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讀一點

「在中國內地，色情活動，正在受到政治異見分子、激進藝術家和民主、民權人士所掀起的更大範圍內的民主運動的影響。色情不再僅僅只是色情了，它變得更嚴肅、更有意味；而正是因此，它也變得更加危險了。」 圖書介紹：比利時文化研究學者Katrien Jacobs（余幼薇）認為，，給自己取了個中文名「」，跟唐朝詩人魚玄機的名字（初名鱼幼微）一樣。唐朝那位據說因為寫了些色情詩而被砍頭，現在這位就寫了本《人民色情》，專門研究中國網民如何通過互聯網體驗性愉悅，並借此爭取公民自由。她試圖使讀者們意識到，「掃黃打非」不僅僅要控制每一次快感的釋放，這還是一場關乎生存與自由的革命。 文/月近人 2012年4月底，中國河南省省會鄭州發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該市共計421個報刊亭全部被政府拆除，成了目前唯一沒有報刊亭的省會級城市。 根據鄭州市掃黃打非領導小組的說法，報刊亭歷來是「掃黃打非」的重點區域：「個別報刊亭存在私售黃色、反動、格調低下的違禁出版物等現象……拆除報刊亭有利於相關監管。」 新書《人民色情：中國互聯網的性與監控》作者、比利時文化研究學者Katrien Jacobs（余幼薇）認為，中國人正在創造非常強大的地下色情文化，這些強大的地下色情文化，是在對抗、嘲笑官方對於言論的嚴厲審查，以至於官僚系統的偽善和自身的腐敗。 余幼薇說：「一些中國官員和權貴階層有他們自己特有的享受色情服務的管道，色情成了他們的特權，這讓很多中國人無比憤怒；再加上法制落後或不健全，普通人無法正當地享受色情，於是他們索性去DIY自己的色情文化。這是嚴厲審查制度導致的正面的結果。」 郑田田以民族志研究方法所做的中國性產業調研《紅燈》（Red Lights)一書，描述了在中國常見的一種自欺欺人的地方政府掃黃模式：地方上提供性服務的卡拉OK歌廳，需要無償地給政府官員提供相關服務，還要負責接待當地官員們帶來的各種「客人」。一到當地政府需要執行掃黃打非任務時，官員們就會通知該歌廳，讓他們做好準備迎接審查。這些讓余幼薇覺得異常諷刺的現象，促使她自己動手做有關「人民色情」的研究，尤其是色情文化與互聯網、政治監控的關係。   作為一種「中國特色」，「掃黃打非」與「六四事件」同歲。1989年8月，針對「改革開放以來非法盜版活動在暴利的驅使下開始抬頭」的狀況，百忙之中的中國政府宣佈設立了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統一部署了全國範圍的「掃黃」、「打非」工作，並將此專項活動延續至今。   「掃黃打非」絕非孤立、固定的例行檢查，而是與歷年中國國情和政府工作重心密切相關的重頭大戲。   到了2010年，「掃黃打非辦」氣勢磅礴地描述國內外形勢：「世界發生了重大轉折，各種政治力量的鬥爭錯綜複雜，國際形勢風雲變換」；國內，「隨著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各種社會思想多元多樣多變，各種社會矛盾凸顯且碰頭疊加」。 2010年8月，胡錦濤提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決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風」，這番論述引發了社會上「反三俗」的熱潮。雖然胡並沒在講話中提到「掃黃打非」，但在其後的官方宣傳中，「反三俗」被作為「掃黃打非」在意識形態上的崇高依據反復強調。同時，在實際操作中，「反三俗」也大大地拓展了「掃黃打非」的打擊範圍——一切不夠「正統」「高尚」「先進」的文化形式和個人表達，都可能因被定義為「三俗」而遭受質疑和打擊。   但中國政府當年或許沒想到，這個看似不證自明的「反三俗」口號，卻觸動了中國人日益敏感的神經，引發了針對「反三俗」的全民群嘲。這一「群體運動」的「標誌性事件」，是著名相聲演員郭德綱創作的反諷式相聲段子《我要反三俗》，其中一言被譽為「一語道破天機」：「敢說我三俗？！三俗是我用來侮辱人的手段！侮辱我可不行！」   其實，隨著公民意識的覺醒，一些中國人早已不再把「掃黃打非」視為理所當然。進入21世 紀，「流氓罪」的取消，針對「聚眾淫亂罪」的爭議，對「同性戀」解釋的去病化，木子美、衛慧以至於今日之葉海燕等「性名人」的崛起，年輕人對於情色文化的 「性趣」，李銀河等社會學家對於身體自由、性自由與性取向自由的呼籲，「草泥馬」「河蟹」「雅蠛蝶」等網絡「神獸」文化的活躍，莫不說明中國人的性意識較 之1989年已發生了巨變。   2008年，著名作家韓寒在自己發佈的博客中添加了日本AV女優松島楓的個人博客鏈接，結果引發了大量針對他的性道德的質疑和譴責。韓寒回應道：   然 後說一說AV的事，我想，其實日本AV片是很多青少年的性啟蒙和性教育課，我們需要加以引導的應該是告訴少年，人家那是剪輯成的，有藝術誇張成分，如果沒 到那程度，也不是你無能。這是一件大家都做的事情。當然，道貌岸然者也可以一口咬定他爹媽從來沒有過性生活。在很多國家，這是合法的，但在一些國家，這屬 於淫穢品。這就說明色情類東西的定義並不是一個定數，我們國家通常認為這些東西不健康，我想問，這怎麼不健康了？如果上床不健康，那大家都是不健康的產物 了。其實，不是這些事物不健康，是這個國家不健康。 數年後，這段話被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系余幼薇副教授引用在了她的著作《人民色情：中國互聯網的性與監控》中。她認為當下中國網絡上的色情表達與爭取更高層次的個人自由無不相關：   「中國的激進行動家已經學會了利用情色化的動物精神去對抗政府審查。以神獸『草泥馬』為例，它在2009年就已經成為互聯網圖騰。互動網路百科全書『百度百科』上列有十種『傳說中的神獸』，它們都被網民用來幽默地表達他們的反抗，包括『法克魷』、『雅蠛蝶』和『菊花蠶』。」 余幼薇認為，將網絡情色活動視為爭取政治自主和言論自由的民主活動的一部分而予以壓制……而從這個角度來說，性少數群體、身體藝術家以及活動家所受到的壓力有時比性工作者、性產業從業者所受到的要大得多。 在接受陽光時務專訪時，她解釋說，在中國內地，色情活動，正在受到政治異見分子、激進藝術家和民主、民權人士所掀起的更大範圍內的民主運動的影響。色情不再僅僅只是色情了，它變得更嚴肅、更有意味；而正是因此，它也變得更加危險了。 以下是陽光時務專訪話余幼薇的摘要：   陽光時務：該如何看待「掃黃打非」和「反三俗」運動？   余幼薇：根據相關指示，中國人應避免參與任何『三俗』有關的藝術活動，但是關於三俗的定義本身卻是如此的模糊不清，以至於它有可能包含幾乎所有當代藝術作品，運動也明顯展示出對於人們幽默感與批評意見的打壓…..年輕人對於情色誘惑和在綫情誼保持樂觀、激動和愉快的精神，他們時刻準備著對國家民族的大範圍控制機制做出抗爭。 陽光時務：寫這本書的初衷是什麽？   余幼薇：我曾分析內地官方通訊社對掃黃打非相關活動的報道——那些總是充斥著「這次行動關閉了數千個黃色網站」「這次行動刪除了數百萬張黃色圖片」之類文辭的官方報道。   雖 然中國政府總是用「關閉」「遮罩」「刪除」之類語義嚴厲得近乎於「抹殺」的詞彙來形容他們對於色情文化的舉措和態度，但我認為，中國內地對色情產業及其產 品的壓制絕非世界大環境中的個別現象。世界上還有許多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也堅持對色情產業實施高壓政策。當然，中國政府是個中翹楚。   所以，我寫了這本《人民色情：中國互聯網的性與監控》，希望能讓中國官員們意識到，中國內地存在一個非常大的地下色情產業/色情文化群體，而且這個產業和群體對社會發展是有正面影響的。 陽光時務：這是一個怎樣的群體？ 余 幼薇：我沒法說出那些涉業人員的真名，很多人也從未公佈過他們的真名。不過有一個人所共知的實例，就是中國境內無數向用戶提供日產色情影片、圖片的網站。 這些網站上大部分色情產品都是非原創、來源於日本且沒有版權，但它們是將中國用戶引向色情文化的重要橋樑。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內地缺乏本土原創的色情產 品。我認為內地應該復興中國源遠流長的色情文化傳統，創作出屬於自身的富有本土特色的新的色情文化。那就是DIY（Do It Yourself)的意義所在。 我認為中國人正在創造非常強大的地下色情文化，去對抗、嘲笑官方對於言論的嚴厲審查，以至於官僚系統的偽善和自身的腐敗。畢竟，很多中國官員自己都深陷於性醜聞當中。新聞報道說明，一些中國官員和權貴階層有他們自己特有的享受色情服務的管道，色情成了他們的特權，這讓很多中國人無比憤怒；再加上法制落後或不健全，普通人無法正當地享受色情，於是他們索性去DIY自己的色情文化。這是嚴厲審查制度導致的正面的結果。當然，負面的結果就是搞這些事情要冒很大的風險。 陽光時務：你曾訪談時提到，中國政府掃黃打非，也是因為其「將網絡情色活動視為爭取政治自主和言論自由的民主活動的一部分而予以壓制……而從這個角度來說，性少數群體、身體藝術家以及活動家所受到的壓力有時比性工作者、性產業從業者所受到的要大得多」。能解釋一下這個說法嗎？ 余 幼薇：在中國內地一直存在著對政治異見分子、激進藝術家和民主、民權人士的高壓措施。我認為在中國內地，色情活動，或者我們不妨管它叫「毛片運動」吧，正 在受到上述這些人士所掀起的更大範圍內的民主運動的影響。色情不再僅僅只是色情了，它變得更嚴肅、更有意味；而正是因此，它也變得更加危險了。   正 如我在書中提到的，所謂的「草泥馬」及其相關「神獸」，就是運用色情符號對於政治的嘲諷和批判。這個現象被艾未未所注意到，並將其作為元素運用到他的藝術 創作中去，拍攝了自己唱政治諷刺歌曲《草泥馬之歌》的視頻。這便是色情文化在中國內地與民權人士互動、提升自身意義的一個例子。

作者：唐寶林 中共黨史研究學者唐寶林在本文中，將周成啟的新書《沒有覆信的書簡》中提到的當代中國前進方向總結為四個派別：毛左派、維穩派、救黨派以及切割派。與周堅持救黨不同，唐認為馬克思主義本身即是一種空想，在這基礎上的一切努力都勢必白費。 近讀老友、二野老人周成啟所寫所贈的這本書（1998-2011年致友人的113封信，香港大道出版社），深受教益。他今年81歲，因腦梗見過兩次馬克思，但因搶救及時，憂國憂民心願未了，又被馬克思推了回來，竟然未得後遺症。   面 對專制、腐敗的現狀，他依然不停地思考著國家和人民的命運，如晚清的先進志士那樣，不懈地尋找救國救民的方案。由於這些信，都是近些年來與國內著名的民主 派領軍人物李銳、胡績偉、李慎之、朱厚澤、楊繼繩、吳江、杜光、謝韜、辛子陵、張顯揚、張博樹等交流的產物，因此可以說，彙集了當前最前端的各種救國方 案。   讀了這些信，你可以知道中國當前思想界（包括權貴集團）的思想狀況及其救國方案大致可以分為四類：   一，毛左派：他們認為：「毛澤東是中國幾千年來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只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才能解決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才能把中國的革命事業推向前進，最後解放全人類，實現全球一片紅。」   這完全是癡人說夢，決不是什麼「救國」方案，而是「禍國」方案。可悲的是，這種人還「人員不少，而且或明或暗得到某些權威人物的支持」。有的人還險些「進入中共最高領導集團」。如果他們得逞，中國必將倒退到毛澤東和斯大林時代，中華民族又將經歷一場文革時代。這決不是危言聳聽，這次薄、王事件就是一個小小的預演。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警惕啊！   二，維穩派：也就是當權的權貴集團。他們口口聲聲要保衛老一輩共產黨人用鮮血和生命打下的紅色江山，做一代守墓人。其實他們根本沒有資格說什麼「老一輩共產黨人用鮮血和生命打下的紅色江山」，因在「太子党」中，真正付出了「鮮血和生命」的「烈士子女」並不是當權主流派。1949年勝利時掌權的人是用千千萬萬別人的鮮血和生命「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新的統治者。   有的革命老人挑選「接班人」，用的是變相的朝鮮式的封建世襲制，認為心軟、手軟不能做接班人。他們不惜動用殘暴的手段和巨大的資金來「維穩」。據統計：中國每年的「維穩費用」已經超過「國防費用」（2010年全國公共安全支出就達5517.7億元，而國防支出為5333.37億元）。可見，國家鬥爭矛頭很大一部分已針對人民了。   三，救黨派：作者就是這個派別之一員。他針對充滿危機的現狀憂心如焚：「國家存在的遺留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社會很不安定，思想動盪，人心不穩，政府和老百姓很多事情想不到一起，政府對大眾缺乏親和力、公信力，老百姓與政府間的矛盾嚴重存在。官民都有憂慮，中國會不會因國內矛盾尖銳化的結果而發生茉莉花效應？從而又引起社會動亂、統治危機。」   他進而又規勸執政者乘現在「共產黨還沒有失去政權，槍桿子、筆桿子都在中國共產黨手中，專政機器、輿論工具都在執政者手中，黨組織、公務員隊伍也在自己控制之下」的條件下，立即擯棄「紅色恐怖」、「封閉療法」、「愚民政策」等極左路線，改行「三寬政策」（寬鬆，寬厚，寬容），「緩和老百姓和執政者之間的矛盾，實現真正的『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並提出「依靠中國人口大多數」；「緊跟時代潮流，看清歷史大趨勢，逐步實行國家民主化」；「落實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允許試辦民辦報紙、雜誌」等12條具體建議。並說：   「共產黨進行政治改革，實行民主自由，它就可以長壽，延長自己的生命週期……如果它搞專制，而且專制到底，它就可能折壽、短壽……。」   這簡直似一個「忠臣」直諫「昏君」到苦口婆心、涕泣破額的程度。但不知昏君是否有所觸動？會不會一怒之下，把忠臣推出午門斬首或發配邊關？也不知時至今日企求「好皇帝」的思想，是否還適用？多少先烈走向刑場時高唱的「從來就沒有救世主……」的歌聲是否已經遠去？他們當然是有所企望的，望神州大陸再出一個「智者趙紫陽、胡耀邦」，出一個「強人蔣經國」，力挽狂瀾，扭轉乾坤。   但是，救黨派為什麼不聽聽70多年前的陳獨秀遺言呢：是制度決定人，不是人決定制度！當年陳與要打倒斯大林的託派一樣，極端痛恨斯大林的罪惡，但陳說：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罪惡不是斯大林個人心術特別壞，而是制度決定的。如果我們不覺悟，只醉心於打倒斯大林，那麼，一個斯大林倒了，以後會有無數個斯大林從蘇聯和其他國家中產生出來。這70年的歷史證明陳的預見是多麼英明。如果趙、胡、蔣只是歷史的偶然，「千年一人」，那麼為什麼我們要把希望寄託在這種人身上呢？而且在這塊專制的頑土上，趙、胡之人，是多麼的不堪一擊。   四，切割派，即運用外科手術，徹底切除這個罪惡滔天的「權貴集團」毒瘤。所謂「切割」並非就是暴力流血的革命，也可以是「和平演變」。關於這一點，書中所附的張顯揚的覆信，解析得無比精彩絕倫，讓人讀了熱血沸騰。他的意思是：   所謂「徹底」，其一是，不僅否定已經被實踐證明是反人類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及其後的一切變種，還要徹底否定他們的鼻祖——「馬克思主義」。因為這個主義，雖然有學術思想的一面（可供人們不斷研究），但主要是一種指導人們革命的行動指南。它的核心內容是「科學社會主義」，即：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張顯揚先生斷定：   「搞社會主義，搞暴力，搞專政，理論上的始作俑者是馬克思。」   「『科學社會主義』不科學，不但沒有給人類帶來幸福，反而造成了無數災難。」   其二，不僅要廢除「專政社會主義」（即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還應徹底廢除一切「社會主義」，包括黨內改革派熱衷的「民主社會主義」。這些人，由於看到了專政社會主義的罪惡，竭力找出恩格斯晚年主張的第二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以使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並宣稱「只有民主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殊不知「民主社會主義所以能夠在西歐和北歐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是以那裡有比較成熟的民主制度為前提的……在中國這樣的專制制度下，一切和民主有關的思想、更不要說制度了，都無從立足，談何民主社會主義？」   所以，「把民主和社會主義捆在一起，是不正確的。民主是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二者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中國人正是在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下，被徹底剝奪了民主權利的。「因此，絕不要在爭取民主的時候，重新把人們引入社會主義的迷途，用『托古改制』或『孔子改制考』之類的辦法，重新定義社會主義，重新塑造社會主義的形象，有百害而無一利。社會主義不是社會發展的方向。」   實際上，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正在發生變化，正在向「社會民主主義」轉化。他們現在「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團結、互助等『基本價值』，並且以這些價值民間尺度去批評資本主義的弊病」，「不是要推翻資本主義，而是改善資本主義」，這就把「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本質」也否定了。無怪乎許多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主張把「社會主義」從「民主社會主義」中剔除出去，把鬥爭目標明確設定為「社會民主主義」。而我們的黨內民主派還把「民主社會主義」當作香餑餑。   陳獨秀晚年也是這個意思：人類最後的歸宿，只有民主主義，沒有別的主義。當時陳對社會主義還尚有好感，但是託派硬說斯大林的蘇聯還是「社會主義的工人國家」（雖然是病態的）時，陳回復說：「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斯大林的國家還是社會主義，那是糟蹋社會主義。今天當我們瞭解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和毛澤東到至今的社會主義是什麼東西後，難道還不知道「社會主義意味著什麼嗎」？   既然如此，那麼，我們中國人還要在「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中蒙蔽多久呢？   自然，現在專政的社會主義距離社會民主主義太遙遠，用民主社會主義過渡一下，也未尚不可。   親愛的讀者，您以為上述意見如何？您有新的救國方案嗎？

作者：Bruce J. Dickson 原文出處：The Dynamics of Democratization : Dictatorship, Development, and Diffusion 強制是中共政權生存下去的關鍵因素，在后毛時代，中共強制的強度和範圍都出現了弱化，或者說变得更具選擇性。而且強制有其代價，它冒有將那些原本對政治漠不關心的人們或政權的潛在支持者推向敵對的風險。 與所有威權政權一樣，強制是中共政權得以生存的一個關鍵因素。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共政權實施強制的強度和範圍存在着極大的差別。在毛澤東時代(1949-76)，尤其是1950年代的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積極尋找並嚴厲懲罰所謂的階級敵人，尤其是“毛主席”的反對者。這些並非僅僅是國家所領導的政治運動；毛式政治的標誌之一便是將群眾動員到政治場域中以執行鎮壓政策，文革便是絕佳例證。所有社會成員均被號召起來指認政治敵人。儘管這些運動的主要目標是黨政官員，但任何人都可能因“反革命”思想或行動而受到牽連和懲罰。為了凸顯對“毛主席”的忠誠，人民被寄望於告發自己的朋友、同事甚至家庭成員為人民公敵。這導致整個國家和社會彌漫着猜疑和不確定性，從而阻止了對毛及其支持者的集體挑戰。雖然這種做法成功地壓制了真實和想像的政治威脅，但它也引發了對毛和其他中共領導人意圖和智慧的懷疑。隨着國家在激進的政治目標和務實的經濟發展之間不斷轉變方向，一場政治運動中受到鼓勵的行動和聲明儼然成了下一場政治運動中進行鎮壓的根據。至毛澤東1976年去世之時，中國國家和社會的大部分成員均已對持續不斷的動盪和不確定性感到厭倦。隨着新領袖的繼任，中共賴以維持權力的戰略戰術也經歷了相應的調整。 為了把後毛時代與毛時代的政治做清楚劃分，中共在1978年宣佈結束階級鬥爭。與此同時，中共將實現經濟現代化的目標作為其主要任務。基於以下幾個原因，這一宣佈可謂意義重大。首先，它結束了對所謂的反革命分子和“走資派”的鎮壓和懲罰。隨着施政重心轉向經濟發展，中共不再將資本家視為階級敵人，而是將其作為政治支持的關鍵性來源。其次，實踐結果取代意識形態適當成為判斷政策正確性的標準。後毛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不再從馬克思或毛那裏吸取靈感，而是進行一系列經濟改革實驗，實驗失敗的便加以拋棄，能夠帶來經濟增長的便向全國推廣。“實事求是”成了後毛時代初期的口頭禪，預示着中共開始強調政策結果而非意識形態正統性。儘管如此，中共仍通過意識形態語言來賦予其改革以正當性。第三，階級鬥爭的結束在國家和社會內部創造出一種政治常態。對黨政官員無休止的整肅和平反在很大程度上被放棄。個別領導人偶爾會因政治“錯誤”（胡耀邦、趙紫陽）或對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反對（陳希同、陳良宇）而被免職，但即便那些因個人反對而遭整肅的官員通常都會被控貪腐，以此證明免除其職務的正當性。階級鬥爭的結束也帶來大多數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去政治化。對音樂、衣着或髮型的個人喜好不再被視為政治宣言或階級情感的一種反映。這為政治和社會生活帶來了一種可預期性，這種可預期在毛時代的大部分時間內付之闕如。 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共奉行「改革開放」 的經濟政策：中共逐漸減少了中央計畫在經濟中的作用，轉而青睞市場力量，並對國際經濟開放了國門。儘管出現了這些劇烈變化，但中國政治體制的標誌性象徵卻仍未改變：依然是一黨獨裁的格局。為捕捉政治反對運動的蛛絲馬跡，中共密切監控整個社會並對中國的政治反對運動展開了咄咄逼人的鎮壓。要求民主化的公眾持續遭致逮捕、監禁，以及某些情況下流亡的遭遇。為了保持其對政治組織的壟斷，中共對試圖在黨的操控之外創建組織的努力進行嚴厲取締，一如中國民主黨、獨立工會、宗教團體及教會所遭遇的那樣。對強制手段的使用不像過去那樣頻繁，影響面也不如過去那樣廣泛，但它仍是中共保住權力的殺手鐧之一。經濟轉型是鄧氏的遺產，但「改革開放必須以不危及中共權威為前提」 同樣也是他的遺產。 為了對政治挑戰進行鎮壓乃至預先防範，同時又不完全依賴強制，中共通過對布魯斯·布恩諾·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喬治·W·唐斯（George W. Downs）所謂的「協調品」 （「coordination goods」 ）的獲取途徑施加限制，從而更加廣泛地提升了在中國開展集體行動的難度；「協調品」 即那些「對政治反對派的協調能力至關重要、對經濟增長卻幾乎毫無影響的公共品（public goods）」 。「協調品」 包括政治權利，如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人權，如人身保護和遷徙自由；新聞自由，用來向人們提供不受國家控制的資訊；以及高等教育，用來提升人們更有效地組織和溝通的能力。 威權領導者所遭遇的挑戰是：在策略性地限制人們獲得此類公共品的同時，如何確保經濟不受削弱。在這方面，中國是一個榜樣。 中共對互聯網上交流中的政治內容進行密切監控。它對諸如谷歌和雅虎這樣的公司施壓以限制國內用戶所能搜索到的資訊乃至圖片，並要求這些公司向國家公開其用戶資訊。在中國，法治舉步維艱，尤其對政治敏感案件而言：人們未經正式指控便遭監禁；當遭到指控時，他們與律師及家人進行通信的法定權利往往被剝奪；而審判又很可能秘密進行。所有的廣播媒體仍歸國家所有，這使得中共可以對新聞報導設限並懲罰那些無視禁令的記者。雖然高等教育變得更為普及，但高等院校仍由國家控制，從而阻止了大學生政治活動的開展，一旦與國家發生衝突，學生們們將面臨畢業後無法就業的風險。 從絕對意義而言，中國對協調品實施了高度限制。然而，在後毛時代，國家對每一項此類公共品的控制均發生了弱化。國家對言論的控制不再像毛時代那樣嚴厲，在那個年代不經意的談論都可能使人們遭受險惡的政治指控和懲罰，當時在反復的政治運動中人們被動員起來言不由衷地高呼時下流行的政治口號，而隨後的運動又要求對這些口號加以譴責——甚至因提及這些口號而遭到懲罰。在當代中國，對人們可以出版什麼仍存在限制，但民眾可以很容易地對地方官員及政策執行進行批評。 在毛時代曾遭受嚴重限制的遷徙自由，現在則成為大多數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隨着1億多人口從農村湧入城市以便在工業和服務行業尋找更高收入的工作，龐大的進城務工群體成為後毛時代的一個關鍵特徵。人們去國外工作、學習或休閒旅行的能力也得到增強。中國人在國內外均變得更具流動性，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逗留。 後毛時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也成倍擴大。在文革十年間，中國的大學實質上都被關閉了，從而催生出「失落的一代」 ，他們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遭到了剝奪。相反，在後毛時代，大學畢業生的數量穩步上升。1990年，僅有3.4%的適齡學生（19至22歲）可以入讀大學，而2006年該比例已上升至22%，中共不僅鼓勵年輕人入讀大學，同時還將大學校園作為招募新黨員的主要場所。出於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考量，中共正對人力資本展開投資。 總之，中共繼續對協調品施加限制，但當前此類公共品遠比中共建政後的任何時期都要豐富。儘管中國協調品的水準還遠不及民主國家，但其長期趨勢無疑將是此類公共品的急劇增多。要對中共的策略作出評估，我們就必須首先理解中共對協調品的限制程度以及此類公共品在中國的上升趨勢。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國家控制的廣泛性、侵擾性及任意性均有所下降，但對那些挑戰中共政治壟斷的人而言，國家的壓制和嚴厲程度仍一如既往。 兩類關鍵的協調品值得密切關注：獲取資訊的能力及進行組織的能力。首先，中國投入了規模驚人的政治資源以限制人們獲取資訊。大多數廣播和印刷媒體仍歸國家所有，並要經受審查——如果党的領導人認為某項資訊具有政治敏感性或會令政權難堪的話。與此同時，報紙雜誌的數量在改革年代爆炸性地增長了十倍，使得對廣播和印刷內容的監控變得愈發困難。此外，媒體的商業化激勵着部分具有進取心的記者和編輯對腐敗和瀆職展開調查，此類新聞能夠吸引廣泛關注，從而可以提升刊物的發行量和廣告收入。 國家還試圖限制互聯網資訊的流動。中共對互聯網接入施加限制，以使人們無力檢索和分享與黨的路線相左的資訊。中共還試圖對具有政治目的的手機短信實施監控：它並非在短信發送之前就對其加以掃描，而是據稱將其儲存起來，以便事後對其中的政治內容加以分析。 中共並未完全限制互聯網接入，這是因為它面臨着一個基本的兩難選擇：它一方面想遏制民眾對互聯網的政治性利用，另一方面則意圖使互聯網用於休閒尤其是經濟目的。對中共而言，這方面的強制，即出於任何目的而完全屏蔽互聯網接入，會得不償失：這樣做會影響到大多數中國民眾（他們僅將互聯網作為溝通和娛樂工具），而非僅僅那些政治活動參與者，並會引起強烈的社會不滿。此外，國家體認到了互聯網的經濟潛能，並且無意禁止對互聯網的商業性使用。因此，中共試圖應對互聯網所帶來的挑戰，同時避免對互聯網使用者進行全面壓制。 除了對資訊獲取設限之外，中共還對民眾組建新組織的能力加以限制。多數觀察家均注意到中國公民社會的弱小。中國並不存在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中國異議人士不僅為其政治活動付出了高昂代價，更重要的是他們幾乎得不到多少公眾支持。其他威權政權中的異議人士——如哈威爾、曼德拉、昂山素姬——倍受尊崇，被視為本國大眾抗爭的象徵，但中國政府的批評者卻往往被中國民眾視為不愛國。因此，中國異議人士不僅面臨着來自國家的鎮壓，還遭受到來自其他社會成員的不滿。 中國的主要社會群體在獲得獨立於國家的組織性話語權方面，同樣面臨重重挑戰。中國沒有獨立工會；事實上，在1989年民運期間，要求賦予工會自主權的議題在中共強硬派看來沒有絲毫可以商量的餘地，並且勞工活動人士受到了比學運組織者更為嚴厲的懲罰——甚至包括處決。即便隨着大規模私有化的推進，勞工處境進一步惡化，但創建與官方的中華總工會不存在隸屬關係的獨立工會的努力仍持續遭遇強力鎮壓。中國也不存在農民組織，無論是受國家資助的還是自主的。儘管農村居民在中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最高，但卻沒有任何組織來代表他們的利益或為他們發聲。 中共試圖提升集體行動成本，同時又不完全阻止有組織活動。如果我們將公民社會視為一個自主性領域，它有能力對國家施壓以促其發動政治改革甚至有能力導致政權垮臺，那麼中國公民社會的確堪稱弱小。但中國的確存在一個蓬勃發展且日益多元的公民社會，這個公民社會往往被忽視或低估，因為它的成形並非為了實現一個公開的政治目的。中國有着分佈廣泛的專業團體、商業協會、體育及業餘愛好俱樂部、業主委員會等諸如此類的組織。其中許多團體都受到國家的嚴密監控，它們缺乏其他國家非政府組織通常擁有的那種自主性。且其活動甚至存續均依賴於國家的批准。因此，由於其組織目的並非為了推翻政權，因此在關於中國公民社會的討論中它們往往被排除在外。 這類團體通常被認為對民主國家的穩定至關重要，但在造成政治變遷方面卻似乎並不具有影響力。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對公民社會這一概念進行剖析，要在反對國家的政治領域與促進國家與社會更加協同的經濟領域之間做出區分的原因所在，這種剖析不無裨益。此處的經濟領域便是羅伯特·D·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念茲在茲、邁克爾·W·福列(Michael W. Foley)和鮑勃·愛德華茲(Bob Edwards)所稱的“公民社會I”（“civil society I”）：該類型的公民社會有助於現政權的穩定而非對其構成挑戰。儘管他們的論點主要立基於民主國家，但同樣的邏輯也完全適用於威權政權。換言之，隨着中國專業協會、公民協會及文化協會數量及種類的持續增多，它們事實上有助於中共威權政權的延續而非對其構成挑戰。 即便“公民社會I”在中國也一定程度上受制於國家。公民組織必須向國家註冊登記，而國家往往拒絕此類申請。此外，國家對這類團體採取的是一種統合主義的邏輯。根據該邏輯，大多數情況下，一個社群中只能存在一個代表某特定利益或事業的組織；當不止一個此類組織存在時，國家往往施壓要求其合併或解散。中國的公民社會組織同時還受到國家機關的監控，甚至受後者的直接控制。例如，大多數商業協會都歸中共統戰部管轄，統戰部負責處理與黨外個體和團體的關係，其辦公場所往往位於政府大樓內。 被邁克爾·W·福列和鮑勃·愛德華茲稱為“公民社會II”（“civil society II”）的便是上面所提及的政治領域，即利用異議和抗議來反對國家。在中國，這個領域發育不足。有組織的反對派的缺席強化了中共的控制，同時也為未來的轉型提出了一個潛在問題。其他國家所發生的政治變革往往是國家和反對派團體協商的結果。在中國，有組織的政治團體以及一個清晰可辨的政治反對派的缺席，或一位正如在其他威權國家中所出現的被公認為代表整個社會的反對派領袖的缺位，在未來混亂的轉型期很可能引發潛在的政治不穩定。這便是中共在回應1989年天安門示威時所遭遇困境的一部分：當它試圖（儘管是敷衍了事地）展開對話之時，卻不清楚誰可以合法地代表抗議者發言。如果缺乏一位一旦協議達成便可確保其執行的“誠實的中間人”，那麼雙方談判成功的幾率就會幾近渺茫。如果將來中國會出現另一次政治開放的話，與上述情形類似的動態很可能佔據上風，因為中國政治體制的基本特徵，即中共對政治組織的壟斷，仍一成不變。 儘管其他威權政黨對反對派採取一種「分而治之」 的統治策略，但中共卻通過鎮壓和排斥來應對政治威脅。中共並未試圖在溫和派和激進派反對派領袖之間播撒分裂，以便試圖拉攏前者反對後者。因為中共政權的制度性特徵並不符合選舉式威權主義的概念（中共不允許反對黨的存在，國家領導人和立法機關也並非經由普選產生），因此它無法依賴那些選舉式威權政權所熟悉的統治伎倆。相反，它通過騷擾、監禁以及某些情況下的流亡來鎮壓和排斥異議人士及批評者。中共更樂意接受的是對其治理品質和執行政策能力的批評，更樂意籠絡那些建議其改善統治的批評者，但對那些建議其改變統治方式，尤其是建議它拋棄當前的政治制度改采民主制的批評者，它絕不容忍。 總之，正如所有威權政權那樣，強制依然是中國威權統治的一個主要特徵。然而，強制是有代價的；它冒有將那些原本對政治漠不關心的人們或政權的潛在支持者推向敵對的風險。強制在巴西這樣的國家中是民主化的一個有利因素：當鎮壓目標指向武裝叛亂分子時，民眾對威權政權持支持態度，而一旦城市中產階級的孩子們也成為鎮壓目標，大眾便不再支援政權，轉而支持民主化。類似趨勢也出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文革的受害者既包括那些對其任何指控均不成立的無辜人士，也包括那些所受懲罰遠遠超過被控罪行的人們，這導致了廣泛的犬儒主義和幻滅感。 然而，就中國而言，後毛時代的中共領導人卻決心在不實施民主化的前提下調和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因此，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共對強制力的使用變得更具選擇性，以維繫自身的統治。與毛時代不同，強制所指向的目標人群範圍更窄。政治精英不再遭受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整肅，普羅大眾也不再恐懼於周而復始的政治運動。當後毛時代的領導人宣佈結束階級鬥爭並開啟經濟改革之時，他們同時也顯示出調和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意圖，並為一系列比毛時代所能容忍的範圍更廣的經濟和社會活動放行。 然而，限制依然存在：中共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不容侵犯。中共持續且往往嚴厲懲處那些對其權威構成直接挑戰的人士。但強制絕非維繫中共統治的唯一因素。我們同時還必須考量那些在特定群體及廣大民眾中生成大眾支持的因素。 作者簡介：Bruce J

文/唐寶林 一 （提問：五四到國民革命，中共早期共產黨人理想是什麼？） 以 陳獨秀為首的早期共產黨人，早在20世紀初，由於受到鴉片戰爭起，中國屢受西方列強和日本的侵略，而且屢戰屢敗，割地賠款的刺激，就萌生了救國於衰敗，救 民於水火的愛國主義思想。辛亥革命推倒中國幾千年的皇權統治，曾使他們興奮一時；巴黎和會對戰敗國德國的處理，也使他們一度產生幻想——收回在山東失去的 國權。但當這些興奮和幻想先後破滅後，他們又被俄國十月革命後的蘇聯所吸引，走上了馬克思主義中列寧主義的道路，企望於工農的暴力革命，推倒帝國主義、封 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民主制度和“為國人共謀幸福的近代國家”，繼而進入沒有剝削和壓迫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以上應該是早期共產黨人純真而浪漫的理想，並為此而努力奮鬥，在工人運動、農民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爭中，不惜流血與犧牲。特別在1927年“四一二”和“七一五”兩次反共政變中，一大批共產黨人付出了年輕的生命，其中有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 二 （提問：國民革命到毛掌權，二人易位，各有怎樣的轉變，分歧，如何看待；毛何時怎樣崛起，共產國際起了怎樣的影響？） 1927 年7月，被共產黨稱為“大革命”的工農運動失敗後，陳獨秀與毛澤東的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從1917年開始受陳獨秀影響、培養、提攜而成長起來，到 1923年中共“三大”上成為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秘書）並與委員長陳獨秀共同簽署“中央文件”的毛澤東，開始時二人的關係十分親密，猶如師生。毛對陳尤其 崇拜有加，稱其為“人生的楷模”（斯諾：《西行漫記》，“政治界的明星”，甚至高呼“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 ”（《湘江評論》） 建 黨後，在陳獨秀的直接指導下，毛在湖南的建團、建黨、工人運動方面，也的確成績優秀。陳獨秀在中共三大上，表揚說在當時的全國五大區委中，唯獨毛澤東的長 沙區委工作最好。國共合作初期，在幫助整頓廣州、上海等地的國民黨組織，批評孫中山堅持依靠軍閥甲反對軍閥乙的舊方針，批判戴季陶排斥共產黨的理論等問題 上，陳、毛思想完全一致。但在1926-27年北伐軍佔領區的農民運動問題上，二人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毛在湖南發動的農民運動，依靠廣大無地的流氓無產 者，大搞“打土豪，分田地”的紅色恐怖，實際上是“無土不豪，無紳不劣”，除打擊土豪劣紳、大地主外，還嚴重損害中小地主、富農，中農及北伐軍官的利益。 北伐軍官一般都是地主和富裕家庭出身，他們在前線打仗，後方家屬被農民戴高帽子遊街、抄家、審判、甚至槍斃。陳獨秀黨中央多次作出決定，北伐戰爭期間，只 准推行“減租減息”政策，不能沒收土地，特別是不沒收北伐軍官的土地，嚴厲批評了毛的“過火鬥爭”。從此，二人分道揚鑣了。 但 是，用武器和金錢全力支援、壯大了國民黨的斯大林為首的聯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在大革命失敗前夕。忽然從極右轉為極左，在挽救中國革命的緊急指示中，實際上 支持了毛澤東的過火鬥爭，並把陳獨秀打入“右傾機會主義”，對大革命的失敗負責。他們派來的代表在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八七會議）上，不指名（由於廣大黨員 的抵制）地批判了陳的“錯誤”，另立中央，廢黜了已經辭職的陳獨秀的總書記的地位，並把毛的過火鬥爭上升為全黨性武裝奪取國民黨政權的暴力革命，連續發動 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他們不承認大革命失敗，說還在高潮之中，應該繼續貫徹進攻的方針。 陳獨秀則認為大革命已經失敗，轉入低潮時期，應該執行退守方針，以保存革命力量。連續三次給瞿秋白為首的黨中央，堅決反對武裝奪權國民黨政權的盲動主義路線。中央則復信，譏笑他對革命採取了“取消派”的立場。 秋 收暴動失敗後，毛利用中國歷史上綿延不盡的農民起義和“占山為王”的經驗，在湘贛邊界地區，渡過許多艱難困苦，借助土匪武裝的幫助，進行游擊戰爭，並與朱 德、彭德懷、方志敏等互相呼應、支援與合作，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剿，建立起幾股稱為“紅軍”的農民武裝和幾塊根據地。後來他們又在江西瑞金統一成立 了“中華工農蘇維埃政府”，毛被選為主席，儼然與國民黨政府對立。 1929 年7、8月間，陳獨秀從蘇聯歸國的托派留學生散發的材料中，看到托洛茨基從1923年國共合作起就批判斯大林在中國推行機會主義路線，並多次提議退出國民 黨，又被一次次否定的記載。托氏認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方針是大革命失敗的根源；而失敗後又接連搞暴動妄圖奪取政權，又是盲動機會主義路線。他提出要承認 中國革命的低潮形勢，必須執行退卻方針，如俄國革命在低潮時期那樣，為召開無記名投票的國民會議而鬥爭，揭露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以等待下一次革命的到來。 陳獨秀被托氏的思想與自己的思想曾經如此默契而震驚、猛醒，終於轉向托洛茨基主義，並帶領大革命時期的一批中上層幹部在黨內進行小組織活動，公開致信黨中 央，要求糾正左傾盲動主義路線，改行托洛茨基主義的路線。同時，在當時發生的“中東路事件”上，反對中央執行共產國際提出的“保衛蘇聯”的方針，批評這個 方針太說教了，太脫離中國大多數民眾，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 當 時正在推行第二次左傾路線的李立三為首的黨中央與駐中國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批判陳反蘇、反共產國際、反黨，客觀上走向反革命；組織上又進行分裂黨的活動。 1929年11月15日作出了開除陳獨秀與幾十名追隨者黨籍的決定。文件發到根據地，毛澤東表示：“獨秀近來行動，真豈有此理，中央文件已經到此，我們當 普遍地宣傳。”# 繼 而，陳獨秀等人不承認被開除，認為自己還是共產黨內的一派，並公開成立了小組織，散發材料，繼續批判斯大林、共產國際和中共的錯誤路 線。陳發表長文《告全黨同志書》，逐條批駁黨中央開除他的理由。後來，已經被斯大林驅逐到土耳其的托洛茨基讀到這篇文章後，深深被觸動，批評歸國托派 小組織從宗派觀念出發對陳獨秀派的排斥態度，讚揚陳是能從自己錯誤中總結經驗的革命家，有很多很好的經驗，要年輕的托派同志向陳學習。1931年5月初， 四個托派小組織在上海正式成立迄今為止中共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反對派組織，取名“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陳獨秀被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遵照托洛茨基 的指示，一廂情願地只在黨內和共產國際內部活動，以奪取領導權，對其進行改造（1933年，托氏指示：由於斯大林支持希特勒納粹黨上台，共產國際“已經死 亡”！號召各國托派成立獨立的托派黨。1935年1月，中國托派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陳 獨秀領導的中國托派進行兩方面的活動：一是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九一八”事變後的口號是“反日反國民黨”；二是繼續批判中共和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路線。 陳獨秀發表文章，專門論述中共在農村的紅軍運動，如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結果終因內鬨而瓦解，或被反動派所鎮壓或收買，沒有勝利的機運。 中 共則被陳獨秀所言中，在共產國際指導下，李立三左傾路線失敗後，王明集團統治的黨中央更為瘋狂，在大城市頻頻發動飛行集會、罷工、武裝暴動，並令紅軍進攻 城市，加以配合，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結果其在城市的組織幾乎全部被破壞。王明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逃亡蘇聯，其追隨者博古為首的黨中央遷入中央蘇區。 與 此同時，在毛澤東、張國燾等分別領導的幾個根據地內，也時常發生歷史上農民起義軍常有的內訌現象，借蘇聯“肅反”為名，消滅許多黨內精英。如毛澤東曾以清 除“土匪”為名，殺死了幫助他秋收暴動失敗後立足井崗山的當地首領王佐、袁文才。在“肅清AB團”的運動中，毛澤東又藉機槍殺一大批與毛不同意見者，至今 沒有平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運動開始時反對毛沒有證據濫殺無辜，初顯其土匪本質。 左 傾中央進入蘇區後，反對毛澤東的游擊戰術，1932年10月撤銷毛的職務，紅軍在共產國際軍事代表李德的指揮下，與占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進行陣地戰，結果 令中共及紅軍連連失敗。而且由於在國民黨的圍剿中紅軍損失巨大，中共在根據地大肆“擴紅”，大量青壯年勞力參加紅軍，大批民用糧食被迫支援紅軍，根據地被 竭澤而漁，引起民眾極大不滿。一些根據地出現驅趕中共的現象。中共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失去了在南方立足的條件。於是決定“長征”——向西北大遷移，以尋找 蘇聯的援助。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進入中共最高層，任政治局常委，協助總書記張聞天和紅軍總政委周恩來指導軍事鬥爭。1936年12月，毛 澤東出任中央軍委主席，開始排斥書生革命家張聞天，逐步成為中共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 當 他們到達西北時，曾組織兩萬名“西路軍”進入寧夏，企圖打通與蘇聯的通道，結果絕大多數犧牲，斷絕了中共接近蘇聯的可能。同時，蔣介石調集張學良的東北軍 和楊虎城的西北軍繼續圍剿退守西北的紅軍，並不斷調集軍隊增援，表示了堅決徹底消滅中共的決心。當時的紅軍只存下3萬人，若不是日本侵略軍侵占東北後又深 入華北，逼迫張、楊愛國將領發動“西安事變”逼蔣聯共抗日，中共在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連續圍剿下，決無生存的可能。而在“西安事變”中，毛澤東原來是堅持 “殺蔣”的，張聞天持反對意見，主張放蔣，幸虧共產國際及時來電，支持了放蔣的意見，才得以和平解決。後來在八年抗戰中，國民黨的政府軍在正面戰場上被強 大的日軍大部消滅或擊潰；而中共的軍隊，深入敵後佔領廣大農村，避戰以保守實力；保民以爭取群眾，並執行減租減息又交租交息政策以減輕農民負擔，爭取地、 富；實行“三三製”而團結各階層人士，終於又日益壯大起來（所以，1949年中共掌權後。毛澤東在多次接見日本友人時表示，衷心感謝日本人幫助共產黨打敗 了蔣介石。實際上，在抗戰期間，中共最高情報官員潘漢年曾受命與汪偽特務機關首腦密切聯絡，協調關係。所以，1954年，為掩蓋這個真相，已經任職上海市 公安局長的潘漢年，以莫須有罪名突然“被消失”了，並株連一大批與潘有聯繫的人員。兔死狗烹，鳥盡弓藏。這是歷史上農民起義的一大特點，也是毛澤東這位農 民大王的拿手好戲）。 而 陳獨秀領導的托派組織，由於堅持“無產階級政黨不能離開城市工人階級”的說教，在敵人勢力強大的大城市上海、北平等地進行“反日反國民黨”的活動（主要是 在“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上海抗戰，中散髮油印機關報、傳單、小冊子），時時在國民黨特務的監控之下。其中央領導集團和各種組織機構連連被破獲。 1932年10月15日，其中央領導集團第三次被破獲時，陳獨秀也因秘書的出賣而被捕。幸而在國民黨內許多朋友和社會上各界名流的聲援下，這位被國民黨政 府“懸賞萬金”緝拿的“共匪首領”，沒有受軍法審判處以死刑，而由江寧地方法院公開審理。在法庭上，陳獨秀慷慨陳辭，自我辯護，痛斥國民黨政府專制賣國腐 敗的統治，致國弱民窮；宣布自己堅決為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共產主義目標而奮鬥終身。經過法庭鬥爭和重要人士的幫助，法院最終以“危害民國罪”，判處 陳獨秀八年徒刑。 國民黨對陳獨秀等托派成員的鎮壓，說明在蔣介石個人專制下，是不允許反對黨合法存在的。因為相對於暴力革命的共產黨來說，托派的政治主張和鬥爭方式要溫和得多，他們的政治訴求相當於國民黨的反對黨。   三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陳獨秀也在全國要求釋放政治犯的呼聲中獲釋。在民族危機面前，他毅然放棄托派傳統立場，擁護國民 黨蔣介石領導抗戰，擁護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並不顧上海托派領導集團的不斷批判和攻擊，前往當時抗日中心武漢，積極進行抗日宣傳工作（頻頻發表 文章和到各處演講）。但是，由於國民黨的軍隊在日本侵略面前大潰退，他對國民黨領導抗日很快由期望轉化為失望。對於中共，早在1936年4月26日中共中 央發表的團結各黨各派共同抗日的聲明中，也提到中國托派。陳獨秀出獄時，中共在武漢地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還發表時評，歡迎革命老戰士陳獨秀回到抗日的 行伍中來。但在具體聯繫抗日合作時，張聞天、毛澤東聯合簽署的回复卻提出要陳公開承認過去參加托派的錯誤等三個條件，採取招降態度。陳獨秀認為自己過去批 判共產黨的錯誤路 線是正確的。發表悔過聲明是“畫蛇添足”。他還覺得雙方合作，必須手中有些實力。於是他在武漢與抗日將領何基灃談判後決定：由陳派幾位年輕同志到何的 河南內黃師部去對部隊進行政治教育，提高部隊素質，並在轄區內實行改革，減少農民的負擔，爭取人民支持部隊抗日。同時陳還與第三黨、愛國會等中間勢力聯 絡，以期開闢一個“不擁國，不阿共”的獨立的政治局面。結果由於蔣介石免職何其灃和中共製造陳獨秀“漢奸”事件而流產。 1935 年起，由基洛夫被刺引起的蘇聯大肅反、大審判旋風，斯大林以逼供信手段，製造多個大冤案，屠殺了幾乎全部高級幹部中的不同意見者。在托洛茨基案中，他們得 到一條托氏曾指示托派“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的謠言。當時在蘇聯的王明和康生，立即在他們辦的巴黎《救國時報》上，連篇累牘發表文章，把陳獨秀的中國托派 打成“漢奸”，要求中國當局在國內開展與蘇聯一樣肅托運動，審判並槍斃陳獨秀和托派分子。從此“托派即漢奸”的宣傳，即在國內流行開來。 1937 年11月，王明、康生帶著斯大林的肅托旋風回到延安。他們企圖以黨中央曾經與陳獨秀托派醞釀合作抗日作為突破口，打擊毛澤東，重新奪取中共的領導權。於是 在延安出版的機關報《解放》上，出現了一篇康生寫的長文，公開誣陷陳獨秀是每月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三百元津貼的漢奸，必須嚴懲。此事使在武漢與陳獨秀密切 往來的各界人士十分震驚與氣憤，紛紛發表聲明和文章，為陳獨秀鳴不平，嚴斥中共誣陷罪惡，要求中共拿出證據來。但當時任中共長江局書記的王明，竟然指示在 武漢出版的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短評，胡說：“陳獨秀是否為漢奸問題，首先應該看陳獨秀是否公開宣言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以為斷”， 引起社會輿論強烈反彈。陳獨秀也發表了致《新華日報》的一封信，指出：“受敵人的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問題，決不能夠因為聲明脫離 漢奸組織和反對漢奸行動，而事實便會消滅……你們壓迫我跟著你們做啦啦隊，真是想入非非。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著你們牽著鼻子走的 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 此信再次點出了中共黨格之低下與墜落。預見了中共日後發展的特點和歸宿。 由於當時武漢即將淪陷，陳獨秀也要隨國民黨撤離西下入川。此案未了。從此陳獨秀徹底與中共決裂，只是收集材料，以備將來到法庭上反坐中共。但是，他沒有活到那一天。 王 明在武漢的所作所為，嚴重損害了中共的威望。同時，他不執行毛澤東保存實力，在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方針，主張參加保衛武漢戰役和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使毛 澤東極為不滿。在接著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1938年9-11月）上，王明被撤職，粉碎了他的奪權夢想。同時，被毛視為與王明一路貨的張聞天也被邊緣化， 不再負總責。但他為人厚道，在黨內威望高，保留了“總書記”的職務。毛澤東實際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只得以後再圖名符其實的領袖。但是他不敢得罪斯大林， 繼承了王明的衣缽，一直把陳獨秀定為“漢奸”、“反革命”，進行嚴厲壓制，陳死後也不放棄，直到1976年毛去世（改革開放即陳案46年後，1984年， 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個文件中才承認，說陳獨秀是漢奸不是事實。又7年後的1991年出版的毛選第二版註釋中，承認陳獨秀與托派是抗日的，說其是漢奸是受了 斯大林影響）。 打倒王明，張聞天被邊緣化後，毛澤東開闢了通向中共權力頂峰的道路。陳獨秀則走向了民主主義思想的頂峰。 陳 獨秀入川時，幾位幫助他在武漢創造獨立抗日局面的托派朋友也風流雲散。在與中共決裂，對國民黨失望而轉向不合作（國民黨多次提供巨資和國防參政會議席，要 陳組織新共產黨，以與延安的共黨對立）的陳獨秀陷入無比的孤獨之中。而且由於貧病交加，最後不得不逃亡到江津縣石牆院一個偏僻的小山村，生活上也孤獨下 來。但是，他一向是不怕獨立的人。思想家都是孤立的。所以，他的思想不僅沒有停止思索，反而越加激進了。1939-1941年，他通過武漢撤退後回雲南昆 明教書的表侄（陳獨秀領導托派中央時期五大常委之一）濮清泉（托派內部化名“西流”）傳遞書信與論文，與上海托派中央領導集團的進行了劇烈的爭論，爭論的 焦點之一是民主與專政。 當 時托派堅持列寧-托洛茨基的傳統觀念，認為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是剝削階級少數人的民主，對於勞動人民來說是虛偽的。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是工農民眾大 多數人的民主；還認為斯大林的罪惡帶有偶然性，是由他的品質決定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產物，所以，蘇聯還是社會主義的工人國家，不過是病態的工人國 家。所以他們執行托洛茨基的方針：“打倒斯大林，保衛蘇維埃”，堅決為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 陳獨秀強調：“我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了今天的意見。”他的主要觀點是：   民 主是人類進步的動力：民主是自從古代希臘、羅馬以至今天、明天、後天，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抗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並非僅僅是某一特殊時代的歷史現象。 因為近代是資產階級當權時代，我們便稱之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其實此制不盡為資產階級所歡迎，而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的。說民主是資產階 級專利品，是最淺薄的見解。說無產階級政權不需要民主，這一觀點將誤盡天下後世 所以，今天大陸上爭論的“民主有沒有普世價值” 問題，早在70年前陳獨秀就肯定地回答了。   二，民主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名詞，有它的具體內容，資產階級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為此，他把當時資本主義社會實行的所謂資產階級民主與蘇、德等國實行的專制制度，進行了鮮明的對比： 民主政制國家   國家領導人由政府黨反對黨組成的議會選舉 開會時有相當的討論和爭辯。 （二）無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殺人。 （三）政府的反對黨甚至共產黨公開存在。 （四）思想、言論、出版相當自由。 （五）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為。 專制國家   國家領導人由政府黨指定，開會時只舉手，沒有爭辯。 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殺人。 一國一黨不容許別黨存在 思想、言論、出版絕對不自由。 絕對不許罷工，罷工即是犯罪。   陳獨秀在論述時，特別強調了“反對黨自由”的極端重要性，沒有反對黨的監督與競爭，一黨專政，就會無法無天。   三，沒有階級的獨裁，只有個人的獨栽。“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即′無產階級專政’），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四，制度決定個人的罪惡。“斯大林的罪惡並非是斯大林個人的心術特別壞，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展。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無數斯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   五， 專制制度決不是社會主義。陳認為：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是相輔相成的。無產階級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亦反對民主主義，即令各 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麼社會主義。說蘇聯是社會主 義，便是糟蹋社會主義。   陳獨秀從以上關於“民主與專政”的思想中，得出兩個總結論： 一、徹底否定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及其在蘇聯的實踐。他說： 應該毫無成見的領悟蘇俄二十餘年來的教訓，科學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列寧托洛茨基都包含在內）之價值。我自己則已估定他們的價值，我認為納粹是普魯士與布爾什維克之混合物。# 二、只崇信“民主主義”，而徹底拋棄列寧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他說： 列（寧）托（洛茨基）之見解，在中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嘗正確……弟久擬寫一冊《 俄國革命的教訓》，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   陳獨秀以上關於民主與專政並波及到徹底否定列寧-托洛茨基主義的見解，被當時至今的中國和世界歷史證明是偉大的英明預見，是他一生思想發展的最高峰，從而奠定了他是近代世界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的崇高地位。 最為可貴的是，陳獨秀以上關於斯大林及其推行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批判，是在二戰後斯大林和蘇聯的權威走向巔峰之前發表的，更是斯大林逝世和蘇聯瓦解之前發表的，具有無比正確的預見性。也對正在走向“斯大林第二”的毛澤東提出了警示。 遺憾的是，這些見解，當時除了胡適給予高度評價之外，無人予以重視。這說明，蘇聯和中國等落後國家，將要付出很大很大的代價，才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四 斯 大林在王明與毛澤東的鬥爭中，不支持王而支持毛，是因為二人雖然都擁護斯大林，但王是只會阿諛奉迎的蠢材，毛能打擊反甦的國民黨政府，做出實績來。毛澤東 心中一直有當“土皇帝”的心態。他投石問路，看到斯大林能容忍他打掉王明這個寵臣，於是就精心策劃起來，一是對過去曾經反對過他、壓製過他的人物，進行報 復。二是讓那些有一技之長比他強的人，必須打掉傲氣，臣服於他，成為奴才。於是，從陳獨秀去世的1942年起，他揚起兩條鞭子，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 發動了整風運動。 張 聞天雖然已經邊緣化，但以他和王明為首的留蘇、留洋後背著幾麻袋教條回來佔據著延安各個理論和文化陣地、“言必稱希臘（即馬列主義）”、趾高氣揚的“紅色 教授”們，對毛澤東仍有著很大的壓力，如芒刺在背。實際上，這個出身於中專師範生的土皇帝，一貫藐視甚至仇視大知識分子。早在1918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 助理員管理報刊時，他見去閱報的那些大教授從不正面看他一眼，就產生了不滿心緒，說他們不把他“當人類看待”，埋下了仇恨的種子，以後就時時尋找報復的機 會。同時，這些教條主義者及其幫手經驗主義者周恩來也正是過去打擊壓製過毛澤東的主要人物，因此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有一舉兩得之功。還有是他要收服從 國統區帶著小資產階級情調來延安的知識分子（以王實味、丁玲等人為代表）。這些知識分子受了斯諾《紅星照耀著中國》（即《西行漫記》）等書刊的影響，滿腔 熱忱地投奔到延安來，但眼前的種種現實，使他們心中浪漫的向望相去甚遠，於是就失望、消極、懷疑、不滿起來。所有這些，毛澤東都看在眼裡，記在心中。 1942 年全國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戰事減輕，於是他就開動起絞肉機，開展整風運動，對上述兩部分知識分子進行整肅，先是毛澤東和他的助手胡喬木在《解放日報》上連 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對他們臭罵，說他們只知背誦教條，於革命實際一無用處；讀書越多越蠢，特別是那些以“理論家”頭銜自豪的“紅色教授”們，實際是“壞透 了的留聲機”和“廢物”，不如腿上有牛屎的農民有知識。自以為“誰背的書最熟，誰就是最好的理論家”，其實是在鬧“天大的笑話”。這些“紅色教授”們，在 這劈頭蓋臉般的責罵中，一夜之間斯文掃地，無地自容，由鳳凰變成了草雞。他們從良好的願望出發盡可能地去理解毛的“新解釋”，對毛表現出最恭順的服從。但 毛澤東卻不以此為滿足，進而逼迫他們“脫褲子，割尾巴”，進行自辱。於是他們最後放棄個人的獨立與尊嚴！忍痛宣布自己原先視為安身立命之本的馬列著作和各 種知識“比屎還沒有用處”。 在 進行這種蒙蔽、愚民運動的同時，更嚴重、更殘暴的是進行所謂“搶救運動”，說那些從國統區來的知識青年，大多數來自剝削階級家庭，並有大量國民黨派遣的特 務，於是引進蘇聯的肅托運動，對他們逐個進行逼供信審查。一時間整個延安陷入“紅色恐怖”之中，人人以為“特務如麻”，捕風捉影，憑一點懷疑或誤會，就互 相告密、揭發、隨便捕人審查、嚴刑逼供。結果是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今天是揭發者、審判者，明天就成為被揭發、被審判者。更荒唐的是還開展自我揭發比 賽運動，鼓勵被害人做“脫褲子，割尾巴”的積極分子，違心地承認自己是“特務”，領導遂進行表揚，號召其他人跟進，結果往往一天就挖出幾百名“特務”。組 織上把數字上報，說明運動成績巨大，受到毛澤東黨中央的嘉獎。有的實在無法交待，審查者就說：“你在國統區生活不錯，為什麼到延安來吃苦？可見用心不 良！”不少人經不起這樣的折磨，精神崩潰了，成了精神病人，有的自殺了。 更可怕的是，延安的這種做法，還推廣到全國各個根據地，又製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可以說，這次整風運動是1949年後歷史政治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的預演。 1943 年3月，正是在延安整風運動“勝利”結束時，毛澤東終於成為中共政治局主席。在1945年的“七大”上又被不可阻擋地“選”為中央主席。又在提倡“奴隸哲 學”的劉少奇提議下，一向賤視理論和一切知識分子的“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成為全黨的理論權威和指導思想，奠定了他終身在黨內乃至到全國實行個人獨裁的 基礎。 1949 年奪取政權前，中共曾與共同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各個民主黨派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簽訂“共同綱領”，中共保證各黨派“建立聯合政府”保證中共與民主黨派共同執 政，長期合作，互相監督；實行所謂“人民民主專政”，明確了對人民的民主和對敵人的專政；保護和發展資產階級的民族工商業，建立一個“人民民主共和國”。 1949 年4月23日，由城市知識分子組成的中共南京地下黨從1946年起就在南京這個國民黨心臟地區工作，在國民黨軍警完特機關採取派進去、拉出來的策略，安排 了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在極其危險的條件下，獲取了大量和詳細的極密情報，特別是國民黨軍的江防計劃，同時又在關鍵時刻成功地策劃了海陸空高級將領大起 義。因此使南京和平解放，宣布了國民黨政權的垮台。但是，解放軍進城後，竟然搶劫國民黨中央和高級官員的房產等各種物資，還嚴重損害群眾利益，充分暴露了 農民起義軍的本質。對此，當地下黨幹部提出批評時，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卻向各大軍區少數領導人發出了以下絕密指示解決歷史上形成的地下黨員： “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後來大批大批的地下黨員，都被逐漸消滅與迫害。這個指示，第一次顯示了毛澤東在勝利後，將對不同意見者（或 不滿意者）實行專政（鎮壓）的方針。兔死狗烹，鳥盡弓藏。這是歷史上農民起義的一大特點，也是毛澤東這位農民山大王的拿手好戲） 1949 年毛澤東一掌權，就發起批判《武訓傳》運動、批判“胡適反動學術思想”運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肅託與肅反運動等等，繼延安整風運動後，向全國知識分 子中的不同意見者，發動持續數年的進攻。一切專家權威，著名學者，紛紛在《人民日報》等各種報刊和組織機構，發表檢討書，進行自辱，拜倒在專制魔王毛澤東 和毛澤東思想麾下。當時的武漢大學一們姓徐的黨委書記，是一個批判過魯迅的極左派，也曾受到過魯迅的嚴厲批判，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竟然令一批著名 的大學教授長跪於毛澤東像前。此事一時震動朝野。而後來反右派運動時，徐竟然大言不慚地說：我當初做的沒有錯，我早就看出這些大知識分子不是好東西。在毛 澤東個人獨裁的年代，一直有徐某這類秦檜式的文人當吹鼓手和殺手，泯滅天良，為虎作倀。這也是抗日戰爭時期，漢奸如此眾多的根源，是中國國民性低下一大表 現。 1953 年，就不能就宣佈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向社會主義過渡，通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方式，消滅了資產階級；以集體化改造了農民和手工業，消滅了 中國的“私有製” 。資本家白天敲鑼打鼓歡迎“公私合營”，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晚上就在被子裡擁抱著妻子兒女們嚎啕大哭。同時在1954年製造出一個“潘漢年反革命案”，把 一大批由城市知識分子精英組成的原黨內城市秘密工作者（地下黨領導骨幹，看不慣農民思想和農民作風），重新打入地下，進行無產階級專政。 1956 年所謂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毛澤東宣布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緊接著，1957年，毛澤東又用“引蛇出洞”的“陽謀”，發動“反右派運動”， 把民主黨派和中共內部的不同意見者55萬人，打成“右派分子”，開除黨籍，開除團籍，降職降薪，勞動改造。不少人被發配到邊遠地區和血吸蟲流行地區，折磨 而死，完成了所謂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由於各單位按數字名額任務抓右派，許多人沒有任何言論就被打成右派。通過反右派運動，曾經協助中共打倒國 民黨的各個民主黨派成為絕對擁護共產黨的附庸。 1959年毛澤東又發起“反右傾運動”，集中打擊反對毛澤東“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左傾路線的不同意見者。一直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布進行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實際上是打倒一切不忠於毛澤東的不同意見者歷史和現實中的不同意見者。包括早已被打倒許多次的 地、富、反、壞、右，還包括中共黨內除毛澤東以外的所有領導幹部。例如國家主席（50年代毛澤東的接班人）劉少奇、周恩來總理、彭德懷國防部長、曾寫入中 共九大黨章的毛澤東又一個接班人林彪等人，而每打倒一個人，就株連到成千上萬的同案人。毛澤東的個人獨裁達到了類似斯大林罪惡的頂峰。所不同者，斯大林是 依靠秘密警察全部消滅肉體或流放到西伯利亞折磨而死；毛澤東是實行愚民政策，蒙蔽群眾鬥群眾，除少部分被屠殺以外，大部分受害者受“群眾專政”，生不如 死；不少人被折磨而死去或自殺。 以上情況，證明了陳獨秀在40年代關於“民主與專政”的一系列預言，千真萬確。 五 （提問：毛時代，怎樣界定此時的中共，馬克思主義、斯大林主義、農民起義甚至土匪文化，各承擔什麼角色？在毛體制下各怎樣體現？） 如上所述，1949-1976年的毛澤東時代，繼承了此前“山大王”式的農民起義模式，中共由一個農民黨發展成民粹主義、斯大林主義的混合物。它的特點是愚昧落後，貧窮殘暴，狹隘自大，顓頇空想，把中國拖到了崩潰的邊緣。 在 這個時代，馬克思主義被發展成為第二階段的“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所謂“毛澤東思想主要由兩個階段、兩部分組成：“農村包 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農民革命路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此區別於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而第二階段的“毛澤東思想”就是毛澤東胡思亂 想、信口開河說出來的胡言亂語，由於共產黨掌握了暴力專政機關，對他實行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所以全國人民對他的話必須執行。他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 一萬句”，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 這個時代是極其黑暗的紅色恐怖時代，沒有絲毫民主與自由，全國人民必須像奴隸一樣臣服於毛澤東走向滅亡。1958-1961年，全國人民跟著毛澤東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時期，就餓死約三千五百萬人。 這個時代，沒有任何力量任何人能阻止毛澤東的罪惡，誰反對毛澤東，誰就會遭到殺身之禍。毛澤東公開自稱是：“馬克思+秦始皇” 。 毛 澤東的這個自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農民起義甚至土匪文化在這個時代承擔的角色：馬克思主義是遮羞布。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販賣假馬 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貨色。在這個旗號下掩盍著一切罪惡。要說它是社會主義，那就是“奴隸社會主義”，用《共產黨宣言》中的話來說，是“反動的社會主 義”。 六 （提問：後毛時代，中共又走上了什麼路線，性質有什麼變化。陳獨秀研究在今天有什麼意義？） 毛 澤東去世後，文革隨著打倒“四人幫”而結束。由於繼承者鄧小平們也都受到文革“打倒走資派”的衝擊和受害，所以改變了對毛的個人迷信和崇拜，在政治上，廢 除了領袖終身製，實行黨和國家領導人“隔代指定制+兩屆連任制”；經濟上，實行多種所有製和市場經濟。這比毛時代，有了些許進步。 但是，由於實行“四個基本原則”，“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專政”的製度沒有變。而且隨著共產黨專制殘暴，掠奪人民，腐敗透頂本質的暴露，它與人民的矛盾越來越尖銳。 這 是一個沒有強人政治和理論指導的時代，“鄧小平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不過是維護共產黨家天下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虛偽宣 傳，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政令不出中南海！ ”中國實際上已經處於無政府主義狀態，維護中國統治的實際上是被人民詛咒的由少數人組成的權貴集團，並由民間黑幫輔助之。由於黨的國家領導人是“隔代指 定”，所以上任後的領導人，仍然受指定者“垂簾聽政”及其留下的勢力集團的牽制，成為“雙頭政治”，造成無窮的矛盾和摩擦，加劇社會動亂和政府的無所作 為，以致政變，反而造成領導人的無 序轉換。如鄧小平搞掉趙紫陽、胡耀邦，發生“六四事件”；江澤民通過政法委和政治局常委中留下的多數派牽制溫家寶為代表的民主派力量，出現“薄熙來事 件”。 “隔代指定制”變斯大林、毛澤東的個人終身獨裁制為少數權貴集團的“小集體獨裁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另一形式。對人民大眾的奴隸式專制統治沒有絲毫改變。而且被指定接班人的範疇不出“太子黨”和黨的助手“團派”，實際上是變相的封建（家屬與近臣）世襲制。 同 時，由於“兩屆連任制”，又無反對黨的有效監督，政府官員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心理，瘋狂進行權錢交易，無法無天，以種種腐敗，大肆掠奪國家和人民財 產，或揮霍浪費，或轉移國外銀行，家屬子女移居國外，出現大批“裸官”；事發時，或被同黨庇護，或逃亡國外，或被輕判過關。更以官匪勾結，“唱紅打黑”， 草芥人命，借“維穩”為名，殘酷鎮壓民間維權運動和民主人士。全國貧富懸殊達到歷史最高水平，請看如下官方承認的數字： 滿清政府從1842年開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開始賠款，到清朝滅亡前的60多年裡，一共向眾列強賠付白銀折合人民幣712億。 而從80年代到現在短短的20多年裡，貪官轉移到國外的資金有500億美元之巨，合4135億人民幣。 這就是說：清廷60年賠款折合712億人民幣，今日貪官20年向國外轉移4135億人民幣。晚清60年是歷史上著名的賣國腐敗政府。那麼今天的共產黨政府是什麼？ 下面提到的只是一些官方的硬性數據，實際情況更糟。環境的破壞、資源的浪費、人性道德的淪喪，這些都已經破壞得無以復加。 1、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消息，國家負債已經達到二萬億左右，國家負債與GDP的比率已經接近或者超過全球之冠的日本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一。 2、 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最高達到4萬多億元，金融危機同樣也在日益加深；城鄉社會困難群體、弱勢群體從形成到急劇發展，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十分尖 銳的社會問題。僅1998年以來國有企業就有2800多萬人下崗失業，到2003年底單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口就高達2200多萬人，已經變成為權貴 者的天堂，窮人的地獄。 3、目前全國地方政府債務至少在l萬億元以上，約佔GDP的10％，地方債務風險已經超過金融風險成為威脅我國經濟安全與社會穩定的頭號因素。 4、 “官方統計的1999-2001年10類腐敗經濟損失達到GDP總量比重的14.5%-14.9%”每年達一萬多億元。這實質上意味著一年平均從全國每一 個人身上剝削去1000元左右。而2009年——2010年的損失數額更是觸目驚心，僅外逃官員就有6萬人之多，攜帶資金突破2萬億人民幣。 5、公車私用，公款吃喝，公費旅遊的消費大大超過了教育經費與國防開支。公車消費接近國防開支。“公務員機關一天耗電量，普通百姓用19天”。每年各級政府官員公車私用費用達2000多億元，幾乎和2006年的國防開支相近。公車真正用於公務的時間僅佔三分之一。 6、 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國大約有6000萬國有和集體企業職工被替代，4000萬農民失去土地或人均佔有土地不足0.3畝；7000萬股民在股市中的損 失超過1.5萬億；城市中1.5億人或失去或應得而未得到社會保障，整個社會的基尼係數達到0.53~0.54之間，城鄉差別達6倍之巨。實際上，己經改 革失敗。 如此狀況，中共還自稱是“中國特式的社會主義”。陳獨秀早就指出這是“糟蹋社會主義”。“中國特式”是遮羞布，下面的一切是令人震驚的罪惡。 所 以今日研究陳獨秀關於民主與專政的思想，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陳對於中共類似於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殘暴、蒙蔽、腐敗的罪惡作了充分的揭露與批判，而且 其程度大大超出斯大林時代。對於走出如此黑暗的道路，陳獨秀也早已指明：只要廢除無產階級專政，實行民主主義，進行政治改革。具體如：   廢除一黨專政，允許成立反對黨、反對派。國家領導人由各黨派民主產生，廢除指定制。 黨政分開，實行一長負責制（總統製或國家主席制） 取消政法委和秘密警察，實行三權分立，建立法制，無法院批准不准捕人殺人。 取消中宣部，廢除文化專制主義，給人民以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罷課、罷工自由。 軍隊國家化，不附屬於任何政黨，而忠於人民，保衛國家安全。   七 （提問：陳獨秀之後，中國有沒有真正的“反對派”？今天哪些人可能成為反對派？） 陳 獨秀之後，在國共再黨輪流獨裁與嚴厲鎮壓下，中國沒有出現反對派，今天的中國，有強大的監視網和控製網，只要出現一個異見人士，就會遭到嚴厲的鎮壓，甚至 滅口。所以，今後的中國寄希望於民主力量的日益增長，人民覺悟的日益提高，團結成一股不可摧毀的力量，形成一個或幾個反對黨，迫使中共承認反對黨的合法存 在，並和平地與共產黨對話，改一黨專政為多黨競爭，實行以上五條政治革命，懲治腐敗，造福人民。中國才能走出“無產階級專政”的怪圈，走上陳獨秀指明的民 主大道。  2012年6月5日初稿   6月20日截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