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

慕容雪村 | 抱歉,又改名了

因为多数人都把《满城衣冠》读成《满城衣冠禽兽》,只好再把名改回来,叫《原谅我红尘颠倒》,如果不出意外,本周末一定可以上市。   再转一篇评论,出处: http://www.douban.com/review/1507694/ ,作者貌似叫瘦猪 我在网上看完貌似未完的小说,这不影响我的观感。作者声称此书十月二十日上市,心急的我胡乱从网上找了图片,编了书号传上来,算是义务做广告,谁让我爱看他的小说呢。               雪村谈论小说的名字,说它源自“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感觉豪迈风流,心生慷慨,又念及“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遂成此名。我看到衣冠两字,第一反应是衣冠楚楚衣冠禽兽这种扎眼的成语。满城禽兽?是的,整个小说里,只有潘志明一个好人。魏达(小说主人公)的周围怎么都是坏蛋?几十万字好像在解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读罢小说,不禁长叹,满城皆是。开始我还对魏达抱以幻想,尽管我知道这不符合人物性格,但没痛恨他,因为他黑的都是一丘之貉。直到他开车撞了一个老农,恶人先告状,敲了老农辛苦攒下的三四百元。此时魏达已有了上百万的身家。他疯了,不放过一分钱。像只嗡嗡乱叫乱叮的蚊子,令人痛恶。      我们的魏大律师不仅生财有道,还爱惜羽毛,在电台主持专题节目,衣冠楚楚满嘴法律道德。可惜维持这种君子形象太耗精血,一不留神便露出了冒黑烟的狰狞原形。呜呼,我们所在的并非人间,而是《镜花缘》里的两面国。小说里与办案有关的所有单位,全部腐败,且级别越高越严重。毒蛇噬手壮士断腕,不知其可有断腕的勇气?若毒气攻心,又当如何截断?历史的真相和残酷,文学不能表达十一。不信就去查查,那两个与衣冠相连的成语分别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镜花缘》里出现过。把小说是虚构的定论,在教科书上彻底删掉吧。      雪村有施虐心理(曾想给小说起名叫嗜痂者),不把人物扒得鲜血淋漓绝不罢休。《成都,今夜请把我遗忘》肇始,就断然撕破脸皮,直面肮脏的人生。魏达与陈重(《成都,今夜请把我遗忘》的主人公)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一条道跑到黑,后者还留有一点点可怜的忏悔之意。雪村看着那点用戥子才能称重的良心如同青菜上的残留农药,觉得不爽。于是写了魏达。有一个和魏达截然相反的文学形象,他是北村笔下的康生(《鸟》的主人公)。他们给我同样深刻的印象,彻头彻尾的好人在小说里活着也不保险。康生几度自杀,在跳楼前往地上撒碎酒瓶。而彻头彻尾的坏蛋在现实中却很滋润。小说的结尾,警笛声中魏达哆哆嗦嗦,他想起了大学刚毕业时的那个“品貌俱美”的孩子。一切怎么变成这样?而魏达的最高级形容词却在暗处冷笑。出来混,还,并不是迟早的事,变坏才是。我担心要是把我放在魏达的位置上会不会变得和他一样。也许,揭露人类被金钱异化的可怕,不是雪村的首要目的,因为钱已经是世俗衡量一切的标准了,让人们有所警觉才是吧。“我这辈子没干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一件缺德的事……”,这话不是想说就能说的。      海亮和尚言语玄妙,生就一副大德高僧的模样。魏达看出他和自己是一路货色,潜意识里仍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他这种超级坏蛋还需要捞根精神的救命稻草?佛教有一种叫白骨观的修法,视红粉为骷髅。这师徒俩,看着风月宝鉴的正面,明睁眼露的跟随贾瑞到那边去了。“这世界就像一个华丽的茧,全由谎言的金线织成,众生梦想着灿若云霞的翅膀,像蛹一样沉浮其中,造物疼爱他们,使他们安睡,却传谕不可睁眼”。雪村的小说感我至深,但我不会读第二遍,不敢借一双慧眼,我怕看到满城禽兽、遍地骷髅。      我刚来中关村时,整天西装革履,到处拉广告。吹嘘刊物发行遍布全国,实际的发行量比兜里的钱还少。那一刻,我心安理得。我有暂住证,更重要的我有良民证。我们是小百姓,有小百姓的小欢喜小悲伤。我们遵纪守法,响应国家号召。买不到门票也冒身臭汗去鸟巢周围挥动红旗,庆幸自己的孩子是母乳喂养大的。也幻想发魏达式的横财,偶尔占点小便宜。我们过着庸常的日子,但是安全、踏实,享受着温饱型的人伦之乐。而魏达们,给老母丢下冰凉的钞票,丧家狗一样的出逃。魏达曾独白:“这就是我的红尘,须臾花开,霎那雪乱,我可以握住每一把杀人的刀,却握不住一滴真心的眼泪。”眼泪养不活禽兽。你已抛弃泪水多年,凭啥要别人为你流泪?哪怕一滴。   —–凌晨2时,我写完了满城衣冠的评论。雨夜的北京,静谧、沉稳。三千年建城史,六百年建都史,上千万的人在其中。人再多,多不过石头;石头再结实,抗不过西风渐紧雨水浇淋。世间,逃不出爱恨情仇贪颠怨憎。于是感时花溅泪浮云遮蔽眼。心经曰,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作家用文字抵抗命运下的无力,粘补人性的缺口。读者去看就是了。看花落泪望云意断,固然精彩迭出,而我却盼着或早一点或晚一点的落下过程中,无忧亦无怖。   想起个佛经故事。《佛说妙色王因缘经》。朗朗阿勾,有位一心向佛的国王,因不能听闻正法,愁得连和老婆睡觉的兴趣都没了。他拿出把国土卖给房地产商而积攒下的私房钱,广诏天下,若有为我宣胜法者,我以金箱报其恩德,广设音乐而庆赞之。天帝听了心痒,变作药叉想吓唬跑国王,好拿钱走人,谁知国王不喝那一壶。天帝有急智,说吃完饭再讲法。国王说,着御膳房备饭。天帝说,每天一斤人肉,健康佛国人。话音未落,左右大臣侍卫都不见了,国王只好说,我把老婆献给你。……天帝说,没吃饱。国王无奈,对儿子说,反正你得了肾结石,也活不了多久。……天帝又说,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干脆你也让我吃了再讲法也不迟。#¥&*!你忽悠我呢,吃了我我怎么听法?!于是天帝口绽莲花、金光四射,诸佛现身击缶,宇宙间响起了无上妙法: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最后,天帝被国王的诚信感动,借着穿越文学,把老婆儿子还给了国王。这个故事说明,只要你坚韧不拔舍弃一切的去谋求想要的东西,就一定会得到。但失去的不一定能回来,你有那个叫妙色的国王那样的好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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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原 | 谁来保护智障工人:恢复“拐卖人口罪”呼声重现内地

                                        谁来保护智障工人:恢复“拐卖人口罪”呼声重现内地                                         2011年08月25日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 李光敏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8/25/8673507_0.shtml                   图:2010年12月19日,陕西省高陵县榆楚乡调北村,曾用智障男做工的黑砖厂,智障受害者曾遭砖砸烟烫。       2011年7月,湖南衡东县大浦镇一黑砖厂再次被爆出非法使用智障工人,而四川雷波县更是发生圈养、贩卖智障人制造“盲井”事件。加上去年底的渠县奴工事件、2010年山东平度“黑劳工事件”以及2007年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大陆贩卖、拘禁智障人士现象有连年加剧之势。     这些事件中,除了智障人保障的缺失和打拐办机构削弱之外,还暴露出一个相同的法律漏洞:依照现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拐卖青少年(特指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男性)和成年男性,不能按“拐卖人口”追究刑事责任。这一现状源自于1997年刑法修改,拐卖人口罪取消,另立拐卖妇女儿童罪名。       但这一法条在眼下已严重与现实脱节。近日,律师刘晓原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恢复“拐卖人口罪”。法律界人士亦普遍有相同呼声。   就近搬用罪名的尴尬     2011年7月媒体报道,多年以来,四川省雷波县有村民用吃喝哄骗智障人士后对其进行“圈养”,贩卖给需要劳动力的家庭,或者对他们进行训练,然后带至全国各地打工,伺机推下建筑工地,或在矿井下杀死,以骗取赔偿金。     2010年1月,雷波县政府下发文件,要求进一步“清理无序流动人员”,包括各乡(镇)非法收养、容留的无序流动人员,各矿山企业、建筑工地等非法使用的未成年人或限制民事行为人员。至9月行动结束,共清理“无序流动人员”达165名,其中智障人士27人、未成年人23人、女性28人。尽管这些被“清理”出的人员中有妇女、儿童及被买卖的智障人员,但是,当地没有任何容留者遭受法律追究。     更早一次“清理”中,雷波县政府就发现,部分智障人士是通过买卖的形式进入雷波的,警方在调查过程中传讯了5名涉案人员,仅以训诫了结。雷波警方的理由是,刑法修改后取消了“拐卖人口罪”,对买卖成年男性的行为无打击处理的法律依据。       四川省公安厅刑侦局分管打拐工作的副局长岳文茂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一些涉及智障人士被雇做劳工的事件中,如果没有发现涉嫌非法拘禁、强迫劳动或者故意伤害等行为,刑侦部门介入缺乏法律依据,只能交由治安、民政等部门去处理。雷波县清理“无序人员”的行动,也是以乡镇为主体、民政配合的形式进行。       去年底,渠县智障劳工在新疆托克逊县身亡事件爆发。2011年4月30日,托克逊县人民检察院以强迫职工劳动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对李兴林、李云华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判决,两人分别获刑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和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有网友发帖表示判决太轻,认为这是对残障人士及其家属的二度伤害。       让很多人更难以接受的是,作为智障人士受虐事件的“源头”,残疾人自强队负责人曾令全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理由竟然是涉嫌非法经营。当地法律界人士表示,由于没有拐卖人口罪,只能就近搬用非法经营来对曾令全案进行审理。曾令全至今未获判决。     删罪后果始料未及     在1979年刑法中,就有“拐卖人口罪”这一罪名,该法第141条规定,拐卖人口,处五年以下有期徒;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1984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文,对“怎样认定拐卖人口罪”做出解释,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用欺骗、利诱、胁迫等手段主要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在其后对什么是“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的解释中,亦强调对“妇女、儿童、婴儿、幼儿”的侵害行为。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口流动,加上社会管理经验缺乏,出现了大量妇女、儿童被拐卖为人妻、为人子的现象。     1991年, 为加重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发布了《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增加了“拐卖妇女、儿童罪”、“绑架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和“阻碍解决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5个罪名。     有法律人士认为,增设这些罪名也许满足了当时实践中打击犯罪的一时急需,可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拐卖人口罪”和“拐卖妇女儿童罪”并行的局面。“拐卖人口罪”本来能将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包含在内,势必造成刑法条文的无谓重叠、刑事立法资源的浪费;1984年对“拐卖人口罪“的解释本来已经将“拐卖人口罪”解释为“主要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再增设“拐卖妇女、儿童罪”无疑会造成司法实践中罪名适用的冲突与混乱。     1997年刑法修改,结束了两罪并存的局面,删除了原先的“拐卖人口罪”而保留了1991年决定所提及的“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等罪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明祥认为,当时刑法做出的这一修改,一方面是因为强调保护妇女、儿童,另一方面,当时现实生活中拐卖成年男子的现象很少发生。“但现在看来,不光是拐卖智障人,拐卖正常的成年男子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对这类案件,怎么处理,就成为法律上的一个问题。”     在2007年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中,黑中介、包工头、黑砖窑窑主甚至执法监管人员形成了一个人口买卖、罪行庇护的链条。但在已经审结的案件中,不见黑中介人员和收受利益的监管机构人员的身影,对他们的参与拐卖人口行为法无明文。主要涉案犯罪分子所获罪名为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强迫职工劳动罪。“但他们拐卖人口的行为却始终没有得到法律的追究。”律师张志伟说。     现行刑法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最高可处死刑并没收财产。相比以往的拐卖人口罪,加重了打击的刑罚力度,体现了着重保护妇女儿童的精神。但对少年、成年男子特别是智障人的保护,却留下了缺失,部分促成了今天拐卖、强迫役使智障人泛滥的现状。     修法恢复罪名的呼声     2010年底,新疆托克逊县的智障工人受虐事件曝光后,律师刘晓原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去信,建议恢复“拐卖人口罪”。“‘包身工’事件,暴露了拐卖青少年和成年男性问题的严重性。由于地方劳动监察部门监管不力,而法律又不能惩罚这类拐卖行为。这样下去,拐卖青少年和成年男性做‘包身工’的问题,很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刘晓原说。     他认为,以青少年和成年男性被拐卖可能性较小就不用刑法来保护,这样的立法有失偏颇且带有歧视性。特别是将智障残疾男性排除在刑法保护之外,更是立法上的一大漏洞。     曾多年从事打拐工作的原公安部打拐办副处长祝燕涛也认为,有必要恢复“拐卖人口罪”,与国际接轨。据了解,在禁止和处罚贩运人口的刑事立法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法除了要特殊保护妇女或儿童而作出特别规定之外,对相关罪状的表达均采用没有性别区分的“人”、“人口”。     2009年12月,中国加入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该《补充议定书》要求缔约国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人口贩运活动规定为刑事犯罪。“中国现行刑法中的第240条规定,并不完全符合联合国《补充议定书》的要求。”刘晓原说。     张志伟更指出,在该《补充议定书》中,明确规定“人口贩运”的对象并未局限于妇女和儿童,也包含了成年男子;其“人口贩运”的目的系“剥削”而非“出卖”。因此,他建议根据《议定书》的精神,尽快修改刑法相关规定,并设立以剥削为目的贩运人口罪。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简单说恢复拐卖人口罪,恐怕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现行刑法本身有拐卖妇女、儿童罪,而且是重罪。单独恢复拐卖人口罪,这里的“人口”必然包括妇女、儿童,刑法将自相矛盾。原来的拐卖人口罪的刑罚仅仅是两个量刑幅度,也不符合目前的要求,需要修改优化。     多名受访人士均建议,可以考虑在恢复拐卖人口罪的同时,将拐卖妇女、儿童及残障人士的犯罪行为此罪的加重情节,并区分量刑幅度。     韩玉胜称,从1997年刑法修改当时的立法条件看,很难预计今日会出现大量拐卖成年男子特别是拐卖残疾、智障男子的行为,这是立法上的一个疏漏。“从这个意义上讲,恢复和修订拐卖人口罪,是对社会变化的一种适应。”   附博文链接: 就智障人被卖做“包身工”事件,致信人大建议恢复“拐卖人口罪”   建议《刑法》恢复“拐卖人口罪”,打击拐卖成年男子做“包身工”行为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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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张伟:《暴风骤雨》背后的真相

文=张伟 _ 资深媒体人 主持人/郑琼(独立纪录片制片人) 那场暴风骤雨已经从郭长兴、刘福德或老丁太太的脸上消失了。当蒋樾见到他们时,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的这些老人都已经走到了人生尽头。他们花白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穿着干净的衣服,坐在螺丝店里、轮椅上或是毛主席画像前,笑容腼腆,说话轻而谨慎,仿佛在努力压制着藏在他们体内那段洪水般凶猛的历史。 但往事从没有真正平息,刘福德清楚地记得,地主“韩老六”住着并不是很好的房子,老丁太太则对自己决定他人生死的权力念念不忘。六十多年前,暴风骤雨从这些普通人身上呼啸而过,卷翻了他们生活的元宝村,并从这里涌向全国。当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和同名电影随着新政权传遍全国时,他们都成为一种符号。这个符号试图让人看到的,既有旧社会的苦难和不堪,也有新社会的优越和希望。 也就从那时候起,位于东北一隅的小村汇入了时代巨流,随之起起落落。真实的元宝村和真实的往事都遮蔽在巨流下面,被许多人咽到肚子里。等到2005年蒋樾来到这里,打开录像机时,其中一些往事,已经被带进了棺材里。 但那些还活着的人,却吞吞吐吐张开了嘴。他们翻检旧事,凑出了一个外人从未真正进入过的元宝村,拼出一场暴风骤雨的真实样貌。 工作队 在全国第一支土改工作队到来之前,元宝村像大多数1946年春天的中国村庄一样,贫穷、安静,还有些压抑。多数人为了生计而忙碌:浪荡汉赵光腚穷得穿不起新裤子;长工张殿荣给人卖力气谋生;即便是地主韩凤歧,也要靠养猪和老婆替学生们做校服来赚些外快。 在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中,这里被称作“元茂屯”。这个草屋顶上长满青苔的地方,正度过暴风骤雨前最后的宁静。离韩老六被批斗还有段日子;后来成为农会主任的郭长兴,此时还是郭孩子,穷得叮当响。那个某种程度上改变他一生的作家周立波,还没有进入他的生活。 但风正向这里吹来。曾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老人张向凌记得清楚,当时中共东北局的决议是:干部们脱下西装和皮鞋,丢开汽车,成立工作队,到乡下发动群众。他们的目的,用纪录片《民主东北》的话说,是“用一切力量帮助被压迫的群众翻身”。 工作队是被一架马车拉到元宝村的。有人记得,时间大约是正月刚过。也有人记得,时间似乎是7月份。 电影《暴风骤雨》用人们熟悉的手法记述了这个场景。一身正气的工作队员向和气的乡民借住,并得到了热切的回应——这应该是真实的,与此相交错的是另一种复杂情绪。这种复杂情绪在后来讲述的老人们嘴里流露出来:老实巴交、甚至还有点懦弱的元宝村人,对这些陌生人客气而狐疑。 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生活得都并不舒适,需要改变。跟着工作队来到元宝村的年轻人于洋,后来成了《暴风骤雨》的主演。他记得,这里房子四面透风,冬天格外难过。 但鼓动这些看起来受尽苦难的农民起来反抗,却并没有想象中容易。比如,当一个给韩老六扛活的农民被反复问及他的悲惨遭遇时,竟然没头没脑地说:我给他扛活他给我钱啊。 在这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庄稼汉子来说,“我没有钱雇他,我就得给他干”是最朴素的逻辑。至于“压迫”、“团结”这些工作队员带来的新鲜词儿,他还太陌生,听不大懂。 结果,在工作队员热情宣扬的当口,农民们就在边上懒洋洋地打架、抽烟,或是互相嘀咕。电影《暴风骤雨》记录下这个令人尴尬的时刻。以至于头一个月,工作队员都闷闷不乐的。“群众挺难发动的,光发动群众发动了一个来月。” 直到采取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手段,这一切才有了改观。一个叫小王的通讯员,隔三差五就到郭长兴家。那时候,郭长兴住在韩老六家路南,一趟“小趴趴房”,一看就是穷人家。帮他扫院子、挑水,交朋友。 从其他地区调到新成立的“元宝区”担任区委副书记时,周立波38岁。据说,他喜欢到村民家“唠嗑”,坐在炕上给他们说笑话,教他们唱革命歌曲。 对周立波,元宝村的村民并没有谈论太多,只记得他是工作队员,口袋里总是装着笔和本子,抄抄记记。等到郭长兴(小说中名为郭全海)、韩老六和元宝村一起,随着周立波的小说红遍全国时,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周立波是个作家。 动员 最开始的交流,是在一夜接一夜的思想工作中进行的。苦大仇深、非常穷的人,成了最明确的团结对象。这是“压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众”——当然,这是工作队成员事后回忆的措辞。 几十年后,农民刘福德则用了另一种表述:“有些人品质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他能帮着把这个运动掀起来,有那么点积极作用吧。”说这话时,刘德福穿着一身整齐的蓝色劳动布衣服。面对镜头,他脸上不时露出生活馈赠的略带油滑的笑容。 这些吃不上、穿不上,外面有饥荒甚至要饭的人,被乡村们称为“穷头儿”们。一个后来在某市党办工作的工作队员,则选用更直白的语气坦陈: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多。 “工作队来了,油头滑脑地给你汇报很多工作,把他当成积极分子,这种情况也有。”事隔多年,于洋说起这个来还有些懊恼。对这样的人,他引用了当地流行的称呼:“二流子”。 对象选定以后,宣讲开始了。电影《暴风骤雨》里,这个场面是饶有意味的:周立波对着一群表情略显迷惘的听众宣布: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穷哥们,伪满苦害咱们14年,大粮户压迫咱们好多辈子。“如今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 鉴于批斗也是一门需要后天启发的技巧,宣讲会之后又出现了训练班,内容也延续了贴近群众的宗旨。周立波学着用东北话跟大家算账,教大家明白“地主怎么剥削人”。 “农民的觉悟很快就发动起来了。”说到这里,当年的工作队队员有些兴奋。 不过,最能激起阶级仇恨的是诉苦。这是一名昔日农会干部对着摄像机总结的经验。因此,当外号“赵光腚子”的农民赵玉林站出来,要“主动说说心里话”时,局面似乎即将打开。用于洋的话说,敢和地主阶级来斗争,来清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老辈人都还记得赵玉林。在北庙扛大活,“老棉裤都坏了,大伙跟他闹笑话”。他声泪俱下的诉苦也被拍摄进电影《暴风骤雨》里。工作队员的评价是:诉苦诉得不错。 接下来就顺理成章:一个接一个的诉苦者,越来越激动的表情和动作。最后这些原本就存在、或是被牵引出的苦难汇成一句话。电影《暴风骤雨》里,一个声音喊道: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 事后看来,当地人面对这种突然到来的风潮,情绪复杂得很。当高凤桐戴着黑框的老花镜回忆时,他记得,工作队员找了他好几次,听他唠嗑。“那就照实说呗,咱也不会编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这个笑容憨厚的白发老头沉吟了会儿,补充道:“咱也不知道后来能枪毙那么多人啊。” “早知道枪毙这么些人的话,咱也撒点谎,大罪化小罪。”说完这句话,他陷入暂时的沉默。 而电影里,工作队员找到“郭孩子”时,他这样回答:“那就把韩老六抓起来,崩了他。” 地主 郭长兴对韩老六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走道老是戴着帽子,穿长布衫,拄着棍,高挑个子,走道“板板整整的”。电影《暴风骤雨》里,被称作“韩老六”的这个地主分子,正是这样一副形象。 郭长兴家租种着韩老六家的地,据说两家“的确有阶级仇恨”。而在周立波广为流传的小说和同名电影里,韩老六被塑造成奸猾、贪婪和凶残的恶霸。这大大鼓励了在更广大地区推动土改运动的进程。 对这个“满洲国治安农会会长”、“韩保长”,人们的记忆参差多态。他是外来户,高凤桐数了下,他在这里干了6年,“也是群众选的”。 高凤桐记得,韩老六家“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他的老婆在小学教音乐,放学回家没啥事,给小学生做点校衣。 与电影里住大房子、满屋宝贝的生活不同,村民吕克胜的记忆是,韩家有那么三间小草房,高矮有棚那么高。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有点儿玻璃”。 “韩老六实际上他妈的也没有啥,”一个老人说到这里特意放低了语气,“和那个书上写的不一样。” 关于韩老六的话题,引起了人们对“地主”们的集体回忆。打从记事时起,高凤桐注意到,那些有名的地主,比如李兴广、贾明其和刘罗锅子,虽然家里有车有马,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两个钱就买点地,攒两个钱就买点地,都是这样的地主”。 农民刘志国也对地主们“一块豆腐割两半吃两顿”的情景印象深刻。那时候,一块豆腐一分钱。刘志国还记得,一到清早,地主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扎个绳子,“一弯腰都露肉”。 被没收了家产的“原地主”李茂修,也终于敢公开自己的抱怨,尽管声音还有些低沉:“我苦苦挣来的,省吃俭用,没有偷没有抢没有劫……” 甚至于,连工作队的年轻人于洋一开始也产生了疑问。刚开始,他想不通:地主们也有劳动啊,干嘛对他们这样,分他们财产,分他们的土地。后来,经过老同志们的指点,他才受了“教育”。 农民们也许是太过宽容了。做动员工作的时候,讲到地主的罪行,农民们也会附和着说“地主剥削人”。可接下来有的人话锋一转:人家到时候铲地铲最累的时候,割地割最累的时候,那也真犒劳。这让积极分子郭长兴至今还抱怨:“工作队就觉得,这时候你说这个干什么?” “只能说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点儿,这是真的。也得去劳动,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刘德福操着一个老人特有的缓慢语气,试图总结这段历史,“不过你可以想象,两极分化,必然到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人想要改变它不容易。” 但改变这种分化的努力,却雷厉风行地开始了。电影《暴风骤雨》里的口号是这样喊的:“乡亲们,工作队来到咱们屯,就是要和大家一道闹翻身,斗地主。” 批斗 在刘福德看来,《暴风骤雨》这个名字,取得“相当对”。因为他所经历的那场运动相当激烈。不过,被周立波在书里有意无意遗漏的那些细节,用他的话说,“挺残酷”。 “那时候叫武装土改,”于洋介绍说,“每个人都有枪。”而土改的过程,也就是“和地主阶级为代表的阶级对抗、斗争”的过程。 对抗和斗争的确激烈,这从一个老人的回忆可以得到印证:当时,人们要出远门需要开路条,否则“有问题的不都跑光了吗”? 年轻的李茂修摇身成了地主,过去的街坊邻居们把他围住,“房上、院里、街上,尽是人”,对他指指点点,还有人要上去揍他。 这几乎是人们所能记起的斗争中最平和的一幕。此时,群众已经“运动起来”,跟地主像打仗一样斗争。有时候,当“老百姓全都上去就要打”的时候,工作队员会去维持会场。其中一个人的理由是这样的:你打死了就没有批斗对象了,不是一次批完,要三番五次地批。 一名后来担任过某省省委书记的老人,对斗争进行了自己的分析。“一个他受剥削,”他说,“一个他怕地主报复。” “扛着镢头去刨啊。”这个当时在某地任职的老干部感叹:“农民起来拼命的话,我就怕,我怕惹大祸,你要让他起来,又怕他出事,难。” 当时,许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镇东门外枪决,据老人们说,有时候,元宝村和相邻的钢铁村会“两家撵(比)”,“你毙一个,我也毙一个”,最后,两个村不得不合为一个村。而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运动当中,“我们没有那么太落后”。 老人们也回忆起一些无法证实的小故事,成为这段久远历史的惨淡注脚。高凤桐记得,他听得见附近学校的平房里,晚上整宿传递出打骂声和求救声。 “按政策要求不可以随便打人。”于洋说,当时,他这样的年轻小伙子,最愿意组织民兵在晚上把某人抓来突击审一下,有时候地主、富农耍点圆滑,“打了也就打了”。 在周立波创作的《暴风骤雨》中,他并没写下这些。而人们关于他在运动中的表现记忆也并不多。不过,有人回忆说,周立波有时候会对别人的提议简单地表个态:XX吧,可以斗。 浮财 至今,许多人还记得土地分完之后人们的喜悦之情。那些从父辈起就没有奢望拥有自己土地的人,如今按照成分,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据元宝镇所在尚志县县志记载,在这个过程中,共有两万多名缺地无地农民分到了土地。“多少辈的愿望实现了。”但问题并没解决。许多人接着提出了下一个要求:有了土地,还要有牲口和工具。于是,“砍挖运动”开始了。 在这个老百姓嘴里被称为“分浮财”的过程里,地主和富农家的粮食、牲口、被子、衣服,被没收并分配给需要他们的人。一个农会干部记得,他们提着棍子、棒子,把地主们找出来,挨个儿审问,土地、房屋和“浮财”,全部交出来。 老丁太太参与了商量批斗目标的会议,通常是在晚上。开完会,为了避免走漏风声,一群人在屋子里坐到鸡叫,开门到那户人家,“把东西哗啦哗啦都搬理事会去了”。 对于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人们热情高涨——有时候,这高涨的热情也会危及一些生活本不宽裕的中农家庭。如果有哪个村的“砍挖运动”不彻底,其他村的人也可以去挖出来,“谁挖归谁”,这被老人们称为“扫堂子运动”。于是,那时候,赶着大车,赶着爬犁半夜去别的村挖浮财,成为一种常见的景观。到后来,农村被清扫一空,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城里人。那年冬天,从四面八方赶到县城的农民把城门围了起来,“哪一个城门外都有个四五百张爬犁”。 运动的成果是丰厚的。《暴风骤雨》中描写的“分马”一幕,几十年后仍然被选入中学课本中。郭全海带着村民们欢天喜地分马的故事,成为那个时代给人们留下的最快乐的记忆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分了“一匹马的马腿”,有人分到一口缸。高凤桐则分到了一床破褥子。参加了这一过程的工作队员,至今仍然为当时所看到的场景感动。当他们展览没收的绣花鞋时,农民们感叹“见都没见过”。而分到地主家被子的农民,据说抱着哭起来,因为“一辈子没见过”,不知是做梦还是真的。 “农民的感情,谁在跟前谁掉眼泪。”这名工作队员回忆时动了感情,他记得,当把地主小孩衣服套到穷人家光着屁股的孩子身上时,大人说:“赶快给毛主席鞠个躬去。” 纪念 2005年春天,元宝村暴风骤雨纪念馆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开始接待游人。村里的干部说,这里接待了第一个派出的土改工作队,纪念馆可以让大家重温这段历史,当然,也可以开发成红色旅游景点。 收集“古董”的过程并不容易。经过挨家挨户的动员和搜集,某户人家的筛子架和高凤桐家的硬木桌子,都被作为珍贵的历史物品摆放在这里。 最显眼的,则是用《暴风骤雨》宣传了这场运动的周立波的塑像。当小学生排着队进来参观时,他们看到了周立波笔下的人物:有“恶霸地主和伪镇长”韩老六,也有郭长兴、刘福德和高凤桐的介绍。 展板里简略地介绍,并不能涵盖这些人的一生。运动中,郭长兴成为农会会长。后来,他做起了螺丝店生意,很兴旺。 在土改前,高凤桐家人被土匪抢劫,家产一扫而空,结果却因祸得福,被划成贫农。不过,他的姐姐和姐夫,则在运动中丧生。 刘福德则已经要靠轮椅才能出门。他做过伪满洲国的职员,后来当了老师,但经历过一次次运动,却从没被揪出来批判。站在人生的尽头,他这样总结:“我感到我这一生中啊,也算挺幸运。” 单从街道上来看,时间并没有在元宝村留下什么永恒的纪念。宽敞的瓦房和木棍拼起的栅栏符合一个东北村庄的特有气质。但村口那个显得有些不协调的巨大门楼,和“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的题字,则不时提醒着人们它的辉煌过往。 一份统计显示,土改前,元宝村和邻村共700户人,土改运动开始后,在镇东门外枪决的共有73人。 打那时起,时间已经不紧不慢地过去了六十多年。“一场风暴不是写字画画,”2005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刘福德语气缓慢地对着镜头说:“那是暴风骤雨,不是小风小雨,必然要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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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精选2011/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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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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