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业良

《中国新闻周刊》周四发表文章，揭露中国高铁建设中的招、投标信息不公开，包括铁道部内定竞标企业以及工程转包和中介过程中的种种内幕。 官方《中国新闻周刊》周四披露有关铁路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存在潜规则的文章，为“7•23”特大铁路事故后，公众针对高铁安全的担忧蒙上了一层阴影。 文章说，虽然《铁路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实施办法》规定，相关招、投标过程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但通过公开渠道，几乎找不到中国铁路建设的招标信息及中标结果。 文章引述熟悉铁路工程人士的话说，铁路项目基本都是内定，工程招标过程更像是铁道部自家人“分活儿”。 文章列举铁道部内部的不成文规定，包括工程竞标中的竞标企业必须注明是否从属中铁系统，以方便审核专家“一目了然”；竞标单位必须与铁道系统组成企业联合体，方可承揽业务等等，揭示了中国铁路建设背后的内幕。 曾任职中国铁路系统的桥梁高级工程师游精佑表示，铁道部在工程招投标过程中的暗箱操作也反映出中国所谓“政企合一”模式存在的问题。 “他们本来就是要提供广泛的参与准则最优的参选队伍。但如果他要操作，质量肯定是没办法保证。铁道部里面包括投标过程，按我们中国传统做法会产生很多这种利益平衡的关系。政企合一它因为没有充分地探讨各方面的牵制，可能某一个人说，很快很多人就迎合这人的决定，然后做倾向性的一些论证。这个很快，但他根本不能够体现一个科学性。特别是高铁这样的大型的基础工程，其实是很可怕的。” 《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还指出，在中国铁路工程项目审批和招、投标运作中，领导干部的人为干预、中介机构的灰色交易，以及工程中标后被多次转包，都直接导致了最后实际的承建方必然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来保证盈利。而许多看起来几百亿的投资项目，实际的工程建设并没有用那么多。 一位参与高铁物资投标项目的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曾接手一个投资3亿元的工程，最终只花了8千万元，其余“全分给了各个利益关联方”。 文章认为，中国高铁建设集中反映出目前铁道部集采购、运营、监管于一身；招、投标过程更是裁判、教练两位一体的弊端。 北京大学的经济学者夏业良教授就此表示：“政企合一说起来效率高，主要是缺乏足够的监督和制衡机制。对铁道部来讲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进行重组和进行非常大的根本性的改造。因为在过去进行大都市规划的时候，曾经有过动议，就是把铁道部归到交通部。但后来以要建高铁，大规模的发展为由，最后就保留了铁道部这样的一个体制。现在矛盾这么集中的体现，大家都知道张曙光（音）他贪污２８亿美元。所以，铁道部贪污腐败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说明了它这个体制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了。” 发生“7•23”特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宁波至温州路段，近日因雷雨天气持续出现大范围火车误点和停驶现象。 游精佑表示，中国铁路运行近期会着重在车次密度和调度方面做出调整，以确保安全。但是由此造成的投资效益回报下降，将直接导致今后一、两年对高铁正常维修、保养的资金不足。 “高铁双程它只能用降低速度，减少失事这两种方式来减少调度，就是用自动化程度相对低的方式。无非投资效益、回收跟预期的发生冲突。这种情况它会影响整个运营。因为这种东西一、二年之后，线路的磨耗，轨道变形，这些维护的投入很高。那你之前不去花钱维护，收入又低了，后面巨额的维护其实很难保证。很难保证线路修复到正常的、理想的运行状态。如果这样，我认为安全问题还是比较让人担心的。” 数据显示，中国铁路基建投资在2010年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预计“十二五”期间的铁路投资总额更将高达2.8万亿元。 《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认为，国家审计署近年针对铁路系统的跟踪审计调查，会继续揭开中国铁路建设招投标制度形同虚设的面纱。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

“如此自由，如此富有，如此美丽！”   ——想念王荔蕻     艾晓明       荔蕻失去自由一百天了，说起来，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荔蕻不仅是身陷看守所，而且已经被正式批捕了，罪名以当初的“寻衅滋事”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几个月来，友人不断失踪，我也自顾不暇，对于荔蕻的处境，却没有写下一篇文章，这件事，怎么也说不过去。午夜时分，我常常想到失去自由的朋友，而荔蕻，是其中对我来说最为亲近的女性姐妹。她比我小两岁，年近五十六了；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需要钢板保护；而且她还高度近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左眼600度、右眼675度，摘了眼镜就跟瞎子一样”——但在看守所，护腰不能带进去，眼镜也必须摘下；亲爱的荔蕻，如何应付周遭模模糊糊的世界？曾经有过抑郁症而失眠的她，又熬过了多少失眠之夜？她对这漫长的囚禁乃至批捕有准备吗？她会不会满怀信任地想着我们这些朋友，相信我们会像她那样为受苦的人奔走？而我们的无所作为，会让她多么失望啊！ 时光倒退四十年，那时，荔蕻还是一个下放到延安的北京知青；十六岁的少女走在黄土扬尘的盘山公路上，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公路的高音喇叭里播放了一段小提琴演奏的西方乐曲。她在回忆中写道：  那一刻，灵魂被击中了。  虽然当时我身上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腰上系着一根草绳，背驮着，腰弓着，兜里只有四分钱；但此时我的灵魂却如此自由，如此富有，如此美丽！我沐浴在人类最高智慧的灿烂阳光下，我沉浸在人类所能创造出的最美妙的音乐中！这音乐是这么熟悉，这么亲切——原来那她一直在我的内心栖息着，从未离开，只待唤醒，便轰然飞升……绚丽无比！  荔蕻是将门之女，她父亲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建国之后在海军机关工作。少女时代她也学过小提琴。她写道：“当我站在陕北的那条喧闹的土路上时，我的小提琴正无辜地冰冷地躺在窑洞里，弓弦已经被老鼠咬断，每天抡撅挥锄的手指也早已僵硬无比，很长时间没有打开琴盒了，但在我心里对小提琴琴弦发出的梦幻般的声音、对神圣而美丽的音乐却异常敏感。” 荔蕻没有走上艺术道路，在延安插队三年之后，她考入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到北京。八十年代，荔蕻在北京政府机关工作。1989年之春，和当时很多政府机关的干部一样，荔蕻走上街头游行的队伍，她至今依然保存着游行时穿过的衣服，上面印有“自由万岁”四个红字。可想而知，荔蕻为什么在1991年起离职。 红尘滚滚，命运浮沉，荔蕻有过物质上的满足，但她不快乐。一直到几年前，荔蕻和老虎庙等人走到一起；他们开始了救助北京地区流浪访民的志愿行动。荔蕻那向往着“如此自由，如此富有，如此美丽”的灵魂复苏了，她重新找到了青年时代的理想、友谊和内在的丰盛。 荔蕻开车送我去拜访画家严正学，在车上聊聊几句话道尽彼此前半生。我和她在网上结识，因为她和我的朋友王克勤，都关注到山东女访民李淑莲之死，荔蕻在网上发布了详尽的消息，并亲自到山东走访。还有邓玉娇事件，荔蕻和屠夫一起去到巴东。也许可以这么说，荔蕻的人生轨迹，因网络而改变。网络凝聚了理想，让一群关注弱势群体命运的人从线上走到线下，力图改变人们在现实中的命运。   网友拍摄：荔蕻和屠夫去湖北巴东探访邓玉娇   一 王荔蕻给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的23封信   为写出荔蕻的故事，昨天我一直在读她的博客。荔蕻为“福建三网民”奔走呼号，很多人有目共睹。然而，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2009年9月，荔蕻在瑞士的日内瓦参加人权教育培训；当时因帮助严晓玲母亲拍摄视频的福建三网民已经被捕。在那天的博客中她写道：  曾经像听童话似的听老虎庙说起，在福建有一个人，每个月都从不多的工资里拿出一部份，存起来，以备有悲惨之人来求助！我真的不敢相信，现在还有这么纯粹的人？！  我真的不敢相信，在今天我们特色的国度，肮脏被描绘成圣洁，贪腐被吹嘘为英雄，道德已经沦丧到没有底线！而竟有人坚守着被斥为傻的良善？  游精佑，真希望你不在那里！真希望你是在这里，在日内瓦。这里空气很好，这里的林荫路令人充满了遐想；游精佑，你不过是一个桥梁高级工程师，你不是上帝！请不要那么好吧，请不要让我们太过惭愧！  后来，在给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的信里，荔蕻这样写道她的初衷：  说实话，当我第一次听说他的故事的时候，是有一点点疑惑的。因为在我的一生中看到的骗子太多了，受别人骗也太多了。然而接着我就看到了，听到了——游精佑，他是真的在践行他的以善良温暖他人，以关爱改变社会的信念的。我真的为他感动了。  不管您信不信，有一天深夜，在电脑前，面对着他的赤子之心，我流泪了。  在芸芸众生中，荔蕻是一个普通人，游精佑也一样。他们不是著名学者、艺术家或者社会地位很高的名流，也不是法学界人士。但他们由于网络相识，开始身体力行地履行公民责任。全国敢于为底层发声的专家学者，也许屈指可数，但无数普通人以网民的身份参与，带来了新的政治。这正是这个国家不曾有过却已然开始的美好生活，公民通过网络连接起来，参与公共事务。无论地位身份如何，人们以网友的名义聚集在一起，无需相识，无需实名，只要有共同的关注。代之以无力感和麻木不仁的是，网友觉得无名小卒可以做一点事情，哪怕是为无辜入狱的网友喊一嗓子。“围观改变中国”的想象在推特上传扬，2010年，福建马尾法院开庭审理期间，法院门口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民，而在网上凝聚起来的签名关注更达到五千之多，正是源于这样的想象。北京独立纪录片导演何杨的作品 《赫索格的日子》 详实记载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政治景观，人们凭着朴素的信仰，自八九之后第一次（至少在我是第一次看到）走上街头高呼：言论无罪，自由万岁！ 王荔蕻拍摄马尾法院开庭情形，持横幅者是三网民的孩子 荔蕻推动了这场争取网民言论自由的行动，这也就是这次检察院起诉的所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之罪。假如这个罪名成立，尽管今天的局势已经无比严峻，但荔蕻入罪的事实势必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让人们必须重新审视福建三网民案（游精佑、吴华英和范燕琼帮助严晓玲录制视频上传网络的所谓“以及其中的案中案（吴昌龙在看守所超期羁押超过十年的福清纪委爆炸案以及闽清严晓玲身亡疑案）。因为，王荔蕻“聚众扰乱社会治安”案，是因三网民案而发生的。王荔蕻和全国网友亲赴福州马尾关注庭审的行动，全部都有视频记录，这些视频内容和现场画面，不仅警方有；而且，最重要的是，集中在北京独立纪录片导演何杨作品《赫索格的日子》里。不管哪一级的领导，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王荔蕻因三网民案被再度入罪，注定给这部纪录片做了一场声名远播的宏大广告。我曾和北京大学法学家贺卫方教授一起看过这部片子，贺教授的感概是：全国所有的法学院学生，都应该看这部纪录片。 我还想说的是，假如这是“聚众扰乱社会治安”，这实在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聚众，并且，这些场景，包括王荔蕻本人现场拍摄的视频录像，早已郑重地以特快专递形式寄达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见王荔蕻给孙春兰的第20封信）。如果说王荔蕻犯扰乱罪，那么这个罪不是她一个人犯下的，全国参与讨论三网民案的无数网友不说，提出质疑和呼吁的著名律师、法学专家和学者也有很多人；更还有包括中央电视台、地方电视台以及多家报纸，福建三网民案的能见度是所有这些媒体和网络传播造成的效应。网民聚集到马尾法院门前，绝大多数人根本不认识三网民中的任何一位，与他们更无个人利害关系。人们走到一起，只是为了一个理想，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正如王荔蕻在为狱中游精佑庆祝生日的聚会中所说：  谁说是我们在救援你？我们是为了我们而战。你是我们的良心，我们不想让最后一点良知被怯懦埋没。是你在救援我们的良知，是你在救援我们的勇气。是你在救援我们最后一点言说的空间。  王荔蕻为什么会成为关注三网民行动的发起人？要理解她的动机和目的，我恳请关注王荔蕻的人、特别是对她实施批捕的人一读再读。 这些信始于2009年12月4日，这天是全国法制日。此前五天，孙春兰调至福建，接替原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王荔蕻对此寄托了希望，她期待在这个新的开始，三网民案能够获得转机。 王荔蕻以北京市民的名义介绍了三网民案及其反响，她写道：  据说，现在我们国家有三亿网民，谁能保证我们在网上的每一句言说都百分百“正确”呢？倘若这三位品德高尚的以助人为快乐之本的好人，也因为发帖而遭刑囚，那么我们三亿网民中又有多少人在预备着进入牢笼呢?  从2009年12月4日到2010年6月15日，王荔蕻给孙春兰一共写了22封信，连同 2010年3月两会期间，给作为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孙春兰写的信，共计23封（全文见王荔蕻博客 http://t.co/YM4gaiU ）。从信尾落款到发博时间，多是在深夜写就，凌晨上网。信件以特快专递寄出，也专程送至福建省委驻京办。 真的，我认为孙春兰书记是一位幸福的人；因为一位远在北京的市民是如此关心她在福州的执政实践，其拳拳之心，跃然纸上。王荔蕻写道：  我们的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百年来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虽然现在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历史的大潮只会向前而不会倒退的。如果在封建社会，那么“民告官”本身就是有罪的，官老爷是碰不得的。想告官，先要自愿承受“滚钉板”或杖责、甚至坐牢的，倘若所告“不实”，更要面临着杀头的危险。但我们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我们现在的国体号称是共和国，而且是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摘自第一封信）    艾晓明拍摄：王荔蕻和北大教授夏业良在张志新烈士纪念会 读着荔蕻的这些信，我一次次为荔蕻的执著和爱心所感动。是什么力量，让她彻夜不眠，坚持不懈地一封封给孙书记写下这些信？我觉得，爱心、嫉恶如仇，这些品质很多人都有，但是我们普遍缺乏的是行动。还有，我们不相信行动有用。网络上每天都有悲惨的消息，久而久之，我们的无力感变成习惯，习惯于漠然，听而不闻。 荔蕻的爱不寻常，因为她相信行动。她在信里和博客文章里多次提到，游精佑每月固定从工资里拿出积蓄，以支持救助那些可能有需要的人。这个行动看起来很小，却是可以做的。荔蕻参与救助流民的志愿者活动，他们用公民捐助，帮助一位小伙子治好了从四岁开始就流脓的腿伤，让他可以站起来旅行，和亲人团聚。荔蕻从这些活动中看到行动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因此她相信行动是有用的。也因此，她深深地珍视福建三网民的精神，他们和自己是一样的人，力图尽一己绵薄，温暖他人。患难相助，这就是荔蕻感同身受的公民精神，她不能容忍这样的人身陷囹圄。她因此在深夜里一遍遍地呼唤省委书记的正义感和良知：  一封信不递、两封信不递、三封信不递……，我今天是第九封信了。我还会写下去的。也许要写够第一百封信才能感动你们吗？  昨天在我的信箱里看到游精佑的女儿游豫璟的留言：“阿姨，我心里很难过”。我心里真是比这个小姑娘还难过。  今天驻京办的一位女士说，孙书记不会看的，实话告诉你，秘书就给截下来了。我在机关干过，知道文件运转流程。但我还是要写。要不脉搏里悲愤的热度会将血管迸裂。可能会写到一百封信，或者一千封……中华大地已承载了太多的苦难，我们真的不希望出现新的伤口！  2010年，年关将至，从2月6日农历腊月廿三到正月初一，连续九天，王荔蕻每天给孙书记写了一封信，恳请她关注三网民案，让他们回家过年。她说：  像这样的人，是人类保护自己的白血球啊！茫茫人海中，他们是多么稀少，对他们是应该保护的，而不是捏造罪名进行摧残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吗？在这个时候，让游精佑们回家过年，会让八闽百姓深深体会到有关方面的善意释放，对八闽大地的和谐是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的啊。虽然几近绝望，仍然忍不住要给您写这封信。  腊月二十九，蒸馒头。今天又有一件好消息：冯正虎回家过年了！温家宝总理在新春贺辞中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在这个新春来到之际，无罪释放三位网民，这不正是共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吗。  如今三网民案已经进入历史，再过几天，就是游精佑走出监狱的一周年。我相信，除了何杨的纪录片之外，王荔蕻给孙春兰的23封信也将永垂史册。很多年后，当中国人再也不会因为在网上发帖而受到追捕，当人们可以无所畏惧地监督公权力，参与公共事务时，他们应该知道，这一切是如何从普通人的努力开始的。在三网民案结案的七个多月之后，王荔蕻竟因此被刑拘继而批捕，则再次见证了这个时代争取自由的环境多么残酷。   二 抗拒平庸：诗意的灵魂   我第一次见到荔蕻，是在2009年9月的一天，那天，我本来要去北京大学媒体研究的课程讲我的纪录片。在那次旅程中我才明白，原来我的讲座在高校是被封杀的。因为头一天发生了我在首都师大的讲座中有人冲进现场进行阻挠的情形，我给北大的老师说可能讲不了啦。而那位邀请我的老师说：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发生在北大。结果当天晚上，他就得到我不能出现在课堂上的指令。 那天我和荔蕻第一次见面，讲座取消了，我的时间很多，因此我们可以从容交谈。荔蕻兴致勃勃地和我讨论德国电影《朗读者》（Der Vorleser，中文也有译名为《生死朗读》），我们谈到影片中呈现的那种平庸的恶，荔蕻甚至打开录音笔来记录。 我想当时荔蕻很可能是打算写出一篇有关《生死朗读》的影评的，结果没来得及。10月8日，因为刘晓波获奖聚餐，荔蕻一众，包括许志永、何杨、阿尔、屠夫等，全都被抓进了派出所，而荔蕻更是在里面被拘留了八天。 荔蕻后来写出来那八天的经历，她经历了四次提审。她写道：  在车上那个派出所副所长，带着点得意说，你们纯粹是瞎闹，以后你要多看点书！你看我平常就爱看些书，我还爱看古书，比如《古文观止》。  我的眼镜没掉，也没心情笑。虽然我觉得他基本不会真的去看《古文观止》，就是看，恐怕也看不懂的。我只是说，你的知识结构太陈旧了，作为执法者应该读读《社会学》、《政治学》，你应该上网查查什么是“平庸的恶”。你们执法，为什么要那么粗暴呢？有必要吗？  这次看守所拘留的经历，荔蕻写进了她的组诗《八天》，这是荔蕻博客上惟一的诗篇，而且，好象是在囚室，她第一次尝试写诗：   分行   我如此年轻 鬓发葱茏   踏进铁笼的“新房” 第一次——学着 把文字分行码放   秋色苍黄 白墙黑窗 我是光明待嫁的新娘   这组诗共有六首，在我这个外行来看，都是最好的诗篇。因为它勾勒出了一个勇敢的女性，写出灵魂的刺痛。它尖锐，简洁，独特，让人看见不肯弯曲的项背，例如下面这首：   良心犯     从此，我和你们相同了 你们曾经的、现在的囚犯 你们有一个名字 ——良心犯   从此，我和你们相通了 野蛮的手折断铁血的玫瑰 剩下了坚硬的刺 不再随风荡漾   从此，我和你们一样 用尖刻的冷眼 剖解饮鸩的国 它以寒冰锁我的身 我用滚烫的心拥抱我的骨肉山河   从此，站在鸡蛋一边 我有了一干义薄云天的兄弟 嗨，你们好！ 加我一个——既然末世已经开始狂欢   艾晓明拍摄：王荔蕻和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当时在狱中）的妻子孩子们在一起 很多年了，我既不读中国当代小说，也不读汉语诗。而荔蕻，既不是作家也不是诗人的她，却让我感受到诗歌的魅力。在这样一个平庸与恶如此流行的时代，诗歌竟然是可能的，它来自极端的困境中思考的清醒和灵魂的纯粹。我说的纯粹，意思就是坚持道德的信念和责任。荔蕻作品的诗意跟她这个人一样，是身心一致的。她的痛苦，不是为赋新词，而是根植于苍茫大地的生灵的痛苦。她的诗意不是自恋自怜的，而是涌向他人。所以，当看到山东上访的姑娘姚晶被截访的大汉打得脾脏积水时，她会和许志永他们一起站到街上为伤者募捐，她会在博客文章里为李淑莲、王静梅这样不能说话的人大声疾呼。 当我这样来评述荔蕻时，我是力图写出荔蕻的心性，她的善良和美好。我知道，荔蕻自己，与其说是想写诗，她更想的是拍片子。在2010年3月19日福州三网民开庭现场，荔蕻拿着家用手持小摄像机，拍下了最激动人心的现场。如果你看何杨的《赫索格的日子》，其中一边喘息一边奔跑，离警察最近的片段，就是荔蕻拍的。我在此前评论过艾未未的《老妈蹄花》，那部作品里，摄像机已经大大地进入到了双方对峙的前线。而荔蕻所持的摄像机，则再一次突破了这个冲突的距离。那个段落，用何杨自己的话来说：实在是太好了。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历史上，这样的场面，拍摄者奔跑着追警察同时高喊：你为什么打人；谁也没有拍过，没有拍得这么好。     三 必须保卫王荔蕻        尽管写了这么多，假如你认真问我，谁是王荔蕻，我一下子还是不容易作出回答。王荔蕻，已经退休，年过半百，在人群中，和任何街巷里弄打麻将的大妈没什么区别。她写诗又不是诗人，玩摄像机也是业余水准；她热心公益却并不专属于任何公益机构。王荔蕻，就是一个网友，一个被朋友们尊称大姐的人。 荔蕻这次被拘捕，就其个人行为来讲，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原因。在去年因刘晓波获奖聚餐被拘留八天之后，王荔蕻受到了三个月的软禁，没有行动自由。一直到今年的1月21日，她家楼下才撤岗。在她被站岗期间，我偶尔在skype 上看见她，我们就聊几句。诸君，我们会聊国家政治吗？错啊。我最常跟她说的是要吃枸杞补血，调养身体，改造世界观保健养生巴拉巴拉。而她向我咨询的问题则是：你说我理个什么发型好呢？我觉得短发挺好。理个光头如何？太激进啊。白发很多了。不要染，有毒呢…… 在这期间，她被要求写保证书，结果，她竟然写了一个《不作保证书》       ……      从法理上，让一个公民写保证书，保证自己不去做“合法的事”才能有行动自由，是违法的，是对法律的嘲笑。      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有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生活的权利、自由行走的权利。      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不能保证面对苦难时保持沉默，我不能保证面对像钱云会、唐福珍、李淑莲……这样的悲惨事件假装看不见。      假如我面对苦难和恶行保持沉默，那么下一个被恶行打倒的就是我自己。      做为执法者，你们对我的自由予以限制，是违法的，而且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希望执法相关部门及人员尽快改正你们的违法行为，还我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王荔蕻 过年之后，荔蕻去了一趟河南，第一是去看网友王译；后者因为一条被续貂的推文被劳教一年。继而她去了新蔡，看望了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田喜的父母，她还想去上蔡看被判刑一年的维权者田喜；记得我们中间通了一次电话，荔蕻说我可能去不了啦，腰病又犯了，打算返回北京了。 回到北京不久，3月21日，王荔蕻被朝阳区警方带走并抄家，4月20日，被检察院批捕，到今天，已经一百零二天。 2月下旬以来，从冉云飞被拘留批捕到艾未未等人失踪；接连发生的事情令人不安和震惊。渐渐地，滕彪、江天勇、艾未未等人出来了，而荔蕻面临的困境却无改变。我在推特上，每天只看到极少的几个网友，依然在推有关荔蕻的事，其中一条坚持不懈的推文是：让我妈回家吃饭！来自荔蕻的儿子小齐。 在艾未未被囚禁的时候，全世界每天都有关于他的新闻，也有专题网站收集了所有关于他的讨论。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在王荔蕻身上，除了网友秋蚂蚱，我还没看到其他人的说理文章。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王荔蕻的朋友们，分别都受到打压或警告。一些人不再上推，另一些人上推也只是潜望。我在想，也许，声援王荔蕻是比声援艾未未更困难的一件事。因为，当你为艾未未呼吁时，这位艺术家的世界声誉是一个有力的屏障。而王荔蕻，只是一个普通的北京公民，一个网友而已。 但是，必须保卫王荔蕻，理由也很简单，因为王荔蕻是好人、好公民、好大姐。假如这样的网民都被想象成国家的敌人，我对国家的担心，就远远超过“敌人”本身了。尽管，今天在强大的国家面前，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人，都很弱小，但我的恐惧不足以战胜我与荔蕻的友情。我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和荔蕻的孩子站在一起，让他知道，他不是孤立的。 我也期待荔蕻知道，我们想念她。感谢荔蕻的朋友殷龙龙写了这首诗，我愿所有的朋友都来呼吁，回家吃饭，荔蕻！  九行，冷兵器   ——给王大姐   我想写一首关于疼痛的诗，其中有王大姐 我想写一首关于王大姐的诗，其中有透明的呼吸 我想写一首关于空气的诗，其中有自由  我不说我看到的，你们能听到 我不给我完成的，你们打捞现代的成语：被自杀 我不信我命里的，你们削去一层皮  只有将军的女儿领走这份耻辱，这份荣誉 只有过年似地闻到硝烟。那些脱铠甲接骨的人们啊 只有诗歌像废话一样路不拾遗  附录： 何杨视频：王大姐   http://u.115.com/file/cln5y7io # 王大姐.flv 何杨: http://u.115.com/file/blckbwze # 赫索格的日子.flv                                              2011年7月1日  

　　在前一阶段有关左派右派的讨论中，我从中思索到一个问题：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专制人格。专制人格是专制政治的必然反映。专制人格是一种双重人格和分裂人格，一方面既对上位者表现出奴性，也对下位者表现出狼性，对上谄媚，对下欺凌；另一方面，说谎欺骗，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即使有的人并不愿意说，可必须还要说。 　　这样一种人格，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其实从小学开始，就对学生进行培育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种教育下养成了或多或少的专制人格。 　　它首先表现在“灌输”这种教育理念和方式上。 　　与中国君主专制的出现基本同步，秦代就出现了专制教育的萌芽。秦所尊奉的法家尊君、重法、以吏为师、奖励耕战，一切文化学术都不要了，最后就是焚书坑儒，中华文化差点断裂。但人们往往不大清楚，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教育模式也与先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变化正与儒家本身的变化一样，成了维护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比如，汉代将《礼记》和孔子为代表的教学相长、学是主动的、教是被动的，反对强加于人的教育思想[1]，转变为“上施下效谓之教，”“养子作善谓之育”（《说文解字》）的教育模式。智效民指出： 　　中国直至最近，我们还把教育解释为：“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对受教育者的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辞海》）大家以为，教育是一种上对下、父对子的施加积极影响的活动，因此受教育者必须服从、听话。但是在阿尔杜斯？赫胥黎看来（这个赫胥黎是那个写《天演论》的汤姆斯？赫胥黎的孙子），这并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一种“严峻的、有系统的、毫不能宽假的……泰山压顶式的训练”。他指出，倘若教育蜕化为训练，就会使青少年“产生一种黩武主义的头脑”，形成一种“对上专会顺从，对下专事凌暴”的双重人格。这种对上毕恭毕敬、对下作威作福的人一旦成为大多数，就会让独裁者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强化其专制统治。也就是说，把教育当作训练，是现代专制制度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2]。 　　中共建政后所建立的斯大林模式，加重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这种专制化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由于特别地重视为政治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必然采取种种政治化的手段，如强调服从、划一、歧视、惩罚，鼓励和培养告密、效忠、欺骗、言行不一、对上谄媚和对下欺凌。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思维僵化，理念腐朽，崇拜威权，循规蹈矩，追求权贵，践踏同胞，蔑视道德，突破底线。 　　人们常常惊讶文革中何以会出现那样残暴丑恶的现象，甚至在亲人之间也充满着告密、揪斗和污辱，说它是人类耻辱之极也不过分。其实也不奇怪，这正是我们的专制政治教育的结果。 　　今天，这种专制教育仍然在继续着。让我们再次以大学为例。 　　作为人类文明堡垒的大学，本来最应秉有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特点。但是中国的大学不但成了思想的屠宰场，而且成了专制接班人的训练营。今天的大学，仍然在着力培养着专制制度的红卫兵，哪怕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清华大学破格录取的一个学生蒋方舟，在百年校庆时《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蒋方舟的感觉是极其敏锐和准确的，这种令她“毛骨悚然”的东西，就是极权主义。 　　不独清华，那个思想好像更加自由的北大，其实在思想划一上毫不逊色于清华，比如它公然决定要对思想偏激的学生“会商”。李敖当年访问北大演讲时，一位学生当着北大党委书记的面揭露，北大规定教师如果在课堂上讲授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就要被褫夺教职。后来，北大也发生了学生告发老师的事件。据说北大已经在学生当中建立了一支“信息员”队伍，专司告密[3]。可叹的是，这些举报自己老师的学生往往极其真诚，他们真的是认为老师讲得不对。 　　清华北大的教育专制化仅是中国大学的一个缩影。乔新民说： 　　假如教育不能开启民智，假如教育就是一言堂，假如教育就是强行灌输思想，假如教育就是控制舆论，那么，这样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封建社会的宗教迫害。很可惜的是，中国当代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宗教迫害[4]。 　　这时我想起了米塞斯早在66年前的论述。他面对当时一党专制下的俄国和德国，总结说：“欧洲的极权主义，是官僚体制在教育领域占了占上风的产物。大学为独裁者铺平了道路。”而在新的专制下，“在今天的俄国和德国，大学是一党制的主要堡垒。不但社会科学、历史学和哲学，而且所有的知识分支、艺术和文学，都受到管制，或是像纳粹说的那样统一思想。[5]”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 　　在俄国、德国和意大利，青少年已经被牢牢地绑在了无所不在的国家控制机器上。从十分幼小的年纪开始，儿童就是政治组织的成员。从摇篮到坟墓，所有的公民都是那架一党制机器上的零部件。他们要毫无异议地服从。不允许任何“私人”组织或集会。官方机构不容忍任何持不同意见者。这就是官僚体制乌托邦的现实。[6] 　　从米塞斯充满历史感的回顾与论述，我们看到大学里的专制教育会给一个国家带来多么重大而久远的影响。他笔下的这两个国家，不但继承了德皇和沙皇的专制传统，并且在一党制也就是官僚专制下，发展到法西斯纳粹和斯大林恐怖。 　　虽然中国的教育已经不像奥威尔的《1984》所描绘的那样令人恐怖，但是德热拉斯53年前对苏联模式的描述也还是这样的真实： 　　学校制度以及一切社会的与知识的活动都是促成着这种类型行为的（王霄注：指公民的恐惧与对官僚阶级的忠诚）。一个人从生到死都一直在执政党关怀之下，关怀他的意识，也关怀他的良知。新闻记者，理论家，雇佣的作家，特设的学校，批准的官方见解，以及无数的物质手段都被动员起来，被运用起来，以“提高社会主义”。说到最后，所有报纸都是官办；无线电及其同类的东西，也都如此[7]。 　　这样的活动还促成一种结果，就是阿伦特所指出的，消除人的道德人格。一旦人失去了道德人格，就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专制）这部死亡机器当中的一个零件”，而这时人仅仅是一个“零件”——“没有哪一种来自人类行动范围的行为指导原则——例如美德、荣誉、恐惧——是必要的和有用的”了。 　　消除人的道德人格，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教人撒谎。 　　中国官僚阶级自己是必须撒谎的，对此德热拉斯已经有详细论证。其实所谓谎言，无非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批人，说这个统治或制度多么合乎民心，自己的领导多么英明。《1984》告诉人们，为了维持统治，老大哥是用了多么大的气力来撒谎和圆谎。同时，官僚阶级也必须在全社会造成撒谎的习惯。 　　2009年，中国一些媒体发起一个特别的行动：让人们回忆自己一生中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撒谎习惯。众多的读者参加了这个活动，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在小学三年级就已经学会撒谎和必须撒谎。无独有偶，近些年人们也陆续发现，中国的各种版本的中小学教科书里充斥着大量有违常识、远离真相的谎言，尤以语文和历史教材为甚。这些谎言，有些是为“美化”世界、拔高人性，有些则是为意识形态添砖加瓦。教科书传达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思维。以谎言为常识，必然会播下欺骗的种子。2010年，中国一些民间团体正式质疑小学语文教材教人撒谎，同时社会上热捧近百年前民国版本的教科书。人们对教科书的批判和反思，其意义不止于教科书。 　　当然教会人们撒谎的不仅是教科书，老师不撒谎吗？政府不撒谎吗？谁不撒谎呢？中国的父母教育孩子，很矛盾：一方面要让孩子诚信，但另一方面又要教会他们如何在中国生存。两难之下，还是生存重要。于是撒谎作为生存的基本本领，不但很小就会，而且成为一种人格特征了。中国是双重人格最严重的国家。我们自己双重人格，我们也在教育孩子双重人格。2007年，龙应台在一篇文章中说明陈水扁为什么必须判刑的道理，那就是可以让台湾的每个父母在教育子女时不会有双重道德的困惑。而我们这里，每个人都双重人格。 　　中国从小学开始的教育，从来没有公民教育。所有试图加进这一教育的改革，都被官僚阶级叫停了。而民国时期，这一教育还是有的。中国官僚阶级的政治意图，就是对学生极权主义人格的培育和公民人格的灭杀。后果就是，中国的孩子从小到大学，基本养成的是潜在的法西斯人格。如果他有幸终于从知识掌握和独立思考中看清了世界的真相，但是他的人格中已经烙下太多的极权印迹，这使得他即使投身于民主斗争，也在许多时候表现出极权主义者的行为特点。 　　无巧不成书。在清华热热闹闹搞官庆的时候，媒体曝光了武汉一位“五道杠”的政治神童。舆论面对这位一脸官气、一口官腔、一身官派、一副官样的儿童，惊呼“官僚化”戕害青少年(笔者特别强调，这个孩子本身是无辜的)。其实这并不奇怪。清华和武汉的小学教育本质都一样，不过是在一场接力赛中，武汉的小学和团组织跑了第一棒，清华接过了第二棒而已(中学是第二棒)。更应该令人悚惕的是这位12岁的儿童的狂妄：“我是世界，是宇宙，是大自然的最伟大奇迹！因为我举世无双，因为我独一无二，因为我是最棒的，因为我是天下的王者！”要让“中华独霸于世界”！李承鹏说感到震撼，“后来知道，拉登年前确实留下遗嘱，已在东方找到转世灵童，实现夙愿。”李承鹏没有开玩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确是在培养恐怖分子。 　　我有一种看法，专制是人的兽性的残存，而民主是人的文明的产物。专制是先天就有的，民主是需要教育和训练的。虽然民主成为现代文明人的特征，但在人性最阴暗最本底的角落，专制比民主更有基础，它天然地具有一种调动人的愚昧本性和掌握民心的巨大优势。只有深刻了解人民大众情绪和心理特征的政治业者，才会理解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所揭示的如下规律： 　　极权主义起源于大众。依靠群众支持，才会有斯大林的肃反和希特勒清除罗姆派。领袖们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广泛名声，也不能归结于娴熟的谎言宣传手法对无知和愚蠢的胜利。甚至就极端性而言，“恶与罪在暴民心理中的吸引力早已有之，极权主义之成功中令人不安的因素必定是它的信奉者真正的无私”。在一个人数规模巨大但又“孤独和缺少正常社会联系的”的国度，“极权主义消除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达到一种新的状态”：领袖实质上不折不扣地体现受他领导的群众的功能，他不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人，而只是一个执行者，他依靠的正是他所体现的群众意志，群众也依靠他。若没有他，群众就缺少外在的代表，始终是乌合之众；若无群众，领袖就成为无足轻重之人。这种极权主义运动，不但会吸引人民大众，而且会吸引精英。而在极权主义运动中，领袖的个人魅力是极其重要的。希特勒是一个出色的典范。因为“社会问题倾向于接受一个现成的人，接受他伪装的样子，因此伪装成天才的疯子总有机会受到信任。”[8] 　　这种情况，更由于中国东方专制社会的文化传统基因，加大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困难。但是这只是一种潜在的困难，真正让它成为社会现象即出现权威与权威崇拜的，却是历来的统治者的把戏。“权威与独裁只有一步之遥。专制国度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政府不断地向民众制造权威、楷模和学习榜样，蓄意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等级。[9]” 　　如果说毛泽东把列宁开创的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搞个人崇拜的一套发展到极致，那么新时期后的中国官僚集团仍然玩弄着这个把戏，虽然不如毛泽东那么轰轰烈烈，但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他们虽然思想贫乏，却腆然妆扮，似乎在思想史上，在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代代有理论，人人有思想，而且必须写入宪法，以护卫下台及身后的利益。领袖也是核心，是国庆游行方阵中的画像，是歌曲中的继往开来的领路人。 　　在人民这边，公民还是臣民？对于中国人中的大多数特别是左派而言，显然还是后者。我们看到中国人民的一种极端双重性格：要么完全温顺，要么铤而走险；要么是良民，要么是暴徒。与这种意识相关的，是人民政治能力的下降。我们看到了奥威尔《动物庄园》里的那些动物复活在中国。即使在中国有限的民主实践中——如基层共同体的民主选举与民主参与，听证会和某些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中——他们仍然表现出冷淡和先热后冷，以及腐化（贿选）。 　　“在专制制度中呆久了的人民，其实不能指望他们一下子猛回头。只能希望他们先能给民主一次机会。[10]”但是谁来给你民主的机会？如果你自己不争取，谁能恩赐你民主？还是成龙先生说得好：“中国人就得管。”也许我们对他的说法感到气愤，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说得不无道理。 　　[1]儒家创始人认为学是主动的，教是被动的，主动地学比被动地教更有效，因此在《论语》中有56个学字，在《学记》中有48个学字，远远超出教字出现的频率。为了提倡主动学习，反对强加于人，孔子不仅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等感受，还有“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等教诲。这说明“真正的教育不应有，也不会有训的成分”，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教学相长是什么意思。 　　[2] 智效民：《自由是最好的教育》。随笔，2008年第3期。 　　[3] 我们已经知道好多这样的例子。最近的如北大教授夏业良。见bwA2010：《北大教授夏业良遭学生举报“反党反社会主义”》。天涯杂谈，2010-11-10。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027754.shtml 　　[4]乔新生：《中国大学是自由思想的屠宰营》。博客中国，2010-6-27。http：//www.blogchina.com/20100627961046.html 　　[5] 米塞斯：《官僚体制》，76～77。 　　[6] 米塞斯：《官僚体制》，85。 　　[7] 德热拉斯：《新阶级》，120。 　　[8] 阿伦特：《极端主义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6，页400-410。 　　[9] 谢宗玉：《〈十二怒汉〉：民主国家建立的桌面推演》。《随笔》2010年第4期，页89。 　　[10] 谢宗玉：《〈十二怒汉〉：民主国家建立的桌面推演》。《随笔》2010年第4期，页89。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