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

中文报道一: 香港《苹果日报》          英国《每日邮报》点出中国十大「黑领」，包括现任河北省省长的中国商飞公司前董事长张庆伟、中国移动通讯公司董事长王建宙、中国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等。 中国认为黑领阶层相对于白领，他们的衣服多是黑的，汽车是黑的，脸色是黑的，他们的收入、生活、工作都是隐蔽的，但却控制中国的经济、社会命脉。 「黑领阶级」在中国是一个被新命名的群体，指的是就职于中国政府部门或国有垄断企业，且具有较高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人。 他们在经济上的特征是能够分享来自于公职权力或者垄断企业的经济利益。 而黑领子女的就业常依靠其父辈的庇荫。 准备接管西方企业 《每日邮报》报导 ，这些「黑领」菁英​​所拥有的企业朝代经过数十年的统治愈加稳固。 这些「黑领」的权力现在也扩及中国军方及省的领导、以及政府部长等。 他们控制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其背后隐藏贪污及既得利益。 而当其他国家正逐渐走向破产边缘之际，这些老板们正以势如破竹之姿准备接管西方企业。 中国移动董座入列 报导并点出中国十大黑领，除了张庆伟、王建宙、周永康外，还有中国电力投资集团董事长李小琳（中国前总理李鹏之女）、现任福建省省长的中国石油化工公司前总经理苏树林、中国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已故中共元老陈云之子）、中国银行及中银香港董事长肖钢、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兼吉林副省长竺延风及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国清。   中文报道二: 新唐人         除了〝白领〞、〝蓝领〞，中国近年来还兴起〝黑领〞。人们对中国〝黑领〞的描述是：衣服是黑色的，汽车是黑色的，脸是黑色的，收入是隐蔽的，生活是隐蔽的，工作也是隐蔽的…..他们又控制着全国经济及社会命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则把这个群体称为中国〝最无耻的群体〞。近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 Institution)，列出十名被认为是最有势力的中国黑领。 香港《苹果日报》援引 英国《每日邮报》报导 指出，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近日列出的中国黑领控制着大陆民众生活的每一环，金融业亦是黑领族的集中地，他们不但控制着民众的财产，部份更控制着政府在海外的资产；曾任中石油集团总经理、公安部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负责生产武器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总经理张国清等亦是黑领的代表人物。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列出的十名中国黑领包括： 张庆伟 ：河北省省长、原中国商用飞机董事长； 王建宙 ：中国移动董事长； 李小琳 ：中国电力董事长； 周永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 苏树林 ：福建省省长、原中石化集团总经理； 陈元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 肖钢 ：中国银行及中银香港董事长； 郭树清 ：中国证监会主席； 竺延风 ：吉林省委常委、前一汽集团总经理； 张国清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总经理。 朗咸平批中国黑领是最无耻的群体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此前曾写过一篇〝中国黑领，一个最无耻的群体〞文章，在网际网路被网友们广泛转载，文中这样描述中国黑领的： 他们的衣服是黑色的，汽车是黑色的，脸色是黑色的。他们的收入是隐蔽的，生活是隐蔽的，工作是隐蔽的……所谓隐蔽，就是像站在黑夜里的黑衣人，你知道他在，他也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样，在做什么。他们就是就职于政府和官有垄断企业的那个庞大群体。这种所谓的〝黑领〞在全国约有2000万以上。 他们开着〝自己的〞大排量名牌汽车，出入高档酒楼，高级夜总会，乘坐头等舱或软卧，住星级宾馆，拥有黄金位置的几处豪宅，购全套红木家具，在位置最好、景观最佳，装修最豪华、质量最安全的办公楼上班，独立办公室，不打卡，饭局，会面，喝茅台五粮液，品天价普洱，抽极品中华，精装《毛评二十四史》，VIP，炒股投资保险理财，收藏古玩字画珠宝黄金，高级会所，劳力士，路易威登，奢侈品，国际顶级品牌服饰，高尔夫，公派出国，移民，护照，拉斯维加斯，美容减肥按摩，组织体检，疗养，免费医疗，贵族学校，MBO，脱产学习，党校，傭人，情人，养藏獒，带薪假… 他们通过土地财政和垄断政治权力，官方组织一步步通过各种手段将社会财富向自己手中集中。不仅以重税和重复收费罚款的方式，从横向上苛刻聚敛社会财富，而且以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方式，从纵向上大肆透支谋夺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根基。官有经济在垄断的无竞争市场所向披靡，源源不断的暴利如滚滚长江。他们消耗了至少一半以上的中国国民收入。他们的崛起，构成了中国新二元社会的显赫一极。 郎咸平的文章最后指出，在全社会的羡慕、嫉妒和仇视之中，黑领阶层一方面继续低调的巩固其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在完成原始积累后，他们开始悄然向新大陆挺进——携款外逃，或者投资移民，实现自己正式加入世界发达国家高级人类的梦想，同时也使自己的后代永远彻底的摆脱水深火热的中国。 英文报道原文 : China’s ‘black collar class’ unmasked: The ten most powerful business chiefs who are poised to take over the world – http://www.dailymail.co.uk, 29th January 2012 By Rick Dewsbury Last updated at 7:44 PM on 29th January 2012 They’re known as the ‘black collar class’. They dress in dark suits, drive black limousines and have rumoured links to ‘black societies’ from the underworld. Until now these shadowy mandarins leading the charge of China’s thundering economy have remained hidden. But after a groundbreaking report, the ten most powerful bosses behind China’s terrifying brand of state capitalism have been unmasked.

中国藏区的局势仍然十分严峻，藏人与当局的对抗继续扩大。上周四，青海省果洛州发生数百藏人抗议及焚烧国旗事件，抗议两天前公安拘捕六名藏人，以及要求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在甘肃省，有居民周一告诉记者，甘南州也加强了戒备，公安设置路障盘查车辆。此外，新浪微博上已无法搜索“甘孜”及“阿坝”。 中国的农历新年之后，藏区局势继续恶化。继四川省甘孜州和阿坝州之后，青海藏区果洛州班玛县上周四也发生数百藏人抗议事件。在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人民议会议员格桑星期一告诉本台，他也获得这一消息：“本月26号，青海果洛州班玛县亚尔堂乡有很多藏人举行示威活动，很多藏人到乡政府外把乡政府的中国国旗取下来以后把西藏的国旗升上去，还挂上达赖喇嘛的法相。因为这一事件当地公安已经抓了六名藏人，也在整个果洛州增派了很多武装军警。”   本台致电班玛县公安局，但无人接听，而县政府办公室接听电话的官员和其他藏区官员一样，回答“不知道”。   记者：想问一下亚尔堂乡那边有村民冲击乡政府？ 回答：你从哪里听说的？ 记者：在网上看到的。 回答：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 记者：他们说焚烧国旗。 回答：我们作为县政府不知道这个情况，你们知道这个情况？ 记者：还抓了六个藏人。 回答：光听说的话，听说杀人就杀人了吗？ 记者：我想核实一下。 回答：没有这回事。 记者：有没有加强戒备？ 回答：我们这边都正常的很。   据海外的《西藏之声》星期六报道，果洛州班玛县亚尔堂乡藏人于26日示威抗议中共武力镇压藏人。报道引述住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果洛藏人仓央嘉措表示，该乡数百名藏人聚集在当地政府中心地，降下国旗焚烧后，竖立了西藏佛教旗帜和达赖喇嘛的法相，高呼西藏要自由、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口号。当局调派装满军警的16辆军车，殴打和拘捕示威藏人。而此前两天，该乡六名藏人被捕后，据说遭到毒打，目前生命危险。   仓央嘉措表示，上周四，该县德囊村（音）一名僧人在身上倒满石油后，试图在县城自焚，被公安拘捕。   据称，上周三，果洛州另一个玛沁县拉加镇和拉加寺出现争取西藏自由的传单，受到军警严控。而在本月8日，该寺高僧索巴仁波切自焚后，当局暂停在寺内的审讯。上周出现传单，公安恢复审问僧侣，并在拉加寺设立监控摄像，警告僧侣随时关闭拉加寺。   据初步统计，去年3月至今，中国境内至少有17位藏人自焚。一位家在青海海南州的藏人告诉记者，今年许多藏人抵制春节，表示对自焚藏人的哀悼：“海南州这边大部分藏人就是今年不过春节，有些地方有些藏人去朝拜，到寺院去朝拜。有些就是简单的过一下节日，没有大规模的，以前是大规模的。因为大部分藏人都知道连续发生的自焚事件。”   格桑说，目前北京当局正在对整个藏区采取所谓反恐式手段，高官近期到四川藏区和西藏各地，均与抗议有关：“我们现在知道周永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已经到了四川藏区，但是西藏自治区的书记陈全国现在昌都地区。从这些情况来看整个藏区增派的这些部队和调动来看，中国当局现在把反恐对象调整到康巴和安多这一带。”   另一方面当局也加大对网络的监控，防止藏区的消息经微博传出。据一位新浪微博网民对记者引述来自甘肃夏河的消息说，当地也加强了盘查，还对外封锁消息：“发过来的消息是说甘肃的藏区加强了管理，所有外来车辆全部检查。甘南州加强了武警巡逻，各市县公检法部门提前上班。夏河县检查外地车辆。就这些消息，其他的都封的很严，很死。”   记者周一在新浪微博搜索“甘孜”和“阿坝”两个州，页面出现的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高军：维稳陷阱及其破解之道 进入专题 ： 维稳 和谐社会 群体性事件    ● 高军       【摘要】畸形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催生了片面维稳的盛行，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已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尴尬处境。片面维稳模式下，通过金钱收买或打压，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损害了社会公正，压倒了民权与民生，伤害了政府的合法性。现阶段，维权就是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就是最大的维稳。最终破解维稳陷阱，根本之道在于民主法治建设。     【关键词】维稳；和谐社会；群体性事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体制的变革带来了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深刻的调整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各种具体利益矛盾，特别是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难以避免地大量表现出来，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惯性思维以及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稳定”考核硬性指标压力下，目前在某种程度上，维稳已成为悬在地方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清华大学课题组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1笔者认为，能否成功突破维稳陷阱，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民主法治建设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一、地方官员陷入维稳陷阱          近年来，社会稳定问题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特别是各级官员更是高度紧张。学者孙立平指出，稳定问题之所以成为关注的焦点，与长期以来在我们社会中形成的一种“不稳定幻像”是有直接关系的。而所谓的不稳定幻像，其实就是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这种“不稳定幻像”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2     在“不稳定幻象”的支配下，自上而下各级政府如临大敌，把本来是正常的利益诉求当作不稳定因素，把本来不是敌人的人看成是可疑分子，限制他们的自由，维稳事实上确已压倒了一切。对于目前的维稳模式，学者于建嵘认为是一种被动的、压力型维稳，具有“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预防；重视基层，注重‘实战’；政绩考核功能异化；成本高，投入大；基于短期利益考量”等特点。3笔者认为，具体展开，当前维稳主要呈现以下特点：（1）机构上实现体制化。近年来，各地纷纷成立了“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建立了信访、公安等部门的联动机制，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采取“首长挂帅”、“全民动员”、“政治运动式治理”的领导方式。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一些地方政府就会开展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2）内涵上任意扩大。在维稳问题上，地方政府兼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与监管者，对稳定的内涵常常做扩大解释，对于只要可能影响地方政府“形象”或主要官员仕途的公共事件，往往当作影响“稳定”的事件来对待，甚至将其上升到政治高度，动用公权力予以打压。事实上，稳定已被泛化，成为一些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借口。（3）认识上奉行简单的对立思维。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维稳思维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把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4）目的上掩盖矛盾。上访、群体性事件等背后的原因通常比较复杂，一些地方官员往往并没有把精力花在解决问题上，而是采取一切办法隐瞒，不让上级知道。（5）手段上软硬兼施。即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一方面，“花钱买平安”，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财政逐渐宽裕，各级政府普遍设立了“维稳基金”，“花钱买平安”遂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处理问题的首选方式。另一方面，对于一些“钉子户”或参与人数较多的群体性事件，由于不好花钱或花钱“摆不平”，则采取硬压的方式，在堵与疏手段选择上，选择简单化的堵。     事实上，目前各地已经形成了几乎固定的维稳模式：对于群体性事件、矿难等天灾人祸引起的公共事件，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与采取的措施就是掩盖真相，花钱买平安，尽快处理，维稳已成为一些地方官员隐瞒事故的遮羞布。这种维稳是被动的、消极的、“灭火式”的维稳，其短时间内有效，且操作简单易用，但治表不治里，作为不稳定内在因素的社会矛盾只是被暂时压抑，并未消除。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将进一步封闭并自我强化。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本末倒置，把本来只是一时手段的维稳当做了目的，导致维稳扩大化、产业化，法律的尊严，社会的正义，都让位于稳定。但维稳不但没能稳定，反而增加了紧张与敌对情绪，结果就是进一步增加维稳的人员和经费，形成恶性循环，从而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二、维稳陷阱如何形成——地方官员的行为逻辑          维护社会稳定固然重要，但如今却被一些地方政府歪曲、篡改，成为欺上瞒下的幌子，上面说稳定压倒一切，一些地方政府就用稳定把一切压倒。4这种治理和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被泛政治化，杀鸡取卵、不惜一切的维稳行为方式，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削弱了政府公正的形象，非但不能促维持长治久安，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这明显与政策制定时候的基本原则相背离。5但问题是，为什么地方官员普遍选择如此荒谬的方式？     必须承认官员是理性人，在给定的时空、制度前提下，必然会权衡各种利害得失，在制度缝隙中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方式来进行。社会稳定归根结底要靠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社会来实现，但这是投入大而见效慢的艰难工程，而且还受制于宏观层面的国家体制。在“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成为我们多年的惯性思维，“稳定”已被泛政治化的背景下，片面维稳现象看似荒谬，但实则合理，是地方官员的制度理性选择。     事实上，在现行体制中，地方官员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积极方面的发展经济，具体则表现为提高GDP数字，这关涉政绩，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升迁。其二是消极方面的确保在其任内“不出事”，而这根神经近年来越绷越紧，其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问题，例如《关于实现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即规定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恶劣影响的官员将被问责。中央强调稳定的出发点在于以此来约束基层官员的不当行政行为，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现象，一些地方甚至要求所辖地区实现“零非访”、“零群体性事件”，并在对官员的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事实上，这种刚性维稳实践中已经异化成为维稳压倒一切的现实考量，在“领导包案”、“属地管理”下，很多基层官员不得不用极大的精力来应付与维稳相关的事项，对稳定问题过度的敏感已经带有强迫症的特点，特别是在每年的“两会”或重大节日、国家重大活动等“敏感时期”，地方官员的神经更是高度紧张。     鉴于官员是被上级而不是被本地民众考核的，于是所谓“不出事”就被进一步异化为“不被上级得知出事”。这个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并不是去解决实际问题（事实上，客观来讲，有很多问题涉及深层次的体制问题，确实不是地方政府所能够解决的），而是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去维持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的稳定。特别是，《信访条例》规定不得“越级上访”，周永康在加强维稳的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的要求，虽然其本意均在于强调从基层预防，将矛盾在基层尽快解决，但实践中往往却成为地方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尚方宝剑”。地方官员通常采取的手段主要有：（1）隐瞒。极力隐瞒征地、拆迁、病情疫情等可能引起“不稳定”的事件，近年来，从紫金矿业污染瞒报到“金浩”问题茶油瞒报再到信阳蜱虫疫情瞒报，“维稳”已经成为瞒报的最佳理由和托词，“瞒报维稳”似乎已经成为“先进经验”被各地政府纷纷效仿。6（2）打压。对上访群众采取截访（甚至雇用所谓的保安公司来“暴力截访”）、销号(即用财政资金“攻关”上级信访机构，使其拒绝给信访者登记，或者从记录中抹去上访登记，不将其列入统计通报范围)、办“信访学习班”、罚款、拘留、劳教、判刑、连坐、关精神病院等控制手段压制上访人员。（3）收买。即“花钱买平安”、“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无原则地妥协、让步，息事宁人。综上，本意在于约束地方官员不当行政行为的政策，实践中竟然异化为一些地方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借口。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地方官员如此作为，稳的不是民心，而是其自身的权力、政绩与地位。     地方官员如此违法胡乱作为，为何能畅行，以致成为一种普遍的形象？原因在于：（1）地方官员事实上由上级任命，听命于上级而无需顾及非本辖区居民的选票，因此对上而不对下负责为常态。虽然我国有众多的权力监督机制，但都存在独立性不强的缺陷，难以有效的发挥监督作用。（2）中央与地方信息不对称。我国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在权力结构上地方政府处于劣势，但是由于在地理上中央政府离地方较远，而中央的各项政策又必须通过地方官员来贯彻执行，与中央政府相较，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上的优势。由于新闻管制以及地方新闻媒体体制化与地方化，使得其难以有效地揭露本地区问题。因此，容易发生“代理人危机”，事实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直是我国官场的痼疾。（3）对片面维稳的官员问责乏力。实践中，对于发生群体性事件等稳定问题的问责是钢性的，但对于隐瞒这类事件的问责却很乏力，例如像湖南省质监局对“金浩”问题茶油瞒报这样的劣行，竟然至今都没有一个说法，更没有问责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瞒报维稳”遂难免成为官场的“传染病”。          三、维稳陷阱的危害          实践中，层层加码、严格的维稳考核机制已被严重异化，使一些地方政府对稳定问题产生过敏性反应，遂导致乱政昏政迭出，其危害巨大，主要表现在：     1、掩盖矛盾。一些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无论是打压还是收买的维稳手段均超越了法治的范围，动用警力等专政工具压制和牺牲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而“花钱买平安”式的临时性的安抚措施，往往仅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这种“权宜性治理”方式已经脱离了法律轨道，“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7这种靠牺牲公平正义与法律尊严的所谓维稳，只能遮掩矛盾和问题，从而导致矛盾不断积聚。     2、压制维权。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8一些地方官员动则利用专政的手段打压维权，甚至限制律师对维权群众的法律援助，例如，2011年温州7·23动车事故发生后，正在事故的抢救、善后过程中，温州司法局、温州律协即下达了《关于加强“7·23”动车事故法律处置报告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所有接到寻求法律帮助要求的律师所和律师，在第一时间向市局律管处和律师协会报告，不得擅自解答与处置”。9     3、挤占民生。近年来，各地维稳的人、财、物投入惊人用处于不断攀升的态势，有数据显示：拥有170万人口的山西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10巨额的维稳经费已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据公开信息，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44亿元，超出当年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许多。就全国范围来看，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维稳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令人震惊：全国内保费用达到5140亿元，已接近军费的数额，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达47.5%。11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预算为6244.21亿元，高于国防预算的6011.56亿元。12维稳资金挤占了民生份额，从而官民矛盾更加激烈，于是又得增加维稳资金，形成恶性循坏，维稳遂成为财政投入的“无底洞”。     4、鼓励闹事。目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得过且过、息事宁人式的维稳机制，所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去闹事。地方政府“饮鸩止渴”式维稳，在花钱买平安的心态下，经常会做一些无原则的让步，甚至还发生了众多啼笑皆非的荒唐事情。13一位在基层从事维稳工作的官员指出：“大量事实证明，若以非法制化手段来解决问题，也许暂时可以取得维护稳定的效果，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维稳过程中存在诸多争议行为，这会助长一些民众不闹不解决的心理预期”，“表面上看起来原有的矛盾暂时化解了，但更多矛盾又会接踵而来”。14     5、怠政乱政。一些地方官员以维稳为借口，不积极解决矛盾，解群众于倒悬，而是将所有治理层面的问题均纳入维稳工作的范畴内，以“运动式治理”替代真正的制度化建设，混日子、得过且过的“官场哲学”盛行，即所谓的“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这种做法，无疑降低了政治与行政的品性，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但是，官员对上不对下负责的体制以及任期制的缺陷，决定了政治领域极容易发生“公地悲剧”，即官员在地方为官一至两任，到期即异地为官或退休，于其自身利益无损，其怠政乱政所造成的干群关系紧张，政府合法性基础遭受损害的政治责任却由中央、由整个体制来承担。     6、阻滞改革。众所周知，我国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释放了巨大的经济活力，短时间内我国的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同步跟上，在权力来源、权力合法性依据以及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等方面未能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与法治的制度。当前，我国出现了庞大的既得利益者，特别是官商结合的利益集团，他们往往从维稳的角度来渲染政治体制改革会带来动荡，破坏稳定，从而丧失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等危言耸听的言论，以此来干扰和阻滞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短视、苟且的消极维稳模式大规模的扩散，将可能形成一种常规的政治与行政，从而顾不上根本性治疗。          四、维稳陷阱的破解之道          破解维稳陷阱的前提是必须对形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当前，我国已进入了网络信息化时代，特别是微博等新型传媒的出现，使得公共事件一旦发生即迅速呈现到公众面前，从而显得社会“不稳定”情况貌似增加。但官员们显然还未能适应信息化时代，对之过分敏感从而导致“不稳定幻象”严重。学者指出，目前国内不稳定事件主要还是下岗、失业、农民负担、拆迁等与人们切身相关的利益问题，因此不要把它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刑事治安案件，而是要当做一个利益的问题来处理。15当前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所奉行的维稳模式是行政化的、人治的、靠压制权利、打压公众维权来取得的“不让人出声”、掩耳盗铃式的所谓“稳定”，而这种表面上稳定的背后却埋藏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因此，科学的维稳应当是法治化的维稳，政府必须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各级政府必须树立没有权利就没有稳定，维权就是维稳的观念。     破解维稳陷阱的关键在于必须科学地设置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与问责形式。我国宪法、法律所设计的基本制度，其本身即具有稳定的功能，如果严格执行宪法与法律，保障公民权利，社会自然不会不稳定。造成维稳陷阱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当前畸形的“零上访”、“零群体性事件”稳定考核指标，以及在稳定问题上“一票否决”这类简单、粗暴、绝对化的问责形式。地方官员在上级考核的强大压力下，为了在任期内“不出事”而只好选择金钱收买或动用公权力打击公民合法的维权。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好的制度能扬善，而坏的制度却只能激发人性之恶，因此必须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废除当前畸形的稳定考核指标和问责形式，确立地方官员政绩好坏由当地群众考核的制度以及基于事实与法律的官员问责制。     破解维稳陷阱的根本在于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深层次问题。笔者认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社会不公正现象成为新时期、新阶段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二是“权力结构”失衡现象加剧，“官本位”现象日趋严重。破解维稳陷阱，必须针对这两对矛盾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     首先，必须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民生问题，构筑社会稳定的坚强基石。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通过“甩包袱”将医疗、教育、住房等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推向市场，忽略了民生福利建设，我国公民在税收负担方面高居世界前列但在享受的福利方面却居于世界末位，民生问题非常突出。前已述及，巨额维稳经费投入更是挤占了民生，使本已可怜的民生更是雪上加霜。事实上，如果转换思路，将巨额的维稳经费用在民生福利上，则足以保障民众拥有“稳定的生活，稳定的职业前景，稳定的收入，稳定的物价，稳定的晚年保障……”，如此，则何愁社会不稳？     其次，必须改革观念。（1）正确看待社会冲突。社会冲突和矛盾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16社会学研究表明，社会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冲突可以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即起到发泄释放的通道的作用。17如果政治体系具有高度的消化能力，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往往变成政治进步的动力。（2）正确看待稳定。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政治稳定可以划分为强力控制型和动态平衡型两种形态。强力控制型把稳定看成是静态的、凝固的，而动态稳定的主要特点就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维稳所维的不能只是一种“传统的静态稳定”，而应当是“现代的动态稳定”。18（3）确立正义的最高价值。在秩序与正义问题上，必须认识到“正义是政府的目的”，“尊重人的人格的自主性乃是正义的基础”，那种“花钱买平安”的苟且行政以及压制公众维权所换来的谓“稳定”牺牲了公平正义，不仅没有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反而是制造社会动乱之源。（4）去除“单位人社会”思维。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和社会结构决定了在社会管理方面，官员奉行的是“单位人社会”思维，即把社会看成是封闭的、静态的社会，采取的是全面控制型模式。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自由人联合的社会，是开放多元的社会，因此，在社会管理模式选择上必须实现从社会控制型向自治型、回应型转变，摒弃那种让民众生活在真空里的维稳。     再次，控制权力。（1）控制权力的前提在于民主。在权力来源上，我国宪法明确宣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正如波普尔所言，现代社会，关键不在于权力的所有制，而在于权力的具体行使方式。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具体操作层面尚存一些缺陷，影响了其优越性的发挥，必须加以完善。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点在于：规定现职官员不得兼任人大代表，减少人大代表人数，逐步实现人大代表的专业化、专职化，逐步实现各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等等。（2）控制权力的根本在于政府的科学定位。我国市场的建立最初由政府强力推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被诱发出逐利的本能，最终导致市场的权力化和权力的市场化，公共权力在很多场合已沦为谋利的手段，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严重，直接参与经济，与民争利，甚至公权力发生异化而直接牟利。19控制政府权力的根本在于政府必须回归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科学定位，采行“租税国”体制，政府的责任不是赚钱，财政收入也不是越多越好，政府的任务在于“量入为出”，通过法定的税收征集资金，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20以此为基础,建立法治政府、有限政府、中立政府，让经济事务回归社会，民间自治，培育我国的公民社会，政府无需包办一切，社会的事务则社会处理，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3）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模式。虽然我国有具体的国情，西方的三权分立并不适合我国，但其中所蕴含的控权这一人类政治文化的精华部分可以为我们所吸收。目前，我国有全世界各国最多的权力监督机构，但由于都存在着独立性不足的缺陷，难以有效地行使监督的职能。事实上，权力监督机构不在于多，而在于必须独立，因此必须在体制上对之进行改造。（4）开放新闻。新闻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在限制权力，揭露腐败方面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尽快制定《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5）以权利限制权力。即尊重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保障公民宪法与法律范围内的表达权利与自由。其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并不可怕，它们是弱者手中平等交涉的工具，如果剥夺了弱者手中的这些工具，社会将失去重要的减压阀。     最后，司法独立。“无救济则无权利”，“救济先于权力”，宪法和法律中写入多少权利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权利能切实得到保障，在权利被侵犯时能获得公正的救济。而在法治社会，司法被誉为公众权利的保护神，其奥秘就在于其根据宪法与法律，司法权拥有独立的地位，“司法机关的独立表现在它只遵守自己特有的司法规则，表现在它的观念和行为不被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团体的观念和行为所左右。”21当前，我国司法机关独立性不足，地方化、行政化现象严重，为了“顾大局”、“保稳定”、给地方经济“保驾护航”，往往对征地、拆迁、国有企业改制等“敏感”案件不予立案，利益受损的群众告状无门。更有甚者，个别基层法院沦为行政意志的附庸，其主要功能不再是用来保护公民的权利，相反却以“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公务”、“敲诈勒索政府”、“诽谤”、“聚众扰乱交通秩序”打压维权群众。民众维权成本非常高，通过正常渠道解决诉求很难，迫使人们维权时必须把事情闹大，甚至采取开胸验肺、22断指自证清白23这类激烈的维权方式才能实现维权的目的。而这类维权方式一经报道，公众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司法失望的心理，从而加剧公众的愤懑与不满，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当前，政府必须确立维权就是维稳的理念，而维权的关键在于完善权利救济渠道，因此必须在体制上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地位，惟如此才能使积贫积弱的权利尽快走出贫困的境地。          高军，单位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注释】     1清华大学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J.领导者2010(4).     2孙立平.“不稳定幻象”与维稳怪圈J.人民论坛2010(7)上.     3于建嵘.从刚性到韧性，变“维稳”为创稳N.南方都市报2010-4-4.     4晏阳.“瞒报维稳”是最可怕的“疫情”J.浙江人大2010(10).     5孔祥勉.“天价维稳”现象的政策浅析J.改革与与开放2011(6).     6,晏阳.“瞒报维稳”是最可怕的“疫情”J.浙江人大2010(10).

核心提示：一系列藏族僧人自焚事件，是中国政府的藏族政策走入恶性循环的明证，是北京的强硬政策和维稳越维越差的结果。胡锦涛的十年，在他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西藏问题上一败涂地，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新春伊始，藏族僧尼自焚事件演化到一个新的顶点。大年初 一，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藏族人聚集起来冲击派出所，当局向示威者开枪，造成藏人示威者一死四伤，5名公安民警受伤。大年初二，邻近的色达县发生类似 事件，警察开枪后造成一死一伤。据新华社报道，炉霍县的暴力事件是因为自焚流言所致。 自 去年3月份以来，中国各省藏区已经有16名藏人自焚，其中14人来自四川省藏区。面对这些自焚事件，中国和流亡西藏两方各执一词。中国政府指责这些藏人自 焚，是海外藏人组织、煽动的结果，这些僧尼已经触犯了佛教大戒；而流亡藏人认为这些自焚事件反映了境内藏人特别是藏族僧尼阶层，生活在绝望之中，甚至一死 求生。同时，中国政府对每一处发生自焚的地点推出更加高压的政策。在自焚事件发生最多的阿坝县格尔登寺，政府驱逐一些僧人，对其他僧人进行”爱国教育”， 并在格尔登寺和邻近区域实行戒严，甚至警察巡逻都随身携带灭火器。 一系列藏族僧人自焚事件，是中国政府的藏族政策走入恶性循环的明证，是北京的强硬政策和维稳越维越差的结果。胡锦涛的十年，在他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西藏问题上一败涂地，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过去数年中，在中国的藏区，政府和藏传佛教界的关系越来越差，尤其是未能成功培养出一个独立于流亡藏人佛教界、在境内藏区享有厚望、同时能够与政府和谐相处的佛教高僧群体。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不恰当的文化经济政策，也未能成功培养一个将现代化和传统西藏文化有机结合，、同时认同北京的藏族精英阶层。北京对藏区的输血经济，改善了藏区的基础设施，提高了藏人的生活水平，却把这些物质上的”现代化”深深地打上了”外来者”和”侵略者”的烙印，这带来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更大的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必须经历的信仰重构、社会变革和文化再调适，在藏区更容易被转化为民族矛盾，而不被看做是”现代性”中本来就有的内在矛盾。这正是由 于政府和藏族之间缺乏一个良好的互动机制，很多藏族人将这些问题简单地归咎于政府，甚至认为这是政府在有意打压藏族和藏族经济文化。2009年，民间机构 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曾经出版一份《藏区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报告》，详细分析其间的不当治理因素，但是政府却掩耳盗铃，采取经济手段并从行政上关闭了公盟，并拘押其领导人许志永。将所有藏区的问题简单地归纳为境外达赖喇嘛集团的煽动，这套做法我们并不陌生；无论是当局去年年初对”茉莉花”事件的扩大范围的严厉打击，还是在年底的乌坎事件中，当局都显示出绝对化的”敌我”二元思维，动辄就称这些事件是境外敌对势力所为。 很多中国人拥有强烈的大一统意识，在此我们暂且不去深究其背后的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然而，我们应当认真地思考一下，我们想建立的究竟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共和国，还是一个将少数民族作为二等公民或潜在背叛者的中华帝国？藏族是一个笃信宗教、有着深厚文化底蕴、为自己的历史感到骄傲的民族。认为只要发展藏区经济，藏族人就会感恩戴德，愿意安心成为一个汉族主体国家的点缀，这样的想法只不过是当局的一厢情愿，背后潜藏的是江泽民胡锦涛两任中共领导人一贯的统治逻辑：以经济发展换取统治的合法性。然而，正如我们在中国其他地区、其他问题上所观察到的那样，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已经导致经济发展的延续性受到严重挑战，进而对当局统治的合法性形成严重威胁。和内地的情况相似，随着经济发展和现代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新一代藏族人会更加珍视他们的过去，也会提出更多民主化的自治要求。但已经高度僵化的”维稳”体制遇到高度敏感的边疆、民族问题（所谓的”国家根本利益”）之时，整个体制从上到下都陷入硬性”维稳”的死循环中。因此，当局一味采用高压政策，并且压制民间的自发的汉藏之间的交流和讨论，以强力堵塞信息交流的渠道，以为这样就能压制住藏人寻求民族自治的要求，其实只会适得其反，让更多藏人走向更加激进的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藏区的反抗形式越来越走向极端，有更多的汉人也在关注中国共产党在藏区面临的”维稳困境”。根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在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的授意下，西藏举行了送领袖像进寺庙活动。这条消息在微博上引起的反响和过去相当不同。过去一提到西藏问题，就有大量汉人表示”支持统一、反对分裂”。现在，即使是不信仰藏传佛教的汉人，也能理解用这样的方式来会招致反感，不但对解决西藏问题于事无补，反而会激起更大的民族矛盾和宗教仇恨。而这样的敌意在过去数 百年来汉藏混居的历史上都没有出现，如果因为中国共产党拙劣的”维稳政策”而终于酿成这样的苦果，那无疑是汉藏两个民族共同的悲剧。对于这两个都拥有极高的处事智慧和哲学性思维的成熟民族来说，这也实在是太令人遗憾的”双输”结局。 自焚事件正在考验中国，印度学者Abanti Bhattacharya如是说。她认为，”自焚并不表明越来越多的藏人感到沮丧。然而，它表明，尽管北京出台种种新的镇压措施，自焚是最新出现的抗议形式。”在16起自焚事件后，我们看到炉霍、色达等地爆发大规模冲突，这些抗议形式的发展令人心惊。我 们关注的是，在如此多的”自焚”事件之后，北京当局有无可能对自己的藏区政策作出一定程度的反省，采取更为尊重民族心理、宗教信仰、文化认同的方式，重建汉藏之间的互信互重。如果说，在”乌坎”事件的处理上，还能够看到体制内多少有些不同的声音，那么，在边疆、民族问题上，体制内是否还敢有不同的声音呢？ 中国政府一向不屑于同十四世达赖喇嘛打交道，他们在等待他的往生。然而，按照中国当局目前的思路，一 旦十四世达赖喇嘛往生，他不会得到中国政府恰当的响应；中国政府甚至试图进一步刺激藏传佛教界，用自己的方式，抛开目前的甘丹颇章，遴选下世达赖喇嘛。考虑到目前激烈的自焚和骚乱事件，可以想象，藏族人会为第一位在藏区之外逝世的达赖喇嘛感到悲哀和冤屈，整个民族的情绪会在那一刻迎来一个爆发点。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2/01/28 — 一师军队入甘孜 二郎山隧道戒严 周永康抵康定 藏民最少12死 2012/01/28 — 四川甘孜大年初一 僧人与民警冲突 1死5伤 2009/12/29 — 二十年前西藏的衣食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