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 | 如果不想留一条命 我昨天就行动了
湖南男子曹再发因不满家乡拆迁问题，于1月12日抵达广州，扬言要在广州幼儿园和中山大学制造血案。昨日，中山大学周围布防了200多名民警、辅警和保安。中大幼儿园门口有警员看守，部分家长已于昨天上午把孩子从幼儿园接走。1月14日18时50分许，曹某向广州警方自首。 @广州公安：【各位家长注意：有男子扬言要制造校园血案】今天上午，@蚊蚊_叮噹...
阅读更多土地
土地财政挽歌：部分基层政府不卖地没钱发工资
杭州会成为中国第一个无法完成年度财政预算目标的省会城市吗——现在，这还是一个假设。 不过，这座美丽的湖滨城市的确在煎熬中。今年上半年，在浙江省的11个市中，杭州是唯一一个财政收入负增长的城市。而在去年，它的财政收入还是全省首位。 这意味着，今年下半年，杭州的财政收入增速达到29%才能完成年初安排的预算收入目标，从而满足当年财政支出需要。在地产调控不放松、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陪伴下，29%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完成的增速。 还有更急切的：过去几年，杭州城建资金支出大部分来自土地出让金，城建资金支出是由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来以收定支的；但现在，杭州正在向浙江省委省政府求助，申请财政补贴。 据了解，今年杭州市预算目标是完成土地出让收入430亿元，不过截至6月底，进账只有106亿元。要知道，三年前，他的土地出让收入曾经创下1200亿元的全国纪录。 两年前，本报头版曾以《杭州病》为题，报道这座城市越来越像一个必须依赖土地财政输血的“病人”，现在，“杭州病”正在蔓延。“地方在吃自己种下的恶果。”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蒋金法直言。 尽管一切远未结束，但告别土地财政的挽歌已隐然奏响。 地方财政对土地收益的高度依赖已引起高层关注。本报获悉，财政部正着手研究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这首先要对土地相关收入进行全国性摸底，届时与土地相关的出让金收入、土地相关税费甚至土地抵押贷款收入等都要进行摸底统计。 这，似乎是一个信号。 求助 近日，杭州向浙江省委省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列举了杭州今年的重点项目以及需要的资金投入，其中最重要的一块投入就是交通，包括地铁、高铁和高速公路。此外还列举文化产业、民生保障等，要求省政府在对应的专项资金中拨款给予支持。 杭州市申请的财政补贴主要为专项转移支付，对应具体项目，专款专用。一般转移支付通常按照地方过去几年财政收入、人口等情况按照统一公式计算并发放。据了解，杭州过去几年财力好，一般转移支付很难争取到，中央也很少倾向浙江这样的东部省市。 杭州市发改委一位官员表示，由于政府财力受限，一些计划的建设项目，如铁路等确实是要暂时缓一缓了。 根据杭州市地铁集团的原定计划，地铁一期工程总投资达349.36亿元，计划于2011年底建成通车。由地铁1号线、地铁2号线和地铁4号线部分线路组成。而根据最新的计划，1号线将于今年10月1日正式进入试运营，2号线东南段将于2013年底通车。按照原定计划，杭州地铁2号线西北段2011年9月初开始动工，计划5年后建成。但到今年3月31日，对西北段的拆迁工作才刚刚展开。 一家承揽地铁装潢项目的公司表示，他们承接了一号线7个站点的装潢，装修进度已达70%，但到6月份为止，资金全部由公司垫付，而每个地铁站的装潢费用大概500-1000万。而根据原定协议，“款项拖欠后，对企业上下游生产商都会产生影响。” 据了解，一号线由杭州地铁集团招标，其55％的建设资金由财政拨款。 2011年，杭州市完成公共财政收入785.15亿元，稳居全省首位。“杭州都是自筹资金解决问题，要补助的情况并不多。”一位浙江省政府人士表示。 但今年上半年，杭州公共财政收入只完成了460.6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7％。若要完成全年863亿元的目标，下半年杭州财政增速要达29％。 预算目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公共预算收入完不成，不仅影响一些项目的进度，甚至有可能影响与民生有关的一些支出。 “在项目上可以申请专项转移支付，也可以发行城投债、融资等，但如果社保等支出受到影响，那必将进行全国性的统筹，这需要在年度中进行调整，包括减支也包括扩大赤字。”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说。 “杭州病”扩散 一位杭州税务部门官员称，江浙民营企业目前普遍利润下降，而前两年火爆的票据贴现业务因温州民间资金连断裂等原因基本停滞。当地外贸企业虽多，但“外贸出口有增值税退税政策，外贸企业利润并不高，企业所得税也不会有太多。”财政增收困难与此有关。但最关键的原因，是杭州土地出让收入锐减以及房地产业的不景气。 一位杭州国土部门官员感叹，前几年无论是在供地方面，还是在资金保障方面，日子都很好过。但从去年开始，因为房地产市场萎缩导致土地交易量价齐跌，雪上加霜的是土地出让金的回收越来越难。 土地出让整体收入的下降又影响到了政府进一步土地收购和储备的进度，地方政府土地买卖循环变得很不顺畅。上述官员预计，土地出让金欠缴的量可能会逐步增加，开工率会逐步降低，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相关税费收缴困难。 回看2009年，杭州土地出让收入全国排名第一，达到1200亿元，而其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仅有500多亿元。大量的基建和公共项目依赖土地出让金，这些基建项目又带来了巨大的相关税收。 土地带来的收益不止出让金，还进而影响到营业税、城建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等多个地方税收收入。 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下，全国税收仍增长11.7％，其中房地产相关税收贡献率达30％以上。同一年，上海以991亿元的土地出让收入荣登榜眼。北京以922亿元收入排名第三。2010和2011年，上海蝉联土地出让收入冠军宝座。 而这几个土地收入大市在今年都面临同样问题，即下半年都要拿出比其他省市更多的努力去完成年初设定的预算目标。 北京在下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必须超过15.75％才能实现年初的目标。今年上半年北京财政收入增速为5.3％，低于预算规定的10％。上海则需在下半年完成16.7％的增速。 北京地税部门的一位官员说，下半年收入压力非常大，以往作为地税收入最大增长点的房地产和土地相关税费增速大幅下降，营业税、土地相关税费一度负增长。 中国指数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排行中，上海从第一宝座跌落至第九名，只完成了184.2亿元，是去年同期的四成。北京则无缘前十，比去年同期下降56％。 一位地方国土部门官员说，“土地财政也就是这五六年突飞猛进发展起来，现在好像离了土地，地方政府各方面都受到影响，包括发工资。” 在一些基层政府，年终要拿一块地卖了以后才能发工资。 成都一位政府官员说，当地有一块土地刚刚整理出来，有很多区县政府表现出强烈兴趣，但并不是开发，而是在银行抵押进行融资，进而进行一些基建项目的开展。 这些现象已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对土地相关收入进行全国性摸底将是可能的行动。一位地方官员担心，摸底可能会使地方违规土地抵押融资等情况一一暴露出来。 破除循环 地方政府对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的表现让蒋金法无法接受。“只是增速下降了一些，政府那个着急那个心疼，接下来的减税也不再有大动作”。 在蒋金法看来，土地财政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走了偏路。他认为，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依赖，让中国的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等改革异常艰难。“地方政府卖土地，搞基建，地价高涨，房价就下不去，高房价套牢了购房者，其他消费无法释放，制造业就卖不动商品，这样实体经济就好不了，实体经济不振，税收就上不来，税收少，钱不够花，地方又想办法卖地，再搞基建……现在地方政府正处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 在一些专家看来，破除这种循环，中国需要深化正在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 在循环的另一面，依靠土地财政上大做文章的杭州、北京和上海等城市，从今年开始也已经越来越无法靠土地寻发展。 杭州的土地后备资源非常缺乏，目前杭州市内已经无法做到耕地占一补一的平衡，没有全省的支持，杭州已到了无地可用的地步。 一位上海市政府官员表示，上海的整个城市建设用地的比重占整个用地比重，实际上已经到了土地和环境承载力的上限。而北京市财政局局长杨晓超也称，北京土地资源稀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财政主要依靠房地产收入这样一种模式已不可持续。 土地财政和地方经济看似牢固的利益链，已经出现断裂，也许这正是结束的开始。 相关日志 2011/06/30 — 时代周报:土地财政危局 2012/07/06 — 营口开发区卖光土地负债百亿 官员被指中饱私囊 2012/06/12 — 网传无锡部分地区财政破产停发工资 因拆迁不顺利 2012/02/18 — 地方财政遭遇负增长难题 2012/02/08 — 安邦-每日经济-第4105期 2012/01/10 — 市委书记曝基层财政缺口大 直言“天天想钱” 2011/06/22 — 北京土地财政临近破产 2500亿债务难偿还 2011/06/13 — 金融时报:卖地收入下降威胁地方财政 2011/03/14 — 北京某区县新上任一个“一把手”，发现无地可卖了，前任已把地全部卖光 2010/04/05 — 从房地产危局到财税变革
阅读更多十七省地权现状（简介）
摘要:从1999年至今，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和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共同开展了六次有关中国农民土地权利的抽样调查。调查范围集中在17个农业大省和自治区 土地问题是目前限制中国经济长期平稳增长的最大瓶颈之一，同时也是当今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最大根源。土地问题牵涉到国家稳定发展的方方面面，关系到中国粮食安全、日益恶化的城乡差距。每年数百万农民赖以生存的保障正被不断侵害和剥夺，问题紧迫而严重。更大力度、更为彻底的改革势在必行。 从1999年至今，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和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共同开展了六次有关中国农民土地权利的抽样调查。调查范围集中在17个农业大省和自治区（包括黑龙江、吉林、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西、贵州和陕西）。这17个省和自治区拥有中国农业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最新一次调查访谈于2011年夏完成，覆盖了这17个省和自治区的299个县和662个乡镇，共入户访谈了1791名农民。 从这一系列研究来看，土地制度的弊端严重限制了农民在土地上开展投资、增加收入的能力。全面彻底解决土地制度问题已迫在眉睫，否则改革成本将越来越高。而2012年将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之年。 征地：对农民土地权益的最大威胁 征地是目前对农民土地权益的最大威胁。调查显示，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有43.1%的村经历了至少一次征地。从此可看出，征地的次数在最近十年里保持了一个不断攀高的趋势，最近几年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从2003年开始计算，中国的失地农民目前达到了4000多万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征地。 按照中国《宪法》和其它法律规定，政府可以为”公共利益”需要对土地进行征收。但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所以实际操作中大量的征地完全是为了商业或者私人利益。调查显示了引发征地的几个常见原因。 就补偿而言，调查显示64.7%的失地农民获得了一次性的现金补偿，有12.8%的失地农民获得了分期支付的补偿，有9.8%的失地农民得到了补偿的承诺但钱还没有到位，还有12.7%的失地农民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一次性现金补偿支付属于最普遍的补偿方式，调查显示补偿的平均金额为每亩18739元（2005年的调查显示为每亩10765元）。被访农民大多不知政府卖地的具体价格，但有部分农民确实知道（主要涉及营利目的为主的征地），调查显示政府卖地平均价格为每亩778000元（中位数为每亩200000元）。应该说目前这些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都被政府占有，存在着很大的不合理性。 整体来说，不满意的人数是满意人数的两倍以上。另外”很不满意”的群体占到了16.7%，”非常满意”群体只有2.8%，前者是后者的六倍。如果每年的失地农民按照400万来算，16.7%就意味着每年有近67万失地农民对于补偿非常的不满。毫无疑问，这将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大来源。 在17.8%的征地中，农民反映地方政府采取了强制拆迁的手段，这也是失地农民不满的一个重大原因。调查数据显示，经历了强制拆迁的农民对征地表达不满的可能性要比没有经历强制拆迁农民表达不满的可能性高93%。 调查还询问了失地农民不满的具体原因。可以看出，农民的诉求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无论是偏低的补偿水平，还是说他们对于征地后生计的维持都表达了巨大的担心。很多被征地农民失去了他们主要的生产资料，而且也缺乏去城里打工的机会或技能，所以如何使他们的长远生计有保障将是中国征地制度改革不能回避的问题。 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农民另外的一大诉求集中在程序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上。应该说，地方政府充当着决策者、实施者和最终裁决者的多个角色，在补偿标准、安置计划、土地利用等多个和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决策上很少获取民众的意见，存在着很多的暗箱操作。同时，农民的这些利益诉求很少能通过正当机制和途径得到妥善解决。 “农民上楼”：并非为了集约使用土地 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方政府推行了各种”农民上楼”项目，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同时也是为了集中利用农民的宅基地、耕地，进行各种开发。 调查显示平均每六个村就有一个在经历”上楼”。72.3%始于2008年及以后。这些地方项目名称繁多，主要有新农村建设（40.3%）、农民小区或新居建设（27.0%）、城乡一体化（20.4%）、宅基地换房（11.6%）、小康示范村（4.5%）和增减挂钩（4.3%）。 上楼之后农民原来的土地现在被用于各种目的。 上面的数据是值得警醒的。虽然地方政府在推行这些项目的时候都宣称是为了集约使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很多地方政府宣称会对村民原有的宅基地和其他集体建设用地统一组织整理复垦，实现耕地”总量不减、质量不降，占补平衡”，从而达到保护耕地的最终目的。但从调查数据上来看，这些口号基本流于形式。农民原来的宅基地仅有7.2%用于粮食生产，再加上6.5%的副业，用于农业目的的只有13.7%。工厂和商业开发一项就占了四分之一，再加上住宅楼建设，两项成为了首要的用地目的（54.8%）。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近五分之一的土地处于闲置之中，不仅违背了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口号，也说明了很多地方政府正在囤积土地。 工商企业包地：多有违反农民意愿 随着农村打工人口逐渐增多、工商资本对于投资农业或农地的兴趣提高、地方政府热心推动规模经营等多种原因，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在近几年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根据农业部的数据，截止到2011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总面积达两亿亩，占承包耕地总面积的16.3%。 目前大部分的土地流转还是集中在农户之间，但工商资本近年来在农地流转中扮演了越来越活跃的角色。根据调查，目前有12.8%的村都存在着外面来的老板或者公司包地的现象。 这些老板或公司包地的规模平均为560亩；如果用更为保守的中位数，其规模也达到了100亩。在所有的包地中，69.5%的情况都是单独成片的一块地。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考虑到单个农户拥有土地的数量很小，这意味着很有可能部分农户是被迫出让其土地，老板或公司才有可能拿到单独成片的大块土地。 农户把土地出租给老板或公司的平均租约时间为10年，但有21.3%签的租约为25年或更长，而且涉及的是农户的承包耕地。按照目前法律和政策，农户的耕地承包期为30年，这个30年承包期绝大多数都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计算，所以到现在这个30年承包期已经剩下不到25年。这也就是说，有21.3%的租约已经超出了农户现有的承包期限，基本可以认定是违背法律的。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土地流转后存在着许多 “非农化”、”非粮化”现象。根据调查，有20.7%的情况为土地流转之后用于工厂或商业开发，还有4.7%用于住宅楼建设。这些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并开展非农建设的现象，违反了”农地农用”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影响了耕地资源的保护。 最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很多这些”土地流转”严重违反了农民的自愿。我们的调查问到这些老板和公司是如何在村里拿地的： –11.4%的情况为干部直接说”这是上面的命令”，农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同意。还有14.0%的情况是干部给农民做思想工作或施加压力。加起来有25.4%的情况存在着明显的违背农户自愿的问题。 –还有41.7%的情况是干部和老板一起到农民那里做工作而达成的。可以肯定地说，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属于”被流转”行列。 “土地流转”从根本上来说应该属于市场行为，你情我愿才能达成交易。现实中，基层政府过度参与，甚至和老板、公司一起联手谋求利益，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农民的利益。 长期稳定的土地权利：农民投资土地的前提 世界多个国家的比较经验证明，农民是否在土地上开展中长期的投资，是其土地权利稳定性的最好指标之一。当然，农民在土地上投资的决定是由多个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土地权利的稳定性、收入预期、融资难度、市场渠道或者其它体制或家庭的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土地权利的稳定性是这些中长期投资发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就中国而言，土地权利的稳定性取决于农民遭受各种威胁（比如征地、上楼或老板包地）的可能性，同时还得看农户是否拥有土地合同和证书以及它们符合法律规范的程度。 根据2011年的十七省和自治区调查，有77.1%的农户至少发了承包合同或者证书，另外还有22.9%的农户没有任何承包合同或证书。 除了发放的数量，这些承包合同和证书的”质量”也很重要。按照相关法律和通常的标准，一份真正符合规范的土地权利证明，应该明确指定承包期限的起始日期、相关方面的签名和盖章、足够详细准确的地块面积和位置以及边界等等。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只有20.9%的承包合同和40.3%的证书才能算得上严格符合规范。 从多方面可以说，中国农民的土地权利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感。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农户（33.2%）在其土地上开展不同程度的中长期投资（比如温室、鱼塘、养猪场、果园等）。其中的部分投资就是因为农户拥有了相对比较安全稳定的土地权利。初步数据分析显示，农民做这些投资的决定与农民是否拥有土地承包合同及证书、合同和证书的法律规范性有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比如，土地承包证书的规范性和投资存在着明显的正向关系：拥有符合规范的承包证书的农民进行投资的可能性要比拥有不符合规范证书的农民进行投资的可能性高76.5%。 调查显示，在2010年这一年，每个进行这些中长期副业投资的农户平均获得了14993元纯收入。据估算，从1998年算起，因农户拥有相对比较稳定土地权利而进行的这些投资，总共为农民创造了3630亿元纯收入。这不是一个小数字，但它其实来自于一小部分土地权利相当稳定并已开始中长期投资的农民。如果中国七亿多农民拥有真正长期、稳定的土地权利，那么这里面增加收入、创造财富的潜力将极为庞大。这对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内需、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将具有关键性作用。 以修法改革征地制度 就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而言，征地制度如何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中国土地制度的大方向。 2004年起，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看似颇为严厉的政策和法规，但现实达到的效果却不尽人意。原因之一是以往的许多政策举措都属于临时救火或者勉强修补式的制度改进，很少触动征地制度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所以问题愈演愈烈，矛盾冲突层出不穷。这次修改《土地管理法》，是一个把”使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有提高、长远生计有保障”这一原则变成具体法律条文的绝佳契机。 总的说来，征地制度要在三个方面实现实质性的突破和改进。第一，征地的范围必须大幅度缩小。一个政府对私人财产行使强制征收权必须是为了而且仅是为了”公共利益”，这是全世界所有法治国家的一个公识，也是中国《宪法》的明文规定。我们建议新的《土地管理法》必须按照这个思路去缩小征地的范围。一切非公共利益但需要使用农民土地的最好由开发商和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协商补偿及安置方案，政府不得参与。谈妥了，开发商才可以去走相关的申请改变土地用途等手续。 第二，补偿标准如何提高。如果新的《土地管理法》做不到完全把征地限制在纯”公共利益”的范围内，那么营利性质的征地必须保证农民和村集体充分享受土地增值的利益。这个时候再用农地的年产值和某个倍数来衡量已经明显不合适，必须用非农用地的市场价值来补偿，正如温家宝总理最近提出来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有必要、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另外，要考虑设定一个明确的补偿费在失地农民和村集体之间的分配比率。 最后，必须大幅度提高征地程序的透明度、公正性和群众参与度。目前的征地程序大多流于形式，地方政府在告知和征询群众意见方面还有很大的提高余地。我们建议新的《土地管理法》设定具体而硬性的程序规定，在公共告示、公开听证等环节上提出明确的时间表及群众参与度的要求。 为了保障大多数农户的利益，避免地方政府过度强势介入，对于非公益性征收可以考虑设定一个最低程序标准：在充分协商之后，只有当一定比例（比如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全体被征地农民自愿接受补偿和安置标准后，政府才可以启动征收的相关程序。 作者：朱可亮 罗伊·普罗斯特曼 杰夫·瑞丁格 叶剑平 汪汇 （注：朱可亮为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Landesa）律师，罗伊·普罗斯特曼为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创始人及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荣誉教授，杰夫·瑞丁格为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及国际学院院长，叶剑平为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教授，汪汇为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生） 请您支持独立网站发展，转载请注明文章链接： 相关日志 2012/06/22 — 贺雪峰：评点《十七省地权现状》报告 2012/04/30 — 朱恒鹏:谁的新农村：土地何不归农民所有 2011/12/31 — 胡平:乌坎事件颠覆“中国模式” 2011/11/09 — 任志强评蚁族：这些人农村占着宅基地 城里还想占一份 2011/08/13 — 水木社区:听说上面在研究农村土地流转政策？ 2012/06/19 — 底层公务员惨了: 多个省份相继掀起新一轮干部上山下乡运动 2012/06/18 — 法学院老师不会教你的——中国土地法浅析、土地工作实务指导及相关吐槽 2012/06/16 — 长治久安：扩大公权还是还权于民——中国基层治理现状与改革路径选择调查 2012/06/12 — 网传无锡部分地区财政破产停发工资 因拆迁不顺利 2012/06/09 — 博讯:无锡政府资金断裂的多米诺骨牌疑已经倒下
阅读更多土地兼并前置科技:茅于轼：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
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是人权的一种。奴隶是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他本身还不属于他自己，何来对财产的权利。现代社会中的人已经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自由人应该有对财产的所有权。 为什么财产权是人权的一种？因为人权的出发点是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每一个人划分一个权利的界限。比如生存权，说的是每个人的生命得到保护，不容他人侵犯。这就避免了个人与个人之间，或政府与个人之间对生存的侵犯。信仰权也一样，各人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别人不得干预，从而避免彼此的冲突。为什么权利需要保护？因为有人可能侵犯你。是谁最可能侵犯你？是政府，而不是另外一个个人。因为个人之间的侵犯有政府在管着，而政府对个人的侵犯谁也管不了。所以侵犯人权的事往往涉及政府。 个人之间的互相侵犯也需要政府来解决。因为个人是很弱小的，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一个人的财产被偷了，他自己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只能报案，请警察局来破案。所以人权的保护问题大部分变成了政府的事。 财产必须有明确的所有权界限，才能防止因对物的占有而发生冲突。对某一特定物的所有权是排他性的。一个人占有了此物就不能再让别人同时占有它，否则将引起冲突。但是每个人都有对财产的所有权，这是不排他的。每个人都有对物的所有权是不排他的，而对某一特定物的所有权则是排他的。公有制企图取消个人对特定物的所有权，结果是对公共物的争抢，或者无人负责，大家都漠不关心。国有资产流失就是对公共财产的争抢；所谓的公地悲剧，就是大家都不负责任，只管使用，结果牧场蜕化为荒地。 农民可以买一台电视机放在家里，这是他的财产，是受到保护的。如果小偷偷了他的电视机，他可以报案，警察局有责任为他立案，侦察破案。这就是财产所有权的体现。但是对农民而言电视机不是他最重要的财产，土地才是他最重要的财产。而恰恰是土地是不让农民拥有的。他们被剥夺了对土地的所有权。政府可以随时随地转移土地的所有权，不需要得到农民的同意。或者说，你不同意也没办法，你去报案，法院是不会受理的。你不得不同意。 解放初，斗地主，分田地，农民得到了土地，以为他们具有了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是过了没几年，搞合作化运动，生产资料都要归公，由队里统一经营。后来搞人民公社，除了一小块自留地，其他的地都归了公。就算自留地也是没有所有权的。到1978年，搞责任制包产到户，各家临时分了一块地。但并不固定。随着人口的变动，地块要重新分配。土地的所有权归小队集体。农民还是说了不算，没有发言权。由于对土地没有明确的所有权，发生了公地悲剧，大家只管使用，不管维护，地力下降，有机质减少，而且生产积极性不能保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策规定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甚至五十年不变。可是所有权还是模糊的。更准确地讲，农民还是没有对土地的所有权。 为了解决和所有权相关的问题，政府当局可说是费尽了心计。再三再四强调承包制不变，延长承包期，又说要加强土地的流转，又是土地入股，土地可以作抵押，土地可以置换出租，还有小产权制，花样多得眼花缭乱。但是最根本的所有权问题始终避而不谈。而恰恰所有权才是问题的根子。它是绕不过去的。 为什么我国的农民问题那么难解决？三农的问题那么复杂？政策每年都在出，而且都是一号文件，是最重要的政策，但是见效甚微。原因就是没有抓住根本，是在外围兜圈子。核心问题是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么多的研究，讨论，调研，统统都在外头兜圈子，谁也不谈所有权。这很奇怪。难道大家都不明白吗？未必。问题在意识形态上。公有制一顶大帽子吓得大家都不敢越轨。 其实，在农业之外，公有制的限制早已突破了。如果没有千千万万个私营企业，中国的改革根本不可能成功。私营企业已经占了国民经济的半边天下。唯独农业，公有制还在起作用，它起的阻扰作用非常明显。其核心问题就是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所有权。 在改革前中国的农民是什么权利都没有的一个群体。即使挨饿也不能从事公社以外的生产；不能选择工作；不能流动，挨饿也只能在当地饿死，不许出门讨饭；不许自己结社，只能听命于政府；不能改变农民身份；无权像城里人那样享受政府分配的生活用品；农民不能坐飞机，当然更不能出国。大约五年前农民还没有资格考公务员。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以上这些歧视一个个都逐步取消了。唯独对土地的所有权还在禁区里。要想解决三农问题，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12/16 — 二评土地流转农民进城与资本下乡 2011/07/20 — 21世纪经济报道:重庆新土改大动作 农民可自主买卖地票 2010/12/29 — 回到原点：钱云会死亡事件背后的地价差 2010/11/15 — 十年砍柴:农民是官府的佃户吗？ 2010/11/02 — 警惕“农转城”变成中国式圈地 2010/08/18 — 叶檀:重庆农民进城与义乌公务员下乡 2010/08/16 — 重庆：让1000万农民变“新市民” 2010/07/22 — 天津宅基地换房争议调查 2012/02/21 — 短工一代：用脚倒逼社会 抛弃父辈“跪着挣钱”传统 2012/01/27 — 1982年的一场无声无息的土地“革命”——中国的私有土地是如何国有化的？
阅读更多
正在进行的广东陆丰乌坎村民游行
广东陆丰万名村民游行示威，打出“反对独裁”、“还我人权”等标语，石破天惊！ @幽壹新浪个人认证 ：再曝一点道听途说的，关于今天广东陆丰乌坎事件的消息：1、这次游行，村民们事先已经向政府“申请”了（有无通过未知）；2、乌坎本村收了人丁钱，还有捐款的，游行的活动经费已达百万之多；3、乌坎前天还成立了维安队（图中手臂戴红巾的），主要职责是在游行中维持秩序。——多么英勇的海陆丰人民啊！ 乌坎村民静坐现场，“与土地共存亡”。 这是乌坎村民的游行诉求，毫不犹豫地把公正透明的基层选举作为最重的政治诉求放在最前面。 按广东农村现状，都是老人小孩留守居多，但从乌坎游行的照片来看，不少年轻人参与，可能是在外的年轻人都被动员赶回来参与了。广东农村的群体事件都有宗族的组织在里面，比较有凝聚力，在同一宗族，一村有事，四邻相助，比较有战斗力。 这里维安队在早上出发前。 广东陆丰市政府门前几千乌坎村民静坐抗议政府贪官私卖土地。 今天游行的乌坎村民，所处的海陆丰民风彪悍，我们客家人一般都不敢惹他们，八十年代长途班车都要绕着他们走，怕被抢了。九十年前闹革命的那个彭湃就是海丰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彭湃创办的，第六期的时候毛泽东做了所长。 这是昨天他们动员大会的，当地人发到网上的话：“明天21号上万名乌坎起义军将进攻东海游街，踏平市政府。”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0/11/04 — 云南昭通因征地发生骚乱48辆车被砸23人受伤 2011/11/21 — 广东陆丰发生民众游行事件 2011/11/13 — 要搞大规模土地兼并了?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农民应拥有宅基地和承包地永久使用权 2011/11/09 — 任志强评蚁族：这些人农村占着宅基地 城里还想占一份 2011/10/31 — 宋石男:晚明江浙城市因抗税而起的民变 2011/10/31 — 十年砍柴:《五人墓碑记》和明代苏州纺织业抗税风暴 2011/10/28 — 罗马军团穿越到中国了 2011/10/28 — BBC:浙江抗税事件升级 千人上街抗议 2011/10/27 — 湖州织里童装加工厂大罢工 2011/10/22 — 何清涟:“占领华尔街”与世界面临的时代难题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