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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我们也习惯了,该改革的永远不改革,不该改革的一直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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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经典愚乐 ) @张艳SH :晚上去乙方公司提修改意见,被一张海报擂到了。广告人,伤不起呀伤不起! 我第一次看到高木直子的书是《一个人住第五年》,我第二次看到她的书,已经是《一个人住第九年》,今天我第三次看到了她的书:《一个人住的每一天》。。。看来丫是放弃了。。。(via: @苏大美 ) 【12】1万1千页 @凤凰李淼 :核安全保安院公布了东电通报核事故的文件。海啸、电源失灵、无法冷却,现场争分夺秒的紧迫情势犹在眼前。可惜资料实在太庞大,1万1千页,把它们带回家都很费力气,读完更是需要耐心。日本政府想证明透明度,这显而易见,但至少,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能做到把这么多资料公布出来,交给民众自己去判断。 【13】小行星下周一将近距离飞越地球上空 美国宇航局(NASA)消息称,最新发现的编号2011MD的小行星下周一将与地球来一次“亲密接触”,不过不必为此担心,它只是飞越大西洋上空,而不是撞击。届时它距地面的最近时只有1.2万公里。今年早些时候,一颗小行星曾从5500公里上空飞过,是距地面最近的一次。 【14】谷歌被调查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周四正式通知谷歌,已开始调查其是否存在滥用市场地位、非法获取竞争优势的行为。谷歌在美国乃至全球搜索广告市场中占统治地位。竞争对手认为,谷歌在搜索结果中将自家服务放在其他公司前面。谷歌为这种行为辩护,称自己专注于消费者。 【15】姐姐新书称杰克逊去世前担心有人谋害自己 美联社报道,6月25日,迈克尔-杰克逊逝世将满两周年。杰克逊姐姐拉托雅在新书中称,杰克逊去世前一直担心有人为了获得其音乐编目而谋害自己。拉托雅说,自己和弟弟一样,生活一直被人操控,并被迫远离家人。“不同的是,我解脱了,而迈克却无法重新开始。” 【16】200人的事情,在该电视台能有2000人的效果 @老榕 :快讯:当地时间6月23日,在的黎波里的外国记者被当局安排采访了在绿色广场的支持卡扎菲集会。路透社后来的报道说,集会者其实只有“数百人”,而且很奇怪地,多数是女性且包裹格外严密(如图)。还有别的记者报道说,发现她们中有人携带了武器。有人猜测,她们就是传说中的黎波里出名的女子安全部队。 这综合了三个在现场的国际媒介的报道。现场视频是除了报时目前没说过一句真话的利比亚“国家”电视台的报道,某TV也发了片段,我们就不转了。 @周轶君 都指出,她曾经在一天内看见不同地点的此类“示威”有一样的面孔,可能是大巴拉来拉去的。还有媒介指出,200人的事情,在该电视台能有2000人的效果 现实版“胜利大逃亡”:逃离卡扎菲统治的利比亚足球队,安全到达过渡政府控制的西部城镇Nalut,受到热烈欢迎。 http://t.cn/aCqv32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北约表示已成功地追踪到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藏身之地,而最新数字显示北约空袭击中预订目标的准确率接近50%。邮报获悉,英国空军猎迷R1反潜侦察机、无人机和利物浦驱逐舰对卡扎菲的行踪进行监视。过去数周,卡扎菲不得不“到处躲藏”,以免落入敌手。图为英国龙卷风战机 【17】let’s drive @新闻老兵 :这是自1990年以来,沙特妇女为争取开车权所进行的最大集体行动。沙特妇女曾在1990年11月开车进行抗议活动,结果有47名妇女遭逮捕,过后还被当局严惩。 【18】人生的追求,应该远远不止一台iPhone 4 四位年龄分别为18岁、22岁、25岁、28岁的男青年,各自因偷一台iPhone 4被捕。昨天立案后,宁波海曙法院承办法官如此感叹,文/钱江晚报 【19】穿越 近日,新西兰一名妇女在海滩遛狗时,发现了只不该出现在那里的“天外来客”一只来自南极的企鹅,正在海滩边“晃荡”。据估计,这只才10个月大的年轻企鹅可能是在南极迷路后,一路北上历经数千英里的漫长路途,迷迷糊糊来到新西兰。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浣熊原产自北美洲,因其进食前要将食物在水中洗濯,故名浣熊。但是近日一只浣熊却神奇地出现在距离北美4000英里之外的英国汉普郡。托尼-拉奇在自家花园发现了这只可爱的浣熊,他感到十分惊奇,并用照相机拍下照片。 【20】智囊 昨天,东莞城市形象智囊团成员聘任仪式暨座谈会举行。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范红请记者离开,她说:“是我个人的意思,因为担心专家谈到负面的声音时,被媒体选择性地去报道,担心给东莞城市形象抹黑,希望你们能谅解。”范红被聘为首批东莞城市形象智囊团成员(新闻中心-中国网) 【21】全世界最高的跳楼机,已经在广州塔450米的顶部装好啦!橙色的就是坐椅!!有木有人敢跳?( @八楼狮子OMG ) 【22】反正我们也习惯了,该改革的永远不改革,不该改革的一直在改革( 韩寒:我在上海,活的很好 ) 我削尖了脑袋,想找能让我买得起房、买得起车,能堂堂正正把她娶进门的工作,可就算拼了命,我也追不上这房价涨的速度。 【23】要蔷薇,也要面包 @王佩 :整天民国范,可忘了当时饿殍遍野。天天八十年代,可记得当时文化骗子横行。现在的时代不是最好的,但也谈不上是最坏的。时代的走向取决于你我。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不抱幻想,也不绝望。要蔷薇,也要面包。要认识这个世界,更要改变这个世界。 【24】《深》 到底有多深? ( @李永秋漫画 ) @李承鹏 :当下十大爱国(两条为龚晓跃提供):订环球时报,信新闻联播,粉余秋雨,看春晚,找李咏签名,攻打钓鱼岛,公诉茅于轼,唱红歌,上百度,捐红十字。 @新周刊 :人们不是不愿放过“郭美美”,而是不愿轻易放过红十字会。 @喷嚏网铂程 :声明一下:喷嚏发的关于郭美美事件的围脖全部属于”手误”。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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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中国首席记者:九十周年大庆有感

在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于1991年解体后,不少中国共产党员在开闭门会议时曾抱头痛哭,苏联与苏共的结局让他们感到唇亡齿寒。   但是,二十年过后,中国共产党非但没有步苏共的后尘,反而变得更强,更富,更自信。中共的第一个三十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靠枪杆子、宣传和统战赢得民心,打败了国民党的800万军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第二个三十年,闭关锁国,内讧不断,虽然一穷二白,但敢与美国大打出手,对苏联“老大哥”也不惜翻脸;第三个三十年,改革开放让中国共产党重生。共产党逐渐由“无法无天”向“依法治国”过渡,中国开始演变成“正常国家”。江泽民1997年访美突破外交孤立,1997年香港回归,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年党政和平交接权力,民营企业家入党,2003年中国成功挑战外太空等等。2008年汶川地震死亡8万人,但共产党又一次挺过了危机,其后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不仅安全渡过亚洲和全球金融危机,而且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再往前看,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入它的第四个三十年。关于未来,外国汉学家基本上有两派观点:一种认为共产党政权会有一天突然崩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   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苏共已执政74年。而中国共产党执政74年的那一年将是2023年,是第五、第六代领导人权力交接之际。届时,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又将如何?我大胆预测,中国共产党虽面临诸多挑战,但如能良好处理九大问题,仍将继续执政。   第一,近三十年,中国的经济不断增长。中国的经济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20年快速增长,GDP总量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十五位,跃升至今天的世界第二。老百姓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80年代,中国人奔波劳碌是为了买彩电、洗衣机和空调。今天,这些东西都变成了生活必需品;中国人今天的劳碌奔波,是为了买车、买房和出国旅游、升学。所以,只要不以偏见论断,就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提升了。中国人虽然没有西方标准的投票权,但是大部分的人很可能会“用脚投票”,如果老百姓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相应福利,目前的社会问题应该会淡化,大多数中国人也自然会认同执政党的统治。同理,经济发展一旦慢下来,失业率上升,种种社会矛盾和不满便会激化,甚至引发社会动荡。而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加上通货膨胀,老百姓的幸福感在降低。   第二,明智的决策,赢得民心。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中国政府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2005年取消了农业税;2008年开始,社保与医保范围都在逐渐扩大,农村也开始实施养老与医疗保险制度,虽然少,但毕竟是一个好的开始。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虽然冲击到了职工的个人利益,导致大批工人下岗,但从长期来看,经过改革,国企又重新活起来。从经济效益上看,改比不改好,早改比晚改好。此类决策往往是社会问题与政策弊端暴露后不得不进行的调整,但是客观看来,明智的决策有利于安抚民心,稳定社会。一些既得利益者为避免自己受到冲击,则反对政治改革,希望维持现状。但有什么事是永恒不变的呢?   以前中国看别人好。现在,别人看中国好。有一首顺口溜说道: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979年,只有资本主义能够救中国;198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2009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但是,中国真的已经具备拯救世界的实力了吗?中国已经能与美国匹敌了吗?这种思维膨胀已经冲昏了不少人的头脑,容易让人错误判断形势。金融危机后,不少中国人,包括某些领导人觉得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强,中国有正确的药方,中国模式可以打败西方模式,一党专政能够战胜民主体制,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笔者有理由认为,有些政府政策是争议性比较大的。90年代,三峡工程的上马曾引来一片哗然,至今还不断受到质疑。这就很难被称为一个利大于弊的决策。中国近几年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等同于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建国60年来,共产党的错误政策屡见不鲜,数度将国家推向崩溃的边缘。与过去相比,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决策错误的可能性在一步步降低。但在一个缺乏外部监督的政权内,决策过程往往不够透明,仅靠自我评估,由于视野的局限,往往无法正确的考量政策的有效性。所以,尽可能的使决策过程透明化、机制化,才是减少决策失误的有效措施。   第三,个人自由更多了,心中恐惧也变少了。当年,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没有自由的问题;今天,是自由或多或少的问题。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今天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共产党对个人自由的干涉也越来越少。曾几何时,人们穿什么,有多少东西吃,住在哪里,在哪里工作和读书,和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小孩,生几个孩子,甚至什么时候死,能不能死,都是党说了算。相对于毛时代,人们已经不再生活在压抑和恐惧之中,人民可以编顺口溜调侃领导人,茶余饭后可以议论政治;上海的周立波,北京的郭德刚的弟子也可以公开讲一些政治笑话。虽然今天中国的自由度与理想状态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难以令人完全满意,但是大部分中国人能够接受或容忍。   观察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要区别分析老、中、青三代人。老年人和中年人因为有所比较,所以对目前的状态更容易有满足感。而年轻人,特别是“80后”和“90后”,没有经过“文革”的摧残与1990年代的压抑,不大知道什么叫恐惧,更加认同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观点。所以,如何给整个中国社会把脉,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是很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人的自由度与科技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互联网让中国人找到了一个发表自己意见与观点、宣泄情绪与怨愤的平台,虽然往往也会遭遇审查,但平日不敢或者不便公开讨论的话题,在互联网上却可以畅所欲言。而智能手机、微博等新兴信息工具的应用,实际上扩张了每个人的言论权力与社会影响力,为人们获取更大的自由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如何控制,引导4亿网民对于共产党是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第四,严密而强有力的安全部门。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执政60年,很大程度上在于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与安全部门以及国保、城管、乃至“小脚侦缉队”对社会的严密监控。对共产党来说,“稳定压倒一切”, 任何对政权的潜在威胁,一切“不和谐”的声音,都应被铲除在萌芽状态。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能够继续拿到中央政府下拨的大笔维稳经费,甚至不惜制造敌人。目前,中国用在“公共安全”上的经费,已经超过了对外公布的国防费用。中国共产党对外界清晰的表明其立场:它不会容忍任何人挑战它的权威。   但是,强权高压统治下的中国,又隐藏着多少座活火山呢?苏共曾拥有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与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克格勃,但社会主义的超级大国和社会主义阵营还是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虽然现在没有哪个政权愿意承认自己行的是封建王朝之实,唐太宗的这句话却可以解释为何世界上无论多么独裁的国家都会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在搞民主。一个依靠他人的畏惧、忌惮而存在的政权,始终缺乏政权的“合法性”,难免要承受他人投来异样的目光或者白眼。“以德服人”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在军事上,中国已经在无人机领域取得了领先的成就,开发了自己的隐形飞机,中国第一艘航母也即将在七月左右下水,这些都是军事实力崛起的明证。但与此同时,这也会让其它国家担心“中国威胁”。单凭军事硬实力的增长远远不够。文化、外交、金融方面的软实力更能扩大一个国家的影响力。   美国出口的不只是先进的武器,它向世界推销的更多的是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观。中国出口的价值观是稳定和发展。但是共产党也不能否定普世价值。哪位领导人敢说不应给老百姓自由呢?虽然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还远不是文化强国。为世界文明中国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从精英到老百姓,很少人没听过港台的“靡靡之音”或看过韩国电视剧,好莱坞或印度电影。中国文化产业和出口微不足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政治、思想、文化、宗教上持有异议的人宽容,并非如某些人说的那样,“纵容敌对势力”。能承受批评、容忍异议,非但不是软弱,反而是更自信,更强大的表现。谁愿意如惊弓之鸟一般活在恐惧与怀疑中呢?   1989年之后,解放军的形象曾一落千丈。但1998年抗洪救灾中,解放军的形象被成功重新定位,在2008年抗震救灾中,解放军再次赢得了好的口碑。今年年初的利比亚撤侨行动,是1949年以来中国规模最大的海外和平性军事行动。以民为本的军事政策也使得老百姓竖起大拇指。   第五,媒体成为有效的宣传工具。在西方社会中,媒体是监督政府,但来到中国,媒体却改头换面,成为党的耳目喉舌。党让你发言,你不敢发炎。所以,从官方媒体上,人们只能听到党要他们听到的声音。   近些年,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媒体虽然依旧没有履行监督政府的职责,却开始监督国外媒体了。比如,西藏暴动后,中国媒体开始了一轮“揭批”外媒报道失实的风暴。当然,这不是坏事,任何人都需要监督,外媒也同样需要注意报道的客观性。但是,如果几十年如一日,晚间电视新闻的前十分钟总是领导人如何辛苦;中间十分钟全是老百姓如何幸福,后十分钟又是外国人活得如何水深火热,有几个观众不会感到厌倦?以这种惯性报道新闻,官方媒体自然会缺乏公信力,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市场化的媒体拥有有限的言论自由,但却要遭受新闻检查或变相的经受打击,这绝不是正常合理的现象。2008年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与人民日报三大官方媒体得到中央的巨额投资,力图扩大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这是好事,任何国家的崛起,都应该伴随着该国在国际上话语权的提高。不过,如果缺乏公信力,缺乏客观与全面的报道,继续以“宣传”为目的,换汤不换药,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电视遥控器只要轻点按钮即可。   《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曰,立德、立功、立言。1949年以前,共产党以立德为重,得民心者得天下;改革开放之后,共产党在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人刮目相看,立功毋庸置疑;今天的中国,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取得话语权,这是立言。可是,在立功、立言的同时,“立德”是否又被当成无足轻重的摆设,从而被忽视呢?今天不少人当官不是为了服务人民,而是为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第六,共产党具有很强的危机意识,无人能出其右。几乎在同一时期内,中共指导拍摄了两个纪录片,一个是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国崛起》,供老百姓集体受教育;另一部是拍给司局级以上干部看的《居安思危》,仅供“内部学习”,警醒官员防止苏联式崩溃。这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信条,让共产党随时保持警觉和心理准备。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过,“凡是不能杀死我的,最终让我更强。”中国共产党历经文化大革命,西方的“和平演变”,1989年政治风波,都没有垮台;2003年的SARS,2008与2009连续两年的边疆地区动乱,也没有撼动共产党的政权。相反,经过这些危机的洗礼,共产党在处理,应对,调节矛盾方面已经形成一套自己的有效对策,愈加收放自如。   与危机意识应该形成配套的是共产党反思过去、纠正错误的能力。当然,对于一个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来说,让其承认并纠正错误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魄力的。在许多历史问题与政策层面上,共产党决策错误在先,但是还是需要承认,共产党不断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虽然这种纠正错误的动力并非来自于其内部的监督机制,而是来自于外部的舆论压力使然。   2003年,当SARS开始在中国肆虐的时候,政府起初对疫情采取了隐瞒不报的方式,后来迫于形势如实汇报,吴仪也向国际社会公开道歉。态度改变之后较为透明的处理危机方式,也为这届政府赢得了一定的口碑。也同样是2003年,在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在收容所“意外身亡” 后,政府较快地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2010年,上海对黑车的“钓鱼” 执法被曝光,随后,政府被迫改变这种做法。2009年云南“躲猫猫”事件也水落石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在共产党内,过去对一些问题的结论也开始出现了松动的迹象,比如,在胡耀邦诞辰90周年之际,共产党允许高调纪念胡耀邦。原国家副主席高岗的墓碑,原本长期是无名碑,现在也允许在墓碑刻上他的名字。高岗传也允许在内地出版。林彪的名字本来已经从新中国“十大元帅”名单中消失多年,2008年,林彪像又重新回到了中共最高军事将领的牌位中。在《人民日报》最近发表的纪念华国锋的文章中,他曾经犯过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被略去不谈,某种意义上等于给他平反。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共产党一步步的转变。为党内人士平反是好事,但是党外的“遗留问题”得以解决的希望却没有与日俱增。共产党何时能反思1989风波的性质问题,并且何时能为赵紫阳得出一个公正的历史评价呢?   第七,有效的统战。统战是共产党的传统,1949年前,共产党就已经将统战视为其克敌制胜,化敌为友的三大法宝之一。共产党历来有两手,胡萝卜与大棒,软硬兼施,一手软,一手硬。这就是共产党的平衡。太松了,它手中的缰绳就拉紧些,以免成脱缰之马。太紧了,就放松一下缰绳,避免弦被崩断。共产党打压基督教的地下教会,但对佛教却比较宽容。2006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杭州举行,一个“无神论”的党来举办一个“有神论”的论坛,这是共产党在宗教信仰方面,至少是对佛教的态度渐变宽松的一个标志,虽然在宗教自由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95-96年大陆对台湾文攻武吓之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李登辉、陈水扁说一句, 大陆骂一句,但基本手无对策。2005年,胡锦涛扭转乾坤,铺红地毯邀请台湾国民党,亲民党,新党领导人访问,对台湾水果实施免关税优待。   台湾的星云大师曾被禁足大陆多年,因为他曾庇护新华社前香港分社社长徐家屯。然而,星云今天是大陆的座上宾,被允许在北京办书法展,出版畅销书,且在江苏宜兴建大觉寺。另外,台湾的佛教慈善团体“慈济”在进入大陆多年后,2010年终于由民政部为其颁发了NGO牌照,使其成为在大陆合法运行的慈善团体。同样也是2010年,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了“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展览”,这是中国1949以来第一次公开纪念外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同时,耶稣会的一些神父也陆陆续续回到中国,被允许以个人的身份在不发达的地区开展一些扶贫、救助麻风病人等工作。虽然这些神父尚不能公开以耶稣会的名义行事,在人数上也不大,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进步。   儒学复兴更是近年来热门的话题。儒家讲究“克己复礼”,信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严格的尊卑有别的制度,尊重权威,也许是受中共青睐的原因之一。孔子塑像今年一度被摆供在长安街上,与当年号召“批林批孔”的毛泽东画像遥遥相对。虽然出于某种考虑,孔子像很快被挪到外界看不到的地方,但这尊雕像却始终呆在离中国权力中心最近的地方。既然共产党在很多方面都更有自信,更能承受批评,为什么又不能多听听来自国家内部的批评声音,为什么不能对达赖喇嘛宽容些呢?   第八,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一直被政府所控制,学校并没有被定位为训练公民独立思考的地方,而是制造顺民的机器。学生学到的东西都是政治正确的,也许这样能少培养几个麻烦制造者,但这种教育体系培养出的学生却缺乏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   评判一个社会是否有活力,要看这个社会是否思想解放,百家争鸣。香港台湾两个不大的弹丸之地,创作的流行歌曲与电影却能红遍大陆。当政府拨重金给大学,建起一栋栋崭新教学楼时,校园里却很难走出鲁迅、胡适、林语堂之类的大师了,这是因为中国没有培养思想,鼓励创新的土壤。中国教育体制根本问题是培养顺民,没有独立人格,思考能力。爱国没有错但民族主义不可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而御用学者却越来越少讲真话。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中国有给苹果代工的工厂,但是中国的微软,或者苹果又在哪里呢?更糟糕的是,中国的教育改革,反而抬高了从农村小孩走向城市的门槛,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农村出身的学生享受公平教育的权利,或者提高了弱势群体接受同等教育的成本,这无异于一种倒退。   第九,国际地位提升与民族自豪感。中国的孔子学院在全世界遍地开花,是国际影响力逐渐扩大的象征。宇航员到外太空,成功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等,都在客观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虽然不承认G2 的存在,但至少在经济上,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事实上,美国已将中国定位为其竞争者。今年初的利比亚撤侨,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撤侨行动,扭转了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不敢作为,一向“缺钙”的形象。香港的陈冯富珍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林毅夫目前是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朱民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助理,现在,中国人在国际上不再是二等公民。“中国应该强大”是大多数中国人共同的心声。但不容置喙,中国在西方还缺乏真正的朋友,缺乏其它国家对其的认同,在其它国家眼里,中国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还有差距。中国应该融入,而不是对抗,国际社会。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共产党开始给国人制造一个“中国梦”,无论这梦能否实现,是否虚幻,至少还有梦。曾几何时,美国梦风靡全世界,也在中国大行其道,人人吃汉堡,喝可乐,看好莱坞电影,听美国摇滚,穿牛仔裤,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的“美国梦”。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追赶上来。2009年以后,趁着海外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中国许多富人与中产阶级置业、移民海外,一定意义上,说明了中产阶级内心深处充满着不安全感,对共产党政权缺乏信心。何时能让中国人充满安全感与幸福感的生活在自己的国家,让每个人都有公平竞争,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是共产党下一步面临的重要挑战。   在印度,由于种姓制度的存在,一部分“贱民”是“不可接触”的,永无翻身之地,处于社会的底层。中国本来是一个社会各阶层人员可以比较自由流动的国度,在古代,自有科举制度以来,无论出身城市农村,还是富家贫户,虽然渠道单一,只要努力,比如读书有成,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现在,社会上对公平机会的渴望依然没有实现, 无论是“起跑线公平”还是“结果公平”都没有实现。“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这样的身份标签,仿佛成为了隐形的种姓制度标签。共产党不仅需要给自己的红色后代铺路搭桥,与此相比,更需要给普罗大众翻墙,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如果没有机会,翻不了墙,人们就可能会拆墙。   5月28日,在江西抚州发生了爆炸事件,造成3人死亡的悲剧。一个叫钱明奇的上访者在房子被强拆,上访十年无果后,选择了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寻找正义。“没有希望,只有黑暗”,在实施爆炸前,钱明奇在自己的微博中如此写道。而这类事件不算少。如果个别人选择这种极端手段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你可以称之为“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但是,如果当大部分民众对爆炸嫌疑人抱有同情或产生共鸣的时候,执政党是否该反思一下自己的“政绩”呢?毕竟,当政府不能够提供“公平”、“正义”之类的公共产品时,民众就会用自己的方式寻求正义。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提出以上九个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既是共产党稳固政权的优势,但同时也可能成为政权面临突发危机的原因。有友人嘲笑我是“保皇派”,但我个人认为,自己更像是一个“改良派”。难道暴力革命带来的剧变与社会动荡会比渐进式的改革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好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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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外交政策》 解剖独裁统治――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

核心提示:突尼斯被罢黜的总统本・阿里曾经以大胆的改革誓言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才使这位昔日风光的政治人物落得今日这种下场? 原文: Anatomy of an Autocracy 作者:CHRISTOPHER ALEXANDER 发表时间:2011年1月14日 翻译:kyokou 校对:@Freeman7777   在统治迅速接近尾声的本周,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试图召唤回20年前他取得政权后几个月里鼓舞其政府的那种精神。 在1月13号的全国电视讲话里,本・阿里,用通俗的阿拉伯语,以异乎寻常的谦逊的口吻,保证在他任期结束的2014年将不会再次竞选总统职务,同时宣告将进行更加温和的统治。 然而正如突尼斯市街道上做出的反应所清楚显示的,这个“报价”太过低廉,太过迟缓。不仅仅是本・阿里讲话的调子让人回想起他之前的统治岁月:事实上,本・阿里从权力宝座上的坠落和他当初在权力舞台上兴起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1987年,突尼斯在前总统布尔吉巴摇摇欲坠的威权政府和大众伊斯兰运动之间,濒临内战的边缘。本・阿里,布尔吉巴时代的总理兼内政部长,以其年龄和衰老不再适合统治为由,推翻了前总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本・阿里被称为这个国家的拯救者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这个有先见之明的领导者将国家从深渊中拉了回来。通过遏制混乱,本・阿里拯救了挣扎中的经济,恢复了该国世俗的政治秩序。  本・阿里不仅仅是一个拯救者。人们当时还相信,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发表过关于需要政治竞争、政治透明、言论自由等一切正确的言论。他还就个人自由-信教自由、持有和表达反对意见、以及人权等发表过演讲。本・阿里看起来不仅仅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简直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者( liberal democrat)。  是1989年的立法机构选举结束了本・阿里统治的蜜月期。本・阿里并没有打算让伊斯兰主义政党登上舞台。他也没有打算接受可以让世俗的反对党有机会赢得选举的选举改革。事实上,选举法只是成为了本・阿里最方便的一项工具而已。在一些场合,且以大张旗鼓的方式,本・阿里宣称要进行选举法的改革。然而实际上,所有预定的改革措施都是为了限制反对势力的收益,以及防止这些反对势力形成一个有效的联盟。  一些人,也许总统本人也在内,可能会说,本・阿里一开始确实意图成为在他任内的头一年半里所宣称的那样的领导人,但是由于要推动困难重重的经济改革,以及阻击伊斯兰主义运动——当时邻国阿尔及利亚正在经历的疯狂内战让人们不得不意识到伊斯兰政治势力的危险——因是之故,总统不得不在政治改革方面后退了。  但是这个后退的结果,不可否认却是非常恶劣的。摩洛哥人经常提到1960年代到80年代的“沉重年代”(years of lead)——一个对政治反对势力进行严厉镇压的年代。1990年代这十年对于突尼斯来说正是这样的一个时期。伊斯兰主义者们相信他们已经做了一切以满足法律的要求,可以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然而本・阿里却拒绝他们参与政治博弈,这引爆了他们和政府之间的激烈的流血冲突。当“轻推”变成了“猛撞”,本・阿里做出了强硬的反击。1990年代有超过10000名伊斯兰主义者和其他的反对者被投入监狱。与许多四面楚歌的政权凑巧一样的是,本・阿里的政府产生了一种偏执感。任何形式的批评都被当成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帮凶和从犯。该政府不放过任何敢对其抱怨的人士。  一些用来镇压的工具其实平淡无奇且官僚主义的。本・阿里从来没有切断连接执政党和这个国家各种机构之间的脐带。他的民主宪政联盟(RCD)就是这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则为本・阿里所服务。结果,一切法规、制度和程序都成为了官员用来执行忠诚的政治工具。一份报纸可能没办法得到纸或者在大街上被没收,因为某一则报道踩到了这个国家模棱两可的言论红线。一个商人也许没有办法得到营业执照,因为他没有对总统表明足够的忠诚。  其他形式的镇压工具则是生硬的。穿着制服以及便衣的警察部队,在总统以及内政部直接控制下,成为了这个政权的禁卫军。极为讽刺的是,政府在被剥夺公民权的地区大量征募安全部队,而这正是在12月中旬爆发示威游行的地区。另一方面,军队保持着极为专业却相对虚弱的地位——这一事实毫无疑问会影响到将来突尼斯的政治发展。90年代中期政府迫使伊斯兰主义者离开这个国家,使他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对力量,一旦这一情势逐渐明朗以后,突尼斯人开始对本・阿里的独裁统治丧失耐心。人权活动家以及持不同政见的新闻工作者开始大声地抗议,政府也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镇压措施。被便衣殴打、无端被捕、严刑拷问这样的故事可以说堆积如山。  那么,为什么是现在起义而不是10年前呢?上个月的媒体报道一直强调突尼斯人民在失业和物价方面的沮丧。然而,这很容易让我们忘记这样一个现象,即在本・阿里统治的大部分时期里,突尼斯的经济一直保持了相当令人侧目的增长速度。突尼斯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以及相比邻国更高的生活水准。只要你远离政治,本・阿里政府不会来管你,且允许你赚点钱,买一栋漂亮的房子或者公寓,过上比你父母更好的生活。  然而最近,依赖欧洲的突尼斯经济正在经历与全球性衰退相关的紧缩,这使得那些有大学学位的人也开始走上街头,非常强烈地反对本・阿里。  此外社交媒体所发挥的作用也值得一提。如果我们要书写这个年代最具权威的历史,那么脸书应该拥有自己的一章。活动人士运用脸书,在政权无法控制的网络世界里,开始进行组织。  在不久以前,警察在Tala或者Kasserine这样偏远的小镇里朝游行者开火这样的事情,也许只能剩下一些耳语。但现在不是这样。脸书将Tala发生的事情带到了首都,并且帮助人们建立起了政府无法打破的联盟。  突尼斯现在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总理穆罕穆德・加努希开始成为临时总统,并且下令在六个月内进行新的议会和总统选举。但这只是对那些不可避免的问题的拖延招数。突尼斯的反对党都是一些很小的组织,并且没有深厚的支持基础,没有执政经验,也没有形成有影响力政治联盟的经验。更甚者,在提供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新机会的反对运动里,这些反对党并没有扮演一种特别重要的角色。他们,无论是单个还是一起,能够让突尼斯人相信他们有能力处理这个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并且建立起一个民主体制吗? 另外,总统会怎么样?加努希虽然富有经验,但是如果想在这个职位上长久得干下去,他在本・阿里政府里长期任职的历史将成为一个障碍。其他可能的候选人虽然有反对本・阿里的政治优势,但是他们要么遭流亡,要么就缺少国内的支持。  这次转型对突尼斯而言至为关键,而不仅仅只有短期和中期影响。突尼斯从未经历过在投票箱里进行权力移交。它必须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必须建立起对总统权威进行有效限制的措施。历史能够倒回到1987年的机会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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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译者》每日原文推荐 2011/6/20

以下为每日原文推荐。如果你有兴趣,请参与翻译并将译文寄给 《译者》 ( iyizhe@gmail.com ) 以便与大家共享。欢迎使用 邮件组 、 Google Reader 和推特( @yigroup )跟踪我们的最新消息。   【时政热点】 美联社 – 胡佳妻子在丈夫获释前夕前往探望 ——人权观察组织说,自胡佳被捕后,中国的维权环境严重恶化 《每日电讯报》 – 中国活动家利用推特发起竞选活动 ——“我想做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进程,告诉普通人他们也有权力” 《经济学人》 – 毛对茅 ——中国近期的打压并没有使自由派人士吓住。左右两派的观念冲突发展为公开的斗争 《华尔街日报》 – 中国领导人称赞“唱红”运动 ——薄熙来的强势手段尤其受到安全部门的欢迎,而自由派则深表不安 程致宇 – 山雨欲来的中国 ——近期的骚乱并非因为中国经济形势变糟,而是因为经济的繁荣 《华尔街日报》 – 面对危机,北京表现出奇怪的镇定 ——想要让中国的领导人改弦更张,仅靠骚动和经济紧缩是不够的 《华尔街日报》 – “幸福广东”并不轻松 ——骚乱说明广东很多人并不幸福,也给汪洋的政治前景带来阴影 路透社 – 中国警方为骚乱告密者提供户口和现金奖励 ——《增城日报》公布了奖励办法 路透社 – 独家:中国的软件缺陷使得其基础设施面临危险 ——北京三维力控科技公司的软件缺陷可能会被黑客用来攻击公共设施 中国新闻网 – 2004 年以来,中国爆出近三千起食品问题 ——这份由网民汇集成的报告揭示了国内食物问题的严峻形势 北京烤鸭 – 书评《为什么中国不会统治世界》 ——作者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中国和台湾抱有极大的蔑视 《大西洋》月刊 – 对美国发动网络战不是中国的优先选择 ——中国面临的国内问题已经使北京无暇他顾了 美国亚洲学会 – 基辛格谈话记录 ——“民主和人权是美国思维的基本原则,但我不同意通过制裁和压力来实施” The Nation – 中美在非洲角力 ——中国否认在非洲的影响是在推行“新殖民主义” 外交学者 – 美中军事交往的现实 ——过去一年来,美中之间的军事联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路透社 – 中国劳工逃离缅甸冲突地区 ——在高度军事化的边境地区所爆发的冲突令中国不安,因为它还在那里建设天然气管道 美联社 – 越南人对中国的游行抗议进入第三周 ——河内和胡志明市的抗议者高呼“打倒中国”、“抵制中国货” 《洛杉矶时报》 – 中国通过海军演习向越南发出警告 ——“面对强大的中国,越南历来处于不利地位,但对于越南政府采取的屈从态度,我们感到很愤怒” 美联社 – 中印恢复军事交流 ——两国间的军事互信交流十分重要,因为他们有着漫长而有争议的边界 外交学者 – 中国和印度针尖对麦芒 ——印度最近采购 10 架大型军用运输机,并且大力建设山地部队,目的是为了应对中国。 路透社 – 中国说利比亚叛军首领将来华访问 ——公开接待利比亚反对派表明中国的政策有所改变   【经贸动向】 《纽约时报》 – 中国的繁荣开始显出败象 ——“不良贷款肯定会上升,问题是上升的幅度由多大” 《大西洋》月刊 – 为什么中国的“鬼城”跟我们的经济有关 ——中国的房地产问题将导致拉美原材料市场混乱,甚至演化成世界经济危机 《卫报》 – 中国限制供应使得稀有金属成本飙升 ——“没有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此大家都感到担心” 《纽约时报》 – 矿业公司继续在中国押宝 ——他们认为中国飞速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将避免出现滑坡 《华尔街日报》 – 中国商业的五大迷思 ——中国人不得不比美国人做更多的储蓄,以备不时之需 《福布斯》 – 上海证交所的国际板 ——国际公司挂牌交易对上海肯定有好处,但对整个国家来说则未必如此 《纽约时报》 – 最大的钻石首饰商瞄准中国 ——“如果五年前你告诉我说最大的买主来自中国,我会笑话你” 一科米 – 山寨工厂的生活——制造“摩托罗巴”   【社会百态】 《大西洋》月刊 – 娶了非洲本地人的中国劳工在国内面对一言难尽的反应 ——“大规模娶非洲女人可以有效解决中国的男女性别失衡问题”?! 《大西洋》月刊 – 【焦点视野】肆虐中国的干旱和洪水(多图) NPR – 中国为了形象和利润而投资电影 ——国营电影公司出资三千万美元聘请好莱坞知名编剧和导演拍古装片 中国见红 – 新富——中国人对待金钱、面子和财富的态度 《卫报》 – 李娜:中国走向辉煌的代表 ——李娜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经历了挫折。她的事迹非常令人鼓舞 成都生活 – 捍卫中国文化与《功夫熊猫》 ——中国人接受的教育是中国文化不仅独特,而且深厚得无人能及。但他们现在发现其实很多价值都是普世的。 中国节奏 – 《流血的树:一座躁动的维吾尔小城》节选 ——一位英国作者讲述了自己在伊宁教书期间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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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外交政策》解剖独裁:胡斯尼・穆巴拉克

核心提示:当我们向胡斯尼・穆巴拉克这位独裁者道别的时候,让我们回顾一下他那些镇压和暴行的丑陋史。 原文: Anatomy of a Dictatorship: Hosni Mubarak 作者:ELIZABETH DICKINSON 发表时间:2011年2月4日 翻译:阿拉伯的劳伦斯 校对:@koneybjy、@Freeman7777 2月1日星期二晚间,当数千名抗议者逼迫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发誓不再竞选总统的时候,历史对于这位独裁者的首次审判上演了。抗议者们大声呼喊:总统必须下台。2月11日,在一番搪塞之后,穆巴拉克似乎最终接受了这个现实。 从警察暴行到对少数族群的迫害,从对记者的逮捕到对政治异议人士的压制,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已经成为一个警察国家的样本。三十年来,愤怒和沮丧在其人民心中酝酿,压抑,并因恐惧而深埋心底。 在过去的三十年,穆巴拉克并没有亲自折磨过任何嫌疑犯,或殴打过街头抗议者。 但是就像人权观察中东和北非分部的副主任乔・斯托克(Joe Stork)在埃及对我所说的:穆巴拉克只是”把镇压的任务委派给了内政部和各种安全机关。从根本上来讲,他才是一切问题的源头。”当我们向这位独裁者道别的时候,让我们回顾一下他那些镇压和暴行的丑陋史。” 【图:EMMANUEL DUNAND/法新社/Getty Images】 警察暴行: 埃及的抗议在1月25日――埃及法定的”警察日”庆祝期间――进入高潮并非巧合。在穆巴拉克30年的统治中,警察一直扮演着主要镇压执行者的角色:数千埃及人被任意拘留,逮捕,殴打,或者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的罪名遭警察扣押。 根据人权观察1月31日的一份报告,从”政治异议人士,到涉嫌参与恐怖活动的伊斯兰份子,到被怀疑和犯罪活动有牵连的普通公民,或者只是看起来有嫌疑的普通公民”,都是安全部门的目标。去年6月在亚历山大,一名叫哈立德・萨义德的青年因在进入一家网吧时拒绝出示自己的身份证而被警察打死。 很多人把警察的行为不端归结于埃及的紧急状态法。自从穆巴拉克的前任安瓦尔・萨达特在1981年被刺杀之后,这部法律就几乎没有间断地被执行着。埃及内政部和国家安全调查局(SSIS)也因为这部法律而获得了不经指控就可以拘留任何人的权力。由维基泄密发布的写于去年的外交电报显示,美国官员也曾指出过埃及警察力量的相对不专业的问题。 “在埃及,警察对普通罪犯的暴力行为普遍存在,”一份2009年1月的电文说,”根据联络人的描述,因为培训不良和人手紧张,警察使用武力来逼供的事每天都有。”联络人还说,”安全部门仍然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活动人士进行折磨,他们被看作一种政治上的威胁。”在上周抗议活动高涨的同时,警察滥用权力的行为也同样在增加。许多人现在相信,一些穿着平民服装的警察成员,对抗议早期发生的抢劫,以及2月2日(周三)对亲民主的暴力攻击事件至少要负部分责任。 【图:MOHAMMED ABED/法新社/Getty Images】 酷刑: 人权观察的报告指出,一旦被安全部门羁押,犯人们经常会遭到”殴打,电击,以痛苦的姿势悬吊,被迫长时间站立,水刑,强奸,或者威胁强奸受害者及他们的家庭成员。”在过去20年,埃及的人权组织追踪了460个酷刑案件,其中在2000年到2009年间,有125个案件导致了死亡。自1992年以来,已经有73人”消失”。 为获取供词,酷刑被广泛地使用在各种犯罪中。最臭名昭彰的是”引渡”:埃及当局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和由美军抓获的敌方战斗人员进行审讯,并使用一些在美国非法的办法对待他们。据普利策奖得主,记者罗恩・苏斯金德说,穆巴拉克新任命的副总统奥马尔 苏莱曼――前情报机构的负责人,监督了几十次类似的引渡。苏斯金德最近对ABC新闻说,”当【美国】想折磨某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把他送到埃及去受刑。” 在埃及,被指控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并不是唯一受到这种待遇的人。据维基泄密公布的一份2010年2月的外交电文说,出了谋杀案,”警察会从附近地区抓捕四五十名嫌疑人,把他们的手臂吊在天花板上,吊上几个星期,直到有人招供。”另一份2009年的电报指出,”非政府组织的联络人估计,仅在开罗的警察局,每天就有数以百计的酷刑事件。” 酷刑受害者几乎没有任何补偿。很多犯罪嫌疑人在军事法庭中接受审判,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得到民事法庭通常的保护。甚至在普通的司法系统中,起诉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且仍然会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一份外交电文披露,2009年,埃及政府和穆巴拉克领导的国家民主党通过伪造记者的人身攻击行为,起诉小说家亵渎行为等手段,向法庭提起了大量针对政治对手的诉讼。” 【图:KHALED DESOUKI/法新社/Getty Images】 政治迫害: 自1981年以来,穆巴拉克已经正式赢得了四次总统大选,每次都是压倒性的胜利。但是这中间的前三次都是没有竞争的;第四次稍微自由一点――至少有其他候选人,包括反对派领袖艾曼・努尔(Ayman Nour)出现在选票上――但这仍然不是一次公平的竞赛:最大的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仍然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作秀选举只是个开始。组建一个政党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少有人会作为独立竞选人去竞选总统。如果政党想要提出总统候选人,它们必须至少已经成立五年,并要在人民议会和埃及协商会议(二者分别相当于美国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占有3%的席位。独立竞选者需要从执政党控制的议会获得250个签名才能参加竞选。 即使一个候选人成功地跳过了这重重圈套,前面还拦着一个负责政党登记的组织:政党委员会。它拥有关闭办公室,扣押资金,或者一开始就拒绝承认某个政党等广泛的权力。这意味着,在实际操作中,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可以由穆巴拉克随心所欲地控制。政治反对党,还有民间社团和非政府组织,也都成了政府特工的目标;维基泄密发布的一份2010年美国国务院的电文说,”内政部使用国家安全调查局来监视(有时候也会渗透进)政治反对派和公民社会,通过逮捕,骚扰和恐吓来压制反对派。” 而如果所有这一切都失败了,穆巴拉克还可以依靠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来挽回局面。穆斯林兄弟会是历史上穆巴拉克唯一的政治挑战者,而它同时也是穆巴拉克威胁最大的对手:埃及的安全部门长期逮捕这个组织的成员,穆巴拉克也经常把它描绘成一个暴力极端的伊斯兰份子组织,以从西方获得援助。而西方也需要埃及在以色列-阿拉伯关系中发出温和的声音。 【图:MARWAN NAAMANI/法新社/Getty Images】 言论自由: 关于埃及的言论自由,你可以从上周的情况里了解到全部的情况。当街道上对穆巴拉克政权的反对不断增长的时候,政府也在使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来让媒体保持安静。安全部门对记者们进行逮捕,攻击和威胁。政府切断了大部分的电视频率,甚至暂时关掉了半岛电视台的新闻频道。而手机网络和全国的互联网也都被切断。 即使当局处在较小压力的时候,记者们也经常受到逮捕,威胁和拘留。一部1996年颁布的媒体法规定,中伤、侮辱和诽谤都可被判入狱。近些年来,随着反对派转向互联网进行组织,政府就开始对博主们进行镇压。比如在2008年,当局宣布博主穆罕默德・雷法特(Mohamed Refaat)煽动了一次示威活动――尽管他根本没有在自己的博客中提到这次活动――并把他关进了监狱几个月。 本周四,半岛电视台和其它媒体报道了更多博主遭逮捕的消息,而这是一个更大范围的媒体镇压图谋的一部分。示威活动也得到了有效的限制:”尽管埃及的宪法保护自由结社的权利,但是政府却使用一系列复杂而又环环相扣的法律,法令和紧急部队来阻止对这项权力的实践,”人权观察2005年的一份报告解释说。 学术界也不安全: 自从国家掌管了大学,控制了教授的晋升和任命,一种暗地进行的自我审查开始盛行。如果有教授越过了政府的底线,他们就会被开除,受到公开的谴责,甚至受到人身攻击。1995年就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法庭宣布纳斯尔・哈米德・阿布・扎伊德(Nasr Hamed Abu Zeid)犯有叛国罪,迫使他逃离埃及。进行组织的学生领袖也面临着同样的结果。 【图:KHALED DESOUKI/法新社/Getty Images】 妇女和少数群体: 任何关注过过去一周抗议的人都会注意到,街上没有妇女。虽然性别平等是一个在相当多的国家都被关注的问题――甚至在那些没有压迫的国家――但是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妇女权利有理由获得特别的关注。在这里,政府安全部门对妇女的性侵犯,性骚扰,和人身攻击十分猖獗。 埃及妇女权益中心2008年出版的一份报告指出,超过4/5的埃及妇女遭受过公开的性羞辱(从猥亵到彻头彻尾的性侵犯)。法定的不平等同样没有站在妇女这边;举个例子,如果妇女要申请离婚,她们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与此同时,男人们不用踏入法庭一步就可以成功离婚。 近年来在埃及,同性恋和其它少数群体也成了迫害的对象。2004年,人权观察列举了对同性恋者的的大规模逮捕。尽管同性恋本身并不是非法的,但是同性恋行为是非法的。而且,对同性恋的拘禁理由,也通常来自管理整个社会”道德行为”的各种法律。同时,警察与埃及基督徒社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最近几年也爆发了好几次。最近一次发生在今年1月,一名官员在一辆列车里向一名基督徒开枪,继而引发了基督徒同警察之间的冲突。(伊斯兰是这个国家的官方宗教,不过宗教信仰自由在这里是受法律保护的) 最后,也许也是最让人不安的,是关于埃及政权如何对待街头儿童的各种报道。据估计,在开罗就有大约5200名街头儿童。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估计,在2001年有11000名儿童遭到过逮捕,并经常被关押在不卫生且危险的环境下长达数周。”通常是和会虐待他们的成年被拘留者关在一起。”那份报告说,这些儿童”得不到足够的食物,用水,被褥和医疗”。而这就是今天被副总统苏莱曼称作埃及之父的穆巴拉克对待自己的孩子们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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