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自由

作者：小米周 | 评论(0) | 标签:五四

作者：揽尘

面对历史，我们往往有无尽的感叹，感叹于她的雄奇，感叹于她的跌宕，感叹于她的无常。然而我们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感叹。对于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的社会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关注自身存在的人来说，有一段历史，是我们不容回避的，是我们必须加以思考的，那就是发生在上世纪之初的五四运动，她的回响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究竟我们对于五四又知道多少，也许更多的人仅限于知道这个名词，或者直到这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或许更知道这是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然而这些知道毕竟琐碎，毕竟带有表面的泛化，必定在这些概念性的“知道”中丧失对于这段历史的感性的认识，从而疏远了她。在这里，笔者不惮鄙陋，通过钩沉史料并结合自己的思考，对这场伟大的运动作一个简要的勾勒，希望能给那些渴望走进这段历史、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以有限的帮助。

第一章 五四事件

沉默中的骚动

民国八年，公历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五月三日，古老的中华大地再次被不安的阴霾笼罩。北京，中国三百年来的政治文化中心，阴霾聚集之处，正在酝酿一场爆发。

传言已被证实，英法美三国在4月29日、30日已经就巴黎和约中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作出了决议：日本将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

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各政治和社会团体紧急行动，以谋挽救时局。国民外交协会派代表面谒大总统徐世昌，要求其下令中国在巴黎的代表：若山东问题不能合理解决，就拒绝在和约上签字；5月3日，他们决定邀请各界于5月7日召开国民大会。北京的一些学生组织，包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社和共学会等召开会议，决定于5月7日举行群众示威游行。

四年前的5月7日，日本政府就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向袁世凯发出了要求签约的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表示完全接受日本的要求，并命令外交总长陆徵祥在条约上签字。从此，5月7日或5月9日，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国耻纪念日。

大家都在等待，就像北京的学生组织在会议中草拟并发往全国的宣言中所写的一样：“青岛归还，势将失败。五月七日在即，凡我国民当有此觉悟，望于此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以保危局。”然而面对此情况，政府却采取严厉措施镇压骚动，使大家的情绪更加激愤，况有消息传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與之间有秘密活动，并传言章宗祥将代替陆徵祥出任外交总长和巴黎和谈总代表之职。他们三个是什么样人？

曹汝霖此时是交通银行总长兼交通银行总理，他曾参与谈判“二十一条”，他以牺牲国家的利益为北洋军阀向日本筹措战争经费并从中牟取私利，其总资产甚至超过当年和珅之数，达2000万元；章宗祥自1916年起出任驻日公使，其在1918年“欣然同意”日本向中国提出的处理山东问题的照会，并参与签订了其他卖国条约，直接导致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陆宗與是币制改革局总裁、交通银行董事长、中日合办的汇丰银行的华方董事长，参与谈判和签订“二十一条”，并帮助日本攫取中国利益。

他们在一起又会干什么？学生们感到情势紧急。一些最活跃的学生在北京大学公告牌上贴出许多慷慨激昂的布告，并号召北京所有大专学校学生代表召开紧急会议。

5月3日晚7点。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北京大学及其他高校如国立高等师范学院、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等1 000多人召开临时会议，国民杂志社领导人之一易克嶷为主席。会场上群情激昂而秩序井然。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导师、著名新闻记者邵飘萍报告了巴黎和会的有关情况后，各校代表依次发言。据许德珩回忆：“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同学的情绪……”。大会于晚上11时通过一项重要决议：于次日也就是5月4日举行群众集会，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

而在北大法科礼堂集会的同时，北京高等师范的工学会及其他几个高校的二十多个激进学生也在秘密谋划。和北大法科集会决定的和平抗议不同，他们决定刺杀。5月2日，他们就曾开过一个秘密会议，商讨谋刺曹汝霖等人，由匡互生等人负责。由于没有搞到手枪，5月3日晚，他们就决定带铁器、小罐火油和火柴等物。他们甚至向亲密的朋友交代好身后事。他们原本决定行动的时间是5月7日，在得知北大决议在5月4日举行集会，就“决定次日联络各校的激烈分子，伴大队游行至曹、章、宗等的住宅的时候，实行大暴动”。需要说明的是，“实施大暴动”是少数学生的秘密决定，大部分人从一开始就不赞同使用暴力。而即使是这一小部分激进同学，也只是出于纯粹的爱国激情和对卖国贼的痛恨，而没有想过搞大规模的暴动，所以他们在准备的时候在照相馆搞到了曹等三人的照片，（据说有同盟会的会员的暗中帮助）以免伤及无辜，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虽然他们当中有化学科的同学，也没有想到用烈性的药物。

五月三日，北京的天空阴霾密布。黑云压城城欲摧。

历史的瞬间

1919年5月4日，周日，晴，多云。这一天是旧历四月初五，适值春夏之交，文人雅士多喜踏青郊游。“天安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山公园（那时叫中央公园）的红墙里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王统照《三十五年前的五月四日》）而此时的学子们，没有如往年一样优游于此和煦的佳日，他们的内心，被不安的危机感充斥着。

上午10时，包括北大在内的北京十三所大专学校代表在法政学校集会，在一个半小时的会议中，就此次游行达成了五项决议，包括通电全国、唤醒民众、组织北京市民的群众集会、建立北京学生的统一机构和下午的游行路线。

中午过后，众高校同学陆续到来，汇集天安门广场。作为活动的主要发起和筹划者的北京大学学生，因在沙滩红楼集合时遭教育部代表和警察总监的代表劝阻，最后一个到来。下午一点半，三千多学生齐聚于代表中国政治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古老的北京的街道，被一双双躁动而坚定的脚齐齐踏过，空气中传来阵阵风的颤动，那是学生们嘹亮的嗓音传达炎黄血脉的沸腾，它们本来不是针对历史，它们针对的是活生生的现实，但历史的天空却忠实地保留着这些青春的呼喊：“头可断青岛不可失”“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打到卖国贼”“勿作五分钟爱国热情”……

学生如此大规模集会，当局没有理由不加以注意并劝阻。据《晨报》1919年5月5日题为《山东问题中之学界行动》的文章报道：“……（某教育司长劝说无效、步军统领李长泰出现在天南门红墙旁）学生代表又向李统领婉言曰：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各学生大呼走走。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李长泰所读传单，应该是由新潮社领导人之一的罗家伦起草的白话宣言，其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届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通报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市民们也被学生的爱国激情打动了，有的人干脆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短暂的集会后，按照事先商定，队伍从天安门向南过中华门，向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而去。队伍两头各有一面巨大的无色国旗，后面是整齐的人群举着各种旗帜标语，并向沿街的群众散发传单。到了东交民巷西口，游行队伍遭到了中国巡捕的阻拦，延宕多时后，只好推举罗家伦等四个代表见美国公使，恰美公使不在，就留下说贴。然后学生又派代表去见英法意等国公使，但都没见着。而到日本使馆门前，被日本卫兵阻拦，且附近的中国警察和军队也强行干涉，参加游行的学生和群众愤怒了。忽然有人喊：“到外交部去！”“到曹汝霖家里去！”这时学生推举的总指挥傅斯年极力劝阻大家不要去，但冲动的人群已经渐渐失去理智。

于是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西口转北走户部街，跨御河桥，沿东长安街经东单牌楼，往北，走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过赵家楼胡同西口，约在下午4点半左右，到达曹宅。

这时学生们还没有失去控制，一位英国记者报道说：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曹汝霖的住宅，很配称作文明国家的学生。但是警察使用的高压手段激起了示威者的愤怒，只是此时他们才爆发为无法控制的暴力行动”。群众开始是要求曹汝霖出来，要他出面解释和日本人签订秘密协约的原因，但警察和宪兵一心想强迫学生退走，学生怒火中烧，许多人高呼着“卖国贼”并向窗口和院内扔石子、白旗。有的学生试图冲进去但没有成功，便准备撤退返校。这时，五个学生爬上墙头，打破窗户，跳进室内，卫兵们此时已手足无措，这几个学生就打开了前门，大批学生冲进曹宅。

当时章宗祥、曹汝霖俱在曹宅。章宗祥被学生打了一下后诈死，躲进一间黑屋子里，又被学生找到遭痛打，后被警察送往日本的同仁医院。曹汝霖躲进暗室，逃过了学生的搜查。然后曹宅起火，据说是工学会的匡互生所放。

骚乱过程中警察和学生发生过一些轻微的冲突，主要是因为警察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对此持的是“宽容中立”的态度。冲突持续到6点差一刻，示威者大都散去，军警逮捕了尚在的许德珩等32人。

国人的激情

面对“五四”事件，主要由保守派和军人把持的政府的反应是迅速而鲁莽的。他们本来就因为对新文化的敌视，对北京一些大学的教授、学生批评时政的行为不满，以为这次找到了报复的机会。5月4日晚在总理钱能训家里举行的官方会议上，他们决定关闭北京大学、解除校长职务、迅即处理被捕学生。5月5日教育部下令限制学生活动，政府准备把学生交付法庭审判。

在学生方面，当知道许德珩等同学被逮捕的情况后，也迅速行动起来。5月5日上午，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实行总罢课。下午3点，在北大法科礼堂，有关学校的3 000名学生召开了一次大会，大会决议继续坚持爱国斗争、营救被捕学生，决议并于次日成立了“以尽学生天职谋国家之福利” 为宗旨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它导致了一个月以后“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后者成了全国学生运动的司令部。

5月4日晚，蔡元培宣布将负责营救被捕学生。次日，有关13所学校的校长也在北大开会，决定营救被捕学生，并决定在学生获释之后提出辞职。

事件发生后，政府为防止事件蔓延，严格审查有关新闻报道，并切断了通往国外的有线电报。但学生通过一家外国通讯社将消息传出。消息传出后，社会各界纷纷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举动，要求释放学生。

其他各地的学生在“五四”事件的刺激下，全国上下掀起了学生运动的高潮，他们成立学生自治组织、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对学生的逮捕、发起广泛的抵制日货的活动。

5月6日，在上海出席和谈的南北首席代表都要求释放学生，并联名电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要求其支持青岛归还中国的立场。

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利用公众情绪，就此事对北京政府进行攻击，并立即表示对学生的支持。一些军阀和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也对学生运动表示支持，如吴佩孚、张敬尧、康有为等。

至此，原本是一场普通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运动，由于政府的鲁莽，在民族感情日益高涨的特殊时期，演变为一场广大爱国人民和部分亲日军阀、旧官僚、守旧知识分子的斗争。在随后两个月、随后数年的形势发展中，“五四”事件逐渐显现出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其产生的影响，是参加运动的学生和反对运动的军阀政府都没有料到的。

5月7日，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和蔡元培等校长的妥协下，政府下令释放被捕学生。32名学生回到学校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学生虽然被释放了，但是双方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关于如何处理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政府依旧没有给出确切的答复，以及蔡元培及各校校长的辞职和政府对学生的严厉态度终于引爆了新一轮的运动高潮。

5月18日，当得知亲军阀的政客田应璜将出任教育总长和政府决定对各教育团体严加管束的时候，北京18所高校照例了学联紧急会议，定于5月19日举行总罢课。罢课期间，学生们组织“十人团”开展爱国讲演、宣传鼓动抵制日货、出版日刊并组织护鲁义勇军。

其他各地的学生纷纷声援，总罢课在全国各重要城市迅速蔓延。天津学联5月23日开始了总罢课，上海学生决定从5月26日其开始总罢课，其他各地，包括22个省的200多个大小城市受到学生罢课的冲击。同时，上海学生5月27日其联络各商业团体和劳工，试图寻求他们的合作和支持。

“五四”运动的重心，悄悄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

针对学生的爱国运动，北洋政府一面严令武力惮压，一面宣布提前放假并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及外交司法考试以分化学生。在这种种形势之下，5月底到6月初学生运动的声势似乎渐渐小了。北京政府遂决定趁此机会，实行强硬的镇压政策，试图将这股运动彻底扑灭。

而在上海，学生与商界的合作也陷入了某种僵局。虽然商界也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但顾虑到军警镇压的威胁和经济上的损失，对于罢市他们还迟迟难下决定。***，忽从天津传来了北京“六三”大逮捕的消息，终于促成了罢课、罢市、罢工的联合行动。

6月1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了两道训令，其一是嘉奖曹、章、陆三人，其而指责学生危及治安，威胁他们回到学校放弃运动。6月2日下午，7名出售国货的学生被逮捕。面对严厉镇压，学生们以田横五百壮士相激励，决定恢复一度中断的学生讲演运动。6月3日，北京20余所学校学生数百名走上街头，展开爱国演讲，被捕者达178人；***，学生继续上街讲演，被捕者达七百余人；6月5日，五千多名学生上街，都背上行李，随时准备入狱，学生联合会还向全国各界发出《宣言》，《宣言》中有云：“学生等方当求学，惟知有真理耳。真理在，死生以之。求仁得生，又何怨乎……”面对学生的凛然之气，反动军警无可奈何，只好驱赶听众，不捕学生。突然之间，学生们看到看守被捕学生的军警突然撤走，围困北大的军队也匆匆离去。原来，上海罢市的消息已经传到北京。

***由天津传来的“学生大演讲，被军警拘捕，现闭置译学管四百人，断绝粮食，四周架设武器，设帐驻围”的电报，激起了全国各界特别是上海人民的激愤，在学生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的带动下，6月5日早晨，上海罢市。“三罢”开始。下午，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成立。

北京。学生们知道斗争还没有胜利，他们拒绝从北大法科、理科（因被捕人数太多，军警将这两个地方及其他几个地方被作为关押学生的监狱）出去，反而扣留了7名军警和两个帐篷，作为迫害学生的人证物证，要求政府给与言论、集会、出版自由，不受限制。直到6月8日，举行了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大请愿之后，他们才各自回校。

而这时，上海的“三罢”斗争仍如火如荼，虽然遭到军警及帝国主义的干涉破坏，而三罢规模却不断扩大。他们要求北京政府严厉惩办卖国贼曹等三人，否则 “三罢”将不会停止。6月8日，上海金融界12家银行开始罢市。6月10日，上海工人罢工达到高潮，上海与外地水陆交通完全断绝。同时，全国各地“三罢” 斗争也都相继展开。6月19天津罢市给了北京政府的最后一击，政府不得不罢免曹、章、陆三人。消息证实后，12日上海三罢斗争胜利结束。

然而惩办卖国贼只是学生运动的目的之一，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挽留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等成了学生们后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最终，在包括工商业者和工人、学生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压力之下，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签订对德和约。五四学生运动取得最终胜利。7月22日，全国学联宣布罢课结束。9月20日，蔡元培重新出任北大校长。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6月16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关于它的成立的意义，可以从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一段话中看出：“从这一次的（‘五四’）运动出发，于是全国各省都有了学生联合会，又成立了一个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我敢大胆地说一句——此时候已经有了长久历史的国民党组织，其和党员间的联络指挥，恐怕还不如这个新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完密，运用得活泼灵敏。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军阀势力压迫下的各省，大概是靠着学生联合会作宣传主义吸收青年党员的大本营。可知道所谓‘五四运动’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