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

★事情的起源 ◇一块硬盘 　　有一个民间的国际组织叫“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以下简称“ICIJ”），成立于1997年。该组织的宗旨是：拓展国际报道，加强各国记者的跨国合作。 　　2012年11月，该组织的总监 Gerard Ryle 收到神秘人士寄来的一块硬盘，硬盘上有250万份秘密文件，总容量约260GB，包含大量的 PDF 文件、Excel 表格，照片（影印件）、等等。于是，好戏开场了…… ◇秘密文件的内容 　　这么多的秘密文件都是啥内容捏？ 　　其内容涉及170多个国家的个人，以及这些人持有的12万家“离岸公司”。文件内容很丰富，包括各种法律文件、往来邮件等等。 　　虽然涉及多个国家，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跟大中华区（大陆、港台）有关。根据目前已经整理出来的文件看，大陆和香港的人士有2万2千人。这批人里面有大大小小的权贵（大权贵涉及到：习近平家族、胡锦涛家族、温家宝家族、邓小平家族、李鹏家族、王震家族、等等）。由于资料还未全部整理完，不排除今后还会有其它家族曝光。 （对权贵家族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看 俺整理的《太子党关系网络》 ），里面有上百个权贵家族。 ◇秘密文件的来源 　　这么多数据是哪来的？ 　　数据主要来自如下两个公司（这俩是专门帮人注册“离岸公司”的中介机构） 1.

　　 一、引言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句根据马列主义原理引申过来的话，揭示了国内政治影响对外政策的本质。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不仅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越来越多的国内政治成为对外部反应的结果。这种内政与外交的互动不仅是政府层面的，而且深入到社会。面临着外部冲击和内部压力，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层强调，要“统筹好国内外事务”两个大局；②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和落实者在工作中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投向国内，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学者也日益寻求中国对外政策的国内根源。③ 　　 鉴于国内因素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不同学者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例如，关于政权稳定、民族主义、公众舆论和媒体、智库、国家认同乃至男女比例失调④等对中国对外行为的影响，学界都已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因为这些因素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不同研究使用的概念也不完全—样。有些将其笼统地看作国内政治的一部分，有些把它们看作是社会因素(societal factors)。在本文中，由于关注的某些因素并不完全属于社会层面，因此采用国内因素这个概念。 　　 在对众多国内因素已有的研究中，有两个方面尤为突出：一是对中国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研究。这些研究或从历史的视角分析决策机制的演变，⑤或者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决策制度的变化和挑战。⑥如戴维·兰普顿(David M.Lampton)将中国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变化概括为“职业化”、“机构多元化”、“分散化”和“全球化”；⑦琳达·雅各布森(Linda Jakobson)等指出，中国政府已不再是统一的理性行为者，而有着许多参与者，“刺耳的声音促使决策者做出各种各样的对外政策”。⑧ 　　 另一个研究热点，是采取国家-社会互动的视角，将民族主义、媒体与舆论和抗议示威联系起来，分析这些因素的互动及其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虽然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国内因素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但是在谈到具体影响的时候并无共识。以公众舆论和大众传媒为例。有学者提出，媒体的商业化已经改变了中国对外政策制定的环境，公众舆论已经成为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⑨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中国，是对外政策引导公众舆论，并非相反。⑩ 　　 对国内公众情绪或“民族主义”与群众抗议示威的研究也是这样。陈洁仪(Jessica Weiss)以中国近年来爆发的反美抗议示威为例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她认为，集权国家采取不同的策略应对国内反外示威，向外部发出不同的信号。如果允许反外抗议，对外发出的信号是，政府的立场是坚定的，而且抗议越强烈，政府让步的代价就越大。允许抗议本身也反映出政府在面临国内不满情况下的脆弱性。如果政府阻止和不允许抗议，向外发出的信号则是愿意与外国合作。(11)吴瑞利通过对中国反日抗议示威进行系统的研究后指出，尽管政府能够遏制公众动员，后者还是“影响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和语言”，“在公众情绪被调动起来的高峰阶段，中国政府谈判的用词和策略、时间和方向都更多地反映了公众的影响”。(12)笔者在2005年参加美国华盛顿特区一家智库举办的研讨会时，一位西方分析人士就说，发生在中国的反日游行示威都是中国政府“精心组织”和“安排”的，政府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开关(switch it on and off as necessary)”。但作为密切关注和研究这种现象的中国学者，笔者个人的经历和体会并非如此。因此，事情的结果与一些人的想象或已有的研究似乎有着巨大的区别。 　　 本文在国内外学界对本课题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中国社会力量对国际上发生的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大事如何反应？中国政府或中国的外交部门如何统筹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它们的反应如何影响中国在相关方面的对外政策？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对国际上链接内外政策或内政影响对外政策的一般理论有什么样的启示？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选择四个案例：2005年中国反日抗议游行对中国对日政策的影响；同年中国纺织品行业在中国政府处理与美欧纺织品贸易争端中的作用；中国军贸公司在卡扎菲政府倒台前与利比亚政府就军售问题进行的接触对中国对利比亚政策的影响；中国民间组织发起的孔子和平奖所引发的国内外反应和中国政府的处理策略。这四个案例涉及的国内行为体分别是中国普通公众、经济行为体、军贸公司和知识界。每一个案例都可以看作是同类因素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代表，因为类似的情况并非仅此一例。 　　 这四个案例也有不少共同点。首先，四个案例所涉及的是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段发生的有关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已经有了具体的结论，可以回过头来从整体上对它们进行比较完整的梳理和分析。其次，这些国内因素都是独立于外交决策机制之外的，都非中国政府推动或主导，甚至中国中央政府或外交部门在开始阶段都不知道其存在。最后，这四个案例的起因都不是源自国内，而是对外部刺激的一种反应。将四个案例放在一起，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比较不同国内因素应对国际冲击、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机会。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外交部门是如何统筹内外大局，管理对外关系，进而也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内社会因素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状况。 　　 二、处理反日示威游行和对日关系：双层博弈 　　 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国内社会因素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关注，源于近年来中国民众对涉及中国切身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的强烈反应，特别是所表现出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包括1999年中国公众对美国领导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抗议、2005年中国爆发的反日群众示威游行以及2012-2013年再次爆发的抗议日本政府非法“购买”中国领土钓鱼岛的活动等。虽然目前已经有不少研究在探讨这些事件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但本文选用这个案例，侧重考察中国政府是如何处理国内民众的所谓“民族主义”情绪与中国对日政策以及这种处理方式对中国对日政策的影响。 　　 2005年爆发的反日游行示威并非偶然，而是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结构性调整的结果或表现：苏联解体后，权力结构的变迁；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领导人尤其是2001年小泉纯一郎就任日本首相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等。这些都使处于转型阶段的中日关系面临众多困难。2005年，中日关系中发生的几件事进一步点燃了国内的反日情绪：首先，2005年2月19日，美日“2+2”(双方外长和防长)对话后发表的声明首次提到，双方“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关于台湾地区的一系列问题”。在中国看来，这一新的事态发展暴露了日本干涉中国内政的野心。(13)其次，日本直言不讳反对欧盟当时正在酝酿的解禁对华武器出口。再次，日本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二战部分的内容第四次引发中日在此问题上的摩擦。最后，3月18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两位在二战中被迫做“慰安妇”的中国妇女的上诉。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2005年3月21日提出了联合国改革计划，呼吁在当年年底前扩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规模，支持印度、巴西、德国和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14)中国政府最初的反应并不明确。但是，日本却把这次机会看作是天赐良机，蠢蠢欲动。 　　 笔者并不试图判断2005年的反日示威游行是否如海外有些研究所说，是由中国政府“精心安排”的。但是，这轮示威游行的发端不在中国国内，而是在国外。在安南提出联合国改革计划后，海外华人和在国外的韩国侨民一起，在网上发起了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成员的活动。在几家中国网站加入后，有几百万中国人在网上签名，使得这一互联网上的签名活动获得了巨大的动力。与以往中国发生的政治游行通常都肇始于首都北京、随后扩展到其他地区不同，这次反日示威游行于2005年3月26日爆发于广州和重庆，3月27日发生在深圳，接着从中国的南部和西南部开始向其他城市蔓延，直到4月9日才出现在北京，随后扩展到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40多个城市，并于4月14日在上海达到高潮。在上海，示威游行呼吁抵制日货，砸日本商店，破坏日产轿车和日式餐馆，造成了财产损失。 　　 追溯抗议示威之前中国政府对联合国改革的立场，笔者发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从2004年年中开始，就已经几次被问及中国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的立场。发言人的回应通常是，中国支持联合国改革，但反对为扩大安理会制定时间表。在被问及日本是否可能成为安理会成员的问题时，发言人都避免直接作答。例如，2005年3月29日，被问及如何评价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网上发帖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时，发言人回答说，“我们注意到众多网民在网上签名，对日本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持反对态度。这再次说明，日方应该对历史问题持负责任的态度，以取信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15)在随后的几天，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被不断提及，外交部发言人在这一问题上仍然含糊其辞。 　　 随着群众示威游行升级成骚乱，中国政府不得不采用不同但却相互配合的策略来面对国内和国外局势。在对外方面，首先，中国开始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问题上明确立场。在游行抗议席卷中国主要城市的2005年4月13日，正在印度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暗示，中国将不会支持日本力图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提案。他说，“只有尊重历史、敢于对历史负责、能够赢得亚洲和世界人民信任的国家，才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6)2005年6月1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明确表示，中国反对“四国集团”(日本、德国、印度、巴西)提出的安理会扩大方案。(17)当被问到中国反对这一改革计划是否缘于中国不希望看到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时，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至于涉及的具体问题和国家，包括否决权问题，中国当然有自己的看法”。(18)《中国日报》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国反对给予日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要求日本应该首先正视二战历史。(19)对这个过程进行了仔细追溯的研究指出，正是在中国国内大规模反日游行期间，中国政策发生了转变，是游行抗议所显示出的民族情绪推动了中国政府明确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0) 　　 其次，中国政府开始对日表现出强硬的立场。为了修复双边关系，日本外相町村信孝(Machimura Nobutaka)于2005年4月19日访华。他在访问期间重申日本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要求中方对中国爆发的反日示威游行及造成的日本财产损失向日本道歉。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并表示“中国政府从未做过任何伤害日本人民的事”，相反，日本应该为包括对台关系和“历史问题”在内的“一系列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而受到谴责”。(21) 　　 再次，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访问非洲，争取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改革立场上对中国的支持。为此中国投入了不少的精力，作出了新的承诺。但后来才认识到，在非洲的这次外交活动投入过多，花费了中国在非洲多年经营所积累的外交资源。因为事实证明，安南的提议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最后，中国外交部在2005年6月7日发表了一份关于联合国改革的立场文件，明确提出联合国改革应“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涉及各地区的改革方案应首先在有关地区组内达成一致”。(22)这一立场为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并使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但是，反日示威游行出现的打砸抢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同时也破坏了中国国内的政治稳定，损害了国内利益。在向日本表明强硬立场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在国内采取措施，稳定局势，以防游行示威失去控制。(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中国外交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748.html

作者： 信力建   日前，从朋友中获悉半岛电视台报道叙利亚独裁者阿萨德已宣布下台，这个消息真是振奋人心忍不住将之发上了微博，引起了许多朋友的关注，其中点赞者居多，为阿萨德站台者廖廖，也有几位比较谨慎的朋友希望得到更确切的消息和细节，虽然消息还在进一步确认中，然叙利亚危机迄今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总统阿萨德的辞职只是时间问题，这个国家的历史也即将翻开新的一页。我们也可以对这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做一个大致的鸟瞰了。 叙利亚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北与土耳其接壤，东同伊拉克交界，南与约旦毗连，西南与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为邻，西与塞浦路斯隔地中海相望。1945年3月，叙利亚与埃及、伊拉克等7个阿拉伯国家代表在开罗举行会议，通过了《阿拉伯国家联盟条约》，宣告阿拉伯国家联盟成立。叙利亚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来源主要是农业、石油、加工业和旅游业，但是不多的石油正面临枯竭的境况。人口增长过快，失业率在逐步增高。叙利亚位置重要，地处世界石油天然气最丰富的中东中心位置，靠近世界最大的几个石油储藏国沙特，伊朗，伊拉克，靠近大国俄罗斯的欧洲部分。 从历史上看，叙利亚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国家，远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叙利亚就有了原始人类。公元前第4千纪左右，那里的居民开始定居，并使用铜器。公元前第3千纪，叙利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出现了一些以商业城市为中心的奴隶制城邦国家。奥斯曼时期：1516年，叙利亚被纳入曾一度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版图，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7月，第1次叙利亚国民大会在大马士革召开。大会要求承认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叙利亚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拒绝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拒绝拟议中的委任统治。巴黎和会对此置若罔闻。1920年3月，第2次叙利亚国民大会宣布叙利亚独立，立费萨尔为国王。4月，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召开圣雷莫会议，决定叙利亚和黎巴嫩由法国委任统治。 7月14日，法军司令H.－J.－E.古罗向费萨尔发出最后通牒，限期无条件接受法国的委任统治。接着，法军便向大马士革推进。叙利亚军民在麦塞隆与法军激战。25日法军进入大马士革，废黜费萨尔，叙利亚和黎巴嫩落入法国之手。1940年法国维希政府投降，叙利亚和黎巴嫩受德国控制。1941年6～7月，英军和戴高乐的自由法国的军队进入叙利亚和黎巴嫩，赶走了德国法西斯势力。9月，法军总司令G.卡特鲁宣布叙利亚独立。1943年7月，叙利亚恢复宪法，举行议会选举，成立了自己的政府。1946年4月17日，英、法军队被迫全部撤出叙利亚。叙利亚把这一天定为独立日和国庆日。 二战之后，获得独立的叙利亚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局势和外国侵略的威胁，执政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治联盟民族集团软弱无力。第1次中东战争后，国内政局更加动荡。仅1949～1951年，叙利亚就发生了得到美、英支持的4次军事政变，1954年2月，靠政变夺取政权的施舍克利被军队推翻。接着，全国举行议会选举，民族民主力量在选举中居于优势，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取得很大胜利，并参加了以库阿特利为总统的联合政府。1958年2月，叙利亚与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1年9月28日，叙利亚宣布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963年3月8日，复兴社会党发动政变成功，执政至今。1967年6月爆发的第3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侵占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1970年11月13日，哈菲兹·阿萨德发动“纠正运动”，改组复兴社会党的地区领导和政府，自任总理。次年，当选为总统。阿萨德执政以来，国民经济，尤其是作为叙利亚经济主干的农业有较大发展。20世纪后期，由于国防开支扩大、农业歉收等原因，经济发展缓慢。1984年人均收入2089美元。2000年6月10日阿萨德去世。阿次子巴沙尔·阿萨德于同年7月10日继任总统。 不难看出，叙利亚的国家领导人产生模式跟朝鲜有极其相似之处——都是世袭制，这或许也就是它作为传统国家的标志所在。巴沙尔·阿萨德1965年9月出生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是叙利亚已故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次子。1982年高中毕业后，巴沙尔进入大马士革大学医学院学习，并在上大学期间取得了军籍。1988年毕业后，他成为一名称职的眼科医生，后弃医从政。1994年，巴沙尔进入叙利亚霍姆斯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晋升为少校;1996年1月他进入参谋指挥学院深造，1998年晋升为中校;1999年1月晋升为上校。曾在英国伦敦攻读医学硕士学位。巴沙尔自就任叙利亚总统后，一方面继承父亲的内政、外交政策，另一方面也开始一些改革，在政治上，释放政治犯，放松言论控制，打击贪腐行为，并禁止神化领导人;在经济上，他推行九个五年计划，进行经济改革，提出了“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一揽子计划，吸引外资，改善民生。这些改革被誉为“大马士革之春”。 然而，弹簧的失控并不是在其被压紧之时，而恰是松开之际。正是阿萨德这些带有改革色彩而又不够彻底的政策导致了这个国家的大规模动乱。叙利亚从两年前开始爆发内战，交战的双方是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和叙利亚反对派。2011年受到到阿拉伯之春的影响，叙利亚开始出现暴乱，之后升级为内战。叙利亚内战主要是指什叶派控制的叙利亚政府和逊尼派控制的反对派之间的交战。叙利亚什叶派的政府和美国的仇敌伊朗关系密切，所以美国想要推翻这个政府，从而剪除伊朗的羽翼，而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是叙利亚政府的盟友，都是什叶派的，所以他们支持叙利亚政府。沙特等海湾国家是逊尼派政府，所以他们支持反对派。对于叙利亚国内，虽然大多数民众是逊尼派，但是其中大部分还是支持什叶派政府的，因为他们有的曾经受到政府的恩惠，而大多数则是把叙利亚反对派看成是匪徒和恐怖分子，因为他们很多人来自基地组织。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是一个反西方的政权，一直和伊朗、俄罗斯这些国家关系比较近。因此，这个政权被美国看成是眼中钉、 肉中刺。美国和以色列一直想要推翻他，因为这样就可以削弱中东地区的反美力量，剪除伊朗在这个地区的羽翼。叙利亚反对派主要成分是叙利亚自由军，骨干是从叙利亚政府军变节的军人，得到西方国家和其阿拉伯盟友的资助，致力于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是因为首先俄罗斯在叙利亚有个军港，如果叙利亚反对派掌权，这个军港就会丢失，这就意味着俄罗斯的势力就会从此彻底退出地中海。其次，因为关系好，叙利亚政府每年都从俄罗斯进口大量的军火，是俄罗斯的军火市场。如果叙利亚落入反对派的手中，亲西方的反对派一定会转而向美国进口军火，俄罗斯也就会失去这个市场，另外，叙利亚的巴沙尔政府和俄罗斯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算得上是一定程度上的盟友。 当然，叙利亚这场动乱，除了背后大国的博弈外，还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世界范围来看，由突尼斯引发的中东的“茉莉花”事变，到这次的叙利亚动乱，其本质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由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的一本书而得名。16年前，亨廷顿写道:“民主化的运动是一项全政治协商会议性的运动。在15年中，民主化的波涛席卷了南美，横贯拉丁美洲，来到了亚洲，冲垮了苏联集团的专制政权。” ）的组成部分。这场民主化在1970年代中期由伊比利亚半岛展开，拉丁美洲及东亚随之跟进——其核心事件就是那场发生在中国的“风波”，而最为波澜壮阔的则是1989年的东欧巨变，史称“天鹅绒革命”。接着就是中东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这次的叙利亚。此次民主浪潮，则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其中的主旋律，那就是反抗暴政接受民主化。这些运动的主题就是反一个长期执政政府，短则十几年，长则三十年，甚至还有四十年的政府。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叙利亚的政治变化是必然的、确定的。不确定的是时间和方式。从巴沙尔上台以后，叙利亚政府不断摸索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经济现代化导致一定程度的社会变革，经济、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已经形成。因此，叙利亚政治变化只是一个时间、方式和导火线问题。而目前的形势显示叙利亚变局正在进入一个转折阶段。埃及政变用了18天，利比亚政府垮台费时8个月，叙利亚乱局持续两年多后，或许也可告一段落了。 不妨设想一下下台后的阿萨德何处去？或者他的前辈南斯拉夫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可为殷鉴。作为二战以后，长期艰苦卓绝的战争和冷战年代造就的超凡人物，米氏仅仅凭借其个人魅力、个人威望就足以统合、控制、引领整个社会，他们有时可以弥补法律与制度的短缺，有时又可以作出以个人权威冲击法制的现象。然而，失掉人民支持而又犯有种族屠杀罪的米洛舍维奇最后还是难逃国际社会的审判——国际社会认为他在导致三十万人丧身的前南战争中，负有多大的责任。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南联盟政府最后下定决心，将米氏移交前南战争法庭——这也是间接的承认了塞尔维亚曾经犯下了战争罪行。最后他也只能在审判前死在牢中。至于这些独裁者在位时所搜刮的财产，恐怕也很难成为他们自己家产儿孙福荫。2007年，在美国的敦促下，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世界银行联合发起一项新倡议，即《追回被窃资产倡议：挑战、机会和行动计划》，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追回被腐败的领导人和官员所窃取的国家资产，并将这些资产用于发展项目投资。倡议面世第二天，瑞士马上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合作。这项合作的结果就是瑞士于2010年制定的《独裁者资产法》，其要义就是冻结独裁国家首脑在银行的赃款。如此，世界独裁国家的首脑们穷毕生之力搜刮的不义之财就失去了最后一只财富保险箱。 无论叙利亚局势最后如何结束，都为政治现代化开启了一扇机会之窗，这是一件好事。然而，政治变化的结局并非一定是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现代化。人类社会的许多案例表明，一个国家政治进程并非是直线的，从独裁变为更独裁、从民主转向独裁、从独裁沦为无政府状态的现象不在少数。当然，从独裁变民主的事例也不少。叙利亚局势如何演变，将是对叙利亚人民和相关国家的巨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