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59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事源源不断涌现出来。首先要交代的是，本人当时虔诚地“爱国、爱党”，政治热情极高，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对一切公开的宣传和内部传达的情况、指示、精神从不怀疑，一味紧跟。越是困难、艰苦，越认为是对自己的“考验”，从不问一个“为什么”——是为大背景中个人思想状况的小背景。
以1949年为界，中国大陆六十年来似乎已习惯了将1949年以前称之为“解放前”，1949年以后称之为“解放后”。但我讨厌“解放”这个词，谁解放谁呀？这都是哪儿对哪儿呀？这个词，即使是针对当时中国广大的穷苦农民乃至工人也一样，纯属精神忽悠。我们不是哭着喊着还要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么，但八十年代国门一开，才恍然，全世界那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原来全在中国大陆！所以，我们“解放”什么呀，我看最要紧的还是“解放”我们自己吧，先从言论自由开始。
如果我们没有进行必要的制度建设，何来的大的国呢。中国社会的软实力在什么地方？首先在于我们的制度建设，在于我们人民对我们制度的认同。假若我们的民众有一天告诉你，无理拆迁、司法不公、被代表等等都成为不可能时，我们才有资格说中国已有成为一个大国的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实力，这就是中国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的真正的实力。
在一个宪政国家，唱什么颜色的歌，以及是否打击黑社会，本来不是什么问题。但在今天的中国，“唱红打黑”就已经超出了唱歌和治安的范畴，具有某种政治技巧的味道。而这种味道却又是超出国界的。所谓“唱红”，就是唱某类特定的歌曲，其中的歌词具有政治倾向性，歌颂某一政治集团，经过多次反复歌唱，最后使唱歌者真的以为，这个政治集团确实有着歌词所歌颂的优秀品质和丰功伟绩。结果是，一个政治集团可以将“唱红”当作统治工具，即使自己在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歌中所唱的那样，但仍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反过来，也就会放松对自己责任的履行，甚至利用公权力侵害民众与公共利益，仍不担心会招致反对。
台湾原住民血统的日本警察花冈一郎，是统治者培养的“以番治番”的种子。雾社屠杀发生时，他用铅笔写下十足日本味的句子: “花冈，在责任上，越考虑越觉得非如此做不行。在这里的是全部的家人。”花冈和族人一道承担共同的命运，带着妻子以及一个月大的儿子自杀。这是被殖民者同化后最深沉的无奈，既不得不忠于自己的祖灵，又不能背叛“养育”、栽培自己的统治者。
这是朱维铮先生整整52年教书生涯的最后一堂课，地点是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5301室，题目是《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复旦各个院系有200多位学生聆听了这堂课。在历史系副主任邓志峰和姜鹏博士的陪护下，先生提前到达教学楼，走进教室时，他仍不让人搀扶，而是用了拐杖走上讲台。授课时，先生的声音微弱，但他仍坚持讲完了这将近两小时的课程。“就到这里！”先生讲完这最后四个字，起身退场，他仍坚持着不让学生搀扶，缓缓走进休息室。就在先生退场时，闻讯赶来旁听并录制上海电视台《大师》节目组的所有编导都落下了眼泪。其实了解先生病情的人多少已明白，这很可能是朱先生与大学课堂最后的道别。
我们总是被裹挟在各种各样的宣传中，从战争时期的宣传到广告和政治宣传。这些宣传使用那些被多次证明行之有效的各种手段来使我们接受被宣传的事物，很多时候不是因为那些事物本身，而是因为宣传手段所施加的其他影响。 还好，这些手段已经被人们发现和总结出来。同时，对付这些宣传手段的方法也很简单：独立思考，收集更多信息，将所宣传的那些事物本身的价值和那些宣传手段提供给我们的其他因素分离开。这些都可以使我们尽量避免受到宣传手段的干扰，而影响我们对于事情本身作出准确的判断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历史是靠理念驱动的。在差不多其他每个人看来，这个想法很愚蠢。衡量一个地方的热情与痛苦岂能是“理念驱动”可以形容的？就如利比亚。但黑格尔也有自己的理由。比我们脑内的，想法对于他而言是公开的，并且协调了行为。简而言之，它们是务实而有意义的词句。要说历史是“理念驱动”的就意味着像所有合作一样，国家的构建需要共同的基础词汇。
在中国近代史上，“保路运动”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也是最值得史学家和各类人文学者探研的一段历史。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专家和学者多 把研究的热忱及重点放在因“保路运动”爆发才取得成功的“辛亥革命”上，对“保路运动”本身却一直采取相对淡漠的态度。当年“保路运动”的发生背景究竟为 何？现实意义又是怎样？彻底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是正确理解“辛亥革命”的一块敲门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