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瑜

对改良派而言，最大的敌人，并非是穷凶极恶的权贵阶层，而是时间。用笑蜀的话讲，现在是选票在与炸弹赛跑，谁能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将是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什么是“终点线”？终点线就是民众在当局的压榨下到达临界点的时刻。这个时刻越远，留给改革者的机会就越大。而只要有足够多的和平时间，我相信，任何一个原初状态再糟糕的社会，自由与人权的种子也能落地生根，发芽成长。 一个非暴力主义者的自白 文/丰钊（华中科大） 关于革命派 急功近利在当今的中国似乎是一种传染病，无论是毛左还是自由主义者，一锤子买卖式的暴力革命论都颇有市场。毛左嗜血，是由于他们骨子里阶级斗争敌我二分的观念在作祟，他们的逻辑虽然愚蠢却也简单，理解起来并不难。而一些人既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又对暴力手段充满了迷恋，这就非常令人费解了。 这些所谓“自由主义的革命派”是一群很有意思的人。他们揭露当局的种种恶行，控诉这个政权对普通公民的压榨和迫害，嬉笑怒骂间颇有正义感。问他们怎么办？他们往往就搬出了以暴制暴这一余世存所言的“类人孩”式的思维方式予以解答。这种不需要深入思考，只需要诉诸本能的回答，则再次赢得了乌合之众们的拥护。 他们说：“这个民族无可救药。” 他们说：“暴力与混乱是这个国家唯一的结局。” 他们说：“理想主义青年们的非暴力改革只是一种无谓的牺牲。” 他们痛骂暴政时，让人觉得他们对自己的同胞们充满了热爱和怜悯；可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唱空，对国内改革者们的嘲讽，对暴力的噬好，则很让人怀疑他们此前的正义有几分是真心，有几分只是故作姿态。 更有意思的是，口号叫得最响的革命派往往都在海外。他们在鼓动国内人民起义时，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起义失败，他们可以继续义正言辞地痛斥当局的残暴；起义成功，他们名利双收，踩着万千底层民众的尸骨垒起的高台，享受着人们对其先知先觉的崇拜。 跑路党与革命派在校内上往往指的是同一类人，这是一个很有值得玩味的现象。 这让我想起了张千帆教授前不久演讲时，解释“中国的宪法为什么比一些民主国家的还好看”时说过的话：“既然一开始就不打算实行，那为什么不制定得漂亮些呢？” 既然这些网上的革命派们其实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打算自己亲身发动革命，那么他们何不干脆就把口号叫得更响呢？ 张口闭口“支那猪”、“劣等民族”、“满洲独立”，听起来多么惊世骇俗！ 一言不合则斥之为SB，为了不给对方反唇相讥的机会，还会把对方立刻拉黑，这看起来多么率性！ 然而你让他自己回来发动革命试试！     我想起了鲁迅。鲁迅文章锦绣，针砭时弊、揭露黑暗时毫不手软，可面对革命党布置的暗杀任务，却轻轻松松地用一句“家有老母，恕难从命”就推脱得一干二净。 他在国外鼓吹暴力是今后中国的唯一出路，你在国内附和叫好，这才让人觉得悲凉。   所谓民族的劣根性 强调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只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自暴自弃，所谓“中国人素质太低，需要管一管”，“中国国情特殊，不适合搞民主”，无一不是这种思维下的产物。 另一种则更加可怕，它就是思想改造。文革“破四旧”，就是在“铲除封建余毒”的口号下大兴思想审查，几千年来中国人第一次体会到深入脑海的极权控制。“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的是自私吗？不是，斗的是人思考的自由。那么，我很难不去想，当年高呼中国人有“劣根性”的所谓“激进派自由主义者”上台后，对待每个人思考的自由，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劣根性”的提法与思想改造、暴力革命在逻辑上相依相生，在历史上，则是一脉相承。回顾20世纪不难发现，满口“中国人的劣根性”，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所有革命派的典型特征。 孙中山以暴力起家，对个人权利毫无尊重，在政治上，主张将党员划分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不同的人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其治国方略则是“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对国民的“思想改造”意味相当浓厚。而TG则是变本加厉，向传统文化宣战，向自由主义宣战，思想改造手段的可怕更不用多说。 现在客居台湾的国民党，都知道用暗杀和暴力缔造中华民国国父的孙文，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曾为议会制和现代政党政治奉献了自己生命的宋教仁。一如今日的大陆，都知道那个把法家之术玩得炉火纯青的太祖，却鲜有人怀念晚年对共产党暴力革命路线进行了深刻反思的陈独秀。 历史的玩笑，只会为那些仍然无法跳脱珍珑棋局的人而开。   关于这个国家的现在 如果在十几年前，互联网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也许习惯接收过滤后的信息的中国人，不会有那么多人像今天一样悲哀。十几年后的今天，信息管制变得越来越难，民众在接受了有关这个政府和这个国家的大量负面新闻后，面对的却是和十几年前没有太大区别的政府。 这种局面很容易让人生出一种绝望感，尤其是对于非暴力主义者而言，他们向当局发出的善意，往往被当局解读为一种懦弱和无力；而此起彼伏的暴力对抗事件，则让很多人坚信，只有暴力，才是这个政府能够读懂的语言。 对改良主义者来说，法律的路径似乎难以看到希望，早年学者和体制内的改革派人士试图确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努力，在“齐玉苓案”之后戛然而止；强拆引发了如此之多的血案，可新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仍旧在第二章第八条所规定的第六种情形中，为当局以“公共利益”为名对个人财产权的侵夺开了一扇后门。姜瑜的那句“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似乎是为今日大陆法律界人士的努力做了一个无情的注脚。 基层选举的路径一再受挫。刘萍在宣布竞选人大代表后，人身自由多次受到威胁；李承鹏因为独立参选，被当局无耻地用儿子进行胁迫；曹天在宣布用一亿元竞选郑州市市长后，所在公司立刻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关照，而曹天本人则不知所终。尽管我和很多人说，把自己的视线从群体性事件中移开，更多地关注这些在法律框架内的正当尝试，然而，我还是很担心这场来自基层的努力会和70年代末的“西单民主墙”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无声之中。 体制内改革的路径基本被堵死。当局从80年代的政治改革大步后退，政治改革蜕变为行政改革，而简简单单的公车消费改革和政务公开改革，推行起来却举步维艰。早年的大部委改革，在一番轰轰烈烈的宣传后搞笑落幕。冉建新的死，似乎是在警告着体制内还活着的残留着良心的人。而我们总是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倾听总理“推进政治改革至死不渝”的表态，这又显得多么悲哀！ 新闻自由上的抗争，不是失败，也至少是惨胜。媒体近些年来，似乎都是用一个或几个人的牺牲，来换得在一次报道上的胜利。南方系、潇湘晨报等媒体每在一次突发性事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报道的记者往往会被宣传主管部门勒令离职。最近卫生部在一次座谈会上，宣称“要对个别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经历了这么多，在当局的眼里，中国的媒体仍旧是一个谁都能蹂躏的妓女。     而来自底层的维权运动之路，则更是充满了辛酸与血泪。谭作人，赵连海，仅仅为了衣食住行层面的基本权利而抗争，就身陷囹圄。从开胸验肺开始，当局似乎在使劲地把普通民众推往两败俱伤的“自残式维权”的道路上，而公众面对日复一日维权者惨遭横死的新闻，耐受阈值愈发地提升，情感愈发的麻木。“唐福珍案”时，人们还能群情激奋，现在呢？ 秋月照层岭，高木多悲风。 有人问，你们改良派到了现在这样的境地，还能拿出什么方案？我苦笑，的确，至少在我眼里，我也看不到直通宪政的希望。局面已然如此悲观，林柏墙最近的每一条状态似乎都在暗示，改良的道路已经被堵死，所有在法律框架下的改革尝试都是在自欺欺人。 身为一个非暴力主义者，我所目睹的困境，都列举在了前文中。我所感受到的无助，并不比那些所谓的跑路党和革命派少。选择改良作为我的信仰，并非由于我是一个韦伯所言的“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07年起我开始在校内潜水，那时的校内上还没有徐宪，黄陀和林柏墙；那时的所谓“意领”是张晓东，一个现在估计没多少人知道的人；那时基地老狼建立了“星空书院”，尝试在网络上开展公民教育，直至他在某一年的清明节组织若干同仁集体祭拜林昭，丢掉了毕业证，从此不再过问校内。我还记得当时校内上活跃的那一批人，施宇、王星游、邱靖、季列夫、刘静知，他们今天有的依然在校内上，能偶尔看到他们冒泡，他们是校内草圈的先驱，是当年我曾与之一起奋斗过的同仁。 在4年的时间里，我经历过数次封号，自问文章写得很少，看得负面新闻很多。每每心情沉痛一番之后，我都会重拾信心，因为我仍然看到了进步，仍然看到了这个国家可以改进的空间。尽管我看不到脚下的路何时才能通达宪政的殿堂，但路毕竟还在脚下，即使荆棘丛生，我却依然得鼓起勇气走下去。 我从来不认同林柏墙“非暴力只是一种斗争策略”的说法，非暴力怎么能和暴力等量齐观？对于正常国家而言，非暴力只是一种底线；而在今日的中国，非暴力则很可悲地成为了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即使是在自称自由主义者的群体里，似乎也成了一种稀缺的价值。 然而我想说的是，即使我已身无一物，即使我眼前已经一片漆黑，即使当局已经在每一条通向宪政文明的道路边立起了“此路不通”的标识，即使身边充满了跑路党和暴民们挖苦和讽刺的声音，我依旧会谨守“非暴力”的信仰。因为在这片国土上，放弃了“非暴力”的原则，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最后一个身为人的证明。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这就是我心路的真实写照。   与其他立志于改革的人共勉 改良派懂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非常欣赏黄陀的一个观点：“中国也是一样，它越是缺的，就越是需要花时间、花代价去构建，这样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拥有他们的中国梦。”企图在短时间内完成社会改造，只会将原有社会中业已存在的一丁点道德毁灭殆尽，而革命者们当初的理想，则会被他们早早地抛到九霄云外。 改良派对披着正义外衣的暴力有着极大的警惕，因为他们知道，法国大革命中成立的制宪会议既可以处死路易十六，也能处死拉瓦锡。     改良派是一群真正的实干家。他们没有激情澎湃的革命家那样拉风，他们只会机敏地在利用每一次机遇，一点点地撼动这个看似坚不可摧的体制。大家都知道2003年死于收容制度的孙志刚，却少有人知道贺卫方等人废除该条例的努力；大家都知道死于车轮下的钱云会，却少有人赞扬于建嵘等人组织公民调查团去乐清实地考察的勇气；大家在负面新闻曝光后都会群情激奋，但很少有人去关注当初冒着生命危险揭露黑幕的记者。但他们都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能成为所谓的意领，他们行事，凭的只是自己的良心。 虽然看不到直通宪政的道路，但值得庆幸的是，相比于80年代的知识分子，至少当代的知识分子们已经初步把握了通往现代文明国家的大方向。更多的人开始着眼于具体的法制建设、言论自由以及对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等问题，而对大而空的“文化”、“民族性”等概念则不再那么热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河殇》的作者，在80年代“文化热”中名噪一时的谢选骏，如今已鲜有人提及。 然而，“非暴力”又是当代中国最为吃力不讨好的主张。宣扬非暴力的人，如同一个特技演员，望着对岸飘渺的现代宪政文明的目标，颤颤巍巍地走在一条细得不能再细的钢丝上。稍有不慎，他们就会滑向脚下混乱与暴力的万丈深渊。 至于改革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我和林柏墙的观点还是颇为类似：对改良派而言，最大的敌人，并非是穷凶极恶的权贵阶层，而是时间。用笑蜀的话讲，现在是选票在与炸弹赛跑，谁能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将是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什么是“终点线”？终点线就是民众在当局的压榨下到达临界点的时刻。这个时刻越远，留给改革者的机会就越大。而只要有足够多的和平时间，我相信，任何一个原初状态再糟糕的社会，自由与人权的种子也能落地生根，发芽成长。 最后，你对这个时代的绝望，不应该成为你行凶和鼓励他人行凶的借口。 （采编：佛冉 责编：黄理罡）

一 十年以来最大降雨，局部地区雨量达到百年一遇标准——昨日京城水患不遑多让一周之前的江城，雷声隆隆之时，互联网上一片哀鸿遍野、苦中作乐。 那幅“水漫地铁”的图片是今日中国各地报纸头版主角。终于轮到《新京报》、《京华时报》感叹本市“一场暴雨，环路半瘫”了，于是，头条评论重复主旨：《不要在北京再“看到海”》：“未来北京的地下排水管道的规划将要提高到怎样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每年都疲于应付，而是要真正富有远见和智慧，让市民不再受内涝之苦”;《大城市不能总被大雨批判》，“城市发展，要花钱的地方挺多，但不能总是在那些‘看不见的’基础性工程上短缺，在一些‘看得见的’面子性工程上把好钢用足。” 身居首善之区的央视也来助阵，昨天傍晚新闻频道直播连线中涉水而行的记者，今晨《朝闻天下》再谈“排水设施建设欠账显而易见”，更是成为央视网头条，呼吁首都有必要像“治堵”那样“治水”。 二 昨日《北京晚报》二版下部，左边是中宣部发言人认为“唱红歌是传统，与向左向右转无关”的表态，右边是“2000演员共同举起《我们的旗帜》”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文艺晚会最后联排消息。午后时分，高级宣传官员对“唱红”提问的这段回答也已登上搜狐和凤凰网首页头条位置，今晨亦登上多家报纸头版。 关于“红歌”的新闻，尤其是在薄熙来治下唱响的“红歌”，在中国市场化媒体上绝大多数时候以一种“立此为据”的包装方式出现(当然，重庆报章除外)。类似“唱红歌可以治病”的报道，往往被会编辑们摘录示众——就在前一天，多家门户网站即在新闻首页展示来自《重庆日报》的“癌症晚期患者靠唱红歌挺过化疗”。 每逢此机，网民评论自然是压倒性的嘲笑、斥责，更不用在说在微博和论坛上，反对“唱红”的人们将重庆贬作“西红柿”，视薄熙来的支持者为“五毛”，传递着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何兵对这种活动耗费金钱、滋生腐败的批评，重庆卫视“红色”改版后的收视率急降数据是重要论据。那些长久以来的“左”“右”之争更是于此密集，对“共产党闹革命”的评价有云泥之别，天涯上多的是揣摩“不厚书记”十八大企图，乌有之乡就高呼神州皆应唱红歌。 一个对比是，虽然在每天的重庆各家报纸上，有关“红歌”的画面几乎都能被轻易发现，但也总有一些人士宣布在走访重庆民间后，发现这只不过是表象。最新的证人是素有为民名声的社科院于建嵘教授，他通过微博引述了山城街头的市民感叹：“你们真的相信重庆人都在唱红歌?那是搞宣传的耍外面。” 不仅率领红歌晋京演出并亲自上台高歌，“唱红打黑”的灵魂人物薄熙来亦多次通过媒体解释缘由，强调教育意义，否认“文革”重来。重庆市委机关报连发他的评论，5月2日是“说唱红歌‘极左’是种误解”，5月29日是“精神可以变物质，‘唱红打黑’促经济发展”，6月18日为“‘唱红’唱的是救国、建国、强国的歌”。 作为被司马南批作“唱黑打红”的媒体，《南方周末》曾在5月12日一期中以封面文章解释“红歌为什么这样红”。据其描述，“无论中央或地方，许多唱红歌活动都有上级红头文件发动和支持……2011年，四川成都、云南昆明、山西晋中等多个城市，都已启动‘百万群众唱红歌活动’。但论组织力度，没有城市能比重庆强。”在《唱红歌只是一种文化消费》中，记者更是引述在江西卫视首创《中国红歌会》的李建国副台长之言，宣告这种红色文化的“回潮”中，不仅有官方的积极姿态，也有商业的倍加推崇。 或许，在年轻人聚集的互联网平台上，体会理解父母一辈怀旧情结的毕竟是极少数，尤其是那些认定“唱红”大有文革遗风的人们，更是担忧激情燃烧的老年人只不过是被政客利用的工具。不过，客观上，这种可以兼顾收视率与宣传任务的方法确已成为各地电视媒体的献礼标准配置，即使是娱乐化如湖南卫视，编导们需要思索的只是如何赋予青春偶像包装。 就在这些同样激昂的歌声与非议中，身披鲜红旗帜的中国执政党将在一周后迎来隆重其事的90岁诞辰。而且，“红歌”只不过是红色的一种，负责部署献礼的官员们已经在加班加点，最新的成果包括“合肥用4千米绸缎包裹树木打造红色主题街”(源自昨日《江准晨报》，以及“北京月底将在全市公交站点悬挂党旗或七一宣传语”(源自《京华时报》)。 最后冲刺。今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头版头条《颂党情，谢党恩，跟党走——各界群众致信党中央祝贺建党90周年》中，正有小标题：“神州共庆，高歌献党，祝贺党的90华诞”。 二 负责外交利益的中国官员忙的是南海与利比亚，在内外压力之外，他们必须同时展示“韬光养晦”与“不可侵犯”，尤其是在互联网媒体聚集“热血青年”的今天，这种平衡尤需技巧。 他们的老领导吴建民站出来，苦心婆心地劝告“愤青”。腾讯昨天用评论头条推荐这篇发表在《环球时报》上的文章，这位前外交官针对南海争端说明立场：“中国政府所表现的克制，国内有些人不大满意。认为太软，不过瘾，应当采取强硬态度，有的人甚至认为应当打。在我看来，中国政府所表现出的克制，是一种自信……虽然执行起来有难度，但历史终将证明，这个方针是最明智的方针。” 的确是被人批作“太软”，就在这两周来的《环球时报》上，即可时时发现言辞激烈警告越南之语。引自《华尔街日报》的崔天凯表态昨天广获门户推荐，这位外交部副部长在文中坚称，中方在南海问题上并没有挑起事端，批评美国介入只会让局势更加复杂，“我认为一些国家正在玩火。我希望美国不要引火上身。”而作为军队代表，少将张召忠和罗援类似“短期解决南海唯有动武或上国际法庭”的严厉表态，更是受到市场化媒体欢迎，作为可以刺激销量的标题出现。 似乎有乌龙。腾讯《今日话题》昨天就自我检讨，认定此前刊遍门户网站(包括其自身)的那篇《美日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妨碍”他国》是“假新闻”。这篇来自日本共同社中文网的报道，在被环球网、人民网等转载后，迅速成为海内外各大中文媒体网站的头条或要闻，并引来了网友对美日对华对抗行径的声讨狂潮。然而，据其追溯源头，“在日本外务省网站找来正式文本一对照，这篇新闻稿可谓错得离谱，且自相矛盾，完全歪曲了文件的本意”。 专题于是劝告民众“不要误读美国日本的信号”、“民族主义一点就燃不是好事”：“鹰派观点虽然影响确实不小，但往往会被放大，因为这些内容最吸引眼球，最容易得到传播，而实际的作用则未必有那么大。在外交事务中，冲突、演习、国家正式文件、国家高层领导发言等代表的意义比起各种没有消息来源的挑拨要大得多。” 正如腾讯编辑们所揣摩的同行心思，强硬观点总是最受传播者喜爱。所以，在更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媒体面前，包括《环球时报》“中国在南海不想惹事更不怕事”在内的“热血”表现，或许更多是一种投其所好的销售策略，是一片浮云。自5月底越南抗议中国“侵犯领土”、游行示威事件升级以来，姜瑜和洪磊在几乎每一次记者会中均回答涉及南海的提问，做出“不接受无端指责”、“南海航行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以及“中国一贯严格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表态，并成为热引标题，但自10日之后，这些相关内容均未出现在次日《人民日报》及《解放军报》上，包括今天。 在这两份最贴近中国执政者与军方的报纸上，得到发表的文章正在努力传递着劝诫第三方势力(美国)不要介入争端的讯息：6月6日，中央军委机关报传达的是国防部长梁光烈“南海问题磋商谈判渠道畅通”的论述，次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上，这场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内容更提炼成《促进亚太和平需要超越冷战思维》。而崔天凯面对外国媒体所警告的“玩火”，同样未能出现在向国内媒体播发的新华社通稿中，根据记录，在那场针对新华社、央视英语频道和凤凰卫视的联合采访中，副部长说的更多的还是中美“坚持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 昨晚《环球视线》中，央视干脆就否认崔天凯使用过使用像“玩火”、“引火上身”这样的词汇，“这是美国媒体进行的一番演绎和发挥……说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外发出的最为明确，也是最为强硬的表态。”根据出镜的宋晓军等人观点，这是美国“拿这个来挑拨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而“搅南海浑水会损伤美国自身利益”，主播劳春燕总结陈词：“冷静，在现在这种局势下，可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词”。 或鹰或鸽，各取所需，只是有关领土的热血沸腾总难平息，吴建民的“克制”论在新浪热评排行榜上“踩”声名列三甲。 四 《环球时报》周三头版那篇《放大真实也放大谣言，推动民主也制造麻烦，中国微博热令世界惊讶》是个当即应验的预言。 江山代有才人出。对一些努力打造“网事”版的市场化媒体来说，中纪委宣布去年全国14.6万人受党纪政纪处分的数据，还比不上那些活灵活现的微博故事。“直播开房”的谢局长已经被宣布撤职，郭美美代替他登上都市报头版，并成为热心反腐的网络用户们探寻不止的新主角。 前天午后，代表新浪微博审核机构的账号“微博小秘书”发出道歉声明，称引发一时波澜的“郭美美baby”之所以此前身份认证为“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是因其本人申请由“演员”更改所来，“此过程中新浪微博没有进行严格审核”。 不过，对“微博小秘书”的批评只能算得上一段舆情插曲，媒体报道评论的焦点更在于中国红十字会自辩。继之前“天价餐费”一事后，这家官办慈善机构再度面临空前怀疑，或许是因为涉嫌金额更加巨大、身份反差极为强烈，民愤也就更加难以遏制，那些极尽所能搜索郭美美网络痕迹的人认定，这位90后炫富女子是某个贪渎官员的“二奶”或继女，誓要挖个水落石出。 尽管涉事各方均已发表证言，红十字会更是发出声明谴责“炒作”，但“人肉”目标依然直指郭长江以及与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合作业务的天略集团董事长丘振良–根据东方网等引述，身为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前者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声明自己压根就没有女儿。 时言平前天在《重庆时报》上感叹“与追究郭美美的真实身份相比，网友的这种狂热和愤怒也许更具探讨价值”：“如果公民的这种敏感多疑和民粹情绪，不以实现社会公平透明、填补阶层鸿沟、削弱垄断特权去消弭，那么谁都可能成为民意攻击和人肉的箭靶，成为网友发泄情绪的‘@郭美美baby’。” 央视网首页专题昨刊《郭美美炫富何以殃及红十字会?》，结语定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不是红十字会乃至中国的一些大牌非营利组织本身有太多值得质疑之处，一个微博上‘盗名’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也不会将红十字会拖下水。” 如果说前晚的破碎消息还不足以拼接成一幅完整画面，但经历昨天的全民动手，大江南北的纸媒们已经迫不急待来通报这桩网络悬案。《南方都市报》、《新快报》等今均使用大块篇幅，刊出这位青春美女的模样，逐段梳理网络人肉过程，例如“‘与郭长江同机’被证伪”、“卖车信息透露郭美美真名”等;《辽沈晚报》内版头条标题直云“红十字会再陷诚信危机”;在天略集团注册地深圳，《晶报》更以头版中心位置通报“炫富女惹猜疑，一深企急撇清”，并寄语《红十字会须澄清“郭美美”疑点》。 《新闻晨报》今将网友分为“炒作派”和“贪腐炫富”派，称在网络抓狂“人肉”之间，“郭美美”背后的真相“依旧是谜”。这家都市报还用头条评论发问，“受郭美美炫富牵连，红十字会冤不冤?”评论员魏英杰认为需要追问关系弄清真伪，“倘若郭美美的金钱不是来源于与红十字会机构的不正当合作，也没有违法套取不正当利益，那么板子就不该打在红十字会身上。而如果恰恰相反，就不仅要追究其经济收入来源，更应追查红十字会机构及相关人员是否涉嫌违法违规。” 不过，作为母报，《解放日报》显然已经倾向于认定红十字会就是“躺着也中枪了”。这家机关报使用“解放论坛”这个中国新闻名专栏来认定，“这就是一个‘钦差大臣’式的闹剧”。文章以前日《新闻晨报》所引“策划好的炒作”之说为据，感叹“‘郭美美’从没正面承认过身份，却高明地提供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线索……巧妙迎合了网络上某种所谓的‘民意’”，更将主要篇幅用于表达对web2.0表达平台的担忧：“在流行的语境中，微博被描述成‘自由表达’的天堂。可实际上，这种‘自由’颇为可疑……那些不加约束的胡言乱语(包括诽谤、欺诈、辱骂等)，以及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的‘微炒作’与‘微营销’，对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到底是建设还是破坏?”同样是呼吁事件“不可不了了之”，这个名为“尤莼洁”的作者，将目标直指微博账号背后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