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部

中国四川省阿坝州格尔登寺的一名18岁的藏僧于上周六自焚身亡，时逢达赖喇嘛反抗中国统治失败流亡海外50周年的敏感日子。上述消息是总部设在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以及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于本周一晚些时候分别披露的。 阿坝警方否认曾经有人自焚。法新社曾致电当地政府和格尔登寺，但都没有人接听。 这是海外维权团体本月报道的第四起自焚事件。北京方面在2008年西藏骚乱四周年纪念日临近之时加强了安全措施。由于近几个月以来的自焚事件和时而发生在抗议者和警方间的冲突，当局在四川和其它藏人聚居区部署了严格的安全措施。 自由西藏组织称，中国安全部队上周在青海斑马县的一所警察局枪击了三名藏人，杀死一人。这些藏人当时前往那里抗议当局逮捕另一名藏人。这则消息得不到独立方的证实。法新社联系到的一名当地警察否认发生了枪击事件。“这是谣言。确实有一起犯罪案件，但警方没有枪击任何人。这是我所有能告诉你的，”他告诉法新社。 中国的很多藏人抱怨宗教压迫、以及因越来越多的汉族人的涌入对他们的文化造成逐渐的文化侵蚀。 然而，中国政府对此予以否认，并称由于对基础设施、学校和住房的巨大投入，西藏人过上了比以往更好的生活。 自由西藏组织表示，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的藏人聚居区共发生了26起自焚事件。 北京方面则谴责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煽动自焚，企图达到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消息来源：法新社 编译：荷兰在线  

人权组织昨日警告称，如果中国如人们预料地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异见人士和外国商人在中国遭秘密拘捕的可能性将大大提升。 此次修正是自1996年以来中国刑事诉讼法首次大修，一旦通过，对于涉嫌恐怖活动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或“重大贿赂”犯罪的嫌疑人，警方将有权在正式拘留系统外秘密羁押嫌疑人长达6个月。 修正案草案预计今日将在全国人大会议获得通过。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比奎林(Nicholas Bequelin)表示：“修正案反映出中国安全机构的权力不断上升，新法给予警方和国家安全部门在自行指定的地点羁押嫌疑人至多6个月的强大权力。对于异见人士而言，这将是一种新体制，而对于与中国强大的利益集团存在冲突的外国商人而言，它也具有重大影响。” 中国政府宣称，修正案是中国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一次飞跃。修正案对一些条文进行了修订，如果这些修订条文得以贯彻执行，可能增强对普通犯罪嫌疑人的程序保护，尤其是对青少年和有精神疾病的被告。 但针对在华外国商人最常见的指控是贿赂和窃取“国家机密”——这个界定不明、笼统的词有时适用于可以通过公开途径从国有企业获得的文件。窃取或泄露国家机密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 2010年，力拓(Rio Tinto)高管、澳大利亚公民胡士泰(Stern Hu)被捕和获刑，被指控的罪名包括在与铁矿石销售合约有关的商业活动中窃取国家机密。 同一年，美国公民薛峰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罪名是“收集情报”和“向国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帮助美国雇主购买有关中国石油资源的商业数据库。 在宣判前，薛峰被国家安全部门在秘密羁押地点关押了数月。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他遭受了刑讯拷打，还不准接见律师，用参与本案的人权律师孔杰荣(Jerome Cohen)教授的话说，用国际标准看，最终的宣判就是一场“闹剧”。 一旦修正案草案获得通过，此类羁押将正式写入中国刑诉法。 尽管在秘密地点单独羁押嫌疑人至多6个月将被合法化，因而理论上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但人权组织表示，嫌疑犯和家人这样做的能力其实会受到限制。 中国的法院系统直接由中共控制，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可供上诉，而被羁押的嫌疑犯不能接触家人、律师或其他可以提出上诉的人。 有一条规定是，除非“无法”联系上家属——如果家属居住于海外，警方可以很容易这样说——警方应在24小时内将通知被拘押人的家属，但不包括羁押地点。这一规定只能稍稍缓和一下上述问题。 译者/何黎

俄罗斯东正教会敦促中国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东正教会对东正教在中国的现状感到不满。 *恢复东正教在华活动谈判* 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外联络部负责人伊拉里尼奥都主教最近表示，俄国东正教会同中国当局针对恢复东正教在华活动问题正在进行谈判。在双方对话中，俄罗斯东正教会设定的目标是，无论东正教徒是俄罗斯人还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都希望中国当局尊重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 美国之音白桦 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外联络部领导人伊拉里尼奥都主教 伊拉里尼奥都主教在莫斯科的一所东正教神学院发表演讲时，特别介绍了中国的东正教现状，以及为在华的俄罗斯东正教徒从事布道和祈祷等宗教活动时面临的问题。 *不满中国东正教现状* 伊拉里尼奥说，遗憾的是，在中国的东正教现状让人感到非常不满意。中国的许多东正教堂或是完全关闭，或是对外开放，但却没有神父。伊拉里尼奥说，他去过中国的东正教堂。他知道中国的东正教徒们只能在教堂的圣像前点燃蜡烛祷告。但由于没有教士，中国的东正教堂无法进行礼拜祈祷等宗教活动。 自从几名年迈的中国东正教神父多年前相继去世后，中国的东正教会一直没有固定神父。俄罗斯东正教会多年来一直在同中国谈判，希望能从俄罗斯派遣东正教神父去中国工作。但伊拉里尼奥透露，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东正教会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抵制。 美国之音白桦 前国家杜马议员亚库宁神父 *神父：俄东正教不威胁中国*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东正教神父亚库宁说，在中国的东正教信徒非常少，东正教的规模根本无法同天主教相比，因此他认为，东正教不会对中国当局构成威胁。 亚库宁开玩笑地说，难道中国害怕莫斯科派去的东正教神父是为俄国安全部门从事间谍活动吗？ *或推动普京对中国施压* 亚库宁说，在俄罗斯总统大选中，俄罗斯东正教会公开表态支持普京，因此他不排除如果普京出面对中国施压，中国会在东正教问题上对俄罗斯让步的可能。 亚库宁说：“毫无疑问，如果东正教大牧手基里尔出面请求普京帮忙，或是请求俄罗斯外交部出面，东正教会或许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你看一看，中国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行动一致，两国政治关系那样密切，如果东正教会动用这些资源不停游说，中国最后有可能松动，早晚会允许东正教会派遣神父进入中国。” *中国学生抵俄神学院 谨慎迈出第一步* 伊拉里尼奥都主教透露，俄罗斯东正教会同中国的谈判还是取得了一点点进展。中国已同意让两名学生在近期抵达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东正教神学院学习。俄罗斯东正教会期望两名中国学生在毕业返回中国后能成为东正教神父。 伊拉里尼奥评论说，这是中国在使东正教活动正常化方面谨慎地迈出了第一步。 *对待东正教 中国不如北韩* 但亚库宁神父认为，中国对待俄罗斯东正教的态度还不如北韩政权。亚库宁说：“最让人吃惊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甚至能说服北韩政府建设教堂，这个教堂坐落在俄罗斯在北韩的大使馆内。而且东正教会还可以向北韩派遣神父，所以北韩政权对待俄罗斯东正教比中国要好。” 已故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日几年前访问俄罗斯时，曾多次参观过俄罗斯东正教堂。金正日当时对俄罗斯东正教文化表现出了很大兴趣。 *中国东正教信徒很少* 俄罗斯东正教会透露，中国的东正教信徒大约有1万多人，这些人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古和东北。另外在中国一些大城市工作和定居的俄罗斯人在逐渐增多，其中也有很多人是东正教信徒。

来源: 南方周末 　　 　　“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自1992年1月起，普通德国民众便可查询自己的秘密警察档案。然而超过600万次申请带来了一场残酷的政治洗礼。线人们不断被曝光，并遭到无情谴责，但东德人也一次次陷入道德困境：对特定环境下的选择，人们有权批判吗？ 　　 　　2010年1月15日，柏林的高尔基剧院——前东德的国家剧院——举行了一场独特的纪念活动。20年前的1月15日，示威者从各个入口涌入东德国家安全部大院。柏林墙的倒塌激起了人们的巨大勇气，他们高喊着“史塔西滚蛋”，砸烂了很多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的设备，并且把大批文件和档案奋力从窗户抛到大街上。成立于1950年2月的东德国家安全部，德文简写为“Stasi”，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的负责人比耶特勒女士说，1990年1月15日是东德向民主社会转变的和平革命的最重要的日子之一。然而，史塔西崩塌后的20年中，人们又是如何向这段冻结的历史说再见的？ 　　 　　“党的剑与盾” 　　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已变成时髦又乱哄哄的商业中心，但由此向东，鲁斯彻斯街（Ruschestr.）103号，是一组庞大的灰色建筑群。49栋大楼，形成规则的封闭状矩形如围墙高砌，没有明显的门牌标识，1号楼在最里面。20多年前，这里是东德国家安全部总部，如今，这里是“史塔西”博物馆。从大厅进入一层陈列室，有一座名为“党的剑与盾”的雕塑，这是东德成立20周年时，“苏联同志”赠予史塔西的礼物。而“党的剑与盾”正是史塔西的座右铭。博物馆的宣传册写道：史塔西是“积极支持、实施党的决定”的工具，集秘密警察、情报机关和侦 探组织，甚至犯罪起诉和审判准备功能于一身。“由于党想让其决定被广泛接受，但同时又不相信人民，所以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间接、或者在‘政治操作下的合作’形式中直接参与。” 　　 　　来自德国汉堡市的公务员Philips Rausch一面缠好围巾、裹紧身上的大衣，一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里（东柏林）让人感觉真冷，整片建筑都是集权主义风格的，人很容易就被忽略掉…… 让人丝毫也不觉得温暖，加上展示品，让我似乎感到有冷风从背后吹过来，这真不是一种愉快的感觉。”但Rausch同时觉得，博物馆给了人们一种生动的体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一些东西，我们绝不能重复这段历史”。 　　 　　“我们无处不在” 　　博物馆的导游 Robin Wiliams告诉本报记者，每年大约有8万名游客来这里参观，其中六成左右是德国本地人。史塔西博物馆一层主要展示用于监视和窃听的物品与技术，包括隐藏窃听器和照相机、监视电线线路、便于夜间拍摄的隐藏式红外线设备和隐藏武器的容器（如装有来福枪的手提箱）等等。陈列品上方，史塔西的标语是“WIR SIND UBERAL”（我们无处不在）。尽管史塔西的建立是师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但它也继承了纳粹时期盖世太保的经验和工作态度，以缜密和严谨作风，将监视监听工作“科学化”到极致。各种技术和设备，其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钢笔，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几名老人在参观这些展品时愤然抱怨：“太过分了！真是难以相信！”他们是东德的居民。 　　 　　秘密警察监控的范围不单单是“敌对势力”的政治活动，从男女间的调情，到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在超市买了何种口味的香肠都被记录在案。当然，史塔西的工作不仅仅依赖技术，更依靠人。1959年该组织约有全职员工1.3万人，1974年有5.6万人，到1989年解散之前达到9.1万人。这意味着东德大约每160人中就有1名全职的史塔西。此外，史塔西拥有庞大的线人（告密者）网络——它在各行各业的非正式雇员达17.4万名。这些线人被史塔西称为“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和“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约翰·科勒(John O. Koehler)在其著作《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中认为，为史塔西工作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至1989年，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如同小说《1984》的情境：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老大哥在看着你。 　　 　　瑞士教师Manuela和本报记者交谈了很久，但最后拒绝透露自己的姓，也不愿留下联系方式。“非常抱歉，我通常不是这样的人。”她说，“但今天在这里不知道是怎么了，似乎空气里都充满了让人不信任的成分，我不得不谨慎一些。” 　　 　　“从来都热爱人民” 　　博物馆第二层是最后一任部长埃利希·米尔克的办公室。至1989年11月，米尔克执掌史塔西长达32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他自认为是斯大林主义者，宣称：“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敌人将会被消灭！”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而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的情报机构运转，史塔西也向西德“出售”政治犯。数十年间，被赎走的犯人约3.3万名，为东德换回近340亿西德马克。同时，史塔西在内部文件中要求，“通过心理恐吓，对消极对立人士实施多种方式，逐渐动摇和改变他们的想法”。对人权活动家帕皮斯，史塔西派遣一位美男子与他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而对于拒绝与当局合作的宗教人士艾格特，史塔西写匿名信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甚至授意医生开一种抑制精神的药，欺骗艾格特服用。 　　 　　权力统治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官员决定什么事是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并且他们的强制意愿被党部、工会、国家机器、司法和教育系统执行。史塔西部长米尔克是足球迷，他曾亲自下令组建柏林迪那摩俱乐部。该俱乐部连续10次夺取东德联赛冠军，连续36轮联赛不败。办法也很简单，联赛裁判通常会被史塔西带到监狱的会客室谈话。一位当事人回忆说：“他们告诉我，比赛时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否则下半辈子就和监狱结缘吧。”英国游客Annemarie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不明白，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成年人怎么能用自己的智力和精力来做这样的事？……可以说有些孩子气。”柏林墙倒塌后，“清算”已不可避免。1989年11月13日的人民议会上，米尔克转而公开声称自己“从来都是热爱人民的”，台下嘲笑声四起。很快，他被逮捕、审判，最终在1995年才获得释放。2000年5月，曾经风光无限的米尔克在养老院死去。当然，柏林迪那摩俱乐部也随着米尔克的倒台迅速崩溃。1989年的德国杯是他们最后的荣耀。 　　 　　“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BStU）收存的史塔西档案书写材料112公里，转作胶片的材料47公里，图片、幻灯片140万张，影像资料16.9万份，碎片材料1.55万袋。那些碎片是史塔西人员在1989年末眼看东德政权崩塌而试图销毁的材料。当时由于文件实在太多，办公室的碎纸机全部不堪重负而损毁。在这些碎片被彻底销毁之前，它们被市民委员会幸运地抢下。1991年12月，德国议会通过了前东德安全部档案法，规范了对前东德国安部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等方面。1992年1月起，普通德国民众便可以到BStU申请查询自己的档案。截至2008年，统计数字记录了超过600万次的各种个人申请、研究或媒体申请以及诉讼和犯罪调查等等申请。 　　 　　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洗礼。人们发现，告密者不仅仅是史塔西的秘密警察本身，自己的好友、邻居、亲戚，甚至社会上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大学教授、宗教人士，都赫然在列。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史塔西的线人。这也是小说《1984》预言的结局：出于对“老大哥”的恐惧，主人公温斯顿和恋人分别背叛了对方。“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人们在震惊之余，猜疑、失望、仇恨、幻灭等等情绪蔓延开来，反目、抑郁、出走、离婚和自杀纷纷出现。线人们不断被曝光，并遭到无情的打击与谴责，但其他公众也一次次的一起陷入道德困境：对特定环境下的选择，人们有权批判吗？博物馆的导游Wiliams说，他有的朋友知道一定有自己的秘密档案，却选择不去查看。“他们选择宁肯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也不想影响自己当下的生活。”“我知道很多人对于这段历史的过去仍然感到非常困难，20年来，他们仍然难以原谅曾经在史塔西工作或者卷入进史塔西的人……受害者仍然会感到紧张和恐惧。”Wiliams说，“有些人会对过去做的事感到抱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们在那样特定的时间做那样的事是正确的。” 　　 　　2009年1月1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到BStU“档案馆”。这位出生于东德的总理说，秘密警察档案的公开是增进人的和解，而绝对不是带来更多的误解和仇恨。但诺贝尔奖获得者芭芭拉·米勒坚持称：“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疑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 　　 　　电影《窃听风暴》中，知识分子的挣扎和对自由的向往打动了史塔西特工维斯莱尔，他最终背叛了自己的体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现实中，扮演维斯莱尔的演员乌尔里希·穆埃的妻子曾经就是史塔西的告密者。“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穆埃说。史塔西博物馆的馆长甚至拒绝了导演杜能斯马克拍摄的请求。这位馆长说，因为剧本根本不符合事实——在史塔西几十年的历史中，像维斯莱尔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张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