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

一边是老百姓不顾生命地维权，但一边却是权贵阶级的“维稳”。

四、中式趋同与隐忧 至此可以回答前文引言中提出的第三个问题： “不同文明是趋同还是趋异？如果是趋同，是强大的先进的文明吞噬了弱小落后的文明，还是熬成一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杂烩？所谓‘强大’‘先进’云云，到底如何判定？” 我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表现出来的落后文明被先进文明取代的表像，造成了“文明趋同”的错觉。但中国和俄罗斯走过的道路，显示了本土隐性文明的顽强生存力。两个国家折腾了足足一个多世纪，死的人加起来肯定上亿，然而隐性文明蕴含着的全民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之间的距离，似乎比一个世纪前更大了。光是这个事实，就严重质疑了“世界终将实现民主大同”的先验认定。若再把伊斯兰世界考虑进去，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者们的这一信念就更靠不住了。因此，我这个悲观主义者的感觉是，已有证据并不提示人类有实现民主大同的光辉前景。 当然，这不是说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没有趋同的部分。在我看来，西方文明之所以“强大”、“先进”，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平瓦解颠覆其他文明，靠的主要是两条，一是“人生而平等”的个人主义权利观，二是“在不侵犯他人权界的前提下发财致富、追欢逐乐是公民的天赋人权，谁也无权剥夺”。这两个公设虽然都符合人性，但它们由此获得的感召力（因而也就是对旧制度的颠覆力）并不相同。第二个武器的威力更强大，而迄今我们观察到的所谓“文明趋同”，主要就是表现在这个方面。 我在旧作中指出，“马恩在《共产党宣言》承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可笑的是，他们只看到了现象，却从未能看出机制何在，那就是去除了权力对资本的压制、盘剥与侵占，以及道德对个人正当致富欲望的捆绑。” 这说的其实就是西方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肯定人类欲望的正当，把追求欲望的满足当成了天经地义。用文言来表达就是“人欲即天理”。这是文艺复兴运动给欧洲文明带来的最重要的观念变化之一，也是此后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显著区别之一。在此之前，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与其他文明也差不多，同样有着禁欲主义倾向。在此之后，欧洲人的创业精神便从禁欲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资本主义这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以雷霆万钧之势，排山倒海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成了西方人改变其他民族生活方式最卓有成效、最醒目的成果，连回回世界都难以抵挡那巨大的诱惑。 记不得是契诃夫还是谁写过一篇短篇小说： 一个风尘仆仆的过客，到深山的修道院去投宿。他看到修士们简单淳朴的生活方式与崇高的道德境界，无任欣羡，便跟僧侣们说起山下城里居民们的种种堕落：奢侈腐化，吸烟酗酒，嫖妓赌博等等。那过客次日就走了，然而修道院的长老却无法恢复平静的心境。经过苦思，他召集了全院僧众，宣告上帝给自己的使命，是前往那罪恶的城市，去把那些堕落者拯救出来。 半年后的一个晚上，长老回来了，跟去时面目全非，完全是个精神上被彻底摧垮的人。面对僧众们的惶惶询问，长老什么也没说，只是步履沉重地走进了他的卧室，倒在床上呻吟了好多天。全体僧众都惶惶不安，不知道他究竟出了什么事。 最后长老总算爬了起来，召集全体僧众，沉痛忏悔他在那罪恶的城市里的堕落，详细生动地讲起那些变成美女的魔鬼是何等邪恶，其诱惑是何等难以抵抗，而他本人又是如何滑进了罪恶的深渊。最不可饶恕的是，他在堕落中，竟然感受到了平生从未感受过的欢乐，甚至觉得只要领略过这种快感，便是在地狱里受熬煎也值了。最后，长老泣不成声，跪在十字架前沉痛忏悔，声称自己再也没有道德资格指导僧众们的思想改造活动。 作了这忏悔后，长老如释重负，恢复了既往平安喜乐的心境，那天晚上首次甜甜地睡了一个好觉。次日他醒了过来，觉得很奇怪：修道院怎么如此寂静，听不到那熟悉的诵经声？爬起来出去一看，哪儿都见不到人影──所有的僧众都下山跑到那罪恶的城市里去尽情堕落了。 中苏就是那个修道院。马克思在创作他的地上天国时，忘记了“私欲才是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因而发明了一种违反人性、毫无生机的修道院。它的运转前提是封闭在深山中。一旦外界信息传入，僧众们便必然要起来造反，或是发动改革，把庙门打开，延入城里来的变为美女的魔鬼们，把古刹改为妓院。 说马克思主义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学说违反人性，指的就是它们忽略了人类的私欲。前文已经说过了，西方文明摧毁东方文明，资本主义在和平竞赛中击溃“社会主义阵营”，靠的都是这一条。莫斯科与北京不相信私欲，搞的其实都是新时代的“存天理、灭人欲”，最后只能灭了自己。反过来，一旦承认了私欲的正当性，则社会立即重获生机。无论是中国人民还是俄罗斯人民，如今都过上了祖辈从未梦想过的好日子。 要说文明趋同确实发生了，则我看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引入资本主义作为“历史的火车头”。中国人的贡献更伟大──咱们证明了“普世价值观”的“可约减性”（reducibility），上述那两条公设中，咱们只需取一条“发财致富与追欢逐乐是正当的”就够了，根本就不需要“不侵犯他人权界”的前提。相反，靠制度制造的不平等（所谓“低人权优势”）反而能更快地造成经济繁荣。 这就是中国奇迹的沉重涵义──它使得人民更加信仰祖传的“人生而不平等”的“普国价值观”。老金他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已经把这说得很明白了：中国就是有必要维持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如果允许农民享受与城市居民的同等权利，城里的高楼大厦谁来建？《猫眼看人》的某位写手作了更生动的补充：一旦取消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优势”，则农村就不会再为城市提供廉价女仆（所谓“保姆”）乃至廉价娼妓了。秦晖教授说的更全面：一旦中国公民获得与西方公民同等的人权，则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价格就必然由供求关系决定，再不能靠政权暴力去人为压低，中国必然要丧失国际竞争力，不可能再构成吸引外资的强大黑洞了。那么，使得全体中国人民无限自豪的经济奇迹就有可能迅速萎谢。 相信“普国价值观”的同志当然有道理，但问题是，这种社会可能确实很繁荣，但它绝无可能是长治久安的社会。要一个社会长治久安，光靠镇压硬件是绝对不够的，系统内部必须有个维稳软件，可咱们社会内部缺的就是这玩意。 前文介绍过，传统社会没有什么镇压硬件（起码用现代观点来看那威慑力约等于零，盖官府根本无法垄断冷兵器那唯一的暴力资源），但动不动就能维持几百年，靠的就是儒道释的维稳软件。可惜我已经指出，那套玩意早就土崩瓦解，而且再无复兴可能了：如今大众都是无神论者，有哪个小贩会蠢到去相信，警察或城管之所以能骑在他头上作威作福，乃是因为人家前世积了德，而他如果去痛打那烂仔一顿，死了就会在地狱里受尽煎熬，来世还会被罚生为猪狗？ 因此，不获得这自稳软件，中国就永远只能是潜在的危邦乱邦，眼前这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盛世，就总是有可能在转瞬间便化为云烟。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深入人心，更极大地强化了这潜在的威胁。在新作《毛泽东论》（暂定名）中，我当指出，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所谓“毛泽东思想”根本不是什么思想家的思想，毫无学术价值。惟其如此，它才曾经是、而且还将是对中国影响至深至钜的至高无上的游民文化经典。据原工程兵司令陈士榘将军回忆： “蒋介石禁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他犯了个大错误就是没有禁《水浒传》等书，因为很多农民根本接触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书，而且你给他看他也看不懂，如读天书，而《水浒传》通俗易懂，情节吸引人，个个人物栩栩如生，又特别符合中国贫富差别大、广大农民仇恨为富不仁的国情。我们很多将军、士兵都是看了《水浒传》才想到上山的。袁文才、王佐就是对《水浒传》非常熟悉的，他们在山上实施的许多战略乃至江湖义气都来源于《水浒传》。” 毛泽东思想与《水浒传》的区别，只在于后者在传统社会中是隐性文化，从未得到过官方正面肯定，而毛泽东思想在毛时代乃是新时期的圣贤书，由我党发挥国家宣传机器的全部效力，强行注入每个学童的思想深处，至今还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的指导思想，写在宪法总纲里。 很难想像，蒙受过这种“杀富济贫即天理”的“教化”的人民群众，在一个社会弊病丛生、道德全面崩溃的病态社会中，在遇到重大的天灾人祸时，还能像西方公民那样，谅解政府的苦衷，朝野同心同德共度时艰。我敢断言，未来中国若再度被暴力革命席卷，那也绝对不会是西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会是“等贵贱，均贫富”的毛式革命。现代中共政府的死敌，不是被大众唾弃、其号召力可以忽略不计的民主派，而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民众。即使暴力革命可以避免，那未来中国不发生军事政变则已，一旦发生，那野心家也必然要打出毛泽东的旗帜来。伟大领袖留下的丰厚的政治遗产的道义优势与强大号召力，在一个打着毛的招牌走资的国家构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资源。野心家们不去开发利用，根本就是不可能设想的。 这就是中国社会至今还是个野蛮社会的根本原因。我在《凯迪》的博客中贴出前文，有位网友“子言zp”跟帖评论道： “我读过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对文明的本意，也有过一番常识性的思考，并认为文明被误读了。我认为文明应该是相对于野蛮的一个概念，野蛮的本质是指人类的暴力倾向，文明的本质是指人类的非暴力选择。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标准，应该是指非暴力选择涵盖的社会生活领域，涵盖面越大，则文明程度越高，否则就是文明程度低下。” 确乎如此，西方社会之所以比中国社会文明，正是因为人家具有充分的“非暴力选择”，不必如中国人一般，只有动用暴力手段，才能解决社会各阶层分赃不均引起的吵闹。咱们从鬼子那儿学来的物质主义并不是西方文明精华。精华恰在于咱们坚决拒绝的第一条公设，亦即“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造物，享受同等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任何世俗力量都无权剥夺的。” 这就是人家社会的维稳软件。其具体操作是，用宪法的形式肯定公民同等的基本人权，以国会作为各阶级、阶层与集团分肥的谈判桌，在全社会实行“机会均等，费厄泼赖”，以司法系统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政府或私人的侵犯。当不同阶级、阶层与集团之间发生利害冲突时，除了在国会实行政策性“粗调节”外，弱势集团尚有议会外的合法抗争渠道与手段（如劳资谈判），作为解决冲突的“细调节”。这一系列巧妙的设计，使得“阶级斗争”能采用和平手段进行，不至于形成尖锐的社会矛盾，甚至积压为社会危机。 这就是民主制度的真正优越性所在，就是它有别于野蛮社会的最根本的特点。与浅薄的中国识字分子的想像相反，它造成的不是动乱，而是可以持续的稳定。它的优越性也不是浅薄的民主教徒们鼓吹的那样，主要不是道义上的而是功利上的。一言以蔽之：“和平化解社会矛盾，使得它们不至于积压下来形成危机，最后引出暴力革命或大规模动乱，就是民主制度的优势。”正因为此，在这些国家实行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并不会引出什么严重的社会危机来。 可惜中国识字分子却看不到这点，反而以为民主会引出动乱。这当然也是事实──“苏东波”的先例就摆在那里。如果今日中国骤然实行民主，引出来的动乱只怕要令南斯拉夫的“民主种族灭绝”瞠乎其后──光看看“民主斗士”胡安宁、安魂曲、方应看诸小丑对维吾尔族咬牙切齿、杀气腾腾的咒骂便可立即洞见这一点。但前文已经说过了，这不过是外来显性文明与本土隐性文明格格不入造成的。咱们不能因为自己忠实保留了北京猿人以拳头棍棒解决利害冲突的优良传统，就反过来贬低鬼子更文明的生活方式，甚至从猿人进化为疯子，阴暗心理大发作，认定西方人希望中国人过得更干净更体面些的善良愿望，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未死”。 更令人绝望的是，没有多少识字分子看出来，咱们现在这杂糅了东西方生活方式的新生活方式，比传统生活方式还糟糕，其实是集东西方糟粕于一身。 前文已经介绍过，传统文明的两大特点，一是将“人生而不平等”道德化、“天理化”，换用海外爱党写手“随便”先生的现代表述，便是“狼吃羊是宇宙运行规律”。第二个特点则是禁欲主义，以压制人欲、冻结社会物质进步的手段来维稳。这两个软件都非常有效，确实制造了高度稳定的社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两条价值观本身非但互不冲突，而且还起到了协同作用（也就是1+1> 2）：既然节欲是一种美德，当然穷人也会知足常乐，不会那么在意贫富悬殊了。 可惜这两个关键的价值观都被鬼子摧毁了：鬼子的“人生而平等”以及无神论的涌入，彻底摧毁了公开维持“狼羊律”的可能，而鬼子的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又使得千年古刹不得不改为妓院。在这两个损失之中，我还真说不上哪个更严重。 古人早就发现：“欲壑难填”，“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欲望的满足只会是暂时的，越满足便越刺激出新的欲望来，而这“不知足”迟早要泛化到旁人头上去。如果相当大比例的公民被制度性剥夺了与其他公民同等的发财机会，则必然要造成社会矛盾。如果社会根本就没有和平化解这矛盾的机制，则必然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若是统治集团挂羊头卖狗肉，说一套做一套，冒充“人民政府”，实际中却充当权贵们的护院家丁，则公民只会把一切道德说教视为欺骗手段，于是物质主义刺激出来的消费欲望便一定会失去道德约束，造成全民溃烂。大众心心念念的，只会是“早发财，快发财，发大财”，绝对不会考虑手段是否正当。逮得着算你的，逮不着算我的。一个只有法律威慑、没有道德伦理约束的社会，乃是天下最可怕的丛林。不幸的是，今日中国便是这种丛林。 马克思主义的要义，便是“唯生产力论”，认为生产力便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指标。用这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社会确实是极大地进步了。可惜他忽略了“社会健康度”这个指标。我已经在旧作中给出了“社会健康度”的定义，简单来说便是社会内耗的倒数，或曰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上述民主社会和平化解不同阶级或集团的利害冲突，就是确保社会健康的重要设计，而另一个手段则是道德伦理加给公民的约束。咱们现在这两条都彻底没有了，连传统社会都不如，用民间俗话来说，便是“穷得只剩下钱了”。您说这到底算是进步，还是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