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

　　   　　 三年多之前，突尼斯骚乱拉开了“阿拉伯之春”，在中东与北非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那些看似经久不衰的专制政权忽然纷纷倒台。当时，欢呼“民主必然胜利”的声浪占据了世界各大媒体。但最初的欣悦气氛很快平息，三年以来阿拉伯世界政治发展的曲折历程，尤其是埃及政局的动荡与困境，又激起“民主幻想破灭”的喧哗。然而，如果当初的“必胜论”失之仓促，又何以保证当下的“幻灭论”不是一种草率之言？政治观察与判断需要避开标题党式的断言，才可能把握具体事件的长程影响，并探索个案蕴含的理论意义。 　　 埃及政局的演变受制于其社会政治力量的结构。埃及的政治光谱相当复杂，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主要势力：（广义的）自由派、伊斯兰团体和军方。自由派以城市青年和中产阶级为主体，包括相当多的世俗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基督教信徒。他们的政治理想接近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观念，主张信仰自由、宗教平等、政教分离、宪政民主、公民权利和社会正义，也有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诉求。以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为主力的诸多伊斯兰团体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穆巴拉克统治期间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很强的世俗化倾向，也对穆兄会进行了残酷的打压，将其列为非法组织。但穆兄会的成员深入下层展开持久的体制外民间运动，通过提供救济、医疗和教育等福利获得了民众支持，他们主张的伊斯兰主义也符合埃及传统的文化和信仰。军队在埃及是极为特殊的阶层，大多数军人既信奉伊斯兰教又有很强的现代职业化特征。军队在抵抗美国与以色列的斗争中赢得了声誉，虽与穆巴拉克政权有复杂的关系，但仍然享有广泛的尊重和支持，被绝大多数民众信任（有民调显示信任度高达95%）。 　　 2011年初爆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最终导致穆巴拉克下台。但1月25日在解放广场聚集的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群体，这场革命也不能简化为“全体人民”与“独裁者”的对垒。实际上，推翻旧政权的力量包括自由派、伊斯兰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因为面对共同的敌人才形成了松散和暂时的联合。旧政权倒台之后，革命的联合很快分化解体，不同的诉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由于伊斯兰力量具有更广泛的民意基础，穆兄会的自由与正义党，不仅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也在议会赢得了多数。换言之，自由与正义党在新政权中具有一党独大的地位。而总统穆尔西的许多举措（尤其是2012年底出台的新宪法条文中，明显表现出“国家伊斯兰化”和赋予总统过大权力的倾向），不仅没弥合反而加剧了社会的裂痕。同时，旧政权遗留的大批官僚行事消极却又无法被及时更换，经济复苏计划很难在短期见效，民众生活水平明显下滑，社会治安问题日益严重。俗教冲突加上民怨沸腾，从2012年6月30日穆尔西就职以来，埃及发生了数千起抗议示威。 　　 在自由派看来，穆尔西已经篡夺了埃及革命的成果，将一场民主革命变成了伊斯兰革命，必须罢免他的总统职位。然而，“一·二五革命”本身就具有双重性，既是自由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也是穆兄会支持的反对穆巴拉克世俗化的“伊斯兰革命”。况且，穆尔西是经由公平竞选合法当选的总统，按照自由派的理念，应当通过民主程序或下一次大选来决定他的去留。但自由派（其生力军是所谓的“革命青年”团体）没有耐心等待，他们要发动第二次革命，以“民主”压倒“伊斯兰主义”来捍卫“一·二五革命”的遗产。 　　 如何可能罢免一位合法当选的总统？4月底，五名革命青年提出了一个颇有创意的“造反”（tamarrod）计划：广泛收集支持罢免动议的民众签名，将罢免合法化。不到两个月时间，“造反”运动收集到（据称）2213万个签名，大约是埃及人口的四分之一，也远远超过了穆尔西当选的得票数。6月30日，穆尔西执政一周年，埃及爆发了反对派的抗议活动，规模超过了“一·二五革命”。穆兄会一方也同时展开了声援穆尔西的活动。双方不断冲突，也出现了人员伤亡。 　　 在相峙不下的时刻，有决断力的人物出场了。7月1日，国防部长塞西代表军方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要求各派势力就未来的政治发展达成一致，否则军方将提出自己的“路线图”。7月3日，塞西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罢免总统穆尔西，暂停宪法，成立过渡政府，由最高宪法法院院长曼苏尔任临时总统，并将提前举行总统大选。这被许多国际媒体称作“军事政变”（反对派曾聚集到CNN记者站抗议，谴责其报道将他们的革命污名化为政变）。埃及各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包括“全国拯救阵线”领导人、爱资哈尔清真寺大教长、科普特基督教大主教、甚至比穆兄会更保守的伊斯兰萨拉菲派光明党秘书长）纷纷表示支持军方的政治发展路线图。 　　 穆兄会誓言抗争到底，他们坚持在开罗吉萨复兴广场和阿达维亚清真寺广场静坐示威，抗议这场阴谋推翻合法总统的军事政变。8月14日，军方对穆兄会实施暴力“清场”，造成数百人死亡。联合国与国际社会纷纷予以谴责，许多媒体使用了血腥“屠杀”的字样。属于自由派的副总统巴拉迪立即辞职，不愿为流血事件承担罪责。令人意外的是，屠杀发生之后军事强人塞西仍然享有极高的威望，俨然成为恢复国家秩序的救星。他在一次记者访谈中表示，穆尔西不是埃及全民的总统，他只为穆兄会服务，企图“将埃及变成一个宗教帝国”。而军方的行动“控制了埃及的局面”，这是绝大多数民众的意愿，而他本人绝不会竞选总统。在军方的支持下，自由派的“二次革命”似乎获得了胜利。但围绕着“清场”事件等问题，自由派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更重要的是，自由派支持的政治路线图几乎排斥了穆兄会的力量，这将成为未来冲突的隐患。埃及社会仍然处在分裂之中。巴拉迪说，全国和解终将会达成，不过那是在付出高昂的代价之后。 　　 埃及的民主化进程跌宕起伏，既没有胜利，也没有破灭，而是仍然“在路上”。但这一切都没有超出主流民主化理论的预期。首先，半个多世纪以来，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都致力于埃及的现代化发展，这促发了中产阶级与世俗化观念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传统结构，埃及已经从一个传统的伊斯兰社会转变为半宗教半世俗的混合社会。现代价值观念与政治理想诉求经由逐渐壮大的自由派阶层寻求公开的表达，最终体现为社会运动和革命。正如福山指出的那样，觉醒的政治意识使得他们无法继续忍受“缺乏政治和经济机会所造成的挫折感”，在他们的政治参与要求与体制所压制的政治机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正是这种裂痕促发了抗议运动，爆发为革命。这应验了亨廷顿所谓的“现代化的逻辑”：政治民主化与现代化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 　　 其次，对于民主化过程的艰难与复杂，政治学家普遍抱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早在两三年前，政治学界对“阿拉伯之春”是否能推动民主化的“第四波”持有保守的看法。民主化理论的权威学者戴蒙德曾为此分析抗议运动与民主转型之间的多种可能关系，指出“阿拉伯之春”可能会在“冻结”与“融化”之间反复交替。福山多次告诫，旧制度的崩溃不会在短期内导向稳定的民主制，特别指出中产阶级与青年学生具有“自由派”的通病：善于发动示威抗议来瓦解旧制政权，但缺乏政治实践能力，难以联合普通民众展开有力活动。理论家都认为，在一个具有深刻“内在紧张”（无论是族裔矛盾、阶级对抗、城乡差别或宗教冲突）的社会，民主化的过程往往更曲折，会历经反复，甚至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 　　 “民主必胜论”或“民主幻灭论”都不是严肃的学术命题，却透露出值得讨论的立场分歧与争议。埃及政局的困境很容易被当作反面教训，用来支持反民主化的论述。一些论者常常将非西方国家出现的“民主渴望”解释为一种“思想迷信”，是少数人受到西方“精神污染”之后的中毒症，而埃及政治转型的创痛正是毒性发作而自食苦果的实例，恰好可以用作“解毒剂”来治疗“民主的迷思”。但这种论述本身恰恰陷入了唯心论的迷思，误以为“民主的渴望”仅仅是一种理念，只要纠正“错误理念”就得以平复。然而，任何理念（本土的或外来的）只有契合了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实践才会进入人们深层的自我理解，才可能转变为可见的政治力量。民主的渴望需要理念和语汇来表达，但在根本上是一种实在的力量，源自现代性的社会实践逻辑。在埃及，广义的自由派并不是传统的社会力量，但在几十年的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兴起成长，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本土力量，并且对年轻人具有相当强的吸引力。由于埃及人口的年轻化结构（一半人口在24岁以下），自由派将在未来获得更强的优势。在旁观者看来，眼下的埃及或许还不如穆巴拉克统治时期，“一个坏秩序也好过混乱无序”。但诸如此类的教训无法抑制自由派的民主渴望。一旦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力量足以撼动旧政权，那么民主即便是一枚苦果也决意要吞咽。 　　 更为尖锐的问题是：如果在某种特定的（如埃及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民主既不能保障稳定的政治秩序，又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问题，那么追求民主究竟有什么可取的价值？这难道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迷思？或者（更坏地）包藏着阴谋与祸心？一种惯常而方便的回答是“阵痛论”或“代价论”，认为民主政体最终具有更高的政治合法性和稳定性，因此民主化所经历的阵痛或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这类似于“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路，在笔者看来并不令人信服，因为我们很难在代价与最终成果之间做出确切的利弊权衡。更有说服力的回应或许是一种否定性论证，可称为“非民主政体不可维持论”。它并不需要假设民主的价值优越性（或者对此存而不论），而是论证当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程到达某个阶段，维持非民主政体需要付出越来越高的（社会、经济、政治和人道的）成本，最终达到难以承担的临界点而无法维系。如果拒绝为民主化做出积极的改革准备，就会导致突发性的激变，被迫进入代价更高的动荡转型路径。倘若如此，真正的问题就不是要不要民主化，而是在什么时机、以什么方式恰当地准备和推进民主转型。时机、策略、措施的优先性排序等等总是情景依赖的实践问题，而民主政体的类型也从未有独此一家的所谓“西方”（哪个西方？）模式。 　　 在这个星球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仍将处在不同政体的竞争之中。虽然高明而识时务的理论家会制造出各种新鲜的论述来否定民主与专制的本质差别，虽然民主的渴望有时可以被压抑、有时也可以拿来与其他需求（安全、秩序和生存）交换，虽然民主化进程可能经受创痛，但是，民主的意识（政治统治需要正当的理由）一旦觉醒便难以逆转，并终将会体现为实践性的政治力量。民主政治并不总是令人愉悦，因为民主从来不是一份礼物，而是一场挑战，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迟早都将面临的考验。 　　 来源：《中国改革》2014年第1期。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1794.html

作者： 信力建   近日，广州市城管委主任危伟汉率队到访广州大佛寺，与大佛寺主持释耀智举行会晤，并发出倡导“日行一善，从垃圾分类做起！”，危伟汉说，“垃圾处理需要市民的广泛参与。佛教可以净化心灵，我们希望通过佛教的力量，向信众和市民传递‘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思想。”释耀智表示，在发达地区也有佛教配合开展垃圾分类，他20多年前曾到访台湾，当时台湾的慈济功德会就已经在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并专门组织信众加入义工团队，去捡垃圾。近年来广州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越来越多，释耀智倡导“心灵环保”、“生活环保”、“社会环保”、“生态环保”四个理念，其中生活环保就包括了减少产生垃圾，反对浪费的要求。 看到这个新闻，让我想起前几天在老友田炳信的引领下，到广州市城管委参观，并与危伟汉主任当面做了一些交流。对于作为市民的我连番抛出的关于城市管理、垃圾分类的问题，危伟汉一一作答，没有半点的官架子。 关于城市管理，危伟汉认为，国家必须有城市管理机构，建设部不应该管盖房子，而是要做好管理，所以要把建设部改为建设管理部。 关于垃圾分类问题，危伟汉介绍说，10吨的塑料可以还原3吨石油，价值很高，技术含量很高。广州每天产生1.8万吨生活垃圾，进入焚烧厂和填埋场1.3万吨，参与垃圾收集、运输、压缩的工作人员有4.2万人，广州为卫生保洁和垃圾处理一年投入30多个亿。 但是，城管的文明执法是我们一行人最关注的。对于这个问题，田炳信有一番高论，他说，城管是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城管为什么被妖魔化？第一是现在普遍有仇富仇官仇警的心态，但这些都离得比较远，唯独城管穿着制服，像警察不是警察，不是武警胜似武警，不是政权代表政权，老百姓能够与之血拼的就在这个战线上。第二城市35年发展的速度太快了，给小商贩留有的空间确实不足。从纽约到南韩，包括香港，都留有走鬼活动的空间，现在很多大花园大空地只能看不能坐。 对此，危伟汉回应说，我们与国外境外的现实情况不一样。广州的小贩大概有35万，每天的营业额大概1.5亿。这些小贩中有95%以上是外地人，养活上百万人，是这样的一个群体。香港才两千个小贩，而且有一千个人在管理，我们虽然有124个安置点，安排了5万人，但还是无法全部安排。 为此，我特地查了相关统计，截至目前，广州全市已确定了120个区、街、社区临时疏导区（点），提供摆卖摊位近1万个，安置近2万人入场入点经营，疏导近10万人进入社区摆卖。据介绍，经过努力，暴力抗法事件逐年下降，2010年流动商贩暴力抗法事件比2009年下降了49.8%，2011年比2010年下降了32.1%，实现了“多方共赢”。可见，危伟汉还是做了不少努力的。 通过互相交流，我有一些思考。我觉得所谓“刚性、柔性执法”都是伪命题，有法必依则执法必严。城管在执法时最关键就是两个前提：以合法为前提，以服务为前提。在美国是没有城管的，只有警察。美国警察作为国家法律执行者，在执行公务时具有绝对的权力权威性，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的余地。当事者若不服气，可以事后去法庭上诉，但绝不可以与警察争辩，更不能伴有任何肢体动作。虽然美国警察个个全副武装，威风凛凛，但工作态度友好，处理问题有理有节，很少说粗话和动武力，处罚了你还要说一声“谢谢”，因为他们认为执法也是一种服务。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朝野应该多沟通，用对话来代替对抗。政府与民间对话，民间与民间对话，左派与右派对话。我党是当政者，不应该用陈旧的思维和一言堂作风来进行管理，应该多些对话少些专制，倾听民间呼声，回应民间诉求。茉莉花革命的起源就是小贩之死，而后引起了公愤，随后埃及倒台，北非几个国家都波及。 危伟汉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补充说，社会的发展和秩序是永恒的主题，但现在99%的精力在研究发展，没有人研究秩序。 因此，我认为重构秩序是当代最重要的命题，也是需要社会共同的努力。没有秩序，政治改革、经济发展都无法推动，文革的时候对社会最大的破坏就是搞乱了秩序，每个人都不讲道理不讲规则。 说到文革，田炳信这个“段子王”还说了个网上的段子，记录如下聊博网友一笑：当年文革，毛在天安门会见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群众，人太多，听不清楚毛在说啥。有一个新疆的老头从北京回来，人家就问他什么情况？他说：那天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等了很久很久，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穿着绿军装，戴着一顶绿帽子，然后他摘下来，对这边挥手说：谁的绿帽子谁的绿帽子？在场的群众都兴奋地挥手说：我的！我的！然后老头又走到另外一边，挥着帽子说：谁的绿帽子谁的绿帽子？那边的人也都挥着手说：我的！我的！后来老头说：这么多人要，给谁呢？谁都不给！最后他戴上帽子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