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青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张迪 发自北京 她是冰心的女儿，也被称为“最犀利的人大代表”，创造了若干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 1949年元旦全家在日本东京合影。左起：吴平、吴青、冰心、吴冰、吴文藻。 吴青与母亲冰心 “这是我妈妈送给我的。”75岁的吴青举起一本1954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7岁那年，她接到上级通知，北京海淀区需要一名人大代表——妇女、中年、非党员、优秀教师，彼时，她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正好都符合条件”。 “你愿意当吗？”校方问她。 “愿意！”她补了一句，“如果当，我就真当！” 这一当就是27年。她创造了若干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 1988年北京市人代会上，她反对政府官员、法院、检察院系统干部参选人大代表，投出大会仅有的两张反对票，并两次弃权，举座皆惊。 母亲提笔赠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给做北京市人大代表的爱女吴青。” 她的母亲，是冰心。国民党执政时期曾以社会贤达身份进入参议院，新中国成立后，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她被媒体称为“最犀利的人大代表”，有人赞她为民请命、勇开言路；也有人说她“好出风头”、“权力欲重”。 “安安分分地做冰心的女儿不好吗？干嘛这么折腾？”朋友、家人都这么说过。 “冰心的女儿应该什么样？”她头一昂，“你不了解冰心！我妈说过，我是最像她的！” 不能恨的，也不能爱！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冰心的题词正对着昌平农家女学校的教学楼。 这个二层小楼是校内最高建筑，其余都是平房。学校为农家女免费提供家政、美容美发、速录、幼师等技能培训，1998年吴青和时任《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谢丽华、美籍华人储荟芸女士一起创办了这所面向贫苦农家女孩的公益学校。 冰心捐出了《冰心全集》的10万元稿费，巴金为《冰心全集》所写的贺词是，“一代一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小桔灯》、《致小读者》等入选语文教材的篇目为冰心作品贴上了爱和温暖的标签。在文学史研究者、传记作家李辉看来，冰心步入晚年后风格突变，写出了干预生活的力作——《我请求》、《万般皆上品……》、《无士则如何》、《我感谢》。 “我的文章人家说烫手。”老人家不止一次这样对李辉说。 1987年夏天，87岁的冰心用一天的时间写出了微型小说《万般皆上品……》，寄给当时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做编辑的李辉，小说以一个副教授的自白，写出脑体倒挂的尴尬。 这篇讽刺小说在李辉据理力争、领导苦心修改之后，最终得以刊发，李辉至今保存着那份清样。冰心闻知此事，说“这是我60年创作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 《万般皆上品……》在教育界、文学界都引发了讨论，作家韩少华致信冰心，“人们有所感，有所动，还由于作家本人是一位原也尽可颐养天年而不必问人间疾苦的长者吧……” 1987年10月，冰心写了《我请求》，吁请“我们中国每一个知书识字的公民，都来读读今年第九期的《人民文学》的第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神圣忧思录》，副题是《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 她说这篇报告文学“字字沉重”，看得她“掉下眼泪”，她恳请人们关注教育，恳请政府将提高教育投入、提升教师地位落到实处，因为“教育是一只母鸡”，“是一件有关我们国家、民族前途的头等大事”。 萧乾由衷赞叹这位终生给予他深刻影响的大姐，“老年的冰心更勇敢、更辉煌，她那支一书写人间之爱的笔，就挥向邪恶势力及腐败的风气，真是光芒万丈”。 “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摘。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 1988年岁末，冰心写了散文《无士则如何》：“前几年，不少领导人常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其后，又有人加了一句：无兵不安。这些话都对，概括得也非常准确。可惜尚缺一个重要方面——无士怎么样呢？” “士，就是知识、文化、科学、教育，就是知识分子、人才。”她在文章中引用读者来信，“无士不兴”，“中国要富强，中华要振兴，一要靠民主，二要靠科学。但归根到底是要靠科学。因为民主也是一种科学，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一切事物，党也好，政也好，农也好，工也好，商也好，教也好，如果违背了科学而行事，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产生阻碍社会发展的破坏力量。……我们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还处于落后地位，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懒惰，也不是因为贫穷，而是长时期缺乏民主和不重视科学所造成的恶果。缺乏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必然阻碍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科技落后、文化素质低，社会生产力低下，又维持了不民主制度的延续。如此恶性循环，就使社会停滞不前。” “我妈很了不起，她真是从‘五四’走过来的。”春节后农家女学校第一期学员是六十多名来自贫困乡镇的女教师，开学典礼上吴青问她们，“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读过冰心写的《我请求》、《我感谢》？” 几乎没有人读过。吴青耸耸肩膀，开始了她的演讲。 　  进京培训第一课 “你们家里还种地吗？” “你们村拆迁的时候公平吗？老百姓都满意吗？” “你们学校里男教师、女教师发展机会均等吗？” “你上公开课的时候，会让每一个孩子发言吗？还是只让那几个成绩好的发言？” “刚才你们跟我拍照时都爱打同一个手势，你们知道这个手势从哪一年开始流行起来的吗？你知道那年究竟发生什么吗？” 吴青领着她们大声念，“翻到第7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再翻到第76页第5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由当地妇联和教育局推选出来的优秀教师们没料到进京培训的第一课是这些内容，“吴老师真敢讲话！”每个学员在上课第一天都领到了培训教材，还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教育是心灵学，老师最重要的责任是改变人，改变心灵！”她盯着台下，“孩子们的改变与你的爱和付出有关，你们要记住，永远有爱心，有责任心！去做点什么，而不是站在一旁，抱着胳膊表示无奈。” 显然不是每个学员都理解她，午餐时，有学员嘟囔着感到遗憾，好不容易来趟北京，没想到一下火车就给拉到村里了，“这儿的条件还不如我们当地呢！”至于吴青老师的开学第一课，“这个，怎么说呢？在我们当地，嗯，肯定还是不能这样讲的……再说，说这些有用吗？” “没错，”吴青说，“我就是要给她们洗脑，让她们听真话、说真话、教真话！” “我不管，我就要这样做！”她一只手捂着眼睛，一只手捂住嘴巴，“现在太多人这样了，我不干！” “我说过，‘我是一个动词，我要改变！’”她有些激动。“总有人问，‘吴老师，你说中国的民主还有多远？’我反问他，‘你做了什么？’我现在到处讲‘人’，你如果要顶天立地，就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责任。” 老伴陈恕提醒过她说话注意方式，“提出问题可以，针对现行制度也没关系，但大会上能不能不要直接点名？留点余地？” “她没听！”陈恕先生与吴青大学时代相识，他温和，她直率，“她是她，我是我！”老先生笑了，“老两口了嘛，我还是支持她！” 惟一担心的是吴青的身体，“去年，开人大会讨论60年成就，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总结60年存在的问题，她说话很激动，当场晕过去，后来去海淀医院抢救……” “您太自私了，”儿子从国外回来，责怪妈妈，“为什么不能为家里人想想？” 在“文革”中启蒙 “你哥哥、姐姐能理解你吗？能跟他们聊聊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还是算了吧！我姐姐住院了。再说，他们……可能也不了解我……” 1988年，她投出反对票后，哥哥吴平当时是丰台区人大代表，给她打来电话，“小妹，听说你们海淀区有人投反对票，谁投的？” “我！” 哥哥一句话没说，把电话挂了。 “我对体制的反思以及民主启蒙来自历次运动，来自‘文革’中八十多次被人批斗……我哥哥、姐姐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不过每个人选择不同。” 吴平是冰心和吴文藻先生的长子，他自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分配至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工作，任工会主席，兼管宣传。他曾用“言者”这个笔名，贴出了几份大字报，主张“党要重用知识分子，应让他们有职有权；党要发扬民主；不整治腐败，将来迟早有一天会垮台……” “反右”一开始，他所在的单位就为他成立了专案组。1958年3月，因言获罪的他被划为右派，送到天津劳动改造，辗转至1965年才回到北京。 “我姐姐吴冰从小成绩就特别好，从来考试只问‘谁第二’，因为第一永远是她。”1957年，吴冰在北大西语系念大三，成绩优异的她本有机会留校，因为反右立场不坚定，被定为“严重右倾”，留团察看一年。吴文藻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学校要求她把家庭成分从“知识分子”改为“官僚”。毕业时，她被分配至兰州。 吴文藻的主要“右派言论”为对1953年院校合并时取消社会学提出意见，“妄图复辟旧社会学”；批评高校的官僚主义，主张取消党委制，批评共产党与群众关系不好；批评所在中央民族学院贪腐现象。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甚为激动，执政不到几年已经这样糟糕。” 大批判开始后，吴文藻时常要写检查，冰心拿来别人的检查供他参考，吴自愧不如。吴平因为检讨不过关，不得已回家找父母商量，父子两个相对挠头，愁上加愁。 此间，吴文藻先生情绪极坏，常被“乱梦扰醒”，日记中痛言，“自己不知表现错在何处，内心之病根甚深，必须痛拔，否则是活不下去的。” 冰心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也做了不少检查。最初她与丈夫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到后来，她发现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者和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知名人士大都被划为右派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心里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原来被划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 1957年，吴青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一，“那个时候人被驯化得乖乖的，觉得这样是对的。” “文革”开始后，因为出身不好，她“奋力表现”，挑头组织了一支战斗队，“保总理！捍卫解放28年来的革命成果！觉得自己很正义！” 到了“文革”后期，她已经没有资格参与革命，“我妈妈是‘反动文人’、‘帝国主义走狗’、‘司徒雷登的干女儿’，我爸爸是大右派。哪个组织都不要我。” 她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愣往革命队伍里挤，“人家让我干什么我都干”。 最终，她还是因为“反军倒谢”（谢富治，“文革”期间任公安部部长，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检、法”）被定为“反革命”。 “我儿子那时候两岁多，我在家写检查，他帮我抹眼泪。”为了便于揪斗，她被安排到学生宿舍去，“一听到楼道里‘咚咚咚’的脚步声，我就心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拉出去斗。” 举着拳头，喊着口号斗她的，“都是我的学生，越是过去跟我关系好的学生，斗得越凶，学生说了，‘吴老师，我不斗你就没办法撇清关系！’” 儿子在托儿所，老师吓唬他，“你姥姥爷爷是黑的，你妈也黑的。”孩子每周只有一天能跟她住，“他夜里做噩梦，缩在被窝里哭……” “我也揭发过别人，说假话诬陷别人。我没资格指责我的学生，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非常卑鄙！”她从现实中得到最深刻的教训，“那样的制度……太残酷了，一个人都不放过。” 1970年，70岁的冰心被派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她在给家人的信中说，“生命从70岁开始，就让它好好开始磨练吧。” 到干校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下沙地捡石子，用这些石子在一个斜坡上垒起“毛主席万岁”5个大字。 杀鸡用牛刀 “权利不是恩赐和给予的，是争取来的！”农家女学校里，吴青给学员们讲自己亲历的历史，给她们念一个大学女生给自己写来的信： “我是河北师大地理科学专业大一新生。今天听了您的讲座，感受很深……社会上种种不公一次次消退了我们追求民主的胆量。真的，我们在慢慢变得只会抱怨，我们无思想、无追求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次次低头。您的话，和您为人民民主做的事更使我深入认识了‘五四精神’的真正内涵……让我意识到，原来个人也有这么大的力量，原来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权利。我过去对社会真的信心很小……” 陈恕认为，1982年是吴青思想的一个转折点，那年，她被派到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学习，学校组织的一个“社区领袖”活动让她打开眼界，“她打那儿开始关注社会问题。” 有个同学是非裔美国人，他给大家讲美国民权发展史，讲拒绝给白人让座的罗萨?帕克斯。吴青说这个故事就刻在她心里了，“我想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从小事做起，从点滴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推进民主。” 担任海淀区人大代表之初，上下都喜欢她，她手执《宪法》，解决周边环境问题、北外东西校区地下通道问题，敦促有关方面及时为街道更换路灯、补上被偷的下水道井盖…… 有人笑她“杀鸡用牛刀”，她很是赞同，“这其实都不是人民代表该做的，人民代表最主要的职责是监督政府。”医疗事故纠纷、交通事故纠纷、物业纠纷、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农民医疗保障……吴青承接着一个个政府各部门间互相推诿的皮球，“本应政府解决的事，因为不作为，就跑我这来了。” 当监督深入至体制内部，曾经给她颁发过奖状的有关方面开始对她不满意了，陈恕说自那时开始，“每一次换届她都会遇到各种阻力”。 2011年12月20日，吴青走出选民接待室，“那是我最后一天做人大代表。”她的眼泪涌了出来。 她随身带着母亲的相片，“有人说我利用我妈的影响力，没错，妈妈确实保护着我。” 她对台下那些学员说，“我现在不是人大代表了，我失去了一个平台，但我没有失去讲台，我向你们每个人要讲台，你们所在的学校、地区，如果需要，如果可以，我愿意到你们那里去给教师做培训！” “请你们给我讲台！”

我的底线：一要吃饭二要说话 在谈及他对今年不少人出来独立参选的看法之前，秦永敏首先简单的介绍了他本人目前的状况。他说，“前段时间经常被抓到派出所去，最近减少了。相对而言，我在“降调”。今年五月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暂时把『中国人权观察』停了，对当局来说可能减少了一些压力。另一方面我本人的社会活动也进一步减少。他们现在主要“关心”的是我的言论。我给他们明确说了，在这个时代，你们可以剥夺我的其它的东西，但我的底线是一要吃饭，二要说话。对任何社会事务、社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肯定要说。他们一再要求我不要再接受采访，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人权，也是我作为一个人权活动家的底线。你们可以让我坐牢，但是不能不让我说话。现在的新问题是电脑，他们三天两头，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破坏。有几次直接把我的电脑抱去。在里面加载了软件和硬件。对我的电脑进行控制。我没办法，经常从外面请高手帮忙重装。在重装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大量的木马和大量的非法连接。我的所有的文章他们都可以改换成“共享”。需要的话他们就把我的文章直接在电脑里摧毁。一个星期之前，他们把我的大概二十几篇文章，包括发表的、未发表的以及准备写文章的资料全都“准确”的摧毁了。他们还经常让我上不了网。每一个程序，他都能够害你，让你上不了网，打不了字”。 国际有中东波 国内有暴力反抗 今年是选举年，中国出了不少自我选举人，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姚立法，为了打击他，官方不断让姚立法“失踪”，但秦永敏不断向外界传递姚立法的消息。 秦永敏表示，不管当局怎么打压，现在出来要求竞选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北京前几天就有十三位公民宣布竞选。当局前些年对选举有所松动，正是在那种背景下，姚立法先生和北京的一些人，包括吴青，都曾经当选过。 “今年打压这么重，显然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现在的局面对当局来说已经岌岌可危。他们为了维持现状，就不惜代价，用稳定来压倒一切。宁可在法制上、在他们的民主改革上大倒退。第二个是因为今年发生了中东波。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对专制国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只要定时炸弹不在我手上爆炸就行了” 秦永敏认为，“当局感到非常恐惧，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矛盾这几年空前的激化，尤其强占土地、强拆房屋的做法和手段造成了民众大量的暴力反抗，这一点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秦永敏举例说，现在全中国国各地有几千万访民。除了数量庞大，现在的访民同过去的完全不同。中国有两个访民高潮。一个发生在文化革命的末期，那时主要是政治性的，要求平反就行了。所以只要政府一句话就行。现在每一个访民都牵扯到几十万到几百万元的经济利益，当局也拿不出好的办法来解决，只能靠高压。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国外的革命风暴风起云涌，这些因素都使得已经走到自己政治生涯末路的这一届领导人感到无计可施。只想维持过去，击鼓传花。只要定时炸弹在我手上不爆炸就行了，我传给你们，你们下一届任期处理吧。为了维持下去，当局就全力打压。这就是当局为什么全力打压竞选人士的背景”。 秦永敏认为，以上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社会不可能再这样维持下去了。中共的上层也没办法。列宁曾经有这样一个定义：革命的发生的原因是社会上层不能照原样维持了，社会下层也不能照原样维持了。我们不管他发生不发生革命，但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现状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 王荔蕻的事例说明中国人民已经不再恐惧 很多民间人士明明知道，在中东发生茉莉花革命的背景下，当局的打压会越来越严重，而且，中共高层正面临换届，情况很微妙，这可能就是中国当局今年投入的维稳经费搞过历年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还是好多人要出来竞选。他们为什么要出来，是不是他们觉得有突破的可能，还是再也不怕了。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秦永敏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现在处于一个全民大觉醒的历史时期。全民大觉醒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市场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比较发达的阶段。整个社会高度分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定的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政治利益紧密相连；第二个因素是中国通过文化革命以后三十多年的重新启蒙，民主意识、人权意识空前高涨。再加上经过几十年的市场经济，社会氛围和毛泽东全面专政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毛泽东时代没有人敢说话，包括邓小平临时之前也没有人敢说话。你可能也知道，邓小平死了之后，全中国我第一站起来说话。我后来为此付出很多，当然不光这些。我后来搞『中国人权观察』、搞中国民运，当局还能容忍。但搞中国民主党，当局就判了我12年徒刑。我作为尖兵，开了一点路。大家也都发现，中国的言论空间比当时是要大一点了。在那以后，尽管我们这些先驱者去坐牢了，敢于站出来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已经蔚为大观了。当局已经没有办法压制了”。 秦永敏的观点是，“这几个基本因素现在汇集到了一起：一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每个人都有权利和利益需要维护；二是启蒙到了这种程度，大家都知道权利需要行使；第三个就是这个时代，恐惧已经基本上从中国人头上消散了。大家会奋不顾身站出来行使这个权利”。 秦永敏举例说：“非常典型的就是被判了九个月的王荔蕻女士。她不仅是当代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也是当代中国公民的杰出代表。那就是已经没有了任何恐惧。王荔蕻说：因为我行使的是人权，所作所为完全合法，你们当局要我写保证，那我一个合法公民行使合法权利反而要有罪，与此同时反而要写一个保证不做合法的事情，我才能够有自由，这不太荒唐了吗？于是她坚决反对当局的高压。当局无可奈何，长期关押她，而当局越关押她，民众、社会和国际舆论对她的声援就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破天荒只给她判了九个月，这对当局来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知道从来没有判九个月的事情。王荔蕻女士的事例非常说明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民已经不再恐惧了，会坚决地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以及其他所有的人权。那么，在全民觉醒的社会大背景下，当局也就不可能再维持以前的那一套了”。 中共新一代不可能沿袭暴力夺权的模式维持统治 现在，胡温政权面临全面接班，习近平，李克强将成为中共新一代的领导人。新的领导人上台后，会使中国的情况发生改观吗？秦永敏对此很怀疑。他认为，“当局也没有办法按照以前那一套来维持了。因为他们所谓的合法性靠的是暴力夺权。谁在暴力夺权中功劳越大，谁的地位就可以越高，就可以统治中国。这就相当于汉朝初年，也搞论资排辈。但过了60年，到汉武帝时代，他下诏书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董仲舒提出必须更化，论资排辈不能维持的说法。因为60年之后已经没有资历可论了。中共也已经统治了六十年，对共产党而言，也已经没有什么革命的老本可吃了。现在上台的人都是在和平环境下长大的，夺权已经和你们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统治者即使想维持他们的统治，他也得必须改变很多做法。况且，现在已经不是两千年前的董仲舒时代，人们也不会允许他们以更化的方式来维持统治。相反，肯定要推动他走向宪政民主”。 打压越严厉，暴力化倾向就越强烈 面对中国目前局势的发展和演变，秦永敏的思考是，“作为一个中国民主党人，坚决主张和平转型，良性互动。希望当局能够理性一点。但是，也要看到，暴力事件迄今为止从未间断，而当局的打压越严厉，暴力化倾向就越会越强烈。像中东这一波的革命，就非常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一个国家，统治者越明智地让步，这个国家向宪政民主转型相对就越平稳。当局打压得越残酷，那么，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恶斗就会越残酷，而且最后必然是以统治者被送进历史垃圾堆而终结的。当局应该清楚这一点，他们如果理智一点的话，就应该打开和平转型的大门”。 我们给你一个历史的台阶，你给我们一个对话的平台 目前正在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事情能否使中国的当权者引以为戒呢？秦永敏认为不光中东的事情可以作为参照，古今中外可做参照的太多了，现在对中共政权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因为他在全球大国中，是唯一一个专制政权，从世界来说，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少数专制政权。那么，再也没有多少理论可言，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可言，只看你中共怎么做了。在七八十年代有这么一句名言：专制统治—你改革是早死，不改革是等死。局面就是这样，不过作为一名知名的异议人士和中国民主党的重要成员，秦永敏始终强调良性互动。“你给人民留下活路，人民也会给你留下活路。我们坚决主张良性互动，但不排除在和平转型过程中，有暴力发生，有非常剧烈的冲突。这一切不取决于人民而取决于当局”。 秦永敏在访谈结束时引用了他文章中的一句写给中共当局的一句建言：“我们给你一个历史的台阶，你给我们一个对话的平台”。他希望当局能够采取理性的姿态，打开和平转型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