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镇压

【蘋果日報】今年六四，十八萬人坐滿維園，以燭光點起一片海洋。這天正好人在海外，遂有外地記者來訪，問的題目自然是很多外地人已經問了很多年的老問題：「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香港人對六四念念不忘？為什麼全世界只有你們年年公開悼念，而且聲勢一年比一年浩大」？ 我年復一年地回應這類疑問，也年復一年地寫些東西討論這種現象；但卻始終無法解除許多朋友基本前提上的誤會，而那些誤會甚至是我們香港人自己也很難避免的。 這個誤會便是以為八九六四真的只是一場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民主運動，而香港人則扮演了一個「支援北京民運」的角色，並且「支援」至今。不，事實的真相是八九民運並不局限於北京，它根本是場擴及中國各大城市的全國民運。所以，當我們今天追究屠殺真相的同時，也不應該忘記復原當年全景的重要。上海有多少學生上街？是誰帶頭武漢長江大橋上的隊伍？成都有那些公務員因為同情民運受到牽連？這些極為珍貴的記憶和材料都正急速散落淹沒。 事實的真相是香港也不自外於這些城市之外，反而以當時仍為殖民地的身份主動介入，進而成為整場運動的另一核心。沒錯，除了北京，當年還有什麼地方發起過百萬人的大遊行？除了香港，又有誰能縷縷不絕地挹注資源，投進這場規模空前的全國民運？ 所以香港人不能忘記。因為六四不只是北京的，它還是我們自己的六四。自己身上一個未癒的傷口，誰忘得了？

香港《明报》的社论称：“最近几个月，不时传出总理温家宝提出平反六四但未获接纳的消息，英国《金融时报》3月间引述中共高层消息称，温家宝曾经3次建议中央平反六四事件。”“内地社会、经济所面对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是出路，若温家宝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平反六四，合乎他一贯的思路逻辑。六四事件是横亘在官方和民间的一条巨刺，若实事求是地使之消融，大焉者可以使民族提升、国家发展，小焉者，于构建和谐社会，也会事半功倍。” 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称：“由于一些特殊的因素，使得六四纪念有了不同往年的一些重要聚焦。首先，当然是中共18大将届，权力的即将交替给中国的政治环境带来重大变化，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六四至今，中共的领导核心，进入了第三轮的交替。18大之后的领导核心，将没有一个人参与过23年前中央处理六四事件的决策，这对未来中央高层重新审视六四事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当然，如果以为今明两年内就可以平反六四，那也未免太过乐观。因为虽然中共领导核心再度交替，但是，不少当事的高层仍然健在，有的甚至还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期待在今秋18大和明年两会之后，新的习李体制就可以大刀阔斧重评六四，未免不太现实。同时，如果在重评六四和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功过定论上，没有重大的理论突破，形成不了像评价文革和毛功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党内共识，恐怕六四重评也难以实现。” 香港《信报》的社论称：“多年来，年年纪念六四，除了希望为六四取得公道的历史评价、悼念为中国民主运动而牺牲的人外，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推动中国能够建立一个‘为生民立命’的自由民主社会，与西方民主国家分享善治的德性和价值，真正体现21世纪中华民族大国的复兴。” “1989年‘六四事件’前，中国知识分子把民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政治领导人身上，冀望领导层能够从上而下推动民主改革，但愿望最终化为泡影。六四之后，在现实政治下，更多的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亦即通过基层民主选举、从行政村逐级向上迈开民主步伐抱存希望，探索一条自下而上推进民主化的道路。然而，很清楚看到，在目前中国威权政府的结构下，基层民主需要得到政府的默许和支持，才能正常地发展。因此，无论是从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推动政治民主化，只是方向性发展路线，更核心和现实的关键是改变中国威权政府的权力结构，建立一个需要对下问责的政治责任体制。” 香港《明报》署名卢子健的评论称：“陈光诚、艾未未、赵连海、胡佳、刘晓波等一个又一个的个案，显示在中国全面实践人权法治是漫漫长路，但这么多仁人志士的名字亦同时告诉我们，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一天一天地成长。八九年民运诉求焦点集中在反对贪污官倒、争取民主人权。今天公民社会的诉求比当年更广更深得多。除了民主人权外，政府的社会政策、企业的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和文化保育、劳工权益和职业安全、食物安全和消费者权益等等，都有公民社会的影响所在。”“一场惨痛的巨大悲剧可说是从负面令我们不能忘记六四事件，但这23年来中国的公民社会所展示的巨大生命力，亦令人无法不怀念六四事件。八九民运人士的鲜血让中国的民主人权土壤变得更肥沃，现在不同的维权运动和公民活动争妍斗丽，正是‘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基督徒柴玲学习基督，宽恕“罪人”，当年战友反对* 1989年六月四号天安门惨案发生后被中国政府通缉的北师大学生、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23年后发表文章，表示原谅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柴玲这番表态，在大洋对岸没引起什么反应，却是在民运人士中，激起强烈反响。 柴玲在六四23周年发表公开信，题目是《我原谅他们》。此言一出，立刻在“民运”队伍中引起很大批评声浪。一些在纽约的中国异议人士和关注中国的评论人士据说星期五要讨论一个话题：要不要原谅六四元凶李鹏等人。 23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说：“我们就是要血流成河，来唤醒人民”的柴玲，六四大屠杀之后在中国隐藏了将近一年后，被“黄雀计划”营救到香港，最后来到美国。她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硕士，98年获得哈佛工商管理硕士，2009年，成为基督徒。今年46岁的柴玲2010年成立了人权组织《女童之声》（Allgirlsallowed）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女性受害者鸣不平。 柴玲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战友”同学王丹、吾尔开希都发表声明，反对柴玲的观点。 *柴玲“我原谅他们”，不是“要原谅他们”* 柴玲这篇公开信原文（中英文）题目是：我原谅他们 I forgive them。在文章中，柴玲完全是用的第一人称我（I），这个第一人称出现了18次（或以上）。文章中，没有一次出现“要原谅邓小平、李鹏”字样。 柴玲说：两年半前，我认识了基督。他对妇女，儿童，穷人和被压迫者的热爱，是跟主流文化和传统相反的，基督叫我们跟随他的门徒也做同样的事。 “他还原谅了那些嘲笑他的，并冷血地把他钉到十字架上的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是他临终的话。（路加福音23：34） “有一次，他叫我也做同样的事。” “这是我为什么原谅他们的原因。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1989年冲进天安门广场的士兵们。目前中国的领导，继续压制自由和强制执行残酷的独生子女政策，我原谅他们。” 柴玲最后说：“这种宽恕是同（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这种宽恕只反映了基督所给予宽恕的一小部分。我依照着基督的榜样来宽恕，内心充满了平安。宽恕充满心灵，持久和平才能到来。”

六四紀念日過去，歷史又開始計算第二十四個年頭。今春曾傳出當局有意修正對六四的定性，莫以為大風起於海外青萍之末，其實係北京傳得最盛，一些喉舌官媒已暗中準備變臉。誰知臨近六四頒下一紙嚴令，種種舉措無不照舊。記得○八京奧那年，六四當夜丁子霖還能在木樨地喪子之地路祭。筆者還曾有句曰：「誰家路祭城西夜，一問行人三不知。」今年丁子霖卻再度被軟禁。六四之夜天安門廣場照例封閉，十里長街三步一哨，五步一崗，穿白衣藍褲的便衣更多於行人。 網絡封鎖亦是殫精竭慮，新浪微博的選擇圖標原有蠟燭，六四這天獻上一點燭光的特別多，於是緊急取消這個圖標；其後網民又選火炬圖標，未幾火炬也被封鎖；網民再選生日蛋糕圖標，因為上面有蠟燭，旋即該圖又被取消。有網民只發一句微博「我明天不吃飯。」居然也被刪除。我寫的兩首紀念律詩被一位作家貼上微博，因有台灣作家張大春跟貼評論，於是被轉得較多，卻在論壇上被「結紮」（即禁止跟貼評論）。其實該詩完全沒有點明六四，轉貼者也沒有附加說明，張大春的兩句微博評論只是就詩論詩，卻一樣遭到嚴控，僅因貼出的日子本身就是黨國超級禁忌。 諸如此類，還能賴到周永康頭上嗎？那些富於幻想的海內外人士，得老實承認胡錦濤不是他們可以寄託幻想的人。前一陣萬潤南有文章稱他的清華舊同窗胡錦濤「九年不鳴，一鳴驚人」，大讚胡果斷出手拿下薄熙來。且莫論胡是否果斷之人，卻要問薄熙來案不是黨的醜聞和恥辱，難道是甚麼驕人勝利和光榮功績？若指薄熙來行事果毅還差不多，薄都要逼宮謀反了，胡才倉猝反擊，出頭的維護正朔法統還是溫家寶，胡則一如既往地隱形。 中共出了薄熙來這樣的野心豪強和胡錦濤這樣因循守舊的庸人，都是該黨的不幸；歸根究柢，奉行這種「特色」的國家制度，是全體中國人的不幸。按西方研究機構開列的軟硬件標準，論國民生產總值和政府管治效率，下一個有資格成為民主憲政的現代文明國家，西方論者幾乎都認定中國名列前茅。然而那是學術界按圖索驥的紙上標準，反是西方政治家要看得明白些，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就一語道破，中國前進的最大阻力來自其政治制度。 六四過去二十三年來，青年人從八十後到九十後已換了兩輩，中共不懈洗滌漂白人民的集體記憶，然而無論暴力與謊言都未能辦到，要全民族遺忘此事，試問還要多少年？ 孔捷生 香港 蘋果日報

法广纽约特约记者 倪安 星期一，几乎所有美国新闻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布隆伯格通讯社、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旧金山纪事报，在报道北京六四镇压23周年的消息时都谈到了当天上海股票交易所收盘时上证指数下跌了64.89点的奇妙故事，大有老天爷故意与不遗余力屏蔽一切与六四有关痕迹的当局过不去的意思。 纽约时报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天安门广场军事镇压23周年纪念日产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政治上微妙的收盘数字，这是中国领导人一直拼命试图从国家意识中抹掉的一个悲剧的奇妙回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仿佛是要突出新浪微博检查员努力工作的荒谬性似的，无可挑剔的、看似无关紧要信息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突然转身具有了颠覆性。一个非凡的巧合（或者不是），衡量市场每日交易活动的上证综合指数，周一下跌了64.89点，成为六四大屠杀日期不可屏蔽的提醒者。”不过布隆伯格的报道随后说，“当六四23周年当天上证指数下跌数与这一事件的日期一致时，中国用户最多的微博服务屏蔽了对‘上证指数’四个字的搜索。” 加强社交网上的信息封锁和控制也是媒体报道今年六四的主题之一。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报道说，新浪微博的检查员加班加点来阻止对“六四”、“坦克”、“镇压”、“绝不遗忘”、“广场”等词的搜索。连网民发明的用以代表六四的5.35，即5月35日，也就是6月4日，都被屏蔽。到了今天晚些时候，甚至连“今天”一词也被禁止搜素了。上周末，新浪微博禁止使用用户有可能用来纪念天安门死难者的蜡烛图标。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一年一度的纪念六四烛光晚会是报道的另一重点。布隆伯格通讯社在报道时说，来自上海、32岁的电脑软件工程师刘本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纪念天安门死难者。”这是他出差到香港的最后一天，他参加了维园的纪念六四活动，他说“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中国举行同样的活动，说出我们的感想。” 《华盛顿邮报》发表哈佛大学讲师何晓清博士的评论《天安门屠杀公道未还》。何博士在哈佛开了一门六四课程。她在文章以最近自缢身亡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轧伟林为例，她说，“天安门屠杀过去了23年，受害者家长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没有得到回复，没有任何人为那场屠杀负责。相反，军事镇压一结束，就是大规模逮捕和清算，政府通过控制的媒体和官方教育发起了重建其合法性的运动。官方版本的1989事件建立起来了，并采取巨大努力确保这一编造的谎言成为民族的记忆。枪杀平民的士兵成了“共和国卫士”。在这场爱国主义运动中，军事镇压被描述成为了稳定和繁荣必须采取的措施和对抗西方分裂和削弱中国的阴谋。“ 文章说，以丁子霖教授为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对抗集体遗忘、搜集受难者名单的工作简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1993年总共只找到16个到2012年202个受难者，但是远未完成。文章说，“真正的数字被埋没在23年的掩盖、欺骗、镇压和迫害之中。” 文章说，“也许天安门母亲有助于提醒我们一些常识：当一个政府下令军队向自己的人民开枪的一刻，它就失去了其合法性；当一个政权告诉其人民，人的生命和人权、人类尊严和体面可以为了更高的目标，如民族的骄傲、经济的发展，而牺牲，那么它就是在告诉人们，任何原则都可以为了‘致富’和‘崛起’而妥协。这种心态已经成为中国后天安门时期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根源。” 文章最后说，“轧伟林提醒我们，如果像天安门运动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它将不会像1989年时那样是出于信任和激情，它将从愤怒、沮丧和冤情的综合爆炸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