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

新华社：外媒谣传薄熙来事件“很好笑” 来源：大公网 鉴于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纪委对其立案调查。对于这一决定，中共党员和普通民众纷纷表示支持，认为中央的这决定是正确的、及时的而且是必须的。但是在境外，确有一些人、一些媒体或别有用心、或出于本能对这一决定说三道四，甚至不惜捕风捉影制造谣言，传播传闻，有些谣传让人感到很好笑。 虚假报道　成可耻笑料 比如，有一家有影响的境外媒体，竟报道了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因为涉及相关事宜而被拘的「消息」。 看到这则「消息」，方滨兴立刻在微博上回应称，他这两天正作为组长在评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却被境外媒体给「消失了」。 他说，这令人大跌眼镜。这家境外媒体戏弄中国网民的智商，应该及时向我及中国网民道歉，才不失主流报刊的风范。否则我要问，你们登载新闻的谣言率是多少?不要说是0%，因为这必定是谣言! 这起虚假报道的闹剧在中国网民中成为了可耻的笑料。 稍知中国国情 即知荒唐 还有一些境外媒体和人士按照「有事没事添点乱」的传统，称对薄熙来涉嫌严重违纪的立案调查凸显了「中国以党纪冒充国法的尴尬」，对中共按照党的纪律依照正常程序处理党员说三道四，散布「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谣言。 稍知中国国情的人们都会认为这样的说法很荒唐。政党的特征之一就是有自己的组织纪律，这在世界各国概莫能外。在中国，要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首先必须宣誓严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章程。任何政党，如果失去了纪律约束，还可能生存和发展吗? 中共中央宣布薄熙来停职并对其立案调查时，依据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 中共纪检机关对违纪党员立案调查十分正常，但党纪并不代替国法，按党纪查处党员错误更不意味着「党内政治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明文规定，「调查中，若发现违纪党员同时有触犯刑律，应适时将案件材料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去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7,859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42,893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334人。更早之前，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也是在违纪事实被查清后，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党纪充国法　根本无依据 由此可见，某些人口中的所谓「党纪冒充国法」根本没有任何依据。 境外敌对势力总是不甘心中国的稳定发展，少数西方媒体总是不甘心中国太平无事，它们总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造谣生事，企图扰乱、捣乱中国。今年秋天，中共将召开十八大这是早已宣布了的，目前一切都在按党章规定有序推进，中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可一些境外敌对势力和少数别有用心的媒体却不甘寂寞，对中共政局妄加分析，对十八大妄加猜测。在了解内情和懂行的人看来，这些充满了「可能」「或许」「据闻」辞藻的报道，世纪都是没有事实依据、不讲新闻职业操守的做法。 某些人不良用心 昭然若揭 此间观察家注意到，境外一些媒体针对薄熙来等相关事件，对中国开出了所谓应「老老实实向文明国家学习」的药方，换句话说，就是要把西方的政治制度搬到中国，才能救中国之「困」。至此，某些人的不良用心昭然若揭。 北京的一家主流媒体《解放军报》不久前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历史经验表明，每逢党和国家面临大事，国内外敌对势力总会借机兴风作浪。」 不管是不明真相、不了解中国国情，还是明明懂得却故意搅局、存心添乱，企图在中国前行的道路上设置点障碍，最后的结果都是会让自己成为笑料。这一点，境外媒体难道还缺少教训吗?（据新华社1日电） 【附录】新华社的批判对象： 薄熙来事件凸显中共以党纪冒充国法的尴尬 芦笛 轰动国内外的薄熙来案件虽然仍然笼罩在重重迷雾中，但已经显示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特点： 第一，中共领导在准备集体交班的敏感时期动手，提示此案十分紧迫，不能留到18大去解决； 第二，它引起了党中央极大恐慌，以致党政军警及各地反复向中央宣誓效忠，《解放军报》以及将领接连发表文章，反复强调“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与此同时，当局还铁腕封杀言路，关闭大批网站甚至《乌有之乡》； 第三，案件还在调查中，中共便已向海外传媒放风薄熙来可能会被处死。《多维新闻》引用“接近中共内部直接处理薄案的消息人士”称，该案“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历史上最大的贪腐案件”，“这位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不仅政治生涯已经结束，甚至其生命也将因此终结”； 第四，无论是王立军叛逃案，还是谷开来涉嫌杀人案，官方说词都语焉不详，疑点重重。 这些线索足以提示，此案不是什么单纯的刑事案，而是中共高层内又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其凶险剧烈，恐怕不亚于林彪案、四人帮案以及赵紫阳案。然而薄案却与它们有个显著区别：它明明是权力斗争，但未按中共“党纪”处理，却被包装成刑事案件。这一重大区别，显示了后毛共相对于毛共的极大弱化，从而反映了中国在文明化过程中的极大进步。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没有刑法的国家。中共用“政策”统治全国，以“党纪”管束全党。两者都毫无确定性，都以党领袖的私人意志为转移。例如毛发动文革，彻底违反了党章以及党内一切潜规则，然而“反党”的却不是他，而是他的假想敌们。不仅如此，光是“反党”就足以构成顶级罪行，就可以被批斗，被抄家，被软禁，被逮捕，被“迫害致死”。“罪行”的构成与惩罚都具有无穷的随意性，完全取决于党魁的瞬时心情。 这种野蛮的治国治党方式之所以能顺利实行30年，全靠斯大林的发明。苏式极权政体政体的“合法性”（＝精神权威）全靠“个人崇拜＋恐怖”。当党领袖被造成上帝、全民被炮制成虔诚教徒后，惹得上帝不欢的一切言行，当然也就成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滔天大罪。 毛死后，中共仍然一度沿袭了这套野蛮作法。林彪集团与四人帮受审，是因为他们“篡党夺权”，而赵紫阳则因“分裂党”而被软禁终身。在文明社会里，这些指控即使是真，也根本就没犯法。更何况在林彪、四人帮倒台之前，国家连个刑法都没有，谈何“犯法”？但那时中共仍有造神运动留下的遗产，这么做还能苟安一时。 不幸的是，把党魁捧为上帝的同时，也就赋予了他任意屠杀同僚的无限权力。因此，没有哪家共产党（北韩例外）可以把个人崇拜这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迟早要在大独裁者死后放弃。而一旦放弃了它，党领袖的权威就必然出现逐代递减，以“政策”治国、以“党纪”治党的野蛮作法就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这就是为何现代中共要改用“党纪”来冒充“国法”。党内权斗的失败者陈希同、陈良宇等人，都是以违反刑法的名义制裁的，薄熙来如今也将步其后尘。 相对于无法无天的毛时代，这当然是个巨大进步，但如此滥用法律，完全是对法治精神的嘲弄，而且会为中共促寿。须知争权夺利是一切政客的本能，在文明国家，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丢掉的不过是权位，在中国却要沦为性命难保的阶下囚。由于党领袖权威的极大弱化，这非但不能吓阻野心家们，反而可能促使他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使得党内权力斗争更加凶险，所有的人都丧失了安全感。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为何薄案会引起党中央不成比例的恐慌。 解决这个制度性危机的办法，还是只有老老实实向文明国家学习，先在党内建立个公开的文明的权力斗争程序，使得野心家们可以平安地争权夺利，再把党纪与国法彻底分开，由党组织对违规党员实行组织处理，由独立于党的司法机构审判犯法党员。不此之图，则敬爱的党中央将永远是个连权位的安排与移交都没个最起码规矩的劣等土匪山寨，迟早要垮于内讧，给全民带来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巨大灾难。（载BBC中文网）

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称： “陈光诚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被形容为中国地方政府的‘烫手山芋’，现在终于美国政府也变得十分难受了。”“每个国家都积累了一些民怨，谁也都知道中国一些人上访的复杂性，如果上访失败者转去向美国驻华使馆‘上访’，这决非仅仅是中方的尴尬，美方的尴尬只会更多。如果美国政府把陈光诚的要求当成很正经的东西拿到对华谈判桌上，大概他们自己都会不好意思。况且美国政府很清楚，具体‘指挥’中国人如何如何做，这犯了干涉中国内政的大忌，北京断不会理睬它。” 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称：“在这次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由于王立军事件，双方已经弥漫着猜疑的气氛；”“从事后薄熙来被双规，可以窥见在十八大之前，此事对中共高层的冲击有多大，美国介入，更让北京耿耿于怀。就在美中两国筹备第四轮高层对话，又发生了陈光诚事件，这次不仅是人主动进入大使馆，大使馆还出来接应；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如果未来政治上有不同意见的人，全都到美国使领馆要求庇护，或者是美国大使馆成了推动异议的中心，这是不能容忍的。但是从美国来看，陈光诚与王立军不同，即使不是在大选年，美国总统都不可能把政治异议者交出来，更何况共和党的对手罗姆尼还在虎视眈眈的挑欧巴马的毛病，美国必须要提供协助给陈光诚，中国要认清这一点。”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卢峯的评论称：“往下来陈光诚先生及家人能否正常及安全的在中国生活仍是未知之数，并要视乎中美两国的关系与默契。不过，一个中国公民要到美国大使馆才能无惧的说话，一个中国公民要倚赖美国政府及官员保护才能在中国过正常生活，这不但清楚反映中国政治情势的荒谬与可笑，更反映中共的窝囊与无能。要是北京当权者不是为了维稳而赶尽杀绝，要是中国的政体能真正容纳不同声音，根本不会发生本国国民要向外国使馆求助的情况。”“今次陈光诚进入美国使馆风波完全是中国政府一手造成，完全是北京当权者自取其辱，与人无尤。” 台湾《旺报》的社论称：“问题在于，陈光诚事件并非单纯的个案。中美目前虽找到缓解人权冲突的方式，却未必能成为双边未来处理类似争端的模式，陈光诚事件的后续发展，仍有可能冲击中美关系。北京面对陈光诚案的柔性响应，并不表示将适用于其它的维权案例，最起码这次中方承诺美方的同时，并未放过协助陈光诚逃脱或公开表态支持他的人。陈光诚原本是默默无闻的律师，他从未主张推翻中共政权，只因为揭发山东临沂当局贪腐而被判刑，出狱后仍受地方政府的软禁，因而逐渐受到全球媒体的关注。陈光诚事件虽暂告落幕，但其间纷扰的过程，不仅导致北京多年来提升国际形象的努力功亏一篑，也成为中美关系最脆弱的一环。” 香港《信报》的社论称：“陈光诚的遭遇，再次暴露中国‘权威政治’制度对异见分子的压制，这种靠压制进行社会控制的管治制度结构，与开放社会、自由和民主善治的国际主流价值背道而驰，因而令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睦邻外交政策，往往事倍而功半。退一步说，即使能够以压制维持短期的政治稳定，但此举也同时为社会埋下深层的长期不稳定因素。可以说，中国改革向外引资开放，是执政共产党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经济制度的重新评价，并在观念和制度领域重新作政策选择，但改革迄今，以经济成长和利益作支撑社会系统发展的价值，从近年反体制力量此起彼落看，可谓走到尽头，加快落实政治改革已逼在眼前。”

本報記者賴錦宏 北京傳出中共十八大將延後，令人揣測中共權力核心角力未定，各方人馬還在加大卡位力度，也似乎意味薄熙來事件引發的政治危機，讓中共高層決定要選擇更靠得住、信得過的黨代表，完成領導層的接班大事。 人事喬不定，自然和胡溫自身遇到的政治危機有關，也和薄熙來垮台的政治風波有關。 根據中共十七大，黨代會召開前的一年就必須著手三件事，即思想準備、理論準備和組織準備，三項一起抓。思想準備是塑造一個團結一致的氛圍；理論準備是起草十八大的政治報告；而組織準備是對新一屆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人選的推薦、考察和醞釀提名。 後兩項準備工作早在前一年的六月，就成立直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專門機構進行操盤。尤其是組織準備，以十七大為例，從○六年的七月到○七年的七月，中共抽調近千名幹部，組成六十多個考察組，先後分赴卅一個省區市和中央機關、中央金融機構、在京央企以及軍隊進行考察，之後根據需要又對個別人選進行補充考察。 鳳凰周刊曾透露，十七大的中央委員和中紀委名單，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實際先後開了九次會議。證明新領導幹部需要廣泛共識，不再是「老同志」指定。 現在連最初步的黨代表預備會議都延期了，自然影響到十八大召開。估計，在今年的暑期北戴河會議後，人選大致可以底定。在十八大召開前夕，還會在北京召開十七屆七中全會，屆時中委會人選就全部明朗化了。 一般預期，薄熙來事件後，政治局常委中，胡錦濤的共青團團派人馬將增加。 有分析說，延後召開十八大，是給溫家寶時間推動金融改革。但這個說法似是而非，因為溫家寶任內改革動作不大，十八大推遲，不明朗因素可能增多，金融市場瞻前顧後，對中共更不利。 台灣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