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心向背

冉按: 这是为11月号《明报》杂志的“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特辑”的专文,此辑文章写作者和采访者有徐友渔、北明、刘绍锐、陈子明、陈彦。其网址如下: http://www.mingpaomonthly.com/cfm/main.cfm 。大家可以移步观看(当然有些文章只能看到摘录)。现将拙文全文刊载于敝博,请大家批评。 2010年10月30日8:19分于成都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生活在中国本土的人,第一次有幸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也是自诺贝尔和平奖有史以来,继著名非战人士、记者奥西欧基狱中获奖之后,第二位在狱中获得和平奖的人。此前中国人获得与诺贝尔奖有关的奖项,早已离开中国,甚至已非中国国籍。由于当代中国是个不鼓励创新、没有言论和学术自由,且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的国家,尽管中国“贵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总是与诺贝尔奖无缘。因此诺贝尔奖只要与中国人沾点边,都会成为传媒和大众口中争相腾播的谈资,甚至每年到颁诺奖的时候,传媒就会出现短暂的意淫状态。   法国籍中国人高行健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官方展示了他们叶公好龙的本领,这回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们干脆将一些欢呼和“饭醉”的人抓起来。对于诺贝尔和平奖花落一个被他们诬入狱中的“犯人”,中国官方是如此地恐惧,的确让世界震惊开眼。人们不免要问,一个到处送钱、四处做金元外交的政府,一个动辄用经济牌来威胁它国的政府,为何害怕一项推进人类美好事业的和平奖呢?一个小小的诺贝尔评委会组织,为什么不买中国政府的账,却“一意孤行”地要“伤害” 中国人民的感情,将一项和平奖颁给中国政府的批评者刘晓波呢?其实这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而是因为中国政府经常粗暴侵犯民众的人权所致,而刘晓波只不过是中国不少争取民主自由的人中之杰出者罢了。   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社会的变态维稳,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整个社会深刻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曾经深度参与了八九六四运动、矢志不渝要为中国民主自由事而战的刘晓波,参与了以推进宪政改革为主旨的《零八宪章》的起草工作。可令人气愤的是,中国政府竟将这样真正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的人逮捕入狱,而且使尽一切手段打压零八宪章签署者,不把争取民主自由的和平力量扼杀在摇篮之中,他们是绝不收场的。但事实并不如官方所愿,虽然中国政府挖空心思用强大的GWF等工具摒蔽诸种信息,传统传媒亦严加管制,但信息全球化使得他们任何想要掩盖的丑行,都远不如以前那般顺利。刘晓波被抓及其他同道遭打压的事迹,藉半残废的中国互联网传播开来,持续发酵,终至得到全球许多人士的关注,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多重意义,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意义是可以藉此回望和前瞻人心向背。人心向背似乎看上去眩不着边,但从内容上来看包括公平道义和实际利益诸方面的考量,从地域界别上看则可分为世界与中国。历来对诺贝尔和平奖的颁授和获得者,固然有不少争论,但不管有多少争论,说这些获奖者对世界许多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我想大家应该有比较相同的看法。一般说来,诺贝尔评委会不会莫名其妙地将诺贝尔和平奖这样重要的奖项颁给无名小卒,因为这不符合这个奖项的荣誉——诺贝尔和平奖自身荣誉的核心理念就是:倡导理性和平、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也是自砸牌子。也就是说,自八九血案以后,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争取自由民主的人士,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终于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不顾中共的利诱和压力,这本身就说明中国反对派的力量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也让西方各国政要在与中国合作时,在注意利益之外,不得不坚持从人权等普世价值上给中共施加压力,令世界上更多的人民认识到“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的虚幻。   八十年代对官方多是文学式的批评,反抗大抵是道义的上反抗,而且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群体里。而如今对政府的批评多是法律和政治上的批评,反抗则大多是具体的维权式的反抗,而反抗也多集中在底层。两个时期各有侧重和缺陷,如今缺少更多的知识分子具有超越性地批评政府的诸多不是,因为八九血案后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被官方收买了。也就是说,如今的道义反抗集中在以刘晓波为代表的少部分知识精英身上,正是这种不懈地坚持,构筑了底层维权和异议阶层有某种程度上的结合。底层民众通过自身利益受损,通过血拆、上访、被关黑监狱、强行送精神病院或劳教,终于弄明白,向一个不受制约的强权政府索要权利,必须关心那些具有一定话语权、且富良知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反之,知识分子亦意识到关心底层具体维权者的利益,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意义。十多年前许多良心犯受审被关,别说一般民众不明就里,就连我这样比较关心社会现实的人也所知不多。这里面固然有彼时网络不够发达的因素所致,但问题在于,那时普通民众对自身利益与社会进步的关联,远不如今天这么看得相对深透,同时知识分子与底层维权者的互动也远不如今天这般多。   以我的切身体会和具体观察,十年来特别是近五年来,遭受各种各样打击的良心犯和维权人士,他们得到了较多的道义和物质支持,这是十几年前不可想像的。我认识的一些人,不仅不把为坚持正义而遭受打压的人,视为异类,而是从各个方面加以保护和支持,这不仅在动辄要和“反革命”划清界线的年代不可想像,就是在2005年以前也是少见的。以四川为例,谭作人、黄琦、刘贤斌等人被抓遭判所得到的诸种道义声援和物质捐助,就不说了,就是不太知名的“链子门事件”和左小环案件,也得到了程度不一的关心和支持。滥觞所及,饱受监狱之苦的良心犯,一旦他们出狱,也得到了此前不曾有过的欢迎和支持。正是因为社会不懈的关怀和支持,使得良心犯家属不再埋怨他们,其周围的人们也不再歧视他们,甚至逐渐引以为荣。这个心理态势上的转变,看是小事,实则蕴含着人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批评,对腐败、强暴的政府在精神和心理上的抛弃。中共官方现在军力的强大、税收的丰盛、传媒的愚弄等方面,都还占有比较强的优势,但你看由蜂起的群体事件和频发的灾难,所造成的变态维稳,则不难从中窥看人心向背之一斑。   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因大规模正面抗战,损伤了不少军力,共产党消极抗日趁机坐大,固然是不到五年国民党政权易手的主要原因。但其中艰难的民生问题所带来的民心向背,在国共两党易势上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今天,中国的经济看上去繁荣,但其畸形病态,政府腐败不堪,贫富差距前所未有地拉大,都在加速民生问题给这个社会所带来的动荡困境。政府主导型经济的浪费腐败和效率低下、国进民退对经济活力的打击、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诸多社会不公,使得一个意识形态尸骨不存、没有基本诚信、制乏底线政治伦理的政府,迟早都有被民众抛弃的危险。在这种需要重建社会公正、呼唤自由民主的时代,以刘晓波为代表的正义之士的出现以及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可谓适逢其时。刘晓波获得诺奖既是民心向背的产物,也是进一步促成中国社会民心向背的分水岭。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从受奖主体来看,当然是表彰他从八九血案以来,坚持以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理念,持续不断批评中国政府和推动社会进步所做出的努力。但从和平奖的覆盖面、影响力、后续发酵来看,毋宁是对二十年来推动中国民主自由进步事业的所有人的一次集体褒奖。因为如果推进中国民主自由,没有较为广泛的民众基础,无论刘晓波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达致今天这样的结果,所以他在获悉自己得奖后,含泪说这个奖献给天安门血案中的亡灵。而那些为民主自由而死的六四亡灵只不过是所有推动民主自由事业的普通人的代表,进而言之,刘晓波亦只是“零八宪章”群体的代表,我们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领会刘晓波这句话,才能洞穿其间深蕴人心向背的含义。刘晓波获奖,其短期效果是激励更多同道不懈精进,其长期效果则是持续发酵,使更多的人加入到争取自由的事业中来,最终达致民心向背的实质效果:把世界上最大的独裁专制国家和平转型为民主自由的国家。   2010年10月10至11日成都   © 日拱一卒,不期速成。非商业性转载,请全文转载并署作者名。商业性使用,请联系作者。欢迎访问我的独立微博客 http://ranyunfei.shoutem.com 和推特: http://twitter.com/ranyun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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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推荐:六月的逃兵

这是第一个读者推荐:欢迎推荐文章,发送到 jerryofwong@gmail.com 。 作者:逃兵 有一年,也是六月。我在驻北京的美国三大媒体公司之一做事。那是一个多事之春。从年初开始,就是老布什总统访华,然后又是前中共领导人的去世。。。到了六月初的一天夜晚,多事之春终于被划上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和一个更大的问号。 我那时还是中国公民,第二天早上,便忙不迭地去找我的老板:是非之地,呆不下去了,我要辞职,脚板抹油,走人。 不曾想,老板也正在找我。他说,在北京饭店里,有一个我们的澳洲摄像师和他的英籍录音助理,刚刚拍下一些很重要的材料。老板说,要我自己亲自去取,而不是派在我手下帮忙的20来个广播学院的实习生去。这对我来说,可就进退两难了。本来我是来辞职的,现在却被派了任务,而且显然是挺重要的任务:到这一天以前,我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需要自己去什么地方送取什么东西的。 我那时年轻,脑袋容易发热。同时,这家公司对我很是不薄,80年代的中国,一天能付200美元,还是现钞。我想来想去,觉得不好在这个时候给人家掉链子,于是就答应了。但是,刚刚答应之后,就后悔了。因为老板说,”外面据说还算安全。”可我从他的语气中,能听出来他的这句话,还不如不说。外面显然不是那么安全。 我从我们办公的王府饭店,步行到了北京饭店。上午10点 多钟,但街上很少有行人。偶尔能听到,有清脆的鞭炮般的声音,从各处传来。在长街的转角处,我看到一些北京市民,捶胸顿足,低声怒骂。一个老者,被几个年 轻人两边架着,疾步向协和医院奔去。据说他的嘴被抢弹从一边打入,又从另一边穿出。老者低着头,身体向前倾着,显然是万分痛苦。 到了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我硬着头皮,向他们走去。 我的背包里,放着一盘刚刚启封的,全新的录像带,是为了换下我要取的那一盘有了素材的带子的。我面对这些执行公干的同胞们,心里尽量坦然地安慰自己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这带子上更是什么都没有。 一边想着,一边我已经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大厅里。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进电梯,看着电梯关了门,始终没有人喊我停下。 到了14楼, 我找到了我们的摄像组的房间,上前敲门。只听里面一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门。却原来两个老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 然后还换上了睡衣,看上去俨然一对同志哥的样子,甚是可笑。见到是我,他们认识,松了一口气,立刻又把摄像机架回凉台,一边,摄像师把我带去的录像带装进 机器,一边,录音师把我来取的那盘录像带交在了我的手上。 我乘电梯下楼,走到前庭。这一次,我的包里面放的,是有了内容的录像带。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那几十步,实在是我此生迈得最沉重,最漫长的步子。 当我走到那门口时,我终于可以看到那些人的脸孔。我只是感到,一种无声的压力,一种。。。忿怒。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我离开北京饭店,快步走回王府饭店。刚一到,编辑就把我带回的录像带拷贝出来。他们拷贝的时候,我有意躲得远远的,不想知道那上面是什么。这样,如果有问题,我可以一问三不知,一推六二五。当然,这只是我自己主观地在自厢情愿,或者叫自欺欺人。 我正在想着对老板说辞职的事情,突然,老板又让我把那盘录像带的拷贝送到首都机场去”放信鸽”。我没辙,只好又去了机场。我对自己的安慰还是,我对录像带上的内容,一点都没有概念。 “放信鸽”是美国电视的专业用语,意思是,到机场等地方把材料交给任何看上去可靠的旅客,给他/她一些酬劳,托他/她带到航班要去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卫星传播普及以前的古老做法。但是,北京这个时候的卫星传送早已被切断,只有回到这个办法了。 首都机场里人山人海,都是惶惶然急于离开北京的外国人。除了人多以外,还有一点让人毛骨悚然:诺大的机场大厅内,排队的,挤来挤去找地方的人们无数,但多数都是一言不发,面色焦急,凝重。与平时这里那种人生嘈杂喧嚣相比,这个时候,空气中竟凝固着一种令人几乎毛骨悚然的—寂静。偶尔有人小声说话,也是莫名其妙地谨慎,好像不愿对方听到似的。 我在去香港的航班队伍中,找到了一个40岁不到的,商人模样的美国人。我将挎包里面的录像带拿出来,和一张100美元的钞票一起递给了他,一边解释说,我是某某美国电视公司的,请求他做我们的信鸽,希望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好回到办公室就传真到香港,这样他下飞机时,就能立刻交给我们在那里接机等他的人。。。那时离开1997年还有好几年,香港的卫星传输系统自然没有被切断。 那个美国人看着我,又看了看手中的录像带。然后,他点了点头,脸上几乎没有表情。我记下了他的名字。罗伯特。罗伯特对我说了几句话,让我永志难忘。但是,请容我等下再复述。 我离开机场的时候,也许是疑心疑鬼,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我对自己唯一的安慰还是,我对那录像带上的内容,一无所知。 回到市内的办公室后,我再也不敢耽搁了,马上找到了老板,告诉他我完成了最后的任务,但是对不起,本人是个逃兵,现在不得不请辞了。老板似乎这时才意识到,我和他不同,是持中国护照的人。他想了想,表示理解,给我开了工资,放了生。 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也一度慢慢被淡忘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被称为20世纪最能展现人类大无畏精神的画面。 我的记忆被激活了。 I9B9年的6月5日上午10点多,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的中国男青年,赤手空拳地横然挺立在隆隆的担克车队前面,视死如归。包括我们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家境外新闻公司,在他挡担克的长街旁边的北京饭店的楼上,拍摄下了他的形象。 数分钟以后,我要辞职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之前,被老板指定,要我必须亲自去北京饭店,取回一盘录像带。取回来之后,又万般火急地要我去首都机场”放信鸽”。。。 从时间,地点,和上司对之如此超级重视等方面看,我这个逃兵,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每时每刻都在用”我不知道录像带上面是什么内容”试图自我安慰的情况下,无意中却给全世界在第一时间内送去了那一整代人中国人中,最后一个不肯当逃兵的人的图像。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地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的,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 并拿回了录像带,是不可能的。我刚才说过,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一心在想着当逃兵的我,自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这些人,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开他们的亲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非没有危险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荤。 最后,让我告诉你,首都机场上那个美国人罗伯特对我说的是什么: “我十分,十二分地感到内疚和惭愧,在中国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什么都不能做,只有选择逃离,而且有这个特权能够逃离。这个钱我不要。我虽然不知道这录像 带里面是什么,但是请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它,把它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也算是我个人为中国人做的一点点事情。” 我今天回忆这些的时候,唯一的遗憾就是,罗伯特和我这一对逃兵中,有一个恐怕将永远不知道我们在逃跑的路上,有意无意地为世界做了什么。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 :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上传泄密文件: https://uploadleakfile.appspot.com/ Paypal捐赠: Donate@UploadLeaks.com 广而告之: YesVPN,美国VPN服务包月仅10元! http://bit.ly/YesVPN 威众安全路由器,硬件翻墙解决方案! http://bit.ly/9T4y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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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红:崔之元通过曲解美国来曲解中国

看到本月初中欧文化论坛上中国学者对欧洲学者提到1989年六四事件的反应,其中清华大学一个名叫崔之元的人举了两个美国历史上的案例为中国官方的政策辩护。 第一个案例是1932年发生在美国华盛顿的退伍军人被镇压事件。这些一战时期的退伍军人在大萧条期间向政府请愿,要求兑现当初许诺的经济补偿,在得不到答复后在国会山前安营扎寨,数月后被军队武力驱散,死伤数十人,当时调动了坦克和马队。 在为“六四”辩护的声音中,这起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到。崔之元说他“六四”时在美国,是在电视上听到基辛格说没有哪个政府会允许首都市中心的广场被占据如此之长的时间,并举出1932年美国的这起事件为例。崔说“我在美国生活了十七年,除了专业的历史学家之外,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美国人谈到这一事件。”崔的意思想来是要说美国人自己也不提这件事,就象中国人不提“六四”一样。 事情真是这样的吗?80年代中国翻译过一套通俗版美国现代史,叫作《光荣与梦想》,在美国是很畅销的,里面详细介绍了这起事件,我当年(远在六四之前)就是从那套书里面了解到这起事件的。因此,这起事件不但在美国从来没有被刻意隐瞒过,没有成为禁区,而且飘洋过海被介绍到了中国。今天美国的很多社区图书馆里都有题为bonus army的CD 或者录像带,介绍的就是这件事。书籍和文章就更不用说了。 “我在美国生活了十七年,除了专业的历史学家之外,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美国人谈到这一事件”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说日常生活中没有人谈吗?那一点都不奇怪,谁会在日常生活中谈这样的事呢?如果是说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那么崔本人不是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吗? 过去,在为六四镇压辩护的人那里,美国1932年镇压退伍军人的事件被拿来说明“美国也镇压的”,好像一个今天的强奸犯举着一份发了黄的报纸告诉你说半个世纪前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强奸的,还登在报上了。今天的崔之元则发现了这个案例的新用处,说“美国镇压后也没有人提的”。可惜,一本中文版的美国通俗历史书就揭破了他的谎言。 为了说明不提六四有理,崔还举了第二个事例,说受到1932年那起事件的启发, “我于是对西方的宪政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对此做出了深入的研究。有件事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183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议案,叫做gag rule ,也被叫做闭嘴法案。该法案规定任何有关要求废除奴隶制的提案都应该一律被搁置,国会不会给于讨论。即使是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林肯当时也投了支持票,林肯当时还仅仅是国会议员。这就意味着投票支持这一法案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支持奴隶制的人。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林肯认为解决一个敏感问题的最明智的做法是暂时搁置等条件以及时机成熟的时候再作解决。二十年之后,林肯果然成为美国历史上废除奴隶制的总统。这就说明他当初做出的决定是完全是有理的。 所以,所有的事都是有关联的,这就使我想起德国哲学家尼采在他的《历史对人生的利与弊》一书中曾经指出,对某个人和某个民族来说,有时候,最明智的方式可能是遗忘,也就是他所说的‘积极健忘,’因为你如果总是揭开过去的创伤的话,或许对你并没有益。” gag rule确有其事,但这完全是运用在美国国会(以及其他有些国家的议会)讨论的场合,为了避免政治意识形态和党派的分歧影响正常的程序和对紧要问题的处理。但是这决不是说在社会上对这些问题也不能讨论。恰恰相反:当时正是因为美国社会在奴隶制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所以即使身为废奴派议员,为了国会的正常运转,林肯也不得不赞成gag rule。 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六四是一个社会上可以公开议论的问题吗?当然不是。绝对不是。六四是一个由政府设置和监控的言论禁忌。 人们或许可以说崔之元对美国史一窍不通,那么中国的现状呢?如果他是用这两个完全被曲解的美国史的案例来说明1989年以来的中国,那么他所说的中国不是受到了双重曲解吗? 最后应该补充的是,1932年退伍兵的被武力驱散,受到美国众多报章的严厉批判,几年后罗斯福当总统时便兑现了给这些退伍兵的承诺(当然也和当时二次大战的环境有关),用实际行动纠正了错误。 而中国的六四呢? tags: 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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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刘晓波的第三封情书:但你们也要“买单”

给刘晓波的第三封情书—— 但你们也要“买单”         晓波亲亲如晤: 先给你看一个故事。去年 2 月 5 日我因签署零八宪章和接受外媒采访而“喝茶”,当晚将此事告诉了美国哥哥大卫。第二天,他在邮件中写道:     小昭妹,当一个普通美国人,我还是很难体会到你的喝茶事。我一辈子只经过一次这类的事。可是,那次是我故意搞的。 1977年,我跟 300 个史丹福大学的同学示威,反对南非洲的种族隔离政府。我们要求大学不再投资在南非。我们占领一间房子,不肯散。静坐在那边,等警察拘捕我们。有的同学怕学校也会另外惩罚我们,把奖学金解除掉,甚至不给我们继续读书。可是我那天全心的支持我的同志们,不管学校和警察怎么做,我们还是要连在一起,让大家了解到我们的合理的要求。 那天,被拘捕,带着手铐,算是我一辈子最光荣的日子之一。后果?我们案子里,谁都认罪。要付$ 50 罚款,可是不用坐牢。奖学金还是能够有。可是,最重要的后果是每一个报纸,媒体机构都报道这条大新闻—— 300 个大学生被拘捕!到那时候,没有多少人留意到南非的问题。我相信,从那天开始,不少的美国人突然留意到这个很重要,很可恶的事。     晓波,先搁下大卫的陈年旧事。我再讲一个新故事给你听。 去年 9 月,我在重庆老家(近郊一座小城市)。那天去南坪办完事,乘公交车回家。还有十分钟就到家的时候,堵车了。那条路是新修的宽阔大道,平常基本不堵车的。听说是有人在“堵路”。 我肚子饿得咕咕叫,急于回家吃中饭。堵在路上没奈何,下车去看看。 往前走了一段,见二十多个男女老少排成一线,将公路拦腰截断。来往车辆都被堵住,望不见头尾。边上散着十来个警察。有个三十左右的女人,显然是带头堵路的,正和警察争吵。我凑上去旁听。 事情是这样的:昨晚有个男人骑摩托车,被一家单位的汽车撞死了。当晚,死者家属要求赔偿,那家单位本来答应,“但是直到半夜两点多钟都没送来。我们找交警队,找区政府,都把我们当球一样踢来踢去……”女人愤怒地说。 堵路的地点就在撞人单位的门外。单位大门紧闭,不晓得有没有领导出来。 警察们态度很好,百般劝解,劝家属不要堵在路中间,影响交通。“事情会给你们解决的,”一个年轻警察说,“但你们也要为此买单。” 我心中一动。这警察有水平。 晓波,故事讲到这里,你有什么感想?告诉你吧,我对“买单”二字深有共鸣。 死者家属的遭遇令人同情,这种事在中国的发生率也很高。他们有权抗议。但他们采用了违法的方式——聚众堵塞交通。 围观的乘客,大部分都同情死者家属,但,不满:“跟我们没有关系,为什么要影响我们呢?” 被堵在路上的,总有几千乘客。一不曾作为肇事司机撞死人,二不曾作为肇事者单位拖延支付赔偿金,三不曾作为执法部门互相推诿。何辜?为什么要侵犯我们的通行权,耽误我们的宝贵时间?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四)非法拦截或者强登、扒乘机动车、船舶、航空器以及其他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 《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死者家属的行为,毫无疑问违犯了《治安处罚法》,应该承担相应的后果,也就是那个警察说的 “买单”。至于是否情节严重到违犯《刑法》,要看堵路时间的长短、被堵车辆的多少、是否并有其它违法行为。 死者家属巴不得闹得越大越好,被堵的车越多越好,要是惊动了市领导,问题更有解决的希望。我们这些受连累的乘客可就惨了。我还好,只是要回家吃饭而已,多饿一阵也罢了;如果谁有急事,或者要去赶火车赶飞机,那真是要急死人的。 我很想看到底。但,肚子饿可以坚持,上厕所可就没法坚持了。那段公路旁边没店铺也没公厕,我只好离开。往前走了一大段路,绕过被堵的车辆,转乘小巴回了家。 晓波,这件事我当时没在网上披露。“堵路”肯定具备新闻性,若是立刻放到网上,会引关注的。但我向来稳妥。事情正在发生过程中,官民双方都比较平静,最好别插手。媒体乃是双刃剑,外界的关注可能促使事情尽快解决,也可能反而扩大事态、难以收场。 其实,警察当场就可将堵路的家属们强制带离车行道。但警察对这种事也头疼,一般不轻易“强制 ” 。如果一直堵下去,那就只好出手。因我没看到底,不知最后“强制”没。 第二天我才听说,死者家属是我一个亲戚的牌友。我问亲戚:“后来这件事怎么解决的?”她回答:“怎么解决的?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 由此可知,此事已得到妥善解决。心里只留一个悬念:不知堵路的家属是否“买单”? 晓波,现在咱们回到大卫哥哥的故事。他是被美国警方正式拘捕,跟我的“喝茶”有本质区别。你有没从大卫的故事联想到六四?告诉你,我当初一听大卫的故事,立刻联想。 1977 年史丹福大学的学生们,跟 1989 年北京的大学生们一样热血涌动。所不同的是,大卫和他的同学有“买单意识”,而北京的大学生没有。 大卫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这样做的法律后果,并且乖乖地承担后果。 他们有权示威,但 “占领房子”就违法了。史丹福大学是私立高校,房子是校方财产,美国法律咱也略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岂容你想占领就占领;大学是教学场所,有正常的秩序,不是想干啥就可干啥的。 晓波,毕竟我未曾去过美国,也不熟悉美国的法律条文和案例,为谨慎起见,特发邮件请教美国华人寻正:“如果史丹福的学生在校园里示威,占领了一间房子,是否违法?” 寻正回答如下:   要看占领什么样的房子,占领了做什么。可能违法,也可能不违法。比如占一间教室,这间教室没有特别用途,那就不违法;但如果破坏了教学秩序,就违法了。违法并不标志警察就会采取行动,在示威性事件中,警察的第一职责是保护公共安全,其次才是执法。美国警察要受民众制约,仅仅执法二字不足以保护他们,他们要考虑政治上的适当性,很多地方的警察局长是公选的,如果暴力使用不当,马上就可能下台,其他由民选官员任命的警察局长也一样。 民众犯罪,政府有公诉部门,而公诉部门并不针对所有的潜在犯罪行为采取行动,因为不是他们来定罪,定罪的人是 Peers ,同等地位的普通人,在美国,如果杀人犯赢得了陪审团的同情,一样地可以无罪释放,因此,公诉部门只会针对有把握的犯罪行为采取行动。 长话短说,警察有着很有限的临时拘捕权,他们如果滥用这个权力,只会踢掉自己的饭碗,而得到民众同情的示威者几乎不会受到什么损伤——随后的审判中,他们即使犯罪,也很容易被陪审团原谅,因此,警察不会采取过激行动,以免让场面不可收拾。警察在不采取行动会引发公共安全事件时,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否则又会因失职而掉饭碗。   寻正的回答我并非完全同意,比如“ 如果杀人犯赢得了陪审团的同情,一样可以无罪释放”,我就不同意。但与本文无关,以后再说。 他最后这段话,正和我前文所述在重庆“堵路”事件中警察的反应大致相当。我很欣慰堵路事件和平解决,更欣慰重庆警察提醒堵路家属“你们也要为此买单”。 咱们再来看史丹福大学的大卫和同学们。他们选择了用违法的方式来抗议,事先知道会被逮捕。他们坦然接受警察的拘捕,并且全都认罪。初衷就是想以“ 300 个大学生被捕”的新闻来引起公众对南非种族问题的关注,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如果此事发生在中国,啊哟不得了,警察会被大义凛然的正义人士斥为“政府的走狗”,警察的执法行为会被正义人士定性为“镇压学生运动”!…… 六四运动前后一个多月,其间发生的违法行为数不胜数。我至今没听到有几个人用法律来衡量当初学生和其他民众的行为,只看到他们形容“这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只看到他们痛骂中共政府的违法镇压和冷酷屠杀。 公权力一方的罪过,人们揭露、批判已多,无需我再赘言。但是一枚硬币有两面。民众这方呢?真的那么理直气壮、正义凛然、合乎法律? 如果摈除对政府的偏见与敌意,以无情的眼光来审视历史,我想很多人都不得不承认,政府并非学运一开始就打算大开杀戒的。最后的血腥结局,是在几十天的时间里,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守法律的官和不守法律的民,双方共同将局势推进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称之为“合谋”。 定居海外的芦笛,在《 三论柴玲是导致大批民众死难的原因之一》提到:   为了让大家看个明白,我把诸事件按时间顺序列出来: 学生占领广场 ── 军委决定武力清场/政府下戒严令 ── 军队入城 ── 市民堵军车 ── 军队开枪 上面诸事件中,我无法准确确定先后顺序的只有 “ 下戒严令 ” 和 “ 武力清场 ” 这两桩,但这对我的论证并无实质影响。 明眼人一眼就能 看出来,以上诸事件不但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而且前事是后事的原因。只要把其中任何一个事件拿去,则最后那件事就不会发生。最主要的是,如果把 “ 学生占领广场 ” 这件事一拿去,则后面的一系列事件根本就不会发生了。因此,无庸讳言,学生顽固占据广场,就是最后军队开枪射杀民众的初始原因。   芦笛当时已移民海外,是在电视上全程旁观的。他写过很多六四相关文章,见解深刻。我真希望六四参与者们也能像芦笛那样静下心来反思历史,可惜,太少。 六四学生“占领广场”,和美国学生占领史丹福大学一间房子,非常相似,只是规模迥异。我打赌,中国学生们不会想到占领天安门广场是违法的,他们只想到“我们是正义的”、“我们是在要求民主”、“我们没有使用暴力”。 史丹福的学生们也没使用暴力,却被警察拘捕了,乖乖戴上手铐,乖乖交出 50 美元罚款。六四的学生们会这么乖吗?他们向往美国的民主,但他们不知道,民主是靠法治来维持的,法律既是用来约束政府的,也是用来约束民众的。 从占领广场开始,学生就没撤过,视公共场所为私宅,扰乱了公共秩序,侵犯了其他人的通行权和休闲权,甚至自建“纠察队”盘查路人、私设层层关卡……至于“号召市民堵军车”,我只能说这些学生太卑鄙无耻,自己做事却要别人去担危险。 学生似乎从没想过法律问题,只想到“爱国有理,爱国无罪”。 这期间,政府的每一项决定,几乎都没有人遵守。连戈尔巴乔夫访华,中国政府想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都无法办到。常言道“远来是客”,做主人的总该礼貌些,但这些年轻的主人们视天安门为自己的地盘,怕的是一旦丢弃就夺不回来。 晓波,我当时在重庆郊区一所中学读书,完全不曾参与六四,仅仅从报纸和周末回家的电视上看到一点点。最初我同情学生,后来看局势太乱,转而站在政府一边。我跟同学说: “ 如果我是国家领导人,我也会——”当时我伸出右臂,做了个用力往下压的动作,“我会使用铁腕,先把事情平息下去。其它的以后再来慢慢商量。” 当年我不明真相,年纪尚幼。如今我年也不小,真相已明。无数次想过这问题,最后,我这个民主人士、异议人士、零八宪章签署人,冷冷地在心里说:我会使用铁腕,先把事情平息下去,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其它的以后再慢慢商量。 当学生们最初占领了广场,无论如何劝不退,我将下令拘捕他们。 晓波,我想很多人会大吃一惊: ——唐小昭,你比 李鹏还要狠! ——当然。 ——李鹏最初也没下令拘捕学生。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要抓他们? ——他们违了法。 我的“铁腕”就是法律。执法如山,令出必行。该抓就抓,岂会手软。 我“狠”吗?不。你看看美国警察拘捕我的大卫哥哥,就知道为什么我不狠了。依法执法,何“狠”之有? 再看看芦笛所列的那个公式,“ 学生占领广场”乃是其后所有事情的起因。我铁腕一出,先从这一点截断,“前因”之不存,“后果”之焉附?出手越早,越容易控制事态,不致恶化扩大化。我以法律来震慑,先声夺人。其后学生们若要继续“运动”,行为自会收敛,不敢逾越法律雷池。 李鹏错就错在起初手太软,最后心太狠。 李鹏的六四日记我当然得到了,还没看(他文学水平太差,通篇“党式语言”,我翻了几页就不耐烦,先搁着),不知他如何为自己辩解。 其实我对李鹏也充满同情。所谓“ 4.26 社论”糟糕之极。李鹏这 20 后的脑子,哪能跟我这 70 后相比?他们从小浸淫的就是这一套,只会这一套。 而学生们也拿不出新的一套。一看“政府定性”就吓个半死、怒火冲天,全然不知“法律”,不知道若要定自己的罪须凭法律作依据,不是一个“社论”就可以秋后算账的。结果越闹越大。 晓波,我前面说到我会一开始就下令拘捕占领广场的学生,由此促使局势好转,其实是大话。就算以今日之我,去做二十一年前的总理,也无法控制局势。违法的学生太多了,又不肯像大卫哥哥那样束手就擒,北京警力能有多少,哪里抓得过来?若是他们再向我喊几句响彻云霄的口号:“爱国无罪!民主无罪!”“正义在我们这边!”“妈妈,我们没错!”我只好气个半死。——想到这点,我也对李鹏充满同情。 学生们正义在身,理直气壮、气壮山河。李鹏的 426 社论把他们吓不住,赵紫阳和阎明复的好言相劝把他们劝不住,简直软硬不吃。非得答应他们的要求不可。政府若是专制皇帝,学生便如太上皇。 政府偏偏又不想答应。一来利益冲突太激烈,学生要谁下台就下台,谁能甘心?二来么,这种局势下答应了,真如胁迫,政府以后实难做。 正是这样的局势下,开始调集军队……后面的我就不说了,众所周知。 晓波,说起六四我就情绪不稳,但总是忍不住思考它。我觉得,把所有责任推到政府头上,是不公正的,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合谋”而致。若说政府不知道反省,那么,当年参与的学生和非学生们,有几个人反省过? 妖精妖怪一个妈。官民双方极其相似。 对比 1977 年史丹福学生抗议事件,我只能感叹,中国政府遇到的不是美国学生,中国学生遇到的也不是美国政府。蛮横的中国政府遇到蛮横的中国学生,冲突一再升级。这哪里是政治斗争,分明“斗气”。终在枪声中落幕,成为双方永恒的痛。 “谁料到爱国会爱成这样?”一个六四幸存者说。 我在网上看到这句话时,心中无限悲悯。 晓波,我没有见过六四。从网上看来的言语,诸如: “ 甚至北京的小偷们也发起了罢工,以停止盗窃来支持我们的运动。 事实真相是,‘六四’镇压之前,表面上看,人很多,好像很乱,实则学生和市民都很平和,民事纠纷比平常还少,交通事故也极少,连小偷都比平常的少。”简直一个黄金时代。 但我不相信。并非我不相信小偷罢工、纠纷和事故减少,而是我不相信它的美好。就我所了解的而言,当时的北京,已陷入了无政府状态,除了狂热的参与者之外,其他人的生活、工作、学习,都是大受影响的。 去年十二月,我在上海与一位朋友吃饭。她六十多岁,越剧迷,与政治无涉。上海 1989 年也闹得很厉害,她旁观过,持同情态度。我问她: “那时候的社会秩序怎么样?乱不乱?” 她侧头想了一下,肯定地说:“没有文革乱!” 我大为惊讶。完全没想到,她会将六四与文革作类比。那么,社会秩序之“乱”,看来超过我的想象,不然她不会联想到文革。 没有文革乱。这真是一个讽刺。 晓波,在智商、情商、财商之外,我要不遗余力提倡另一个:法商。中国人的法商普遍偏低,可是我们正在进行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以后要建设民主制度的中国,缺乏法商怎么行? 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唉,你在牢里风平浪静,外边的世界却故事多多。 赵连海你知道吗?他是结石宝宝的家长,创办“结石宝宝之家”网站,带头维权。去年参与李蕊蕊强奸案的抗议,被以涉嫌 “寻衅滋事罪”逮捕。纯属 冤案一桩,对他的维权打击报复而已。 今年 3 月 30 日上午,赵连海案在北京大兴法院开庭,很多网友去抗议。我当然没去。以下是从网上收集的,网友在现场用手机发的推,描述庭审结束后的情景。   屠夫吴淦:“估计庭审要结束,门内外加强聚集警力和穿迷彩服不明身份人员。” 老虎庙:“警戒突然升级,突然增加十几个迷彩服帮法警,场面再次紧蹦。” 老虎庙:“赵连海乘坐的警车正准备离开法院。” 滕彪:“载赵连海的警车要从大门出,众喊口号。” hz0497 :“囚车在法院内绕圈,网友们狂奔在西、北两个大门间,围追堵截。人们高喊:赵连海无罪!释放赵连海!” 滕彪:“警车从正门,西门没有出去。群情激愤。” june197433 :“大家堵住门口,喊赵连海无罪,警车无法出来。” Mayachina :“围观对峙中,虽然无法改变审判结果,但我们让他们看到了我们不怕,我们是正义的。” 杨立才:“警察在正门左侧人群中间拉起一道警戒线。法院的车被吓得在围墙内两个门之间徘徊,已经 20 多分钟了。” 杨立才:“法院的车忽然冲向西门,大家飞奔过去。” 杨立才:“西门没人,车一溜烟跑掉了,象贼一样。” 屠夫吴淦:“大家看到赵连海坐警车离开法院,大喊:释放赵连海,赵连海无罪!”   晓波,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些话有何感想。而我,看到网友对囚车“围追堵截”时,不由大惊:你们疯了? 第一,围追堵截正在行驶的车辆,对车上的人、车下的人,都非常危险,一不小心就是车祸。 第二,莫非他们不知道这行为是违法的?如果其他人不知道,至少滕彪该知道, 滕彪 是法学博士、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 说起滕彪,我先讲点题外话。某次滕彪在推特上说:“ 胡佳是我见过的最纯洁、最勇敢的中国人(而不是之一)……”我说:“此言忒也夸张,不该出自律师之口。”他说:“我除了是一个律师,还是一个诗人。” 我坐在电脑前忍不住笑。滕彪不知道,就这么两句对话,我便将他从“民主中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名单中剔除掉了。 我认为律师和医生都应该“冷血”,这是他们的职业所要求的。冷静、理性,不动感情。任何病人躺到手术台上,在医生眼中都只是一个生物体,倘若生爱憎,极易出事故。西方国家的法院门口常有正义女神雕塑,正义女神为啥蒙着双眼?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正义, 不受任何先入为住的偏见左右 。 OK ,回到赵连海案。我很想问问那些网友:你们想劫囚车么?如果不想,那就让开,让囚车出门。 判决赵连海有罪无罪、该不该释放,那是本案法官的事情,跟押送犯罪嫌疑人的警察无关。车上的警察此时只有一个职责:将犯罪嫌疑人迅速平安送回看守所。无论他们多么同情赵连海,他们都无权释放赵连海,或者停下车来让网友跟赵连海握手言欢。何必为难警察?为甚阻挠执行公务? 刘晓原是我的“法师”(法律方面的老师,哈哈)。为写此信,在 QQ 上向他请教: “庭审完毕,囚车带着犯罪嫌疑人要离开法院,一些人在法院院子里‘围追堵截’囚车不让离开,警察可以怎么做?” 我没告诉他这是赵连海案,怕他产生先入为主的同情。 刘晓原回答:“涉嫌妨害公务罪。” OK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建议网友以后行动时,随身携带法律小册子。 另外,友情提示:警察押送犯罪嫌疑人,好像是带枪的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 第九条:“人民警察判明有下列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形之一,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十二)劫夺在押人犯、罪犯的。” 我猜,这些网友没胆子、也没意愿劫囚车。但警察未必能猜到。 警察是个危险性很高的职业,随时准备应付各种突发事件,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压力大,精神高度紧张。当他们开动囚车,要将犯罪嫌疑人押送回看守所,忽见一群人跑过来围追堵截,因此判断这群人是要劫囚车,你不能不说他们的判断没有道理。至于围追堵截囚车算不算“暴力行为”,我真的不晓得,你们还是去问滕彪吧, 他可能晓得。 大家都觉得美国的民主好,恐怕网友们没想过,在美国,谁敢“围追堵截”囚车?叫你让开你不让,说开枪就是真开枪。 切不可视法律为儿戏。囚车不是堵着玩儿的。 唉,晓波,这些网友其实都是聪明人,也知道斗争中须有法律意识。单独一个时绝对脑子灵清,坏就坏在人太多。人多势众,往往就忘了法律。 倘若忘了法律,第一自己要“买单”,第二跟民主诉求相背离。 咱们与专制作斗争,依仗的是什么?无非法律与正义。前述围追堵截中, 有个网友说:“我们是正义的。”我心里想:未必!—— 如果你离开了法律,正义同时也离开了你。 我非常喜欢那个重庆警察说的话: “但你们也要为此买单。” 在这个 case 中,因为警察也知道赵连海是冤案,官方违法在先,所以在网友面前气不壮。但,毕竟,“围追堵截”是相当危险的行为,可一而不可再。 算网友们运气好,没遇到我这个比李鹏还狠的唐小昭。倘若我是现场的警察头子,一声令下,将围追堵截囚车的人通通拘捕,戴上手铐,拉到警署,一个一个录口供,末了每人罚款 50 美元,我还做好事,跟学校说别扣你们奖学金了。你们当然会骂我镇压维权人士的正义行为,我就扮个鬼脸: “嘘!你们要向我的大卫哥哥学习,向史丹福大学的学生们看齐。” 中国的现实是,公权力缺乏约束,公职人员的违法率远远超过普通民众。咱们要逼迫他们守法。如果我们自己也不守,可怎么去逼官方呢?那不成了“大哥不说二哥,大家都差不多”?     好了晓波,这封信已太长,不写了。 其实这种内容不是写给你看的,是给在监狱之外、正在维权或争取民主的网友们看的。有“法商”并不保证不进监狱(如你,如赵连海),但可以减少进监狱的风险。咱们的中国不仅需要民主体制,还需要与民主体制相符合的“人”。 信又超重了,我又得多贴一张邮票。虽然明知此信不能到晓波手,我还是会寄出。   在此向拦截我信件的狱警提两个要求: 第一,希望你们将我所有信件保存好,待晓波出狱时交给他。信一旦寄出,便属刘晓波的私人财产,你们不可以侵犯人家财产权的哦。(物质信件的所有权属晓波,文字内容的版权属我。我的“法商”可高了,嘻嘻。) 第二,狱警先生既然要拆我的信件,就请好好阅读,若能对你有所启迪,也不枉我辛苦写一场。(私心盼望将狱警先生争取为我的忠实读者。给我个面子行不行啊?)   现在撇开狱警,回到晓波身上。 晓波,我爱你。 你未曾犯法而入狱,买了不该买的单。这个单我切切记下了,将来要去找应该买的人来买,且,加上利息。 等你出牢笼。我相信你不用坐满 11 年的牢。将来无论他们以何种理由将你提前释放,你都要立刻出来,不要斗气。 风物长宜放眼量。来日方长。                                     (签名)小昭                              2010 年 7 月 27 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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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强政权与弱社会

这位有活力的69岁知识分子沉思地说:甚至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政治自由的空间都比现在要多。她认为,温家宝总理呼吁政治改革,不能去认真对待,最高层只是在策略上学会了,’口头上讲政治改革要比不讲在策略上更巧妙。’领导人中没有人愿意真正去改变什么。……中国既不是超级大国也不是强国,要是老百姓没有国家的公民意识,就永远都成不了强国。恰恰是对于还在萌芽状态的这种意识,当局比以往更强有力地、但也更加巧妙地予以扼杀。” 政治禁锢与政治冷淡能否长久? 该文认为, 尽管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只有政治似乎停滞不前。像戴晴这样的知识分子、一些开明的官员以及新的中产阶层的人物,他们所希望的对于制度的原则性讨论,是被严加禁止的,要比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之前还严。在互联网上传播相应的内容,会被尽一切可能禁止。 ” 该文说,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康·阿克曼(Kahn-Ackermann)觉得,这种政治上的顽固也表明,面对社会的彻底商业化所引发的制度问题,当局有着极大的不知所措。 文章也指出:”但是,对于制度固有的批评,同时也存在一些新的自由空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问题,比如教育、环境、社会问题等等,现在也比过去更加公开地讨论和争议。是否会在长期形成公民意识和原则上的政治开放,谁都不知道。较之抽象的社会形态,人们迄今更多的是忠于家庭或者老板。过分的商业化,大大促进了个人的自私自利。只要这种自私自利能够通过经济的增长率得到满足,对于根本性政治变革的渴望就会很小。” 文章最后写道,”可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官员并没有失去他在赵紫阳领导下养成的乐观主义。他相信,中国在10年之内将会启动政治上的开放运动。在此之前,中国人在比以往更加多样化和紧张的日常生活中,对待腐败的政权,或许继续无动于衷,或者充其量地不屑一顾,干脆将自己在政治上的忧伤完全压抑。”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 :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捐赠《政府解密》,帮助我们尽快上线!Paypal账号: Donate@UploadLeaks.com 广而告之: YesVPN,美国VPN服务包月仅10元! http://bit.ly/YesVPN 威众安全路由器,硬件翻墙解决方案! http://bit.ly/9T4y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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