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

杨继绳先生所写《墓碑》2008年在香港出版。这部关于毛泽东时代大饥荒的两卷本大书，已经多次再版。此书不能在中国大陆出售，但在菜市场摊子上可能买到复制本。2012年10月英译本在纽约出版。法文、德文、日文译本也都在同一年发行。我说到了“庆祝”，因为这不仅仅是写书人杨继绳先生个人的成功，而且是关于中国近期悲惨历史的第一部大规模的系统的历史作品的成功。 　　如果不相信这本书中所写，那么询问周围在1959-1962年年纪足以记事的中国人，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过饥饿的经验。这场大得无可比拟的饥荒发生在中国社会最大的改型之后：几千年的个体农民制度被强行改造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农民的个人私产被尽可能彻底地没收。饥饿不像哲学或者政治主张，可能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看法，因饥饿而痛苦的能力是“人皆有之”的，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人应该也一样。然而，五十年前权力者实行造成大饥荒的政策，五十年后权力者依然禁止关于大饥荒的历史写作。残忍和荒诞这中国近期历史的两大主旋律缠结绵延的后果之一是，我们今天在关于大饥荒的文字沙漠中见到《墓碑》一书。幸运的是，这本书是一座大厦，而不是个小棚子。 　　《墓碑》不但篇幅浩大，而且结构宏伟。这本书至少在四个层面上做出了实在而又丰富的陈述。首先是对事实的描述，书中有十二个省份的大饥荒详情的描述，也有当时一个人每天能得到的食品卡路里数字，也有作者自己最痛心的个人经验：他的父亲在饥荒中饿死。其次，是对“上面”的权力者的政策和“下面”的老百姓的饥饿痛苦的关系作出了准确的描述，指出了这场饥荒的直接原因。第三，这部书对大饥荒的来龙去脉做了说明，特别是对“人民公社化”以前的政策作了梳理。考察事情时从前看到后，这个历史学的最基本的古老的方法，在这本书里得到了最好的运用。第四，这本书虽然是历史书不是理论书，但是对大饥荒的发生做了多方面的全面的富于说服力的说理性分析。例如，使用了“极权主义”理论来分析大饥荒。“极权主义”当然是个外来的现在相对来说还比较新的中文词语，一些学者还在争论其定义和使用范围，但是这本书里精辟的句子如“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个人的肚子里”，对“极权主义”之“极”，作了具体清晰生动的陈述。 　　写出这样一本大书需要什么？至少是，第一，作者的道义感。要不然，一个“上面不让说”就可以把写作的冲动阻挠回去了。几千万人被饿死，几亿人长期挨饿，在没有道德心的作者那里都可以变成小事一件被推到一边。第二，作者的愿景和能力。要不然，认清这样一个涉及全国人口和地区的长达五年的事件不可能。第三，作者的意志和毅力。写这样一本大书，最难的最消耗时间的不仅是写作本身，而且是调查事实和搜集文献资料。 　　三年前我第一次见到杨继绳先生，听他提到做调查时遇到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些小技巧。我对这些细节印像深刻，不但是因为我一直做文革历史调查而有过亲身体验，而且是因为这些故事确实独特而生动。早年傅斯年先生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是提倡，也是对传统文人的写作方法的批评。不能“动手动脚”的惰性需要力量克服，而对手脚可被权力当局束缚的当代作者来说就更难了。我不能在这里复述这些故事，但真的希望杨先生将来会写一本《墓碑》的书外之书，年轻学者会从中学到很多。 　　今年我在杨先生的办公室见到他写作时搜集、阅读、引用过的文献资料的复印件，有一米多高。我心里嘀咕：居然有位教授对其没有看到的大饥荒历史资料，妄说别人读不懂。更有些人咒骂说大饥荒是被“编造”出来的。杨先生当然知道这些，不过他没有提起。不抱怨是他的特色之一。他只是问我哪里是适当的地方可以保管这些材料并提供给其他研究者用。我也确实希望他的研究会有后继者跟上，使得这项已经在他手中规模宏大的历史写作有更多的后继者。 　　1980年代初，我和同学们曾经进城听过一次作家王蒙演讲。那时王蒙刚结束了20多年“右派分子”身份重回文坛。文革虽然过去，文革建立的文字监牢还墙高壁严。王蒙说了一句“我们会打擦边球”，台下发出了一阵会心的笑声，还有人鼓了掌。这是个生动而俏皮的说法。三十多年过去，王蒙出版了大量的书，内容还保持在“擦边球”水准上。今天，当大厦已经出现，我们为什么还要视而不见呢？我们应该为直面历史事实，认真调查研究，严肃进行分析的《墓碑》鼓掌赞扬。这也是为了表明，挨过饿的读者们，不至于精神上也患有永久的价值观念上的营养不良症，软弱得好坏不辨。 　　中国人已经讨论“为什么没有大师”很久了。当然那个讨论可能别有用意在。但是就这个问题本身而言，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墓碑》就是一部大师级的作品，《墓碑》的作者就是一位大师。难道“叶公好龙”的故事真的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盼望大师而当大师真的出现时却沉默了？我这样说，也还想指出，杨继绳先生实际上是我在北京见到的最没有“大师”架势的人了。他属于我的一名朋友形容为“端不起架子来”的一种人。他不装腔作势，不自鸣得意，更不故弄玄虚，虽然这些也是可以理解的世俗社会需要的小聪明。谈话的时候，他只是在想要做的事情和要探讨的道理。这种关于历史的谈话是复杂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单纯，让我想起了在大学里老师们，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们，和研究生、本科生之间的讨论的味道，身份和年龄等等都不是要关注的，要关注的是“truth”， 即真理和真相。请原谅我用了这样的说法，这很可能是因为我在大学教书20多年也欣赏这种风尚。大学里当然也有不合理甚至污秽，但是这种风尚是对社会和个人都很有意义的。杨继绳先生写完《墓碑》，开始着手文革历史研究。听说我要采访两位长者，他说他也有兴趣去。两次，我到达受访者的办公室和家的时候，他都先我而到。（我并没有迟到。）采访后我们离开，还同路坐了一段地铁。北京闷热拥挤的地铁里，大多数乘客是外地来工作的年轻人。杨继绳先生大概是车厢里年纪最大的人。（他在清华读书时是比胡锦涛低一班的学生。）用北京人现在似乎爱说的一句话：他的心态很年轻。他没有“大师味”。但是读他的书，人会看到这一点。 　　我也碰巧认识《墓碑》的两位英译者。Stacy Mosher 是个低调却非凡的女士。她在美国的乡村长大，从大学英文系毕业，然后在香港做了18年记者。她的中英文造诣都好，做事又特别认真踏实，而且极有原则性。她翻译此书时，我曾经给她写信，为她承担这样一个沉重浩大的翻译工程，并且只有很少的报酬，向她致敬。她的回信十分沉稳恳切，她说她为有机会作这一个富有意义的工作感到荣幸。郭建教授学问渊博，英文造诣在中国长大的学者中是佼佼者。他为人谦逊有礼，与人为善，从不自矜。他志愿加入翻译工作。如果没有他，那些中国特别的政治词汇的翻译会要困难得多。文革开始时他还是小学生，后来又到“北大荒”当“知青”，能有今天的学识和成就，付出的努力要比在“正常”条件下升学、获得学位的人多得多。前些时候我要查一句莎士比亚的话的出处，写信去问他，他立刻查了他从前的学习笔记，给我做了清楚的回答。 　　还有两名中国人朋友，志愿前来帮助做了有关的杂事。他们花费时间，不取报酬，还尽力为作者节省花费。这些关于《墓碑》英译本的轶事，使我想起了多年来常听到的说法：中国人不能合作，只会“窝里斗”，总有“红眼病”（指妒忌），等等。这些也确是事实，而且后果也很明显。四年前，我翻译柬埔寨人写的《“民主柬埔寨”历史》（即“红色高棉”）的时候，有过感叹。这本书的序里说，八百年前中国人到了柬埔寨为他们写下了最早的文字历史（在元史里），近代是西方学者在写他们的历史，这本书标志着柬埔寨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的开始。我想到，中国有孔子时代就开始的写史传统，有那么多的能用中文写作的人，中国人的近期历史却没有写好，实在是个羞耻。现在我从杨继绳的书看到了曙光。他的一本好书，吸引了一群好人。不但有学识而且有道德能合作的好人们一起努力，把这个工作成功完成了。历史写作不像小说，可以一个人自己想象和虚构，历史研究特别需要合作和互助。我希望这本书是一个好开端，好兆头，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会见到和《墓碑》一样优秀的历史作品。 　　有些中国读者可能会有误解，以为像《墓碑》这样的“反动作品”是很容易得到美国“反动势力”的支持的。其实他们弄错了。去年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生写了毕业论文，关于美国的主流媒体和学术界，怎么在六十年代没有报告甚至隐瞒了中国大饥荒。他写出的事实让我吃惊。直至今天，否认大饥荒、赞美文革的人，在美国的大学里也不是少数，而且相当有侵略性。我曾在学术会议上被某教授质问“你怎么能证明你说的受难者是真的”，尽管我已经报告了这名受难者的名字住址单位以及丈夫和邻居的名字（上面提到的作家王蒙是其邻居）。我知道杨继绳先生的书已经和还会遭到这种不负责任的质问。不过，在一个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大环境下，说出事实和真理的书，最终会出版流传，也会取代那些从意识形态出发而不从事实出发的作品。这样一本中文大厚书的译本，既难翻译（工作量很大），也难出售（页数多了售价就高）。但是没有补贴的商业出版社接受和出版了。这本书的成功，不是政治操纵和金钱收买的结果，而是学术制度使然的结果，更是作者、译者努力工作的结果。 　　我希望自己不是太过乐观于“历史写作的力量”。今天我们庆祝英译本，还有法译本，德译本和日译本出版，我们还会庆祝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 　　2012年10月27日写于芝加哥大学

1942年至1943年期间，中国河南省约三百万人死于饥荒。 我是1942年河南灾民的后代，却曾经对1942年的灾荒一无所知。1990年，一位朋友打算编一部中国灾难史，想让我回到1942年，帮他把这场灾难写出来，这样，我才第一次了解这场灾难的严重性，那年我32岁。 朋友郑重地告诉我，1942年，因为一场旱灾，河南饿死了三百万人。可我对三百万人这个数字并没有概念。于是，朋友给了我一个参照数，告诉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迫害致死的犹太人是一百万人多一点。 对比之下，我马上也觉得事情严重了。于是，我回到了故乡河南，想回到1942年，把当年饿死的三百万人从1942年打捞出来。 很快，我发现1942年饥荒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已经把1942年和饿死的三百万人给忘记了，这也是我对1942年那场灾难一无所知的原因。 我的姥娘就是1942年饥荒的亲历者，当我问她1942年的状况时，她反问：“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是饿死人的那一年。她马上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 除了集体失忆之外，我的另一个困惑是，饿死三百万人时，1942年的中国政府在做什么？难道他们当时就把三百万人给遗忘了吗？ 我告别了健忘的乡亲，独自一人回到了1942年，才发现问题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1942年，中国面临的形势是：日本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日本的军队已经包围了河南。当时，中国是一个贫弱的国家，眼看河南遭受灾荒重创，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救灾，领导人大概倒生出了另外一种智慧：反败为胜，何不把河南灾民当作包袱，甩给日本人？ 于是，中国军队悄悄撤出了河南。但日本人看穿了中国政府的企图，没有上当，虽大兵压境，但并不全盘占领河南。就这样，河南成了中国政府和日本军队都不管的真空地带，我的三百万乡亲，就是在这种政治真空中，在逃荒路上，一个个饿死了。 我亲身体会到，在一个被自己政府和敌人都遗忘的地方，故事发生得再惨绝人寰，都是容易被人们和历史遗忘的。但这场1942年发生的灾难，又为什么在1990年被我寻到些蛛丝马迹了呢？ 这得感谢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当年，白修德和《泰晤士报》的记者哈里逊·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结伴去过一趟河南。他们在河南遇到了天主教洛阳教区的主教美国人托马斯·梅甘(Thomas Megan)，梅甘陪着他们在河南走了一遭，目睹了饥荒的惨象。 他们看到人是如何被活活饿死的，看到野狗啃食人尸，还找到了人吃人的证据。 白修德回到重庆后，把见到的一切告诉了中国政府领袖蒋介石，并把描写河南惨状的文章，发在了美国《时代周刊》上，迫使中国政府救灾。但救灾的款项，又让中国政府的各级的官员给贪污了，饿死的人情况持续着。 白修德把当年在河南的所见所闻写进他1946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和1978年出版的著作《探索历史》(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我借助白修德的著作，把三百万饿死的河南人从1942年打捞出来，摆在1942年饥荒幸存者面前，他们的记忆终于转动起来，向我叙述了这三百万人面对死亡的态度。真正触使我写《温故一九四二》的，正是这死难者面对死亡的态度。 我相信，如果是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遇到同样的惨况，他们一定会愤怒，一定会追问：我为什么要死？是谁把我饿死的？ 但是，我的乡亲们并没有愤怒和追问，临死时给世界留下的，是最后一次幽默。 逃荒路上，老张要饿死了，他没有去想中国政府、日本人和整个世界，而是想到了三天前饿死的好朋友老李。 他说：“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在饿殍遍野的年代，人吃人并不是一件多么不道德的事情。老张饿死了，老王扒下老张的裤子就要割肉。 老张疼醒了，看着老王说：“我还行。”老王端详一下老张：“你不行了。”老张想了想，自己是不行了，“哐当”又死了。 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幽默？你为什么这么爱遗忘？我问起1942年饥荒时，我姥娘的回答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饿死人和人吃人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对于饿死人成了家常便饭的民族来说，除了遗忘，怎么面对这个严峻而平常的事实，也是个问题。 多少个世纪以来，一次次的灾难使中国人用生命的经验证明，如果用严峻的态度来面对严峻的现实，现实就会变成一块坚硬的铁。于是，用幽默的态度和失忆来面对灾难，成了中华民族生存的秘诀。 写作《温故一九四二》是1990年的事，距今已有22年了。经过十八年的准备，克服重重困难，导演冯小刚终于把《温故一九四二》拍成了电影《一九四二》。电影中扮演《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演员是阿德里安·布罗迪(Adrien Brody)，扮演梅甘主教的演员是蒂姆·罗宾斯(Tim Robbins)。像当年的白修德和托马斯·梅甘一样，七十年后，这两位演员也从美国来到了中国。 阿德里安·布罗迪曾经拍摄过电影《细细的红线》(The Thin Red Line)和《钢琴家》(The Pianist)，恰巧这两部电影的故事背景也都在1942年，这次是他第三次回到1942年，我想，在相同的1942年里，在不同的国家生活过后，阿德里安·布罗迪一定比较出了美国人、欧洲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区别——美国人和欧洲人在说：记住；中国人在说：遗忘。 蒂姆·罗宾斯来到1942年的中国后，在拍摄现场对我和冯小刚说：他之所以要来出演主教的角色，是因为他看到了剧本中的人性。他说，这是人性最黑暗的电影，也是人性最温暖的电影。我想蒂姆·罗宾斯所说的人性里最温暖的东西，指的是传教士们设立粥场救助饥民的行动，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企图将濒死的饥民送到灾民庇护所的努力，以及中国人面对死亡时那最后一点凄惨的自嘲和幽默。 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了温故之后的记住，有了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接着有了电影《一九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