻译机器,但我毫无办法。我们相信,这个青年和绝大多数学生一样是真诚的,他们要求的反腐败也是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情。政府和大多数学生之间没有根本分歧,政府要做的是把有良好愿望的学生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背后的有险恶用心的@!#$纵者区别开来,因为,就像我说过的,真正的骗子只是极少数人。很可惜,当时的政府没能做到这一点,于是悲剧发生了。 当时的政府和包括这个青年在内的真诚的学生们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都忘了群众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除了大部分好人之外,还有一些犯罪份子和潜在的犯罪份子。如果让这些人得到机会,形势将更加混乱。后来的情况正是这样。由于包括这个青年在内的学生阻止军队达几个小时,而且是在夜间,犯罪份子有机会制造燃烧瓶并利用前些天抢走的武器武力进攻军队。这样,整个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你不可能阻止军队面对自己的战友被屠杀而不还手,然而军队在还手时分不清他面对的是学生还是犯罪份子。中国政府在领导中国进行巨大变革时,没有预料到会遇到大规模抗议事件。我们低估了国外势力利用中国形势的能量,高估了我们人民面对巨大变化的耐受力。社会巨变重新分配了利益关系,一部人暂时不满甚至强烈不满是正常的。例如,放开农产品物价虽然使农民获益,却使消费这些农产品的城市居民、工人、学生降低了生活水平;价格双轨制使掌握物资流通的人获益而使其它人不满。天#安#门事件正是城市人对价格转轨的不满背景中产生的。这以后我们认识到,在涉及利益重组的改革措施上,我们需要更加小心;我们还要准备好必要的警力和装备,以准备应付人们的不满。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严励惩治腐败,以使人民对我们改革的公正性有信心。 华:天#安#门事件过后一个月,您写了一篇演讲稿,其中写道:「贪腐在中国成长。如果所有党政机构都利 用权势谋求物质利益,那跟光天化日之下抢夺老百姓有什么不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是抗议您提到的贪腐。所以他们显然对您和您的政党产生了一些影 响。 江:89年时,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腐败问题。有些腐败钻了改革措施的空子,处在法律的边缘;有些是体制问题,*处理人无法解决;有些腐败隐藏很深,找不到证据。以后我们认识到,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制度、体制改革和法律手段双管齐下。我们正在压缩政府的规模,实行政企分开,在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外贸体制改革以及加入WTO,这样,我们的经济活动将更加规范。在必要的经济监管部门制定了规则。同时开展以打击走私和处理大案要案为重点的法律行动。但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解决腐败的成本很高,经济转型期的腐败是普遍问题,我们必须有长期与腐败做斗争的准备。 华: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我们认为个人自由与新闻自由有关连。您为何担心新闻自由? 江:在美国,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死了,媒体做了大量报导和猜测,使这个女孩的父母蒙受了巨大的和额外的精神痛苦。是谁给媒体权力在法律判决之前制造痛苦以满足另一些人不正常的心理并使自己大赚其钱呢?是「新闻自由」。 美国有一个长着大下巴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在中国女足和美国女足比赛前一天的节目中,在中国女足步出旅馆的画面上搞了一些身穿黑衣上写「阴毛「两字的人。是谁给了这个家伙随便侮辱别人的权力?是「新闻自由」。 美国媒体在报导警察带走古巴男孩埃连时刊登了一张警察用枪指着男孩的照片,可是据现场目击者说,枪根本没指向男孩,是由于拍摄角度,使照片产生了这种效果,结果产生了一场风波。是谁给了媒体这种歪曲事实的权力呢?是「新闻自由」。 西方媒体道听途说,硬说科索沃发生了种族大屠杀,引致北约军队的侵略。事后北约军队到处寻找,才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大屠杀,把各种原因死亡的尸体加在一起也没有北约军队轰炸杀死的人多。是谁给了媒体这种造谣杀人的权力呢?是「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不过是新闻界为使自己不受任何限制地攫取利润而制造出来的一个图腾,仅此而已。只不过新闻界利用自己能控制人们思想的特殊权力不断炒作,硬是把说了一千遍的谎言变成了真理。 20世纪30年代以前,「商业自由」和「新闻自由」一样也是一种图腾,从亚当?斯密说看不见的手可以摆平一切以后,商业自由成了凛然不可侵犯的原则。后来人们发现,自由竞争会引致合谋和垄断,会侵犯消费者利益,必须对商业自由加以限制。在美国这个最倡导自由经济的国家,在政府里成立了一大堆监管商业的部门,总数有10万人之多。在社会上成立了各种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组织。事实上,美国是经济监管最严格、最好的国家,对此我们非常赞赏。我们正在学习美国的监管体制来改造我们的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也是企业,它们不是非赢利组织,而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企业。新闻是这些企业制造的产品,它们想用新闻这个产品去**,它们就有充分的动机弄虚做假、以次充好、串谋合谋、唯利是图。凭什么新闻这个产品的质量就可以不受监管、不受控制呢?在新闻质量和新闻消费者之间不是一样存在一个信息非对称问题吗?看来,美国这个先进国家还没有想出监管新闻这种产品的好办法来,就像你们在30 年代以前对商业自由那样,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必要匆匆忙忙去抄袭你们呢?还是等你创造出更好的经验后,我们再去学习吧。 至于个人自由,任何人的绝对自由都是对别人的限制。美国南部有个工厂,白种工人在车上画着南方联邦的旗帜,非裔工人向厂方提出抗议,厂方同意不让这些车进厂门,白种工人又抗议他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侵害。倒底谁应该有言论自由的权力呢?双方都有就会产生冲突,一方有,另一方就会受到限制。 有一个人烧了美国国旗,地方法院要起诉他,最高法院认为这个人无罪,因为他有言论自由的权力。而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不干了,他们要立法使这个人有罪。倒底谁说的对呢? 所谓言论自由,本质上是一个博奕论难题,没有正确的解,所以要用民主集中制来限制它。民主就是多数原则,是用多数人的自由限制少数人的自由。集中是由多数人的代表来行使多数权力,本质上是多数人中的少数人限制多数人的自由。之所以个人自由必须受到限制,是因为还存在一个效率原则。 所以在一个社会中,效率和公正不可偏废,当效率和公正相抵触时,必须实行效率优先原则,这就是历史的逻辑,或者称为历史悖论。看来华莱士先生不太懂历史和哲学,我就不多说了。 中国共产党打败有强大外国势力支持的国民党,是因为人民支持我们,就是说多数选择了我们。所以我们执政是有民主基础的。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干预,中国还处于分裂状况,内战状况,中国的国家政治还无法进入现代国家的常态运行。一旦中国完成统一,结束内战,中国的民主就指日可待了。所以,是美国阻碍和干扰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并且把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 我把对克林顿总统说的话再对你并通过你向美国公众说一遍:请还给我们统一以让我们早日获得民主和自由吧。 ———————— 希望狼友们能辩证地分析看待一个人。 zombie·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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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留学生致信胡锦涛遭驱逐

新闻报道  | 2011.07.09 瑞典在华留学生网上呼吁民主遭驱逐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应斯文 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的瑞典学生应斯文,连续三次在网上致信胡锦涛、批评中国无民主和自由,并呼吁网民于上海外滩举行快闪活动,以抗议当局打压。日前他被上海警方以涉嫌”妨害社会管理”驱逐。   7月9日,瑞典留学生应斯文(Sven Englund)在网上发出一条信息:正在登机离开中国, 感谢所有人,感谢中国国安部门带给我的这段经历。 24岁应斯文是一位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的瑞典学生,原在瑞典攻读化学工程,去年来到中国学习汉语。他被迫离开中国缘于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三封公开信。 应斯文的三封公开信 今年4月08日,他在网上发出第一封公开信,指中国不是民主和自由国家,认为根据其性质应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共产党国”; 6月18日,应斯文第二次致信胡锦涛,认为中共在掩盖真实历史,比如”毛泽东,刘少奇、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应斯文在信中说:”我看来它们都是中国的历史的一部分,但都是很难在中国的互联网找到的。这是不是中共的决定?你们要这样做?如果你们真正的爱中 国,你们应该让我们知道历史是什么。” 6月27日,应斯文第三次发出了公开信,信中表示非常喜欢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认为他所做的是推动中国言论和表达自由的事情,他愿意效仿艾未未,准备于中共建党90周年当天的下午5点多时,在上海外滩举行”快闪活动”,他呼吁网友前往参加,在晚六点时身体定格成僵硬状态,并且能在身上写上”自由”二字,以此行动对中国当局进行抗议。 德国之声获悉,在应斯文发出第三封公开信后,上海公安局以涉嫌”妨害社会管理罪”对他进行传唤,并责令他于7月1日到复旦大学保卫处接受询问。”七一快闪”行动并没有如期举行,但应斯文仍获得了一些网友的支持。 Bildunterschrift: Sven Englund 中国当局发给他一张”两天签证” 7月9日,应斯文登机前发到Twitter上的信息,被网民迅速转载,居住在中国的加拿大人士冯三七将中国当局责令应斯文限期离境的签证页照片发至网上,签发日期是7月8日,备注一栏标有:缩短停留期,在2011年7月10日前离境。这个实际有效期仅为两天的签证也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短签证”。对此,瑞典使馆表示爱莫能助。 网友 @helio­­-wu  评论: 我今天才知道应斯文居然被传唤了。太荒谬了。人家那么喜欢中国文化的一个瑞典人,就这样被赶走了。 作家许晖说:瑞典留学生应斯文的中文名字起得真好,可惜这块土地上,斯文早已丧尽。 网友@高冬梅 给应斯文在微博上留言: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面,由文化修养最差的一帮人在管理一個国家的時代。 更多的网友则认为:中国国家政权无比强大和无敌,连个老外都不放过。 “他给中国年轻人作出示范” 由于应斯文正在回国的飞机上,德国之声暂时无法联系到他本人。 德国之声就此采访了旅居英国的评论人张啸天,他认为:”这件事反映了风雨飘摇的中国政权,面对民主自由有着刻骨的恐惧。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应斯文前两次的公开信没有为他带来风险,但在第三封信中他提了要到外滩做快闪行动, 第三封信与前两封信的区别就在于,他号召人们上街,也因此遭到驱逐,这也说明中国政府对可能发生的行动,会立即镇压。” 张啸天也认为,中国的年轻人长期生活在压抑的、封闭的、没有真相的环境中,也大多表现为沉默,没有更积极主动的去争取自由,而这些对抗行为由一个外国留学生应斯文来完成,他给中国年轻人做出一个示范,自由原本应该在每个年轻人的心中。 作者:吴雨 责编:石涛     意见反馈  »  |  电子邮递  »  |  打印  » 更多文章   Share this article What is Social Bookmarking? RSSリーダーで見る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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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推特和脸书真的制造了革命吗?

核心提示:从伊朗到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其他,推特和脸书都是公民起义的有力武器――但是社交媒体只是民主革命传播的因素之一。 原文: Social media: Did Twitter and Facebook really build a global revolution? 作者:Jina Moore, 发表:2011年6月3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阿拉伯的劳伦斯”翻译 纽约―― 这就感觉无论我们身在何处,都在关注着这件事。 脸书页面上充满了抗议计划的喧嚣。照片被上传到照片分享网站Flickr,视频则被存放在YouTube。抗议者们仔细规划他们的起义和随即而至的暴力镇压。他们通过短信息和脸书上的更新来实时调整他们在线目录的内容。 更不要说所有的推语了。 在观察了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发生的事件几周后,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推特制造的全球革命――而且,也许只有推特和其它技术才能创造。 “这些技术――从手机相机到推特的每一样事物――不仅共同扰乱了其它诸如电话和报纸等可以被军队关掉的技术,而且搅动了整个社会结构。社交媒体真是一个催化剂,”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安南伯格领导和政策交流中心(Annenberg Center on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 Policy)的高级研究员彼得・ 赫什伯格(Peter Hirshberg)说。 是不是觉得所有这些听起来有些耳熟?你的感觉没错。两年前,当伊朗的民主活动人士抗议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amoud Ahmadinejad)的重新当选的时候,全世界都在观看他们的推特发言。在这个少有外国记者、信息又被严格管理的国家,这次绿色革命很快就被称为”推特革命”。 当起义遭到镇压的时候,被一位作家称作”网络乌托邦主义者”的网络革命热衷者们懊恼不已。因为相信”能被全世界听到的推言”可以给他们带来民主,他们看起来是那么天真。 但是,当突尼斯和埃及腐败的独裁者们在今年初倒台的时候,网络乌托邦主义者的梦想又复活了。没有人知道这些已经流传到叙利亚,也门和巴林的起义是否也会成功,但是(世界)各地的政府似乎都有所警惕,同时自问:是否一条由足够多的人发送的简单的文字短信就可以推翻所有的独裁者? 社交媒体和阿拉伯之春 实际上,这得看谁接到了那条短信。分析师和和观察家们说,在阿拉伯之春期间,社交媒体网络的使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组织工具,一种是广播平台。 总部位于英国的利比亚青年运动的一位代表奥马尔 阿梅尔(Omar Amer)说,”如果没有社交媒体,全球对利比亚事件的反应将会柔和得多,而且会被严重耽误。” 在突尼斯的起义被全球主流媒体报道之前,关于它的新闻已经在推特上快速地传播开了。第一家报道起义的媒体,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也严重依赖来自社交媒体的信息。管理着青年运动脸书页面的阿梅尔说,”一位在班加西的示威者告诉我,’我们的任务是抗议,你的任务是告诉世界现在在发生什么。'” 尽管社交媒体的广播能力帮助传播了起义的消息,但是在面对起义组织问题的时候,对社交网络的国际化乐观也许就有些错位了。扎根下来的网络行动主义比最新的社交媒体大牌要重要得多。 “数字行动主义并不是从推特和脸书中脱胎而出的。自从博客出现后,它就一直存在,”全球之声在线(一个有300名志愿博主通过30多种语言写作,分析并翻译新闻的网络)的联合创始人吕贝卡 ・麦金农(Rebecca MacKinnon)说。她认为博主们的联网和全球行动主义的起点在2000年或2001年。她指出,在突尼斯的例子中,一个叫做Nawaat的不知名的社交网络品牌却是突尼斯最流行的博客平台和新闻聚合网站,在推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位博主说,在叙利亚,实际上是老式的的行动主义把数字世界推进了对抗总统阿萨德的战斗中。 “是街头行动领导了博主,”马塞尔 谢瓦罗(Marcell Shewaro)说。在她创建了三年的阿拉伯语博客 marcellita.com (她说这个网站一个月有5万的点击量)受到来自政府的含蓄的威胁后,她于6月19日离开叙利亚,前往开罗。”三个月前,即使在餐馆里,我也不能谈论阿萨德。现在,我们都在说,’好吧,(示威者)正在相继死去。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写。如果我们现在不说,就永远没有说的机会了。’所有人,甚至连80后都讲出了自己的故事,因为人们现在感觉到自己不孤独。” 开罗的摄影师亚西尔 阿尔万(Yasser Alwan)说,这种感觉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而这种方式实际上也救了那些在解放广场上的人。他曾在广场上和抗议者们一起呆过两个多星期。他说,”人们自发地建立了20个洗手池和20个厕所。人们拿来毯子和捐献的帐篷――四分之三的晚上在下雨,于是又拿来了油布。整个社区在三四天内就建立起来了……这也是能让人们留下来的原因。”阿尔万说,那些相同的联系也使得人们能够在2月2日,政府的第一次围攻中生存下来。 多年来一直关注阿拉伯世界新旧媒体的吉利安・ 约克(Jillian York)说,线下行动和线上行动主义的共生关系对抗议的推动极端重要。 约克也是电子前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一个在线数字民众自由倡导团体)下的国际言论自由(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Expression)项目主管,他说,”这不仅和有什么样的政治环境有关,也和有什么样的传统活动人士网络有关。埃及有长期的在线活动人士,他们长期使用这些平台来开展他们的活动……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也知道如何使用这些平台来实践行动主义。所以,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了要往哪里走。” 最著名的是2010年的哈立德・萨伊德(Khaled Said)谋杀案。它推动了网络上的愤怒和组织活动。据说这位年轻人上传了一个亚历山大警察腐败的视频后,被警察谋杀。他的死引起了网络行动主义的大爆发。谷歌公司主管,互联网活动人士瓦埃尔・戈尼姆(Wael Ghonim)创建了一个大受欢迎的脸书页面: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伊德。一张太平间里萨伊德面目全非的照片像病毒一样疯传,驳倒了警察试图否认谋杀的声明。 根据迪拜政府学院的第二份阿拉伯世界媒体年度报告,在中东地区,1/4的脸书用户是埃及人。报告说,从今年1月到4月――解放广场起义的高峰期――在社交网站上的会员数增加了200万。 而在另一边,利比亚则没有像埃及那么多的脸书用户。居住在开罗的利比亚活动人士塔赫尔 穆罕默德(Taher Mohammed)说,”利比亚的普通人不用脸书。”数据支持了他的说法: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不到5%的利比亚人使用互联网。 穆罕默德补充说,”就是那些使用互联网的人,在革命之前,他们有多少人有胆量使用社交媒体进行活动?” 推特之前的革命 推特和其它社交媒体都是新事物,但是一个时代的主要媒体对推翻政权的动力的重要性,则有着长得多的历史。 赫什伯格说,”现时的媒体在革命中一直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美国和法国革命中,印刷手册是强大的武器。而当霍梅尼1979年在伊朗重新掌权的时候,他的革命……是通过磁带传播的。我们今天只是有了新的东西。 ” 美国的媒体大亨费尔南多 斯普拉斯(Fernando Espuelas)在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美洲推广聊天室。十年前,在一个通常和数字行动主义没有联系的国家,他偶然见识了早期的社交媒体在政治异议中的角色。那是在阿根廷,他正巧遇见了由比索危机引发的反政府暴乱。 在经济危机影响下,街道一片萧索。”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了一群人,”他回忆道。”整个互联网上都是大规模的邻里组织……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公众的意见或行为,因为这些实际上都是通过看不见的在线交流――聊天室和早期社交媒体的邮件列表――组织的。” 他说,这段经历让他印象深刻。因为跟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样,拉丁美洲也长期受到残暴的独裁者的控制,而这些独裁者的统治依靠的是恐吓。网络专家说,当社交媒体变得更加成熟,政府就更加难以维持腐败和暴力所需的大众沉默。 斯普拉斯说,”很难守住秘密,很难让人们不去交流他们看到的东西。因此,最简单的两种压迫工具:沉默和秘密,再也不能起作用了。除非你打算使用最后的工具,像六四事件那样,派坦克去屠杀……人民。” 在天安门抗议发生十多年后(译注:原作此处有误,应该是二十多年),在今天的中国,政府控制数字空间的力度和控制现实空间的力度一样大。这也使得即使你有最先进的技术,[在中国]阿拉伯之春式的起义还是不太可能。中国当局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来过滤社交网站上敏感的政治新闻和信息。而他们在这一方面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政府都强得多。 “跟埃及或者突尼斯那些反对新技术的政府不同,中国人在理解、监视和操控社交媒体上非常老道,”北京的独立互联网分析师比尔 毕夏普(Bill Bishop)说。 他们也足够精明,知道应该害怕什么。一份由官方的中国社科院的智库去年发布的报告警告说,社交网站是”国家安全面临的一个挑战。”在中国,如果没有高级软件帮助用户翻过审查的”防火墙”的话,你没法打开脸书,推特和YouTube。 但是,在中国4.6亿多网民中,超过一半人在使用那些网站的山寨版,比如新浪微博,一个增强版的推特克隆网站,或者人人网,一个很像脸书的网站。 如此众多的用户在发送如此众多的消息,中国政府对网络空间的严密控制也不能总不让信息泄漏出去,尤其是从中国版的推特上。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新闻学教授肖强(Xiao Qiang)说,”政治敏感信息在新浪微博上的传播速度让人难以置信;它和博客有质的不同。” 尽管中国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网络上却经常会有一些关于中国政府滥用职权的悲惨故事。当一位内蒙古的牧民被一辆运煤车撞倒并碾死,当地居民开始抗议政府运营的煤矿。审查机器没有能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上封杀掉所有提及这些抗议的内容。但是当地政府使用安全部队和并向牧民承诺公正处理,迅速地平息了事态。 而且有时候,一些消息也能漏网。还是在5月,钱明奇在江西向三栋政府大楼投掷炸弹,自己和其它两人被炸身亡。他曾经在他的新浪微博(推特克隆版)账户的最后几条发布内容里,暗示过自己的打算;他早先的发言描述了他因为认为政府对他的房子进行了非法拆毁,而争取政府赔偿,最终无果的为期十年的维权经历。 爆炸赢得了博主和微博用户的大量同情和支持,他们并不把钱明奇看作一个恐怖分子,而是政府不公的受害者。当数百条悼念信息发送到钱明奇的微博账户上之后,新浪关闭了钱的账户。 但是网络同情是一回事,现实世界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毕夏普说,中国人的办法是把后者最小化。”而这确实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最近一轮对中国政治活动人士的逮捕和消失已经比较清楚地表明,中国当局不能容忍在线鼓动往线下的转移。尽管肖强一直认为”革命将会被’博’出来”,但是他也承认,这需要时间。 这是因为互联网审查不是”茉莉花革命”的唯一障碍。很多中国人觉得,如果要起义,他们个人生活中有太多东西要承担风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家流行互联网门户的前主管说,”我自己很愤怒。但是我有房子,有车子,还有工作。我必须考虑,如果我去抗议,我将失去所有这些,而且还不能保护我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你敢去拦坦克吗?” 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实行严密的互联网审查的亚洲国家。在越南,访问脸书的难度众所周知,不过越南政府否认它屏蔽了这个网站。而在缅甸,你仍然几乎不能发出一条短信,更别提发推了。 泰国政府对它所有的媒体严密监控。在去年的泰国暴动期间,脸书用户们实际上放大了社会分化,并对经济阶层的普遍仇视火上浇油。在曼谷负责大众媒体改革运动的Supinya Klangnarong说,在7月选举即将临近的时候,来自农村和穷苦的工人组成的”红衫军”正试图控制旧媒体和新媒体。 与此同时,缅甸的异见人士则在使用泰国的网络连接来跟全球沟通 ,推动民主――当然,缅甸政府也知道这个事实。在过去的一年,由流亡泰国的缅甸人开设的民主网站Irrawaddy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网络攻击。这个组织的编辑Aung Zaw说,这些攻击可能是由缅甸军队和海外的缅甸使馆协同完成的。 正如在埃及和利比亚的例子中发现的,网络干扰可以在有一点上十分有效。在 1月底,埃及威胁全国30多家网络服务提供商,要求它们切断互联网,而在利比亚,现在都还很难上网。但是像比如在叛军的要塞班加西成立的报纸《起义后后的利比亚》,使用他们的卫星连接来跟利比亚的主要网络通信。甚至在Quryna,这家曾经受到卡扎菲控制的报纸内部,也有一些工作人员偷偷地使用报纸的卫星,向外国的新闻机构发送消息,而且还在起义最开始的几天在脸书页面上发布内容。 博主谢瓦罗说,与此同时,在叙利亚,多年的政府审查已经教会了他们使用工具来逃避审查――尽管叙利亚也把在线行动主义看作一个严重的威胁。”他们从穆巴拉克那里得到了教训:千万别让博主们继续下去。” “手提箱里的互联网”解决方案 技术人员熟知政府封锁互联网的广播和组织能力的容易程度,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开放技术动议(Open Technology Initiative)一直在发展”网状网络”。在压迫型社会里,在即使没有大量网络连接的情况下,这个技术仍然可以起到交流和组织的作用。 开放技术动议的科技人员乔治华・金(Joshua King)坦承道,”它并不是一个真的手提箱。”他说,栅格网络的想法出现在2000年前后――这种网络一度给雅典的所有数字通信提供支持。”即使没有互联网连接,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提供本地服务。” 同时,不仅是政府控制限制了异见在社交网络上传播的有效性,社交媒体公司自身也起了相同的作用。电子前线基金会的约克说,”我们没有想过这些实际上是私人拥有的空间。它们归社交媒体公司所有,所以我们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个人化的。” 这些公司很容易就能追踪到用户数据――并与政府分享,如果政府要求,或命令它的时候。2005年,雅虎公司承认,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之下,它向政府提供了至少一个人――师涛的用户数据,在师涛发布反政府的批评言论的时候。而雅虎一直否认自己知道师涛的记者身份;师涛最终被判10年监禁。 推特已经说过,在”合法要求”的情况下,它会交出用户数据,但是至少它在这么做之前已经警告过了用户。脸书则坚称它不会与政府分享用户数据,但是像约克这样的分析师并不相信这个声明。 同时,各种企业自己的内部政策也对未来的网络活动人士造成了其它的困难。比如,脸书要求用户用自己的真名,而且任何用户都可以举报别人可能在使用假名,这对在独裁政权进行活动所需的匿名造成了极大的困难。YouTube禁止用户上传暴力的画面,在利比亚起义的最初几天,很多视频都被移除(这家谷歌公司的网站现在对来自利比亚的视频采取了一个更加宽松的政策)。 当革命只是一条推 观察家们认为,无论技术在联系个体,讲出真话方面有多大的作用,单单一个推特并不能产生成功的革命。约克说,”成功的在线行动主义必须要有一个线下的部分。” 如果埃及的起义不能完全地证明这个道理,那么乌干达的失败行动应该可以。今年春天,数百人走上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街头,抗议上涨的食物和燃料价格,抗议持续了5个多星期。抗议的领导者是在2月的总统竞选中输给了穆萨维(Yoweiri Museveni)的内科医生Kizza Bseigye。抗议者们涌进脸书和推特,以#walk2work为标签不断地发布消息。但是如果在推特上的运动看起来很强大的话,它在现实的街道上却没那么受欢迎。 当时,坎帕拉的一位媒体培训师格蕾丝 纳塔巴洛坐在电脑前,实时地关注并分享着社交网络上的新闻。她说,”我闹出了很大的动静。我跟人们分享我的观点,发布任何我能从脸书上得到的内容。这更像是传播信息,将讨论推向深入,但在现实的层面上,没有人走向街头。” 媒体监控组织Memonet的项目经理Mholes Kalule同意格蕾丝的看法。他说,”社交媒体上的精英,记者们只是相互之间谈论,而不告诉人民。”那些人之间隔着很深的社会鸿沟,想改变他们需要一个比即时通讯更加强有力的催化剂。 而这也揭示了在其它国家,甚至包括部分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的一些事实。即使在有大量普通年轻人使用互联网的国家里,也不是所有的推文总和运动有关。 “运动只是互联网内容的一部分,对吧?”伊斯梅尔 穆东高乐(Ismail Mutongole)问。”我不用那些东西,我没有任何需要上网联系的人。” 北京的彼得・福特,开罗的莎拉 林奇,坎帕拉的麦克斯 德雷尼,曼谷的西蒙 蒙特雷克,以及一位河内的记者对本报道亦有贡献。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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