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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组织的气场

环保组织的气场 冯永锋 世事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去年就写过一篇“给未来算命”的文章,说环保组织一定会成为社会新兴资本、陈旧势力的共同投资热潮。所写的稿件还像老奶奶收藏的古钱币一样压在箱底里,枯待发表它的刊物,静候可能阅读它的读友。一年之后,突然之间,身边有很多朋友,开始试探我的语气,他们总是在说:“我有一个朋友,自幼热爱公益和环保。刚刚赚了点小钱,想投资一家环保组织,你知道如何注册,如何运营吗?” 想投资的热钱和热人,绝对不仅仅是有钱有势有能有量,他们多年来也在冷眼围观中国环保组织的发展状态,对环保组织应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做过很中肯的评估。评估之后的结论往往让他们欣喜苦狂。他们用商业的眼光和方法,证明环保组织制做环保产品、销售环保产品、推广环保产品的能力严重不足。能力不足而市场需求庞大,足以证明投资这个行业的商机无限、利润无穷;如此这般的可行性投资报告看得投资商血脉贲张。 趾高气昂的投资者这时候又遭遇了环保组织的弱气场。于是乎误会的迷雾就飘落开了,有钱的人以为用钱能解决一切的环保问题,环保组织也相信没有钱什么事就无法撬动。就在有人向我附耳低问的同时,又有人对我抱怨官员、商人、学者的气场太强,与他们发生遭遇战时,环保组织的职员们总是先输了底蕴。给人打电话时浑身发抖,狭路相逢时浑身发抖,酒会茶馆上对坐时还是浑身发抖。做环保的人好像是一批犯了过错的人,他们无法在气势上与迎面之人平起平坐。于是乎,环保组织暗暗升起两个渴望,一是自己去创办企业以成为企业家,有了钱,气场似乎就能够像气球一样膨胀。二是让企业家多多把钱投资到环保组织,尤其是以企业家的管理经验和社会资源,来帮助环保组织实现产出的明确化和定量化。 我只能搬出我的“社会频道论“和”生态营地论”来对几方势力进行说合劝解。我们这个世界,你可以说是分为不同频道的,也可以说是分为不同营地的。每人都生活在一个自洽的大气场内。如果这个气场适合你,那么你一定在里面优裕自如,如果这个气场不适合你,你一定会想办法逃脱,投身到其他适合的营地或者频道。社会就是在大部分已经找到适合营地,少部分在尝试从当前营地中叛离、试用其他营地也被其他营地试用的混沌状态中,保持着一种微妙的消纳型平衡。 因此,我们不能嘲笑和反感做官的人,因为对这群人来说,他们不会干别的,只会干做官的那套勾当,他们如果不在官员营地,他们会过得更加悲惨,世界会被他们搅得更加悲惨。因此,我们要敬佩经商的人,对这个庞大的群体来说,他们牺牲了太多的人格,但同时也爆发了无限的活力,增强了社会生态系统的丰富性。高估他们是没有意义的,低估他们也是不上算的。有时候,我们甚至要相信,官员和商人,是世界是最艰难的两个行业,他们要忍受对内心最强大的摧毁,忍受生命最刺骨的煎熬。因此,遇上这样的人,我们要施于强大的同情心,释放柔和的怜悯。 因此,我们也不要高估或者低估文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农民、军人,他们都在自己营地聚落、公众部族里保持着社会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和互助性。我们同样也不要高估或者低估环保组织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有自己的品性和行业特征,只有符合这个行业特征的人,才可能把能量发挥得很好。否则,你的热钱越多,越可能毁坏这个行业的生态。否则,你的热情再多,越可能扭曲这个行业的钢丝绳。 环保组织这个行业到底有什么特性?我想,大体可以这样来描述:环保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事业,因此,这个行业的价值就肯定不会局限于为人类谋福利、为子孙可持续发展,而要照顾地自然生态系统、人类无法理解的系统、无目的系统的各种可能。环境保护是精神性高于物质性、高贵性显著于低贱性、勇气和智慧大于金钱和房产、感染性先于逻辑性、混沌性优于清晰性的事业,因此,这个行业的评价标准本来就不该用企业评价体系、官僚评价体系。企业家可以是奸商,官员可以无恶不作,企业家可以无情无义,官员可以八面威风。但环保组织不行,环保组织强调的是与社会协同进化,因此其只能成为支撑、服务平台,其只能成为合作、共赢的源出地,其只能成为互助、友爱的传播体,其只能成为人格、道德的辐射场。 因此,企业出身的人如果继续想用企业法则去经营环保组织,必然失败。钱多多人士以为有钱就可以把环境保护做好,必然会被那无处不在的巧取豪夺之士骗得倾家荡产;产出焦虑之士如果成天盯着环保组织要量化产出,最终只会把自己逼上偏执的悬崖。 那么,既然环保组织有着寺庙般的特性,那么现实中的环保人士为什么那么焦虑,那么那么气场压抑?为什么那么自觉亏人一等? 我想,这主要还是环保组织不够锐利,很多人进入这个营地,却尚未磨出这个营地的特长,很多人天生就该生长在这个营地但头脑的迷雾和内心的怯懦又阻挡了优势光辉的溢出。 环保组织当然是多样化的,你可以从任何角度去从事这个艰难的事业。公众和环境对环保组织的两个能力当然是有持续评估的,一是你解决现实环境苦难的能力,二是你接应社会资源的能力。前者是你的价值所在,后者是社会对你的信托与期望。我们的世界从来不缺少智慧和财富,缺少的只是这些智慧和财富正确的使用法。而环保组织的责任,就是把社会 的智慧和财富,用到环境保护最需要的地方,促进原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得以解决、让无人关注的问题开始成为社会的共同关注;促进过去频繁发生但一度不被当成问题的现象,成为人类警惕和避免的现象。 也许这样说就明白了:每个人要想这个世界安身立命,多少必须表达一点你能表达的优长之处,并把这优长之处用于社会服务,流通于社会生态系统。一个组织也是如此,你必须核定你最擅长的业务,并把这业务做得锐利和清晰,让社会需要时,随时可以借用和托管。这样,你的能量得到发挥,社会更多的能量就会对你持续信任。 能解决问题、敢于去解决问题的环保组织一定是气场强大的。我记得中坤集团的老总黄怒波热爱诗歌,给中国的诗人们捐了大量的财富,但无论他怎么努力,他个人写的作品终究是无法成为入流的诗歌,因此,在写诗这个营地里,没有黄怒波的坑穴。这时候,一个真正的诗人站在黄怒波面前,双方在诗歌频道里进行气场交互的时候,一定是诗人的气场笼罩住了黄怒波的气场。 同样,一个想投资公益、慈善、环保的某个老总,身家亿贯,在官场商场行走如飞,但当他进入环保这个营地时,他的气场应当是最微弱的,吃多少保健品壮阳药都无法提升的,唯一的补给源是环保营地里那些命中注定的环保人士,他们的出场和协作才可能帮助这些财富英雄摆脱弱势群体的地位。 话已至此,事已至此,要说的意思非常明白,环保组织的气场无法通过企业家的赞助获取,唯一的办法是自己面对现实环境苦难去勇于参与解决。金钱买不来好的诗作,金钱也不等于你投资的环保组织就能够超越其他表面上中看不中用的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六年多来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社会多元的时代,在这个气场各自扎营的时代,大家最好搞清楚自身的气场源在哪里。搞清自身适合哪块营地,然后再讨论气场之间的交互与协作,再讨论营地之间的资源共享和能量往来。财富、权力与理想、情感一样,都是这个世界成事的一根桩,你的桩柱定位清楚之后,其他的桩柱才可能过来帮忙。把钱给合适的人,这些钱会助成其事。把钱投资到错误的营地,只会给社会增加骚乱,能量乱流的结果,是骗子满天飞,是气场的自我弱化。(201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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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刮的是什么风

这世界刮的是什么风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十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0年6月21日星期一 火烧赤壁留下的教训,是对任何一项谋略、战法和政策,除了进行利弊分析之外,还要特别当心,究竟什么样的现实条件会使推断的利弊成为现实。以连环策为例,大小战船首尾相连,固然有抵御风浪摇晃之利,但也有易受火攻的潜在危险。究竟利弊孰重孰轻,逻辑推演帮不上多少忙,关键要考察一项现实的约束条件——那就是风。曹操就是因为判错了风向,才使他83万大军兵败如山倒。 固定汇率把多国、多区乃至全球的货币连成一体,好处自不待言。问题是仅仅凭藉逻辑推出来的好处,不足以担保固定汇率制一定就利大于弊。因为我们也要正确判定当今世界的风向,才有把握知道固定汇率之利究竟能不能真的压过其弊。当代曹孟德的要害问题,不是关于固定汇率利弊分析与逻辑推断,而是把涉及汇率和货币制度安危的当下世界之风,实在太不当一回事了。 没有看到吗,这世界刮的是财政赤字风!以包括了最发达国家和影响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20国集团为例,2009年其全部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从上年的2.3%飙升到7.8%,而2010年仍将维系在7%以上。这就是说,G20平均的财政赤字水平已经远远超出所谓的财政赤字安全警戒线之外。其中,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平均累积的政府负债差不多要占到GDP的100%。 美国是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其财政赤字总额也绝对是全球老大。截至2010年2月1日,美国政府的负债总额已达12.3万亿美元。到2010财年结束,美国还将新增1.6万亿美元财政赤字,使累积的政府债务总额近14万亿美元,差不多逼近GDP总量,创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 欧盟各国的财政赤字平均占GDP之比也飙升到了7%,累积的政府债务则从 GDP的 65%提升到85%。米尔顿·弗里德曼如果地下有知,他或许有理由为他早在1999年作出的“预言”感到高兴。因为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的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累积负债额则必须低于GDP的60%。要是这两点得到严格执行,欧元的确如弗里德曼预言的那样度不过此次危机,而欧元联盟也没过10年就已经解体。 日本就更不要说了。我们的这位当年屡创奇迹的邻居,现在背负的债务应该也是一个奇迹。2008年12月底,日本国债余额达681.6万亿日元,占GDP比重超过100%。现在多少了呢?192%!几周前,日本宣布今年第一季度增长折合年率高达4.9%时,我正在参加东京的一个会议。很奇怪,前后左右根本无人对此 “喜讯”感到高兴——一个背负如此沉重债务的国家,即便全年 (不是一个季度折合全年)增长5%,又有什么值得兴奋之处呢?在场一位朋友说,惟一令日本感到宽慰的是,他们的国债基本是向本国居民借来的! 这就是说,当今由美国、欧洲、日本组成的发达世界,政府统统超高额负债。英国《经济学家》网站上挂有一幅“全球债务比较图”,显示了2010年每个国民平均背负的政府债务:美国和英国各2.5万美元,法国、德国和加拿大各3万美元,“欧猪五国”(PIICS,即葡萄牙、爱尔兰、冰岛、希腊和西班牙)平均3.5万美元,日本7.6万美元(见 这里 )。这些国家没有哪一个是靠大手借钱才发达起来的吧?可是现在,他们分明与曾经使他们发达起来的路线背道而驰。 也不要以为,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我们知道“政府救市”的代价不菲,其中也包括急速增加的国家债务。但是,同样根据上述网站提供的信息,当下全球债务总余额38.6万亿美元,其中的75%即29.1万亿美元债务,是早在危机前的2007年就欠下了的。 为什么发达国家竞相大举借债过日子?这个问题问得太没有意思了。愚见以为,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国家只要能像当今发达国家那样借得到巨债,都不容易拒绝过这样的 “幸福生活”。真正的问题是,发达国究竟怎么可以做到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还能够源源不断地继续举债? 拿普通人的经验比照一下吧。我们都可能要向别人借钱,或为了超前消费,或为了抓住某个投资机会,或为了救急。当然,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借贷愿望非常强烈、借钱的理由非常正当,别人就乐意充当我们的债主。关键是我们归还债务的能力——未来的收入、可变现的财产以及过去履行债务合约的信用记录。假如没有可信的还债能力,我就是急得团团转,你也不一定借我,对不对? 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当然,政府的未来收入基于法定强制征税的权力,似乎比普通人的未来收入更可靠、更可信。不过,强制性收税也受到重重约束:加税要通得过议会的关口,纳税人可以手脚并用投票,征税成本随税率升高而高,以及高税赋终将抑制经济增长。更严重的是,靠不断增加的公共负债来“兑现”福利承诺的惯性一旦养成,就非常难以摆脱——这是最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提供的新鲜教训。这是说,发达国家不断增高的负债倾向绝不会自然而然就被轻易扭转。 历史经验说,高额负债的国家因为承受不了缩减财赤的短期痛苦,很容易倾向通过货币贬值来“化解”政府债务。道理简单:货币币值的缩水可以直截了当地勾销公共债务!我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拥有货币控制权的国家,可以超越实际的“还款能力”实现高额负债的原因。最起码,“财政亏空货币补”在短期内似乎还行得通。这就对任何货币权力的掌控者构成了致命的诱惑。从这一点看,美国、欧盟和日本之所以拥有当下全球最多数量的公共负债,与他们控制着美元、欧元和日元有关。作为当代三个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国,他们拥有更高负债的“本钱”,因为一旦需要,他们就可以主动贬值货币,直接消减债务。 这样,由货币控制带来的高额政府负债,反过来就以货币贬值威胁货币体系的稳定。19世纪的金本位就是这样解体的,20世纪以美元为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是这样动摇的。我们讲过的,如果连黄金都不足以抵抗国家权力在债务方面的机会主义倾向,那么当下通行的法定不可兑现纸币,哪里还能构成实质的障碍?况且,现在全球的超级借债国,主要面对的是外国债权人。这里的教训是,债务国一旦能够把货币控制作为多多负债的“人质”,债权国就可能受到债权权益缩水与货币紊乱的双重打击。 回看三国,当曹操听信了庞统之策把大小战舰连成一体时,可谓万事齐备,只欠诸葛孔明的东风。当下的新问题是,国际货币供应国无不负下超高额的政府债务——“东风”早已齐备,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难道还应该坚守固定汇率,把人民币与债务国的美元牢牢地捆到一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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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奔阳:给唐骏的一点建议

我开不了口称呼您为唐骏博士。以前我一直以为您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可这回您说您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这种野鸡大学的博士能叫博士吗?一个人是不是博士其实是一件小事,不是博士却伪造一个博士出来就是件大事了。   我觉得这一回方舟子这帮刁民们证据很充足。您要扛下去恐怕有点困难。我一向很钦佩您的口才和您的机智,可是这回您光靠口才和机智恐怕过不了关。   要圆一个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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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思考,《关于互联网:你必须知道的一切》

互联网正从外来的事物变成平淡的公用设施,像如电力或自来水一样,而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并且,正慢慢地依赖这个我们一直漠不关心的系统。你会以为我说依赖是过于夸张?嗯,你问一下爱沙尼亚,这个星球上最依赖互联网的国家之一,2007年其网络基础设施受到持续袭击而关闭了多多少少也有两个星期。或者你可以想象一下它会是什么,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无法预订航班,无法从银行帐户转帐,无法查询巴士时间表,无法发送电子邮件,无法搜索谷歌,无法     使用Skype给家里打电话,无法从苹果公司购买音乐或从Amazon购买书籍,无法在eBay上买卖东西,无法在YouTube看影片,无法在iPlayer上看BBC节目,还有其他像呼吸一样自然的1001件事情。   互联网已经悄悄地渗透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似乎对此非常不在意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关于互联网的信息,相反,我们正在泛滥这些东西。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们正陷于某种状态,用著名的信息学者曼努埃尔.卡斯特的描述来说,叫做“知情困惑”。  主流媒体没有确切的协助,因为许多( 如果不是大多数) 媒体对互联网的新闻报道都是负面的。为我们孩子的教育接触网络是有必要的,他们也承认,但互联网到处都是在线猎手[1],在四处寻找儿童“性培养”[2]以做滥用。Google“使我们变得愚蠢”,扼杀了我们专注精神。互联网还导致剽窃成风。文件共享是摧毁音乐,在线新闻是杀害报纸,亚马逊是杀害书店。网络正在嘲弄法律和禁令,网络充满着谎言,歪曲和半真半假。社交网络助长了“快闪族”报复之心,以致袭击无辜的专栏作家如莫伊尔。不胜枚举。   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一个旁观者质疑:如果互联网是这样的一场灾难,怎么27%的世界人口(约18亿人)还每天用的这么开心,还这么财源滚滚的投资它?  所以,我们怎么才能给互联网一个公允的评价呢?你需要真正知道什么才能了解互联网现象呢?思量长久,我的结论是,你所需要的是精简提炼出几个大思路, 结合在一起,大幅地减少卡斯特在论文中所雄辩地论述的困惑。   但有多少个想法才合适呢? 1956年,心理学家乔治米勒在《心理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一篇著名的论文。题为“神奇数字7,增或减2:我们的信息处理能力的一些限制”,在文章米勒总结出一些试图衡量人短时记忆限度的早期经验。他在报告里指出,在每一种情况下,有效的“通道容量”处于5至9间选择。米勒没有就此作出什么肯定的结论,仅仅满足于自己所猜测“重复的7可能代表一些内在的和深刻的东西,又或者只是巧合”。而且,可能他认为,就是这样。  但是,米勒曾低估了流行文化对题目中“神奇”这个词沾边的东西的胃口。米勒发现,自己不是作为一种纯粹的研究成果集大成者而知名,而是被确定为某种圣人——一个关于人类本性深刻道理的发现者。“我的问题,”他写道,“是被一个整数迫害。 7年来,这个数字总跟着我周围,闯入了我大部分的私人数据,从我们最公众化的期刊页面袭击我…要么真的有什么不寻常的数字,要么我就是痛苦的承受被迫害的妄想症。”  但事实上,从米勒的1956年的报告浮现的基本思想似乎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这个思想是,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我们的短期记忆只能容纳5至9个信息“块”。(这里的“块”定义是一个“有意义的单位”)。因此,抉择关于互联网应该要定几个大思路给大部分读者才有意义时,迷人的总数9个似乎很合情合理。所以,就是如下所示。 1 长远的目光  经历变革的生活总是很奇怪的,就像当局者迷,很难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想象一下,在1917年圣彼得堡,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最后夺取政权的几个月前,居民应该是怎么样的。很明显,重大的事件都在发生在进行,有相互冲突的各种谣言和理论,但没有人知道事情最终会怎么收场。只有事后诸葛亮才能清楚事情是什么一回事。然而,即便是事后聪明得出的清晰结论也可能是误导的,因为往往低估了当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情况是多混乱。   因此现在轮到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急剧变革的通信环境。没有事后诸葛的聪明,我们真的不知道它将带我们到何方。另外一点是我们已经从通讯技术的历史得出教训,人们往往高估了新技术的短期影响——而低估他们的长期影响。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身边的一切,因为想成为天才,评论家,作家,顾问和梦想家,大家都在四处兜售个人的见解,来说明互联网对于商业,出版,零售,教育,政治和我们所知的文明未来意义。通常,这些解释都被简缩成生动的口号,模因(memes)或格言:信息“想要自由”,“长尾巴市场”是零售业的未来,“Facebook刚刚夺取了互联网的控制权”,等等。根据昨天或今天的经验推断,这些类型的口号其实都是短暂的。他们只告诉我们正在经历的变革的一小部分,只是一个标题。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掉进无所不知好为人师的陷阱,我们可以做到更好吗?  这里有一个彻底的想法:为什么不看看是否有什么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由于人类在通信环境经历了从较早的转变,是由活字印刷的发明带来的。这项技术改变了世界——的确,它塑造了我们大多数人成长的文化环境。而关于它的伟大,从本文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后见之明可以看透一切。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思想实验   那么,让我们进行一个德国人所说的臆想实验——一个思考实验。试想,互联网正在像印刷术一样变革我们的通信环境。我们从这样的实验得出什么结论?   第一本印刷圣经是1455年由德国美因茨市的约翰内斯古腾堡所作。现在,想像一下在1472年 – 即17年后。想象一下,而且,你是一个中世纪的类似民意测验专家的人,站在在美因茨的一座桥上,手拿一个剪贴板,询问路人一些问题。这里是问题四:有1至5个等级的,其中1表示“根本不可能”和5表示“非常可能”,你会觉得杜林古腾堡的发明将是怎么样的: (a)破坏天主教教会的权力? (b)权利改革? (c) 促使现代科学兴起? (d) 建立完全新型的社会阶层和专业? (e)改变“童年”是受保护人生初期的观念?   在这些1至5的范围!你所问的问题只会了解到当时思想的愚昧。印刷确实产生了所有这些影响,但是没办法,在1472年的美因茨任何人(或任何其他地方也如此)也不可能知道其影响将多么深远。   我现在在2010年写这篇文章,这是网络成为主流已有17年。如果说互联网影响着通信环境的转变可比到古登堡印刷造成的影响,那么显然的对我(或其他任何人)而言,以为知道它的长期影响将是很荒谬的。坦诚回答是——我们根本不知道。   麻烦的是,尽管如此,大家都要求得到关于互联网影响的一个正确答案。报社记者和他们的老板想知道他们的产业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样的音乐,出版,电视网络,广播电台,政府部门,旅行社,大学,电信公司,航空公司,图书馆和其他行业都想知道。可悲的事实是,他们都必须学会耐心等待。而且,对其中一些行业,当他们(行业)的问题得出答案时,已经太晚了。 2 万维网不等于互联网   最常见的——现在依然令人惊讶的普遍——误解是互联网和万维网是一样的。他们不是。了解这个差别的比喻是通过铁路的例子。把互联网当作所有东西都在它上面运行的铁路轨道和信号系统。在铁路的网络,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在这些设施上运行 – 高速特快列车,慢停的列车,通勤列车,货运列车和专业维修列车(有时)。  在互联网上,万维网仅是上运行的虚拟轨道上流量之一。其他类型的流量,包括通过对等网络或从iTunes商店传输的音乐文件,通过BT下载的电影文件,软件更新,电子邮件,即时信息,通过Skype和其他VoIP(互联网电话)服务进行交谈,流媒体视频和音频,以及其他的说起来太神秘的东西。  然而(在这里是重要的),无疑是属于其他种类的流量,我们不可能梦想到的东西,在10年时间互联网上运行。  所以,要记住的是:万维网是巨大的和非常重要的,但它仅仅是在互联网上运行许多事物之一。互联网是非常巨大的,远远超过运行在什么的东西。  明白这个简单的区别,你就知道了一半。   3 颠覆是一种功能,而不是错误  人们对于互联网其中一个最令人费解(和麻烦)的事情是它的破坏力。曾经你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利润可观的生意—— 比如作为一个唱片公司的CEO,而下一分钟却发现你的行业正在为生存而挣扎。然而你花一笔巨款请知识产权律师去徒劳无功的去阻止潮流;或者你是一个报业集团,你会困惑于你的分类广告收入突然蒸发了;或者你是大学的图书馆员,你会奇怪为什么现在的学生只使用谷歌。这事情怎么会发生?又是如何发生的如此之快?  答案深藏于网络的架构。在上世纪70年代互联网被创建的时候, 带队设计师Vint Cerf 和Robert Kahn,面对的困难任务有两个:如何设计一个系统可以无缝的链接到其他网络,如何设计一个网络是面向未来的。他们给出的答案是惊人的简单。基于两个公理,首先,不应该存在拥有者或控制中心, 没有任何机构可以将决定谁可以加入或者网络的用途。第二,网络不应该只优化为任何特定的应用。这就导致了一个“简单”网络的想法,只有一件事情可做——在网络一端获取数据包,尽量好的递送到目的端。网络对于这些数据包的内容始终保持中立态度,他们可能是电子邮件片段,色情视频,电话交谈,图片…网络不在乎,并将他们一视同仁。  为实施这两个协议,Vint Cerf 和 Robert Kahn在本质上建立了全球性的机器。其设计的理念是,如果你有一个想法可以使用数据包实现,那么网络会帮你完成,为你而做,而你也无需得到谁的许可。  这是爆炸性的创造力 ——以破坏性程序的形式——让世界看到自上世纪80年代互联网出现以来,已经令很多行业和机构措手不及。但它是可以预见的,由于它的架构。世界上有很多聪明的程序员,互联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创造惊喜的完美跳板。什么样的惊喜?呵呵,就是万维网本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个人的创造——Tim Berners-Lee,是他在1991年用代码建立互联网服务器,无需任何人的许可。    自伯纳斯之后十年,一个心怀不满爱好音乐少年肖恩.范宁花了半年时间写了共享音乐文件的软件,并在1999年,把这个小惊喜放到互联网服务器上。他把软件命名为Napster,很快就有超过6000万的用得正欢的用户,此时音乐行业正设法关闭它。但是,这时的文件共享已经是魔法瓶子逃出的精灵。  然而所有这一切正发生的,很多有才的程序员正在孵化更为险恶的惊喜,在一个瘟疫般的垃圾邮件,病毒,蠕虫和其他安全“漏洞”,通过许多你不会留意的数据包,他们已经能够在网络释放。这种“恶意软件”爆发出的潜在危险是惊人的。例如,由“僵尸”病毒汇成的诡秘的群体(由数百万个网络上肉鸡电脑组成),它可能被用来发动大规模的协调攻击,可想而知可能会拖垮整个行业甚至是国家的网络基础设施。到目前为止,除了2007年的爱沙尼亚,我们还没看到这样的攻击,但这样的担心是迟早会来的,这将是网络版的911。  互联网的分裂性质就像DNA技术的后果。按照程序员的说法,它是一个功能,而不是一个问题—— 即它是有意识的的设施,而不是一个错误。而且很难想象,我们怎么能因为遇到不快的意外而关闭互联网设施,却没有去关掉其他形式的创造。 4 从生态学的角度思考,而不是经济学  作为一种分析框架,遇到互联网时经济学会变得虚无缥缈。因为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的分配,而网络世界的特色就是多样性。同样,生态学(自然系统的研究)的专业也讲多样性,所以不妨通过生态学的角度看看有媒体方面发生了什么。  自1993年网络开始变成主流,我们媒体的“生态系统”,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已变得不可估量的更加复杂。在旧的时代,即 工业化时代,传统的大众媒体生态系统增长率下降已经成为一个特色,相对较少强大而效益好,行动缓慢的出版商和广播公司,被动消费者为主的集中制作内容,相对较少的沟通渠道,变化步伐缓慢。新的生态系统正在迅速扩大:它拥有上百万的出版人,数十亿活跃用户,网络智慧,消息灵通的读者,听众和观众,无数的沟通渠道,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   对于一个生态学家,这看起来像一个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急剧增加。就好像巨型生物如恐龙(想象时代华纳,大英百科全书)已跋涉整个景观的世界,巨量的,零碎的交流信息,但现在的生活正渐入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中,数十亿较小的物种消费,变形,聚合或分解和交换更小单元的信息商品,而新的巨型生命形式(想象谷歌,Facebook)正在形成。在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增加密切相关的是更高的全系统生产效率—— 即能源和材料投入转换到增长的比率。难道这也在信息领域发生?而如果是,谁将长期收益于此? 5 新的现实是复杂化  即使你不接受生态系统的比喻,但毫无疑问,我们新的信息环境较为复杂——就参与者数量而言,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密度和变化的速度比之前任何的事物都更甚。这种复杂性不是一种偏差,也不是随愿望而消失东西:它是新的现实,一个我们必须面对东西。这是一个挑战,基于一些原因。首先,复杂系统的行为往往是很难理解且更难预测。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我们的集体观念在行业和政府在处理复杂性时都没有很好的适应。按照传统的做法,组织者曾经试图通过减少复杂性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收购竞争对手,锁定客户,生产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等,这些战略就不可能出现在我们的新兴环境下,在这里,智能,敏捷,反应快速和乐于实验(以及失败),提供了更好的策略来处理网络环境所带给你的(问题)。 6 互联网本身已是计算机 对于婴儿潮时代(美国40年代),电脑是一个运行微软软件独立的个人电脑。最终,这些设备遭逢网络化,首先在本地(通过办公室局域网),然后在全球范围(通过互联网)。但随着宽带连接网络的普及,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如果你有一个足够快的网络,你就会变得不那么关心你数据的确切位置,或者你的处理器表现是否够出色。因为这些任务变得比以往简单。首先,一些提供搜索的公司(雅虎,谷歌,微软)也开始提供“网络邮局”——通过运行于网络“云”端而非你PC的程序。然后,谷歌在网络上提供的文字处理,电子表格,幻灯片制作和其他“办公”类型的服务。依此类推。   这世界在变化,从以前的计算机真的只是一台计算机,到现在的网络已经是一台高效的计算机。这催生了“云计算” ——一种技术,使我们通过简单的设备(移动电话,低功耗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来使用由网络上某个地方的服务器所提供的强大服务。这种转变下,公共的计算比你自身设备所提供的服务,更深刻影响着隐私,安全和经济的发展,而且公众的观念则严重滞后于这些发展的步伐。如果是你密码随你带进坟墓,你在云端家庭相册会怎么样?还有你的文件和电子邮件 – 所有存储于别人服务器云端的东西?还有你在eBay“信誉”呢?放眼开来,过渡到云计算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它使得我们越来越依赖于网络。而我们则梦游着来到这个勇敢的新世界。   7 网络在改变     曾几何时,网络只是一个发布媒体,由发布者(专业或业余)将被动网页上传到服务器。对于媒体行业很多人来说,这些仍是他们的心智模式的网络。而事实上,网络已经经历了至少3个阶段的演变,从原来的Web 1.0 ,到了 以“小块松散结合”(社会网络,混合应用,网络邮件等)的Web 2.0,现在则是向着Web 3.0 —— 一个全球性的基于蒂姆伯纳斯李“语义网络”思想的平台,这个网络中网页将包含有关于内容的足够元数据,使得软件就其相关性和功能作出有根据的判断。如果我们要理解网络本身,而不是因为它的过去,我们需要更现实的心智。总之,我们必须记住,它不再只是一个发布媒介。   8 赫胥黎和奥维尔我们的未来的左右护法     多年前,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20世纪最敏锐的技术批评家,预测,两位作家的见解会像书挡一样,左右支撑平衡着我们的未来。奥尔德斯.赫胥黎认为我们会被我们所爱的东西所毁,而乔治.奥威尔以为我们会被我们所恐惧的东西所毁。  早在互联网在社会中变得如此有力之前,波兹曼已经写了评论,但我相信他的说法是正确。在一方面(赫胥黎),网络在我们生活中一直有着深刻的解放性影响——创造无限商机信息,娱乐,快乐,喜悦,通信,以及显然轻松的消费,它已经获得了使人上瘾的力量,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人们可以通过对教师,政府和政治家的关注水平的增长, 校准影响的程度。 “谷歌使我们愚蠢?”这在2008年的《大西洋杂志》上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由尼古拉斯卡尔,一个突出的博客和作家,他提出持续的使用互联网(不只是谷歌)信息是否会带来问题,比如让我们变的不安, 因为集中思考过少(据市场研究公司尼尔森的资料,浏览网页的平均时间是56秒。)而变得思维肤浅。 其他批评人士则担心,不断地使用互联网会实质上重置我们的大脑。  在另一方面(奥威尔),互联网是世界上前所未有近乎完美的监督机器。你所做的一切在网络上都有记录—— 每个发送的电子邮件,每一个访问的网站,每个下载的文件,每一个搜索行为,都会记录并保持,无论你访问的是在你互联网服务提高商提供的服务器或是云服务的服务器上。作为对人们行为,社会活动和主体意识形态感兴趣的极权政府的使用工具,互联网是最好不过了。   9 我们的知识产权制度已经不适用    在模拟世界里,复制是困难和退化的(即副本复制件比原本越来越差),而在数字世界中,复制是高效和完善的。事实上,复制对于电脑,就像呼吸对于生物体,因为牵涉到所有的计算机操作。例如当你查看一个网页时,在设备显示内容之前,页面的副本就加载到你的计算机(或手机,或iPad)的内存。所以,如果没有复制,你甚至不能在Web上看到任何的东西。  由于我们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构思与那个复制困难且不完善的时代,它似乎跟网络世界越来越背道而驰,这一点都不奇怪。事情变得更糟(或更好,这取决于你的观点)的是,数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软件工具,这使得互联网用户可以很轻松地复制,编辑,混合和发布任何数字形式的东西(今时今日这意味着是几乎所有的东西)。结果,成千上万的人成为“出版商”,他们的作品在全球平台上发表,如Blogger,Flickr和YouTube。因此,到处看看,就会发现某个东西,以某种形式或其他方式侵犯版权。  这是一个不愉快的,但无法回避的事实——就像年轻人更喜欢喝酒一样不可避免。唯一的办法是停止复制并关闭互联网。这样知识产权(或酒精)本身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的版权法律已经如此可笑脱离了现实,丧失了权威,它们迫切的需要改革,以适应数字环境。问题是,我们的立法者似乎没有理解这一点,所以这改革不会很快到来。   补充说明     如果说这九个想法就囊括了互联网,那是很荒谬的。但至少提供了一个看到了互联网现象的“全面的”框架,因为它会甚至是被作为激烈推断(经常避开评论网络发展)的解毒剂。可悲的事实是,如果有一个互联网的所谓的“真相”,那是比较平淡的:几乎所有有关网络的长期影响的大问题,唯一合理的答案由著名的毛泽东的外交大臣周恩来所给,被问及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他说:“这个问题言之过早。” 这就是答案。 约翰.诺顿是公开大学公众技术普及的教授。目前他正在写一本关于互联网现象的书。 ——————————–简约的分割线——————————– 注解: [1]“在线猎手”原文 “online predator”,根据维基百科是指专门寻找儿童或青少年为其性虐或其他目的的互联网成年用户。 [2]“性培养”原文“groom”,此次的意思参照维基百科“Child grooming”,指某些成年人故意培养与未成年关系,从而引诱未成年进行性虐等侵害行为。 (原文比较有深度,加之本人水平有限,翻译有纰漏之处请各位指正) 译后语:  我读到这篇文章时,心潮澎湃。正如文中所说,互联网的出现,使我们处于一个可能我们本身并未感觉到的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丝毫不亚于印刷术对世界的影响,不亚于工业革命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关于互联网,我们一言难尽,无数的想法雨后春笋般涌现,奇迹接连地发生。互联网到底会怎么样,这个想法激起一拨又一拨的人去思考。  我的看法是,毫无疑问的未来的世界属于网络,而且值得欣慰的时网络不属于任何人。随着互联网技术(例如量子通信)和人类意识形态(全球思想生态系统)沟通的发展,互联网必将逐步的走向一统,自由与开放,这不是哪个领导阻挡的了的。我相信,在未来的网络,人脑将融合到互联网中,而整个互联网就是一个完美的神经系统。这个情况就像《阿凡达》里面那些大树的情况一样,那些树根之间,互相存在通讯,就像我们大脑的神经树突一样。同样的,在未来的互联网世界,我们的大脑可以随时的连接到整个互联网,通过这个网路,我们可以跟任何网络上的终端进行信息交换(可能是电脑,甚至是宠物),那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对于互联网,就像我们现在的脑细胞对于大脑,互联网本身是一个跟所有人大脑连接的神经系统。  这些是畅想,也许我们这一代永远都看不到。不过关于这一点,我想借用王小波的话:“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 来源: guardian 编译: MazingTech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32008 喷嚏网图书推荐: 韩寒:独唱团(第1辑) (平装) Facebook:关于性、金钱、天才和背叛(唯一一本facebook的创始神话)(数字主义)   |   家:如何打造一个舒适的家   |   家:我的私宅论 罗永浩:我的奋斗   |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 别告诉我你懂PPT   | 给你一个亿:你能干什么 历史深处的忧虑    |  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3:袁腾飞说世界史上 | 杜拉拉3: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民主的细节   | 1Q84  |  理想的下午:关于旅行也关于晃荡 谷歌小子  |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  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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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

我注意到上海集中舆论力量宣传博览会,是从今年1月21日开始。当天是上海世博会倒计时100天,我在广州看到当天的全国性媒体,连篇累牍地宣传上海世博会的重大意义,以及领导如何重视,上海的普通市民又是如何支持世博会,等等。乃至说到世博会工程的拆迁,电视镜头里出现一个老太太出来说如何支持拆迁。而在此之前,刚刚发生成都市民唐福珍为对抗暴力拆迁而自焚死亡的事件,引起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并最终迫使有关部门明确表态废止《拆迁条例》,代之以《征收条例》,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拆迁还做出如此表态,确实令人诧异。   据今年3月23日《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为了挪出5.28平方公里世博会园区,共动迁了包括270多家企业和1.7万余户居民。这还不包括世博会其他一系列配套重大工程的拆迁。当然,作为世博会这样的大项目,必然要涉及拆迁,其实,我作为媒体人,关注的是这些拆迁户的补偿是否到位,够不够在同一地段购买相同面积的房屋,如果必须搬迁到其他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受到的影响如何解决等等。但相关报道对此只字不提。   今年的春节,我是在上海度过,看到了上海本地媒体对世博会的宣传。即使在春节期间,上海本地电视播放的新闻,也大多和世博会有关。甚至地铁上的移动电视,播放的社区新闻,几乎一半都关于世博。当然,全部都是正面宣传,无一例外。比如几位拆迁户,电视报道他们的临时安置房位于某区,强调环境如何优美,配套设施如何完备,他们如何感谢党和政府,但唯独没有提供如何解决这些人生计问题的信息。住到临时安置房内的,势必是社会弱势群体,如果是上班族,新居住地离单位距离改变,坐车上下班时间是否大大延长?如果是摆摊做小生意、开小饭馆等等,搬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原有的社会关系全部消失,他们的生意如何维持?这些信息,报道完全没有提供。   我印象很深的是,由于世博建设,某条公交线路的运营时间缩短,面对电视镜头,一位年轻男子称:“这挺好的,不会影响到我上班。”这完全违背了正常人的逻辑。如果新闻报道只能这样做,那公众怎么能对媒体产生基本的信任感呢?行政权力具有无限扩张的天然冲动;媒体的天职之一,应当是反映民生疾苦,遏制行政权力的扩张。早在2005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就提出“要完善对行政管理权力的监督机制,强化对决策和执行等环节的监督”,中共十七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明确说:“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其中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更是前所未有的新提法。而这些权利的保障,媒体具有关键的作用。政府本来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它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完善,本来就是应该由公众通过媒体舆论来批评、监督。政府更是要直面批评,愿意接受舆论的批评和监督,而不是利用行政权力制造全面表扬政府的舆论环境。   然而,随着倒计时开始,上海进入“世博会时间”之后,好像现在上海这个城市,就是为了世博会的举行而存在似的。任何不利于世博会的言行,都要被扼杀在萌芽中;作为上海市民,表态支持世博会成了义务,否则就是不顾大局。   但是,公众的情绪并不会因为本地媒体的有意规避和正面表扬而不存在。一首恶搞版《上海不欢迎你》在上海受到热捧,说明了正面报道之下的潜流。   去年11月28日,在上海举行的一个摇滚音乐节中,有一个叫“顶楼马戏团”的乐团借用《北京欢迎你》的曲调,演唱了一首《上海不欢迎你》。此后,该视频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一度多达240万个(而现在通过搜索引擎,几乎无法搜到一个)。歌中唱道:   上海不欢迎外地人伊也不欢迎上海人,   上海只欢迎一种人就是有钞票额人。   上海不欢迎你,除非来买东西,可是我们身上都没有人民币。   上海不欢迎你,世博会实在是了不起,全世界有钱人来相聚。   上海不欢迎你,除非来买东西,我们没有文化也没有人民币。   上海不欢迎你,世博会实在是了不起,全世界有钱人都来勃起。   据现场视频显示,一曲爆响,全场大动,场内乐迷无不振臂高呼,可见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歌词把贫富阶层做了简单对比,涵义略显浅薄,至多只能说是一种戏谑成分。   《上海不欢迎你》还有多段上海话的旁白,自我介绍时说道:   零陵路93号住了一帮摇滚青年,   地下室有五间房间价钱也蛮便宜。   排练好到对过小饭店老酒再咪一咪,   可惜到了今年年底就要面临世博会动迁。   这就反映了社会弱势群体对于其底层生存环境即将被彻底打破后的不稳定感、惶恐感。就是我前文所说的,搬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原有的社会关系全部消失,如何维持原有的生活?没有租金便宜的房子可住,没有低廉的小饭店喝酒,诸如此类,等等。   歌中还有对时事的讽刺:   来工地旁边散步,   当心大楼横倒。   多多囤积大蒜,   价钿还要炒高。   开车子谨防倒勾,   最好熊姐当保镖。   这里共谈及四件时事,一是去年6月27日,上海闵行区“莲花河畔景苑”小区一栋在建的13层住宅楼整体倒塌;二是去年甲流爆发,因传说大蒜能预防甲流,大蒜价格猛涨十数倍;三是去年10月,媒体曝光上海浦东新区、闵行区等区的交通执法部门数年来雇用“钩子”,采用“钓鱼”执法治理“黑出租车”;四是去年10月,上海市南湖职业学校二分校女生熊某殴打女同学的视频被曝光,视频中扇耳光、揍腹部、扯头发、背后飞踹等场面极度暴力。这四件时事中,尤其是“楼倒倒”和“钓鱼执法”,发生在世博会前,被认为严重损害了上海的城市形象。   总之,这首《上海不欢迎你》,只是反映了上海部分民众的一种情绪,戏谑的成分居多,根本没啥大不了的,但是据报道,该乐队的主唱,因公开演唱这首“不和谐”歌曲,竟被当地文化管理部门约谈“喝茶”。   广州“被亚运”和上海“被喝茶”   对于迎接亚运会的广州,多个围绕亚运会的庞大的整治项目展开,也影响到了广州公众的日常生活。类似于《上海不欢迎你》,广州也有人用《北京欢迎你》的曲子,恶搞了一首《广州欢迎你》表达不满情绪:   我家路面常打开,乐不乐意随你   一到下雨深不见底,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新旧随便挖开,请不用客气   东西南北都是工地,我们欢迎你   我们养着规划局,书写每段传奇   中山立交变成骂名,他们不会在意   东西南北同时开工,请不要拘礼   施工快慢都没关系,反正按工期   广州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空气充满着尘泥   广州欢迎你,在天河路上屏住呼吸   在岗顶十字路上堵死你   我家的车很难开,一小时一公里   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更是恐怖时期   天大地大都是红灯,50米就停   内环路和BRT,只为堵死你   广州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有时间去听听调频   广州欢迎你,有道德谁都看不起   有勇气你就插队去   这首歌背景是,为迎接2010年亚运会,广州市在去年密集启动了81条主干道的维修改造工程。由于工期比较集中,城市中心区尤其是广州天河区的交通拥堵情况加剧,成为广州市民和本地媒体每天批评的话题。《广州欢迎你》的歌词和《上海不欢迎你》类似,也是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表达对广州交通拥堵的不满。   然而,作者不仅没有被文化管理部门约谈,这首《广州欢迎你》还让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亲自为亚运工程对市民生活的干扰而道歉。据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报道,去年10月21日,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公开表示:“因为我们实施迎亚运的城市综合整治工程,对道路进行维修改造,从而造成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市委市政府要向市民表示道歉。”朱小丹还主动谈及网上热传的《广州欢迎你》:“我没听过那歌,但是我看过那个词,前面都挺到位。这个《广州欢迎你》讲广州的交通拥堵问题,我个人觉得,有那么一点夸张,但讲的基本还是事实。”   与之相对照,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政府,即使没有任何夸张,只要是批评政府的言论,就被以“诽谤政府罪”名义跨省追捕、拘留乃至判刑,如重庆彭水诗案、山东曹县帖案、辽宁西丰进京抓记者案、河南灵宝王帅帖案、内蒙古鄂尔多斯吴保全案等等,到今年2月又发生湖北十堰陈永刚案。情节如出一辙,罪名大同小异,地点则遍布全国。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诽谤政府罪”,因为诽谤罪的对象是自然人,政府不能成为诽谤罪的对象。而广州市委书记觉得歌词有点夸张,但仍然承认讲的基本还是事实,这就是最大限度尊重舆论、有自信直面舆论监督的表现。本来,让老百姓有个发牢骚的管道,释放不满情绪,可以减少酿成恶性群体事件的几率。   在迎接亚运会的建设过程中,广州全城媒体都持续不断揭露批评亚运工程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干扰,媒体还频繁使用一个词“被亚运”。《广州欢迎你》,包括《南方日报》在内的广州所有日报类媒体都报道了。而上海的媒体氛围和广州完全不同,我在所有上海公开媒体上查不到任何关于《上海不欢迎你》的报道,连演唱者被请去“喝茶”,也是外地媒体报道的,上海媒体就当这事不存在。在上海,我看不到一家上海媒体对世博会的哪怕细节方面的批评,看到的全是广大上海市民的支持和拥护。   我觉得最能反映一些当地官员不自信的是,去年11月,上海嘉定区的世博论坛邀请青年作家韩寒去做演讲,结果韩寒一上台就说,他讲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正好和世博会的宣传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相反。韩寒还说:“期望世博早日地开幕,如果是城市让生活更痛苦的话,我就希望它早日地闭幕。”结果全场哗然,本来正在直播的电视信号也被立即切断。   其实韩寒的讲演,只是讲了上海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油价上涨、交通堵塞、房价高企、卖地财政等等问题。在广州的媒体上公开讨论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任何障碍。我就不明白,这些地方官员怎么胆小到这种程度?世博会不能只关注上海这个城市最光鲜的一面,更不能回避由于世博会场馆建设而产生的问题和矛盾。世博会的发起机构国际展览局的主席让·皮埃尔·蓝峰,去年11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第7届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国际论坛上发表讲演,也发表了同样的意思。他说:   女士们、先生们,答案并非显而易见,上海世博会的组织者们他们不应该隐藏城市的问题和遇到的难题,这些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先生已经提到了。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困难,又不能够只专注于城市里面最光鲜的一面,而是找到问题的根源。这点正如伟大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子所说的,“切问而静思”。   而在上海世博会的官方网站上(连同上海本地的新闻网站),相应的这段话却变成了:   女士们、先生们,答案并非显而易见,希望上海世博会的组织者们找到问题的根源,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困难。我想引用伟大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所说的:切问而近思。   除了显然由于不同翻译而造成的细微文字差异外,最大的不同,是关于世博会的组织者不应该隐藏城市的问题的论述,竟然全部消失不见了。上引蓝峰发言全文的完整版,我是在人民网(北京11月12日电,记者曹华)找到的。难道国际友人提及上海世博会也存在问题和困难,我们连公布这样的话的自信都没有了吗?   我曾在上海生活工作过多年,以我的感觉,上海没有媒体,只有宣传。这没有经过定量分析,这只是一种感觉,当然存在片面。但如果媒体制造一种全面表扬的氛围,规避一切批评报道,这无疑会鼓励说假话、空话、套话。让表扬政府成为常态,与当地公众的主观感受产生巨大差距,使他们天然地不信任媒体,认为媒体不是公众的代言人,而是政府的传声筒,那如何才能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呢?   “打开广州报纸天天批评亚运工程”   在广州,由于媒体成天批评亚运工程的扰民,以致连广州市的高层官员,也出来做这样的表态。除了前述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道歉外,今年1月20日,广州各媒体都报道了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痛批部分亚运工程扰民,苏泽群说:“我可以用三个‘一塌糊涂’来总结(部分亚运整治工程),一是管理漏洞,工地不文明不节俭;二是监管漏洞很多,比如不负责任、不到位、不得力;三是道路整治工程漏洞很多,挖出的泥随意堆在路边的,这些报纸都有批评。”   苏泽群说:随着去年整治工程开始后,媒体开始报道一些工程存在扰民的现象,“这让我就没有什么好心情,天天打开报纸就是批评。”这就说明了广州的媒体氛围和上海的完全不同之处。广州是报纸天天批评亚运工程,以致书记、市长不得不出来表态,而上海,媒体自然是一片赞歌,媒体报道中看不到一点负面情况。   苏泽群副市长表态后,1月21日在广州人民广场举行的亚运整治工程咨询会上,一位市民在广州人民广场上戴墨镜口罩、背后挂着投诉标语“救救广州吧”,逢人就散发自印的传单,口中不停高声喊道:“亚运改造也不能这么浪费,有钱不如用来控制房价上涨。”他说:“广州为迎亚运会开展的穿衣戴帽工程,有很多都富有建设性,但也有很多铺张浪费、劳民伤财的。”在广场上接访的广州市建委主任简文豪对他的当面监督表示感谢,并当众将手机号码留给他,承诺有投诉一定认真处理。广州各媒体均用整版的大篇幅做了报道,又是大幅照片又是专访。第二天的消息,是有关部门采纳了他的建议,比如“口罩男”所质疑的广州现在各大道原来好好的花基石和路沿石要更换为花岗岩,就不再强行更换。光这一项,后续报道称可以节省材料费用5000万元。   而在上海,我无法想象可能有人敢公开质疑世博工程是“铺张浪费、劳民伤财”。即使有人敢这么说,也不可能有上海任何媒体报道,而敢到公开场合像广州“口罩男”那样散发这类传单的人,至少我可以肯定,他不会受到类似广州官方给予的礼遇。世博工程是否也可以向亚运提出的“节俭办亚运”学习呢?1935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的主场馆是当时兴建的会展中心,而23年之后的1958年,世博会再次在布鲁塞尔举行,比利时人并没有另起炉灶,只是在旧有场馆的屋顶上覆盖了一层新材料,使得它们看上去就像新建的。直到今天,这座已经75岁的老建筑,仍是欧洲最大的展览会场地之一。比如每年1月的欧洲汽车展,就是在布鲁塞尔会展中心举办。   与我们相比,比利时人就显得太寒酸了。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上海世博会预计投资4000亿元,堪称“史上最贵的世博会”,对此,上海官方在今年3月7日回应,表示“不知道4000亿是一个什么概念”,上海世博会通过审批的建设投入预计为180亿元,营运投入为106亿元,这两部分费用共计286亿元,在上海世博会后由审计单位审计,再向社会公布。其实,4000亿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周汉民主动透露给媒体的。在2004年5月31日举行的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中国馆推介说明会上,周汉民称:“上海世博会财政预算方案目前已经初步确定,总预算高达3000亿至4000亿元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一将通过资本市场来募集。”周汉民介绍,“世博会原先的财政预算只覆盖了世博会园区内部分的5.28平方公里,总投资额仅30亿美元。”而新预算方案则分为园区内和园区外两部分。新增款项主要用于因增加范围而加大的基础建设投入,其中包括浦东机场扩建工程、有轨交通等项目。这一消息,国内多家媒体有报道,如2004年6月2日《新京报》(记者赵谨)、6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朱菲娜)、6月8日《信息时报》(记者邓志斌)。当然,园区内场馆的直接建设费用和园区外的基础建设投入有所区别,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在财政投入上通过法定程序,并及时、公开、透明地向社会公布,才能消除公众的疑虑。   而在今年2月初的广东省人代会上,专设记者会回答第16届亚运会的筹备情况。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表示,第16届亚运会组委会在成立之初,就专门成立了广州亚组委监督委员会,成员包括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别的专家,监督亚运经费的使用。亚运场馆压减后,实际用了约80亿,其中社会资金占20亿左右。亚运在筹备过程中的经费,也一直有跟踪审计,赛后的审计报告也会公之于众。   两相比较,广州多了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参与经费的监督。这即使是做秀,也是一种顺应民意,公开政务信息的表现。   更让人吃惊的是,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还公开质疑亚运整治工程背后存在官商勾结:“我现在拿着昨天的建筑企业诚信综合排名表,发现前100名的企业没几家是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多数是500或600名排名的企业在做人居整治工程。香港要有良好记录的企业才能承接政府工程,现在承接亚运整治工程的都是几百名后的企业。”而在上海的媒体,我们完全看不到这样的言论,更不要说官员向媒体公开说出这样的言论。   去年,深圳市民吴君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广州市政府提出公开公共预算的申请,结果广州市在政府网站公布了114个部门的预算,此后经过众多网友的研究,发现了很多问题,广州的媒体纷纷要求政府部门做出相关解释。虽然此后政府部门的解释多有牵强,但这种公开的姿态还是值得赞赏的。而上海市政府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公开预算。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只有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预算被明确规定为主动公开的信息。   梁启超百年前的憧憬何时实现?   雷颐先生写过一篇《百年前梁启超憧憬的上海“世博会”》(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22日历史评论版),介绍梁启超在1902年创作了专谈中国的“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其中竟然预言了“上海世博会”。小说想像1962年各国政要齐集南京,庆祝中国维新50周年,一时“好不匆忙,好不热闹”:   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是谓大同)。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眉批:专为请求宗教学问而来者已不下数万人,余者正不知凡几)。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阔哉阔哉)这也不能尽表。   也就是说,梁启超憧憬的上海“世博会”,不仅展示各种产品、各种商务活动,而且是“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是全球各种知识、观念、宗教、思想碰撞、交流的公共空间。而从这点要求看来,世博会与梁启超还有不小的差距。梁启超在1902年时的设想,到了108年后的2010年,还是没能实现。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曾将世界公园等3个公园辟为游行示威区,广州亚运会也遵循这一惯例,在亚运城划一块地方供游行示威。这种保护公民表达自由的措施,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和中国的开放。更值得关注的是,广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亚运安保办副主任安要贞提到游行示威区时,表示在遵守我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愿意去的就去”。这似乎暗示,将放宽对游行示威申请的审批。是否真的如此,当然要到11月的亚运会才能揭晓。   而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则是宣布没有考虑过设立示威区,原因是世博会不涉及政治。可是,奥运会也同样不涉及政治,而且中国政府一向明确反对把体育政治化,但为什么要设立游行示威区?这是为了逐渐和国际接轨,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开放姿态和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让公众的负面情绪有个出口,才能避免形成周瑞金先生所忧虑的“民情堰塞湖”,即“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周瑞金:《希望在于人民的强势》,载《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6期)要实现这一目标,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我觉得,虽然上海的经济总量非常巨大,但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媒体的开放程度而言,上海和广州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利用行政权力制造全面表扬政府的舆论环境,会让上海失去一个城市应有的活力。   (作者系广州媒体人) 欢迎订阅《政府丑闻》博客!RSS地址: http://feeds.feedburner.com/GoveCN 邮件订阅: http://goo.gl/JpxH 投递您的政府丑闻: Twitter标签: #GoveCn    Gmail: GoveC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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