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

【 明報專訊 】李旺陽之死帶來的是憤怒。人有惻隱之心，怎麼說以人為本的政權也該有同理心，一個既聾且瞎的花甲老人就這樣掛在窗沿睜着眼睛死去，四萬億外匯全球經濟體第二奧運金牌榜冠軍就算把人送到火星都不能讓百姓活得舒暢的國家不如也掛了算。 聞一多在李公樸遭刺殺後說：「這幾天，大家曉得，在昆明出現了歷史上最卑污、最無恥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麼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過用筆、用嘴寫出了千萬人民心中壓着的話，大家有筆有嘴有理由講啊，為什麼要打，要殺，而且偷偷摸摸地殺？」這是今天中國大陸學生課本指定讀物，這一課叫〈最後一次的演講〉。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聞一多在為四天前遭國民黨特務殺害的李公樸悼念大會上慷慨陳詞，那時國民黨不得人心，軍特以暗殺手段把進步知識分子一個一個刺殺，目的是捂住他們的嘴巴。聞一多在追悼大會之後，回到家門前被殺，成為震動一時的慘案。 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上海各界舉行李公樸、聞一多追悼會，周恩來的悼辭由鄧穎超讀出：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時局極端險惡，人心異常悲憤。但此時此地，有何話可說？我謹以最虔誠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絕，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殺人者終必覆滅。」 中共想不到的是，近七十年前周恩來的講話竟然是在說今天的自己。 中國國情是黑牢 儘管有破紀錄的十八萬人參加六四二十三周年燭光集會，可是到了李旺陽去世，才知道我們了解六四的實在太少，連支聯會也不一定知道有個叫李旺陽的湖南漢子坐了二十一年牢；更不可能知道，這人進監獄時還能看到可以聽到一口牙都完好，從李旺陽出獄後的照片看，眼睛看不到，耳朵聽不到，門牙沒了，只有右邊幾顆犬牙。這該不是二十一年間的人體自然老化結果吧？這二十一年，李旺陽在湖南一個小小的監獄失去了自由和視覺聽覺，沒有人知道全國在六四之後到底還有多少這類人坐破牢底，還有多少仍然在暗無天日的齷齪監房生死不聞。每年六四，西方總有人或國家表達對六四的回應，一般而言，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會板着臉孔說國情有別，內政不容干 涉。說得也是，不由分說扔入黑牢由得獄吏把你的牙齒一顆一顆敲脫，把你的眼睛耳朵用盡方法一樣一樣摧毁。這便是國情。 香港社會對李旺陽的悲憤是有原因的，傷殘人士遭到不由分說如此欺侮，坐二十一年牢意志力強得一直挺下來的鐵漢就這樣不明不白死去，引起的反響遠遠不是湖南邵陽所能想像。香港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說要表達關注，有人說要去信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查個水落石出，有人譏之為政治抽水，我部分同意，但走出來說要敦促全國人大介入的，總比看着形勢說要「等待更清楚的證據才介入」來得沒有那麼冷血。這裏頭是政治投機，我敢保證，哪天中共說要調查李旺陽案（還不是要查出結果，只是說開始調查），前幾天幽幽說不應立法機關介入的那幾號人，馬上比你比我都來得義憤填膺說必定要查到底。當然亦有不表態的，包括候任特首梁振英，也許，和六四那次一樣，這次也是要定性之後才表達看法。政治投機主義愈來愈成為香港風土病。 港愈趨政治投機 中國當權者是慣了這樣對待不同政見者。中共如是，國民黨亦曾如此。那天和主編黎佩芬談起李旺陽案的時候，我想起了陳文成。對香港巿民來說，這是完全陌生的名字，對台灣來說，陳文成是台灣最暗無天日年代的受害者。陳文成是台灣大學數學碩士，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穿博士袍時僅二十七歲，之後在以理工科著稱的卡內基梅隆大學任統計學助理教授。一九八一年夏天，陳文成回台灣省親，七月三日發現陳屍台灣大學圖書館旁的空地上。國民黨當局說陳文成「畏罪自殺」，卻說不出陳文成畏什麼罪。由於陳文成是著名學者，事件迅速引起關注，原來，警備總司令部約談陳文成的原因，是他在美國時曾經捐款給黨外刊物《美麗島雜誌》。當時蔣介石雖逝世多年，但台灣仍是蔣家天下，國民黨控制政軍特三重權力，《美麗島雜誌》說不上公開支持台獨，但對現狀每多針砭。在台灣，「黨外」泛指在野黨或反對派，說不上是足以推倒政權的氣候。 想起台灣陳文成 陳文成只是向《美麗島雜誌》捐錢便被帶走，之後陳屍街心，國民黨劣拙的解釋，稍為有點常識都知道是謀殺。陳文成姐姐陳寶月說，「陳文成的脖子曾被電擊棒電擊，十根指甲被細針刺，五臟六腑都被打爛了，生前還被灌毒藥，家屬撿骨時發現骨頭都是黑的」。由於陳文成是美國大學教授，卡內基梅隆大學很重視這宗案子，於是派出陳文成的同事及曾經擔任法醫的韋契特（Cyril Wecht）到台灣了解事件。 由於台灣當時已與美國斷交，僅靠美國國會的《台灣關係法》維持半吊子的關係，對美國倚賴極大，主子要來，台灣沒有辦法只得打開大門。當時台灣仍是戒嚴時期，新聞局長是留美博士宋楚瑜，美聯社駐台記者周清月（Tina Chou）發出新聞稿，說韋契特等來台灣「驗屍」（autopsy），宋楚瑜勃然大怒，說周清月的報道「損害國家主權和法律尊嚴」，說周的稿子應該寫作「審視」（view）陳文成的屍體，更取消了周清月的採訪證。韋契特看了陳文成的屍體，回到美國後表示，陳文成「可能是以側着身子的姿勢被丟到地面」，也就說，陳文成之死是他殺。同行的陳文成同事狄格魯進一步說，此行中的發現，不能打消他對「中華民國政府某些部門可能涉及陳文成死亡案」的看法。韋契特並以〈台灣謀殺案〉（Murder in Taiwan）為題，在《美國法醫暨病理學期刊》撰文闡述始末。 縱然如此的調查結果以及陳文成姐姐的目擊證言，陳文成案一直沒有水落石出。三十一年來，台灣由戒嚴而至解嚴，由蔣家到李登輝而陳水扁再到馬英九，但英年早逝的陳文成之死從未有正式的調查結果。陳水扁和馬英九上台伊始都說要再查，陳水扁二○○○年五月看了陳文成案宗卷後說要徹查，弄個水落石出，結果到他下台之時，不要說調查，連專責委員會也沒有。馬英九二○○九年也說過類似的說法，但失望透頂的陳文成家人早已失去信心，不相信馬英九會查出真相。 粗暴對待異見者 李旺陽案令我想起陳文成案的原因，不僅是不同政見者的離奇身死，而是從生而死過程中，國家機器的橫行粗暴和顢頇。台灣的警備總司令部和今天大陸的國安公安在兩案是二而一的都是大棒子，擁有無上權力，不受法律牽制，只要認為誰有嫌疑，各式暴力馬上到來。陳文成姐姐看到的是一具滿身傷痕的屍體，李旺陽家人看到的是什麼？韋契特雖不能驗屍，但總算可以「審視」，最後得出「給人丟到地面」的結論。於陳文成家人而言，韋契特的一番話猶如春雷乍響，官方沒有調查結果，但民間的調查已然把警備總司令部的謊言戳穿。李旺陽則是迅速火化，連質疑的機會都沒有，如果明年中國國務院反駁西方的人權報告，自詡中國人權大有改善，我相信，還記着「李旺陽」這三個字的都不會同意。 中共和國民黨在對待不同政見者是孿生式的同一手段，和這兩個政黨是列寧式政黨有直接關係。更進一步的是政治自卑感作祟，宋楚瑜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碩士、喬治城大學博士，論文師從政治學者Jeane Kirkpatrick研究中美關係。以一個接受如此深厚西方教育的學者型官員，理應充滿理性客觀，可是宋楚瑜掙脫不了軍機處行走的封建，無法擺脫中國政治裏的桎梏，所以才有「損害國家主權和法律尊嚴」之語。這些話，中共後來拾宋楚瑜牙慧，一談到人權，馬上祭出「不容侵犯」，新意一點都沒有，折射出是威權政治不因黨派之別而不同。 李旺陽之死比起陳文成不值，陳文成死後，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炮口朝着台北，蔣家政權被迫調整政策，其中縈縈大者有三，一、警備總司令部以後約談不同政見人士，不能隨意秘密約談；二、取消海外黑名單；三、國民出入境毋須警備總司令部同意。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正式成立，嗣後是開放黨禁；一九八七年，台灣宣布結束長達三十七年的戒嚴期；一九八八年，台灣開放報禁。今天台灣已是一個西方政治學裏的正常政權，陳文成案毋庸置疑是其中一個觸媒。 中共心狠手辣 李旺陽悲情身故，只留下一坯骨灰，無以控訴中共殘暴，在這一點，中共比一九八一年的國民黨來得心狠手辣，與一九四六年國民黨的無法無天不遑多讓。李旺陽懸着窗前的圖片帶來的震撼，令人從大國崛起的說詞中清醒過來，偏安一隅的港人無語問蒼天，彼蒼者天，曷其有極。我找到陳文成案主角之一、美聯社記者周清月的一篇文章〈寫給台灣的情書〉—— 「一九八一年，真是好久以前的事，當年政治的封閉、言論的壟斷、異己的肅殺，已成昨天的夢魘。台灣人誰也不想、也不會再過那種日子。年輕人也想像不出，他們的爸爸媽媽，曾經提心吊膽地過日子，怕說錯話，怕認識錯人，怕讀錯書，怕出現在錯的場合。陳文成若投胎，一定會覺得現在的日子，太好混了。他當年惹火當權者，只不過是因為在海外支持島內黨外的民主運動而已。他若還活着，一定會很羨慕現今海外異議人士的權利。」 一九八一年，陳文成被殺，屍棄台灣大學；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去世，台灣從此脫離獨裁的兩蔣年代。 前後七年。 一九四六年七月，李公樸、聞一多先後遇刺；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撤走大陸。 前後三年。

【 明報專訊 】乍聽到方勵之去世的消息，腦海裏翻起的是一九八七年春天的一些舊事。我那時在北加州，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大陸留學生走得很近，有一陣子天天聚頭吃飯，見面就講國是。二三月北加州春寒料峭，霧大，晚上開車外出，開到海邊地區，車頭燈照射下大團大團濃霧翻滾。因此，非不得已都不會夜裏出外，更多是窩在小小的房間讀報看書。 一天晚上，電話響起，說學校那邊有事，我馬上披衣開車經海灣大橋過去。那夜不知何故，霧特大，愈是心急愈出事，三次上高速公路都走錯入口，幾經九牛二虎之力才到柏克萊。到達時，一批大陸留學生說胡耀邦已經下台；七嘴八舌好一陣子之後，忽然之間，人都靜默了下來。 我記得人群裏有一個黃姓留學生，剪一頭冬菇髮型，二十一二歲左右，是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畢業生，即是當時內地所說的「神童」，那時正在加大讀博士，準備開始寫論文。他在中國科技大學的老師是方勵之，也就是這時開始，我對這個天體物理學教授留下印象。 八十年代沒有互聯網，AT&T長途電話打回大陸和香港，半夜最便宜時段都要兩美元一分鐘，書信固然是信息流通渠道，但大陸來客才是主要消息來源。因此，每有大陸學生到北加州，放下行李就互通聲氣。香港那時已是後《聯合聲明》時期，天天講的都是《基本法》起草，三藩巿有一家報刊代理公司，專門出版香港幾份報紙的美洲版。我因緣際會認識這家公司一些工作人員，間中到華埠的話，就去他們公司找些舊報紙來看，一讀就到日暮西沉。 一九八六年底安徽爆發學潮，方勵之成為目標人物，那時香港傳媒報道不多，消息量不夠，倒是親台灣的華埠報章《世界日報》天天是頭條。我總覺得《世界日報》是親國民黨報紙，國共對峙多年，可靠程度可能要打個折扣。到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下台，我瞥見《世界日報》頭版斗大的標題還是將信將疑。當然，過不了多久，中共總書記下台終於得到證實。 在海外看中國是霧裏看花，消息不確不實，當胡耀邦下台之後，情況完全不同。來美國的留學生似乎減少，不知何解，但方勵之的名字卻愈來愈響。方勵之的名字在學潮前於我而言聞所未聞，我讀《紐約時報》駐北京夫妻檔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 Dunn）的文章，屢屢提及一個物理學家Fang Lizhi，完全不知此乃何許人。胡耀邦下台，報道說這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文章提到Fang Lizhi，我費心機找這個人的漢名，才知他叫方勵之。 方勵之在歐美開始受到注意，應該是和紀思道夫婦的報道有關。不能否認的是，那時《紐約時報》的中國新聞做得極出色極仔細，而且不存在所謂門檻問題，即是說，沒有放下身段搞些簡單易明但不深入的新聞報道。《紐約時報》做的都是大事，看不明白搞不清楚，請去讀下三濫煽色腥的《紐約郵報》好了，那些小報完全沒有這種消息。六四事件之後二十多年，我常把當年的剪報找出來看，始終是《紐約時報》最全面，一開始它就不吝惜篇幅和人力，把中國民主運動的驚蟄如實報道出來。 很早提出民主化 有人說方勵之是中國民主之父，我很討厭這種加冠蓋冕式的稱呼，因為經這麼一說，中國民主走向的討論會馬上變成拉一派打一派的內戰，我是見過的。不過，事實是方勵之是八十年代中國高等院校很早提出民主化的一人，今天看來，方勵之的民主素養水平，在言必大國崛起和GDP治國的喧鬧聲音之中仍是走在最前沿，雖然間中會覺得他的理想主義多了些而硬抄別國的也不少，可是我每次讀到方勵之的背景就感動——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大百科物理部分負責人——用今天的話來說，前者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後者是中國物理第一人——只要循着這條教學之路走下去，不愁生活當然不在話下，一個轉身當了教委主任也說不定。 可是這個胖胖又和氣的教授沒這樣想，他說出了中國人民要民主這句話。只是一個讀書人、一個大學教授，這麼大的事哪用他來做？可是他就是頭也不回做了。二十幾年來，中共對方勵之是泛道德的攻擊，說他跑進美國大使館要求政治庇護，言下之意是沒有勇氣面對拘捕和死亡。這些批評之語要說出來很容易，沒有半點困難，嘴皮一動即可，然而在那兵荒馬亂滿街坦克幾十萬大軍包圍京城的日子，一個天體物理學教授可以做些什麼？ 中國的民主路由出身北京大學的中共黨員方勵之推動，本身已極具意義，說明中共內部不是鐵板一塊。對今天朝覑新特首上任的香港人來說，一九八九年或者已嫌太遠，一九八六年學潮是上古史了，然而那是現代中國民主啟蒙的驚蟄日子，在全國上下爭覑出國的年代，在外匯券盛行的改革開放初期，在因着價格改革屏息以待的時刻，社會對民主追求的聲音沒有稍減，方勵之功不可沒。 社會民主之聲未減方功不可沒 方勵之是一九四九年後入黨的中共黨員，是新中國紅太陽照耀下的紅彤彤一代，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對知識分子衝擊很大——沒有民主，中國永遠停留在軍閥割據的封建時代。以斷代史的角度觀之，姑勿論當年挺身而出的民主人士今天若何，但若然沒有一九七九年的北京之春民主牆，沒有一九八六年的中國科技大學和方勵之，今天的中國興許還是沉醉在「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兩個凡是」裏，難以自拔，不得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