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宣

图为被认为是“中国大外宣”的中共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大外宣是指中共官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议程,针对海外华语人群或者外国人进行的宣传活动,主要形式包括直接兴办宣传媒体、收买海外媒体、网络水军、虚假社交媒体账户和虚假新闻等。中共外宣活动从建政开始,长期存在。2009年,中共决定投入450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对外宣传大布局”计划,与西方媒体争夺“话语权”,“大外宣”由此得名。

2012年,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以来,正式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的对外宣传口号,中共当局的“外宣力度”空前加大。由于中共“大外宣”常常宣扬亲中共议程,制造虚假信息和攻击异议人士,遭到国际舆论热议。一般被认为是中共“大外宣”的机构有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中国日报 (China Daily)和“火锅大王”等西方网红等。西方多国也采取了应对措施。比如,英国通讯管理局宣布吊销中国共产党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的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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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当今世界: 首位与北京大外宣战略公开决裂的西方记者

故事开始于2009年国会山的圣诞晚会,当时我、妻子和孩子们与一家友善的中国人坐在一起,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就会结束在加拿大的四年任期回北京。杨士龙当时是新华社驻渥太华记者站主任,他告诉我为了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新华社正准备聘请加拿大本地记者撰写政治及经济新闻,以满足快速增长的中国、西方和第三世界读者的阅读需求。 那时我刚结束在蒙特利尔协和大学两年的教学工作,重新做回自由撰稿人,但经济衰退使之前景黯淡,新华社工作的稳定前景对我颇有吸引力。几个月后,他们招聘全职的渥太华记者站英语负责人。但当我和朋友们提及此事,他们的第一反应总是你不会是去做间谍吧? 我当时想这种态度是否过时?加拿大的企业正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加拿大政府也在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把加拿大的新闻告诉中国人呢?那里有着巨大的读者群,新华社的读者比全加拿大人口总数还要多。不过我当时还是心存疑虑,他们真是间谍吗?我是否会成为东方专制政体里的西方帮凶?在应聘前,我对新华社和它的报道做了调查,甚至还给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写信,但没有得到答复。我发现北京只负担新华社40%的费用,其余得靠向西方国家的华文媒体和第三世界的报纸出卖新闻,尤其是经济新闻来赚钱。当时它正雄心勃勃地要把其海外记者站数量翻倍到200家,还要雇请6000名海外记者。 新华社在加拿大规模不大,只有四、五人,两人在渥太华,一到两人在多伦多,一人在温哥华。我90%的工作属于正常与合法。第一次感到意外是在2010年6月,胡锦涛来多伦多参加20国峰会,张大成不仅要我确认抗议者的身份,还要了解他们呆在哪里。我抗议说“加拿大记者不会干这些”。派给我的任务很快被取消,我回去撰写加拿大银行和移民法的新闻。 后来我又接到了一些古怪的指令,如“加拿大如何对待邪教”。我参加过法轮功在国会的新闻发布会和活动,但所写的文章从未被新华社发表,我相信它们被直接寄往了北京。 2012年4月28日,达赖喇嘛在渥太华举行新闻发布会。我和妻子及孩子们刚刚听完达赖喇嘛在渥太华的公开演讲,就接到了张大成的电话,他要我记录达赖喇嘛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内容,并弄清他与哈珀私人会晤的情况。我询问文章是否会被公开发表,张的回答是新华社通常不会发布达赖喇嘛的消息,因为他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当天我给张大成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宣布中断与新华社的一切关系,并通知了国会新闻办公室。 新华社迅速用另一位渥太华的自由撰稿人取代了马克布里,目前加拿大国会新闻办公室还在等待双方前来陈述各自观点。 马克布里从滑铁卢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卡尔顿大学新闻硕士和渥太华大学媒体历史博士及桂尔夫大学的研究加拿大安全情报机构的公共政策及管理学位。他在2001年获加拿大国家杂志奖,2011年出版论述二次大战时期的加拿大新闻管制的畅销书《战争之雾》。曾为《环球邮报》,《多伦多星报》,《赫芬顿邮报》加拿大版以及《国家邮报》自由撰稿,1994年成为加拿大国会记者团成员。回忆在新华社工作的两年,马克布里强调“我给新华社写的东西,不会比写给加拿大媒体的多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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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大外宣必會成為歷史笑料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楊時人 對於這些大陸官方斥巨資辦的海外媒體能否成功,西方同行與中國國內媒體研究者均持懷疑態度。這種懷疑的焦點是,這些海外媒體必將受控於中宣部而缺乏公信力。 有學者指出,儘管“大外宣”運用了資本的力量,打造中國的良好國際形象,但商業邏輯是無法取代文化邏輯的,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是由其國內政治社會狀況來決定,就像美國的國際形象不是依靠美國新聞總署和白宮發言人塑造的,缺乏公信力的外宣媒體辦得再多,也不可能憑藉它來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 新華社租用美國時代廣場上的廣告位。 中國內地傳媒學者畢研韜說,如果中國的新聞制度和新聞理念不能與時俱進,中國450億元的外宣投資(也是高額學費)除了浪費國家巨額資金、肥了某些國營媒體外,可能成為貽笑大方的歷史笑料。 他指出,中國媒體的內傷是公信力太低,其主要原因是混淆了新聞與宣傳,必須給予新聞媒體更大的獨立性,這才是中國媒體的唯一出路。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表示,“我想,(畢研韜的)這個擔心有它的依據,如果嚴格按照過去的方式來做對外傳播,它的實際效果應該是不很樂觀的。” 喻國明認為,實際投入可能超過450億。 中國問題觀察人士林和立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自從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以來,西方對中國已形成某種固定的模式,很難改變,除非中國在西方關注的話題上,例如在人權和西藏、新疆政策等問題上做出改變。 他說,“在西方世界,靠這個方法恐怕很難擴大中國的軟實力,因為西方國家對一些問題批評很久,比如對中國的人權紀錄,在西藏和新疆方面的政策等,一般西方讀者對這些問題比較有興趣,可是這些問題目前北京恐怕解決不了。所以目前他們對外宣傳的方法和投入很難在西方世界獲得很大的作用。” 他說,另外從新聞管制角度來說,北京也不太願意改變媒體“報喜不報憂”的傳統,因此從這一點來說,也很難取得西方世界的認同。 動向雜誌主編張偉國説,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努力的一個目標,就是儘可能的包裝自己,把自己打扮成跟西方媒體好像是同樣性質的傳媒,把自己作為“黨的宣傳工具”這個本質,給包裝掩蓋起來。“西方對這種東西,總體來講瞭解不多。因為西方人對共產黨意識形態輿論的控制,都缺少切身的體驗。尤其是中國,在共產黨極權專制國家裡面,對媒體控制是最精緻的。許多手法恐怕是西方人想都想不到的。” 說回央視,每個分台200人的編制就想和CNN,FOX這種做大坐穩的當地電視台競爭,更是不靠譜。更不要說,中國人像是發政治指令一樣告訴當地聘用的新聞人這也不能報道,那也不能報道,勢必會有矛盾和衝突。勞資雙方這個磨合過程勢必是漫長而又荒唐可笑的。當地的法律、社會規範和政治制度更是對央視這種野心構成極大的挑戰。比如說,在美國,50人以上的公司就可以組建工會,那勞資之間的矛盾馬上就會凸顯,員工對薪金不滿了,對新聞審查不滿了,都很容易譲矛盾昇級。怎麼解決,沒人知道。“搞不好最後釀出內部人揭醜的好戲來,”知情人說。 具體拿利比亞戰亂來說,當地的央視報道站在哪邊的立場?站在卡扎菲一邊,那不是找駡找打嗎?要是站在推翻現政府的反對派一邊,那在中宣部看來豈不是政治上不正確? 另外一個北京不願意接受的現實是,因爲是中宣部管轄的官方媒體、黨的喉舌,西方一些有影響力的名流學者和領導人並不願多上央視露面,他們有所顧忌也算是人之常情。一些有見識、有智慧的西方人士也不願接受央視9台的采訪,更是不想自己的話被“掐頭去尾”,無辜被利用成為共產黨的外宣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秘書曾提議,央視一分爲二,一個還叫中央電視台,負責宣傳“光榮偉大正確”,由中央撥款扶持,另外一個叫國家電視台,市場化運作。有高層認爲,這個方案不錯,是個方向。 但衹是個方向,具體怎麼搞要研究出不知道猴年馬月了,大外宣等不及就“開拔”了。 “現在的大外宣就是大虛假,大躍進,大花錢,大忽悠,花著中國納稅人的血汗錢,解決一些人的級別問題,譲一些人方便陞格陞官,方便在國際上旅遊,方便在海外置業爲自己未來移民鋪路,如此而已。”知情人説。(《明鏡月刊》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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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認定推出大外宣“機不可失”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楊時人 說起大外宣,焦利並不孤獨。當然這個戰略,也絕非是他這個級別的就能定下來的,他只不過是在實際操作中“跳得有些歡,蹦的有些高而已”。實際上,北京方面一直對西方媒體主導甚至一定意義上壟斷著世界話語權而感到不滿,尤其是在看到拉薩“3·14”騷亂、奧運聖火海外傳遞意外等等國際報道後,倍感窩囊和憤怒,為了強奪國際上的話語權,決定不惜揮金如土扶植各種外宣媒體,推動“大外宣計劃”。爲了不讓外界察覺有政府滲透的痕跡,後將此計劃戰略改為“外宣媒體本土化”。 所謂“外宣媒體本土化”,就是在外宣媒體對象國聘用當地的記者編輯,邀請有影響力的名流做嘉賓、譔稿,將外宣產品的巧妙的包裝成普通的、本地化的媒體產品,真真假假中,增強宣傳效果。這也是央視、新華社和其它外宣媒體共同奉行的新策略。 據中國外文局國際合作部官員劉東介紹,為了彌補外宣刊物主辦者遠離對象國、遠離讀者的缺陷,外宣刊物選題時,“將外國專家當作對象國的代表”與“第一讀者”,認為這些專家與預想的讀者是“在同一種文化氛圍下長大的”,“有他所代表的人群的性質”,知道“本國人對什麼話題感興趣,並采用本國人喜歡的方式與語言風格介紹”。 實際上,一些被解讀爲有利外宣的國際條件也譲北京認定時下推出大外宣“機不可失”,認定現在是國內媒體海外擴張的絕好時機——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一些西方主流媒體為了降低成本,或被迫瘦身裁員減産,或停辦實體報紙、雜誌,甚至破産關門。現在大陸的外宣媒體出擊,無論是借殼,還是收購,還是招聘各語種的記者編輯上,都有明顯的便利。 中共的外宣工作其實已有50多年歷史。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外宣媒體曾一度衰落,至2003年以後,外宣又成為中共政府的工作重點,2008年以後外宣媒體開始海外大擴張。2009年年初,北京方面為了改善國際形象,爭奪國際話語權,啟動了國際公關戰略,計劃投入450億元人民幣,加強對海外的宣傳,包括中央電視台增加外語頻道,《環球時報》發行英文版,新華社推出英語電視新聞,打造中國版CNN等等。 揮金如土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也瘋狂向外擴張。海外目前有130多家分社,6000多名記者,每天生產7000多條新聞;《環球時報》英文版創刊,成為繼《中國日報》之後的第二份中國官辦英文報紙。有報道稱,早在2008年12月,《環球時報》英文版就開始在外國駐華記者群體中招聘主編、編輯與記者,數量是60名英語新聞記者和編輯、10名外籍專家以及5名管理人員。 一位參加過招聘的外籍記者被告知:“普通記者和編輯年薪都在10萬元以上,資深記者、編輯能得到30萬元人民幣的年薪,並且還提供一套住房。”更重要的是,《環球時報》英文版在起步時沒有經濟效益的壓力,第一年預計運營虧損2000萬元。 美中關係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主任Orville Schell曾表示:“當我們的媒體王國正像喜馬拉雅的冰川一樣在融化,北京卻正在擴張。他們想儘可能地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有信譽的新聞業標幟地搶佔一席,所以他們要到紐約,要到(時代廣場)這一標幟性的地點,這就是他們計劃的一部分。”(《明鏡月刊》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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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时事大家谈: 中国的”大外宣”是否会奏效?

 2011年 12月 26日 时事大家谈: 中国的”大外宣”是否会奏效? 美国之音电视宁馨   近年来,中国政府耗费巨资,推动其主要媒体机构在国际社会“争夺话语权”。 从人民日报扩版,到央视网络电视台和新华社新闻电视网开播,再到主要媒体大幅扩大驻外机构,中国媒体掀起一场所谓“大外宣”浪潮。在中国这场所谓“争夺话语权”的努力中,哪些媒体在扮演主要角色? 它们如何才能和西方主流媒体竞争?它们的影响力是否足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今天我们邀请中国人权组织的高级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来到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演播室,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探讨这些问题。 相关链接 Youtube playlist: 时事大家谈: 中国的”大外宣”是否会奏效? 提交评论 * 必须填写 名字 (任意) 国家 (任意) 发送人留言 字数限制在500 * 提交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RSSリーダーで読むために変換しています まるごと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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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揭中共操控海外华文媒体“大外宣”崛起?-【外宣,华文媒体,中文部】

尽管中共“大外宣”运用了金钱的力量,塑造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但商业逻辑是无法取代文化逻辑的,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是由其国内政治社会状况来决定,ˋ就像美国的国际形象不是依靠美国新闻总署和白宫发言人塑造的,缺乏 公信力 的中共外宣媒体办得再多, … 前几年推中国模式,其实就是“发展经济、 一党 专政”,经济上由 政府 控制一切资源,再由共产党掌握政权,但这点中共不会说,只会说中国的GDP有多少,中国人民生活改善了,减少多少贫穷人口,但是中国为什么贫穷它不说,自中共建政至今,中国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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