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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提让“六四”学运人士回国

美国之音林枫 图片来源: AP 89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被镇压前“民主女神”矗立在天安门前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的祭奠先人、上坟扫墓的日子。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中国总理温家宝近期提出,应该允许1989年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后流亡海外的学生和民主人士回国探访。 温家宝表示这些学生已流落海外多年但却一直不被允许回国,甚至在父母弥留之际、甚至去世也不许回国,这是很不近人情的、也是不人道的。 温家宝还表示,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有的人也根本与六四无关,只是在海外批评了中共在个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出发点是好的,让他们回国探亲访友是人之常情。 报道称,温家宝还批评中国驻外使领馆把一切批评中共的人士都划归为“海外敌对势力”行列的做法。据称,温家宝说,“一个政府如果敌视自己人民的批评,一定会被人民所唾弃的 。” 1989年天安门运动遭到镇压,政府通辑了20名学生“头目”,其中,一部分流亡海外,还有一些被捕判刑。“六四”后,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和体制内干部也流亡海外,目前,大约有几十到几百人,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洲以及东南亚。 最早在海外呼吁北京让流亡人士回国的高干是中国人民日报原总编和社长、人大常委胡绩伟。他1993年夏天在美国之音总部接受采访时呼吁,让这些六四“娃娃们”回家。胡绩伟已经近百岁,目前在北京医院治病。 近日,流亡海外的知名六四学运人士王丹、胡平、王军涛、吾尔开希、吴仁华和项晓吉发出公开信,希望北京允许海外学运和民运人士回国。其中,吾尔开希、吴仁华和项晓吉当时都是学生或教师,他们都是通过地下通道流亡海外的。而胡平则是在六四之前就来美国留学的。至于王丹和王军涛,都是在镇压之后被捕判刑的。后来,出于需要,北京将二人提前释放,以保外就医方式直接送到美国。王丹在哈佛大学得到博士学位,目前在台湾教书。王军涛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政治学博士学位。 有报道说,王丹的父母最近到了台湾探亲。但是,也在台湾工作的维族人吾尔开希,他的双亲一直没被允许探望吾尔开希。 温家宝提议让六四海外民运人士回国的报道目前无法得到独立证实。但英国《金融时报》3月份曾报道说,温家宝在一次中共高层会议上提出重新评估1989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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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公开领导人资产申报资料

台湾定期公布领导人资产申报 台湾公布了总统马英九、副总统萧万长、侯任副总统吴敦义和其他高级官员的财产申报资料。 据监察院出版的最新一期《廉政专刊》,马英九夫妇名下存款达7372万台币,比上次申报增加了310万,是台湾领导人中存款最多的。 马英九夫妇上次申报时名下有一辆汽车,但是这次申报则没有了车子。 萧万长夫妇名下没有房产、汽车及股票,但有存款高达1896万台币及价值860万台币的珠宝字画。 吴敦义夫妇名下有一所房子,另存款1381万台币。 立法院长王金平存款851万台币。 司法院长赖浩敏存款4969万台币。另外,因黄金价格上涨,他持有的黄金价格也增加了70万台币。 行政院长陈冲因持有大量证券,这次申报资产则明显缩水。 点击 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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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吴李会后两岸加强经政互动

陈一新:吴李会后两岸加强经政互动 (2012-04-05)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走路有风险 [美总统大选] 美总统初选罗姆尼再赢三场 [金融风暴] 学者:美加快印钞还债是变相赖账 [朝鲜问题] 朝鲜恫言进行第三次核试炸 ● 陈一新 台湾副总统当选人吴敦义与中国副总理李克强4月1日于博鳌论坛会晤,提出新16字箴言“求同存异、两岸和平、讲信修睦、民生为先”。尽管16字箴言看似与政治无关,但是未来4年两岸真的就不能加强经政互动吗?   首先,马英九总统获选连任后,两岸关系就从选前的“充满变数”趋于“稳中求进”。既然要“稳中求进”,则两岸过去4年来遵循的“先经后政”模式自然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   副总统萧万长2008年上任前,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博鳌论坛会晤时,曾提出“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16字箴言。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与胡锦涛2010年7月12日在北京会面时,受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之托,传递了十六字箴言,希望未来双方秉持“正视现实、累积互信、求同存异、续创双赢”原则,持续推动两岸关系。   吴敦义提出的新16字箴言与萧副总统4年前提出的看似完全不同,只与马英九的十六字箴言中的“求同存异”相同,这并非新的取代旧的箴言,而是两岸关系与时俱进。   反对党中有人说吴的新16字箴言只是表述事实,了无新意,目的只在企图淡化一国两区的政治性问题。执政党中也有人认为,吴箴言的最后八个字,是体现台湾对两岸互动先经后政的立场,也展现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对两岸关系的战略方向,是以民生为主,目前非政治谈判时机,敏感的统独议题、军事协定尚言之过早,16字箴言更暗示北京当局,未来两岸仍是“先经后政”。   问题是,在当前的大环境下,两岸要想完全避开政治议题恐怕日益困难。尽管两岸早在四年前即定调“先经后政”、“循序渐进”,但是随着台湾期盼两岸继续深化推进经贸合作领域,大陆期盼两岸从经贸谈判进一步朝教育、文化、“低政治”等议题的谘商迈进,两岸都从务实的角度了解在政治定位上也应有更上一层楼的需要。   其次,大陆于2008年首次同意台湾派遣前副总统连战以参加“亚太经合会”(APEC) 经济领袖会议,又于2009年第一次同意台湾用观察员身分并以“中华台北”名义参加“世界卫生大会”(WHA)、“国际卫生协议” (IHA),以及“政府采购协议”(GPA)。但是,台湾在参与国际组织方面从此便成绝响。后来,台湾提出参与“联合国气候变迁架构协定”(UNFCCC) 与“国际民航组织”(ICAO) 的要求,大陆即未置可否,原因当然是台湾一直以“先经后政”、“循序渐进”为由,未对大陆有关政治议题的要求做出任何回应,而大陆则认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要求涉及政治层面。   第三,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王毅告诉吴敦义说,加强两岸在经济领域的各项合作,仍然是今年两岸关系的优先和重点。两岸关系正在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新态势,但与此同时两岸经济合作正“由易入难”,增进政治互信是解决问题的前提。王毅说:“我认为,一个重要和基本的着眼点就是,我们应该进一步维护好、巩固好而且不断深化我们双方的政治互信。”显然,王毅谈话的真正重点在于“增进政治互信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从“先经后政”到“经多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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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何清涟 | 清明节有感:中国墓地之劫

中国人现在活得艰难,普通人家不仅为了生前一套房子发愁,还得为死后的墓地发愁。这墓地的发愁除了付费日益高昂之外(据说北京一块墓地就需要20多万元),还有个死后使用期限的问题。现在纷纷流传的使用期限20年之说。将生者搅得很不安宁,因为中国现在处于人口流动性极大、社会变化极快的时期,谁敢保证自己的子孙后代在20年后一定有能力续上这么昂贵的费用?如果续不上,结果难道是抛骨扬灰? 话说中国这墓地之劫,并不始于今天。只是1949年之前,不得安宁的主要是帝王陵寝与达官贵人的墓葬。中国的殡葬文化历来重视厚葬,凡有钱人家莫不厚葬其先人,以示孝顺。这就使得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盗墓这个行业。尤其是汉唐帝陵集中的长安、咸阳与洛阳一带,盗墓成风,盗墓利器“洛阳铲”据说就是洛阳盗墓高手发明的。我当年曾到西安,据当地一位文物专家告知,帝陵无不被盗,只是程度不同,连秦始皇陵与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都出现盗洞。曾做过土匪、毒贩的军阀孙殿英公然派军队盗挖东陵,将乾隆、慈禧毁棺抛尸。 但那时无主的穷人墓地即义冢还算安生,因为那是“旧中国”的一项慈善事业,即当地的大姓士绅之家集资买地,归葬贫而无家之人,盗墓贼知道无利可图。遍布全国的义冢的被毁坏,始于中共建政之后的“新中国”。 以“社会主义建设”的名义平坟在中共治下被视为天经地义。山西省晋祠镇赤桥村之西的卧虎山下,原有一座“义冢”,是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赤桥村人集资建立。当地因为常有乞丐云集,死后不得归葬,于是村人集资建立义冢,此事得到当时的周姓县令鼓励,赏钱四千文,批准义冢占地一亩。时人专门刻了一块《赤桥村创置义冢碑记》,立于古刹兰若寺中,以记其事。从1834 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110余年间,义冢已扩张为4亩多地。直到1960年代,义冢也被平整后恢复为耕地。当时全国各地都有同类举动,我当年在湘西修铁路之时,所修路段就平了一座坟山,迁葬是不可能的,全当做废土处理了。那坟山埋葬的死者除了土匪之外,还有当年死于湘西剿匪的解放军战士,因为遗物中有军用水壶与搪瓷杯,上面画的红五星还依稀可见。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名义下,中国历史名人的墓葬遭受前所未见之浩劫。普通将相之墓难逃厄运,就连历史上很受尊崇的文圣孔子之墓、宋代清官包拯之墓都被挖掘。中共本党的前辈也难逃厄运,曾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之墓也被红卫兵挖掘,其遗骸抛置野外,还标上“瞿秋白的狗骨”字样拍成照片,登在当时的红卫兵小报上。大概对这类因政治鼎革而累及亡灵的事情见多了,中共两位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与邓小平都生前立下遗嘱,要将自己的骨灰撒向江河湖海。 改革开放以来,修桥修路建住宅等基础建设从未停过,凡这类工程所需要之地,不仅活人让路,死人更得让路。信奉无神论的的中共政府,对挖掘坟墓毫无顾忌,口号是不能“让死人与活人争地”。 公共墓地商业化经营就是近20余年以来出现的现象,随着地价飚升,墓地价格更是飚涨,最后“发展”出只给20年使用权的“中国特色墓地市场”,让中国人有“死不起”之叹。中国人在社会主义人间的贫富差距也体现在死后的世界里。各地有钱有势者占用几亩甚至几十亩地修建豪华坟墓的事屡见不鲜。山东烟台市人大常委会原常委、海德集团董事长李德海,在国家级森林公园昆嵛山中,毁林数百亩,耗资数百万元,为其母及前妻修坟,其规制超过古代王公。湛江开发区龙潮村支书梁杨辉利用权力倒卖土地敛财44亿元,占地50余亩,为其母亲修建“天下第一墓”,据说聘请踏勘墓地的风水师酬金就达一百多万元。而另一方面,却是穷人王小喜无钱葬母,只好将母亲遗体捆在两个麻袋中,再绑上几块石头沉入江中。 无数往事与今天正在发生的事,证明中国是一个生者活得痛苦,死者不得安宁的国家。盖洛普2010全球幸福调查发现,七成中国人感觉生活艰难。虽然造成墓地价格飚升的深层原因是需求无限与土地资源供给有限这一原因,但中国不重视人权才是上述现象发生的根源。在北京政府眼中,活人的人权都无需尊重,死人不是“人”,当然更不需要尊重其安眠权了。中国人的先人要想安宁长眠地下,需要特权。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之所以被其家乡父老深表感谢,原因是他的“面子”使骆氏祖先安葬之地得免迁坟之痛。财经记者叶楚华在微博上说,骆氏家乡是广东台山水步镇吉龙村,两年前曾被政府强制征地,所征地块包括骆氏集体坟场,那里是众多骆氏先人亡魂栖息地,骆家辉曾祖墓地亦在其中。骆氏乡亲多次力争,当局置之不理。直到骆家辉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当局才算是停止征地。 我曾去美国康乃狄格州的雪松岭公墓(Cedar Hill Cemetery)拜谒过容宏之墓地,也曾在台湾大学校园拜谒台大首任校长傅斯年墓园。在那安宁祥和的墓前,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一个想法竟是“幸亏他们未葬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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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中国现代化不可阻挡

我在伦敦的书架上,沉甸甸地摆满了《遮天蔽日:生活在中国经济统治的阴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之类的书。但亲临中国看一看,就会发现很多人对于中国是一个新兴超级大国的说法抱有怀疑。 怀疑者中不仅包括带有偏见的西方侨民或感到受挫的中国自由派人士。中国总理温家宝就很善于给“中国奇迹论”泼冷水。他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均衡”、“不可持续”。最近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不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葬送中国的经济成就。 温家宝发表上述言论后的次日,带有争议性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失势了。这种高层政治内斗的爆发,被怀疑中国的人士当作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中国备受吹嘘的稳定只是一个神话。 那么,认为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超级大国,或者坚称中国在深层次上是个不稳定的国家,这两种看法孰是孰非?吊诡的是,双方没说错。中国显然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挑战。然而未来的不稳定不太可能破坏中国的崛起。无论西方一些人抱有什么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们都不可能一觉醒来发现中国奇迹实际上只是海市蜃楼。 几乎从中国刚刚开始走向繁荣时,西方分析人士就一直在预测中国的繁荣将要告终。这使我自己对中国的怀疑有所动摇。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担任《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亚洲版主编时,一直刊登关于中国内在不稳定性的文章——无论是对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悲观预测,也有对共产党高层激烈内斗的报道。2003年,我买了一本备受推崇的书,章家敦(Gordon Chang)所著的《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该书预测中国奇迹最多还能延续五年。所以,现在当我读到中国银行体系濒临崩溃、农村不安定局面发酵、城市处在环境灾难的边缘、中产阶层奋起抗争时,我都想打个哈欠,翻到下一页。我真的听到过所有这些话。 可同样难以相信的是,中国经济或政治体制能够沿着同一条轨道无止境地走下去。由出口推动的年均8%至9%的快速增长是不会永远持续的。同时,随着民主诉求传遍全世界,中国的政治体制正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温家宝似乎也想隐晦地表述这层意思,他最近表示“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诉求,必须得到尊重……这种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挡的”。 中国显然面临着十分艰难的政治和经济转型。然而亚洲其他地方有着鼓舞人心的先例。韩国和台湾都从相当残暴的一党制政体,转型成为正常运作的民主政体,并从低成本制造模式转型至高科技消费主义模式。 中国的巨大规模和独特的痛苦历史,会加大中国政治和经济转型的难度。尤其是如果中国向自由选举过渡,那么西藏和新疆的分离主义运动几乎肯定将加强。鉴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根基很深,这些问题得到微妙或敏感处理的可能性不大。除了努力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之外,一个更加民主的中国还需要应对各种目前勉强压制的社会紧张——尤其是如果它取消城乡之间迁徙限制的话。 不过即使人们设想最坏的情形,即爆发内战,那也未必意味着中国不能成为超级大国。如果你怀疑这一点,不妨考虑一下上一个撼动世界的新兴超级大国的崛起。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打了一场内战,然而到19世纪80年代就成了全球最大经济体。也可以参考德国或日本的例子,这两个国家在世界大战中战败后满目疮痍,然而却迅速重新跻身于世界领先经济体的行列。 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掌握了成功发展工业经济的秘诀。这似乎能够经受各种动荡。经过3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很显然中国也已经掌握了这种秘诀。 一些怀疑中国的人,喜欢把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与苏联或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相提并论。但是当年的苏联从未在国际市场上展开竞争,因此其低下的效率被掩盖了,中国与之相反,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的出口国。至于日本的经济泡沫,在其破裂时该国人均收入已远远超过中国现在的水平。相对贫困的中国经济,仍有广阔的现代化空间。 在政治方面,也和经济领域一样,中国的弱点同样暗示了尚未利用的潜力。就像最近的政治内斗所显示的,中国仍被一个不成熟的政治体制所拖累。如果中国能实现曾被异议人士魏京生称为“第五个现代化”的民主,那么届时中国就克服了成为超级大国的道路上剩下的最大障碍。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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