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

本文作者：小红猪小分队 译者：韩旭 原文： From Beijing to New York: The dark sid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作者： Rachel Nuwer 在中国最大规模的其中一家中药店里，嘈杂的背景声中突然响起了一个尖锐的声音：“不准照相。”一个身穿白衣的工作人员满脸怒容地指向一个标志–一个相机的图案，上面是一个大大的红叉，挂在一排排明亮的玻璃盒上。在这些玻璃盒的黄色和红色绸制衬里上，整齐地摆放着风干的动物和动物制成品，从海参、蜥蜴，到燕窝、麝香。 在北京同仁堂，一家中药店里，药剂师们正忙着驱赶吵闹的，带着相机并对陈列的风干动物不停问来问去的游人。刘宁（音译），一位年轻的中国生态学家，小声地说，我们的这些照片和问题“让他们绷紧了神经”。最近中药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详细审查，而且这些白衣工作人员知道这个。 不同的文化 有超过一千五百种动物的身体部分被用作中药材，其中一些动物类药材，如虎骨和犀角，造成了物种数量的明显下降。但是许多中药从业者认为这些药材是不可替代的：“所有东西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大连神谷中医的中医专家周云（音译）这么告诉我们。周是在我们访问了三家中医诊所后同意回答问题的第一个从业者。周一边对一个刚刚做完拔火罐的患者进行按摩，一边说他认为所有的药材都是必要的，包括濒危物种的产品。许多中国人看起来同意这一点。由于富裕人群的增加与野生动物制品的现状，中药材的需求正在上升。 但不是所有中国人都相信中医。湖南的中南大学科学史及科学哲学博士张功耀就站在反对中医药的最前线。钟在一篇2006年发表在中国期刊《医学与哲学》上的论文《告别中医中药》中说，中医是“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编造出来的谎言”。张知道他的观点在中国只有很少的支持者，而且他的想法已经造成“许多争议和众怒”。虽然他相信传统中医的理念是大错特错，但他同时解释道中医已经施用了数千年了，所以不是那么容易被打破的。张的反对者是出于情感而不是科学角度来对待他的观点，张说，而且“（许多）中国人缺乏以客观角度看待此事的能力。” 中医里基本上对于每种病症都有相应的治疗。用穿山甲之类食蚁兽的胎儿制成的汤据说有增强男性性功能的作用。龟甲用于治疗热病，能止盗汗，滋阴潜阳。海马（龙落子）通常用于治疗哮喘，阳痿和心脏疾病。蛇油用于治疗关节痛。这些动物中的许多物种已经由于过度捕猎和生境萎缩而处在灭绝的边缘，而中药对它们的需求不断升高使得情况更加恶劣，专家说。 犀牛已经在中国绝迹了。现在用于中药的犀牛制品都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张指出，而老虎种群也在减少，濒危的藏狼也由于可制成中药材而被捕杀。并且这种情况正变得愈加严峻，他说。 浙江中医药大学的项目负责人陈烨（音译）说，中医是整体地对待人体的。中医治疗利用形而上学的而不是科学上的原则，而且经常不能通过临床实验和常规科学验证，导致大多数的治疗没有科学证据来证明它们的有效性甚至安全性。但是陈认为把传统中医硬塞到西方证据主导的药物治疗的框架中是不公平的。“两者的哲学是不同的。”他说。 对于很多患者来说，被治疗的疼痛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张说，而且中医从业者经常根据某种动物和某种疾病的汉语书面符号的关系来配制药方。在汉语里，枫树皮的汉字是“枫”，而关节炎疼痛是“痛风”。这种语音上的巧合使得中医里认为枫树皮可以治愈关节炎痛。如果名称可以匹配上，他们就相信他们找到了一种治疗该疾病的方法，张说。 迄今还在使用的传统中医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约公元前1600到1100年。它严重依赖于经历了几千年时间考研的药方。传统中医是建立在道家阴阳平衡学说的基础上的，它通常是用于治疗慢性病而不是急症。在他大连的诊所里，周正在为一位患者进行针灸，他说道“中医的情况有点复杂，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技术。”的确是这样，传统中医缺乏西方医学的精确的，精心权衡的公式，每位患者的药方都是预先准备好的，这在美国人看来是一种随意的做法。在药店里，工作人员急匆匆地从这跑到那，猛地拉开抽屉，抓出一小撮草药，再从另一个抽屉抓出另一种草药，扔进银制的盘子里。这些混合物会送到患者家里用来治疗各种疾病。 陈认为使用濒危野生动物的身体部分，比如用来增强性功能的虎鞭，用来凉血清热的犀角，是一个问题。张同意这个观点：“杀害濒危野生动物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而且毫无益处。”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立法禁止在药品中使用濒危动物如老虎和犀牛，“教育大众还需要时间”，陈说。 熊的故事 一条教育大众的可行之道就是走进一家熊农场，谢罗便臣（Jill Robinson)说。她是亚洲动物基金（Animals Asia Foundation)的创办者，该组织总部设在香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许多用于收集用作中药的熊胆汁的农场。1993年，谢罗便臣参观了其中一家。当她回忆起这次经历的时候仍然非常激动：“我完全被这种折磨击溃了。”离开旅行团，她偶然遇到一只寂寞的熊，“尽管从她的腹部伸出一个七英尺长的导管，她仍表现出（对人）极度的信任。” 在它们三十年的生命期限中，熊被关在小小的钢丝笼中，它们身体上被开了一个永久性的洞，用来收集胆汁。不愈合的创口导致细菌感染，并且经常引起大范围的癌症发展。如今，在中国收集熊胆汁仍然是合法的。像谢罗便臣曾参加的那种娱乐性参观仍然存在，而且这些熊的近况仍和在1993年一样，谢罗便臣说。 谢罗便臣在期刊《动物福利》(Animal Welfare）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报道说：每年有数以吨计的熊胆汁以这种方式从一万到两万只养殖的熊身上采集，而中国政府官员和农场主都认为这是人道的。在中国有大约180家制造商生产123种含有熊胆汁的不同产品，这些产品可以有效地分解胆结石，对慢性肝病的治疗也有帮助效果。但是与胆汁相比，合成药的效果更好。 对于采集胆汁持支持态度的中国记者冯磊在2011年三月写到，“主张停止使用熊胆粉的提法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会影响到“危重病人”，并且也不利于中药产业（贸易总额超过二百万美元）的发展。冯同时还声称熊胆“仍然是不可替代的”，而这并不符合事实：有超过50种草药可以替代熊胆。熊去氧胆酸，胆汁中的有效成分，也可以在实验室中轻易的合成出来。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冯的观点。 除了熊胆汁，还有很多的原料取自野生动物，这些药材使用与熊胆相似的手法采集而来。然而很多医生被养殖户“说服”并推销像熊胆汁这样的产品，谢罗便臣说，而其他人，例如有钱的生意人，会把熊胆当做昂贵的礼物馈赠给同事和朋友。 据谢罗便臣所说，许多胆汁充满了杂质。在动物亚洲对胆汁样品进行的分析结果表明，在熊胆汁中有锈屑，尿，脓液，排泄物，癌细胞，细菌和抗生素，她说。越南传统医学协会的主席阮春香（Huong Xuan Nguyen）博士说，在越南发现了使用污染的胆汁与肝、肾损伤相关的初步证据。越南文化与中国密切相关，许多越南人同样喜爱中药和野生动物制品。自1985年起，阮已经治疗了十位由于熊胆汁中毒的病人，其中两人似乎因此而死。同时他也在越南推动停止使用熊胆汁的行动，尽管他赞成使用其他的传统疗法。 地域趋势 顾客需求导致的采集熊胆汁和其他动物成分的活动，不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整个亚洲甚至其他地方都在发生，克里斯·谢泼德（Chris Shepherd)说。他是马来西亚的一家野生动物贸易监视组织–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的地区副主任。他说，虎骨–通常被研磨成粉沏茶服用，用来治疗关节疼痛，瘫痪和腰膝痿软–数千年来被列入药方，对它的需求是对老虎生存的最大威胁。对于犀牛来说，它们因犀角而濒临灭绝。其他用作传统中药的动物例如壁虎和海马的交易量数以吨计，但是往往能够避开监视雷达，因为它们不像老虎、犀牛这种大型的动物那样引人注目。谢泼德说，“对于禁止非法贸易的谈话已经足够多了，（我们）需要将其变为真正的行动。” 2006年，越南对传统中药的需求达到了顶峰。这一年，越南政府官员公开宣布犀角治愈了一个家庭成员的癌症。这立即激起了对犀角的强烈需求，导致了一波偷猎犀牛的狂潮，在南非有超过330头犀牛被猎杀，犀角出口到越南。于此同时，可能是越南本土极其稀有的爪哇犀牛（Javan rhinoceros）种群中的最后一只也于2010年五月被猎杀，表明这个物种在越南可能已经灭绝了。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道格·亨得利（Doug Hendrie）–他协助成立了总部位于河内的非盈利组织越南保护自然教育组织（Education for Nature Vietnam)–相信越南的年轻一代正变得更加关注环境，但对于很多的亚洲物种–包括爪哇犀牛–来说，这种变化可能来得太晚了。“要改变传统信仰很难，”亨得利说。犀牛问题迫使TRAFFIC实施一项交流项目。这个在越南和南非的警察、骑警和环保部门官员之间的交流项目在2010年十月举行，目的是建立相互理解，并且解决问题。但是现在要评价他们努力的成效还为时过早。 大熔炉（美国） 西方国家在动物制品贸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作用。2004年，TRAFFIC对旧金山和纽约的中药店进行了暗访。在商店的货架上发现了非法的虎骨、豹骨、犀角、麝香和熊胆。利·亨利（Leigh Henry），现在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的高级政策官员，是实行这次调查的TRAFFIC探员。她发现在旧金山受访的33家药店里只有一家宣称经营虎骨，与之前1999年的调查中22家药店中有7家的数字相比是很大的下降。而纽约的情况就不一样了–27家中有11家经营虎骨制品–亨利认为旧金山更严厉的政策造成了这种差异。但是这次调查之后并没有后续调查，亨利认为目前没有其他的组织在监视传统中药贸易。 如今游览纽约的唐人街的时候，顾客可以在货架上找到产品如鹿鞭和海豹油，但是所有绘有老虎图案的产品都用中英文特别标注“不含真虎。”位于桑树街（Mulberry Street）的爱娃贸易公司（Ewa Trading Company）中的一家店主说，当被问起是否有老虎或犀牛制品的时候，回答是“没有，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们了。”杰弗里·陈（Jeffery Chen),巴克斯特街（Baxter Street）上一家针灸与草药店的主人，说这些产品是被禁止的，要的话“你得回（亚洲）去”。不论是用中文还是英文询问，另外几家店的店主同样否认销售犀牛或老虎制品，有一些人简单地说这些产品很难得到，而一个药剂师暗示道“去东百老汇街”能得到它们。 这个小小的胜利该归功于TRAFFIC和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组织（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的双重努力，然而亨利也认为这努力还不足以禁止用于传统中药的非法野生动物制品的买卖。“不是官员的努力太少，”她说道，“事实上是这些官员太少。”据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贸易数据库显示，2000到2009年间，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组织截获了数百起非法进口的动物及它们的身体部分。查收物品包括243只熊，141只老虎和85只穿山甲（其余数据未显示）。每个数字代表一个完整的动物或可能代表成百的身体部分，如骨、鳞或爪。这些案件中，42%的老虎，41%的熊，28%的穿山甲来自中国或越南。 保护性法令如濒危物种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与犀牛和老虎产品标签法（Rhino and Tiger Labeling Act）的颁定使得含有甚至声称含有犀牛或老虎成分的产品的销售非法化。但是亨利抱怨说野生动物保护并不是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根据众议院最近提出的一份要削减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组织的多国物种保护基金达32%的提案，她指出，“自然资源保护的预算已经被大幅削减。”“这是对野生动物保护的一次全面打击，”她说。 而且毫无疑问，美国是传统中药制品的消费者和提供者，例如来自美洲黑熊的熊制品和西洋参，在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组织中的CITES行动的负责人克雷格·胡佛（Craig Hoover)说。他强调，然而“我们（美国）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而且我们已经有了使我们能够有效的处理问题的一系列法律。”现在有120名野生动物监察员在美国入境港工作，200名特别探员在全国进行相关调查。扩大的活动范围，教育和有效的法律实施，三者共同限制非法贸易，胡佛这种组合充满信心。 然而，TRAFFIC探员亨利警告说，即使自1999年唐人街的调查以来，情况已经大幅好转，认为非法贸易处在掌控之中的想法仍然是危险的。据鱼类和野生动物服务组织调查，动物以及动物制品的数量有上涨的趋势。2000年，查获了23批熊及熊制品；2009年，这个数字上升到38,，大幅超过这十年的平均查获量。与此相似的是，2000到2009年间，查收的虎制品的数量从13跳到24（年均14），穿山甲的数量从5飞涨到19（年均8.5）。很难说事情正在向什么方向发展。一方面，加强法律实施力度会使得截获几率增加，另一方面，可能越来越多的动物制品正非法进口到美国。

昆明血荒，青岛血荒，南京血荒……全国各大城市近来血荒频现。最为严重的昆明市几乎所有需输血的手术被迫停止。人人身上都有、血管里时刻流淌的血液，成为一种严重稀缺资源。血荒为什么会发生？献血与用血的背后，又有怎样的科学问题呢？ 首先，用血紧张的现象经常出现，只是最近很多地方同时出现极端短缺，才引爆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血液的采集供应与使用需求，像一架天平的两端。当某段时 间内，临床手术的用血需求急剧升高时，而血液采集供应未能增长，便会出现用血紧张现象。用血紧张带来的后果是，可以开展的择期手术量减少。比如说，原本每 天可展开十台大手术，而血库的储存血量只能保证五台手术顺利开展。相应地，另外五台手术只能被迫推延，只有等血液供应充足时才能进行。 人们不免疑惑，开刀为什么要输血？没有血液，外科医生就不能开刀了？这像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却又难以回答。当手术刀切开皮肤，便是出血的开始。 手术出血量，又与手术类型、创面大小、手术时间息息相关。一名正常人的血容量，也只有4.5升上下，对腹部大手术、骨科肿瘤手术、心脏及开颅手术而言，患 者失血量经常在1000毫升以上，甚至达到上万毫升。 血液像一种载体，它供给全身器官、组织与细胞氧气与养分，来回往返，日夜不息。当机体缺血达到一定标准时，便必须进行输血。人们或许会问，手术时不也在输入各种液体与血浆代用品吗？遗憾的是，它们虽能补充一定血容量，但最解”体渴”的还是血液。 输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一种治疗措施，与手术本身同等重要。随着医疗技术发展，人们可开展的手术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它们对血液的需求更加 倚重，如心脏手术、器官移植手术。血液像是一顶安全帽，只要手术医生戴上它，进入施工现场便多了一项安全措施。没有这顶安全帽时，进入工地或许也不会被坠 物砸伤。但对病人的性命安危而言，医生们并不心存一丝侥幸。 此外，血荒并非只有中国独有的现象。哪里有手术及用血需求，哪里便可能出现血荒。今年9月，美国血液中心便急报，洛杉矶、费城、亚特兰大等多个城市出现血荒。背后的原因是，大型复杂手术的次第展开，使临床用血量激增；与此同时，公众献血的增长比例只有3%左右。 年初，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的Nicola Lacetera发现，尽管有四成美国人符合献血标准，但有九成首次献血的民众再也不会献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研究发现，不献血的理由有很多，只 要让献血者稍感称心不如意或方便，他们便再也不愿撸袖子，比如很难找到或抵达献血点，因工作人员原因使献血者感觉很差，献血后担心身体不适、恐惧等。作为 生命救助行为的献血，某种程度上比捐钱捐物更能体现生命诚意与关爱之心。遗憾的是，献血这种利他行为很难被权衡。它不像捐钱献物一样，难以有明确的价值衡 量。 上个月，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的Marco Bani在《输血》杂志（blood transfusion）发表研究，对献血人群的性别差异进行了研究。Bani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愿意献血。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女性更具有利他主 义，男性则更为个体主义。遗憾的是，女性更容易在献血时出现的虚弱、恶心、脸色苍白、头晕激动等现象，也即俗称的”晕血”，从而阻挡了她们继续献血的步 伐。 面对此次血荒，人们更多的是在表达一种情绪，它叫做不信任。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血液背后的血站；很少为人所知的血液处理过程，也成为诟病之 处。血液采集与处理的相关人员是否以血牟利，捐献的血液流向何处，是否被严重浪费？采血器械的安全性是否可以得到保障？义务献血这种纯粹利他行为是否能调 动献血者的积极性？ 血荒的破解，势必从供需两方面来权衡。就血液供应而言，需要提高公众献血热情，这既要求血液机构寻求合适激励措施，又要自身透明、简化程序，以 更优质的服务点燃公众献血热情。就血液使用而言，临床医生也应节约用血，按照最新输血指南，科学规范的使用血液，也能最大程度的减少血荒的发生。 本文地址（转载请注明出处）： 复制 收藏、分享这篇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