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

明鏡記者柯宇倩／在今日美國文壇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哈金，當初決定以英語寫作時，曾經猶疑過，也曾經歷被多家出版社拒絕出版的一段日子。哈金在接受《明鏡》專訪時表示，用英語寫作是為了生存而下的抉擇，如今他已很難回到中文寫作。不斷嘗試新題材、新寫法的哈金，未來將把西方讀者的注意力從中國拉回美國，讓讀者更瞭解在美國土地上發生的華人移民故事。 從中國到美國，不斷嘗試新題材 2001年，兒子北上求學，哈金也決定離開艾默理大學，到波士頓大學教授英語文學寫作。至今，哈金仍覺得以英語寫作有其挑戰性。“英語不是我的母語，不管什麼時候，都可能覺得寫起來很彆扭。一開始覺得英語寫作有種uncertainty（不確定性），但後來也慢慢能接受這種不確定性。”哈金對《明鏡》表示，有時寫作就需要這樣的不確定性，如果有把握什麼都能做好，最後寫出來的作品肯定不好。 剛開始用英語寫作，哈金曾擔心被人看作賣國賊，如今哈金以平常心看待此事。“總有人說用英語寫作就是賣國賊，但我不管他，那些事情我沒辦法掌握，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把我自己的書寫好就是了。” 裘小龍曾指出，以英文寫作時，會考慮到某些中國的歷史背景對英語讀者來說並不熟悉，因此必須在書中加以介紹。雖然故事情節經常涉及中國歷史，但寫作時，哈金在這部分沒遇上什麼問題。“我很少做解釋，即使涉及中國背景，我也盡量把小說寫得沒有中國文化背景的人也能讀懂。”哈金認為，寫作更關鍵的是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怎樣才能說得恰到好處，這與作品涉及的背景無關。 以英語寫作多年後，哈金認為自己很難再回到中文寫作。1997年，哈金獲得美國公民身份，2004年，在聽聞北京大學英語系有位教授詩歌的老師離職後，哈金曾向北大遞交申請信，卻未得到回應。“我連回中國都不可能了，我母親最近病了，但我沒法回去，他們不給我簽證。” 連回中國的盼望都無法實現，哈金認為更別說用中文寫作。“要寫一部長篇，必須是很多年的準備和工作，但我不能回中國（做準備），而且用漢語寫作，中間如果有一個小事把你打斷就會前功盡棄。” 但將自己的小說翻成中文的可能性還是有的。哈金的短篇小說集《落地》就是由他親自翻譯。他對《明鏡》表示，比起交給專職譯者，當然最好還是由自己來翻譯，但畢竟有工作在身，因此時間允許的話，他較可能翻譯短篇作品，而且短篇翻譯錢少又辛苦，還必須做得精，由他親自翻譯更能掌控品質。 哈金的作品多描寫從前中國與華人的生活，而非現代的中國，問他是否因為身在海外，對當今中國瞭解較少，他表示這是一個因素。“在海外，對中國大的東西還是很清楚，而且還會看得更清楚，但特別是中國的小東西，比如街上的氣味、新的方言，還有街道、房子的模樣，就很難掌握。” 哈金對《明鏡》表示，如果真要寫現代中國，也可以有不同的寫法，但他想寫的不是現代的中國，現階段，華人移民美國的經驗對他來說更為重要，而北美華人的故事自然又會跟中國過去的歷史聯繫在一起。 而美國讀者也並非對哪個時代的中國，或特定的中國事件特別感興趣，“關鍵是你故事講的好不好。”哈金說。 與許多人不同的是，哈金在成長過程中曾加入解放軍、入過黨，但他不認為這些經歷對寫作有太大的影響，可能就是有沒有文人氣息的差別。“我跟中國大陸和台灣很多作家不一樣，我是從底層出來的、當兵出身的，比較少有文人的習慣、精神狀態，也很難跟他們融入到一塊。” 雖然哈金作品主要圍繞在中國、華人移民上，但堅持英語寫作多年、工作環境也幾乎使用英文，哈金認為自己既不是未融入主流社會，也並非已經美國化。“我應該是既中國又美國，在中間吧。”他笑道。 在寫作的路上，哈金不斷嘗試新寫法與新題材，如《自由生活》是哈金第一次寫華人移民的故事，而《落地》更可看出不同之處：以類似散文體寫成，許多故事透著超現實的氣氛，描寫現代的美國華人生活。哈金對《明鏡》解釋，他不像一些大陸、台灣或美國土生土長的作家，對於題材的選擇有明確的範圍界定，“其實我的每本書都是描寫一個新的地方，都是一個新的啟程。” 哈金表示，未來也會做其他的嘗試，因為他不可能老寫中國大陸的事。目前哈金正在撰寫的故事，便是與美國東海岸華人移民相關的故事，預計兩年後完成。 哈金在2012年台北國際書展上演講。（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明鏡記者柯宇倩台北報導／“寫作就是一種存在的方式，如同吃飯、呼吸，是生活的一部分。”對華裔作家哈金來說，許多人稱羨的教書工作不是他的最愛，只能說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反而是太太認為相當辛苦的寫作，卻是哈金每天持續不斷的必做事項，雖然表示寫作是個體力活，但只要體力仍在，哈金就會一直寫下去。 翻譯會豐富作品 至於翻譯成中文的作品，哈金則會看一遍，改正明顯錯誤之處，其餘地方一般不提意見，因為譯者已經是在能力範圍內盡了最大的努力。“比如《自由生活》為了趕上香港書展，幾個月時間內就得翻譯出來，已經是能力所及翻譯得最好的情況了。” 華裔作家張翎認為，哈金作品的中文翻譯非常忠於英文原著，並非文字上的忠實，而是將原著的風格相當好地傳承下來，只是這樣的傳承卻反而不能讓張翎感受到讀英文時的流暢和自然。哈金則認為，與自己的英文原著比較，中文翻譯仍帶來了不同的感覺，根據不同的譯者與不同的情況，感覺也會不同。 哈金對《明鏡》表示，其實翻譯會豐富作品本身，並非特定指哪一個版本，而是一個作品如果經得起各式各樣的翻譯與反覆的翻譯，則會發現每一個版本都是在原來的版本上不斷精進，不斷延續原著的生命力、增添原著的力量，讓書在翻譯的過程中變得豐富。 “ 很多人忘了，優秀的翻譯家也是個風格家，可能本身寫不出很好的小說，但他們文筆很好，可以將語言好的東西帶進來。”哈金說。 從短篇小說到長篇小說 剛開始寫作時，哈金寫的是短篇小說，其《好兵》與《光天化日》分別由兩家小型出版社出版，《好兵》的出版社隨後再推出哈金的長篇小說《池塘》，到了第二部長篇小說《等待》時，哈金拿下美國國家書卷獎，成為至今唯一一位拿此獎項的華人，從此打出知名度。 從短篇小說轉變到以長篇小說為主的原因，哈金對《明鏡》解釋，短篇必須依靠各種各樣的雜誌生存，寫完無非交由雜誌發表，如果雜誌社不採用，對作者會是一個打擊：短篇還得依靠各種各樣的選集生存，在美國，有年度最暢銷短篇選集、 40 歲以下最佳作者選集、最佳女性短篇小說等等，因此作者必須努力讓自己的作品進入這些選集；但出版商一般不太願意出短篇，因為短篇的銷售情況較差。 長篇沒有這問題，只要寫得好，就能找到出版商，也會是“自己自足”的一本書。哈金指出，英語文學界認為“ novel” 是另一種小說，有其完整的發表體制，雖然確實有幾位非常優秀的作家，名聲全建立在短篇小說上，但社會大眾較熟知的是長篇小說家，因此學校雇人時，也偏愛顧長篇小說家，如此可替學校帶來名聲。 哈金對《明鏡》進一步解釋，長篇小說家與短篇小說家在不同人群中有不同的聲譽，短篇小說家也有許多跟隨者，特別是年輕人，因為年輕人剛開始寫作都從短篇學起。 但不論是長篇還是短篇，哈金覺得都難寫。“短篇就像短跑，每一步都得跑好，稍有地方做不好，就落後別人一些，這一落後可能就決定勝負；長篇像跑馬拉松，不需要時時衝刺，但要隨時調節步調，掌握節奏。” 對於想加入寫作行列的後輩，哈金認為第一要有耐心，寫作是體力活，必須堅持完成作品，第二是動筆要趁早，青春是重要的財富，有些書必須有精力才能寫出。 對哈金來說，寫作就是一種存在的方式，如同吃飯、呼吸，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妻子認為哈金應該停止寫作，因為太辛苦了。“那我還能做什麼呢？”問哈金，難道教書不是一個很好的職業？他說：“教書只是一個工作，人生就這樣，別人覺得很好的事，你不喜歡做，但又不得不做。” 哈金笑說，一旦自己的作品出現壞的書評，妻子就會受不了，要他別寫了，但在創作路上擁有多年經歷後，現在的哈金很看得開，未來仍會持續寫下去。 哈金在台北國際書展中演講。（記者柯宇倩攝）

明鏡記者柯宇倩台北報導／“寫作就是一種存在的方式，如同吃飯、呼吸，是生活的一部分。”對華裔作家哈金來說，許多人稱羨的教書工作不是他的最愛，只能說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反而是太太認為相當辛苦的寫作，卻是哈金每天持續不斷的必做事項，雖然表示寫作是個體力活，但只要體力仍在，哈金就會一直寫下去。 想像偉大的作品不難，難在完成它 六四事件後，哈金被迫留在美國，從此開啟他的寫作之路，剛開始，哈金寫的是英文詩歌。哈金對《明鏡》說，當時多少還存在些政治色彩，因此學校教授建議哈金用筆名發表詩歌，“當時還是個研究生，寫作多少有點不務正業的感覺，也想用筆名”，那時候哈金靈光一現，腦中出現 Ha Jin 這個名字，教授也覺得很簡潔，便用了下來。 哈金說，剛開始寫作時，他所知道的就是大陸的事，因此一開始就將大陸訂為寫作主題，但許多題材都是介於兩種語言、國家、文化之間，因此也沒有一本書純粹描述在大陸生活的中國人。“年輕的時候，雖然心裡知道將來會寫一本《自由生活》，卻沒這個能力，只有生活過了，知道移民是怎麼回事了才能寫，所以題材和作家的親身經歷沒法分開。” 至今哈金已經寫過各式各樣的題材，包括六四事件、韓戰、南京大屠殺、移民等，對他來說，仍有很想寫，卻沒法寫的故事。“有些事知道會做得很好，不是沒能力做，是沒機會做。”哈金對《明鏡》舉例，《憤怒的葡萄》是公認的偉大小說，斯坦貝克在書中提出的問題與中國當下的情況非常相關，中國有大量農民工離鄉背景尋找生路，大家所思考的，與斯坦貝克思考的一樣：這個國家怎麼了？這是很有份量的題材，如果可以在內容與形式上比斯坦貝克做得更好，就能寫出一部偉大小說，但前提是必須能寫。 “ 作者必需在中國生活一段時間，對題材有切身的理解和感受，並且得用漢語寫，用英語寫沒有意義，對我來說，這是要下大功夫的事，因為第一，我改成漢語寫作，等於轉了一大個彎，第二，我一回中國，馬上有人要跟上來。”哈金說，這件事想很容易，要做不容易。 現階段，哈金正在撰寫一部有關移民的作品，未來哈金還將思考如何把偵探元素與文學作結合。 好的故事應該一路自然到底 由於哈金在美國文壇的亮眼成績，《明鏡月刊》 2012 年 2 月評選出十大有影響力以非母語寫作的華裔作家中，將哈金排在第二位，對於其他用英語寫作的華人作家，哈金喜歡希德嘉（ Sigrid Nunez ）所著的《在上帝氣息中的羽翼》（ A Feather on the Breath of God ），哈金對《明鏡》說， 有四分之一華裔血統的希德嘉善常描寫大時代下人物的命運。 目前在好萊塢與百老匯相當活躍的華裔美國人劇作家黃哲倫（ David Henry Huang ）也是哈金欣賞的創作者，此外，恩美（ Amy Tan ）的《喜福會》（ The Joy Luck Club ）、任璧蓮（ Gish Jen ）的《典型的美國人》（ Typical American ），都是哈金喜愛的作品。 哈金認為，比起用中文寫作，英語寫作在一些小地方上的處理是不一樣的，但另一方面，哈金也覺得真正的文學能夠超越語言。 哈金也特別喜歡俄國作家，如契柯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屠格涅夫。不過對於作家和作品的喜愛，哈金認為隨著時間的變化會有不同，如同對寫作的態度，一路走來也有所改變。 “ 我現在更重視故事的流暢性，以及語氣的協調性，一個句子，不光是詞語寫得華麗，還有自己的節奏、語調，跟整個故事諧和地配合，上下連貫，就好像一首曲，每個音符都是獨立的，但整首歌聽下來應該是完整的，一個好的故事，也應該一路自然到底。”哈金對對《明鏡》表示，寫作的困難地方就是把故事講完整，這比該用什麼詞句要難得多。 為了寫出和諧的故事，哈金堅持每天寫作。“如果故事寫一半停下來，之後回頭再來寫的時候，語調可能不一樣了，很難找回原來的感覺，這是很可怕的事。”哈金說，寫故事就像做飯，不能撤火，否則最後做出來的飯味道會不一樣，在改稿的時候也一樣，不能中斷。“所以我寫一本書，不管多忙，即使要教書，當天可能只是 10 、 20 分鐘，我都會把故事看一看，改一、兩個句子。必須始終保持親密感，否則今天偷懶，明天會更偷懶，再下去就完了。” 哈金認為，改稿也需要一鼓作氣、不能間斷，修改一種闡釋的過程，透過不斷地看、不斷地改，有些地方會看得更透徹，不過哈金坦承改稿很累人，且自己的作品看太久會麻木。“所以作品出版後，我一般不看，煩死了。”哈金笑著對《明鏡》說。 哈金進行簽書會。（記者柯宇倩攝）

明鏡記者柯宇倩台北報導／“寫作就是一種存在的方式，如同吃飯、呼吸，是生活的一部分。”對華裔作家哈金來說，許多人稱羨的教書工作不是他的最愛，只能說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反而是太太認為相當辛苦的寫作，卻是哈金每天持續不斷的必做事項，雖然表示寫作是個體力活，但只要體力仍在，哈金就會一直寫下去。 《南京安魂曲》由年輕作家寫可能栽跟斗 平時在美國波士頓教書、寫作的哈金， 2012 年 2 月特地抽空飛抵台灣，參加台北國際書展相關活動，趁著空檔，哈金向《明鏡》記者暢談了對寫作的想法與觀察。 本次哈金帶著新著《南京安魂曲》來到台灣，這本書以美國傳教士明妮‧魏特林（ Minnie Vautrin ）的女助手安玲的視角，來描述 1937 年南京政府撤離到重慶後，日軍攻入南京城所發生的災難，以及大屠殺後的心理壓力；其中被魏特林改建成國際安全區的金陵女子學院，正是《南京安魂曲》的主要場景。 《南京安魂曲》可說是哈金所寫的小說裡，最難寫的一部，前後共修改 40 多遍才終於誕生。哈金對《明鏡》表示，寫此部小說時，他曾在德國待了一段時間，週末時因為沒事，有時一寫 15 、 16 個小時，但這些內容最後都沒有用上，只能說是準備工作，“雖然走了彎路，但也是功課的一部分。” 哈金坦承，《南京安魂曲》是非常不合時宜的書，因為書出版時美國和日本的關係非常親密，書中的每一個點都有人會攻擊，但《南京安魂曲》是構思、撰寫許久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哈金希望透過寫作和“過去的自己”建立關係，因此找到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事件作為主題，“我不因為用英語寫作，就與自己和中國的過去沒關係，其實我和中國的過去從來沒有分開過。” 但開始撰寫《南京安魂曲》後，哈金才發現南京大屠殺事件之大，如果用一般小說的作法，很難寫得好，因此哈金在其中走了許多彎路，但哈金自覺如果不越過去，就無法做其他事情，“這本書對我來說是一個口子”。 《南京安魂曲》出版後，書評界的反應兩極，在書評佔有重要地位的美國出版市場，一本書一旦得不到好的評價，作家可能多年都難以翻身。哈金對《明鏡》指出，對年輕作家而言，如果第一本書就被有份量的書評給了差的評價，對該著作的傷害很大，有的人因為這樣，精裝本賣不出去，平裝本也不出了，別的出版商也不願意接收這位作家的第二本書，恐怕得等 7 、 8 年後才能再出書。 因此若由年輕作家寫《南京安魂曲》，很容易一下子就栽了跟斗，但已出過 9 本小說的哈金，由於有了些成果累積，就是這本書失敗了，也還不致於徹底跌跤，有了哈金的努力與堅持，深入描寫人性的《南京安魂曲》才得以問世。 日本對於南京大屠殺事件仍有分歧，虛構派認為此事件乃虛構，並非真實發生過，哈金表示，這也是他撰寫此書的目的之一，這件事有大量的國際人士介入，保存了許多文字資料、照片、影片，哈金要把中國人、華人的經驗帶到國際間，在國際視角上寫故事。“我和大陸作家的角度不一樣，但也不純粹是西方角度，我是在兩個文化、語言間找到角度，敘事人和主要當事人都是女性。” 《南京安魂曲》在此重大的歷史事件中，加入了許多看似真實的虛構情節，如何交織真實和虛構的成分，哈金對《明鏡》解釋，重要的是必須讓整個故事看起來很自然。“我說這是原生細節，很可貴很重要，這需要很多小的東西，穿插進故事裡，可讓故事看起來很像真實發生，有時候還必須創造一個大事件，讓原生事件顯得不這麼突兀。” 哈金認為，如何讓原生事件自然變成故事的一部分，而不像是刻意放進去，是較困難的地方，通常得靠直覺來判斷。 文學與電影結合不容易 2012 台北國際書展將文學與電影結合，首創“華文出版與影視媒合平台”，邀請中、港、台等地知名電影、電視界代表參加，並設有超過 100 場出版與影視界的一對一媒合會議，以及焦點推薦書的提案會，致力讓更多書籍搬到大銀幕上，也讓電影業者找到好劇本。 不過，電影導演往往因為許多因素，即使買下文學作品的版權，經過多年仍遲遲未拍成。雖然哈金的不少作品都已讓一些導演看上，但一直沒有變成電影的運氣。哈金對《明鏡》舉例，香港導演陳可辛 2001 年已將《等待》的製片權買下，但等了 10 幾年，做了大量工作，卻因為“中國審片單位審都不審”，無法化為電影。 《落地》裡〈櫻花樹後的房子〉（ The House Behind a Weeping Cherry ）也曾以 1 塊美金賣給一位具有潛力的新加坡導演，但 1 年多後哈金被告知拍不了；《新郎》裡的喜劇〈牛仔炸雞進城來〉（ After Cowboy Chicken Came to Town ）則被一間美國公司買下，但過了 3 、 4 年仍沒做成。《自由生活》的版權賣出後，因為故事龐大，需要哈金親自參與故事的縮減工作，但當時正在撰寫《南京安魂曲》的哈金已耗費太多精力，無法介入《自由生活》的拍攝。“所以電影能拍成，很多都是偶然因素，沒法計畫的。” 哈金的文學經紀公司仍嘗試將哈金的作品推向大螢幕，在電子書平台逐漸發展的今日，有的作家不找文學經紀公司，且直接跳過出版社，自行將作品放上電子書平台銷售。哈金對《明鏡》說，他從沒想過跳過出版社自己出版，因為出版社不光把書印出來，還握有行銷通路等資源，有的作家以為能夠自己賣書，最後都失敗了。 有了作家經紀公司和出版社，哈金能專心寫作，哈金表示，他儘量不介入出版事務，頂多看看書的封面草稿、排版等，且通常只對明顯的錯誤提出意見。 比起到各地宣傳書籍，哈金更希望把時間留給寫作。每當一本書上市後，哈金就必須配合宣傳，過去出版社往往為作者舉辦各地巡迴朗讀活動，但經濟因素考量下，現在哈金已不太需要到處跑。“這樣很好，很多事情不用做，輕鬆了。”哈金笑著說。 哈金接受記者專訪。（明鏡記者柯宇倩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