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选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书籍资料：《贫穷的设计师》 作者：（南非）莫列齐·姆贝基　董志雄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定价：26.00元 很多朋友主张读书一定要读原著，对那些书评或思想史一类，一概而论的斥之为“嚼过的甘蔗渣”。其实在我看来，很多所谓的经典作家，经典名著，往往都是掺了水的牛肉，不值得我们从头到尾的细读或膜拜。等而下之的作家作品，更是掺入了各种的毒素或肿瘤细胞，有让您不知不觉得疯牛病的危险。信息爆炸之下，真正体现一个知识人或传播者价值的，恰恰是从秦晖先生提倡的“常识与良知”出发，对信息进行有效提炼与升华的工作。比如谷歌，比如那些著名的数据库，比如我们将要谈到的这篇书评。 喜爱读余杰先生文章的朋友都知道，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便被迫远离了中国的一切现实问题和一切有关现实的话题，而只能写一些书评投稿，来维持一个写作者的尊严。此前我也曾转过他几篇书评，都是《春秋》那种寄褒贬于字里行间，“虽无一字，尽得风流”的力作。在有心人的眼里，可以读出许多的人生况味与深邃的思考。近期读到余杰先生新作《从南非的“黑人实力集团”看中国的“权贵集团”—— 读莫列齐•姆贝基 》，谈的依然不外是国内早已公开出版的翻译作品，而且有国内媒体推介的书评，译者序文等也都陆续推出。可是在余先生慧眼之下，这本书却焕发出了新的意味。正如秦晖先生谈类似主题的那篇刊于零九年底，一零年初的学术论文《从南非看中国——“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一般，让我们读后“转知成识”，获得更多启发。既然如此，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篇书评，究竟说了些什么。 文章开始，余杰便打破了很多朋友对南非“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过度幻想。这样的工作，其实一直有人在做。只不过多数朋友过去着重于这场运动本身的“去神圣化”，而余杰则藉由此书评，揭示了民主化之后，在“金砖五国”的漂亮长袍之外，在二零一零年世界杯的中国造乌乌祖拉之外，在《第九区》营造出来的外星人贫民窟的科幻场景之外，一个真实的南非形象： “南非最有思想的政治记者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在一个社会和种族冲突日渐频繁与剧烈的世界上，南非以政治和解的方式，兵不刃血地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被视为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这一成就的取得，当然离不开无数普通人对真相、正义与和解的追求与牺牲，也离不开作为政治领袖的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以及作为宗教领袖的图图大主教这三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同的努力与感召。但是，在这一辉煌成就的背后，依然存在着浓重的阴影与危机，南非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远未完成，正如海因•马雷所指出的那样：“南非远未融合进友爱的共同目标，没有为国家建设这种单纯的语言而平静下来，而仍然处于一个紧张的重新开始的斗争之中。这种斗争目标表现出有利于社会上最强大和享有特权的那些部分的人。”换言之，南非社会仍然打上了“赢者通吃”的烙印。” 从这段综述来看，显然南非并非民主天堂，而是和玻利瓦尔之后奉行权贵世袭化的拉丁美洲一般，陷入了一个长期的泥沼中难以自拔。何以会如此？何以当年美好的民主理想，伟大的领袖人格魅力，结果却总是无可奈何走向幻灭？仅仅归结为历史决定论，宿命论吗？甚至归咎于民主本身无法克服的，在各国及各文化圈中的适应性问题吗？真正的有识之士显然不甘回到此类窠臼中去为自己卸责。而《贫穷的设计师》正是展现了作者莫列齐·姆贝基既为南非民主化过程中局内人的切身体验，又为独立学者的清醒观察与思考。这正是本书价值所在。为此余杰于该书评中介绍道： “具有记者、私人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等多重身份的莫列齐•姆贝基，对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现状也持同样的看法。早年，莫列齐与他的哥哥、后来的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一起参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被迫流亡国外。而他们的父亲高万•姆贝基则是非国大的创始人之一，是曼德拉入狱期间亲密的狱友，后来曾出任参议院副议长。按理说，贵为副议长之子和总统之弟、且青年时代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付出巨大的牺牲，在非国大掌权之后，莫列齐可以顺理成章地占据权力集团中的一个显赫位置。然而，莫列齐的选择让众人大跌眼镜：他毅然走出“咸与维新”的新贵行列，转身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异议者，成为从曼德拉到姆贝基政府的多项政策的激烈批评者。《贫穷的设计师》一书，正是他对南非和非洲现状刻骨铭心的反思的结晶。” 既然这本书代表着一段“对南非和非洲现状刻骨铭心的反思”，那么这位比在中国深圳做生意的另一位黑人总统的弟弟“小奥巴马”更有成就的，南非姆贝基总统的弟弟“小姆贝基”，又是如何展开他的反思的呢？对至今徘徊于现代制度大门之外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说，他的反思又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呢？为此，余杰在书评中分别从三个角度，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提炼，同时每一个角度的论述，又都带着浓厚的“问题意识”，都是同我们自己面临的困境息息相关的。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非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东亚奇迹？”作者就此有一番清晰的剖析，他提醒我们： “二战结束之后，非洲大陆掀起了激动人心的民族解放运动，西方的殖民统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溃。一时间，人们对非洲的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只经历了短短几年间，希望便破灭了，诸多非洲国家相继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这个世界上，陷入痛苦的贫困和绝望之中的人口约有十亿之众。按照人口比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的赤贫数量最高。近半个世纪，非洲国家与亚洲国家的发展之路形成显明对照。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一九六五年，加纳的人均收入和出口均高于韩国。但是，韩国的人均出口在一九七二年超过加纳，四年之后，人均收入又超过加纳。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五年期间，以今天的美元计算，韩国的出口增长四百倍。加纳却仅增长四倍，而人均实际收入则跌到仅为其早期价值的一小部分。再比如，拿肯尼亚与新加坡进行比较，两国在刚独立时一样贫困，如今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为两万四千欧元，肯尼亚则为三百四十欧元，仅有新加坡的十七分之一。 “以上惊人的对比表明，非洲国家的贫困与落后，不能完全归结于殖民历史、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环境、地理因素或民族特性。为什么同样经历过殖民统治的若干亚洲国家却能奋起直追并创造经济奇迹呢？就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而言，荷兰学者罗尔•范德•维恩在《非洲怎么了？》一书中的论述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的影响，非洲现在在许多方面可能更好——更平衡和更有尊严——但非洲的物质情况不会更好。殖民主义留给非洲很多伤痕，但没有使它更贫穷。”那么，在发展的道路上，非洲为什么失败了？ “莫列齐在《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错误不在于非洲的人民大众，而在于非洲的统治者，即他所谓的“政治实力集团”。他认为，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大都没有完成国家改造的任务，政治实力集团几乎原封未动地继承下原来的政府职能，即对外销售天然资源，对内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和满足统治者的私人消费。莫列齐将这类国家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伪国家”，非洲大陆的国家十之八九都是如此。 “为什么这些国家是“伪国家”呢？莫列齐指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在大多数公民眼中合法的统治阶层，因此缺乏持续执行发展经济计划所必须的领导的连续性。这些国家所拥有的是陈腐化的前工业和前土地改革的社会结构，由于缺乏一场工业革命，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主要不是积累，而是退化。其经济体制无法吸收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久而久之，统治者吃光了自己的基础，导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国出现了名声扫地的诸多病症：下降的人口寿命、减少的入学率、资本外逃、人才流失、缩小的森林面积、沙漠化、武装冲突、大量的且仍在增长的不平等、疾病流行和加剧的贫困、外部势力的操纵和日益增长的对外国庇护人。 “莫列齐对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传统文化的伤害有深切的体验，他试图重新发掘非洲自身传统中的有益成分，使之成为非洲复兴的动力。但是，维恩却从政治学层面指出，正是非洲的社会文化特征和历史背景造成了“政治实力集团”的肆虐。非洲的领导人不具备建立在权力与责任对等的领导权意识之上的传统与文化。“他们首先不是将政府看作发展国家的方式，而是视为保证自己生活的途经。”政治上的专制，必然导致经济被合并到国家手中。“所谓的国家企业，就是统治者攫取收入的源泉，也为维持庇护网络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于是，这个阶层成了国家的血吸虫。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远比这些非洲国家成功，中国甚至成为到这些非洲国家掠夺资源的“新殖民者”的先锋；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与这些非洲国家可谓“大同小异”——极度腐败、贫富悬殊、国有（官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开支庞大而低效的政府机构……毋庸讳言，中国只是一个加强版的非洲而已。中国经济的欣欣向荣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朽坏与溃败。” 在去年底，我曾联系陈志武先生等人的观点，对“中国模式”有过一番粗浅的讨论。无论是在著者小姆贝基或是在书评者余杰先生看来，无论是南非或是中国大陆，显然都患上了类似的制度病。在过去，本党建基的时候，热衷于树立起一个个的假想敌，包括“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三座大山。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不同需要而随心所欲的将这三者进行扭曲化，妖魔化，对本国民众洗脑。从而奠定和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与历史合理性。其实这套把戏，我们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是屡见不鲜。比如拉美人将西方白人视为自己不幸的根源，将当年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视为千古罪人；比如南部非洲很多专制野蛮的政府都将责任推到旧欧洲的殖民主义罪恶上；比如中东的伊斯兰保守主义政府和极端宗教势力将所有不幸都推到贪婪，残暴的西方世界……可是历史真是如此黑白分明，问题根源真是如此简单，对立的双方真是如此善恶两极，不容分说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何以解释同样在亚洲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甚至至今存在着美国驻军的日本，韩国等地，从国家到社会，到企业，到家庭，到个人，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到全方位的创新，反而能够在战后得到全面的，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随着各国专制集团的统治的长期维持，随着越来越多的现代专制史上血腥黑暗的真相被揭露出来，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神话，相继走向破灭。即便不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发生在前苏联的肃反与集体农庄，发生在大陆的大饥荒与文革这样永远留在二十世纪历史上的震撼人心的大人祸，在许多由本国政治精英统治的国家里，所制造的惨案和对本国民众的奴役，反而大大超过了原来的殖民宗主国家统治时期。这又是为什么？ 正如我在去年纪念九一一十周年的那篇《十年》中，提到的国家恐怖主义一样——可以说，真正的元凶不是那些过去的，已被推翻的皇帝，不是百年以前的外来的白人或早已被剥夺，被残杀殆尽的传统社会精英阶层，而是高踞于权力核心的那些当权者。进一步来看，正是靠着各种披着神圣外衣的现代专制的制度保障，进一步维护了这些权贵世袭家族，政党或集团的畸形存在。对此余杰以南非的社会权力结构为范例，以“黑人实力集团”的“自我殖民主义”政策为主题，对南非那些以政治特权谋取经济和社会特权的上层黑人权贵集团，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剖： “莫列齐提出的“贫穷的设计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非总理弗沃德，作为种族隔离政策的制定者，被冠以“种族隔离的设计师”之名；莫列齐借用此名，而《贫穷的设计师》作为书名，其批评的尖锐和寓意的深刻，尽在不言之中。 “莫列齐抨击的对象直指非洲的政治实力集团，尤其是“黑人实力集团”。尽管他本人是一名黑人，但他并没有受到种族和肤色的限制而讳疾忌医，而是勇于批评跟自己相同种族和肤色的特权阶层，而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当年一起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战友。这就显示出了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捍卫真理和说出真相的道德勇气。 “二十多年来，从曼德拉到姆贝基的历届南非政府，都大力实行“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其本意是平衡种族隔离时代黑人在经济上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以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但结果与初中却背道而驰。莫列齐一针见血地指出：“黑人经济强化政策，造成了一个人数很小、不具备生产能力，但非常富裕的黑人资本家阶级，他们由非国大的已退休或尚未退休的高官小圈子组成，成为经济寡头们的同盟者、南非去工业化过程的看管人。这真是十分具有讽刺性。”换言之，昔日的被压迫者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压迫者，角色转换了，但整个机制没有变化。用海因•马雷的话来说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被融入一张为白人特权者并为中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设计的机构关系、体制和实践的网络之中。”于是，南非出现了一个“合伙的统治阶级”，一方面是在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黑人中产阶级上层，另一方面是拥有矿产能源复合体的经济寡头。 “莫列齐认为，这种有差别和有偏向的政策，让少数黑人特权者过上了奢侈无度的生活，殊不知，长远地看，却使得这个阶层整体上走向自杀。他们的财富是靠掠夺而来的，而不是靠生产和经营获得的，所以他们不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和各种形式的补偿或寻租，几乎完全取代了作为这个国家黑人实力集团自由主义中经济要素的企业家精神。”莫列齐本人也是一名企业家，他深知企业家精神的泯灭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社会中，如果企业家精神被认为是一种不必要的扰乱心智之物，甚至受到压抑，而靠国家再分配政策资助的消费得到孤立，正如今天南非的情况，那么这个社会广大人口的总体幸福和进步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大众失去了他们通过劳动对于社会如何生存和发展所应有的影响，那么他们也就被边缘化了。”今天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今天的中国只有取悦于权力的“奸商”，而没有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真正的企业家。 “不过，南非毕竟建立了基本的民主体制，如何一个权势集团都不能一手遮天。莫列齐承认：“今天能够对南非政治实力集团的腐败有所制约的，竟是一些白人控制的公司和新闻媒体，这是极大的讽刺。”不过，讽刺归讽刺，这至少说明南非有别于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其基本的宪政制度和相对独立的大众媒体。而这正是社会走向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 “即便在弱小的国内生产力的条件下，非洲的政治势力集团可以存活，甚至过上奢华的生活。莫列齐认为，“黑人实力集团”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新殖民主义”是西方新左派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背景。然而，此概念并不完全适用用南非的现状。与其说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如英国作家奈保尔所说的“自我殖民主义”。 “在中国，“自我殖民主义”也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有人将中国模式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与南非的“黑人实力集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数百个高官显贵的家族牢牢控制百分之七八十的社会财富。对于这个阶层来说，意识形态的因素已经淡化，剩下的惟有贪欲而已。” 余杰的这种比较，的确很残酷，但更接近真实。事实证明：政治强人或“民族英雄”，狂热的偶像崇拜，民族主义的悲情或愤怒，赤裸裸的谎言或政治鼓动，虚伪的理想主义和永不能亦不会兑现的政治承诺……这些现代专制的宣传手段可以操纵民意于一时，却终究无法掩饰悲惨的现实，更无法抵挡真相的涤荡。既然“非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东亚奇迹？”的问题就在于“黑人实力集团”的“自我殖民主义”政策，那么对南非或中国大陆的底层民众来说，我们难道只有听天由命的资格？又是否有可能——及如何——来开展及时有效的国民自救？或是用书评中第三小节所提示的——弱势群体只能永远“弱势”下去吗？ ——正是在这里，余杰先生于揭示现实困境的同时为我们指出了制度的力量：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取消，并没有迅速给穷人带来经济上的富裕。曼德拉和图图的道德感召力避免了南非在转型过程中陷入内战，但这种道德感召力并不能立即带来经济的振兴和穷人的“脱贫”。在新兴的“黑人实力集团”的掌控下，普通民众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永久贫困化”。在昔日数量庞大、处境并未得到改善的黑人赤贫群体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数量日渐增长的白人贫困群体。而且，比经济上的贫穷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穷人在精神上的贫乏与绝望，如同莫列齐观察到的那样，“南非的受压迫者丧失了自尊、工作能力和对于国家的认同与忠诚”。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和雷诺兹在《非洲史》一书中，将九十年代之后南非犯罪率急速上升的原因归结为“只在政治上而不在经济上给过去的受压迫者创造机会”。而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正是极端贫穷和不平等的现实导致人们生活在“暴力和不安全所引起的剧烈的紧张”之中。非政府组织“南非参加贫穷估价”在调查中发现，铭刻在南非被剥夺的指标中的，是千百万公民遭受的长期疾病，极度的焦虑和紧张（伴随着主要加于妇女和儿童身上的暴力和凌辱的现实），低收入的恶劣而危险的工作，以及无所不在的道德沦丧和宿命论的折磨。 “弱势群体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莫列齐指出：“把希望寄托在一个黑人‘爱国资产阶级’的变化潜力上，看来注定是不会得到满足的。”这个声称爱国的利益集团，实际上从不爱国，他们只爱权力和金钱。那么，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复兴的希望在哪里呢？为《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作序的政治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南非存在着若干改革的有利条件，比如：有了为在社会上和地区间进行收入的再分配以及调整投资的地理分布所需要的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一部进步的宪法和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此基础上，需要为开发落后的农村地区和完成土地改革，进行无比艰巨的努力；需要重新分配收入与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卫生事业；需要有一个逐步调整工业结构的政策，这个政策既能为需求服务，也能刺激需求。在这些方面，南非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不过其成效并不能立竿见影。” 在这里余杰和大多数观察家提出的解套之方，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已经为二战结束后，人类社会数十年来的政治实践所证实；这便是善用现代制度文明的伟大成就，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创新上，真正跟随乃至融入到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去。而非固步自封，怨天尤人，直到将自己活活窒息而死。对于南非这样已经实现形式民主化的新兴国家来说，便是通过制度的保障，依靠历史的积蓄下来的，以及现有的社会思想资源，社会组织力量，进行更为深入的社会革新。那么对至今尚未实现形式民主的中国大陆来说，制度之害触目皆是，制度所导致的交易成本急剧攀升，对民主的追求就更显得责无旁贷，不容懈怠了： “如果我们将眼光回转到中国，就会发现，南非可以充当中国的一面镜子，中国只比南非更“坏”，而非比南非更“好”。首先，南非改革的那些有利条件，如宪政民主、多党制、新闻自由等，中国并不具备。其次，目前中国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和“阶级仇恨”等状况，也远比南非更为恶劣。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中国的底层民众从“被自杀”到奋起杀人，让人想起《诗经》中老百姓愤懑与绝望的呼喊：“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两者在空间上的距离是从浙江温州到江西抚州；两者在时间的间隔上是仅仅相距半年多。中国的“贫穷设计师“们没有从这一变化中发现火山爆发的前兆，仍然在自得其乐、心满意足地“设计”着这个国家的贫困，而把富裕留给自己。经济评论家叶檀在《最大危机是权贵继续绞杀市场》一文中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权贵资本导致财富鸿沟越拉越大，尚无制服权贵贪婪之胃的致命武器”。这是一个大部分国人都认同的常识。” “中国的权贵集团在无情地绞杀着中国培育中产收入阶层、培育内需的努力，但人们对这个集团的胡作非为和横征暴敛束手无策。在南非，至少还有独立媒体，还有舆论监督的“第四权”，而在中国只有“四权合一”的党国体制。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少许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微弱的呼吁，正如叶檀所说：“为什么我们时刻紧盯着权贵资本，是因为这一阶层贪得无厌、不受规则制约，将在一夜之间毁灭改革成果，并且移民到大洋彼岸靠着瑞士银行的帐户继续在民脂上过寄生虫生活。”她认为这无关乎经济，而关乎经济体制。然而，她的文章毕竟还要在官方控制的媒体上发表，所以她不能说出这下半句话：这不仅关乎经济体制，更关乎政治体制。 “如果中国权贵集团拒绝变革，那么弱势群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就只能启动“自改革”了。而那一天的到来，已经不会太遥远了。” 如此看来，无论是在初步奠定民主制度框架但举步维艰的南非，或是至今挣扎在红色恐怖之下的大陆，都再无拖延甚至倒退的借口。对持续六十多年未曾间断的笔杆子们的弥天大谎，和枪杆子下遍布的血泊与坟墓，我们若再无莫列齐·姆贝基和余杰这般的清醒认知，沉痛反思，那么苦难也势必随着时间之流，无边无际的向前延伸。有鉴于此，在这篇书评里，作者提醒我们当“弱势群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可能给所有人带来的不幸——正如许多体制内改良派朋友竭力描述，设想和放大的共产式的，太平天国式的“暴力革命”之类的场景一般。 显然，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既承认自下而上的制度的变革——或所谓“自改革”——的无可避免，而且还要竭力促成她的实现，同时理应尽量的避免那种可悲的，无效的，甚至倒退的“革命的重复”——哪怕它出现的几率其实并不大。很多时候，这种过度妖魔化的“反革命”论调只是来自当权者及其笔杆子的危言耸听，再加上对一些国家民主化之后出现的暂时的，局部的社会震荡的极力夸大（《贫穷的设计师》所揭示的南非困局，到了我党笔杆子那里自然又是“民主失败”的典型，非得配合“国情论”，“素质论”大加利用一番不可），以便迫使人们在臆想出来的恐惧中“两害相权取其轻”，继续屈从于这个政权，满足于在此制度下的卑微苟活。从此再也不敢求新求变，不敢挑战现有秩序，越过雷池半步。为了维持现状所提出的这两个谎言，屡试不爽，正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给以正面驳斥的。而无论中东或是东欧的民主往事，尤其是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的空前成功，却昭示我们一种全然不同的前景。值得每一个自由主义者为之欣然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余杰先生看来：“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少许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微弱的呼吁”，恐怕这个判断并不符合今日国内的实情，过于悲观。如果以此观照新千年之前的大陆，或许的确如此，但随着信息时代的降临和普及，真正代表时代最强音的民主力量，正在从网络和网络所道代表的民间而非过去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中崛起和壮大。毋庸讳言：相比起倾全党全军之力搞对内维稳，对外统战的当道来说，相比起“既得利益集团的板结”来说，这种力量迄今依然是弱小的。而何清涟女士也正是以此为依据，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心怀忧虑，以致兜兜转转之下，竟然又回到向当局谏言，把希望寄托在假设第五代之为“理性人”的老路上去。 这虽然是我向来敬重的何清涟女士不得已之下的苦心选择——正如她去年提议大陆当局主动开启类似深圳经济特区那样的“政治特区”一般，实在等同于不切实际的空想——却也从反面揭示出中国的民间民主力量的贫瘠现状。问题在于：面对这个悲惨，残酷的现状，悲观的人就此放弃或转向，坚守信念者却义无反顾，更为坚定。正如蔡英文女士在她的《败选演说》中所强调的： “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洩气。你可以悲伤，但是不要放弃。因为明天起来，我们要像过去四年一样的勇敢，心里充满着希望。因为，我们必须勇敢地扛起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们必须乐观地，继续为台湾这块土地打拼。” 人性注定是不完美的（唯理论与经验论所共同建基其上的理性主义，也并不囊括人的本质，所以尼采才要在宣称“上帝已死！”之后，进一步廓清人类对“理性”的崇拜，高举酒神精神，来抗争现代文明对人的新的整体异化），正如由一个个人所组成的人类社会一般。可是只要你真心的服膺和追求自由，那么无论结果是喜是悲，是否得到了世俗或功利意义上的成功，至少在这个注定不完美的，残缺的世界里，都意味着一种伟大的胜利。毕竟我们拥抱过未来，尝试过一种更好的生活。而那些真正可悲的失败者，首先是败给了自己，然后才真的，无可挽回的一败涂地。为此，我们别无选择，依然要回到自启蒙，自组织，自我救赎的制度建设之路上来。限于本文篇幅和主题，对此的讨论择日再续。 （余杰书评原载于《观察》，链接：http://www.youpai.org/read.php?id=4615） （全文终）

台湾大选顺利结束带给我的思考 作者：刘学伟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16 本站发布时间：2012-1-16 1:56:24 阅读量：33次     台湾的大选已于昨日落幕。已经有许多大虾发表了高见。我可以标新立异的地方并不多。但反复想想，这毕竟是中华民族政治发展历程上的一件大事。我要研究政治学，对此还是应当留下一个立场。 　　我对这场大选的第一个印象是它的进展顺利。没有发生奥步，没有人指控贿选舞弊。蔡英文败选以后，一如成熟民主国家的败选者，愿赌服输，祝贺对手当选，并承责辞职。一切都进行得井井有条。若还有些什么瑕疵，那也都无足挂齿了。 　　我当然为在中国人的土地上能有这样一场干净的大型选举而高兴。当我看到马英九的支持者在得知胜选时那洋溢在每一张脸上的由衷笑意，和看到蔡英文的支持者在确认败选时那每一张脸上同样无法掩饰的深切沮丧，同样让我为政治和普选的动员力深为动容。 　　那么这是一个好的制度罗？这一点对很多人是不容置疑的。但我的思考的确是在认真地系统地质疑这个西式的多党普选轮替制度。我现在在手的最有力的证据当然就是那太大一个部分的的奉行这类制度的发达国家都同时陷入的严重的，还看不见出口的主权债务危机。 　　我认为，造成这个债务危机的第一号因素，就是这些国家的过度福利化。而造成过度福利化的首要原因则是多党普选轮替制度下政客们为争夺选票而争相用更多的福利贿赂短视的选民。几十年下来，就必然地导致了现在这个局面。 　　建立多党普选轮替制度的理论根据是人民主权，是天赋人权。这些意识形态太过理想化，有重大漏洞，必须想办法加以更新弥补。 　　我在很多其它的文章中陈述了这方面的系统见解。这里不再重复。还是回到台湾的选举。 　　台湾这次竞选的主轴有这几个。第一是九二共识，两岸关系。这是马英九最大的赢点和蔡英文最大的软脚。与第一点直接相连的第二点是宏观经济。在哀鸿遍野的世界大局中，马英九在九二共识的支持下实在交出的是一份堪称靓丽的经济成绩单。因此他得到了企业界的力挺。而蔡英文则只能打弱势群体，穷人牌。在经济局面甚好的背景下，这张牌当然就没有企业家牌好使。第三张牌就是清廉牌。马英九是不粘锅自然挑不出毛病。而他又挑出蔡英文多少年前的那个什么案子。又没有奥步搅局，自然马英九就胜券在握了。 　　据我所知，多年以来，公众贪欲在台湾也是大有表现，台湾大多数的县市都有严重的财政赤字。每回选举，人们都要问：“牛肉在哪里？” 这回马英九也允诺要更多地照顾弱势群体。在我的看法，弱势群体当然该照顾。但“授予鱼”和“授予渔”实在是相差太远。过度福利就是太多地“授予鱼”。如果能尽可能地“授予渔”，那就是我设想的理想境界了。 　　一个制度，如果可以运行，自然就不用大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行。台湾的内部制度，我不知道有什么需要大改之处。至于与大陆的关系，马英九已经一再重申，“不独不统不武”，在下一任中，也不与大陆谈统一。现在政权已经到手，四年之内，是不是真的不谈，现在断言，还为时过早。这还得看大陆那边，在习近平的主政下，政治经济会如何发展呢。 　　一个制度，如果无法持续，那当然就必须大改了。比如西方现在的制度。如果他们的债务危机始终无法脱出，反而越陷越深，那就必须真的考虑改弦更张了。如果能脱困，那当然就还可以修修补补。这一切都还要看事态如何发展。 　　最后说说台湾选举对大陆的意义。就政策角度，大陆当局当然会十分满意马英九的连任。不过这次选举的良好运行，又让大陆当局少了一个指责民主乱像的依据。香港的政治动向似乎也在朝着有利于北京当局的方向移动。这些都应当能够降低北京对从河里摸出一块或几块代有更多民主色彩的石头有所助益。我的基本观点依然未变，我们应当摸索出一条更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折中、加权的民主之路。 　　近日看到宋鲁郑先生提出一个堪称聪明的主意，就是其它一切都不用变动，就把公民拥有投票权的年龄推迟到30-35岁。这样我等人指责的大部分民主病症比如短视、冲动都会大大缓解。就是不知道要在什么样的具体情势下，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这个制度才能退回去。比如那现在拥有投票权的18岁到29岁甚至34岁的公民又如何可能顾全大局，放弃手中的权利？我还是觉得无解，除非现有制度真的崩盘。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民主素质论可以休矣 作者：木然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15 本站发布时间：2012-1-16 22:44:03 阅读量：537次 　　台湾大选让民主不适合国情论破产，让素质论破产，让先锋队论破产，让中国模式论破产，让经济决定论破产，让中国特色论破产，让普世价值顺产。国情论、先锋队论、中国模式论、经济决定论都与素质论有关，那就谈谈素质论，看看素质论是个什么论。 　　素质论就是中国人的素质低，素质低第一不能搞民主，第二不会搞民主，第三搞民主一定会乱，第四搞民主一定会大倒退，第五，搞民主一定会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只有在将来的某一天，中国人的素质提高了，中国人才可以搞民主。简言之，中国人在目前是搞民主的劣等人，什么时候变成优等人了，中国才可以搞民主。素质论绑架了中国的民主，素质论绑架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绑架了素质论。 　　素质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要不讲民主，中华民族文化就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文化就可以走向世界，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有素质的民族，每一个中国人都为中华文明五千年感到骄傲，中国民族文化在面向世界文明中，包容、理性，善于吸取外来的文化。只要讲民主，中华民族文化一下子就如同得了阳萎一样，不能勃起，素质不行，能力不足，没做好民主的准备，这也不能搞，那也不能做。见着西方文明阳萎，见着自己文化如同吃了春药，坚韧挺拔，走自己的路，走专制的路，一路走下去，一直走到死胡同，仍然坚持着说，中国的春药就是好，中国的素质一定要伴着中国的春药一起吃，这样才威风凛凛，威武有力。 　　素质是精英的堡垒。素质是精英挡枪眼的地方。在过去，一出事故，官员们就找阶级敌人，找地富反坏右，他们素质低，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且亡我之心不死。在现在，一出事故，官员们就找农民工，因为农民工素质低，农民工没文化，没教养，不懂技术，在他们身上出事故是正常的。一出现群体性事件，就找敌对势力，敌对势力素质差，不看中国发展的主流，只看事物发展的支流。素质差，成为官员躲避责任、推卸责任的理由，也成为不搞民主的理由。中国人素质真差，所以中国人不能搞民主。 　　逻辑分为两种，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中国逻辑就是不讲逻辑，中国逻辑也是不攻自破的逻辑。素质低不能搞民主，素质高的总是可以搞民主了吧?中国的民主，没有从素质高的地方搞起来，城市是文化中心，城市没有搞民主，大学是文化中心的中心，倒成了权力者的应声虫，各种社会科学院所，没有搞民主，臣教授、臣研究员、臣专家随处可见，位高权重的人素质高吧，可政客充斥于上层、中层、下层，上层官员的随意一句话，都成了重要讲话，成为重要指示。这些人的素质如果不高，那就没有高素质的人了。高素质的地方，高素质的人群，却没有看见民主的影子，反而看到专制的影子到处游荡。 　　搞民主是这么简单，它与素质高低没有什么关系。素质高的可以搞民主，素质低的可以搞民主，即使承认素质低，也是权力惹的祸，因为权力总是把他的臣民当成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孩子素质总是低的，孩子也总是没有经验的，而权力是成年人，成年人总是素质高的，素质高的总得要看住，要管住素质低的人。权力这样做，就是想充当国家的大家长，把臣民当成自己的孩子，好打，好骂，好管理，权力运用好自由，听话的给块糖，不听话的看棍棒。权力把国当成家，把家当成国，国与家不分，权力者越老，孩子越大，也是孩子。 　　我们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没有素质，搞不了民主，结果社会主义国家搞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胜了。解体之后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走了民主的道路。于是我们把眼光放在非洲，以为非洲人素质低，缺衣少药，物质不发达，精神也贫困，结果非洲人也搞了民主，埃及、突尼斯、也门、利比亚也在摇晃中走向民主。我们以为亚洲人素质低，生活低搞不了民主，生活高也搞不了民主，结果日本在二战之后就搞了民主，韩国搞了民主。我们以为中国人素质最低，中国人搞不了民主，结果新加坡人搞了民主，台湾搞了民主。我们以为我们的邻国搞不了民主，穷得像要饭似的，结果泰国搞了民主，缅甸也在动荡中走向民主。我们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搞不了民主，结果越南把民主搞得也不错。 　　从古到今的统治者都以为人民素质低，都搞不了民主，结果却是民主形成了世界潮流，大有滚滚向前之势。 　　那么低素质的人在做什么呢?低素质的人在维权，在搞民主，在实行自治。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有低素质的人在抗争，有低素质的人在捍卫着宪法的权利，在担卫自己的权益。实行民主的不是素质，而是利益。乌坎事件再一次表明，低素质的人完全可以搞民主。搞了民主不但不会降低素质，反而会不断提高素质。民主成了培养公民的大学校。就是承认素质不行，那也得提高素质吧，就是按着邓小平说的本世纪中叶搞民主，小学也得有公民课本，对小学生进行公民教育了，三十年之后他们得搞选举了。按着中国人现代的水平，搞选举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开始时有贿选，范围一大，规模一大，贿选很难成功。有人说辛亥革命后的小学课本就有公民教育，现代人的公民知识都不如那个时期的小学生。 　　说实在的，幸亏有台湾，我们才知道中国人会选举，选举也做得很好，如果没有台湾，我还真以为中国人不行，是劣等人呢，还真以为中国人素质很低呢。有了台湾，我才知道，中国人什么都很行，搞民主一定行。选举不是素质，选举是选票。有了选票，中国哪个地方都可以搞民主。 　　目前在中国周围已经形成了民主的包围圈，惟一的出口就是朝鲜，朝鲜再往前走，也是民主的海洋，中国不能绕道朝鲜再走向民主。民主的包围圈不能突围，只能入围，入场券不是素质，而是选票。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林浊水是民进党两岸政策的重要制定者，他在选举前夕表示无论台湾大选结局如何，两岸关系都不会有重大转变，因为“两岸各自分立的现实，和台湾独立难以获得国际承认”这两个框架局限，“逼使共产党、国民党和民进党三党在处理台湾问题上走向务实方向”。 投票日临近，在设于新北市新庄的竞选办公室里，正忙于第八届立法委员选举的林浊水把1949年以来困绕的两岸关系的难题概括为“各自分立，对主权又各有不同主张。”他把60多年的两岸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并认为从趋势上看，无论政治家们在表面上吵得多厉害，都无法掩盖走向缓和的事实。 林浊水说：“早期的解决方式是武力解决。北京说要武力解放台湾，蒋介石宣称的反攻大陆也是武力解决。到了蒋经国和邓小平的时代，大方向已经转变为和平解决。台湾说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陆方面说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这两个阶段的转变不仅发生在执政的国共两党，也发生在新生的民进党，尽管在戒严时期，早期的台湾民主运动无法清晰地表达他们的主权主张，但根据与党外运动高层有联系的台湾海外同乡会回忆，他们的主流也是主张武装革命的。而在美丽岛事件之后，海外主张武力的人才逐渐回到台湾从事和平民主运动。 林浊水认为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或民进党，在前两个阶段几乎是以同样的步调在发展。 两岸关系的第三个阶段开始于1990年代，特点是主权问题逐渐被经贸问题掩盖，但北京并没有放松对台湾独立的防范。林浊水说就在这个阶段，北京出台了被国民党和民进党普遍认为是大陆武力犯台法源的《反国家分裂法》，但他不这么看，因为发动战争不需要法源。令林浊水感到意外的是，《反分裂法》规定，在三种条件下，大陆会采取非和平手段对付台湾独立，他认为这与大陆的宪法相冲突，因为中国宪法不可能允许对主权独立问题讨价还价。那北京为什么要违宪制定有附加条件的《反分裂法》，林浊水分析是为了向台湾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现阶段把武力废而不用，把统一问题搁置到未来，把现阶段两岸关系的主轴放在经贸关系上。 林浊水认为此次大选大陆成功做到了以商促统、以商为政，经贸的统战效应充分得以体现。因为选前，台湾著名实业家纷纷表态支持九二共识。与北京同步的是，国民党的“不统不独不武”政策也是搁置主权，大力推进两岸经贸关系。民进党也在不放弃建国努力的基础上，改激进方式为和平务实，蔡英文甚至表示可以概括承受马英九与大陆签订的ECFA。 林浊水说：“两岸关系的三大阶段，每一阶段都延续一二十年或三十年，这说明趋势如此，我觉得要推翻两岸各自分立的现实不易，本土人士想急切追求独立并获得国际承认也不易，这两个条件的框架局限，逼使共产党、国民党和民进党三党逐渐走向务实方向处理台湾问题，因此我认为无论此次台湾大选的结果如何，两岸关系不会有很大变化。” 台湾民意也似乎印证了林浊水的说法，12月份的一次民调询问如果蔡英文当选，两岸关系是否会倒退？结果只有少数人回答会倒退。

马英九在连任成功后，星期天在接见美国学者专家访问团12人时也指出，进一步提昇台美双方关系，是他下一任非常重要的目标，也一定会认真推动。他希望继续采购F-16C/D型战机、解决美牛问题、尽早协商TIFA等。他说，已经收到来自美国白宫、 欧盟、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国的道贺，内容都是对台湾能够再次的举行自由、民主而成功的选举，表示肯定之意，尤其是来自白宫的贺电，对台湾选举有非常高的评价。 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发表声明，祝贺马英九连任成功，并期盼两岸持续透过对话化解歧见，寻求两岸人民都可以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威廉•黑格在声明中指出：“今天在台湾举行的总统与立委选举，再次见证台湾蓬勃发展的民主政治，恭喜马英九总统连任成功。”赫格进一步指出，期盼两岸政府能持续对话化解歧见，同时为台湾问题寻求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4年前马英九首次当选总统时，英国外交部也曾发表贺电，肯定台湾顺利进行二次政党轮替，及出色的民主成就。 加拿大外交部长贝尔德，在马英九胜选连任后发表声明指出，台湾顺利并有序的举行总统与立法委员选举，再度展现台湾的民主素养。贝尔德表示，总统与立委选举同时也展现了台湾民众对民主生活方式的高度支持。声明表示，加拿大希望台海两岸持续改进关系，并透过建设性对话，维持两岸和平与稳定。 中央社报道说，法国国会友台小组多位国会议员纷纷恭贺马英九当选连任，不分党派，都对台湾在大选中展现出的民主活力表示欣赏。社会党国民议会议员布雷特表示，对台湾大选高投票率展现出的民主活力致意，也祝贺马英九当选连任，他在两岸对话中展现的勇气受到台湾人民的肯定。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国民议会议员贾喀表示，马英九有好政绩，获得超过半数选票，证明人民也赞同他的政绩有成效，愿意让他持续政策方针。中间党派参议员波克尔说，很欣赏台湾民主运作展现出来的活力，从法国看这次总统大选，台湾大选两位主要候选人的辩论很有意义，双方许多基本论调没有太大歧见，让我们感受到台湾社会内部很强的凝聚力。另一位也在去年10月访台的中间党派参议员高夏帆（Sylvie Goy-Chavent）说，相信马总统是一位好总统，台湾人民一定也这么想，因此以超过半数的选票肯定他。高夏帆又说，台湾与中国大陆进行谈判，方向正确，中台双方交流应为互补作用，成果应为正面。 日本外务大臣玄叶光一郎也对台湾大选发表谈话。他表示，选举圆满实施，象徵民主主义深根台湾，他予以肯定，并期待台日合作持续发展。玄叶在谈话中表示，日本期待台湾相关问题能藉由当事人间的直接对话，和平解决，并期待两岸对话今后能毫无间断地持续进行。玄叶表示，台日间有紧密的经济关系及人员往来，日本政府本著与台湾继续维持非政府间实务关系的既有立场，期待双方实务合作关系能持续发展。 新加坡政府对马英九顺利连任表达祝贺，并表示与台湾长久以来享有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重申将继续加强巩固双方之间的关系。新加坡外交部表示，海峡两岸过去数年搁置分歧并促进合作，为本区域带来和平与稳定，受到欢迎，未来希望能进一步实现更广泛的和平与繁荣，保障后人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