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

南方周末 | 未来领袖:农民工子弟

未来的公公婆婆,未来的岳父岳母,请您关注一下农民工子弟 “卢美美事件”,媒体关注了很多关键词,比如华商会、希望工程、10%管理费、富二代、慈善事业……但或多或少忽略了这样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未来领袖”。卢星宇的职务,除了招惹争议的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最显赫的就是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长。 未来领袖——多好的概念,寄托了富一代多少的光荣与梦想。事实再一次证明,所有富二代的风波,其实都是富一代的问题。 未来领袖这个概念之所以现在风生水起,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富一代如今都开始面临接班人的问题。即便是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也要自己的子弟可以“管理”职业经理人啊。富不过三代的谶语时时响起,富一代的焦虑如影随形。但问题是,未来领袖可以自封吗?可以在俱乐部里诞生吗? 查各类词典,“领袖”一词都指向为他人做表率的人或者领导众人的人。可见他人是否认同你这个表率或者是否愿意被你引领,是你能否成为领袖的惟一标准。如今,那些炫富的富二代,不被板砖打死和口水淹死就不错了,可以“领”个啥呢,充其量“拎”个包吧,哪怕是爱马仕。 如果不能引领民众,只会拎个名包,那就无论如何做不了未来领袖,只能成为“喂!那拎包的”啊! 在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中,领袖人物的出身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个现象就是1949年以前,领袖人物相当多出身于中农、富农甚至小地主家庭。这些家庭善于经营,略有积蓄,可以供子弟读书,甚至出国留学,他们雇长工但自己也做工,所以子弟容易体会农民的疾苦;他们或许剥削人但自己也被压迫,所以子弟不难发现不平等的罪恶。他们不像很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子弟,难以自拔于既得利益和奢侈悠闲的生活圈子;也不像一般的贫雇农老实巴交,没有文化,无法靠自己找到方向。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一旦掌握了先进的理念并和劳苦大众结合在一起,就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领袖。 另一个现象就是1949年以后,领袖人物相当多地出身于小城镇。小城镇离农村广阔天地不远,和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家族中就有农村的亲戚,但大城市的文明之风也最先熏陶着小城镇,图书馆、电影院、跳舞场、文学社……启蒙和聚集无数向往新生活的人们。直到今天,你在任何一个小城镇,都可以找到心怀天下的人们,他们会跟你讨论国家大事,关注南海风云,分析台海局势。在我上大学前后,发现相当多的大学生来自这样的小城镇,特别是来自中小学教师、医生、小公务员家庭。小城镇子弟中的出类拔萃者,取城乡各自之长,避城乡各自之短,终成气候。 由此,未来五十年,未来领袖的出身,或可能相对密集地出自农民工家庭,特别是孩子随父母打工的农民工家庭。 由于是独生子女,相当比例的城里孩子从小娇生惯养,他们上不惯农村的厕所,晒不得太阳,经不起风雨。他们最令人担忧的通病就是不懂感恩,不愿付出,不懂得珍惜,觉得一切对他的好都理所当然。而至今留守农村的孩子,很多缺少电视,没有网络,读书还很困难,远离文明的脚步和科技的洗礼。独有随父母打工的农民工子弟,他们继承了父辈的淳朴、务实和农民式的智慧;跟随父母打工的步伐,从一个城市来到另一个城市,靠步行、坐牛车和挤火车走遍中国;他们住过各种宿舍,甚至以天为房,适应各种生存条件;他们知道一切都来之不易,对任何获得都报以灿烂的笑脸;而且他们亲身感受到文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体会知识改变命运,网络改变生活;如果他们行万里路的同时,还读了万卷书,他们之间的佼佼者,没有理由不成为未来中国各行各业的领袖。 也许,有人这样反驳我,难道你没发现:近年来贫寒子弟离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越来越远了吗?我只能说短时段的波动,不会动摇长时段的历史动向。更何况领袖也不是靠大学培养的,即使出身于名牌大学的领袖,他也一定会承认社会的大学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所以,所有关注未来中国和中国未来的人们,特别是目前有能力进行资源配置、有条件跟踪学术研究的有识之士,不要忽视农民工子弟这一个群体。打破一切横亘于他们与这个城市间各种有形无形的藩篱,让他们有同等求学求职的机会,参与而且共享现代文明带来的成果,其实就是给他们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 (作者为厦门卫视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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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 | 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北京为什么不向上海学习?

最近,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强行关停31所打工子弟幼儿园,涉及数千农民工儿童的教育权益,再次社会关注。 由于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解决起来难度更大。面对大量条件简陋、存在安全隐患的非法办园点,北京的政府行为要么是视而不见,不提供任何管理和服务;要么为卸除安全责任而强行关闭取缔。政府既无法保障农民工幼儿有园可上,又不允许他们自助解决;由于强大的客观需求,众多的“非法园”事实上又取缔不了,这就是一种最坏的管理。 上海的情况完全不同。政府明确学前教育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提出“推进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和看护需求全覆盖”的目标                                   ,并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创造性地破解这一问题。当然,政府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全包下来。解决的方案,一是允许在郊区举办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民办三级幼儿园,通过财政扶持、政策支持,用低廉的价格和较好的服务,逐渐取代不规范的办园点。二是将大量农民工自办的“非法园”定义为“看护点”加以合法化。2010年9月,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强本市郊区学前儿童看护点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正式将看护点纳入管理,提供监管、指导与服务。由于是“看护点”而不是“幼儿园”,因而可以突破幼儿园的举办标准,只需满足两项最低要求:房屋安全和卫生安全;儿童人数规定为10~5 ,并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创造性地破解这一问题。当然,政府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全包下来。解决的方案,一是允许在郊区举办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民办三级幼儿园,通过财政扶持、政策支持,用低廉的价格和较好的服务,逐渐取代不规范的办园点。二是将大量农民工自办的“非法园”定义为“看护点”加以合法化。2010年9月,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强本市郊区学前儿童看护点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正式将看护点纳入管理,提供监管、指导与服务。由于是“看护点”而不是“幼儿园”,因而可以突破幼儿园的举办标准,只需满足两项最低要求:房屋安全和卫生安全;儿童人数规定为10~5         最近,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强行关停31所打工子弟幼儿园,涉及数千农民工儿童的教育权益,再次社会关注。         由于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解决起来难度更大。面对大量条件简陋、存在安全隐患的非法办园点,北京的政府行为要么是视而不见,不提供任何管理和服务;要么为卸除安全责任而强行关闭取缔。政府既无法保障农民工幼儿有园可上,又不允许他们自助解决;由于强大的客观需求,众多的“非法园”事实上又取缔不了,这就是一种最坏的”管理”。       上海的情况完全不同。政府明确学前教育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提出“推进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和看护需求全覆盖”的目标,并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创造性地破解这一问题。当然,政府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全包下来。解决的方案,一是允许在郊区举办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民办三级幼儿园,通过财政扶持、政策支持,用低廉的价格和较好的服务,逐渐取代不规范的办园点。二是将大量农民工自办的“非法园”定义为“看护点”加以合法化。2010年9月,市政府下发《关于加强本市郊区学前儿童看护点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正式将看护点纳入管理,提供监管、指导与服务。由于是“看护点”而不是“幼儿园”,因而可以突破幼儿园的举办标准,只需满足两项最低要求:房屋安全和卫生安全;儿童人数规定为10~50人,而且“可根据当地实际适当放宽”。众多家庭式自助的“非法园”由此得以正名,浮出水面。         几天前上海发生一起伤害儿童的意外事件,就是在农民工幼儿的看护点。但这纯粹是个案,是个人行为,与这一制度无关。我大惑不解的一个问题是:同在蓝天下,同一个党中央领导,北京为什么如此不善于学习,如此愚钝落后呢?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471c80102drm6.html ) – 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北京为什么不向上海学习?_杨东平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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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述思 | 农民工每天挣250元是喜讯还是噩耗?

尤其是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卖地达到疯狂程度,大量农民被披着“新农村计划”的外衣褫夺了宅基地甚至耕地,被上楼后彻底沦为失地农民。 而同期尽管中央政府强力推进了新农合,并提出新农保来弥足土地保障消失后的巨大黑洞,但由于历史欠账甚巨,短期难以为农民工构筑起真正的安全网。 农民工只有用脚投票,索要高薪,来缓解和释放对生活缺乏保障的焦虑。而这样不断加薪又往往成为压垮中小企业最后一根稻草。 何以彻底摆脱双输? 唯有政府积极作为——一为农民工完善社保,消除歧视,赋予其真正市民待遇,二为中小企业减税并赋予国民待遇,使其真正能完成升级转型。至于资金,卖地挣的银子就不少,且泛滥的三公消费也可以适度克制——前者叫开源,后者叫节流,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政府不差钱,该用到刀刃上了。(原文载广州日报)      媒体报道,在珠海的建筑工地上,泥水工一类的农民工是以天计工资,他们的日薪是250元,在工地上最辛苦的要数抡大锤的拆迁工,日薪在250~350元之间,就连最普通的杂工日薪也涨了,去年是160元/天,目前也提升至200元/天。 尤其是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卖地达到疯狂程度,大量农民被披着“新农村计划”的外衣褫夺了宅基地甚至耕地,被上楼后彻底沦为失地农民。 而同期尽管中央政府强力推进了新农合,并提出新农保来弥足土地保障消失后的巨大黑洞,但由于历史欠账甚巨,短期难以为农民工构筑起真正的安全网。 农民工只有用脚投票,索要高薪,来缓解和释放对生活缺乏保障的焦虑。而这样不断加薪又往往成为压垮中小企业最后一根稻草。 何以彻底摆脱双输? 唯有政府积极作为——一为农民工完善社保,消除歧视,赋予其真正市民待遇,二为中小企业减税并赋予国民待遇,使其真正能完成升级转型。至于资金,卖地挣的银子就不少,且泛滥的三公消费也可以适度克制——前者叫开源,后者叫节流,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政府不差钱,该用到刀刃上了。(原文载广州日报)     这个消息估计会引起国家税务总局的高度关注——这些农民工的月薪已经远远超过个税起征点3500元,属于地道的中产阶层,加强征缴的冲动油然而生。     然而,80、90后对挣这钱鲜有问津,基本都是年过不惑的60后,这些行当仍面临严重用工荒,并波及整个珠三角地区。     反差耐人寻味。 口,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的正常增长机制远未形成,由于缺乏长期保障,农民工只能用脚投票,提高短期报酬——如日工资来获得某种补偿,绝不意味着整体命运有了根本改善。 日薪即使达到250元,也是建立在生产条件艰苦、劳动和社会保障缺失的前提上,挣的依旧是以命相搏的血汗钱。 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城市新移民,地方政府采取了长期的歧视政策——比如户籍壁垒,导致农民工享受不到真正的市民待遇,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支付高额的成本。 虽然近期沿海地区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广东中山、广州两市先是破例给为当地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办理户口,进化到目前探索出一个根据学历和工作经历来打分落户的新制度。而有了当地的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可以享受在当地公立学校就学等公共服务。广东省中山市在2010年大约为2000人办理了落户手续,广州2011年也将有3000人落户当地。广东省甚至推出增加录用农民工当公务员、并让他们的孩子就读公立学校等举措。 这些进步值得欣慰,但面对大城市人口膨胀带来的资源紧张和管理难题,这些探索对于解决每个城市百万计的农民工落户问题只是杯水车薪,被泽被的概率不会比中彩票高出太多。 对于早期农民工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忍受被歧视的候鸟生活,是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毕竟家乡还有土地作为最后的保证,到城市仅仅为了打工挣钱。 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提速,     抛开这些行业不稳定、工作条件差等因素,专家将原因归咎为老龄化、计划生育引发的人口红利提前终结的预演——拐点将出现在2015年。    俺觉得有失偏颇。    首先,相对于养老问题,就业依旧是第一民生难题。尤其是近年来大学生和农民工两支大军在劳动力市场合流,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即使工资水平逐步下降仍在展开惨烈的饭碗争夺战。用工荒往往是结构性的——伴随着整个经济产业升级和调整、区域转移凸显,总体劳动力人口过剩的局面会长期存在。假如能顺利完成转型,未来对就业人口的需求将从数量转向质量,因此中国近期不存在严重用工荒。     尽管地方政府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努力推动工资集体协商,但由于农民工与企业主在劳资博弈中长期处在极端弱势地位,加上工资条例迟迟难以问世,劳动合同签订率始终存在巨大缺口,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的正常增长机制远未形成,由于缺乏长期保障,农民工只能用脚投票,提高短期报酬——如日工资来获得某种补偿,绝不意味着整体命运有了根本改善。     日薪即使达到250元,也是建立在生产条件艰苦、劳动和社会保障缺失的前提上,挣的依旧是以命相搏的血汗钱。     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城市新移民,地方政府采取了长期的歧视政策——比如户籍壁垒,导致农民工享受不到真正的市民待遇,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支付高额的成本。 尤其是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卖地达到疯狂程度,大量农民被披着“新农村计划”的外衣褫夺了宅基地甚至耕地,被上楼后彻底沦为失地农民。 而同期尽管中央政府强力推进了新农合,并提出新农保来弥足土地保障消失后的巨大黑洞,但由于历史欠账甚巨,短期难以为农民工构筑起真正的安全网。 农民工只有用脚投票,索要高薪,来缓解和释放对生活缺乏保障的焦虑。而这样不断加薪又往往成为压垮中小企业最后一根稻草。 何以彻底摆脱双输? 唯有政府积极作为——一为农民工完善社保,消除歧视,赋予其真正市民待遇,二为中小企业减税并赋予国民待遇,使其真正能完成升级转型。至于资金,卖地挣的银子就不少,且泛滥的三公消费也可以适度克制——前者叫开源,后者叫节流,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政府不差钱,该用到刀刃上了。(原文载广州日报)      虽然近期沿海地区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广东中山、广州两市先是破例给为当地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办理户口,进化到目前探索出一个根据学历和工作经历来打分落户的新制度。而有了当地的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可以享受在当地公立学校就学等公共服务。广东省中山市在2010年大约为2000人办理了落户手续,广州2011年也将有3000人落户当地。广东省甚至推出增加录用农民工当公务员、并让他们的孩子就读公立学校等举措。      这些进步值得欣慰,但面对大城市人口膨胀带来的资源紧张和管理难题,这些探索对于解决每个城市百万计的农民工落户问题只是杯水车薪,被泽被的概率不会比中彩票高出太多。      对于早期农民工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忍受被歧视的候鸟生活,是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毕竟家乡还有土地作为最后的保证,到城市仅仅为了打工挣钱。 口,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的正常增长机制远未形成,由于缺乏长期保障,农民工只能用脚投票,提高短期报酬——如日工资来获得某种补偿,绝不意味着整体命运有了根本改善。 日薪即使达到250元,也是建立在生产条件艰苦、劳动和社会保障缺失的前提上,挣的依旧是以命相搏的血汗钱。 与此同时,对于这些城市新移民,地方政府采取了长期的歧视政策——比如户籍壁垒,导致农民工享受不到真正的市民待遇,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支付高额的成本。 虽然近期沿海地区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广东中山、广州两市先是破例给为当地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办理户口,进化到目前探索出一个根据学历和工作经历来打分落户的新制度。而有了当地的户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就可以享受在当地公立学校就学等公共服务。广东省中山市在2010年大约为2000人办理了落户手续,广州2011年也将有3000人落户当地。广东省甚至推出增加录用农民工当公务员、并让他们的孩子就读公立学校等举措。 这些进步值得欣慰,但面对大城市人口膨胀带来的资源紧张和管理难题,这些探索对于解决每个城市百万计的农民工落户问题只是杯水车薪,被泽被的概率不会比中彩票高出太多。 对于早期农民工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忍受被歧视的候鸟生活,是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毕竟家乡还有土地作为最后的保证,到城市仅仅为了打工挣钱。 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提速,     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提速,尤其是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卖地达到疯狂程度,大量农民被披着“新农村计划”的外衣褫夺了宅基地甚至耕地,被上楼后彻底沦为失地农民。      而同期尽管中央政府强力推进了新农合,并提出新农保来弥足土地保障消失后的巨大黑洞,但由于历史欠账甚巨,短期难以为农民工构筑起真正的安全网。     农民工只有用脚投票,索要高薪,来缓解和释放对生活缺乏保障的焦虑。而这样不断加薪又往往成为压垮中小企业最后一根稻草。    何以彻底摆脱双输?    唯有政府积极作为——一为农民工完善社保,消除歧视,赋予其真正市民待遇,二为中小企业减税并赋予国民待遇,使其真正能完成升级转型。至于资金,卖地挣的银子就不少,且泛滥的三公消费也可以适度克制——前者叫开源,后者叫节流,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政府不差钱,该用到刀刃上了 。(原文载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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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灯都灭了

要了解世道人心的变化,最便捷最实惠的莫过看男的都想娶谁,尤其是女的都爱跟谁了。这类节目不一定可靠,但起码比社论党章可靠。直到2007年党章的头一句话都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实即便是毛时代,女的找男的,工人也不是首选,更别说农民了。不过毛时代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比今天还是高不少。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之所以出现大饥荒而未出现大动乱,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吧。 音乐一惊一乍间“幸福门”打开,跑进来一位三四十岁的农民工。面对一字排开、花枝招展的时尚美女,农民工除了胆子几乎什么都没有:没房,没车,没个头,没风度,没学历。“电大”学历他自然有:电视明星那种半小跑腿半大阅兵的台风台步,还有电视主持人一年四季也不惦记换换的贫瘠语言,他都学了且都没学到位。他虽然什么都没有,但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只是,他自认为拥有一项别人没有的长处:他愿意倒插门。倒插门在传统的父系血缘社会里算得上一种可以出让或交易的价值,但搁到老婆都能互换的当今、房子比什么都贵重的当下,这还算价值么?起码对于现场的美女来说,连屁都不值——屁股的屁:节目中某美女就要求另一男选手转身,说“我想看看你的臀部”。 农民工上场后,美女们脸色很难看,就好像雪白的婚纱被要饭的抓了一把。美女们说话很难听,她们“麻烦”农民工“活得现实一些”;“劳驾回到真实的世界”;“可以同情你,可怜你,但不会接受你”。还有一位生怕农民工听了不铭心刻骨,说她家有一座别墅,两部法拉利;她是研究生学历,可以嫁给两辆兰博基尼;她要找的是男友,不是“男佣”。这样近乎辱骂的“真情告白”跟这类社会痒痒肉上的轻佻节目,跟美女们日夜经营的脸蛋、总算加入的阶级、正在恶补的风度,似乎极不兼容但又异常匹配。中国的资产阶级(当然不是全部)刚刚抢得一身臭汗,格调修养只能俟乎孙儿孙女了,第二代就是用法国香水从腊月泡到来年立秋,也很难去掉那股子车匪电霸气。现场点评人万峰拍案大怒,说你拥有再多财富,哪怕你拥有半个地球都与我们无关!我也很愤怒,但愤怒归愤怒,美女只不过以打砸抢资本主义阶段所特有的傻大姐加胡汉三方式,道出了中国贫富分化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谁跟谁都是有关的。 其实,这个现实让我感到的更是忧惧。贫富分化哪国都有,但像中国这样丧心病狂的则少有。这次在南方从苏州往上海的汽车上和一位日本经济学家邻座,问起他们国家的情况,老先生说日本经济多年来一直很差,好在贫富差距不大,社会还算稳定。而中国几十年改革走的是一味“拉大差距”的基本路线,财富像嗜血的蚊蚋在社会的伤口上团生麇集。我进过穷人的蜗居,有些跟废品收购站没两样,除了小。我也见过富人的豪宅,想形容一下词儿不够,得参考《阿房宫赋》。随着市场经济恶性膨胀为市场社会,财富价值观一家独大,笑贫不笑娼成为亿万人的内心法则。在同一个但非同一期节目里,有位女嘉宾便喊出“宁坐宝马车里哭,也不坐自行车后座上笑”这种八大胡同员工都未必喊得出的口号。由亿万劳动者出资、由各级政府掌控、由各路文化精英伙同各色男女流氓操办的大众传媒,都争先恐后地讴歌财富,肆无忌惮地嘲笑劳动,针扎锥刺着底层民众逼仄而灰暗的人生视界。我有回随便浏览了十个电视频道,发现其中有六个正在弘扬影视明星奢靡无耻的生活。文化的恶之花像黑衣女巫摇荡在道路两侧,欢送中华复兴的列车从阶级分化的丘陵地带直奔社会分裂的大峡谷。财富分配上一刀两断而财富价值观上一统江山的社会,是对底层人群的双重围猎,不但将其驱往社会经济的边缘,还要将其逼入心理文化的绝地。节目中农民工渴望发家致富而不能、奋力出人头地而不遂、只好以屈身为进身的入赘计划遭唾面自干的经历,就是这个广大现实的缩影。主持人最后请神色黯然的农民工退场,告诉他“灯都灭了”——没人要他,则更像是未来走势的不祥隐喻。 如今在中国,如果谁为弱者说话,总会有意识形态医护人员跑来为他体检。混得怎么样是一项重要指标,混得不好说明他狗急跳墙,混得还好说明他别有用心。那我也自检一下:底层我也许还不算,但起码算是他们邻居,邻居失火,我会遭殃,因为除了中国我再无别处可去。我对未来无奢望,平常就行,平安就够。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也都不过如此。但以中国社会日渐浓重的戾气,开始弥漫的杀气,我很怕这希望落空。中国几十年经济成就很难说不辉煌,但社会代价也很难说不惨重。华灯下崛起跃进的中国拖着一个长长的影子,那是追债索命的中国。被发展遗弃、被富裕羞辱、被未来谢绝的人群要真是牛马也就罢了,可惜他们不是。不是就不会放过你。你在他们那儿播种了什么,你还将在他们那儿收获什么。能量会转化,但不会乱转:你右手扇过去的一掌,有可能转成你左腿挨的一刀,也有可能转成你左右眼皮日夜不停的惊跳,但不大可能转成你心里的悠悠钟声、梦里的融融月色。从王斌余到邓玉娇,从通钢到富士康,络绎不绝的杀人和杀己者像惊叹号一样走上中国未来的地平线。他们不会只代表极少数精神病患者,而是代表了更广大的底层人群。这个人群如果老也上不了宴席,如果老是被东倒西歪的宾客叱骂嘲笑,那么有一天,量变会积累成一次地动山摇,让盛宴戛然而止。今年“维稳”预算达5140亿元,已逼近5321亿元的军费了。 中国自晚清以来,一向是来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国内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最终导致大厦倾覆,江山易手。这样的直接外部压力近年降至百年最低,这固然是好事,但似乎也是坏事。所谓好事,基本走出近代大危机的中华民族正可以再接再厉,更上层楼,以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为后盾,融会新机,重生再造,从亚洲进军世界,为人类另辟蹊径,为历史别开生面。所谓坏事,众多精英刚刚从沟底爬到沟边,便忘了自己姓什么,天高地厚也一概不知。中国经济的崛起反倒加速了他们精神的坠落、智力的下跌——已跌破行凶不讲度、作恶不避人的大关了。可以说,他们毫无收敛的疯狂已成国家未来的直接隐患、最大乱源。血泣痈生,肉腐为脓,这部分精英已成为社会的疽痈。如今疽穿痈溃,流出腐烂而放肆的富二代。富一代富二代好像不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为自己买墓地,给富三代绝后路。 据报载最近不少富人纷纷移民或出逃海外——这回轮到美国合唱“我家大门常打开”了。这些人算是精英中的明白人,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当别人的灯都灭了,你们的黑夜也就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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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教育水平普遍较父辈高 新生代农民工期望高

教育水平普遍较父辈高 新生代农民工期望高 (2011-07-05)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让孩子吃点苦 [时事漫画] 瑞典所有小学10年内都教华文 [名家专评] 约瑟夫·奈:中国应被遏制吗? [中国政情] 世贸裁定中国违规 中国表遗憾 [南中国海争端] 解决南中国海问题要‘讲政治’ ● 黄慧敏 整理 (北京综合讯)教育水平普遍较父辈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的期望越来越高,城里低技能工作和生活条件已无法满足这新的一代,并间接让他们觉得没有尊严,部分人宁可不做工也要保住尊严,导致中国的劳动力供求问题愈变紧张。 由新华社创办的《半月谈》时事评论网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进行调查发现,工作情况,如职业发展、工资等被农民工视为最影响他们尊严的因素。其次,为公民权利和生活情况。 对精神与情感需求更强烈 与老一辈的农民工相比,这些在1980年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除了追求填饱肚子,对精神、情感生活的需求期盼也更强烈。他们虽比较习惯城里的生活,并愿意参加社区活动,但也自觉难以融入主流社会,自觉地位不如城里人。 部分受访者就主动提出,指收入与购买力、社会公正、陌生社会中的排斥与歧视、教育不公平都影响了他们的尊严。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出现,这不满情绪更是明显。 原本在一家服装厂工作、来自河南的吴小玲便是一个例子。她因工作不“符合要求”拒绝了新的工作机会。她直指工厂工作“丝毫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每天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将来也不会有发展”。 中新社早前报道,中国的外出农民工去年达1.53亿人,而据估计,新生代农民工就占约1亿人,超过了六成。 新生代农民工约1亿 接受《半月谈》调查的2278名农民工,平均年龄也只有26.8岁。如果根据他们平均已在外打工近六年推算,他们多数是在20岁左右、一离开初中或高中就到城里找工作。相较下,全国总工会以前的调查里,农民工平均是到26岁才初次外出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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