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闻

    谭嗣同就义，老百姓拿菜帮子扔他 　　“戊戌六君子”之首谭嗣同，为协助清帝光绪推行新政游说军机大臣袁世凯“勤王”，其时袁世凯慷慨表示誓死效忠皇上，却旋即出卖谭嗣同，变法遭慈禧太后的残酷镇压，谭嗣同被捕入狱，北京菜市口遇害，就义时年仅三十三岁。 　　谭嗣同上刑场时，老百姓却拿大菜帮子往他脸上扔……谭嗣同是慷慨就义的。但是菜市口斩“六君子”可不是像后来电影拍的那样，老百姓对之报以同情，而是拿大菜梆子往谭嗣同脸上扔，对老百姓来说，舍不得扔鸡蛋，大菜帮子有的是。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尴尬场景呢？ 　　改革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开中国风气的这几个人真的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容易，包括李鸿章。这得承受多大的压力一步步走？曾国藩也是，但是他的“中庸之道”搞得好，镇压完太平军之后他辞官不干了，他想：弄不好什么都没有了。 　　“戊戌变法”康、梁、谭最大的失策就是直接挑战西太后的核心利益，本来西太后开始是支持变法的。“戊戌变法”的推动者也都是很有才华的人，还有那么多的背景，他们最后决策的时候孤注一掷，寄全部希望于袁世凯身上确实是失策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出身都是秀才，他们没有更多的政治经验。 　　戊戌变法康、梁、谭这些人做了一个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挑战当时统治集团的核心利益。西太后开始是支持变法的，如果西太后不支持变法能有那个6月18号的变法吗？西太后是何许人也，她不是一个退休的老太太，她一直控制着政权呢。那个时候要是拥戴西太后做为变法的主将就好了。 　　袁世凯是知道戊戌变法的隐情的，要不怎么说袁世凯聪明呢？他1859年生人，后来一直在官场上混着呢，官场上的这些东西他熟悉啊。绝对不能挑战以西太后、刚毅为代表的满族贵族的核心利益。你可以改良嘛，你哪能把他们一下子全架空呀？他们确实是变法的阻力，但消除阻力得慢慢来。兵法讲究迂直、虚实、奇正，把兵法用到现实当中的官场上，是很有味道的。 　　戊戌变法的那几个文人秀才做了一个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挑战满族官僚的核心利益。很多人把这事的失败归结为荣禄和袁世凯的两面派，现在看来不只是他们两个，就算是换了别人也会倒向西太后。这事说明什么呢，就是以西太后、刚毅为代表的满族统治的核心利益你不要捅，不要挑战他，你可以在他允许的范围内去做方方面面的改革。你比如成立京师大学堂、编练新军、迁都、变法维新等等，这都可以，但你别挑战核心利益。 　　光绪是翁同龢的学生嘛，从宫廷长大的，他的统治经验也不丰富。变法的时候不是把六部堂官一下都给撤了，一撤之后他自己没办法善后。康、梁、谭那些人更没有政治经验，是他们找的袁世凯。为什么找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有军权。我们假设历史往回走，如果不挑战核心利益的话，袁世凯还是会支持变法的，因为袁世凯是变法的直接获益者。但是你挑战核心利益了，袁世凯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一定是站在西太后那边而不站在康、梁、谭这一边。戊戌变法的失败本身就是戊戌变法的推动者策略的失误。 　　当时有一种说法，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他们有个计划，调袁世凯的军队包围颐和园，把慈禧太后劫持下来，甚至杀掉慈禧太后，这样来推行变法。这一点，我们历史学家一直不大相信，认为这是清朝政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大约在二十年以前，杨天石先生又在日本发现了一本书——《诡谋直纪》，这本书是谭嗣同的朋友、维新派成员毕永年所作，描述百日维新期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初六他在北京的活动与见闻。其中说到谭嗣同要毕永年当包围颐和园的总指挥，要把慈禧太后抓起来杀掉。后来变法失败，毕永年逃到日本，写了这本书。 　　在袁世凯告密以前，清朝政府下命令只是抓康有为和康广仁他们兄弟两个人，没有说要抓谭嗣同。谭嗣同是一个人去跟袁世凯讲，要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等袁世凯告密以后，隔了几天再把谭嗣同他们抓起来的。慈禧一听要杀自己了，这是不共戴天之仇，所以“戊戌六君子”抓起来以后，没有经过什么法律程序，就把他们杀掉了。清朝政府杀人一般有一定的程序，而且皇帝要秋审，凡是地方上要杀人的，皇帝要一个个亲自看，有的人要死，就勾一下——勾决；有的人可以不死的，就不勾，不勾是缓刑。这六君子没有经过秋审的程序，抓到以后审都不审，马上就杀掉，作为紧急情况特殊处理的。可见慈禧对这些人恨之入骨。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等都跑到日本使馆去了。日本政府对维新人士持一种同情与支持的政策，陈天华、邹容、蒋介石、何应钦、汪精卫都是在日本学习的，国民党也是在日本成立的社会革命也好，改良也好，近代日本对近代中国都有重要影响。

       杭州被处决副市长许迈永悔过书曝光 来源： 检察日报       忏悔人：许迈永 原任职务：浙江省 杭州 市副市长 触犯罪名：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 罪判决结果：5月12日，宁波市中级法院判处许迈永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判决后，许迈永不服，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法院经审理后，驳回许迈永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犯罪事实：1995年5月至2009年4月，许迈永利用职务之便，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安排工作等事项上谋取利益，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1.45亿余元;侵吞国有资产5300万余元;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规退还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7100万余元。 新闻背景：7月19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许迈永被依法执行死刑。本文系许迈永在2009年10月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的思想检查。 以下为悔过书全文： 1984年6月，萧山县(现杭州市萧山区)进行机构改革，我从一个普通教师被组织上选拔担任城厢镇副镇长，从此走上领导岗位。在组织的精心教育和大力培养下，我努力工作，岗位不断变化，职位不断提升，先后担任过萧山市(现萧山区)委组织部部长、副市长，杭州市 西湖 区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等职。 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组织关怀、培养的结果。我本应更加努力地为党、为人民工作，报答组织的培养恩情，却犯下了严重的违纪违法错误和罪行。 从小穷怕了，工作后考虑经济问题比较多 1959年1月，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双目失明，以算命为生，母亲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72年，母亲得了气管炎，之后身体一直不好，不能坚持正常的生产劳动。我有两个双目失明的弟弟，当时父亲的生意不好，家里比较困难。 记得1971年我奶奶去世时，家里还欠下300多元债，父母天天为此犯愁，担心何年何月才能够还清债务。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深切体会到做农民的辛苦，起早摸黑，日晒雨淋，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有几角钱。 1975年下半年，我到戴村镇中心学校担任民办教师，吃住都在自己家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经济上的困境。1979年我考上大专，全家人都很开心。伴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经济的发展，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好，收入大大增加，条件极大改善，家里也建了新房，我深刻感受到经济基础的重要。 自从我走上工作岗位后，有了一份固定工作，拿国家工资，医药费可以报销，自己感到很欣慰，很自豪，所以工作也很安心，也很努力，对安逸的生活很满意。但由于我从小家里的经济条件就差，生活比较苦，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没人帮忙，所以我时常担忧，不知今后家里还会不会再次出现困境。再加上两个弟弟均双目失明，特别是侄女出生后也是双目失明，我的担忧与日俱增，经常考虑经济上如何有保障，如何解决后辈的生存问题，不让后辈再次受苦。所以，我在如何打好经济基础的问题上考虑得比较多，有着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 看着老板们的财富迅速增长，心态变得不平衡了 在组织的不断培养下，我的工作岗位越来越重要，级别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我本想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更好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贡献，报答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人民的信任和期望。但随着我到外地出差、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对外面精彩的世界没有正确的认识态度，使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改变了初衷。 记得1989年，我在萧山市委担任办公室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时，第一次去深圳、珠海，是随几个搞经济工作的领导一起去的。我们当时住的是四星级以上的宾馆，吃的都是饭店里最好的，一顿饭就要四五千元。 看到他们潇洒自如，我感到做党务工作与搞经济工作大不一样，我一年的工资还抵不上一顿饭钱，感觉搞经济工作真好。 1993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有个企业老板高某送给我1000元美金，说是给我的出国花费。我感慨到，就凭自己挣的这点工资，想到国外买东西，那只能是望洋兴叹。当时，我感觉搞企业真好。 思想观念的变化，逐步反映在行动上。本来，领导干部的工作岗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岗位，职位的提升，意味着更有条件、更有空间施展才华，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但由于自己思想受外界的干扰， 我逐步认同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观点，把私利和金钱看重了。 与此同时， 我看到与我打交道的老板，一个个都很富有，他们每年的利润有几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更多。看着他们的财富迅速增长，我也存在着心态不平衡和红眼病，认为他们的能力也不比我强多少，凭什么有那么多财富？看看他们赚钱也很容易，而自己工作那么辛苦，不仅要起早摸黑，还承担很大的责任风险，得到的工资又是那么少。我对经济上总不满足于现状，心态不平衡，时常有一种攀比思想，与老板比，与高收入阶层比，越比差距越大，越比心态越不平衡。 由于比较的方法不正确，比较的参照物、对象找错了，比较的内容、标准搞错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发生了更大的偏移。我认为，人生不仅要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后人考虑，虽然地位、职务、荣誉不能传承，但金钱、资产、物品可以继承，应该多积蓄点财富给后人。因而，金钱第一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越来越深。 我虽然身处党政领导工作岗位，但是经常考虑经营上的事，实属“身在曹营心在汉”。 同时，还想尝试自己的经营才能，要让财富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大，致使自己离组织的要求越来越远。 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 平时，我注重对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注重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就是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政策界限模糊，不能明辨是非。 如2003年，我与浙江坤和集团董事长联系商定购买杭州“山水人家”五套 公寓 房，本想向浙江开氏集团董事长项某借钱炒房，但又怕自己同时炒5套房子被人发现，因而请项某直接操作。因为之前我帮了项某许多忙，他愿意把投入资金扣除利息后的收益归我。2004年，我又委托项某在杭州“云栖蝶谷”炒一套排屋，炒房收入共计有500万元左右。 原来我一直以为是我向项某借钱，请他帮助我炒房，收益归我。通过深刻检讨，我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错了。 虽说我向项某借钱，但我没有出具过借条，借钱从事实上看不成立，买卖杭州“山水人家”五套公寓房、“云栖蝶谷”一套排屋，我没有参与买卖，都是项某在操作。从本质上看，我没有炒房，因为我既不出钱，也不出力或参与经营活动，这500万元实质上是项某送给我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这些都是我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政策界限模糊，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造成的。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学法、懂法、用好法非常重要。我们的一切行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我没有学好法，法律意识淡薄，是我酿成大错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自己越陷越深 在我长达十多年的违纪违法过程中，群众不时有举报，组织上也给我敲过警钟，但我没有清醒，不是去改正，而是去掩盖，继续去犯错误。我总以为朋友靠得住，并心存侥幸地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有问题，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 而且，我还错误地认为，群众的举报涉及不到核心问题，他们掌握的只是一点皮毛，掌握不了实质，他们举报的只是道听途说的一些小事而已。只要自己不露马脚，不主动向组织反映问题，是查不到自己的。 如2008年6月中旬，我听说有人向纪委举报我，怀疑我拿了通策集团10%的干股。于是，我暗中与该公司董事长吕某一起做了手脚。这10%的干股，总价是1000万元。我相信他们不会说10%的股权是我的，只要吕某不说，就无从可查。而且我认为，说出来对吕某也没好处。见事后没什么动静，我以为自己又一次骗过了组织。 所以，对一次一次的举报，我都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没有正确认识，没有举一反三，深思反省，没有认识到自己违纪违法问题的严重性，总以为只要事情做得牢靠，是可以过关的。 严重的侥幸心理，使我没有悬崖勒马及时去改正错误，而是去掩盖错误，企图蒙混过关，致使自己的胆子越来越大，错误越犯越大，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中华慈善总会被曝“额外捐款换发票” 2011-08-17 09:13:11 来源： 京华时报   　　爆出尚德公司“捐赠门”的罗凡华昨天（16日）称，中华慈善总会开免税发票前，需对其现金捐赠，对方才放松审核。中华慈善总会称尚不清楚此事，将调查回复。 　　爆出尚德公司“捐赠门”的罗凡华昨天继续爆料，称中华慈善总会开免税发票有附加条件，“得再给慈善总会现金捐赠，这是潜规则。只要有了附加条件，捐赠物资是否到位，对方就不会严格审核”。罗凡华称，4月28日，他将5万元现金转账支票交给中华慈善总会财务部的会计张女士，对方才开具了1500万元的免税发票。记者看到罗凡华提供的5万元发票，由中华慈善总会开出，捐赠单位是北京创新中意教育有限公司，捐赠项目为工作经费。罗凡华说，去年，他们开1700万元的免税发票，给了中华慈善总会8万元现金支票。 　　对于罗凡华的说法，中华慈善总会称尚不知情，相关人员表示今日将调查回复此事。该负责人同时称，慈善总会接受捐赠时不提取管理费，不拿政府财政拨款也没有国家编制，员工也没有国家拨付的工资福利待遇，总会是靠创建初期的创始基金和逐步发展起来的基金、利息支撑运作的。 　　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刘国林说，经总会调查确认，尚德公司的捐赠正在进行中，捐赠将在年底前全部完成。“创意大赛”组委会也称，他们认可尚德的捐赠，但不愿意把捐赠货物交给罗凡华和承办单位运作。据介绍，罗凡华因在公益大赛时另注册新公司，尚德公司将其免职，他才向媒体爆料“捐赠门”。罗凡华称，他原是北京创新中意教育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是主动辞职。他说，尚德公司的捐赠物出库后一直没有到位，他才决定辞职追讨物资，当时注册新公司是因为需要办公地点，与捐赠物资无关。 　　记者同时获悉，中国版权协会教育委员会昨日已发函称免去罗凡华秘书长的职务。 　　 无锡尚德公司连续四年获得中国青少年创意大赛冠名权，每年都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参赛学校捐赠上千万元的电池板，其中去年认捐的捐品价值1700多万元。昨天，爆料人罗凡华称，这些捐赠品已经被折价变卖，而钱款却去向不明。捐赠书标明的近4000块电池板，只有200块作为赠品捐给参赛学校。 去年捐赠品九成被卖出 曝出尚德公司“捐赠门”的罗凡华称，去年，尚德公司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中国青少年创意大赛参赛学校捐赠价值约1700万元的物品，慈善总会为其开具免税发票。 江苏省兴化市戴窑高级中学老师朱石明说，去年，组委会承诺给他们一套太阳能演示系统，却只落实了一块电池板。朱石明称，据他了解，去年参赛学校共200所，每所学校均只获得一块电池板。记者从山西、山东等省的多所学校核实到，情况如朱石明所述。 昨天，中央电视台报道称，尚德公司去年将捐赠品给了执行方北京中育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随后，该中心变卖了捐赠品，所得款项去向不明。尚德公司却获得了中华慈善总会开出的免税发票，享受到了国家的减免税政策。 罗凡华称，去年尚德公司捐赠的物品被中育未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育公司）以592万元贩卖，捐赠书中承诺的3731块电池板，只有200块捐赠给了学校。 中育公司和中育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同属于一个集团，公司和中心的负责人均是王伟。该公司一名行政负责人称，公司负责人均不在北京，无法接受采访。 捐品“涨价”为获高额发票 至于为何价值1700万的捐赠品只卖出592万，罗凡华称，这些捐赠品是有水分的，“说价值1700万元，实际只值600万”，夸大捐赠品价格是为获得高额的免税发票。罗凡华说，捐赠品被卖后，钱款被中育公司和尚德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工作人员分了，“这些慈善捐赠，只是一次高明的洗钱手段。捐赠品从公司出库，经过中华慈善总会后，变成捐赠品再贩卖，成功将上市公司的钱洗干净，进入公司高层领导的私人腰包”。 尚德公司昨天发表声明称，公司将启动调查程序，彻底调查此事，并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公司将确保今年捐赠品的发放工作如期、足额完成。为加强捐赠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尚德将聘请第三方审核机构对捐赠过程进行审核和监督，并公布审核结果。根据调查结果和审核结果，尚德将决定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采取适当的法律手段。 此前，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刘国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尽管他们提前开出了发票，但会监督捐赠品到达受捐单位，让捐赠执行方提供受捐各个学校的联系方式，让学校开具收到捐赠品的收据。“直到做完信息反馈，才算完成捐赠，整个过程我们都会监督”。 而对于去年为何会出现1700万元捐赠品被贩卖，而学校并未收到承诺捐赠的情况，中华慈善总会并未在声明中解释。记者多次拨打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刘国林电话，对方并未接听。（王奕 陈荞 张艳）  

在非高铁时代，宫杨兴所在的某铁路建设公司，通过招投标，获取一个项目并不难。自从2008年我国进行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后，任何工作都变得不容易了。 　　“当时京九线的总造价是400个亿，平均每公里造价不到2000万，后来武广线的投资一下变到了1166个亿，虽然说武广的速度快了，但是一下多出几倍的投资，我们都吓坏了。”宫杨兴说。        在相关人员提供的一份数据中显示，我国的铁路造价，时速100公里的铁路每公里造价1000万元左右，200公里时速(以秦沈线为例)每公里的造价是3000万-4000万元之间。        但武广高铁的造价接近1.1亿元/公里。        “我记得，以前一个铁路的招投标额都是几千万，最多几个亿，后来一下子弄到十几亿几百亿一个工程，我就觉得这里面会有水分。”宫杨兴说。        宫杨兴一直和铁道部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在刘志军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而被免去铁道部部长后，宫杨兴曾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刘志军的倒台并没有那么简单。”        据悉，在2008年底我国进行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后，我国铁路建设的标的额明显上涨。在过去，铁道部的工程基本上都能按部就班地建设，“但在那以后，因为铁道部有这么多大额的工程，所以就被人盯上了。”宫杨兴说。        他指的是有深厚背景的某些人。        “后来那帮人觉得铁路的工程有利可图，便开始找刘志军帮忙张罗招投标的事，最初，刘志军还可以左右平衡得好，但到了后来，这个群体人数越来越多，刘志军就在铁道部内部弄了一个类似《铁道部招投标办法一》的文件，这个文件一直出到四，其主要内容就是‘抓阄’，谁抓到了谁拿工程，但这就惹恼了这部分人，间接地让刘志军开始树敌，最终导致其下台。”宫杨兴说。        但这一时期，经过大规模的高铁投资，铁道部已经开始负债累累。        据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赵坚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2008年，铁道部已经出现全面亏损，2009年据说实现了盈亏平衡，但到2010年底，铁道部总资产虽然达到3.3万亿元，但负债达到了1.8万亿元，而此后，铁道部每年支付的利息很快将超过1000亿元。        高铁癌变        尽管如此，加藤嘉一仍然愿意称刘志军为中国高铁之父，但是在其下台以后，中国高铁的发展，变得愈发像一把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一方面，在不出事故的前提下，高铁蓬勃发展，总是受到自上而下的好评和赞许，然而一旦出现问题，以铁道部为首的高铁最高管理部门，又会受到全国自下而上的诟病。        对于铁道部来说，这一切并不容易接受。据宫杨兴透露，铁道部在此次温州事故以前，正在进行内部洗牌，这个事件以后，洗牌的幅度将会更加剧烈（刘志军的人马统统靠边站）。        “实际上，铁道部已经在此前多次表示要在高铁建设和高铁运行速度上进行降速了。”宫杨兴说。“但碍于国家政策和各个献礼的要求，不得不大幅度地追赶工期。”宫杨兴称，这一次的高铁事故，在系统内部，一定认为管理和工作失误是事故的主要原因。        对于这次追尾事件来说，这只是我国众多正在运营的高铁线路之一。遗憾的是，这些线路如果不出事的话，对于铁道部来说，所占的好处仍然微乎其微。        然而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我国的高铁网络过于超前，对经济规律缺乏尊重，使得高铁仍然无法盈利。但加藤嘉一认为，如果通过改制，新产生的铁道公司如果不能破产，那就仍然是铁道部。然而一旦破产，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给铁道部的2万亿元便无法收回。        然而宫杨兴等“内部人士”却感到，如果铁道部能对所有事情进行决策，不用考虑到政治和人员因素，那么铁道部的发展或许会相对平缓和理智。        可这发生的一切，已经夺取了数十人的生命。        尽管中国的民众仅仅只是在乞求平安

蔡慎坤 香港对于内地而言，究竟特在哪些方面？除了所谓的政治体制不同，公民的各项权利也不同。透过香港这面镜子，我们究竟能看到什么？邓小平生前答应让香港继续保持并延续过去港英殖民时期的政治体制，并承诺五十年不变！这些特色究竟是好是坏，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反思。 2010年香港GDP17481亿港元，征税2090亿港元。深圳GDP9511亿元，征税3061亿元，广州GDP10604亿元，征税3379亿元。香港税收占GDP12%，深圳、广州均为32%。香港教育预算540亿，医疗预算399亿，共占税收45%；而广深两地的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213亿元，占税收3%。 据新浪网消息：全港公务员近17万人，首长级以上官员大约1200人左右，属于港府的精英层。只有精英层中的精英，也就是特首、政务司司长等各个司局的正职配有专车。加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立法会主席，全港享有专车待遇的公职人员仅20余名，而且，政府车队规模越来越小，从2003年到2011年，减少车辆达1000多辆。 另外还披露了相关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公务宴请没有酒水，严格执行五菜一汤，盛在快餐盒里，而且香港的所有公务接待都必须提前申请报备，表格内容包括：宴请人数、宾客名单、宴请缘由、陪同人员、预计费用、人均支出以及按照香港环境保护署保护鲸的要求所签署的一个“未点鱼翅”的声明；二是所有公车车号公开，媒体掌握全港高级官员的公车车号，曾有官员开公车上班时顺路载孩子上学，下班时顺路停在路边到市场买菜，都被传媒迅速锁定、放大，最终道歉了事。事实上，很多时候，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港府官员的习惯。文中提到的内地法官李从吃惊的是，一次赶赴原香港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以个人名义宴请的餐馆时，他发现，这位近70岁的老太太，香港前高级官员，是一个人坐着地铁前来赴宴的。三是“公家”竟然占特首的便宜。从已披露的特首公务开支账单来看，2008年，他为香港某驻旧金山办事处担任主礼嘉宾，机票费用一栏显示为零。原因是彼时恰好是曾荫权私人前往美国休假期间，反正特首也要付出机票，正好顺路办点公事。于是，“公家”就这么占了回特首的便宜。四是特首公款消费特别节俭，2011年5月18日，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公布了港府过去3年公款吃喝的账单明细，在内地网络引起热烈关注。一份香港特首曾荫权外事访问费用的清单也随即广泛流传——2010年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除去往返机票5572港元，其余支出511港元；2008年赴广州拜会广东省相关领导，支出420港元，包括往返交通。而特首每年的社交款待费为32.5万港元。 从以上报道可以看出，香港特区公务员队伍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香港公务员队伍达到了十分精简的程度。全香港总共有约700万人，公务员17万人，约点2.42%。而纵观内地，13亿多人，公务员到底有多少，目前看不到任何公开的权威数据，网上透露说，吃财政饭的人员竟然达到1亿，也就是说近10%的比例，基本上每10人就要供养一人（中国公务员队伍十分庞杂，不仅有政府公务员，还有事业编制人员，更有数量惊人的党务人员和政法人员以及民主党派）。 二是香港17万公务员竟然只有20余辆专车。作为中国的特区，世界级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竟然只有20余辆专车，在内地，不说经济发达地区，就是中西部一些特贫县，恐怕都远超过这个数，书记、县（市、区）长及副职以及人大、政协正副职甚至各个局的正职，都配有专车，公务车连年增加，而香港却是连年减少。内地公车改革改了16年不但没有效果，而且是越改越多，公车消费一年比一年增加。为什么不从香港管理公务用车制度中寻找出路？ 三是香港公务接待竟然没有酒水，而且是五菜一汤，尤其要打报告，严格接待人数。公务接待没有酒水，这在内地恐怕难以想象，高档烟酒在国内接待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导致高档烟酒的销量越来越好，有些单位竟然一次性购买上百万的茅台和五粮液。接待标准是五菜一汤，接待前要打报告，严格接待人数，尤其是要签署不吃保护动物，这在内地恐怕也没有听说过。接待人数更是没有严格限制，随意性很大，接待标准恐怕连文件都没有。内地公款消费之所以越来越大，早已成为人之共愤，为什么总压不下来？ 四是香港公务员公私分明。特首外出有私人活动，竟然不得报销，而且期间参加公务活动，还要占特首的便宜，私人宴请竟然坐地铁，自己掏腰包，用公车顺路载小孩上学，顺路买菜曝光不说，还要道歉。反观内地各级领导，私人活动用公车吗？私人外出公款报销吗？私人宴请坐公交车吗？送孩子上学用公车吗？ 五是香港每年都要公布公务员公款消费的详细账单明细，尤其是特首。香港有勇气公开公款消费的详细账单明细，包括特首，而且成为一种制度，每年都公开，而且香港公民对公务员的公款消费也没有意见！而国内，公款消费什么时候主动公开过？今年国务院三令五申之后才有几个部门回应了一个数据，但数据背后的细节不得而知。一个至少相当于内地省委书记职务的特首，一年公款消费才32.5万港元，内地不要说省委书记、省长，就说一个县长一年的公款消费是多少？恐怕也远不止32.5万元吧，何况香港还是一个高消费地区。内地没有勇气公开公款消费，也没有勇气公开详细消费清单，这种差距说明了什么？难道仅仅只因为香港是资本主义特区，内地是特色社会主义解释的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