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

华生 | 土地财政的歧路与土地权利的症结

2011年10月17日 21:55:03   ——中国土地制度研究报告之二     提要:      城市化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在家乡本来有土地和居所的农村移民(其实也包括那些再迁移的中小城镇居民),如何在就业城镇再次安居的问题,其实质,是土地权利的再分配。现在的土地财政,其实是倒卖土地的财政,即城市化扩张需要土地,政府征收土地改变性质,再高价卖给开发商,从而形成政府的重要收入。同时,政府以土地招商引资、用土地融资搞建设又是我国现今GDP竞赛的主要基础和推手。      土地财政的主要危害是它严重扭曲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作用,并极大地推升了城市化的成本,现在也已经成为社会矛盾和官民冲突的一个焦点。可以说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所有重大问题,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转型,政府职能和收入结构转变,城市化与城乡统筹,土地、住房和收入分配,维稳与法治等等,都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      不搞土地财政,土地制度如何设计和改革?当前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各种争论其实并未抓住问题的本质。农村土地确权到户,主张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人在实质上并无分歧,我们的政策规定也是这个方向。现在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不在农地农用,而在农地非农用的权利归属,这就是过去长期被忽略的土地开发权问题。      这样我们就触击到全部问题的症结: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世界各国土地的所有权与开发权已经普遍分离。土地财产权包括私有产权并不等同于土地的开发权。城市化转型的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与其说是土地所有权的形式,不如说是土地开发权的归属和分配。因为如果土地所有者并不自然拥有自己土地的开发权,那么土地开发权归谁所有?它在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是如何界定和分配的?土地开发权的不同分配方式是如何使一些后发国家跳过或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迄今又是在如何和依据什么规则在分配并产生了怎样的经济和社会结果?更进一步,我们是否还能亡羊补牢,矫正土地开发权的随意剥夺和错误分配给中国房地产市场乃至整个财产和收入分配带来的混乱?     中国新世纪开始的最大社会变迁是从传统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转到现代城市化的社会,由此也产生了农田流转、农民进城、农地转用的新三农问题。其中农田的流转即规模经营的扩大,取决于农民离开农村迁移城镇的规模与速度;而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能否真正离开农村、释放出农地,又取决于他们是否可以和能够在就业的城镇举家安居;而他们能否安居,不仅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有稳定的就业(这一点即便没有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用工荒,也从来不是主要问题,因为从农民工的普遍称谓就知道,他们离开农村的第一步,就是以找到了工作为前提的),更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和城里人一样,有自己多少体面的稳定住所。因为全球的经验都表明,就业和住所是农村移民融入城市生活的基础,其它的所有权利和保障不过是这二者的附属物。这样我们就来到了问题的核心,即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占用和进城农民的安居问题。城市化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在家乡本来有土地和居所的农村移民(其实也包括那些再迁移的中小城镇居民),如何在就业城镇再次安居的问题,其实质,是土地权利的再分配。      土地财政的歧路     所谓土地财政,其实是倒卖土地的财政,即城市化扩张需要土地,政府征收土地改变性质,再高价卖给开发商,从而形成政府的重要收入。同时,政府以土地招商引资、用土地融资搞建设又是我国现今GDP竞赛的主要基础和推手。但公正地说,讲土地财政是分税制后地方财源不足的产物,或者是地方政府利益使然,因而不可撼动,其实并不客观。因为1990年代分税制及房改开始的相当一些年间,并无土地财政。当时主导的倒是土地开发市场化,即房地产开发商各显神通拿地。那时开发商只要一手搞定城市有可能让出土地的工厂单位或城郊的农村集体,一手公关城市规划部门取得许可,然后支付国家规定的少量土地出让金,就可以拿到开发土地。正是由于这其中的关系拿地、官商勾结、囤地暴富严重到了相当程度,这样有关政府部门才几经酝酿,排除了相当阻力,最后在2004年国家出台了开发土地出让一律要由政府收储,实行土地招、拍、挂的政策。由于土地拍卖的收益,自然进了地方政府的腰包,从而形成了和政府正常的收入即税收财政并列且日益膨胀的土地财政。     现在对土地财政的批评,主要是说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开发权,因而阻碍了市场机制发挥土地供求平衡的调节作用。这里暗含着似乎只要不垄断,政府本身的土地财政也可以存在。应当说从开发商到学界的这个普遍认识其实并没有抓住土地财政的真正问题和要害。因为现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土地严格的用途管制和规划管制,民间开发每一块新地,都要得到政府批准。从这个角度说,土地供给的源头可以说各国都有垄断性。与中国人口资源秉赋、人均可耕地和出口导向型赶超经济模式相近的日本、韩国,在上世纪下半叶他们各自的城市化加速期,无论是日本的民主政府还是韩国长时期中的军政府及民主转型后的新政权,都曾经一度完全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的开发权,但并没有产生土地财政,相反却借助于土地增值的社会分享较好地解决了土地和住宅资源的公平分配、实现了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的住有所居问题,从而到上世纪末工业化实现、城市化完成(城市化率达到80%以上)时,社会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均保持在0.3以下,几乎接近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水平,成为我们今天号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乎不可奢及的公平目标。可见什么是土地财政的真正问题,人们认识得并不很清楚。     其实土地财政的真正危害是它严重扭曲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作用,并极大地推升了城市化的成本。政府本来是公共利益的服务者和守望者,但倒卖土地的财政却扭曲了政府角色,使之成为巧取豪夺国民主要是农民土地权利的生意人。从而丧失了政府执法的公正性和中立性。各种违法征地、野蛮拆迁、逼农民上楼都是这种行政权力在利益驱动下的必然产物。这种倒地财政还进一步产生了两个扭曲的结果:一方面,因为政府本身靠土地买卖差价牟取暴利,自己的获利从而征地价格的确定从来缺乏正当性和合理性,这必然激起政府与民众的对抗,推动被征地者要价攀比和城市化的成本迅速上升。另一方面,由于土地财政的绝对收益取决于卖地的数量和价格。这样地方政府又和接盘的房地产开发商形成了生物链上的利益依存关系。地方政府成了房地产价格高企的共谋者。地产暴利和金融倾斜造成了各行各业进军地产的产业空洞化,但由于楼价和土地价格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和银行的资产安全,宏观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房地产市场绑架。     因此很显然,倒地财政完全是政府行为的异化,现在也已经成为社会矛盾和官民冲突的一个焦点。可以说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所有重大问题,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转型,政府职能和收入结构转变,城市化与城乡统筹,土地、住房和收入分配,维稳与法治等等,都与土地制度密切相关。      土地所有权之争的背后     尽管人们对现行土地财政的抨击几乎众口一词,但是,不搞土地财政,土地权利如何归属?土地转用特别是农地开发的级差收益归谁?土地私有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出路吗?人们则有很多分歧和盲点。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实行农民集体所有制。我国农民集体所有制来自1950年代不断升级的合作化运动。在1958年经历人民公社的共产风灾难后,虽然形式上还保持了人民公社,但实际上退到了生产小队的小集体,即所谓三级(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有,(生产)队为基础。1962年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二条规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第二十一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并明确生产队所有的土地,非经县以上政府批准,任何人不得占用。可见当时土地集体所有的这个集体就是生产队。改革开放,搞了土地家庭承包,人民公社解散,恢复为乡,生产大队恢复为行政村,原先形式上的三级所有也不复存在。队为基础实际上变成了户为基础,但土地的权属问题并不明确。198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有了重大改变,土地不再归生产队(村民组)所有,而是首次明确“集体所有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已经属于乡(镇)或村内组织的,也可以属于乡(镇)或村内组织农民集体所有。后来的法律包括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大体均沿用了这一说法,即土地一般属于村集体所有,如已属于乡或村内村民小组等的,亦归其行使所有权。     现在对土地集体所有的主要批评是说,这个集体到底是谁,无论是过去规定的生产队(即今天的村民组),还是现在规定的村集体,都是政府一句话,农民自己并无选择权和决策权。况且就是今天的所谓村所有,村对土地究竟有多大权利,还是由国家说了算。因此这种农民集体所有主体不清、名不符实。很多人主张干脆取消这种有名无实的形式。主张保留集体所有制的观点,主要是认为一方面集体所有阻滞了土地承包后的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对传统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和组织过渡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大规模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农民的集体行动也需要有一个形式上的正式代表。农村村委会直选之后,村作为农民集体行动的协调人和代表,是一个现成的形式,又易于与既往的制度和法律形式衔接。因而废除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弊大于利,属于多此一举。当然主张保留集体所有制形式的人也大都强调家庭承包的土地不仅要长久不变,而且需要进一步确权领证,强化农户的权利。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把农户永久的土地权利做实了,包括使用、出租流转以至今后条件成熟时的抵押、转让出售的权利都落实在农户身上了,农民的这个承包权就事实上与私有产权等价,这样集体所有的外壳并不是缺陷和障碍。     在反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意见中,又分为形式上似乎截然对立的两派。一派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化。他们认为既然土地归属决策本来都是国家说了算,宣布土地国有就名符其实了。他们认为土地的集体所有具有不稳定性,实际上很难保证农民承包土地的永久不变。如果实行土地的国家所有,农户永用,由国家机关确权发证,权威性大大增强。这其实是用法律形式强化了农民个人永久性的排他使用权和各种土地权利。他们认为,农村土地国有的另一大好处是统一了城乡土地制度,使城乡居民的土地权利平等化。世界上实行土地国有的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影响土地产权的私人占有、流转和保护以及产权的有效性和市场效率。     另有一些人就直接主张土地私有化。他们认为,既然大家都同意关键在于保护农民即农户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干脆实行土地私有是最有效、最直截了当和最可靠的保护。因为它脱去了所有外力强加的不必要的外衣。土地归农,农民自然会以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去使用和处置它,根本不用外人去担心和操心。土地归农民是最彻底保护农民和尊重农民意愿的制度安排,也是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纳和证明了的成功制度。唯一要克服的不过是意识形态的障碍和阻力。     显然,从形式上看,主张维持土地集体所有、主张土地国有和土地私有的不同观点似乎是完全对立的。但从实质上考察,其实他们在主张确权强化和尊重农民家庭的土地财产权方面并无大的分别,只是出于不同角度甚或策略上的考虑,提出了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但基础都是给农户确权、保障农户实质性的土地占有权利。就主张把土地权利真正落到农户而言,他们主张的东西在本质上大体相同。由此可见,如果仅仅从土地所有权的名称去提出和争论问题,虽然争得好象很热闹,但恐怕并未真正抓住问题的症结。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农村土地的农业使用即农地农用方面,其实人们的分歧以及和现行政策的差距已经很小。农地农用是农民自种,还是流转给公司大户去种农民收租金,现在基本上都是农民的权利和意愿。以后农民不依赖农地也能生存、发展,农地可以抵押和永久出售也不会有太大分歧。强迫农民交出土地由别人去从事农业的情况,在农地流转中确实也还有,但肯定不是主流。农民一般总是在收租比自己种地有更好收益时才愿意流转。因此人们包括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关心的并不是农地由农民自己种还是租给或是卖给别人种的权利,而是土地转用即非农开发后的权利。如果自己种田只有300元净收益,流转给别人种可收上千元租金,甚至还可以住在家里帮别人种田打工赚工资,没有人会反对或反悔。但当最初流转出去或被征用的土地被人转手开发,一亩地变出几十万几百万暴利时,没有一个人的心态还会依旧平衡。因此现在几乎所有的土地纠纷和冲突都是从后者产生。所以,中国今天真正的矛盾和焦点不在农村土地实际上由农民家庭确权占有后,农地农用到底在形式叫个什么样的所有制名称,而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大潮下,农地非农用即农地开发(实际上也包括城市居民用地再开发时)的财产权利归属问题,正是在后一点上,真正的分歧和盲点才暴露出来。      土地开发权与所有权的分离     主张土地私有的许多人对土地开发的观点是鲜明的。他们认为,农地农用的市场价值很低,农地私有的一个关键就是农民自己要拥有土地开发权和收益权。如果农民自己不能决定土地的用途和开发,土地资本化和第三次土地改革就失去吸引力,土地私有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主张土地集体所有或国有中的部分人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农民的土地应当与城市土地同地同权,农村集体土地不必经过政府批准或征用就可以开发并进入市场流通,和城市国有土地具有同等法律地位。不那么激进的多数人认为,土地的国家用途管制和规划管制还是需要的,因此,无论农村土地采取集体、国有或私有形式,农民肯定都不能自行随意改变土地用途和规划。但是,在符合城镇规划的情况下,城郊农民应当有权自己开发土地。国家征地应当严格限制为公益事业。所有非公益用地,农民或者可以在符合规划的情况下自行开发,或者由开发商与农民进行市场化谈判。当国家必须征地时,也应按土地的市场价值补偿。这一观点现在应当说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共识,部分地也为政府所接受,是国家土地管理法下一步修改考虑的一个重要方向。     显然,第一种观点即允许所有农民有权改变土地用途搞开发的主张不管听起来如何义正词严,但实际上完全脱离了当今世界的现实。因为即便在这些主张者求学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里,拥有私有土地的农民或农场主也没有这个权利和自由。其道理也很简单,土地是特殊商品,其开发利用具有极大的地理垄断性和环境外部性。除非国将不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允许居民随意改变土地用途搞开发建设。更不用说即使允许所有农民均可自行开发土地,城郊农民可以一夜暴富,但远离城镇的乡村土地还是不会有什么市场价值,绝大多数农民仍然不能因此致富。因此需要认真研究的只是后一种意见,即处于现在和未来城镇规划区范围内的农民,是否应当自然享有自己土地开发的权利。     从一般财产权的角度来说,你拥有一个物品的所有权,你自然也就拥有了开发利用乃至毁坏它的全部权利。土地开发权(land development rights)是指对土地进行非农开发利用的权利。所以不奇怪,工业化之前的农业社会,土地如何处置被定义为所有者的权利。不过,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土地非农使用的限制逐步被提上日程,各国均用立法形式将土地所有权与开发权相分离。只是在中国农业社会中人们传统地只重视土地所有权问题,而现在引进西方经济学概念的人又过份关注于土地私有权而遮蔽了自己的眼光,使得在城市化过程中真正重要和有决定意义的土地开发权问题,至今甚至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政府则近水楼台,以社会和国有土地所有者代表的双重身份,顺手牵羊拿走了土地开发权。这是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走偏方向,变成了全国性的强制拆迁和只有土地而无人口的城市化的根源所在。当今中国工人阶级也是城市化的主体——中国几亿农民工及其几亿留守家属子女之所以落入今天这样无助弱势的地位,也正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开发权不公正分配的直接结果。而所有主张尊重农民土地其实只是城郊农民土地入市同等权利的呼声,无论在表面上显得如何公允,实际上只是在为5% 被动城市化的城郊农民在说话,而有意无意忽略和抹杀了占95% 的中国农民工及其家属这个城市化主力军的权利。他们没有想到,如果仅仅给与城郊农民以土地开发权的特惠而剥夺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开发权,这只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正和贫富分化。就如现在城郊农民土地上的小产权房之所以廉价,正是源于其在现行政策下的不合法性。如果明天宣布城郊农民拥有土地开发权,小产权房全部合法化,市场规律决定了城郊土地和房屋会在一夜间跳升至市场均衡价。这样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已经和将要进入城市的外来移居者会落入更加困难和不平等的境地。     这样我们就触击到全部问题的症结: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世界各国土地的所有权与开发权已经普遍分离。土地财产权包括私有产权并不等同于土地的开发权。由于许多人没有土地开发权的概念,或者有意无意地把土地所有权与开发权混为一谈,这样,他们全力关注和争辩的土地所有权就不免往往流于问题的表面,而他们真正想争的并非农地农用的私有权,而是农地转用的开发权。因此,城市化转型的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与其说是土地所有权的形式,不如说是土地开发权的归属和分配。因为如果土地所有者并不自然拥有自己土地的开发权,那么土地开发权归谁所有?它在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是如何界定和分配的?土地开发权的不同分配方式是如何使一些后发国家跳过或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迄今又是在如何和依据什么规则在分配并产生了怎样的经济和社会结果?更进一步,我们是否还能亡羊补牢,矫正土地开发权的随意剥夺和错误分配给中国房地产市场乃至整个财产和收入分配带来的混乱? 上一篇: “月饼税”究竟触动了谁的利益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450)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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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不满贫富分化:“占领华尔街”凸显言论自由

示威者在首都街心花园打出“占领华盛顿”的招牌(照片:Xiao) 这些天随着“占领华尔街”运动规模的扩大,传媒的报道也越来越多,各大主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福克斯新闻、美联社等,都在重要版面以及主要新闻时段报道了“占领华尔街”的最新进展;报刊杂志同时发表各类评论文章,电视台则邀请专家、学者、政治人物参与讨论,对这一运动的影响、走向各抒己见,十分热闹。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长周末,周一是哥伦布纪念日,联邦以及地方政府机构都放假,公立学校也不上课,许多人趁这个机会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全国不少城市出现集会游行。据媒体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目前已波及两百多个城市。 自9月17日一小批人在纽约打出“占领华尔街”的示威招牌,迄今已近四周,当初的涓涓细流开始沛然成河。当“占领华尔街”刚开始的时候,美国传媒并没有太多相关报道,而这个运动在外国人眼里却是一件大事,许多传媒将这个运动称之为美国的“茉莉花革命”,并将其与中东的“茉莉花革命”相提并论。外国传媒也指责美国传媒有意忽略“占领华尔街”运动,对美国传媒的做法表示很不理解。其实,这正是美国传媒的一贯做法,当 “占领华尔街”运动规模还很小的时候,的确没有大幅报道的必要,而一旦这个运动持续发展并扩展到全国时,就成了传媒报道的重点,现在用“连篇累牍”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传媒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报道都不为过。 “占领华尔街”运动尽管打的是同一个旗号,而且也已经蔓延到全国,但都是各地的自发运动,目前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在其中发挥作用;甚至各个城市的示威集会大都也是民众自由参加,没有统一领导。不少工会组织虽然表态支持这一运动,给运动添加了新的能量,但并没有成为运动的组织力量。 参加波特兰市示威的一对夫妇(照片:美联社)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宗旨,是向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界、尤其是大银行发泄不满,同时抗议一小部分富裕阶层占有大量社会财富。他们打出的旗号,最引人注目的是1%的人占有社会一半的财产。从衡量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来看,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贫富差距的确最大,不过从统计数据上看,这几年贫富差距并没有严重恶化。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上个月公布的收入报告,2010年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69,与2005年时相同(参见博文 美国人百分之十五生活贫困 政府民间出手相助 )。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对精英阶层还是很宽容的,公司总裁、投资银行家等动辄收入几百万几千万美元虽然也会引起一些非议,但并没有成为社会热门话题,那么,为何最近有关贫富分化的话题这么引人注目呢?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这两年美国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失业率一直在9%的高位徘徊,许多人失业后长期找不到工作(超过6个月),虽然有失业补助金,但对失业者及其家庭来说,还是很有挫折感的。同时,由于经济不景气,美国有15.1%的人生活在贫困标准线之下(四口之家年收入在22314美元之下),贫困人数创历史新高,这使得许多人对贫富问题特别敏感。 奥斯汀市一位游行者在街道上书写游行记号(照片:美联社) 第二,由于金融风暴,传媒大规模报道华尔街丑闻,使得过去不大为人所知的华尔街大亨们的收入不断在公众面前曝光,引发人们的疑问,过去民众相信社会规则比较公平,但随着华尔街以不当手法谋利的现象屡屡曝光,使得民众深感制度不公。同时由于美国政府的大规模救市行为,使得公众认为政府拿了纳税人的钱去帮助那些不负责任的银行家们,而这些人在拿了政府的钱度过危机后,故态复萌,自己给自己大把发钱,这样的做法使民众十分不满。2009年高盛员工平均拿到近60万美元的年终奖,创下该投资银行成立140年来的历史纪录,而这离金融危机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其他华尔街投资银行的年终红利也十分惊人,这些报道在当时就曾引起媒体以及公众的愤怒。 第三,奥巴马总统与共和党在提高国债上限的问题上争拗不断,使得政府几乎关门停摆,民众对两党的争执已经厌烦透顶:一部分民众对共和党代表大公司、大财团利益的做法十分不满;另外一部分民众则对奥巴马政府加强监管经济、市场的政策以及加税努力十分厌恶,两派争论激烈,对大公司、大财团不满的民众,于是走向街头。 “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遍布全国,但迄今为止参加的民众绝大多数还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诉求,很少暴力行为。各地的游行集会都是 纽约市一家老少参加静坐示威(照片:美联社) 经过申请,由当地警方批准的。游行集会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受到法律严格保护,任何人,任何政府部门都不敢拿言论自由当儿戏,也不敢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纽约警方曾在集会过程中拘捕示威民众,被指执法过当,但根据警方的说法,这些被拘捕的示威者都是因为不遵守集会规则,在首都华盛顿也有示威者在没有得到许可而闯入国会办公大楼后被捕。无论如何, “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示威者、维持秩序的警务人员的一举一动都在传媒的聚光灯下被看得一清二楚,只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事,谁都不能干涉,一旦违反法律,自然会受到处罚。 此次示威集会的发源地以及大本营是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已经表示,只要示威者遵守法律,集会可以一直进行下去,市政府并不会驱赶示威者,但一旦他们采取非法行为,警察绝不会姑息,会立即采取行动以确保纽约的安全。 “占领华尔街”凸显了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利,无论赞成还是反对这一运动,运动本身是无法禁止的,因为言论自由是美国人最珍视的天赋人权之一。 赌城拉斯维加斯也有示威游行(照片:美联社) 辛辛那提市的示威民众在林肯纪念像前集合(照片: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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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今天,我们以世界的眼光、历史的视角,结合中国的实践,审视我国改革所处历史方位,可以更自觉主动地把握改革的机遇和发展的进程。   如何观察辛亥百年来的中国发展进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特别是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我们应当从全球的视角加以观察。从世界经济、文化、宗教发展看,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中国虽说有自己的国情和特色,但总体上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许多重要文化、宗教、经济进程不但与世界其他国家基本同步发展的,而且在工业革命之前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一,综观辛亥革命百年来世界社会思潮与国家制度的激荡、较量、竞争与融合   辛亥革命百年来,前五十年风云激荡,战争、革命、危机、冲突不断。其间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俄国十月革命;经历了一次席卷全世界经济大危机(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二次大战后诞生了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东西方阵营,五六十年代民族独立运动此起彼伏。尤其是中国、古巴革命,印度(包括后来的南非)独立,对全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后五十年,世界进入相对的和平发展时期。一是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摧动工业化、知识化,出现知识经济、智能革命浪潮,中国正赶上这一波发展浪潮,取得巨大后发优势。从2008年开始又引发一场席卷全世界的金融大危机,至今世界经济未从这场危机中走出来;二是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中国崛起,欧盟出现,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中国的经济与政治以崛起的姿态走进世界各国的视野。   辛亥百年来,我们看到世界社会思潮与国家制度的激荡变化:   1、以前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及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实行全面国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领袖集权;思想文化上舆论一律,垄断意识形态;对外关系上输出革命,组成集团,冷战对峙。苏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席卷世界经济大危机中,显示了计划经济动员全社会财富,实现快速赶超粗放型工业化的优越性,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一枝独秀。后来又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攻克柏林,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上世纪50年代苏联在核技术利用和航空航天领域的领先发展,如第一艘原子破冰船下水,第一架超音速飞机上天,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开创了人类探索太空的历史。这为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赢得巨大威望,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追求的目标。然而,由于这个国家制度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高度集中和垄断,束缚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不到提高,人民民主自由和人权遭到严重损害,内部危机日益深重,执政党严重脱离群众,终于显示出不可持续性,像抛物线那样先高后低,最终走向解体,并引发了东欧剧变,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2、以德国纳粹党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统制经济;政治上实行独裁专制,以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反对民主,扼杀人权,种族迫害,发动战争,给人类带来严重灾难。因此,它像电脉冲来得快消失得也快,很快被世界人民所唾弃。但它留给世界历史重大警戒,凡发动世界大战者必亡!由此得以开启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时代。需要指出的是,纳粹虽然灭亡,但纳粹思想却一直阴魂不散,在世界各地时有火星冒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需要对此保持持续不断的警惕。   3、以欧洲各国社会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政治上以和平方式取得议会多数掌握政权,实行议会民主;提倡罢工自由,节制资本盘剥,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文化上提倡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它像渐进线在欧洲发展着,结出今日欧盟之果。昔日战火不断,成为两次世界大战发源地的“火药桶”,今天变为统一货币、统一议会,边境开放,和平发展的区域经济政治联盟,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创新。但是其高福利的模式也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希腊、意大利等国引发的欧债危机为其前途投下了一层难以忽视的阴影。   4、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新政为代表,对传统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同时实行必要的国家干预和社会调节,反对垄断;政治上坚持宪政自由和议会民主,推行社会改革,调整分配制度,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大缓和社会矛盾;文化上提倡多元兼容,自由思想,激励创新,不断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对外推行霸权主义。美国的变革无疑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因素,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改良中发展,成为今日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美国基本制度对资本节制不力,甚至有意纵容,使得美国的金融大鳄有可能吞噬其他国家的金融财富;虚拟经济有可能吞噬实体经济所创造的财富,从而引发规模宏大的全球性金融乃至经济危机,带来社会动荡;大规模举债的发展方式也可能最终因其在一定时期内无力偿债而导致国家信誉的崩溃,也会拖累其他国家。   5、以中国改革开放为代表,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的思潮及制度。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混合型经济和快速赶超的粗放型工业化。政治上实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文化上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实行思想文化舆论统制;对外关系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我国的改革无疑吸收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因素,使传统社会主义走出困境,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但对这种中国发展模式,我们要有清醒认识。因为,它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与低工资、低地价、低人权的“三高三低”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复制推广;同时,资源、资金、权力高度集中下的举国体制,虽然可以办大事,抗灾害,但也容易带来决策不当,暗箱操作,造成腐败,造成巨大浪费。甚至由于其不计成本的特点,容易形成官僚利益与垄断利益相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举国体制办大事的特点又极易让执政者产生“大跃进”、“跨越式发展”这样的冲动。这种冲动如果和特殊利益牵扯在一起,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无法估量、难以挽救的灾难后果。许多清醒人士已经看到,这已成为我国深化改革、社会转型、民主建设的一个难题。   二,综观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路径选择的艰难、曲折与希望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企图通过军政、训政、宪政道路走向宪政民主和人民共和。他毕生奋斗,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家天下的皇权统治,但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临终留下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然而,蒋介石把持国民党后,走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道路上去,与共和背道而驰。蒋经国在台湾主政后采取一系列政治革新举措,特别在晚年出于“向历史交代”、“不计个人毁誉”的强烈心理动机,大力推进台湾民主政治转型,解除戒严,取消党禁和报禁,充实民意机构,促使地方自治法律化,作了宪政民主的勇敢探索,成就了民主转型的成功。今天台湾的政党政治虽然不能说已经很成熟,但国民党政权失而复得,说明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进程,展现了新的模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倡导社会主义,走向共和。建国60年来,前30年现代化路径选择,基本照搬斯大林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发生严重失误。经济上全面国有化,追求一大二公,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比前苏联更急于快速赶超粗放型的工业化,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政治上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高度集权,进行全能主义的行政管制,取消了社会私权领域。文化上推行斗争哲学、驯服工具,实行一元化思想控制,舆论一律,文化统制。这样,造成国家吞噬了社会,执政党吞噬了国家,领袖吞噬了执政党的局面。我们党成立时走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门,想不到建国后稍稍地跳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窗口,走到文化大革命道路上去,国家经济遭巨大损失,政治冤假错案遍及全国(仅胡耀邦同志主持平反工作五年间就平反了300多万人),社会信仰造成混乱,国民心理遭受巨大创伤。   以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为代表的一代老革命家,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决心与斯大林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决裂,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决裂,改弦易辙,另辟新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选择!经由这一历史选择,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三,当代中国在大国崛起中遇到的困境与难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成就。GDP以年平均9.7%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尤其在国际金融大危机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长。GDP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元猛增到2010年的39.7983万亿元(约5.74万亿美元),翻了110倍,人均达到4283美元。我国GDP总值去年已超过日本(5.4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的9.27%。邓小平同志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2010年已经达到,提前了40年。这真是谁都料想不到的。   再以汽车发展为例,2009年我国顶着金融危机汽车销量飞速增长,全年销售汽车1364万辆,增长46.2%。2010年我国汽车生产和销售又双双超过1800万辆(生产1826万辆,销售1806万辆),成为全球第一汽车生产和销售的大国。据2009年统计,我国石油日消耗量是800万桶,美国是2000万桶,中国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石油消耗量仅占十分之一,应当说还有发展空间。当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多,主要还是发展轨道交通、公共交通。   还值得一提的是钢铁产量,2006年中国钢产量达到41750万吨,超过美英等28国的钢产量。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产钢13350万吨,英国加欧盟25国产钢19890万吨,他们加起来才33240万吨。想一想1958年我们为1070万吨钢,动员了9000万人土法炼钢,炼出400万吨是铁疙瘩,更严重的是山林被砍光,植被遭严重破坏,还让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没有人工收成,造成后来的大饥荒,饿死了三千多万人。一个是命令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两者对比何等鲜明!   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世界历史来看,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跨国海洋贸易使欧洲国家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转型,从神权社会走向人权社会,其间引起多少次战争、革命,充满血腥与掠夺。19世纪到20世纪的工业革命,欧美国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也是引起社会很大动荡。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激烈震荡了八九年,通货膨胀达到百分之一千以上。而反观我国,30多年同时进行三大社会经济转型,5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二亿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却能保持全国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而且,这些年还不断遇到国内外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都没有引起全国性大的动荡,值得引以自豪。   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随着国力的增强,人均GDP的提高,随着30多年来市场化的改革,也积累起来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困境。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中国的崛起是客观事实。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问题。近年来围绕汇率、海权、领土、军事、周边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争议,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边国家不断产生摩擦,凸显了中国外交的严峻挑战,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担忧,甚至敌意。在对待西藏、新疆、台湾、人权等问题上更经常产生纠纷。南中国海争议,美越联合海上演习,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民间反华情绪抬头,延坪岛炮击带来的频繁且规模升级的军演,以及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引起新一轮对中国民主与人权的施压,等等,说明中国崛起遇到的外交挑战与麻烦也大大增加了。与此同时,国内狭隘民族主义思潮也抬头了。每出现一个涉外问题,民族主义思潮就上来,对正常外交产生干扰。而在外交应对上,受意识形态影响,常出现进退失据、十分被动的局面。尤其在处理与美国、朝鲜、非洲、中东等国关系上常陷于被动。外交工作上我们有时显得过于“另类”,适应不了大国崛起的挑战,往往很难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同时,应对的对策不足,方式也不够灵活,缺少纵横捭阖的大国气度和韬略。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四大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28上升到目前的0.48(欧洲与日本在0.24~0.36左右)。而且,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了《2009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内地高净值人群(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到2009年底达32万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规模超过9万亿元。就是说,相当于中国总人口千分之0.2的人,持有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元的近一半资金。此外,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而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工资与福利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在经济发展中社会事业发展被忽视了,比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滞后。2003年在抗击SARS中表现较为突出,暴露出医疗卫生薄弱特别是农村。这些年GDP快速增长,财税大量增加,许多地方大造高楼大厦,经营城市,改造旧城,成了一种潮流。政府机关的大楼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农村小孩上不起学。不少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子,居住条件很差,等等。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如此高消耗发展模式引发了近年来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暴涨。要知道,环境债是高利贷,我们这代人借下了,子孙后代还不起。   四是权力腐败和社会腐败。一般官商勾结经济腐败,是世界各国都有的现象。我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第一卖官买官盛行,导致吏治腐败,败坏党风、政风、社风,影响恶劣。沈阳市慕绥新、马向东买官卖官案,涉及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等16个第一把手;黑龙江省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干部900多人,多名省级领导、上百名地市级领导卷入,引起全省领导干部大调整。有的贪得无厌,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前公安厅长)涉案总金额达20亿元;有的贪财又贪色,95%贪官有情妇,60%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人在网上公布“二奶排行榜”列出九个奖项,例如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包养146名情妇得数量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宾馆包养未婚大学本科女大学生17人,得素质奖;四川省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在16~18岁,得青春奖;还有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性爱日记95本,制作性爱标本236份,得学术奖。多么荒唐!第二,我国腐败蔓延到法院、检察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开始,到各地法院、检察院不少法官检察官犯案,有的甚至“一锅端”,这在法治国家少有。美国建国200年来,法官犯案的只有40来人,新加坡独立45年来没有一个法官犯案。因为法院、检察院被称为社会良心,是主持社会公道的机构,维护社会正义的主要力量,它的腐败是社会良心的丧失,社会正义平台被丢掉。第三是媒体舆论腐败,本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我国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还产生腐败现象。一个是吏治腐败,一个是司法腐败,一个是舆论腐败,显然比经济腐败更严重,是与政治体制弊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体制性的腐败,值得引起严重关注。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我国民众由人人参与政治搞阶级斗争的“政治人”,变为人人关心经济利益努力创造财富的“经济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现在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不同,那时凭市场的自由竞争,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可以在社会获得上升通道。现在却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要上好学校读书,要找好工作,要升迁,要提职,都要跑关系,找靠山,讲背景,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情绪,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侵蚀。这样一来,就进入信仰空虚、是非无据、唯利是图、险燥慆慢的时期,多年积累的不满、怀疑、怨恨,到了释放期,一方面督促当局改善改革,另一方面,也越来越不信任当局,当局做什么都会被怀疑指责,越来越偏激,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具有破坏性。这就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到处宣泄。同时,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观念泛滥,人文精神丧失,人性的物化,导致不少人紧张、焦躁、精神崩溃,引起精神病患者大为增加,自杀率也不断上升。据有关报道,我国现在有将近一亿精神异常的人群,这么庞大的数字,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这就提出了一个迫切的任务,务必要把“经济人”变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人”,以取得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   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积累的这些问题,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1993~2006年从8708件发展到9万件。2007~2009年连续三年社会群体性事件都超过9万件。2010年全国信访总量970万件(人)次,群体事件官方统计20817起。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房屋拆迁上,集中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群体性事件大体分三种类型:   一种是维权型的社会事件。从农民抗税费到抗圈地,又发展到地下资源、林权、环境污染问题,矛盾冲突加剧。2010年发生十大社会群体事件,安徽马鞍山万人群体事件、山东潍坊拆迁冲突、江西九江拆迁冲突、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拆迁冲突等都是数千上万人闹事抗议。从成都唐福珍到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到今年5·26江西抚州连环爆炸案,标志着暴力化加强。   抚州钱明奇爆炸案具有典型的警示意义。钱明奇为房产两次被强拆的补偿问题,曾经上访10年、上网1年。他两次上告法院败诉,为此绝食四天;到检察院上告不受理,他静坐抗议;后多次到北京上访,被关进黑监狱。为向社会发出他微弱的声音,五十多岁的他学电脑学发手机短讯,并在新浪、腾讯、天涯、凤凰4家网站同时开通了微博,在网上给媒体人士和律师发“私信”,诉说自己的遭遇。他发微博说,“我十年依法诉求未果,请大家理解我反腐报仇行动!”他表示自己不学唐福珍,也不学钱云会、徐武,要学董存瑞。爆炸前一天,他又发微博说,临川将会听到爆炸声。5月26日上午在抚州市检察院内停车场、临川区行政中心的地下车库入口处与东广场发生三起连环爆炸案,三人死亡,五人受伤。凤凰主持人闾丘露薇叹息:“进钱明奇的微博,赫然发现就在几天前,他曾转过我的帖子,后脊发凉。在那几千条评论中,我不会知道有一个声音是来自如此决绝、预备死亡的他。他一辈子不被听见,直到那一声巨响。”   今年6·6发生广东潮州古巷镇和6·10广州增城新塘镇群体事件,引发本地民工与四川籍民工大规模持械斗殴和互相报复,标志着二亿农民工维权问题提到新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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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一篇蓄意宰杀农民的恶毒文字

一篇蓄意宰杀农民的恶毒文字 —-痛驳《浅谈彻底取消农业税是中国房价物价飞涨的原因》 作者:诚言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0-9 本站发布时间:2011-10-9 8:04:03 阅读量:341次   房价高,粮价高,肉价高,菜价高,药价高,油价高……;读书难,治病难,就业难,住房难,生也难,死也难……。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面对生活成本轮番高涨、生存压力与日俱增的困境,无不会痛苦地思考:这是怎么了?正在仁者见仁、智者说智的当儿,在《凱迪社区》,见到了一篇署名“2小力量” 的“浅谈彻底取消农业税是中国房价物价飞涨的原因” 的文章(以下简称“原因” )。对任何一个有良知、有理性、有道德感的读者来说,阅读这样的文章,都会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都会认为这是一篇用心歹毒丑陋无比的文字。无论出于义愤,出于不平,出于做人的规则,出于知识分子的天职,对这种蓄意宰杀本来就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农民兄弟的恶毒言辞,我都无法保持沉默!   一、 我国商品匮乏吗?   “2小力量” 在他文章的标题中就急不可耐地亮出了他的观点。在正文中,他更气势汹汹地责问:“如果沒彻底取消农业税,农民不大量湧入城市,这物价房价还涨得如此之快吗?”在他看来,农民进城后,既减少了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又用打工的钱买粮买肉甚至买房,“农产品势必供应不足,加之国际市场冲击,自然物价飞涨。”他还认为,农民工先在中小城镇买房,“这是房价开始涨的原因”。对这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的荒唐推理和掩饰真相、嫁祸于人的无耻言论,必须直面生活现实,摆出有力的证据予以批驳。   首先,中国现在不是毛泽东时代的短缺经济,不是“物以稀为贵”,而是“货多价钱高”。这有二点可以证明。、:一是高层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呼吁“拉动内需”,二是外贸出口额占内贸总额的三分之二。如果商品供给吃紧,政府不会鼓励群众扩大消费;如果连内贸都不能满足,何必叫本国人民节衣缩食、把生活必用品的百分之四十卖于外人?那些囗囗声声倡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的人士,在事关民生的时候,怎么又放弃了原则立场呢   再从进城农民的购买力来看,对引动物价上涨的影响之小远不能与物价的大幅度增长相提并论。据学者刘植荣先生在“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的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占企业营运成本55%,而在中国则不到10%,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值,世界平均为58%,中国是25%,世界排158位。有25个国家最低工资超过人均GDP” 。这25个国家中,有我们所熟悉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埃塞俄比亚等等。不难想见,拿最低工资的绝大多数是干活时间最长、工种最苦最累的农民工。某些无良的官员、专家鼓吹中国有“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国际社会用“血汗工厂” 蔑 称中国,也可资佐证。尤为值得同情的,这批农民进城后,虽然贡献大、待遇低,但享受不到“城里人” 享受的社会褔利,甚至连孩子读书都要多交钱。他们除了挣个维持劳动力生产的必要成本外,连劳动力再生产都捉襟见肘,有多大能力去购物消费并导致商品供应紧张呢?   二、导致物价、房价上涨的因素究竟有哪些?   影响房价、物价上涨的因素多多,择其要者,大致有:   1、中国商品的税负重。由于流通环节多,每经过一关,除了主其事者要赚取一定的利润之外,各地各级的税务、工商、卫生、环卫、交通、质量监测、摊位管理者等部门都要收取数额不菲的税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2006年的数据显示: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1000元,“排除其它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抅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700元,美国168元,日本186元,欧盟15国300元。”近三年来,中国官方公布的国家财政收入(不含地方税、费)更以远远高于GDP增速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比例递增,“政府不差钱” 成了主流声音傲气十足的口头禅。中国税负指数、税负痛苦指数悍然位于全球之冠。   2、中国产品的物质成本高。由于粗放管理、科技含量低和重复建设、舖张浪费等原因,中国产品一直未摆脱拼消耗、高耗能的生产模式,再加上形形色色经济犯罪造成的损失,最终都要打入成本,由消费者埋单。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曾介绍:在劳动生产率方面,2008年,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为5855美元,相当于美国的5.9%,日本的7.9%,俄罗斯的20.8%;在资源效率上,2009年,我国GDP占世界的8.6%,却消费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美国GDP占世界的24.3%,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占15.2%和21.7%;日本GDP占世界的8.7%,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占3.3%和5.1%。   3、“土地财政”导致房价奇高。在土地国有化、集体化的名义下,上天赐予的、祖宗们开垦的土地资源成了各地政府奇货可居的商品,政府以极低的价格把土地从原使用人手中“转让”过来,又以所有者身份用“竞拍” 的方式高价出售给房屋开发商建商品房,房价自然抬高。据著名开发商任志强透露,在房屋建筑、销售过程中,政府所得占一大半。这就是在中国人均收入不足美国十分之一的情况下,房价普遍高于美国的成因。更为荒唐的,老百姓高价购回的房产,其土地只有70年的使用权。根据官场已出现的“集体世袭” 的潜规则,这些官人的子孙后代都衣食无忧了。当然,也有低价土地用于建房,除了造成与官方有特殊关系的开发商一夜暴富外,买房人也休想得到优惠。   4、分配不合理。巨量社会财富流向了哪里?简单地说,一是政府,二是官员,三是国企髙管,四是有权力罩着的民营企业家。细究这些原因,不是这篇短文的目的,只提几组数字,不难看个大概。中国人均GDP世界排名,78年第15名、90年第10名、2010年第2名;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80年第84名、90年第105名、2010年第127名。社科院的一份报告称:十一、五期间,政府财政收入年增9500亿元,增速高于GDP2倍;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就已超过日本,而日本当年GDP是中国的2倍以上;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货膨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1.4倍,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只有城镇居民的七分之一至三分之一;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支出比例占14.9%,美国这一比例是61%,用于医疗卫生的财政比例,印度是中国的2到3倍,美国是中国的5倍以上,中国的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人口占22%),整个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是全球倒数第一。中国财政供养行政人员人数占全球一半,官民之比达到1:18。在国民收入再次分配中,不合理处也多。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一特约研究员在央视《1十1》节目中透露,“三公” 消费一年1.9万亿元,占行政开支60%。卫生部一副部长曾说,在财政开支的医疗费中,80%为850万党政干部阶层花用。在国内股市一路跳水之际,中石化在美国融资仅29亿美元,分红累计119亿美元;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移动、联通四大公司最近四年向海外投资者分红达7000亿人民币,年收益率高达130%。在中国尚有近半数贫困人口(按国际标准一人一天2美元可支配收入)的情况下,我们的对外援助却越来越财大气粗,买的外国债券不断增加。穷富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早已突破警示线并不断攀升。可怕的是,在短期内还看不到缓解这一困局的迹象。   5、货币对内大幅贬值。市场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与社会可供商品总量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是币值稳定、物价稳定的前提,货币超量发行必然拉动物价上涨。有统计显示,从政革初期到2008年止,我国经济增长99倍,人民币投放总量的数量增加700倍。在造成货币投放多的诸因素中,颇具特色的外汇管理是重大原因之一,以现有外汇节余3.3万亿美元折算,就要多增发20多万亿人民币。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今年在亚布力论坛夏季高峰会上称:08年以来,“三年货币超发73.6万亿元。”   这才是造成物价高、房价高的主要原因。试问“原因”的作者,这五条原因中的哪一条,不比你那“原因” 拉升物价的危害大?   三、“2小力量” 对农民意欲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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