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历史

赵忠祥 我只要听说有诋毁毛主席的什么文章或书籍，我会无名火起。当年，我默默无闻，保卫或捍卫 毛泽东 思想的荣誉轮不到我。今天，就算我有个虚名了，可又有什么力量。 《岁月随想》 作者： 赵忠祥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大约10年以前，就有一些朋友对我说，你已在电视台工作那么久了，在播送新闻的长期工作中，有机会接触那么多的事件和人物，应当把这些宝贵经历记录下来。其中广播学院的一位教授，也是我原来的同事，对我说得更具体，“你近期可以出两本书，一本是有关播音业务的著作，偏重于理论和学术方面的内容；另一本，写写你个人的经历。” 有关理论的书，我准备待到主持人节目更臻成熟时，试着做一些总结和探讨。至于写写个人所经历的事情和接触过的人物，很想动笔，但难度也很大。其中有一个困难，即以往的经历记不大清了。我的确没成为有心人，等闲对待了经历过的那不寻常的人和事当想到要写下那过去的事情，就觉得似有苦无般的亦真亦幻，无从下笔。恰似儿时看过的万花筒，只记得它形形色色，斑斑驳驳，瑰丽迷目，变化无穷，但都是什么色调，以及那些图案是怎样变幻组合的，实难描述。对多年来生活中发生的无数事情，也是如此难于尽述。往事在我记忆中，也许是挂一漏万。唯一的补偿办法，就是趁还有些印象，哪怕已然变形的印象，及早地作一番追忆与补录。 我确实不应当忽略了在我这样一个岗位上能接触到的人与事，哪怕仅是浮光掠影。同时，也不应忘怀这些人与事给我的独特的感受。有些人与事如果不提那就失去了我本人的一段历史。我至今深感欣慰的正是，我有幸见过，在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大家耳熟能详的风云人物和无数与我一样的普通人。不仅在屏幕上，而且在现实经历中。但是，从哪儿说起呢？从谁开始呢？ 以接触先后为序，就像以出场先后为序一样，是个好办法，可是我根本就记不清哪位在先，哪位在后？而以姓氏笔划为序，也做不到，因为，在本文中，休说我不能提及那么多见过的人，即使想提也说不全，如果以尊卑长幼为序，只能从一个人说起，当然先从 毛泽东 说起。 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有那么多人，用各种语文形容、描绘过 毛泽东 ，还用得着我再描述吗？何况，我只在离他很远的地方见过他不多的几次。在 毛泽东 生前，我见到他本人时，最近的距离也有十几米。但在屏幕上，我几乎总不离左右地侍候他，在他生前，也在他身后，因此，我有我的视角。 记得上中学时，前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毛主席陪同客人乘敞篷汽车路经东单的时候，从我面前掠过，我清清楚楚看到了他本人，不过，我只是站在如汪洋大海般的欢呼人群中的一粒草芥而已。 后来，我18岁就参加了工作，当了播音员，主要工作是播报新闻，在播新闻的日子里，毛主席这个称呼，从我口中播出过千万次，毛主席接见外宾，毛主席在党代会、人代会的讲话，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毛主席晚年在中南海接见外宾，毛主席与世长诋毁辞，瞻仰毛主席遗容……一直到1993年毛主席百年诞辰，我还解说了大型电视片《 毛泽东 》，并飞往湖南，主持了在韶山他的故居前现场直播的文艺晚会。 尽管我并不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但却总像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十多年来，在屏幕前我离得他那样近，看着他黑发转苍，红光消失，逐渐衰老。在他晚年接见外宾的那段日子，我更觉得是日夜陪伴，朝夕为他服务。毛主席晚年接见外宾，并没有既定的日程。有人说是根据他不规则的作息时间与他的高兴，无论白天、黑夜，想什么时候接见，就见上一面。于是，当年只要电台一宣布某位外国领导人到达北京的消息，我们的前期记者与后期录制人员就照例会三天三夜守候在台里值班。现在我有点明白了，那其实是由于健康原因，只有等毛主席神完气足时，才有可能接见外宾。 我已记不清值过多少次这样的班了。但每一次值班，我又都很兴奋，感到很神秘，也很神圣。大家期待着“出发啦”这一声信息。记者出发后，我们等着他们把片子录制完毕，再一丝不苟地配上庄重的解说词。在几个小时内，送审，修改，再录音，直到播出。 毛主席晚年接见外宾的电视片，包括他逝世之后各地追悼活动的电视片，几乎是我一个人解说与播送的。他不会知道，在中国有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怀着无限敬仰，在十多年中一直为他的各种活动播音，更不会知道，在他身后，这个已不再年轻的人怀着巨大的悲痛以自己的声音为他送终；也不可能再知道，直到前年，这个已年过半百的人为《毛泽东》一片解说时，他眼中的泪花和内心的震动。只要提到毛主席、我就会想起我消逝在屏幕前的青春时光。 在毛主席生前，曾有过那么多的人成为各级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但轮不到我，我怎敢说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但《毛泽东选集》我通读过几遍，我由衷地赞佩与景仰他那无与伦比的文采，在中国，我至今还没有看过能与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并驾齐驱的文章。我能背诵他的已发表的全部诗词，我熟悉与播讲过他具有传奇色彩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历。 如今，学好毛著已不成为时尚，人们也不会因自称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而脸有愧色。但我对他的感情依旧，我崇拜他，我也以能成为他的小学生自慰。今日我表白对他的敬慕，既无意争宠，也没地方去邀功。我想，像我这样的人一定还有许多，因为这多年积蓄的拳拳忠心，绝不会有半点虚假。 于是，我只要听说有诋毁毛主席的什么文章或书籍，我会无名火起。然而，我个人又无能为力，当年，我默默无闻，保卫或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荣誉轮不到我。今天，就算我有个虚名了，可又有什么力量。我只能在心中咒骂那些敢在佛头乱飞的苍蝇。毛泽东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民家庭，从远离京城的湖南的一处山丛中，走出家园，走向人生大舞台，历尽艰难，力挽狂澜，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这岂是几个舞文弄墨的丑类能掩其光辉的。 我不知当年那么多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们如今都在干什么？反而轮到我这样一个当年立场并不坚定的人说这样一番话。其实，当年用不着我多说什么，如今我也用不着多说什么，毛泽东并不因我说其伟大才伟大。他是一座大山，他过去是，今后也是。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29日 – 08:26 | 4 次阅读 | 已有 0 条评论 邓小平和毛泽东 法拉奇又来劲了：“但是毛主席并不喜欢您。他说，您耳朵不好，却总挑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也不问他的意见，自行其事。”“他是说过这些话。不过毛主席也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说的。他经常说别人不征求他的意见，不听他的意见。这是因为他有家长作风，他听不得不同意见。他确实滋长了不健康的、封建主义的作风。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有‘文化革命’。” 邓小平 回答道。 作者：王标，选自：《世纪风采》 1980年8月， 邓小平 三天之内两次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访谈过程中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 邓小平 坦诚应对，睿智隽永。双方的“过招”充满思想观点交锋的率直和畅快。而通过这次采访，世界也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有了全面的认识。 佩尔蒂尼促成的访谈 20世纪80年代初， 邓小平 作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已经确立。当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政治路线的调整有诸多猜测之时，以写著名政治人物的访问记蜚声国际的意大利作家、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投向了 邓小平 。她两次申请来中国采访 邓小平 ，但遗憾的是两次都遭到了拒绝。直到1980年，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准备访华，法拉奇采访邓小平一事才出现了转机。 法拉奇的父亲与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是朋友，法拉奇本人跟佩尔蒂尼也很熟，她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找总统。听说佩尔蒂尼准备访问中国，法拉奇想到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她便利用父亲与佩尔蒂尼的关系，请佩尔蒂尼为自己“走后门”，她要求佩尔蒂尼向中方推荐她，而且只推荐她一个人，不让其他意大利记者知道，她要对邓小平进行“独家采访”。佩尔蒂尼一方面顾及到与法拉奇的交情，另一方面法拉奇本人又是意大利乃至世界赫赫有名的记者，于是，总统亲自出马给中国大使打电话，说明法拉奇是一名严肃的记者，对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很赞赏，对中国很友好等等，要求中方同意法拉奇采访邓小平。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立即打报告请示邓小平。当时的中国经过十一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逐步确立，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将拿出来交给省军级以上高级干部进行讨论之际，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评价 毛泽东 和 毛泽东 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需要客观地了解，尤其是在拆除 毛泽东 像和语录牌时，中国共产党也需要对国内外阐述立场，让公众对此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很快就批复同意接受法拉奇的采访。于是新闻司向法拉奇发出了邀请函。法拉奇很快就办好了签证，于8月18日飞抵北京。

“马骥烈士永垂不朽”被人敲掉“马”字 马骥烈士石雕塑像的头部被敲掉 亲历八年抗战、在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 马骥 ，生前受尽酷刑，为国捐躯，死后还被敌人挖出斩首。没想到64年后的今天，他的塑像也被人破坏。 作者：郑坚，选自：钱江晚报 这几天，一条有关东阳籍烈士 马骥 塑像惨遭“斩首”的帖子，在各网站流传，帖子上说：亲历八年抗战、在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马骥，生前受尽酷刑，为国捐躯，死后还被敌人挖出斩首。没想到64年后的今天，他的塑像也被人破坏，这件事就发生在烈士的故乡——东阳市千祥镇金村。 这条帖子还附有相关图片，在微博上频频被人转发，引起许多网友愤慨。 而据记者了解，从案发(8月3日晚)到昨天已过了20天，头像仍未找到。东阳警方称，此案仍在侦破中，当务之急是做好群众工作，找回头像。 烈士陵园内，烈士塑像、墓碑被毁 金村烈士陵园位于村南1.5公里处，坐落在九龙山半山腰，烈士陵园占地4.5亩，分为两处，其中一处便是马骥的衣冠冢，这里矗立着马骥石雕塑像、两块生平介绍牌以及一座2.2米高的“马骥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 记者发现，马骥烈士的塑像面对着金村方向，只是头部已不知去向，从平台基座堆放的石板可以看出，这里尚在建设中。写有“马骥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也被敲掉了一个“马”字，碎片散落一地。 “8月4日一大早，就听人说头像没了、墓碑被砸了。”马骥的亲戚、金村村委会委员的马英俊说：“当时我第一反应是不相信，去现场看了很震惊。马骥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破坏者的行为对不住国家。” 他告诉记者，事发前一天傍晚，附近一位承包鱼塘养泥鳅的农户听到有汽车上山的声音，“所以我们确定这是一起恶意的人为破坏事件。”8月4日，他联系了在村里的两个叔叔马福山、马福兴，一同向千祥派出所报案。 “这不仅是对烈士的不敬，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缺失。”金村党支部书记马世东说。 烈士塑像和纪念碑建好不到3个月，就被人蓄意毁坏，村民们对此非常气愤，“雕像和纪念碑都是花岗岩做的，如不用大榔头，很难敲破的”。 千祥派出所副所长蒋向飞告诉记者：“现在头像还没找到，案件尚在侦破中。我们一方面在破案，另一方面也要做好群众工作。” 据了解，东阳警方介入调查此事后，村民们几乎每天去派出所打听案情。马骥烈士没有后代，目前，他的亲属正在积极征集破案线索。 他亲历八年抗战，被追认革命烈士 据有关资料记载，马骥烈士1919年出生在上海金山，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历任辽宁省本溪县政府秘书、草河掌区政委等职。 1947年2月3日，马骥在率领工作队下乡开展工作时，被地方反动武装包围，在力量悬殊的战斗中，一串从背后打来的机枪子弹，射进了马骥的胸膛。当夜，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把马骥的遗体偷运出来，装入棺椁。 1947年7月7日，草河掌人民为纪念马骥烈士，将其牺牲地兴隆村改名为马骥村。 解放后马骥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安葬于本溪市烈士陵园。 2009年9月，在烈士亲属要求下，辽宁省本溪县有关部门批准，同意烈士亲属将烈士骨灰盒一具、烈士衣物回归故里安葬。 后来，在金村热心人士马立福的要求下，又另辟一处马骥烈士陵园，作为衣冠冢，以寄托烈士亲属和家乡人民的哀思。 “马骥烈士，因为葬在辽宁，本地人知道的不多。”马立福老人说，召集烈士亲属后裔筹募基金建造马骥石雕塑像和‘马骥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也得到了金村党支部和村委的支持。”

大跃进壁画 （当时）一位同学直言不讳：要能亩产一万斤，我把它都吃下去！这位同窗后来没有读完大学，说是精神有些错乱，后来就一直没有了消息。回想起来，要说精神错乱，其实我们才真是有些精神错乱。 作者：陈四益，选自：南方都市报，原题：数字是这样“炼”成的 大跃进 的年代是出数字的年代。钢多少，粮多少，时时都有新的记录出现。亩产几千斤、一万斤刚让人惊喜，亩产10万斤的记录又已创下。 革命的时代“一天等于二十年”，“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这个“造”，真是点睛之笔。谁若不信，便是“观潮派”。一入“观潮派”的行列，就很容易成为批判的对象，因为这是对人民群众伟大创造力的怀疑，是对党领导下的“革命变革”的怀疑。于是“观潮派”又可能升格为“怀疑派”。“怀疑派”对革命的新生事物一是怀疑，二是反对。就像小脚女人，需要对她猛击一掌。这一掌非同小可，若不赶紧“跟上”，“怀疑派”又可能升格为“反对派”———革命新生事物的“反对派”，发展下去就是反革命派。这样一路上纲，谁还承受得起？所以不管心里真信还是不信还是半疑半信，从嘴里喊出来的都是兴高采烈，热烈欢呼。 我那时还在复旦大学读书，按说同这些钢呀粮呀的数字没有太大的关系，知、信、行三者，知不知、行不行无所谓，只要“信”就可以了。但是不然。我本无心编数字，宁知数字逼人来。全国都在“放卫星”，按照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大学怎能置身事外？所以我们也要开荒种地，也要“放卫星”。好在那时复旦还不像现在那样高楼密集，生物楼与学生宿舍之间有一片操场，在操场边角划一块地，插块牌子，也称之为“试验田”。种什么呢？从农村走出来的同学以为种萝卜为好，一是好种，二是产量不低。于是就定下指标：亩产一万斤。 一万斤萝卜是什么概念，我一无所知，但是家在农村的同学就不同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即便按照 毛泽东 的“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样样齐全，也难于做到，何况我们这群全无生产经验的学生，在这操场边上，瓦砾堆中，哪里就能弄出亩产万斤的卫星呢！但是，心中虽有疑虑，嘴里谁也没说。只有一位同学，记得名叫范瑞云，在劳动休息之际，直言不讳，说：“要能亩产一万斤，我把它都吃下去！”这位同窗，后来没有读完大学就休学回家了，说是精神有些错乱，无法继续学习，后来就一直没有了消息。回想起来，那时全班都相信（至少嘴里都相信）能够亩产万斤萝卜，只有他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要说精神错乱，其实我们才真是有些精神错乱，惟其错乱，对各种异想天开的“创举”才可以麻木地接受。范瑞云兄倒是因为过于清醒，所以才被那纷乱的时代刺激得无法忍受了吧。 五十年后，王学泰兄说起那时的“跃进”，道是“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但精神一旦背离了实际，闹得离谱儿，那就不是有点精神，而是有点精神病了。因为王学泰君的这句妙语，邵燕祥、王学泰和我各有《蝶恋花》一阕。他们二位身处北地，我在江南，可见那时举国若狂之情状，地无分南北，都是一样的。将三词抄录如下，“采风”者或有兴录之。 邵词：遍地山鸣兼谷应，旗帜争飞、锣鼓喧天竞。一变精神成物用，英明自是夸天纵。振奋三生真有幸。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直到浇头知水冷，瘟神何待瘟神送。 王词：倒海排山豪气冲，笳鼓争鸣、跃进普天庆。驱遣玉皇为我用，天堂熠熠神州竞。梦醒南柯成一哄。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数米夜深锅灶冷，词人解撰河清颂。 陈词：记得少年拼傻劲，三尺深翻、不放些儿剩。熟土掘光颗粒罄，茫茫大地真干净。撞倒南墙人未醒。有点精神、有点精神病！树欲止而“疯”不静，沉沙折戟催残命。 “萝卜卫星”自然没有放成，但也无人追究，大约此类牛皮太多，我们这一小块边角料实在是不足道的小焉者也，追究也无价值，何况这些牛皮都是上有所好造成的，追究谁的责任？后来彭老总在庐山一追究，闯下了弥天大祸，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 时过境迁，当初作废了的豪言壮语渐渐忘却。但积渐成习，上上下下先定下个高指标，然后限时限刻完成的风气至今未曾衰歇。对付这样的高指标，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间各种应对方略，今人料已难明。若有人发大心愿，收集整理，编辑成书，当是煌煌巨编，亦可窥一时风气的形成与流变。 我当时虽是大学学生，见闻甚少，也还记得一些校园的数字“趣事”，不妨说与不曾经过那个时代的朋友听听，以增广见闻。先说一件“提意见的数字指标”： 很少有人听说提意见也有指标，但它确确实实存在。1957年共产党的整风，一变而为对提意见者的整肃，于是大家噤声。连 毛泽东 也有了“万马齐喑”之叹。但是“阳谋”之后，谁还肯冒险犯难去捋虎须、批龙鳞，往刀口上撞？ 到了1958年，“反右”基本结束，于是又自上而下发动了所谓“双反运动”。“双反”，一是反浪费，二是反保守。其目的何在？当时不明所以，现在想来，大概一是表明虽然打了“右派”，整风还要继续，表明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二是目标指向党内“反冒进”诸公，即所谓“保守派”（我疑心当初发动整风，目标原本就是针对“反冒进”诸公的，不料未能如愿）。 在大打了几十万（或曰数百万）“右派”之后，只要是党的号召，一律是举国拥护，因为不拥护的后果谁都见到了。但“双反”景况又有些不同。年前发动整风运动时，是要大家放手给党提意见，帮助整风。不料意见提了不少，右派抓得更多。喘息方定，又要大家提意见，谁个还敢！于是，学校党委层层发动，到了年级党支部，干脆下达了数字，说是当天每个人都要对校方各级领导提出100条整改意见。谁要提不出，就不能睡觉。这叫对党负责。 1957年“反右”，凡是给党支部提了意见的，很少逃脱“右派”的命运，理论是，党是由无数基层组织构成的，否定了基层组织就否定了党。现在又要给各级领导提100条意见，真是岂敢呀岂敢！然而，又无法逃避。只好挖空心思，拣些无伤大雅的事情写写。 把鸡毛蒜皮的意见写上几十张大字报，已是搜索枯肠，但还远不足百条之数。实在想不出来，又熬夜犯困，就跑到校园瞎逛，看到哪里一盏路灯不亮，就回去写一篇“路灯坏了没人修，该谁负责”；看到食堂洗碗处龙头漏水，就写一篇“龙头漏水无人问，浪费谁心疼”，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实在不行，还可以看看别人贴的大字报，换个例子，改个标题，或换个角度，一样可以滥竽充数。待到终于凑满了百张之数，如释重负，坦然倒卧，梦周公去了。 发动群众提意见之后，运动进入整改阶段，这时，和“群众”的关系就不大了。只要听听领导总结，整改成果，“便鸣锣收军”了。总结中自然有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全校师生一共提出了多少条意见，整改了多少项工作之类的数字，但我已经记不清了。那些贴满校园的大字报也就随之清除，送到废品回收站去了。 数字，听来着实惊人。但晓得这些数字是怎样“炼”成的，对那些伟烈丰功也就只能付诸一笑了。

发布时间：2011年08月24日 – 16:19 | 4 次阅读 | 已有 1 条评论 各位朋友： 为破解民众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中国传统医学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发挥作用？坚决反对中医的人固然有但不是主流。但中医是否能突破目前以西医为主的模式，成为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关键之着？普遍的观点对此事存疑的。 传知行 特此请来两位坚持不同观点的研究者进行中西医之辩，欢迎关心医改的朋友参加。 时间：8月28日（周日）下午2:30——5:00 地点：海淀区五道口华清嘉园23楼402会议室 题目：医学的发展方向：中医、西医谁为主？ 嘉宾简介： 邹纪平：1941年出生于医学世家。1966年大学毕业。从1969年开始探究病因。1970年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五室从事地电、地磁和地震测量研究。拥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撰写了上百篇医学论文。是中国老年学学会骨质疏松委员会等若干保健机构委员。多年来潜心研究生命科学、西方医学、退行性疾病病因及人体健康精要，首次以单细胞视角客观解读生命的学者。坚决反对“以人为中心”而坚持“以单细胞为中心”的科学理念、提倡科学革命和医学革命。著有《生命谁做主》、《反思西方医学》和《超猴医学院》等。 邹纪平先生反对把西方医学作为医学主流，坚持中国传统医学为主的观点。 郭宇宽，出生于1977年的青年才俊。资深传媒人士、长策智库研究员。曾就职于陕西卫视，历任湖南卫视、《南风窗》高级记者和CCTV。西安交通大学工学硕士，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博士，现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做博士后研究。曾于1999年国际大专辩论会荣获最佳辩手，报道过著名的天价医疗案，在央视做过破解看病贵看病难的节目。 郭宇宽先生坚持西方医学为主，中国传统医学为辅的观点。 传知行 办公室 2011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