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宪政与民国宪政改革之比较_雅歌_新浪博客
20世纪初晚清社会和4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都处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上,各种新的社会 利益集团 纷纷产生并向统治阶层提出挑战。这要求统治者必须适应形势发展进行 民主化 改革并对各种 利益集团 的要求进行容纳和整合,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转型 …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 aggregator | 2 月 3, 2011
20世纪初晚清社会和4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都处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上,各种新的社会 利益集团 纷纷产生并向统治阶层提出挑战。这要求统治者必须适应形势发展进行 民主化 改革并对各种 利益集团 的要求进行容纳和整合,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转型 …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 aggregator | 2 月 3, 2011
绅商对于 利益 的追逐使他们有可能同封建政权发生冲突。清末抵制外货运动、据债保路运动,基本上是由新式士绅所推动即为例证。至于地方自治的推行,地方新型士绅更是扮演了主角。随着地方自治的深入,绅商的社会影响力大大加强,掌握了一些地方权力,逐渐成为对 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制衡的强有力 …. 虽然整个清末并未颁布和实行一部宪法,但是《钦定宪法大纲》和《十九信条》这两部具有宪法效力的宪法性文件却对清末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发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其直接结果便是使中国政治体制的近代化和 分权 制度合法化。 …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 aggregator | 2 月 3, 2011
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②“推动变革的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由于传统政治体制本身的僵直和 专制 、文化的强大惰性,局部政策调整远不足以解决民族生存危机问题,推动更打规模 … 在戊戌维新中,维新派中的左翼人物以谭嗣同和梁启超为代表,主张激进的全面变革,要求”张民权“,“设议院”,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上嫁接一个现代资本 主义 政治制度。从主张上看,这可以算是宪政政治作为一种 政治改革 方案在中国第一次被提出并要求当局实行。 …
阅读更多发布者布鸣真象 | 1 月 30, 2011
因为层次越高的法越漂亮、越是良法,官员越不愿意执行;层次越低的法执行效率尤其高,尤其那些密不示人的红头文件,如授权强制征收、规定过低补偿的各种政策,这些规定实施起来效率是尤其的高。在我们国家,大家也都看到这些恶法是屡见不鲜的。城乡二元差别就是由中央政府规定的长期实行的制度,收容遣送就是为了实施城乡二元体制规定的一种强制措施,当然我们知道在03年被废除了。现在,土地征收、城市拆迁各地都有大量恶法。比如说城市拆迁,现在这个《城市拆迁条例》就应该属于恶法,因为它授权地方政府做了很多坏事。去年底唐福珍自焚后,国务院法制办很快出台了一部《征求意见稿》,但是各方争议比较大,现在则索性止步不前、杳无音信了,可见制定良法是很难的。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 aggregator | 1 月 26, 2011
我为什么要写老佛爷不高兴 《重读晚清六十年·后记》(毛版) 老佛爷专政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最鄙视女人的国度,居然被一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近半个世纪。武则天咱就不说了,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女人还没有开始裹脚,那时候的中国寡妇还能再嫁,那时候的中国阉儒还没有发明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的生化武器…… 老佛爷她老公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大清尚有人耶? 有,这个人就是他老婆懿贵妃! 但是这一切都构不成我写老佛爷的理由。从感情上讲,我不太喜欢她。从理智上讲,我从没想到要写她。作为执政者,她是一个封建帝王;作为女人,她是一个寡妇。封建帝王,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下来,那是一串长长的名单,但是,除了我们河南帅哥袁世凯有特别的研究价值外,其他帝王构不成文化基因上的突变与体制上的突破,因此都是不咸不淡的话题;寡妇,中国两千年的社会下来,可以组成一个又一个庞大的军团。这军团的背后,是中国文化的反人性与反社会,可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反动性,慈禧又远远不如祥林嫂那样的底层女人更具代表性。只不过,既是寡妇又是最高执政的,在中国历史上倒是不多。而且慈禧所面临的棋盘也与以往有所不同。作为封建帝王,她既面临了中国历史周期率中的末世,又摊上了世界格局下中国文明的衰世。作为寡妇,她既失去了唯一的儿子,还跟养子闹了别扭,自己也没敢明目张胆的母鸡司晨。在中国的宗法政治语境下,家事就是国事,国事就是家事。不论是家事还是国事,老佛爷都没有搞好。能搞好的,我们至今还没有见过。既然没有见过,我们就不能苛求老佛爷了。老佛爷有她昏庸的一面,那是权力使然。中国式的政治运作,只能使权力者的智商越来越下降,因为子民百姓干脆没有智商。这也叫互相成全。你愚民,民愚你,在自己的历史循环圈里,差不多能维持二三百年。维持不动后,崩盘。子民百姓再造一个大救星,然后下一轮转盘开始,跟蒙着黑布栽头拉磨的毛驴一个情境。老佛爷也有她开明的一面,搞洋务,搞维新,搞宪政。从器物改革到制度改革,百尺竿头,谨慎挪移。虽然是大势使然,但是她的改革,直到今天,后人也没人超越不是?邓公的改革开放,顶多能与老佛爷的洋务运动持平,却赶不上老佛爷的立宪。站在这个角度上,老佛爷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怎么说?说她改革不够彻底,宪政纯是骗局?这样说人家一个寡妇,后面的爷们脸往哪里放? 最终动笔,却是缘于网上的一次玩笑。其时中国大地上,刚刚横空出世一本民族主义的垃圾书:《中国不高兴》,也许大家更熟悉它胞哥:《中国可以说不》。 中国可以说不,乃是新时代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标签。近几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从一个高峰走向另一个高峰,但是每一个高峰,都没有超越当年义和团的高度。当然了,他们可能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借民族主义情绪炮制、炒作、贩卖他们的小书罢了,说穿了,它就是个“民生”问题,借民族主义情绪挣俩小钱,生存和生活。挣得多了,选择移民海外,既可以享受西方的政治民主与社会福利,还可以境外卧底,回过头来向国内兜售他的爱国情操,试图名利双收!如果说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那么在中国,它还是奸商的生意场! 如果说大清时代的民族主义情绪还都是真的,那么现在掺假的就多了。更诡异的是,假民族主义者反而是民族主义情绪泛滥的引领者,而真民族主义者则是被引领者,后者乃至成为前者的工具。我们能看到的现象是,前者与后者一齐在路上狂奔,造成了一种声势。前者感觉火候差不多了,要求停下来,后者无停的意识,依照惯性继续往前冲,结果不是自己跌个狗啃地,就是把前者踩上几脚。公民意识比较到位比较健全的社会,玩民族主义,也许还能玩好。因为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乃是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比如欧洲的民族主义是在推翻了神权与王权,民族利益取代王朝利益,民族国家取代王朝国家后才出现的。正如美国学者汉斯·库恩所言:“没有人民主权观念作为先导,民族主义是不可想像的。”一句话,我们这样的臣民社会,注定玩不好民族主义,不是玩出悲剧,就是玩出闹剧。老佛爷玩出个义和团,毛泽东玩出个红卫兵。更要命的是,这可能不是最后的剧目。 如今的中国社会,深切怀念毛泽东的人有之,认为社会修了叫唤继续革命的有之,民族主义情绪变态愤懑者有之,义和团与红卫兵的杂交后代有之。就是从手机短信日常伦理生活中,也能嗅到某种可怕的遗传信息。当年的义和团有揭帖云:“传一张能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或云:“传三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此方四邻之灾;如见不传,必受刀头之罪。”现在的国人给你发短信云:“妈妈,没有您就没有我,就没有我数十寒暑的悲伤,也没有我春夏秋冬的欢笑。谢谢您给了我生命中美好的一切与成长。母亲节快乐!转发给6个人以上,上天保佑母亲幸福安康一生一世,如不转发,就有不祥之气笼罩……发吧,反正发了没坏处……”或者:“风是雨的呼唤,雨是情的交融,最爱你的人,最牵挂你的人永远是你的母亲。将此条短信转发给六位好朋友,你的母亲06年就会很平安,别偷懒,为妈妈值得!” 接到这种短信,我第一反应就是:他娘的!哪个娘生了这么个弱智儿女?第二反应是,一个也不转发,一个朋友也不折腾。谣惑止于智者,我娘有我这样聪明厚道的女儿,就是她的幸福安康所在!那么发这种义和团短信有什么好处呢?第一,电信数钱数到手发酸。第二,传播弱智感染白痴! 中国的运动之所以容易发动,就是由于群众容易被运动。中国的群众运动,确切的叫法应该是运动群众!中国可以说不,何尝不是一种群众情绪的被运动呢? 总之,出于种种理由,“中国可以说不”早已成为我写作说话时的一个边角笑料。不过这种笑料并不是始自于我。王小波说他在外国时,经常有外国友人一脸笑意地问他: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在说不?小波讲这故事,就憋了一脸坏笑。没想到我的朋友王一名更坏,认为“中国可以说不”不够形象生动,应该改成“中国可以说呸”。在外面开会游玩,他动不动就来这么一句,笑死人不偿命。没想到,呸还不够,中国又不高兴了。有鉴于此,在凯迪的猫眼看人,我不无调侃地宣布说:“我下一个写作计划是《老佛爷不高兴》。你中国不高兴,我老佛还不高兴呢。”没想到话音刚落,网友即轰然叫好,更有编辑朋友撵着我要订出版合同。 一个玩笑,我就上架了。不写不行了。只好搁置原先的写作计划,打理起了老佛爷。老佛爷是个热门货,打老佛爷主意的人很多。但是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老佛爷固然有她的时代局陷和个人能力与品德方面的缺陷,但是扪心自问,邓公所谓的改革开放能超出老佛爷的洋务运动吗?邓公在1977年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邓公这话放到洋务运动时期,也就是曾李的“船坚炮利”而已。而且邓公所面临的环境,与慈禧太后并无二致。闭关锁国的前提是一样的,阻力是一样的。央视2009年播出一系列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录片。什么《坐标》、《破冰》、《伟大的历程》云云。看看这些名称就知道,邓公不容易。可是将心比心,当时的慈禧太后容易吗?大清要是犹在,那纪录片更有可拍的了:纪念洋务运动150周年、纪念戊戌变法110周年、纪念宪政改革100周年。除了《坐标》、《破冰》、《伟大的历程》,特别节目更有得搞了:《我们这百年》、《经典大清:百年辉煌》、《图说百年》、《我们的生活比蜜甜》、《芝麻开花节节高,太后的恩情比海深》等等。 如果把文化分作三层,外层物质技术、二层制度组织、内层价值灵魂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进行到二层的表面了:先是引进外国的技术与设备,继而是由农村而城市、由经济而政治的体制改革,但改来改去,就是个半吊子,关键方面没有触及——市场没有完全化,政治没有民主化。接下来,最核心的层面,我们的主旋律阵地正在坚决抵抗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西方的核心理念,也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在我们这里都成了敌人,可想我们现在是多么的不普世,多么的一枝独莠,独领骚臭! 历史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历史很严肃地告诉我们,邓公的改革开放,就是中国的第二次洋务运动。中国的第二次公车上书,就是那一年那场风波。风波结束,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戊戌变法失败。好多人像当年的康梁那样,海外流窜着呢。那么,中国的第二次宪政改革何时开启,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中国现在没有革命党。如此看来,中国历史上的每次进步,都是被逼的。所以不管什么纪录片,主题曲都可以是同一首歌:俺们都是被逼的,被逼的;或者:我家国门被打开,开放怀抱等你……可由慈禧太后与邓公领唱,同治,光绪,奕訢、国藩、鸿章、宗棠、耀邦、紫阳、万里等同志串唱。 说穿了,大家同是器物改革,制度都想一百年不动摇的。老佛爷后来被逼无奈,不但搞了维新,还搞了宪政,虽然不是由于流产,就是由于诚意不够被革命踢爆,但是扪心自问,谁敢说老佛爷的后任们诚意就够,谁敢说现在中国的宪政改革能达到老佛爷的高度? 站在历史的全方位角度,我们固然要谴责老佛爷;可是站在现实的逼窄角度,我们又会觉得老佛爷独迈千古。那么这个书的基调如何把握?还有,我写作的动机本是出于对《中国不高兴》一书的调侃,那么具体写作时如何划调侃为讽喻,鉴往以知今? 本书的章节目录不无恶作剧地模仿了《中国不高兴》。《中国不高兴》分三个部分,本书分上中下三篇;《中国不高兴》的第一部分是“中国为什么不高兴”,本书的上篇是“老佛爷为什么不高兴”;《中国不高兴》的第二部分是“中国的主张”,本书的中篇是“老佛爷的主张”;《中国不高兴》的第三部分是“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本书的下篇是“放下大菩萨塑渺小之目标”。 总之,模仿别人的小样,至少样子上要做到活灵活现。至于内容,还是我一惯的风格与主张。历史在哪里扭曲,我们就在哪里突破,说真话,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说自己想说的话。 章立凡先生戏称我为“历史顽主”。这本书,应该更多地体现了我的“顽”意。拿历史玩现实,拿现实玩历史,直到玩得你分不出历史与现实,梦回了大清王朝,我就算达到了目的,一旁憋不住的坏笑。所以,没有玩心者,不具备起码的幽默感者,就不要看了,免得不高兴,找我算帐,我可赔不起,我啥都不差,就差钱! 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中国不高兴,后果很严重。而且这后果更多地体现在内伤方面,也就是自残。历史不息,自残不已。 长吁以掩涕兮,哀中国之自残! 短叹以明志兮,哀历史之循环! 别拦我,我不会跳楼的。我瞪眼看中国历史跳楼! 海涅有首著名的爱国诗歌,名叫《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 忧郁的眼里没有眼泪, 他们坐在织机旁,咬牙切齿: “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诅咒给那个上帝, 饥寒交迫时我们向他求祈; 我们希望和期待都是徒然, 他对我们只是愚弄和欺骗——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诅咒给阔人们的国王, 我们的苦难不能感动他的心肠, 他榨取我们最后的一个钱币, 还把我们像狗一样枪毙—— 我们织,我们织! “一重诅咒给虚假的祖国, 这里只繁荣着耻辱和罪恶, 这里花朵未开就遭到摧折, 腐尸和粪土养着蛆虫生活—— 我们织,我们织! “梭子在飞,织机在响, 我们织布,日夜匆忙—— 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这诗很能引起我的通感。我在写老中国的尸布,我要写进去三重诅咒,我写,我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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