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青杨：“雾霾的五大意外收获”你感受到了吗？
说“雾霾带来五大意外收获”是一种病 12月9日，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网等各大中央网媒，刊发长篇评论文章《盘点雾霾带来的五大意外收获》，列举了空气污染、雾霾现象的五大益处：让中国人民更团结！让中国人民更平等！让中国人民更清醒！让中国人民更幽默！让中国人民长知识！这让不少网友惊呼，雾霾有这么多好处我咋就一直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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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北京话题: 央视风格的新闻报道 折射中国宣传主管部门的弱国心态
作者林中鴷的文章说，其实，人家绝大多数方面都比自己强上很多倍，但对于别人好的一面，央视却从不提及。特别喜欢别人家里发生负面的事情。一旦别的国家发生了爆炸、枪杀、闹事、骚乱等新闻，哪怕就是发生了自然灾害，央视立刻就会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起来，连篇累牍地大肆渲染报道，幸灾乐祸的心态显露无遗，却全然不顾自己这些负面的东西，比人家不知道要严重几百倍。自己人品不好，被左邻右舍看不起，可又总想占领道德高地，总想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于是就千方百计地找别人的毛病。 只要发现别人一个小毛病，立马便会欣喜若狂，马上就给人家放大几倍、几十倍甚至无限上纲上线。如果找不出人家的毛病，就采用偷换概念或者偷梁换柱的伎俩，给人家编一个毛病，这是央视最为惯常的手法。近些年来，随着网络的全面普及，民众获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了，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再继续公开撒谎，有些玩不转了，于是又与时俱进，不断改进撒谎技术，能撒谎的继续撒谎，实在不能撒谎的，就尽量篡改和歪曲事实，想办法误导舆论和民众。 对于那些实在不能篡改和歪曲的事情，也有办法，就是把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或数据，放大十倍，把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或数据，缩小十倍。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话是真的，央视经常搬出“世界主要新闻媒体”的大帽子来吓唬人。尤其是在一些国际热点问题上，凡是央视心虚理亏的事情，央视就会说“世界主要新闻媒体”是怎么怎么说的，来证明自己没有瞎说。那么央视经常引用的“世界主要新闻媒体”都有哪些呢？主要有香港大公报、中评社、环球时报、联合早报、欧洲时报、美国世界日报等等。 都是一些中文媒体，有的干脆就是自己出钱办的。当然有时也真的引用一些世界著名媒体的文章，但基本都是找一些读者来信之类的文章，拉大旗，作虎皮，冒充国际主流观点来忽悠国内的老百姓。与此同时，就像一个怨妇一样，总是用一种幽怨刻毒的心态对待别人，总是喋喋不休的数说别人对不起自己的事，却从来不说别人对自己好的事。哪怕和别人的矛盾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也仍然是天天挂在嘴上。 曾经有一个邻居欺负过自己，但那个邻居早已受到惩罚了，也认错道歉了，几十年来自己家盖房子、开买卖、置家业时，那个邻居都曾给了不少钱，自己也都痛痛快快收下了，帮着自己也把日子过得不错了，但还是时不时就把邻居当年欺负自己的事情说来说去，好像是一件什么很光荣的事情一样。因为自己懦弱无能，再加上一个朋友也没有，心里总是很恐惧，所以特别喜欢挑拨离间。挑拨离间的方法也很低级原始，就和农村妇女那一套没什么区别。 最大的希望就是美国和俄罗斯闹矛盾，美国和日本闹矛盾，韩国和日本闹矛盾。还经常悄悄地对美国说：你忘了日本当年轰炸珍珠港了？回过头来再对日本说：你忘了美国当年给你们扔了两颗原子弹了？一转身又对美国说：将来日本强大了，肯定会对美国不利。 还经常对亚洲国家说：忘了日本侵略你们了？总之一句话，就是希望全世界互相之间都闹矛盾，因为那样就不会显得自己很另类了，一幅可怜巴巴的猥琐小人形象。 华商论坛网友招财的老猫去年8月转载的这篇旧文又说，虽然自称世界第二强国，却总是对自己无依无靠感到很恐惧，总是习惯找一个靠山。和美国发生矛盾了，就和俄罗斯拉近乎。和俄罗斯闹矛盾了，就向美国献媚。如果欧洲扇了自己一个嘴巴，就赶快去买几百架波音飞机，来警告对方。如果美国扇了自己一个嘴巴，则会跑去买几百架空客飞机，来还以颜色。在国际重大事务中也是毫无主见，总是只会看别人的眼色行事。 另一方面，我们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尤其是美国对咱们的评价。如果别人夸了自己几句，哪怕只是外交辞令的客套话，也会沾沾自喜，到处宣扬。如果别人批评了自己，不管批评的正确与否，都会暴跳如雷，反唇相讥，甚至给人家上纲上线，说人家是别有用心等等。总是意淫别人都非常喜欢自己，都非常尊重自己，总能从别人的一言一行中，找出这方面的证据。 比如美国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在加州庄园会见，而和日本首相只是共进午餐，这足以说明美国很尊重中国，很重视中国，而对日本却是敷衍了事 。对自己的能力和成就总是很夸大，很炫耀。明明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别人几十年前就做到了，自己模仿了好多年刚刚做到，也要大肆渲染一番。空客飞机上有三个零件是中国造的，都能让中国自我吹嘘好几年，尽管那只是非常普通的零件。 非常喜欢搞一些世界最高、世界最大、世界最强、世界最快之类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印度航母下水了，核潜艇试航了，自己又惊又怕，于是不停地贬低人家，说人家的航母不是自主制造，是“万国牌”。说人家下水的航母只是一个空壳，六、七年内还不能形成战斗能力。尤其可笑的是，说印度大举建造航母、核潜艇是为了对付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连一艘驱逐舰都没有，海军基本是空白，对印度根本谈不上威胁，印度值得兴师动众造那么多航母和核潜艇吗？ 我们对于美国的心态最能代表中国的弱国心态。从骨子里说，中国对美国很敬畏，很嫉妒，很羡慕，很自卑，或者很惶恐。美国的一言一行，都牵动着中国的心。美国人表扬中国两句，中国就会幸福激动的热泪盈眶。美国批评指责两句，中国则会情绪低沉好几天，有时也会小声地辩解几句，但绝对不会真的惹恼美国。另外，习惯用送钱来买几句好听的话，当然也希望花钱买几个朋友，哪怕是无足轻重的非洲小国，但这么多年钱花了不计其数，朋友却一个也没有交下。 一个台湾渔民被打死了，官方表现的义愤填膺，愤怒声讨，并且不断讥笑和指责台湾当局态度软弱，不断怂恿和鼓动台湾当局采取强硬行动。但多年来自己的渔民被抓、被打、被杀的事情成千上万，自己却一次都没有强硬过，都是逆来顺受，有时甚至就连基本交涉都免了，央视也从来没有报道过。明明自己长的很丑，但总是要装出很英俊、很潇洒的样子。明明自己身患多种疾病，还染有多种暗疾，再不医治就很危险了，但非要说自己很健康、很阳光，坚决拒绝医治。 如果谁说自己很丑，或者说自己有病，谁说就和谁急。为了向全世界证明自己很英俊、很健康，就花钱雇了很多人每天在报纸上、电视上、网络上开展表扬与自我表扬，把自己吹嘘的天花乱坠，其实全世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再比如说，钓鱼岛和日本发生争端了，央视告诉民众说，中国在争端中已经占据全面上风，日本鬼子已经走投无路，马上就要举手投降了。但中国的军舰和军机却始终不敢过分接近钓鱼岛，海监船也基本不进日本划定的领海线，就在外面转来转去地宣示所谓的“主权”。 对此，老百姓非常纳闷，既然已经大获全胜了，为什么不直接登上钓鱼岛呢？南海也是这样，既然把越南和菲律宾吓的都尿裤子了，为什么不把被他们占据的岛屿直接拿回来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阅读更多美国之音 | 中国不承认美国西藏协调员 流亡藏人欢迎国际关注
华盛顿 — 北京抨击美国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表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绝对不予承认。连日来，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发文指责奥巴马总统再次会晤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藏人则表示，欢迎国际社会关注西藏问题，北京对达赖喇嘛有关藏区自治的污蔑和篡改不会得逞。 *中国不承认美国任命的协调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利用西藏问题干预中国内政。她说：“中国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承认”美国任命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目前西藏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成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一个敏感话题。奥巴马总统上星期五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与警告，低调会晤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敦促北京在不预设前提的条件下，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恢复对话，以降低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声明，任命负责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萨拉·休厄尔(Sarah Sewall)为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声明说，特别协调员将致力于促进中国政府与达赖或其代表进行实质性对话，将与美国国会以及对维护西藏独特文化、宗教和语言遗产、保护西藏脆弱环境有兴趣的民间社会团体保持密切联系。 “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一职由美国国务院于1997年设立，北京对此一直不予承认。官方的中国新闻网日前发表社评称，从国际公认的常识而言，所谓协调员必须被争执双方所认可，但是历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都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从外部强加的产物，名义上为西藏人权，实质上是为了干涉中国内政。 *流亡藏人：北京错误政策导致国际关注西藏问题* 流亡藏人不认同中国政府的说法。设在印度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政府应当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国际上会出现一个“西藏问题”。 他说：“西藏问题能够得到世界上这么大的关注，就是因为中国在西藏实行的错误政策，导致了整个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这是第一。第二，你不能说侵犯一个民族的人权，特别是破坏一个优秀的宗教文化的做法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内政。” 西藏流亡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指责北京在西藏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破坏藏人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传统。自2009年以来，中国境内和境外共有120多名藏人自焚，抗议北京在西藏的统治，其中绝大多数不治身亡。 格桑坚赞说，美国政府就是基于西藏日益恶化的局势，才多次会晤达赖喇嘛，并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希望能够影响北京的西藏政策，促成北京恢复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 他说:“如果新的中国领导人能够正视西藏问题的存在，重视解决西藏问题的过程，我认为他们就不会把这些友好的建议当成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而是比较宽容大度地思考问题。如果中国政府能够采纳达赖喇嘛提出的、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建议，那才是中国政府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好的样板。” *北京不接受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 中国政府最近加紧抨击达赖喇嘛。新华社日前发表署名文章，抨击达赖喇嘛主张实行“大藏区”自治的“中间道路”。文章说，所谓“中间道路”就是要在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不接受共产党领导、不实行社会主义道路、不执行全国统一的法令和政令、不允许有国家驻军、限制其他民族进入的“国中之国”。 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说，中国的说法是对“中间道路”的污蔑和篡改。 他说：“藏人行政中央实际的中间道路的政策，也就是我们在2010年用正式文件提交给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关于全体西藏民族实行民族自治的建议。这个建议是中间道路的最正式的版本，用藏文、中文和英文三种文字纪录。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所谓要把四分之一的土地从中国划出去。我们是要在中国宪法容许的框架内得到自治，这是中国宪法容许的民族权利。” 格桑坚赞表示，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所要求的是具有同一文化的民族在历史形成的同一个区域的藏区在中国的范围内实行自治。所谓“独立”、“国中之国”以及“限制其他民族进入”的说法完全是北京用来误导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不实之词。 fullrss.net
阅读更多美国之音 | 中国不承认美国政府任命的西藏问题协调员
中国星期一表示不会承认美国国务院任命的西藏问题协调员。 美国国务卿克里1月21日 任命国务院主管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休厄尔为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国务院的声明说，在美国与中国、印度和尼泊尔等国的双边关系的框架内，西藏问题协调员负责协调美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计划和项目。 针对这项任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月24日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利用所谓的‘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我们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承认美国任命的所谓‘西藏问题协调员’”。 美国总统奥巴马2月21日曾在白宫会见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中国作出愤怒反应，警告说这会损害美中关系。 fullrss.net
阅读更多爱思想 | 姚洋：中国经济成就的根源与前景
在1978年至2008年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7%，世界银行最近出版的《增长报告》因此将中国列为自二战以来13个保持经济增长率达到或超过7%至少25年的经济体之一。藉此，中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了12倍，至2008年达到了3400美元。在此期间，中国由一个计划型经济体转变为一个“混合经济体”，目前，私营部门的产值占到全国GDP的三分之二以上。那么，中国是如何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呢？ “华盛顿共识”的成功案例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经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以非同寻常的手法打造各种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约书亚·雷默（Joshua Ramo）甚至将其称为“北京共识”。诚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中国领导层非同一般的务实态度，中国得以在一个复杂且持续变动着的世界中取得成功。中国的转型遵循了一种渐进的轨道，这使得它能够避免制度与组织上的崩溃，而这些问题烦扰了其他多数转型经济体。同样，中国的各种经济制度也缺乏明晰且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特征，但是它们在渐进改革过程中展现出了适应能力。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可是，如果我们进行更为严肃的考察，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些特征是否构成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抑或它们只是达至传统市场经济模式通常所需的过渡性步骤？ 中国的领导层采取了一种渐进的转型方式，这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伴随急剧转型而来的各种重大风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头30年中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进行了许多宏大的社会工程试验，其中包括冒进的农业集体化、大跃进以及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背负着这种遗产，所以把急速全面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做法视为一种高风险的举动，需要竭力避免。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把中国许多非常规的制度和组织形式理解为它在转型过程中面对异常政治经济情势时所作的反应。比如，一些人称许乡镇企业中的模糊产权，说它是对传统私有产权的一种挑战，可实际上它是1980年代政府对私营企业模棱两可态度的产物，这些态度有时甚至是纠结矛盾的。在1990年代私营企业合法化之后，乡镇企业就迅速消亡了。尽管还存在争议，中国国内舆论并不认为中国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组织与增长模式；一个证明是，“北京共识”在中国国内并未得到广泛接受。 事实上，如果我们为中国所采取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措施列一份清单，然后将这份清单与“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逐一进行对比，我们就会为这两份清单的相似之处所惊诧。在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的原始构建中，“华盛顿共识”包括以下十条政策建言：1.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规避通货膨胀税。2.把政府支出从非生产性的再分配领域引导到有效的公共开支上来，如基础教育、医疗保障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3.改革税收体系，以拓宽税基并削减边际税率。4.金融自由化，最终目标是实现由市场决定利率。5.统一汇率，使其足以使非传统产品的出口保持足够的竞争力，以促成高速增长。6.迅速由关税替代贸易的数量壁垒。7.取消妨碍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的壁垒。8.国有企业私营化。9.取消阻碍企业进入或限制竞争的各种管制措施。10.确保财产所有权的安全。在过去30年中，中国几乎紧紧遵从了所有这些建议。 在财政方面，中国政府小心翼翼地保持了大体平衡的预算，其负债从未超过其税收收入。通货膨胀率在大多数年份中都控制在个位数以内。在支出方面，纯粹的再分配始终保持在最低水平；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多数是生产性的。在2003年之前，“社会支出”在政府预算中所占比例一直在下降，近年来有所提升，但是其水平仍然很低。 在税收方面，宏观税负——即税收与GDP的比值——从1978年的31%锐减至1993年的12%；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80年代的财政分权。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大大强化了政府的征税能力，而政府收入数额大致增加到GDP的25%。然而，这一高增长率开始受到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关注，要求降低税率的呼声不断，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公司所得税从33%减少到25%，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也数次上调，另外，增值税也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允许使用自有资金的资本投资的抵扣。 在国际方面，尽管中国始终遵循着自己的开放步伐，然而它采行的道路决定性地促成了贸易及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经济特区开启了中国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在1980年代中期，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成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而2001年加入WTO则使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自此以后，中国的贸易依赖度——即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率——一直维持在高于60%的水平上，在世界大型经济体中仅次于德国。 在国内事务方面，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是私有化和取消管制。自1990年代中期开启私有化15年以来，中国多数的国有企业已经转移到私人手中或转变为上市公司，只有少数实力强大的国有企业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在私有化之前，物价控制就已经取消。到1990年代末，政府改革为企业进入市场扫清了许多障碍。 尽管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方面）对产权的保护还很薄弱，但中国在过去30年中还是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几次宪法修正案以及《物权法》的颁行已经确立了较为合理的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尽管它还不够完备。虽然情况远远未达到理想的境地，但是未来的方向已经牢牢确立，那就是，建立起更完善也更强大的产权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威廉姆森所正确地强调的，“华盛顿共识”并不等同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教义”，后者还鼓吹资本项目自由化、浮动汇率以及——最重要的——保证市场完全不受限制的运作，而这些是中国明确拒绝的。另一方面，中国也采纳了其他一些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视为经济增长之基础、从而频频开列的药方，其中，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以及强调基础教育是最显著的方面。 中国唯一没有紧密遵从的处方就是利率的自由化；而且，尽管采取了大量取消管制的措施，国家仍然牢牢掌控着被称为“战略命脉”的领域如石油、电信及银行。政府相信，控制利率是其掌握金融领域的根本策略。然而，这样做尽管在过去可能是合适的，但现在却问题重重，我们在后面还要探讨这一问题。当下，根据以上证据，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说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胜利，而“华盛顿共识”正是其核心政策建议。 中性政府 当我们进一步认真思考中国经济的成功时，我们要提出一个更深入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仍然声称马克思主义是其意识形态基石的时候？ 我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中国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我在这里所使用disinterested一词，是取其修辞学上的三种语义之一，即一个人在欣赏一个物体时是“超然的”或“不偏袒的”。因此，当我说到“中性政府”的时候，是指一个政府在面对不同社会与政治团体发生利益纠纷时保持一种中立立场；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政府不会总是为社会中某个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代言，当然也不会为某个群体所俘获。但这并非意味着这样一个政府是大公无私的；恰恰相反，它不但具有自身利益，而且有时还可能掠取社会。但这里的关键在于，其掠取行为是“不问身份的”（identity-blind），也就是说，它并不关心其掠取对象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结果，相比于那些始终代表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利益的有偏向的政府，它更易于采取加强经济增长的政策。 为了便于理解这一推断，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有偏向的政府总是采取各种政策照顾其结盟群体的利益，由此就会导致生产率与政府资源分配之间的错配，即其他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群体没有得到政府类似的关照。相比而言，一个中性政府是自主的，可以免受社会及政治集团的掣肘，由此更能依据部门或群体的生产率来调配资源。就这一意义来说，一个中性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它之所以愿意促成经济增长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更高的经济增长能为其成员带来切实的收益（回报）；第二，更高的经济增长会让民众感到满足，更愿意承认政府的合法性。 上述分析的一个必然推论就是，一个中性政府所采行的政策往往是具有选择性的，而且很可能拉大社会收入的差距。然而，除非这些差距达到严重威胁其统治的程度，否则一个中性政府会对纠正这一问题无动于衷。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中就是中性的。其起点就是1970年代末期达成的“增长共识”。这一共识的起源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再延续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将不仅难以实现中国的强国梦，而且还可能危及其自身合法性。由于多次政治运动的破坏性后果，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合法性发生危机，政府需要消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增长共识因此形成。 回溯起来，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政府有意采取了选择性的政策以促进改革和经济增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就是一个例证。在1970年代末，美国急切地需要将中国拉入自己的阵营以充当对抗苏联的缓冲器。中国迅速抓住了这一机遇。尽管在提出“开放”政策之初遭遇了一些来自内部的抵触，然而经济特区还是享受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引得国内其他地区羡妒不已。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要求中国采取一种不平衡的发展道路，这在激励东部沿海地区高速增长的同时相对忽视了内地；今天，中国近90%的出口来自于9个东部沿海省市。2001年中国加入WTO也是一项选择性的举措。入世之前，人们曾广泛认为中国如果加入WTO，农业、汽车制造业、银行业、电信以及零售业等领域必将经历痛苦的结构性调整。但是，在争论声中，中央政府却加速了与WTO成员国、特别是与美国的谈判步伐。尽管加入WTO产生了一些不利后果，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出口自此大幅度增加。在2001年至2007年期间，中国出口额以年均28.9%的速率递增，与此相比，之前10年的年均出口增幅只有14.5%。 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另一个例证。在19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转型过程中，党不得不面对社会的急剧分化所带来的挑战。从1995年到2004年是私有化的高峰期，有将近5000万的国企职工下岗失业。这将党推至一个两难境地：支持私有化就要冒着失去工人阶级的风险，而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那是它的主要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如若放弃私有化，则市场经济转型的目标就可能落空。通过低调地继续推进私有化，同时尽其所能让下岗职工再就业，党巧妙地度过了这一难关。到2000年代中期，当国企私有化接近尾声时，多数下岗职工已经找到了新工作或被纳入了政府的福利计划。 政府选择性政策中最受争议的可能要数城乡差距。中国的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3.5倍，是世界上最大的。造成这种巨幅差距的原因很多，有一些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障碍有关。然而，从效率的观点上看，这种巨大的差距却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可以接受的，因为城市比乡村有高得多的生产率。 政府也一直试图纠正政府政策与不同群体生产率之间的不匹配。1985年～1994年间设立的双轨价格体制就是一个例证。在这一体制下，国有企业在完成其生产定额后有机会在市场中出售产品并购买原材料。这一体制大大有助于国企依据经济激励原则进行决策，然而市场价格与定价之间的巨大差距也为寻租行为创造了广阔空间。通过向其他企业和个人倒卖配额，控制着关键原材料配额的国企管理者及政府官员可以轻松致富。然而，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一个不经意的好处在于，它创造了只有从市场中才能获益的种种新要素。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就是这样的新要素。它们无法得到计划资源如银行信贷和关键原材料，(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5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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