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限制出版自由，还妄图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笑死人了
他们是死活不会做出一点让步的，宁愿阉割自由也是不愿利益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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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网民使用“聊天”这个词
禁止网民使用“聊天”这个词 昨天，思宁拟在新浪好友的博客“写留言”，发出“针对近期频发的杀害儿童案件的犯罪心理及‘精神病’凶手刑事责任的问题，定于5月15日20时在IS语音聊天室105022频道法治夜话互动节目举办关于杀童犯罪心理与刑责的报告会。报告人：思宁（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中国法学会会员、聘任副教授、实习律师）。欢迎光临并参与互动讨论”的文字时，新浪网“提示”“不能包含Sina等特殊含义字符”。 思宁认真检查，认为留言并没有包含“Sina”，也没有包含网址链接。进一步删除“IS”“频道”“杀童”“犯罪”等多个字符后，新浪网依然“提示”“不能包含Sina等特殊含义字符”。 经过反复检测，最后发现，原来“聊天”这个词才是禁止网民使用的“特殊含义字符”。 要在他人博客“写留言”时使用“聊天”这个词，只有在“聊天”二字中间加空格，才能突破新浪网过滤词系统的封锁，发出留言。 在一个宪法中宣称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国家，“聊天”竟然是禁止网民使用的词！ 2010年5月16日 —————————————————— 题图出处http://hi.baidu.com/fromltox/album/item/15c74ff262c93731b17ec5e4.html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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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更多1013|《五四运动简述》——第一章：五四事件
作者：揽尘
面对历史，我们往往有无尽的感叹，感叹于她的雄奇，感叹于她的跌宕，感叹于她的无常。然而我们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感叹。对于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的社会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关注自身存在的人来说，有一段历史，是我们不容回避的，是我们必须加以思考的，那就是发生在上世纪之初的五四运动，她的回响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究竟我们对于五四又知道多少，也许更多的人仅限于知道这个名词，或者直到这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或许更知道这是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然而这些知道毕竟琐碎，毕竟带有表面的泛化，必定在这些概念性的“知道”中丧失对于这段历史的感性的认识，从而疏远了她。在这里，笔者不惮鄙陋，通过钩沉史料并结合自己的思考，对这场伟大的运动作一个简要的勾勒，希望能给那些渴望走进这段历史、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以有限的帮助。
第一章 五四事件
沉默中的骚动
民国八年，公历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五月三日，古老的中华大地再次被不安的阴霾笼罩。北京，中国三百年来的政治文化中心，阴霾聚集之处，正在酝酿一场爆发。
传言已被证实，英法美三国在4月29日、30日已经就巴黎和约中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作出了决议：日本将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
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各政治和社会团体紧急行动，以谋挽救时局。国民外交协会派代表面谒大总统徐世昌，要求其下令中国在巴黎的代表：若山东问题不能合理解决，就拒绝在和约上签字；5月3日，他们决定邀请各界于5月7日召开国民大会。北京的一些学生组织，包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社和共学会等召开会议，决定于5月7日举行群众示威游行。
四年前的5月7日，日本政府就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向袁世凯发出了要求签约的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表示完全接受日本的要求，并命令外交总长陆徵祥在条约上签字。从此，5月7日或5月9日，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国耻纪念日。
大家都在等待，就像北京的学生组织在会议中草拟并发往全国的宣言中所写的一样：“青岛归还，势将失败。五月七日在即，凡我国民当有此觉悟，望于此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以保危局。”然而面对此情况，政府却采取严厉措施镇压骚动，使大家的情绪更加激愤，况有消息传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與之间有秘密活动，并传言章宗祥将代替陆徵祥出任外交总长和巴黎和谈总代表之职。他们三个是什么样人？
曹汝霖此时是交通银行总长兼交通银行总理，他曾参与谈判“二十一条”，他以牺牲国家的利益为北洋军阀向日本筹措战争经费并从中牟取私利，其总资产甚至超过当年和珅之数，达2000万元；章宗祥自1916年起出任驻日公使，其在1918年“欣然同意”日本向中国提出的处理山东问题的照会，并参与签订了其他卖国条约，直接导致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陆宗與是币制改革局总裁、交通银行董事长、中日合办的汇丰银行的华方董事长，参与谈判和签订“二十一条”，并帮助日本攫取中国利益。
他们在一起又会干什么？学生们感到情势紧急。一些最活跃的学生在北京大学公告牌上贴出许多慷慨激昂的布告，并号召北京所有大专学校学生代表召开紧急会议。
5月3日晚7点。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北京大学及其他高校如国立高等师范学院、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等1 000多人召开临时会议，国民杂志社领导人之一易克嶷为主席。会场上群情激昂而秩序井然。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导师、著名新闻记者邵飘萍报告了巴黎和会的有关情况后，各校代表依次发言。据许德珩回忆：“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同学的情绪……”。大会于晚上11时通过一项重要决议：于次日也就是5月4日举行群众集会，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
而在北大法科礼堂集会的同时，北京高等师范的工学会及其他几个高校的二十多个激进学生也在秘密谋划。和北大法科集会决定的和平抗议不同，他们决定刺杀。5月2日，他们就曾开过一个秘密会议，商讨谋刺曹汝霖等人，由匡互生等人负责。由于没有搞到手枪，5月3日晚，他们就决定带铁器、小罐火油和火柴等物。他们甚至向亲密的朋友交代好身后事。他们原本决定行动的时间是5月7日，在得知北大决议在5月4日举行集会，就“决定次日联络各校的激烈分子，伴大队游行至曹、章、宗等的住宅的时候，实行大暴动”。需要说明的是，“实施大暴动”是少数学生的秘密决定，大部分人从一开始就不赞同使用暴力。而即使是这一小部分激进同学，也只是出于纯粹的爱国激情和对卖国贼的痛恨，而没有想过搞大规模的暴动，所以他们在准备的时候在照相馆搞到了曹等三人的照片，（据说有同盟会的会员的暗中帮助）以免伤及无辜，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虽然他们当中有化学科的同学，也没有想到用烈性的药物。
五月三日，北京的天空阴霾密布。黑云压城城欲摧。
历史的瞬间
1919年5月4日，周日，晴，多云。这一天是旧历四月初五，适值春夏之交，文人雅士多喜踏青郊游。“天安门前，正阳门里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而从西面中山公园（那时叫中央公园）的红墙里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王统照《三十五年前的五月四日》）而此时的学子们，没有如往年一样优游于此和煦的佳日，他们的内心，被不安的危机感充斥着。
上午10时，包括北大在内的北京十三所大专学校代表在法政学校集会，在一个半小时的会议中，就此次游行达成了五项决议，包括通电全国、唤醒民众、组织北京市民的群众集会、建立北京学生的统一机构和下午的游行路线。
中午过后，众高校同学陆续到来，汇集天安门广场。作为活动的主要发起和筹划者的北京大学学生，因在沙滩红楼集合时遭教育部代表和警察总监的代表劝阻，最后一个到来。下午一点半，三千多学生齐聚于代表中国政治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古老的北京的街道，被一双双躁动而坚定的脚齐齐踏过，空气中传来阵阵风的颤动，那是学生们嘹亮的嗓音传达炎黄血脉的沸腾，它们本来不是针对历史，它们针对的是活生生的现实，但历史的天空却忠实地保留着这些青春的呼喊：“头可断青岛不可失”“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打到卖国贼”“勿作五分钟爱国热情”……
学生如此大规模集会，当局没有理由不加以注意并劝阻。据《晨报》1919年5月5日题为《山东问题中之学界行动》的文章报道：“……（某教育司长劝说无效、步军统领李长泰出现在天南门红墙旁）学生代表又向李统领婉言曰：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各学生大呼走走。李统领亦无言，旋取下眼镜，细读传单，半晌后对群众曰：那么，任凭汝们走么。可是，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言毕，嘱咐警吏数语，即乘汽车而去。”李长泰所读传单，应该是由新潮社领导人之一的罗家伦起草的白话宣言，其全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上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届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
今与全国通报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市民们也被学生的爱国激情打动了，有的人干脆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短暂的集会后，按照事先商定，队伍从天安门向南过中华门，向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而去。队伍两头各有一面巨大的无色国旗，后面是整齐的人群举着各种旗帜标语，并向沿街的群众散发传单。到了东交民巷西口，游行队伍遭到了中国巡捕的阻拦，延宕多时后，只好推举罗家伦等四个代表见美国公使，恰美公使不在，就留下说贴。然后学生又派代表去见英法意等国公使，但都没见着。而到日本使馆门前，被日本卫兵阻拦，且附近的中国警察和军队也强行干涉，参加游行的学生和群众愤怒了。忽然有人喊：“到外交部去！”“到曹汝霖家里去！”这时学生推举的总指挥傅斯年极力劝阻大家不要去，但冲动的人群已经渐渐失去理智。
于是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西口转北走户部街，跨御河桥，沿东长安街经东单牌楼，往北，走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过赵家楼胡同西口，约在下午4点半左右，到达曹宅。
这时学生们还没有失去控制，一位英国记者报道说：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曹汝霖的住宅，很配称作文明国家的学生。但是警察使用的高压手段激起了示威者的愤怒，只是此时他们才爆发为无法控制的暴力行动”。群众开始是要求曹汝霖出来，要他出面解释和日本人签订秘密协约的原因，但警察和宪兵一心想强迫学生退走，学生怒火中烧，许多人高呼着“卖国贼”并向窗口和院内扔石子、白旗。有的学生试图冲进去但没有成功，便准备撤退返校。这时，五个学生爬上墙头，打破窗户，跳进室内，卫兵们此时已手足无措，这几个学生就打开了前门，大批学生冲进曹宅。
当时章宗祥、曹汝霖俱在曹宅。章宗祥被学生打了一下后诈死，躲进一间黑屋子里，又被学生找到遭痛打，后被警察送往日本的同仁医院。曹汝霖躲进暗室，逃过了学生的搜查。然后曹宅起火，据说是工学会的匡互生所放。
骚乱过程中警察和学生发生过一些轻微的冲突，主要是因为警察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对此持的是“宽容中立”的态度。冲突持续到6点差一刻，示威者大都散去，军警逮捕了尚在的许德珩等32人。
国人的激情
面对“五四”事件，主要由保守派和军人把持的政府的反应是迅速而鲁莽的。他们本来就因为对新文化的敌视，对北京一些大学的教授、学生批评时政的行为不满，以为这次找到了报复的机会。5月4日晚在总理钱能训家里举行的官方会议上，他们决定关闭北京大学、解除校长职务、迅即处理被捕学生。5月5日教育部下令限制学生活动，政府准备把学生交付法庭审判。
在学生方面，当知道许德珩等同学被逮捕的情况后，也迅速行动起来。5月5日上午，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实行总罢课。下午3点，在北大法科礼堂，有关学校的3 000名学生召开了一次大会，大会决议继续坚持爱国斗争、营救被捕学生，决议并于次日成立了“以尽学生天职谋国家之福利” 为宗旨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它导致了一个月以后“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后者成了全国学生运动的司令部。
5月4日晚，蔡元培宣布将负责营救被捕学生。次日，有关13所学校的校长也在北大开会，决定营救被捕学生，并决定在学生获释之后提出辞职。
事件发生后，政府为防止事件蔓延，严格审查有关新闻报道，并切断了通往国外的有线电报。但学生通过一家外国通讯社将消息传出。消息传出后，社会各界纷纷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举动，要求释放学生。
其他各地的学生在“五四”事件的刺激下，全国上下掀起了学生运动的高潮，他们成立学生自治组织、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对学生的逮捕、发起广泛的抵制日货的活动。
5月6日，在上海出席和谈的南北首席代表都要求释放学生，并联名电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要求其支持青岛归还中国的立场。
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利用公众情绪，就此事对北京政府进行攻击，并立即表示对学生的支持。一些军阀和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也对学生运动表示支持，如吴佩孚、张敬尧、康有为等。
至此，原本是一场普通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运动，由于政府的鲁莽，在民族感情日益高涨的特殊时期，演变为一场广大爱国人民和部分亲日军阀、旧官僚、守旧知识分子的斗争。在随后两个月、随后数年的形势发展中，“五四”事件逐渐显现出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其产生的影响，是参加运动的学生和反对运动的军阀政府都没有料到的。
5月7日，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和蔡元培等校长的妥协下，政府下令释放被捕学生。32名学生回到学校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学生虽然被释放了，但是双方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关于如何处理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政府依旧没有给出确切的答复，以及蔡元培及各校校长的辞职和政府对学生的严厉态度终于引爆了新一轮的运动高潮。
5月18日，当得知亲军阀的政客田应璜将出任教育总长和政府决定对各教育团体严加管束的时候，北京18所高校照例了学联紧急会议，定于5月19日举行总罢课。罢课期间，学生们组织“十人团”开展爱国讲演、宣传鼓动抵制日货、出版日刊并组织护鲁义勇军。
其他各地的学生纷纷声援，总罢课在全国各重要城市迅速蔓延。天津学联5月23日开始了总罢课，上海学生决定从5月26日其开始总罢课，其他各地，包括22个省的200多个大小城市受到学生罢课的冲击。同时，上海学生5月27日其联络各商业团体和劳工，试图寻求他们的合作和支持。
“五四”运动的重心，悄悄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
针对学生的爱国运动，北洋政府一面严令武力惮压，一面宣布提前放假并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及外交司法考试以分化学生。在这种种形势之下，5月底到6月初学生运动的声势似乎渐渐小了。北京政府遂决定趁此机会，实行强硬的镇压政策，试图将这股运动彻底扑灭。
而在上海，学生与商界的合作也陷入了某种僵局。虽然商界也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但顾虑到军警镇压的威胁和经济上的损失，对于罢市他们还迟迟难下决定。***，忽从天津传来了北京“六三”大逮捕的消息，终于促成了罢课、罢市、罢工的联合行动。
6月1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了两道训令，其一是嘉奖曹、章、陆三人，其而指责学生危及治安，威胁他们回到学校放弃运动。6月2日下午，7名出售国货的学生被逮捕。面对严厉镇压，学生们以田横五百壮士相激励，决定恢复一度中断的学生讲演运动。6月3日，北京20余所学校学生数百名走上街头，展开爱国演讲，被捕者达178人；***，学生继续上街讲演，被捕者达七百余人；6月5日，五千多名学生上街，都背上行李，随时准备入狱，学生联合会还向全国各界发出《宣言》，《宣言》中有云：“学生等方当求学，惟知有真理耳。真理在，死生以之。求仁得生，又何怨乎……”面对学生的凛然之气，反动军警无可奈何，只好驱赶听众，不捕学生。突然之间，学生们看到看守被捕学生的军警突然撤走，围困北大的军队也匆匆离去。原来，上海罢市的消息已经传到北京。
***由天津传来的“学生大演讲，被军警拘捕，现闭置译学管四百人，断绝粮食，四周架设武器，设帐驻围”的电报，激起了全国各界特别是上海人民的激愤，在学生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的带动下，6月5日早晨，上海罢市。“三罢”开始。下午，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成立。
北京。学生们知道斗争还没有胜利，他们拒绝从北大法科、理科（因被捕人数太多，军警将这两个地方及其他几个地方被作为关押学生的监狱）出去，反而扣留了7名军警和两个帐篷，作为迫害学生的人证物证，要求政府给与言论、集会、出版自由，不受限制。直到6月8日，举行了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大请愿之后，他们才各自回校。
而这时，上海的“三罢”斗争仍如火如荼，虽然遭到军警及帝国主义的干涉破坏，而三罢规模却不断扩大。他们要求北京政府严厉惩办卖国贼曹等三人，否则 “三罢”将不会停止。6月8日，上海金融界12家银行开始罢市。6月10日，上海工人罢工达到高潮，上海与外地水陆交通完全断绝。同时，全国各地“三罢” 斗争也都相继展开。6月19天津罢市给了北京政府的最后一击，政府不得不罢免曹、章、陆三人。消息证实后，12日上海三罢斗争胜利结束。
然而惩办卖国贼只是学生运动的目的之一，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挽留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等成了学生们后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最终，在包括工商业者和工人、学生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压力之下，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签订对德和约。五四学生运动取得最终胜利。7月22日，全国学联宣布罢课结束。9月20日，蔡元培重新出任北大校长。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6月16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关于它的成立的意义，可以从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一段话中看出：“从这一次的（‘五四’）运动出发，于是全国各省都有了学生联合会，又成立了一个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我敢大胆地说一句——此时候已经有了长久历史的国民党组织，其和党员间的联络指挥，恐怕还不如这个新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完密，运用得活泼灵敏。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军阀势力压迫下的各省，大概是靠着学生联合会作宣传主义吸收青年党员的大本营。可知道所谓‘五四运动’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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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 纪念五四，旧文重贴：五四导致了传统断裂？
围绕五四的影响，近年来学界不少人把后来发生的问题归咎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对这一似乎日趋主流的观点，我是有看法的。这两天正在写的文章，却因一个令我一头雾水的“word无法启动转换器mswrd632”而彻底丢失。但五四纪念日，还是要有所表示，所以再次重贴几年前谈五四的旧文。再有，写作中文章丢失问题，这半年，已经多次中招，无法应对，还请哪位方家指点一二。
五四导致了传统断裂？
肖雪慧
————讲传统断裂其实太笼统。断裂的是有助于维护共同生活条件的传统，有助于人格养成的传统，使人获得安身立命基础的内容。至于最无可救药的专制政治传统，从来就没有断裂，但五四曾给了它沉重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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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国部分学者倾向于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建立联系，并且循着这个思路把中国近百年走的弯路归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这中间有些问题需要厘清。
一
我认为，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联系起来，过多倚重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资源中的某些方面。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确有相当的保守成分，特定情况下甚至可能表现为某种保守主义，比如柏克的温和保守主义，他主张依靠历史传承来维护自由主义的传统。但这结论能否普遍推广，是需要证明的，并不具有不证自明的效力。
西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乃基于以下事实。
自由主义是西方一个古老而强韧的传统。尽管自由主义是一种相当宽泛的倾向，而且不少问题上存在观点和主张的分歧，但有一些基本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是西方古老传统的构成要素。它们是：相信个人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反对对个人的无理限制和干涉；对集体及其权力抱很深戒心，对可以支配、调动社会资源，可以支配、控制人甚至可以迫使人屈从的政府权力尤具戒心；出于对实现人的尊严不可缺少的那些自由和权利的维护，坚决主张监督、限制和管束政府权力以防范公权力向私域延伸，侵凌人的自由和权利。已成现代文明标志的人权、公民自由和相应的经济、政治制度就是在这样的传统中孕育和催生的。
其中，作为民主立宪政体主要原则的公民自由发轫于古希腊时期。它以没有专断权力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存在前提，这种前提得到道德传统和信仰的支撑，不仅渗透于政治、法律观念，而且通过立宪试验在政治法律制度中得到体现并形成一种制度传统，即使先后出现的几个专制时期也没能使其中断。如罗马帝国后期、中世纪教权主义盛行时期、专制主义达到鼎盛时期的17世纪，支持公民自由的道德传统和信仰依然生气勃勃。例如使人坚信自己有着一些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的传统的自然法观念，还有看重荣誉的道德观，任何放弃自由和权利的行为都是违背荣誉原则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这样的信念和道德观相辅相成，有助于个人在国家、民族认同的同时保持独立的自我身份认定和权利意识，有助于形成面对政府权力时健康理性的、有尊严的态度，这些对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起着遏制作用。多元的权力格局则提供了公民自由存在和发展的现实空间。西方在专制时期也没有实现过东方式的一元化权力格局，至少有教权、王权并存，这种二元权力格局下，“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中世纪，在二权争斗的空隙中还崛起了大学的知识权威，所以还该加上“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从不曾有一种权力可以无限膨胀而不受挑战；从不曾有一种权力可以狂妄到既统辖社会事务又支配人的思想、情感、信仰，还充当知识权威、审美权威。
自由主义本身就存在于传统之中，它具有某种保守性便是很自然的。但自由主义不仅有保守性，也有审视、怀疑、批评、挑战现实制度、法律、文化的革命性。如果当社会处于专制状况下，人的基本自由处处受压制，公民权利难以伸张，自由主义不能表现出这一方面，那就不成其为自由主义。当对现存一切的怀疑、批判和冲击已经动摇到支撑自由的根本性信仰时，出于对支撑自由的传统信仰和道德的维护，自由主义中必然兴起对矫枉过正的怀疑精神的检视和质疑，18世纪的柏克，20世纪的哈耶克、博兰尼都是这种思潮的杰出代表。博兰尼作为自由思想家，他相信运用理性对现存事物进行怀疑和审视是思想自由的基本表现方式，作为科学家，他重视怀疑在推进知识和社会进步上的作用。但他坚决认为，如果怀疑不止步于根本性信仰，势必导向一无所信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瓦解道德和信仰，解除人们对真理、正义、自由这样一些人类共享价值的责任。而且，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与盲信盲从两极相通；无信仰无公共精神的冷漠者与不择手段的阴谋家和恐怖分子两极相通，不是成为专权的野心家，就是受其操纵充当极权制度的社会基础。两者都是对自由的威胁。
无论自由主义的保守性表现还是批评、挑战现实的激进表现，都始终为着一个核心目标：维护自由。在两种倾向之间保持张力，无论对自由主义本身还是对社会，都是一种自我反省自我改进的力量，对个人，则可以使其在保持内心标准的同时对变革保持心灵的开放。
如果忽视使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存在某种联系的历史条件，泛化这种联系，特别是把它推广至专制传统极其深厚的东方国家，是成问题的。
这些国家的整个社会制度、文化、法律都没有为自由的发生留下什么余地。中国很典型，自秦以降就是一个权力高度一体化的大一统帝国。文化上，与西方对个人的重视呈鲜明对照，中国主流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整体至上”。它把一个对个体来说往往具虚幻性的宏大整体或目标抬到至高无上地位；让某个据称代表了这个整体或目标的特殊个人——“真命天子”或“伟大领袖”——高踞于一切人之上，成为膜拜对象。整体至上决定了我国正统道德和信仰的基调：本质上蔑视个体生命。特殊个人充当膜拜对象，则在把人的信仰需要引向歧途的同时也泯灭人的权利意识，泯灭对人格平等和自由的追求。这种基调及相应的一元化思维，与皇权大一统帝国精神上同构，功能上高度耦合。从中很难找到可以支持个人自由的内容，更没有可以支持公民自由的内容。而且，两千多年间，文化、法律、国家机构都没有发生过质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是朝专制方向的完善和巩固，而并没有更新。这种局面与我国历来有在统一思想上下功夫的传统关系很大。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最有教养的人绝大多数都皓首穷经地在对一部书的诠释中讨生活，在争充正统思想的嫡传后裔中耗尽智慧。这种思想上自设藩篱的精神状态首先是我国对任何背离正统的思想和行为的惩处异常严酷造成的，而自设藩篱一旦成为普遍而稳定的精神特征，本身也成了阻断思想、文化、制度创新的惰性力量。有形的制度力量与无形的精神“自宫”相配合，使任何创新所必需的怀疑和反省都极其困难。
当我国日益落伍，与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差距又以异常强烈的方式呈现在国人面前时，封闭状态下“天朝强盛”的幻象彻底破灭，人无足轻重的卑微状态和精神受奴役的真相也被一部分人强烈意识到，这时，对传统的冲击，第一，不可避免，第二是必要的，是使传统获得更新、能够与时俱进的契机。
二
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传统，都是包含了许多矛盾因素的复合体，不可能在性质或功能上是单一的，即使同一因素，现实发生的作用也可能很不相同。我无意讨论中国传统，这是一个过于宏大的题目。本文只是在能否泛化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可能联系这一论域中涉及了中国主流传统具代表性的一些基本特征。我的看法是，专制的政治传统和以“整体至上”为基本精神而展开的种种特征对自由、人权是敌视的，希望通过回归传统使自由得以生长，恐怕对传统抱了不切实际的期盼。
但中国传统曾对一个持续存在数千年的伟大文明发挥了非凡作用。这个复合体中除了专制的政治传统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内容，也有大量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内容，其中那些对维系正常、健康的生活秩序和关系持续起作用的因素是有与时俱进潜力的，但现在几乎荡然无存，出现了断裂。思想学术界不少人把这归咎于五四反传统。其中，部分倾向自由主义的学者认为中国沿着五四反传统时表现的激进主义一路走下来，最终走向极权主义。这个思路相当牵强。我认为，不论把传统的断裂还是把中国走向一条与民主立宪南辕北辙的道路上溯到五四，都过于轻率。这种看法无视五四影响的一些方面，而强调了另一些方面，有根据先定的结论来选择事实之弊；也抛开了由内乱、外患，特别是由日本入侵产生的变数，漠视了这些变数给一些派别提供的机会，有让历史屈从于思想逻辑之嫌。
所谓五四反传统，应该指大约发生于1915-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明末清初李贽、黄宗羲等人就开始了对传统的质疑和批评，19世纪末，第一代接触了西学的知识分子也对传统进行了批评，但使传统受到巨大冲击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然而，冲击了传统不等于摧毁、中断了传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提供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来证明，有哪个国家的什么传统是被来自民间的批判摧毁了的，除非它自身已经丧失存在理由。
五四时期在反传统这个表象下有着多元的思想渊源和诉求，当时持反传统立场的人后来也分化很大，至少有三大派别：自由主义、向传统回归的保守主义以及可以归入现代极权主义的无论在野还是在朝的那些主义。各自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五四。但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应漠视的：五四时期对传统最激烈的批判集中在专制政治传统和与之难分难解且制度化的礼教上，在这方面，五四表现了出色的启蒙作用。经过五四的批判，我们这个数千年来民匍匐于皇权的国度，帝王思想、专制主义声名狼藉如过街老鼠，而民主、自由、人权甚至公民权利的思想得到了传播并且在步步深入人心。这是五四影响的主流。全盘否定传统的极端倾向是存在的，由此也产生了某些破坏性作用，但一些批评夸大了这一面。实际上，并没有有力证据表明五四反传统反掉了维系社会正常关系和状况的传统成分，倒是有充分证据说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连同第一代接触了西学并质疑批评传统的知识分子中，一大批优秀人物相当成功地把保持传统与接纳和传布自由、民主、人权的现代价值观结合了起来。在这种结合中，其实展现了中国传统最有希望的前景。例如，五四之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一脉，许多人身上传统积淀极其深厚，却丝毫没有妨碍他们对自由、民主的全身心接受，在他们身上，传统士人的拳拳报国心转化成为推动中国朝向一个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国家的精神力量。他们活跃在广泛领域，一直致力于传播自由、人权的理念，致力于推动宪政。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在堪称自由主义重镇的教育、新闻、出版业等领域，由于他们的努力，成功地使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新闻言论出版自由等现代理念成为这些领域的基本共识，并确立起了相应的新传统。以活跃在报业的自由知识分子为例，他们坚持新闻“有闻必录”，坚持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监督职能，为“文人议政、言论报国”传统翻开了崭新一页。这个很有意义的现象说明，人权、自由、民主这些并非本土资源的价值观不仅可以在中国立足，而且可以成为促使传统更新的因素。
真正造成传统断裂的并非五四，而是1949年以后对传统的举措。鉴于种种举措与五四时期反传统有一系列重大而根本的区别，有充分理由认为非但不是五四精神的延伸，而且是对五四精神的反动。举要如下。第一，从制度、法律、精神、文化，包括人的思想、情感、心理以及是非、善恶甚至美丑判断标准等进行全方位颠覆。颠覆不仅全面、系统，而且数十年不间断。更重要的是凭借了政权强制力，不仅以不断的政治运动来强化，还调动了包括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手段，这完全不是五四的文字批判可比的。第二，清末以来包括五四在内，反传统的观点和思潮从来没有居独尊地位。围绕对传统的态度，始终有多元的观点和立场在激烈论战。但1949年以后，只容许一种声音存在，不同观点和立场的论辩局面不复存在。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颠覆是全方位的，却是有选择的。而选择是逆向的——如果以五四伸张的“人的解放”和相应条件为坐标的话。凡是可能支持独立精神和人格的，凡是可能有利民间自治的资源都遭到无情铲除，甚至连良心、信义、公正、同情、人性、母爱都成了批判、禁绝对象。而给以最彻底颠覆的，是从清末直到40年代末包括五四一代在内几代人历经艰苦摸索和挫折磨难而取得的成果以及这过程中形成的新传统。彻底推翻了几次制宪的成果，从理念、目标、任务到体制连根拔除了教育、新闻、出版业等领域形成的传统。但“整体至上”的基本精神、扼杀个性、蔑视个体生命、不容异见的一元化思维模式、等级制、（变相但也变本加厉的）皇权崇拜，还有文字狱、株连法、告密制度等等，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就是说，彻底破坏掉的是传统中维系健康的共同生活条件的内容，是使不同文明之间彼此沟通的内容，更是有五四影响参与形成的自由主义这一脉新传统；与此同时“暗度陈仓”，强化了传统中与政治结构关系最密切的方面。这些方面恰恰是五四反传统的重心。
由是，认真说来，讲传统断裂其实太笼统。断裂的是有助于维护共同生活条件的传统，有助于人格养成的传统，使人获得安身立命基础的内容。至于最无可救药的专制政治传统，从来就没有断裂，但五四曾给了它沉重一击。
2005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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