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这令中国政府为其1.66亿农民工补上养老金体系中的缺口难上加难。而该问题也是导致去年各类罢工事件数量翻番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农民工大军曾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如今则出现老龄化趋势。政府数据显示，40%以上的农民工目前已经年逾40岁，2008年时该比例为30%，但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还不到六分之一。经济增速放缓，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工厂纷纷关闭或者裁员。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企业主在农民工养老金方面做出更多贡献。但若无作为，则可能引发更多劳工群体事件，这是中国领导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根据香港劳工团体中国劳工通讯，2014年中国出现的各类罢工事件从一年前的656起增至1,378起。这部分与农民工对养老保险不满有关，而在去年之前，该问题很少引起工人罢工。“政府和工厂有责任照顾我们，”50岁的彭小梅说。她在深圳一家缝纫制品厂已经工作了22年，仍无法满足领取养老金的标准。去年4月，耐克和阿迪达斯的供应商裕元工业集团旗下广东工厂有近4万工人罢工，要求公司足额缴纳养老保险。在养老金缺口问题上，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也有一定责任。工厂审计方称，出口地区官员很少要求企业为员工足额缴纳养老保险，因为他们想让企业继续在他们的省份投资。投资竞争根据中国养老保险规定，企业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为该员工工资的20%，个人缴纳比例为8-10%。职工累计缴纳养老保险15年以上，且达到法定年龄，才能领取养老金。企业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为女性50岁，男性60岁。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敬慈（Chris King Chi Chan）称，政府尽量为企业减负，是因为地区之间吸引投资的竞争激烈。“地方政府和外来投资者是利益共同体。此类政府官员与企业串通一气的现象，在广东这样的地区尤为普遍，”他说。律师及劳工活动人士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与第一代农民工到了退休年纪恰好碰到了一起。许多第一代农民工如今发现，虽然他们辛苦工作了几十年，但他们的养老金却少得可怜，而再就业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彭小梅称，这种制度“对第一代农民工很不公平”。彭小梅所在的企业是在13年前才开始为她缴纳养老保险的。中国有2.68亿农民工，其中1.66亿属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后者的处境更加艰难。《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规定，农民工在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时，统筹基金（单位缴费）部分仅能转移12%。一些专家已经呼吁可让农民工养老金全额转移。“农民工付出的太多，得到的太少，”深圳劳维律师事务所的劳工权益律师段毅说。制造商也是满腹牢骚。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刘展灏（Stanley Lau）称，随着劳动力成本每年以25%的幅度攀升，许多广东的港资企业已经陷入艰难时期。

中国华明——三年前，上海世博会把这个新建成的小镇作为中国从农业国家向城镇化国家转变的典范。100多万名游客参观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展馆，在那里，他们了解了农民是如何通过公平的交易，不花分文便过上了新生活。 如今，华明可能又是另一场变革的代表：中国新兴城镇的贫民区化。 社会失调的迹象比比皆是。在网吧和台球厅消磨时间的年轻人说，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工作。为了维持生计，上了年纪的人则不得不从事卑微的工作。社区和家庭结构遭到破坏。 最令人担心的是自杀现象。当地人说，自杀时有发生。 中国正在推进由政府牵头的城镇化，这项计划预计会在周六开幕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得到认可。在此之际，许多人担心，这里大量的新住宅开发项目可能会落得与西方国家战后住宅项目同样的下场。它们本来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但却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可能会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困扰中国城市。 “我们说的是几亿人，他们正往这些地方搬，但这些搬了新家的人的生活水品实际上是下降了，”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研究搬迁安置地区的政治学者王慧玲(Lynette Ong)说，“首要问题是建筑物的质量，其中存在大量腐败现象，他们偷工减料。”华明还远远算不上危险的贫民窟。这里没有黑帮、吸毒现象或街头暴力。镇上近一半空间是绿地。通往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街道两旁树木林立。 但新居里，墙壁裂缝、窗户漏风、电梯间的地板锈迹斑斑。对那些被要求用自家祖传的土地换公寓的农民来说，生活条件的下降更让他们觉得自己上了当。 “那是他们的土地，”35岁的失业母亲魏颖（音译）说，“你必须要了解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她的父母住在一个粗制滥造的公寓里。 绝望和疏离感透过自杀事件浮现了出来：深夜从阳台跳下、喝农药或卧轨。 “我会出现焦虑症发作，因为我们没收入、没工作，啥都没有，”40岁的冯艾菊说。她有两个孩子，以前是个农民。2008年，她被迫搬到华明。她说自己买抗抑郁药物已经花了1500美元（约合9100元人民币），以当地的消费标准来看，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从来没有发言的机会；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什么。我想回家。”这些新城镇里的情形与其他一些流动人口居住的简易房形成了鲜明对比。许多简易房都是那些选择离开他们耕种的土地，去城市工作的农民建的。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研究流动人口社区的社会人类学家项彪说， 尽管窄小凌乱，但这些简易房里充满了活力和上进的希望。 “大城市里的这种流动人口社区通常被称作贫民窟，但相比之下，要让那些新的安置社区振兴活力就更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和所有生产性经济活动都不沾边，”项彪教授说，“社区居民往往也是同一类人，都是弱势群体。” “无序拓展” 但华明背后的思路却是截然不同。2005年，华明镇被选做成功的、规划良好的城镇化典范。在中国，镇是介于村和县之间的行政单位。华明镇总人口4.1万，居民分散居住在该镇管辖的分布在60平方英里（约合156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2个村子里，其中大部分为农田。对中国北方而言，这里的农田异常肥沃，因为水资源很丰富。华明位于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港口城市天津的郊区，以当地的手工艺品，比如装饰性剪纸，和蔬菜而闻名。在天津，华明产的蔬菜很畅销。 然而，城市规划人员却认为这是个大问题。 一份解释为何要进行改变的宣传稿件称：“自然形成的村庄空间无序拓展，居住建筑密度低，产业空间布局杂乱分散。”（官员拒绝了采访请求，但已发表了大量和该项目有关的文章，让外界得以洞察他们的想法。）村子里没有污水处理设施，“脏、乱、差”。 当时的想法是，把所有村子整合到一个叫华明的新镇上。和之前12个村子占地三平方英里相比，新的小镇占地不足一平方英里。其余的59平方英里中的部分土地将被卖给开发商，以支付工程费用。这意味着，新楼不用农民和政府出一分钱。剩下的土地依然用于农耕，但要由剩下的少数农民用现代化方式耕作。这又会实现另一个目标：不减少可耕种土地的面积。对一个人口众多且历来担心无法自给自足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关键目标。 华明镇从2006年3月动工建设，到完工仅花了短短16个月时间。镇上大多是六到九层的楼房，十来栋这样的楼房就组成了一个封闭小区。商业设施按官方要求集中在两条街上，其他地方则是安静的住宅区，围绕在新建的公立学校周围。镇上还有一个漂亮的公园和湖泊，供居民晚上跳舞和休闲社交。 官方文件上，华明镇最大的亮点是房屋面积的分配方式。 农民农舍里的生活空间有多大，就有可能在华明镇换得多大的公寓。连农舍周围的院子也会计算在内。 实际情况却没有这么简单。大多数家庭每人应该得到322平方英尺（约30平米）的公寓面积。比天津市人均居住面积多出22平方英尺，但华明镇大多数公寓面积只有800平方英尺，达不到一个典型三口之家的配额。从理论上讲，他们可以自己再添些钱，用剩下的配额多换一套公寓，但大多数人最后的居住面积都比在农村时少。 还是有一部分人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方案。在采访中，对这个新方案最满意的人往往是已经找到了非农业的工作，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拥有现代化公寓的机会。 “这就叫优胜劣汰，”25岁的电工兼黑车司机杨华帅说。他家有三套公寓。“如果你不努力工作，你就不配过上好日子。” 但是有很多人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土地。到2008年，政府的这项方案收效不大，只有一半的人选择迁居。但是，在当时的宣传中，政府还是说华明镇项目非常成功，准备让它参加两年后举办的世博会。 “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搬，就会影响世博会，”69岁的前官庄村居民贾秋福（音译）说。“他们说到2009年必须搬过去，因为第二年就是世博会。” 求职碰壁 当地政府施以重压，迫使农民们离开自己的村庄。他们毁坏了村里的道路，切断了水电供应。即便如此，还是有数千人留了下来。他们使出最后一招，拆除了学校——每个村庄有一所学校。由于断水断电，孩子也没法上学，大多数农民都投降了，搬进了华明镇。 除了对他们将得到的公寓面积不满之外，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就业——这在其他安置项目中也比较普遍。官方文件说，华明镇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相对于偏远的农村地区，比如陕西省南部的搬迁项目，华明镇位于交通要道京津高速公路旁边。而且它附近的天津大型机场物流中心也正在扩建，将会新增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 但是，很多农民说自己不能胜任这些工作。 “我们知道怎么种地，但不知道怎么做办公室里的工作。”魏都申（音译）说，他是前官庄村居民，现在居住在华明镇。“那种工作是读书人做的。” 华明镇居民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他们能找到的工作都没有什么前途，地位低下，比如打扫街道或者当一般的保安。这些岗位的工资差不多每月有150美元。 就算是这样的工作岗位，竞争也非常激烈。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贫困农民工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这常常因为他们生活成本更低。比如，华明镇几乎所有公共花园里的园艺工人都来自内陆省份河南，他们在这里工作很短一段时间就会离开。 举例来说，在华明镇精心管理的公园里，正在修剪灌木丛的工人说，他们的工资是每月100美元，对此他们很满意。 “跟河南的标准比，这就是好工作了，“今年58岁的庄伟说，他跟其他5个人合住一个房间，吃的饭菜很简单，是委派他来华明镇工作的公司提供的。“我还会在这里待几个月，然后就回家。” 其他地方的农民工——多数来自山东——则主宰了华明镇的出租车行业，因为他们有许多经验丰富的技工、司机和调度员。 “你竞争不过他们。”本地司机魏真说。“他们都很专业，干这一行已经好多年了。” 华明镇的村民本来应该通过再培训掌握技能参与竞争。官方文件显示，政府为每个居民拨了1500美元的再培训资金。但是，根本找不到接受过再培训，或者谁听说过有人接受过再培训的居民。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问题尤为严重。 大多数居民都说，即便他们能找到那种收入不错的粗活，每月薪水150美元，生活还是入不敷出的。上托儿所的费用每个孩子每月需要100美元，这就占去了一对普通收入夫妇薪水的三分之一。和在农村不一样的是，很多家庭不是住在彼此邻近的地方，所以很难把孩子留给他们的祖父母照料。 生活成本也很高。通胀导致米价上涨了将近一倍，有些居民对此格外恼火，因为在以前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种的。 很多年轻人似乎已经放弃找工作了。网吧里坐满了玩游戏的年轻人。虽然它们本来都只能开在商业街，但很多住宅区里也有用公寓改建的网吧。 28岁的张伟在一间网吧里说，他花了4300美元用于装修房子和装配电脑。公寓里原为客厅的房间现在挤着很多趴在电脑前的年轻人，其中有不少是在玩《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之类的游戏挣钱。 “他们都是本地没工作的人，但是没有文凭他们能干什么呢？”张伟说。 62岁的刘宝华（音译）住在附近一套房子里，他原本是农民，现在也没有工作，他说这些楼到了冬天几乎是不宜居住的。 “这些房子外面看上去挺现代，但其实不行，”刘宝华说。“这是质量最差的房子了。” 刘宝华的公寓天花板漏水，他说维修队的人说没办法修，因为墙上有裂缝。窗户用了双层玻璃，但是质量很差，密封条已经破了，导致窗户上面结了一层雾。他说暖气片里基本上没有热水。他还出示了一月份维修队上门时留的单据，证明当时朝北的卧室温度为55度（合12.7摄氏度）。 “我们要去买取暖器才能在这里活下去，”刘宝华说。他的妻子是马路清洁工，两夫妇另外还拿着社保，每个月有额外的60美元。 对很多人来说，失望的情绪已经促使他们产生自杀的念头。居民们说，最近有一个患有癌症的19岁男子在早上5:30从自家的三楼阳台跳了下去，落在楼下的停车场上，旁边停着两辆卖早点的面包车。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靠社保维持生活，家里实在太穷，无力承担进一步的癌症治疗费用。此事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先后从多位居民口中反复听到。 荒芜的良田 老年人无法适应新生活，没过多久就病死的故事就更为常见了。新住宅楼的居民们反复用的一个词叫“憋死”。 “我很累，太累了，”一位只愿意透露自己姓魏的老太太说。在过去，中国农民希望要儿子，因为他们会住在家里，而女儿会嫁到别人家去。如今情况出现了反转，因为帮儿子找房子或工作是一个负担。魏女士说他儿子用家里的积蓄买了一辆车，但开车是亏钱的。家里的积蓄已经快耗光，她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养个儿子太困难了，”她一边无声地哭泣一边说。“真希望是个女儿。” 有的居民表示不理解，既然几乎看不到什么开发，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的周折。在镇子外，原来的老镇大多是空荡荡的。机场物流中心附近造了一些酒店和办公楼。但多数时候看到的还是一片片的空地——这些曾经是耕地，现在都闲置着，有的地方会用铁皮栅栏挡住，上面刷着繁荣和发展之类的宣传标语。 “看看这些空地，”原官庄村村民魏乃巨说。“这些都是良田；很容易种的。” 驾车和前村民一起穿过一片片被毁的村庄格外令人神伤。有些街道还能用，但多数看到的都是已被拆除、炸毁的地基，上面长满了杂草和小树。 从这么多的荒地来看，农业生产不会受到影响的说法是很难相信的。官方宣传材料上可以看到种蔬菜的温室。事实上的确建造了一些温室，但六月份去那里看到有数十座温室是空置的。门在风中剧烈摆动着，为了采光而使用的透明塑料膜已经破破烂烂，被风吹得哗哗作响。有两座温室看起来是在用的；当地人说里面种的东西是用来送给前来视察的领导的，作为一种波将金(Potemkin)式的证据，证明这里的农业生产依然充满活力。 镇上建了一座博物馆，用来纪念昔日的村镇生活。这座博物馆很少开放参观，但今年夏天里的一天，它的大门虚掩着。里面有原尺寸的村屋和人物模型，重现了旧乡村的生活，精细到挂在屋檐下的风干玉米都没落下。一块牌子上写着序言：“沧海桑田。” 黄淑琳(Sue-Lin Wong)自天津华明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陈亦亭、经雷 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