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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周总理与乒乓球名将邱钟惠跳舞 那是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 跳舞 ，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我们对首长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讲“很不严肃”，不会讲更过分的话。他的舞蹈动作越轨了。现在的舞场上，这种“镜头”可能不少见，那时可不然，有点“触目惊心”。怎么说呢？比如现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比如现在有人跳“贴面舞”，他那不叫贴面也是时触时离，若离若即。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上下轻移，摸摸捏捏…… 作者：权延赤，选自：《走近 周恩来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不要误会总理没脾气，他脾气大发时也是足够“吓”人的。要讲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 周恩来 ，就不能不讲讲我所见过的至今记忆鲜明如初的他的五次发脾气。 若是对敌斗争，无论怎样愤怒，怎样激烈，都不能叫做发脾气。“发脾气”在这里特定地是指对同志、对朋友，对身边所亲近的人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批评，甚至训斥…… 我们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相聚时，常谈及现在回忆和描写总理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及回忆录，都感到缺了什么，就是没反映出总理严厉的一面。 总理个人的基本色调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决不缺少严厉；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谁不曾感受到这种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务院副总理及各部委办的负责人，都有些“怕”总理。同其他伟大的领袖人物相比较，甚至是“最怕周总理”。 有位老同志说过一句虽然不够准确全面，但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接近事实的真话。他说：“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我讲总理的五次发脾气，实际是选择了五种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和不同原因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源自 跳舞 。 总理爱 跳舞 。他难得休息和娱乐，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这些在后面章节里将详细介绍。 50年代的舞会是比较多的。那时没有迪斯科、霹雳舞、太空舞这些名堂，那时只是交谊舞，并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 毛泽东 、朱德、刘少奇主要在春藕斋跳，总理去得不多，总理主要是在紫光阁和北京饭店跳舞。因为国务院领导、各部委办负责人及部分在京的军队领导人，主要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来自部队。那时阶级斗争还激烈，政治审查严，部队的人可靠。也有文艺团体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演员。 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表现在舞场上也必然“气象万千”了。 比如总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脱又礼貌，风度翩翩又绝无轻浮。 比如陈老总，与总理风格相异，或轻松随便，或热烈活泼，或漫不经心，但绝无轻浮越轨。 不过，也确实有领导干部热烈至过头、随便到越轨。怎么说呢？讲好听了叫解放、叫超前，讲难听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来 第一次为跳舞发脾气是在北京饭店。舞会一般是8点开始，总理往往是10点到，象征性跳几圈，同大家见见面，向舞伴问些部队或社会上的情况，同各部门负责人简单交流一下工作意见就退席。 记得那天舞会，赵燕侠、新凤霞、马玉涛这些著名女演员也参加了，间场时还组织几个唱段。总理本来就喜欢听她们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时，轻捷潇洒，像一股春风；听歌时，头稍稍后仰，嘴角漾着静温无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轻轻打拍子。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 周恩来 。 然而，跳过三场后，总理脸色忽然变了。笑容被一只无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脸胀红起来，仿佛为什么事感到羞耻，眉头微蹙，目光朝某一个目标一瞥又一瞥…… 一般情况下，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跟随总理去跳舞时，都是可以跟着下场的。我注意到总理的变色变态，顺他的目光寻找，发现了问题所在。 那是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我们对首长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讲“很不严肃”，不会讲更过分的话。他的舞蹈动作越轨了。现在的舞场上，这种“镜头”可能不少见，那时可不然，有点“触目惊心”。怎么说呢？比如现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比如现在有人跳“贴面舞”，他那不叫贴面也是时触时离，若离若即。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上下轻移，摸摸捏捏…… 总理的脸色由红渐渐转苍白，他的感情从羞耻而变成恼火义愤；他的目光开始还犀利地朝那位干部扫射，后来终于黯淡下来，伤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干部一眼。 他已经跳到了门口的方向，虽然舞曲未终，他也不再继续旋转，彬彬有礼地脱离舞伴，点点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事，该走了。” 我们虽然正年轻，想跳舞，但是不敢离开他，一见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随。一名卫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时没有现在的讲究，现在高级饭店的舞场都有存放衣物处，当然也有失窃严重的原因。那时没有这种服务，也没有失窃的忧虑。参加舞会的人，多余衣物都是往椅子沙发上一丢，摞一大堆；不分职务高低，不分衣物高档低档干净不干净，全堆一起。总理在门口站住脚，看卫士取大衣。卫士手忙脚乱，翻出总理的大衣，往出拿时，把压在上面的别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当卫士将大衣交给总理时，胸脯正在起伏的总理忽然脾气大发。他生来不会骂人。 毛泽东 偶尔发火还会说个“屁话”，吼一声“滚”。总理连这些话也从不会讲。他最严厉的话是：“这是不允许的！”他激烈时也不过两句典型语言：“滑稽！”或“胡闹台！” 现在，总理显得那么严厉，目光和声音一样尖锐：“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别人的衣服弄掉地？这是不尊重人，是不礼貌，不文明！” 总理前两句话声音还不大，说到“不尊重人”，“不礼貌，不文明”时，声音放得很大，传向舞场。卫士何曾见过这样的脾气大发，默默地低下头。总理却继续大声训斥着：“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 卫士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分量，他哭了。 总理板着面孔走了，登车而去。他批评人无论多么严厉，事后总要再找你一次，重新解释安慰一番。 “唉，发脾气是一种无能表现。”总理事后这样解释：“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 我们都明白，总理大声训斥的那些话，是说给放肆舞场的极少数负责干部的。 还是那句话，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我们经常跟随总理去参加舞会，他又常常是在舞会进行一段时间后到场，正是热烈起来的时候，有时难免遇到不严肃的场面。遇到了他就生气。记得第二次遇到时，他当场就不跳了，就在舞场中间气愤地喊了一声：“不跳了！走！”随着这一声，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就都停下舞，追着总理往出走。有名卫士跳舞中没听见，等发现追出去时，总理已经甩下他坐车走了。 可是，这种含蓄的批评、抗议和警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在场，那个别干部注意些，总理不在，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种“放松”和“愉快”。总理参加舞会没有准点，有时仍然要碰上。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当面的严厉批评。我们这些跟随左右的人，见他批评过不少次，对有些人很不满，不留情面地表达了义愤。记得有次一位干部“不严肃”，见总理来到，跳舞“放”不开了，就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起登车走。总理拦住了他，严厉训斥：“你年纪也不小了，连这一点自我约束也做不到？你这样胡闹台，不觉得羞耻吗？……”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22日 – 10:58 | 1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2006年布什访问 越南 的晚宴上，美国与越南的国旗被冻在一块冰块里陈列一旁 嗨历史据香港《东方日报》报道 　针对 越南 民间反华情绪升温，有内地学者认为，这与 越南 政府推行带本土色彩的民族教育有关，对中国带有偏见的历史教育，对越南年轻人影响很大。加上中越经济距离愈拉愈大，也让越南民众感到不安。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张明亮指出，曾经饱受战争以及贫困折磨的越南人，如今的价值观虽已有很大变化，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依然保留。因为历史上越南曾经遭中国封建王朝的压迫，且中越曾于一九七九年爆发过边界战争等，令越南人对中国怀有复杂情绪。 张明亮称，越南人所受的历史传统教育中，但凡涉及中国的内容，往往被描绘成一部越南「抗击外敌」的爱国史。虽然越南文化带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但这种带有偏见的历史教育，对越南年轻人影响很大。 经济差距加深负面看法 此外，去年越南对华贸易逆差高达一百二十七亿美元，是○二年的八倍。如今越南充斥中国产品，从服装、玩具到家用电器等，几乎都是「中国制造」。加上愈来愈多的中国企业到越南投资，也引发了当地的一些反对声音，加深了民间对中国的负面看法。

发布时间：2011年06月15日 – 08:15 | 0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漫画：高考移民 清朝打击“冒籍”一如明代那样严厉。到了康熙年间，开始对考生“审音”，凭其口音确定是否冒籍。到了乾隆十年，在顺天乡试时，朝廷特派满、汉御史各一人参与“审音”，被称为“审音御史”。 作者：十年砍柴，选自：南方都市报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七月的一天，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帝已经67岁了，但一点也不糊涂，依然有精力在宫内接见浙江解饷官绍兴府通判张廷泰。通判，只是一个正六品官，能得见天颜，可谓皇恩浩荡了。 可麻烦就出在这皇恩浩荡上。皇帝照例会问地方官的籍贯、出身、履历等等以示亲切关怀。张回答说他是顺天府(今北京)人氏，可精明的乾隆帝听出了绍兴口音。这在当时是大事。一则本地人在本地当官，违反回避制度；二是张某可能是冒顺天府籍在京师参加的科考。尽管张廷泰回奏：“幼曾随父至绍兴住居数年，遂习其土音。”乾隆还是大怒，下旨曰：“顺天应试，例有审音御史、验看月官，则特派九卿、科道，皆宜悉心询察。且朕于各官引见，奏对履历，为时无几，尚能辨其语音。诸臣审音验看时，如果留心听察，南北音声无难立辨。皆由诸臣视此等事不以为意，遂至混淆莫辨，殊失敬事之义。”意思是说，我就凭两句话听出了张某说的是南方口音，你们那些“审音御史”是吃干饭的吗？ 何谓“审音御史”呢？这是专门为打击“科考移民”，即“冒籍”而设置的。 古代中国十分重视籍贯，即使是父、祖做大官，其子弟依然要回原籍参加科考。清朝对考试报名地点有严格规定，祖父在某地入籍在20年以上，当地有祖坟、田产、住宅，才能在当地报名应试，后来改为考生本人入籍20年以上方准应试。朝廷如此防范“冒籍”，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平衡大一统帝国各地的利益，维护政治稳定。不过规定也有例外，国子监的监生(国立最高学府)即使籍贯为外省，也可在顺天参加乡试。所以当大官的只要给儿子弄一个国子监监生的资格，就可以来北京考试了。 宋代已出台措施防止“冒籍”，但由于当时版图没有明清两代大，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相对平衡，因此这一规定并不十分严厉。到了明、清两代就不一样了，帝国疆域广阔，士子众多，而各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极不平衡，因此对某些地方进行政策性倾斜是必要的。邓云乡在《清代八股文》中介绍：“举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几十或零几名，因此文化发达的省份和文化较差的边远省份，在考试难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样。像江南江宁试场(即贡院)、浙江杭州等试场，都一万多号舍，应试者都过万人……边远省份，参试者少，中试名额亦少。如贵州中额三十六，甘肃中额三十，参试者人数与中试名额比例，大省如顺天、江南(包括江苏十之六、安徽十之四)、浙江、福建等，大约均是百分之一强的机会，即一百零几名中才能取中一人。” 边远省份虽然录取名额少，但参加考试的人也少，而且教育不发达，像江浙一带文风鼎盛地区的士子“冒籍”应考，显然比在本省把握大得多。而首都所在的直隶省，得到朝廷的照顾，其录取名额和江、浙为最多的地区，其本地士子的考试水平不如江浙等省，这也是江南士子喜欢在冒顺天籍的原因。 不仅仅是考举人的乡试，即便是科考的最低阶梯——— 考生员(即秀才)，也难易程度不一样。齐如山先生说他的家乡直隶高阳，文风盛时，30余名童生才取一名生员，而同一省的涞源，常常考生还不够应录取的名额，基本上能把前两行八股文写顺溜就可以中秀才。由于生员录取是以县为单位，童生们彼此熟悉，要“冒籍”很容易被人告发。而且考秀才有“作保”制度，考生拿钱请“廪生”(生员的一种，可以在政府领粮食，相当于公费生)做保人，考试前考官点完考生名后，再叫“某人保”，作保之廪生必须应声“某人保”，一旦“冒籍”事发，作保的廪生也会被革去功名。 乡试以省为单位，而且考取举人的利益更大，那么防范“冒籍”则难度更大，只能用严刑峻法待之。据明末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明朝对冒籍处罚非常严厉。万历十三年乙酉科顺天乡试后，冒籍之说纷起，给事中查明冯诗等八名浙江士子冒籍在顺天考试，奉旨查办，将冯诗等二人枷示于顺天府前，和其他六人都发配为民，禁锢终身，即终身剥夺考试资格。八人中有名史纪纯者，他父亲是翰林编修，也被革职。一干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不过王朝处罚冒籍有如松紧带，不同皇帝在位，其严厉程度不一样。嘉靖年间有个超级考试牛人、浙江绍兴籍的陶大顺，冒籍顺天考了个经魁(前五名)，这也发挥太好了，太扎眼了，被人告发，剥夺举人资格。不过这次朝廷很仁慈，没取消他日后的考试资格，过了几年他在浙江乡试中考了第四名，紧接着登乙丑科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 专司纪检监察的二把手。 明亡清兴后，冒籍的这种把戏仍然时有发生，清朝打击“冒籍”一如明代那样严厉。到了康熙年间，开始对考生“审音”，凭其口音确定是否冒籍。到了乾隆十年，在顺天乡试时，朝廷特派满、汉御史各一人参与“审音”，被称为“审音御史”。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那些冒籍者的父、祖，多半是有能量的官员，“审音御史”往往睁只眼闭只眼，送顺水人情。于是就出现了乾隆爷痛斥审音御史“殊失敬事之义”一幕。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遇刺后的宋教仁 同盟会 内部， 宋教仁 坚决主张民主原则，他是最早也最为坚定地批评 孙中山 “做事近于专制跋扈”的第一人。 宋教仁 遇刺，尽管 袁世凯 有最大嫌疑，但真正的幕后凶手已成历史悬案。 作者：李扬帆（北京大学副教授），选自：南方都市报 从行政上而言，虽则当今有湘西自治州，其范围小于本文所叙及之大湘西，但自古沅江以西及澧水流域均属湘西，并无歧义。自古以来，湘西与中国历史进程紧密相关，湘西人之血性也在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近代湘人杨度名言有云：“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而湘西人又为湖南人中之豪杰也。 100年前，因为一次偶然的炸弹爆炸事故，后来被称为辛亥革命的那件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武装起义在武昌爆发。许多为革命奔波了十几年的领导者对于骤然到来的事件其实并无准备，比如， 孙中山 尚在美国，从报纸上知道了中国革命，才决定赶紧回国。绝大多数国人并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及这件事情发生后的意义，离中原最近的偏远蛮荒之地湘西，也是在睡梦中模糊感受到了这革命的到来。 视死如归：湘西三死士 为共和革命而死，湘西有三人最为著名：刘复基、蒋翊武和 宋教仁 。他们均在30岁左右血染共和，毫无畏惧，真乃湘西血性死士。 刘复基为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另两人为彭楚藩和杨洪胜）。他们本不该死，尤其是刘复基。身为文学社评议部长（蒋翊武为社长）、湖北革命军常驻军事筹备员的刘复基是武昌首义的真正策划者。武昌首义三烈士的死是一场偶然事故，而辛亥革命之爆发于1911年10月10日，也因之成为偶然。 1911年10月9日晨，蒋翊武赶回小朝街85号的起义总指挥部。复基通报近来湖北革命形势发展情况，以黄兴曾来电约农历九月初（公历10月底）11省同时起义，但“本社同志以过迟恐致误事”，主张赶紧起义。蒋、刘二人及各革命人士犹豫不决。是日中午，传来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原来此日上午，孙武等人在俄租界的汉口宝善里14号制造炸药，拟炸湖广总督瑞澂的卧房。一位叫刘同的人———他是革命党人刘公的弟弟，叼着香烟进入孙武房间。此人错把放炸药的桶当做了烟灰缸，随手把烟蒂扔了进去。一声巨响引来了俄租界的巡捕。俄国巡捕将起义文件和党人名册等全部搜去。蒋翊武闻之，“当场泪下”。刘复基大声激愤地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蒋翊武即根据已经通过的起义计划，下令当晚12时正式行动，以南湖炮队发炮为号。 当晚11时许，总指挥部被围。复基与翊武等人被捕。而翊武仍然留长辫着长衫，其形象如同一般学究，不被军警重视，乘乱逃逸。 10月10日凌晨，被捕的刘复基见起义未发（实际上是南湖炮队还未正式收到发炮起义的命令），焦急莫名，遂向大堂内围观者高呼：“同胞们！大家努力！可怜我这些遭虐的同胞呵！”旋即英勇就义。同时就义者有彭楚藩和杨洪胜，三人的头颅，被挂在了城头。是日晚，武昌起义才正式爆发。 蒋翊武于12日赶回武昌，组织义勇军。汉阳失守后继黄兴任护理总司令，负责指挥。 1912年6月，蒋翊武将文学社并入 同盟会 ，不与 袁世凯 合作，在宋教仁被杀后回湘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遭通缉。1913年8月29日南行至广西全州府兴安县境，为巡防统领秦步衢所捕。袁世凯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将翊武“就地枪决”。10月9日，翊武作《遗书》及《绝命诗》四首，其一曰：“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江山怒不平！嗟我寂冤终无了，空余虏剑作寒鸣。”英勇就义于桂林丽泽门外。临刑前拒绝下跪，并声称要有一个连的仪仗兵伴军乐队欢送。最后他盘坐在红地毯上，张开双手对行刑队大声说：“来吧，就朝这里开枪！”行刑排长惧之，用手枪从背后开枪。 蒋翊武因革命而死，也因宋教仁而死。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一声枪响，刚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胜的宋教仁在准备北上时倒下了，两天后去世。宋教仁的倒下，宣布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真正民选总理的倒下。这才导致蒋翊武愤然与其余革命党人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 宋教仁秉性中有别人不及的理性成分。在1904年华兴会起义失败后他流亡日本，与黄兴一起协助 孙中山 创建 同盟会 。无宋、黄二人的鼎力相助，绝无 孙中山 之同盟会的创建。无宋教仁的执意坚持，也绝无国民党之成立。是以宋教仁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真正伟人，惜乎死于暗杀。 即便在同盟会内部，宋教仁也是坚决主张民主原则，他是最早也最为坚定地批评 孙中山 “做事近于专制跋扈”的第一人。1912年7月，宋教仁与教育总长蔡元培等同盟会人士辞职，准备参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宪政的选举。在宋教仁的推动下，以同盟会为主，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组建了中国国民党，以便同袁世凯抗衡，实行议会民主制度。 然而，袁世凯搞的这个假民主选举的性质很快暴露。他决计没有想到新的国民党能够在竞选中取得议会多数席位，这就使得宋教仁有资格以多数党领袖身份出任内阁总理。明知有生命危险，宋教仁坚持在回湖南探亲后经上海去北京准备组阁，湘西人刚正之风令藏在阴暗角落的政客们胆寒，宋教仁果然遇刺。尽管袁世凯有最大嫌疑，但真正的幕后凶手已成历史悬案。 孙中山 挽联说：“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赤诚侠义：湘西三名士 辛亥前后，湘西另有三人代表了此地文武两面之赤诚、善慈、侠义的真性情。一位是熊希龄，一位是杜心武，一位是陈渠珍。 熊希龄，湘西凤凰人，1894年，殿试二甲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甲午之役后，熊希龄上书洋务派首领、两湖总督张之洞，强烈要求变法维新，被张之洞委为两湖营务处总办。1898年，熊希龄被御史黄桂均参奏，指为康梁党徒，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庚子之后，熊希龄参与办理地方实务改革，并在1905年随“铁杆立宪派”端方一起出洋考察各国宪政。 1911年辛亥革命起，熊希龄转变政治立场，次年初，以湖南共和协会会长名义，致电袁世凯，督请满室“明诏退位”，公开襄赞共和。不久，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国会同意任命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1913年6-7月间，袁世凯以“古玩事件”（熊希龄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热河都统，被袁世凯陷害告以私藏文物）为要挟，迫使并不想担任总理的熊希龄组阁，以遂其弄权专制之志。在此期间解散国民党的大总统令颁布，国会也被袁世凯搞垮。在熊希龄被利用完了之后，袁世凯再次利用公开所谓盗宝案，致使熊在1914年2月6日提出辞职。 与袁世凯决裂后，熊希龄退出政治舞台。此后建香山慈幼院，任院长，此为近代中国国内最完善的慈幼教育机构，收养京畿地区的无辜灾童，维持垂二十年之久。熊希龄以慈善家终世，非有一种名士的决绝之心不可成其事也。 另一位湘西辛亥传奇人物杜心武，号儒侠，道号“斗米观”居士，1869年出生于湘西张家界市慈利县江垭镇，武陵山一带流传的武术门派自然门的宗师。杜心武身材瘦削，被称为侠骨。年轻时拜徐矮子为师，学得一身惊人的武功，早年在四川、贵州、云南一带做保镖。威震四方，被誉为“南北大师”。1904年，杜心武在日本留学时（应该学的是农学）认识宋教仁，并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在日本时，宋教仁便参与了保护孙的工作，于是坊间便盛传杜心武为孙中山的保镖。事实上，孙中山在这几年间只在日本待过几个月，其余时间在世界各地奔波筹款，因此，杜心武可能参与了在日本的保卫，但不是孙中山的贴身保镖。回国后，杜心武参加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912年5月，宋教仁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杜心武任佥事。旋调任农商，农工部部员，继调任农商部直属第二农事试验场（河南彰德）会办，后改任直属第一农事试验场（今北京动物园）技正。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杜心武无意政坛，在家装疯，人称“杜癫”，闭门谢客，潜心学道。 “湘西王”陈渠珍也为赤诚侠义之名士，难以一般军阀视之。渠珍有《艽野尘梦》传世，他生于湘西凤凰，是沈从文的老乡和上司，贺龙曾经的上司和对手。陈乃一儒将，沈从文在其手下当文书，读其藏书乃通人文。而陈在年少时曾投靠清末川边大臣赵尔丰，入藏平叛。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尚在西藏，他跋涉万里回到湘西。其《艽野尘梦》为康藏陈年旧事中之最有人情味、最有真实性的游记。陈在西藏得一名“西原”的藏女，在其鼓励下率115名湘西汉子出藏，度过无人区，历时200多天而仅得7人生还到西安。奈何19岁的西原自高原下来，不能适应内地气候，染天花死于西安。陈氏既安厝西原，“入室，觉伊不见。室冷帏空，天胡不吊，厄我至此，又不禁仰天长号，泪尽声嘶也。余述至此，肝肠寸断矣。余书亦从此辍笔矣”。10余年后渠珍将西原移至湘西以亡妻之礼葬之，此事最见湘西人之真性情，读之令人唏嘘。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1948年 胡适 夫妇与二子：祖望（后左）思杜（后右）合影，胡适时任北大校长。 我并不知道，这位邻居背负着无法改变的可怕出身，三十好几也交不上女朋友，一直是二等公民，在《对我的父亲– 胡适 的批判》文章首次发表整整7年后，他在绝望中上吊自杀，才换得永久解脱。 作者：沈虎雏（沈从文之子），选自：北京青年报 胡思杜 简介 现代著名学者胡适之子。曾留学美国，1949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列教研室任教，1953年任马列资料室主任。1957年9月21日“整风反右”斗争中不堪屈辱，自杀身亡，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平反。 编者按 ： 本文作者沈虎雏先生为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儿子，新近完成的本篇文章记述了五、六十年前在北京中老胡同32号大院的一段往事，从有限的时光片断中，可以看到当年几代知识分子精神困惑而力求上进的日常生活状态。编者编发了有关 胡思杜 的材料，供读者朋友阅读沈虎雏先生近作后做参考之用。 —————————————————————————————— 在中老胡同32号大院里，我家住西北角，北平解放那年，爸爸陷入精神迷乱，三月，曾一度轻生，幸而遇救，他没成功。突如其来的举动，震惊了左邻右舍和大院众多街坊。他们中间有些人，日后也寻求解脱，却成功了。那场灾变让沈从文成了对新时代疑惧的不祥名字，来客渐少，大院西北角变得格外清静。 开春了，大地解冻，虽然家有病人，我和龙朱哥儿俩仍像往年一样，刨松小院泥土，捡出碎砖烂瓦，盘算今年种点什么。 镐头常松动，小二看在眼里，拿来家伙打进一个楔子。我欢喜小二，他很和善，手底下麻利，什么活都会干，也肯教我。我家石妈，陈友松伯伯家李妈都欢喜他，碰到玩不转的重活有求，小二从不惜力。 小二是胡三爷的中年男保姆。解放军围城时候，南京政府把北京大学出身的陈雪屏派来，抢运学者教授。爸爸也在名单上，但他和大多数被抢运对象都选择了留下。在北大50周年校庆前夕，胡适校长仓促登上去南京的飞机。他小儿子思杜没走，带着在胡家多年做杂工的小二，带着一只长毛波斯猫，搬来中老胡同，成了我家的隔壁邻居。 那只波斯猫保养得很好，干净硕大，乌黑长毛四射，矜持自重，从不乱叫。它趴在门口晒太阳时，用两只美丽大眼睛望着你，望着这陌生院落，怎么逗引都不肯挪窝。 新邻居家悄无声息，没什么来客。胡三爷难得露面，从不在我们两家共有的小院里溜达或停留，只偶尔站在门口活动胳膊腿，远远地看我们兄弟修自行车、侍弄小菜园。听石妈说，胡三爷是对面江泽涵伯伯什么亲戚，也看不出他跟江家经常往来。 新邻居和爸爸妈妈好像素不相识，其实他们之间的缘分可追溯到1930年，妈妈暑假去胡适家的情形，保留在她日记里： “我走到极司非而路的一个僻静小巷中，胡家的矮门虚掩着……我看见罗尔纲在院上教着一个男孩念书，他见我来，站起来同我点头”。 罗尔纲从中国公学毕业后，到胡适身边工作，却是由爸爸牵的线。1930年5月初他致信胡适： “罗尔纲同学，同我说想做点事，把一点希望同我说过了，特意写给先生……” 1932年初，爸爸寒假期间到北平，住在胡适家，想必有更多机会接触罗尔纲和他的这位学生。解放前这两三年，爸爸妈妈去胡适家作客也不止一次，胡三爷早已是成年人了。现在他们做了隔壁邻居，相互竟如陌生人。 这天我跟小二闲聊，三爷过来嘱咐点什么，见我转身要走，便笑笑说：“小弟你别走，到我家来玩。” “胡三爷”是保姆们背地里对他的尊称，我当面这样叫他好像不合适，但没有一张机灵的甜嘴，想不出该怎么称呼才对，只能尴尬笑笑，跟着进了这位新邻居家。 屋里被小二收拾得干干净净，三爷穿件中式上衣，身板厚墩墩的，人白白胖胖可并不拖沓。他不讲礼数，好像两人早已相熟，解除了我的拘束感。 “好香啊！”一进屋我就闻到一股甜甜的酒香。 胡三爷告诉我那是他泡的枣子酒气味，刚才打开过一次。一面说着，把个圆肚青花瓷坛抱上方桌，掀开盖子让我看。嗨！更浓的甜酒香气迎面而来。 “想不想尝一尝？” 我没有食欲，摇头，断定这东西闻着香，不会喝酒的人欣赏不了。 他于是说些枣子酒怎么做，有什么好处之类。 “其实这个还不算香，茅台要香得多。小弟你尝过茅台吗？” 我摇头。他从橱柜拿出一瓶没喝完的茅台酒，打开盖让我闻。 嚯！果然好闻，还没凑到鼻子边，浓浓酒香已经扑过来把我包围了！ 三爷解释说，他就是喜欢喝两口。像是在承认一个弱点。 从那以后，远远见我他就点头致意，迎面碰到，他会用轻声“小弟”打招呼，我照例还是笑笑作答。 一天，三爷招手示意，邀我再去玩。 随便聊着，他问起解放前夕有没有同学离开北平。我告诉他同班有个姓吴的，爸爸是兴安省主席，全家走了。 “哈！一直呆在北平的兴安省主席吧？” 我说还有个姓王的，常跟我们讲八路军好话，说家里人亲眼见。爸爸是励志社职员，他家并不富裕，甭说金条，就袁大头也不会有几块，也走了。 胡三爷解释，励志社是国民党的，又问我“小弟你见过金条吗？” “见过。有个叫虞和允的同学跟我挺好，临走时我去看他，人来人往乱哄哄的，他匆匆忙忙捧来叫我看了一眼。” “那，见过金元宝吗？” “没有。” 三爷走进里屋，回来时掌上托着个金灿灿东西。 “哎呀，这么小！”我只从演戏的道具和年画上见过元宝，个个都是大家伙，没想到他的真东西比饺子还小一号。 不知怎么又聊起学习，听说我们六年级同学自己成立了时事学习小组，搞不清的问题，老师要是回答不出来，就上街拦住戴“军管会”臂章的解放军询问。三爷充满兴趣，想知道问点什么。 “左派、右派说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共产党算左派？” “有答案吗？” 我告诉他三个同学一块儿上街的经历，先拽住一个年轻人，那人推脱说有任务，匆匆忙忙走了。又拦个中年人，他说外国也把共产党归在左派，但这说法来源他本人不清楚。 三爷说这个中年人，老实。 我讲起每次游行、上街扭秧歌，学习小组的人都参加，其他同学不一定去。最近游行特别多，解放南京、解放武汉、五一、五四……我们都上了街。 胡三爷笑着说：“小弟，你知道吗， 毛泽东 领导了五四运动。” “知道，知道！”我告诉他学校集合排着队去听政治报告，北京的五四运动，是在少数学生、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后来 毛泽东 发动湖南工人，五四运动有了无产阶级领导，才影响全国。一边说着也笑了起来。 在我这小学生脑瓜里，原先对五四的零碎常识，大半来自阅读，分明记得胡三爷的父亲曾倡导新文学，算得上五四时代领袖人物之一。解放后第一次受到新的历史教育，便彻底颠覆了旧常识。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